解釋風格、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與憂鬱及生活滿意度典型相關探

一、 解釋風格與憂鬱及生活滿意度的相關研究

解釋風格在許多實證研究中，均顯示與憂鬱具有高度關聯性，尤其從早期習得無助 感理論到修正的習得無助感模式，甚至是憂鬱的無望感理論，都以憂鬱來作關聯性的探 討。

許多研究都一致指出，對負向事件若傾向以個人性、穩定性與普遍性來歸因者，其 罹患憂鬱的風險將會將會提升（楊晴如，2009；Joiner, 2001；Spence, Sheffield & Donovan, 2002；Beck, 1987）。Pilar 和 Alejandro（2009）曾以大學生為對象進行為期七周的追蹤研 究發現，當面臨不可預期或不可控制的事件時，悲觀解釋風格者其罹患憂鬱症狀的風險 會較高。許多實徵研究也證實，悲觀解釋風格和憂鬱傾向之間確實存有高度相關，尤其 個體若習慣性地對負向事件做個人性、穩定性與普遍性的歸因方式，將容易產生沮喪無 助與憂鬱的情緒。而這樣的研究結果也呼應高民凱（2008）提出的負向解釋風格是讓個 體處在憂鬱情緒中的一個危險因子。其針對國一到高一學生共1064 份有效樣本探討解釋 風格、生活壓力與憂鬱之間的關聯。結果發現，當個體對負向事件愈習慣以穩定性及普 遍性的方式來歸因者，其憂鬱程度會愈高，且這種負向的解釋風格將能預測中學生現階 段與未來的憂鬱症狀。

Cole 和 Ciesla 等人（2008）在針對中學生與國小學童進行的縱貫性研究也發現，解 釋風格在負向生活事件與憂鬱症狀中具有顯著影響力，且若負向的解釋風格與負向的生 活事件同時存在，將能預測青少年中期以後的憂鬱症狀，且負向解釋風格所造成的習得 無助感是促成憂鬱的重要原因之一（Beck, Brown, Berchick, Stewart & Steer, 2006）。此 外，Cole 也提到隨著孩童年齡的增長以及認知能力的發展，對事件的解釋風格在穩定性 向度上將會比個人性與普遍性這兩個向度的解釋傾向更為持久且一致，顯示在青少年在 中期以後，對事件在穩定性向度的看法較不容易被改變。

在解釋風格與生活滿意度方面，多數研究結果都顯示樂觀的解釋風格，即對正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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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解釋傾向於個人性、穩定性與普遍性者，有助於個體降低負面的情緒感受，並提升 生活滿意度與幸福感；而抱持悲觀的解釋風格者，則會產生較多的心理症狀且較少的生 活滿意度（Cantor＆Norem ,1989；Chang, 2002）。溫娟娟（2007）以 300 位中國大學生為 對象的研究顯示，對正向事件傾向用較多個人性與穩定性的解釋型態者，能正向預測其 生活滿意度，且樂觀的解釋風格者會比悲觀的解釋風格者有較高的生活滿意度、較少的 憂鬱症狀。

Cross 和 John（2003）曾提到在面對壓力情境時，樂觀的解釋形態在個體心理層面 的適應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抱持樂觀信念或對未來有正向的預期將能協助個體重新詮 釋其面臨的壓力情境，進而調節負向的或低落的情緒感受，產生較好的生活滿意度。

整體而言，國內外針對解釋風格的相關研究，已多能建立悲觀解釋風格和憂鬱有相 當程度的關聯，且悲觀的解釋風格者容易比對正向事件抱持穩定性歸因者，有較低的生 活滿意度。然而，不同傾向解釋風格的青少年，在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上是否存有差異，

以及透過不同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其在解釋風格、憂鬱症狀與生活滿意度上扮演的角 色，而這也是目前相關研究中較缺乏的部分，值得深入的探討與瞭解。

二、解釋風格、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與憂鬱及生活滿意度的關係

從前述解釋風格的文獻探討中，可以瞭解解釋風格的形成與習得無助感之間有很 大的關聯，也是習得無助感在許多面向上的延伸，尤其當個體遭逢不可預期的事件時，

若經常處於無法改變現狀的心理狀態將導致個人喪失行動的動機與能力。Peterson 與 Park（2009）曾提到習得無助感會干擾個體正常的情緒調節機制，且情緒困擾的產生 並非源自於習得無助感中的情緒反應，而是長期處於此種狀態下，所形成的不適應性 解釋風格影響了情緒調節的發展，並在調節過程中產生障礙，以至於無法順利處理負 向的情緒感受。此外，個體也因長期處於失望與煩惱的情緒中，導致產生更嚴重的情 緒困擾與問題。因此，悲觀的解釋風格相當於讓個體處在一個具高風險的心理狀態中，

不僅影響個體在各方面的認知、動機與行為表現，也影響其控制與調節自我情緒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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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ver 和 Scheier（1989）認為在面對壓力時，個體對於因應策略的選擇常會受到 其對因應結果的預期所牽動，因此，樂觀與悲觀的解釋風格對於個體在情緒調節策略 的使用上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因其對事件的歸因、甚至自我的歸因，都會影響到之後 情緒調節策略上的選擇。相關研究顯示，解釋傾向對個體的因應與調節策略有顯著的 解釋力，尤其是樂觀的解釋傾向對個人的生活與社會適應有直接的影響，不過，在大 多數的情況下，解釋風格仍會透過因應策略的中介而影響個體的生活適應（Chang, 1988;

Aspinwall & Taylor, 1992)。

許多研究指出，悲觀解釋風格者，會習慣用較負向的角度，以及較廣泛的層面去 推論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事物，認為不論自己如何努力，都將無法改變事情的結果，因 此，只願付出較少的努力，或甚至不願做任何付出，導致不理想或較壞的結果重複發 生，也驗證了個體原本對事情的悲觀假設，久而久之，這種一再被強化的認知信念，

也漸漸形塑成悲觀的解釋風格，不僅容易產生災難化的認知模式，也影響個體的對自 我的整體概念與自尊。由此可知，當我們瞭解個體是處於一種較悲觀的解釋風格時，

其願意採取積極行動以及主動因應策略的意願就會降低，而這也預測了個體在後端的 情緒調節上可能採取的行動。Wise 和 Rosqvist（2006） 提到悲觀解釋風格者比樂觀解 釋風格者對生活中的壓力與威脅感更容易產生憂傷與苦惱的情緒，而此種壓力-素質模 式將阻礙個體適應性功能的發展、並影響身心健康及主觀的生活滿意度，而形成有害 的循環模式。

另一方面，臨床工作者也一致認為樂觀的解釋風格是一種保護因子，它能增加個 體的挫折容忍力，協助個體在面對壓力與挑戰時，能有更多處理與因應的能力，且挫 折容忍力也影響了個體對生活品質的滿意程度，因為其能增進個體對生活感受與行為 表現的覺察力，讓個體尋求更多成長。此外，相關研究也發現，樂觀解釋傾向者即使 遇到困難，也相信努力的過程與付出最終都會有好的結果，因而較常使用「重新正向 評估」的認知策略來調節情緒感受，認為一時的不如意，是為了爾後的成就奠定基礎，

也比悲觀解釋風格者，更能以學習的角度看待逆境，較不會過度關注自己的缺失，進 而能思考接下來可以進行的步驟，以「重新計劃」的策略來因應未來的挑戰（Pet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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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nkard, 1992; Sweetman, Munz, & Wheeler, 1993; Spence, 2002）。

綜觀學者們的觀點，可以知道解釋風格對個體在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上有相當的 關聯，個人解釋風格的傾向會影響其後續情緒調節策略上的選擇與使用，而且，容易 對負向事件抱持悲觀的解釋風格者，尤其是對負向事件的解釋較常採用穩定性與普遍 性向度者，也比一般比人或具樂觀解釋風格者更常使用負向且不具適應性的情緒調節 策略，如負向意念的反芻、災難化與自我責備等，也因而有較高的情緒困擾與憂鬱症 狀。反之，具樂觀解釋風格者，尤其是對正向事件的歸因抱持穩定性向度者，其在認 知策略上會較常使用重新評估、重新計劃的策略來因應，也因此較不會關注在自己的 缺失，且有能力採取不同的因應方式或表現出較具有適應性的行為，進而對自我與生 活有較高的滿意度。

整體而言，個人對事件的解釋風格傾向，會影響其在調節策略上的選擇與使用，

且不同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也影響了個體的身心發展及其在各方面的適應行為與表 現。

三、解釋風格、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自我監控覺察與憂鬱及生活滿意度的關連 從前述的文獻探討可以了解，個人對事件的解釋傾向會如何一系列的影響到個人 的心理健康狀態與對自我和生活的正向感受。根據學者對自我監控覺察的定義，可以 發現其強調透過「覺察」當下的狀態，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協助個人將真實與心理事 件區分開來，控制反覆的負向想法，回歸現實情境中調整行為，以降低負向情緒，增 加正向感受（Teasdale, 1999；Segal, Williams & Teasdale, 2002）。因此，當個體在調節 情緒的認知過程中，若能即時以自我監控的方式來覺察自己的情緒狀態，是否有助於 個體降低負向感受或憂鬱情緒，且帶來較多正向的情緒與生活滿度。

相關研究指出在負向的認知思考中，個體的注意力容易被負向的自動化基模所引 導，對於中性事件的回憶常出現偏誤，也容易有過度類化的情緒提取。因此，Teasdale

（1999）主張透過監控覺察的能力，將自我聚焦於此時此刻的狀態，並透過覺察以帶 有距離的方式看待自我的負向認知模式是如何運作，將有助於將有助於個體紓解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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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採取不同的行為因應。Sharoff（2002）曾指出，當個體能透過轉移思考或從當下的

或採取不同的行為因應。Sharoff（2002）曾指出，當個體能透過轉移思考或從當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