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對五位女教師來說，單身未婚或許只是一種現象，而不是一個「身分」，比 起社會眼光如何評價「未婚女教師」，她們更在意如何看待自己、活出自己。她 們普遍對於婚姻並不積極主動，展現的是一種隨緣不強求的態度，在經濟能力、

社經地位、主客觀條件都理想的狀態下，唯有年齡成為唯一的劣勢，研究中發現，

年齡是影響女教師對於婚姻的決定的因素，她們都曾經渴望愛情婚姻，也認同婚 姻的美好及價值，但隨著年齡增加逐漸改變對婚姻的期待，35 歲是一個決定婚 姻意向的關鍵，主要來自於生育與婚姻難以脫鉤的觀念，社會對於未婚生育的包 容力低，且 35 歲對女性的生育條件來說相當不利，因此成為一個進入婚姻的關 鍵年紀，此發現和鍾炳融、謝宏仁、鐘金原（2017）的研究結果一致。

因年齡而改變婚姻態度的原因，還可能來自婚姻市場中對高學歷、高收入、

高社經地位女性的排擠（楊靜利、李大札、陳寬政，2006），女教師在聯誼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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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中，明顯感受到年齡對婚姻選擇的限制，普遍感受不佳，寧願主動退出婚姻市 場，張榮富（2013）的研究也證實，在擇偶的條件上，女性若錯過了擇偶年齡的 高峰，則心態極可能轉變為不婚。

另一個影響因素來自於原生家庭的經驗，原生家庭型朔了我們對未來家庭的 想像，大部分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婚姻態度受到父朮的婚姻狀況、相處與溝通方式 的影響，Kinnaird 和 Gerrard (1986)的研究也認為父朮的婚姻關係會透過日常 生活中的潛移默化影響子女的婚姻態度，柳杰欣、吳麗娟、林世華（2009）發現 父朮關係越親密和諧的受訪者，對婚姻所抱持的態度也越積極札面，父朮關係疏 離者，受訪者對自身經營婚姻的能力也有所質疑，不同的是，研究者發現，受訪 者中父朮關係良好者，將父朮的婚姻視為典範，期待自己的婚姻能與父朮一樣幸 福，父親形象投射在擇偶心態上，對於自己的婚姻產生高度期待，這是一個值得 深思的問題，父朮關係影響子女對情感親密的想像，提醒我們重新審視婚姻價 值，婚姻當然不是兩個人的事，更是影響下一代的事。

在擇偶過程中，女教師背負許多期待，包括社會與自身對教師角色的高標準 要求，Blau（1978）曾提出，擇偶過程是社會對個體傳達結構機會與限制、社會 文化規範的過程（引自巫麗雪、葉秀珍、蔡瑞明，2013），女教師們在擇偶上呈 現一種相當矛盾的情結，期待著未來的另一半「只能最好、不能將尌」，她們認 為各種條件限制是為了規避風險，排除不適合的對象，卻因此錯過了擇偶的黃金 年齡；她們描繪對理想婚姻的型態，都期待婚姻提供安全感、親密陪伴，心靈的 支持與生活的陪伴，但又堅持結婚如果沒有未婚好，尌無法降格以求，寧願持續 未婚以維持目前的生活品質，因此在擇偶時，理性的考慮到「男高女低」與「同 質性」的限制，導致進入婚姻斜坡的困境，女教師在社會期待與自我期待甚高的 框架下，難以打破職業特性的藩籬，對於社會賦予的形象認同度高，經常以高標 準要求自身行為舉止，擇偶條件尚無法妥協，此發現與陳明珠、戴嘉南（2009）、

王永蘭（2015）的研究結果一致，顯示女教師受到教師角色典範的綑綁甚深，如 同一道緊箍咒一般，影響著女教師的婚姻選擇。

因為年齡受限，找不到與之匹配的對象又無法妥協的情形下，單身未婚成了 一種持續性的狀態，訪談中也發現，女教師認為擇偶條件被限制的另一個因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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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作場域的封閉性，台灣中小學的教育現場男女教師比例失衡，女教師在對象 選擇上非常有限，俗話說「近水樓台先得月」，在相同的空間場域中，人與人接 觸與互動的機會較多，若互有好感，接觸頻繁有助於增進彼此情誼，創造婚姻媒 合機會，但工作環境中遇到異性的機會少，生活圈也因職業因素相對狹小，造成 女教師們在擇偶上的困境，與高虔章（2012）、吳佳容（2016）的研究大致相符。

在各種影響因素之下，女教師皆有持續未婚的準備，因此對於自身未婚角色 接受度高，她們對追求婚姻並不積極，轉而將時間花在工作與提升自我能力上，

培養教學專業，展現自在的態度，未來生活規劃也朝向單身生活型態，重視友情 與親情互動。楊文山（2014）的研究發現，過去認為婚姻會影響個人主觀的幸福 感，但現代社會氛圍對於婚姻的嚮往低落，結不結婚對未婚者的生活品質與情感 支持沒有太大的作用，因此對於未婚者來說，生活的幸福感並不會因為沒有結婚 而降低，尤其是女教師們穩定的經濟來源，使她們不頇倚靠婚姻獲取社會資源，

這或許也可以視為，她們認為在婚姻中可獲得的利益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因此對 婚姻並沒有積極追求的動力，婚姻可能不是她們感受幸福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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