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四節 再評估策略能力的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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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經驗情緒卻可使其負向情緒受到處理，雖會因處理過程增加入睡耗時，卻能 使後續睡眠品質較佳。因此，在探討情緒調節策略使用於睡前的適當性時，應 同時考慮其於情緒、認知與行為活動上的影響，以及策略使用上之個別差異。
以再評估策略之特性來看，其調節方式因涉及到認知運作，而可能因持續思考 活動造成的認知激發狀態而有不佳的入睡表現，然而另一種可能是當個體成功 調節情緒後，便可停止對刺激詮釋方式的改變，此時再評估策略即可能為適應 性之睡前調節策略，而再評估策略使用之個別差異可能為影響再評估策略效果 的因素之一。
第四節、再評估策略能力的個別差異 一、 再評估策略使用之個別差異性
再評估為有效、具適應性的情緒調節策略，然而在使用再評估策略時，
可能存在著不同面向的個別差異，如性別（McRae, Ochsner, Mauss, Gabrieli, &
Gross, 2008）、使用傾向（Gross & John, 2003; Lam, Dickerson, Zoccola, &
Zaldivar, 2009）、方法（McRae, Ciesielski, et al., 2012），以及使用再評估的能 力本身（McRae, Jacobs, et al., 2012; Troy et al., 2010）都會影響個體在實際執行 再評估策略時的效果。
McRae 等人（2008）以 18 至 22 歲的受試者為樣本（包括 13 名女性與 12 名男性），請受試者對情緒圖片進行再評估或單純觀看，期間透過功能性核 磁共振造影測量使用再評估策略時的腦部活動區位，來比較性別差異。結果顯 示，與女性受試者相比，男性受試者在與再評估相關的前額葉區域有較少的反 應增加量、在與情緒反應有關的杏仁核區域有較多的反應減低量，以及在與獎 賞歷程相關的腹紋狀體有較少的反應量。該研究對此提出兩種可能解釋，一為 男性在使用再評估時可能有較少的努力程度，二為女性可能在調節情緒同時，
更常會使用正向情緒進行調節，如想像一些美好的事情或過去的美好經驗，因 而有較高的杏仁核反應量。
過去研究常使用 Gross 與 John（2003）所編制情緒調節問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中的再評估策略使用傾向來探討個體在因應外 在情緒刺激的可能效果，且研究發現較常在生活中使用再評估策略的個體在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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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會有較少的憂鬱症狀；此外，Mauss、Cook、Cheng 以及 Gross（2007）以 111 女大學生為樣本，評估其再評估策略使用傾向並篩選出傾向高傾向低者
（分數落於最高或最低於三分位數者），並以實驗情境引發生氣情緒來評估情 緒經驗與生理指標，結果發現高再評估傾向者相較於低傾向者會有較適應的情 緒經驗與心血管反應，包括會報告較少的生氣與負向情緒，較多的正向情緒，
以及較多的心臟輸出血量（cardiac output, CO）、心臟收縮（ventricular
contractility, VC）以及較少的周邊總阻力（total peripheral resistance, TPR）。然 而，有研究發現個體的再評估使用傾向並不代表實際執行時必能有效的因應壓 力情境（Lam et al., 2009）。Lam 等人（2009）的研究以 128 名大學生為樣本，
以多層次模式（multilevel modeling）分析受試者的情緒調節策略使用傾向與演 講壓力下的情緒調節生理反應，結果發現具有高再評估傾向的受試者可預測調 節時較高的可體松反應，顯示受試者調節後仍感到較高的壓力狀態。
後續研究上發現，個體在使用再評估策略時，可能會受到特定再評估方 法（McRae, Ciesielski, et al., 2012）、或個體本身使用再評估能力（McRae, Jacobs, et al., 2012）的影響。McRae、Ciesielski 與 Gross（2012）以 58 名大學 生為樣本，隨機分派到不同指導語的兩組：增加正向情緒組或降低負向情緒 組，要求受試者在看到負向圖片後進行情緒調節，作業完成後詢問受試者在接 受同樣指導語下所實際運用的方法。結果發現，降低負向情緒組確實能夠有效 降低負向情緒、生理激發程度（如膚電水平），且有八種不同的再評估方法，
包含：改變對當下情境的詮釋（change current circumstances）、改變對未來情 境的詮釋（change future consequences）、明顯正向態度（explicitly positive）、
挑戰其真實性（reality challenge）、區隔（distancing）、相信會有他人能處理
（agency）、問題解決（technical–analytic–problem solving）、接受
（acceptance），其中以改變對當下情境的詮釋為常被使用的方法。
在使用策略能力的相關研究上，McRae、Jacobs、Ray、John、與 Gross
（2012）以 18 至 36 歲的 89 位具高中以上程度的受試者為樣本，以實驗方法測 量再評估能力，以皮爾森相關（Pearson's correlation）分析結果後發現，再評估 能力與過去研究常用的再評估使用傾向為低度相關，顯示了再評估的客觀能力 與主觀使用偏好間非全然重疊的概念。其於同年（2012）研究上亦發現此能力 會可能隨著個體成熟而逐漸增加，其測量不同年齡組（10~13 歲兒童、14~1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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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以及 18~22 歲成人）的再評估能力，透過兩種指導語（再評估、觀 看）來處理所見的負向情緒圖片，計算不同指導語下的自陳情緒經驗差異來測 得受試者的再評估能力，結果顯示再評估能力與年齡呈線性與二元關係
（McRae, Gross, Weber, Robertson, Sokol-Hessner, Ray, Gabrieli, Ochsner, 2012）；此外，Troy 等人（2013）的相關性研究中也發現上過正念認知療法
（Mindfulness Based Cognitive Therapy）者較上過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以及未上過任何課程者有較高的能力，研究對此解釋為有 上過認知行為療法者可能因原先能力不佳才會去上課，透過課程已將能力其提 升至平均水準，因而可顯示與常人相當的再評估能力，故整體而言，可推論透 過一些認知相關訓練課程，可增加個體的再評估能力（Troy, Shallcross, Davis,&
Mauss, 2013）。
這些研究顯示了在探討再評估效果上，應重視能力上個別差異性的影 響，單以過去研究常使用的再評估使用傾向來探討，可能只能反應出個體會傾 向去對情緒進行調節，如 Lam 等人（2009）的研究發現再評估與壓抑使用傾向 間有高相關，會使用再評估策略的個體亦可能傾向使用壓抑策略來進行調節，
但無法看出個體本身在使用調節策略上是否有好的效果。因而，本研究認為以 再評估能力去進行探討，可以幫助釐清再評估於睡前情緒調節使用之表現。
二、 再評估能力之情緒調節表現
再評估能力（reappraisal ability）的概念與測量是由 Troy、Wilhelm、
Shallcross、以及 Mauss（2010）所提出，藉由實驗方法測量而得，為個體能夠 確實成功執行再評估策略的能力。當個體在使用再評估能力時有較佳表現者，
其能在情緒引發後透過使用再評估來減少較多負向情緒（Troy et al., 2010）、
感受到較多的幸福感（McRae, Jacobs, et al., 2012）、以及在高壓環境下可幫助 抵抗憂鬱症狀（Troy et al, 2010; Troy & Mauss, 2012）。
Troy 等人（2010）指出過去研究幾乎以自陳問卷來測量再評估特質，亦 即個體使用再評估策略的傾向，但因自陳問卷可能存在主觀偏誤，與有效使用 再評估的能力亦有所差異（e.g., Lam et al., 2009），故研究應透過對認知再評估 能力的測量與分析來了解再評估是否能預測壓力脈絡下的憂鬱症狀（Troy et al, 2010）。其研究樣本為 65 位年齡介於 20 至 60 歲的女性，以實驗方法進行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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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評估能力作業，並以自陳悲傷與膚電水平來測量受試者的認知再評估能力。
透過影片引發受試者中等程度的悲傷情緒，並在各影片前給予一種指導語（單 純觀看與再評估），將個體觀看後的自陳悲傷評估分數減去再評估後的自陳悲 傷評估分數，與個體再評估後的膚電水平減去觀看後的膚電水平，即為個體的 認知再評估能力分數。結果顯示兩項估能力分數成低度相關（r = .24），故建 議將主觀經驗與客觀生理反應分開討論，然而在報告生活壓力較高的受試者 中，兩項能力分數皆顯示，高認知再評估能力者較低能力者有較低程度的憂鬱 症狀。Troy（2012）在其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認知再評估能力是否可預測長期 壓力調適，以及在不同形式壓力下的效果，其研究為透過收集 173 最近有經驗 壓力生活事件的社區受試為樣本來進行前瞻性研究，評估受試者的生活壓力嚴 重度、壓力控制性、與憂鬱症狀，以及受試者六個月後進行相同測量上的表 現。結果發現，當感受到的生活壓力大量增加時，有較高認知再評估能力者會 較能力較低者報告較少的憂鬱症狀。此外，研究發現認知再評估能力對憂鬱的 保護效果取決於受試者的壓力控制性，亦即個體是否能控制此壓力，當個體處 於無法控制的高壓下，高認知再評估能力與較低的憂鬱症狀相關，反之，當個 體處於可控制的高壓下時，高認知再評估能力則與較高的憂鬱症狀相關。此兩 篇研究的結果顯示了當個體無法避開或逃離生活中的壓力事件時，再評估能力 可能成為預防個體發展出長期憂鬱的保護因子。
此外，在探討再評估所涉及的認知表現上，已有研究發現再評估能力與 部分認知控制作業表現（如：工作記憶量、心象轉移時間成本）相關（McRae, Jacobs, et al., 2012），McRae 等人（2012）的研究探討再評估能力中的個別差 異與再評估使用傾向、幸福感以及認知控制作業間的關聯性。研究以 89 位年齡 介於 18 至 36 歲、具高中以上程度的受試者為樣本，計算引發再評估後，相較 於引發自然反應，受試者平均對負向影像所減少的負向情緒量，即為個體的再 評估能力分數。結果指出，在排除社會期許的影響後，再評估能力與再評估使 用傾向、幸福感、工作記憶量、以及心向轉移時間成本間為正相關。
近來腦照影技術的發展，使研究者有機會以生理層面探討策略使用時的 認知資源成粉，如 McRae 等人（2012）的對不同年齡受試者的研究即發現，再 評估策略使用能力與年齡成相關，且左腹側額葉（left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近來腦照影技術的發展，使研究者有機會以生理層面探討策略使用時的 認知資源成粉，如 McRae 等人（2012）的對不同年齡受試者的研究即發現，再 評估策略使用能力與年齡成相關，且左腹側額葉（left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