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陸深之齊家術
二、 家族倫理
可知內閣有建議要築城者，並且鼓動陸深提議，但陸深均以將移入松 江府城或遷入北京城為由推阻。最終上海縣城未築，而三十二年「嘉 靖大倭寇」擾亂江南時，上海也因為無城可禦，而遭到「倭寇」的劫 掠。亂後方才議定築城，當時陸深、陸楫均已不在人世，所以由梅氏 出面捐田五百畝，出金二千兩，拆房數千楹，助築「小東門」。108
二二
二二、、、、 家族倫理家族倫理家族倫理家族倫理
陸深所看重的家族倫理觀念整理分析如下：
（一）重孝悌
正如《論語‧學而》所載：「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
108 〈松江府〉《江南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卷 195，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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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於家族倫理之中首要 看重的正是「孝悌」，如他寫道：「最要孝弟，和敬處宗族，早晩奉事 母親，如今不小矣。只此，至囑。」（卷 96：山 1）自己在外為官，
便要求其子「目今可一意奉汝母親，以安我南顧之心。」（卷 97：1）
除了照顧衣食之外，更要求「可向母親前，委曲開慰，令其歡樂也。」
（卷 98：22）要令其母親心情愉悅。
對於族中親友也是如此，如陸深言道：「處族之道，當以孝弟為 本，而其尊敬，當施之賢者。至於任用，必量其才力，過則有悔，而 恩義於是不終矣。」（卷 98：9）更具體的說明，要尊敬那些有賢德之 人，任用他人之時也要衡量其才幹能力，如果事情超過他人所能擔負 的，這樣就不能確保完全地施恩義於人了。
當陸深提供對於家中之事的處理意見時，其實更能表現其言教身 教，如為了恩典（後文有詳敘）一事有修祖墳的需要，這正是陸深顯 露其孝行的大好機會，但修墳所費不貲，如何兼顧族中他人的看法利 益呢？信中所載：「墳山上修理事，不知兩弟如何？吾兒可不惜財力，
以為光顯祖宗之報，亦不必區區計較也。」（卷 99：10）正是陸深自 己展現「孝悌」的最佳例證。「光顯祖宗」此是大孝，而不為了修墳 之事而去與族弟們計較，也是「終恩義」的作為。
（二）重禮義
首要講求的是「孝悌」，次則是「禮義」，信中寫道：「吾兒當致 恭禮義，以修子弟之職，自餘細故小事，皆不足較也。」（卷 99：24）
這樣的提醒指點在家書中處處可見，如嘉靖十七年（1538）十二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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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信所載：
春帖正門，我欲題「一方風教仁人里，三世冰銜學士家。」於 汝意如何？如何？吾每懼海濱土薄，不勝重大，只如此，亦已 為一時冠，汝宜知此，知此。（卷 98：12）
這段內容可以看出陸深對於上海浦東陸氏在當地的地位十分認同，雖 然不比文風較盛的他地如蘇州，但也是「一時冠」，這樣的家族地位 有其權利亦有其義務，既然是「名望家」就必須要言行相符。同樣地，
他也透過具體事件的提醒，令陸楫能有所依循。如為了「恩典」（詳 第四節）一事，有修牌樓題匾，信中提到：「書字懸掛，須擇名筆，
楊文貞公109新居，須請楊仲舉110先生先行過，以仲舉長者也，汝輩宜 體先賢此等意思。」（卷 98：16）所引的典故為楊士奇（1365~1444）
尚未顯達時，楊翥（1369~1453）曾將自己的館舍讓給士奇教授，而 自己另覓他處，等到士奇顯貴之後，便舉薦他。兩人相知相惜之事，
應為明代官場的美談。楊士奇新居落成之後，會請楊翥先行，以示尊 敬長者。陸深以之為例，提醒陸楫要重視禮節。
至於「義」的意義與實踐又是如何呢？詹姆斯‧C‧史考特根據 緬甸南部和越南農業社會的歷史發展檢驗所謂的「道義經濟學」，在 有關「社會分層、義務和權利」一段，有極為生動的描寫。
我們也可以用關於社會權威的一般特性的觀點來觀察互惠和生
109 楊文貞即楊士奇，事蹟詳見《明史》卷一百四十八，〈列傳第三十六〉，〈楊士奇〉， 頁 4131-4138。
110 楊仲舉即楊翥，事蹟詳見《明史》卷一百五十二，〈列傳第四十〉，〈楊翥〉，頁 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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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原則。每一個社會分層制度總要編造出自己的神話或理論根據，來 說明為什麼一些人的地位應該高於另一些人。此類神話大概主要是規 定性的指示：他是國王，因為他出生神聖，因為他是前國王的長子，
如此等等。然而，毫無例外，所有這些證明也有關於行為和服務方面 的規定。於是，國王必須負責讓老天下雨，負責確保豐收的首次犁耕 典儀（如中國的藉田禮），或者負責領導臣民打勝仗。權力要想成為 權威─要使自己合法化、合理化，主要看它對所轄集團的福利所作出 的貢獻。111
若將上述的理論放在明代中期江南這一場域，來思考士大夫的 角色，則濱島敦俊在〈明代中後期江南士大夫的鄉居與城居─從「民 望」到「鄉紳」〉一文中對於明初「民望家族」的權利與義務的考察，
可以相互印證。
明初，幾乎所有的徭役官戶與其他人都要一起負擔，朝廷優免是 有限制範圍的，當時士、士大夫與農民是共同居住在農村。而政府對 於徭役的課徵，實際上的情況，應該是此一個村落為單位來進行。王 朝草創期就立刻建立推行整齊化的稅制，是不可能的。如此接受被徵 收的村落，它們的主要領導、支配階層（名望家族）也一定會接受到 相當程度的負擔。112
到了明中葉嘉靖時，上海浦東陸氏仍為鄉居地主、開發地主，原
111 詹姆斯‧C‧史考特著，程立顯、劉建等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 叛與生存》（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頁 231-232。書名原文：The Moral Economy of Peasant :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112 濱島敦俊，〈明代中後期江南士大夫的鄉居與城居─從「民望」到「鄉紳」〉，《明 代研究》第十一期（臺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8），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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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已具備領導權力，同時因為陸深具有的儒學素養，以及相應於士大 夫的見識，以「民望家」自視的陸深，很自然地要求其子要負起應有 的「道義」。其實踐包括，對於朝廷均徭均平一事表達支持，不要逃 避負擔；不放任僕人放債生事；甚至於擔負起處理鄉間司法案件的職 責。
陸深父子的時代之後，江南士紳逐漸由「鄉居」轉變成「城居」，
鄉居地主階層的沒落，意謂著當地權力組織的解體。那些依靠自己的 力量支配佃戶，自力解決糾紛的鄉居地主階層的蹤影不見了。113城居 地主最後將鄉村土地與商業委由他人來經營，「民望」成為「鄉紳」， 但少了對農民擔負的義務，任由奴僕放債、催租，負擔不起的農民，
便逐漸出現拒絕交租的現象，而後是「抗租」，濱島氏認為這種佃戶 引起的「抗租」現象的普及，同時也是明代後期商業化所產生的結果。
114最終，到了明末的時候，從抗租現象，演變成如「民抄董宦」115一 般的地區騷動。由此審視陸深「重禮義」的主張，更能理解其實際落 實後所產生穩定社會秩序的價值。
113 濱島氏藉由衙門「監」在明初足夠使用，嘉靖年間逐漸出現拘禁設施不足的現 象，推論鄉村自力救濟乃至自立解決的體系瓦解。詳參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 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9），頁 182。
114 同前書，頁 183。關於十六世紀發生的階層結構的變化，帶來了人們的秩序感覺 乃至觀念上的變化。有不少學者的研究成果，如森正夫（1979、1995）、徐泓（1989）、 岸本美緒（1985、1987）等論文，解釋了明末產生的「風俗」變化。
115 民抄董宦的典故，董宦即董其昌，字元宰，華亭(上海松江)人，萬曆年間官至太 常寺少卿，一度辭官回松江府家居，稱霸鄉里。董其昌家有大片良田，卻納稅很少；
有「游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時常與兒子、悍僕恃勢虐民。他們以押債盤折田 地，糾賭劫奪錢財，封釘民房，逮押鄉民，甚至逼死人命，引起很大民憤。萬曆四 十四年(1616 年)春，華亭生員刊發傳單揭露董氏罪惡，且傳播歌謠：「若要柴米強 (強，吳方言，意為便宜)，先殺董其昌。」在這種鼓動下，上海、青浦、金山三縣 數萬曾飽受欺侮的百姓擁向華亭，放火焚燒了董其昌及其爪牙陳明的宅院。董其昌 倉皇逃往歸安躲避。憤怒的人群抄走董家大部分的家產，砸碎董其昌書寫的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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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敬處宗族
雖然陸深在行文中是以「宗族」來稱呼，但是放在明代長江三角 洲這區域來理解，此地的「宗族」結構並不像華南閩粵地區那樣明顯 且完整，仍應以家族的概念來理解。面對與家族中人的相處，陸深的 大原則是「和敬」，如他寫道：「最要孝弟，和敬處宗族，早晩奉事母 親，如今不小矣。只此，至囑。」（卷 96：山 1）。這樣的觀念由於陸 深長期宦遊在外，所以藉由書信傳達給其子陸楫，也由其代父來實踐。
剛成年的陸楫要面對族中長輩，其壓力自不在話下，信中便言道
「知汝在家處族極難，要寬著心胸，隨機應之。」（卷 98：17）一般 百姓家庭，送往迎來、應對進退的分際拿捏已頗令人煩心，何況上海 陸氏在當地家大業大，又是當地「民望家」，其艱難比之一般家庭何 止一倍？所以陸深勉子要以寬大的胸襟去包容，並對諸事隨機應變。
其實這不僅是對其子勉勵，也是對自己的提醒，由親友、僚屬與奴僕 捎來的消息，讓陸深感受到的是與家族甚或家鄉不同價值觀的衝突與 壓力。常見其如此感嘆，「世道下移，人心叵測，宜加意，加意。」（卷 97：21）第二章在討論恩廕與築城亦是這樣的觀點，而他對家族中人 或家鄉當地人的逐利心態亦多有批評（這部份的討論詳見下一節「陸 深的治生法」內容）。
而陸深希望其子面對衝突與壓力的態度（也就是他自己的態 度），是他在處事與人生觀所提到的「不可多疑過慮」，如信中寫道「適 又聞族中可笑事，吾兒不必過為疑慮，亮青天可恃也。……百凡事，
宜包荒含忍，是非言語，不必計較。」（卷 98：6）不可以過度疑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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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要養氣，擔心會因為處理繁務而使陸楫身體健康受到影響。有
是為了要養氣，擔心會因為處理繁務而使陸楫身體健康受到影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