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譯《道德經》是新時代思潮的再現媒介

新時代思潮強調療癒，但療癒只是過程中的一環，許多信徒走上追尋靈性的道 路後，最後選擇「活出豐盛的世俗生活」，也因此需要能量、需要物質、需要行動。

從積極的話語、到積極的行動，動的選擇總是勝過於靜的選擇，往前走總是勝過於 留在原地。這種以改善自我為中心，且「非動不可」的積極價值觀，雜揉於不同思 潮之中，即使是已經融入冥想、瑜珈、東方宗教的新時代思潮，也無法避免以積極 的態度思考世界。這個價值觀不被明說，但是已經內化至譯者的思維，並反映在其 文本風格，因此產生了超譯版本的《道德經》。

超譯後的《道德經》產生三種質變：首先，《道德經》文本重點變成關注自我。

例如，米契爾將第二十三章詮釋為「接受失去」的藝術，又如戴爾將第五十六章「與 光同塵」詮釋為掃除情緒灰塵，以及崔何將第六十七章的「慈」詮釋為愛自己，皆 為自我中心傾向的詮釋結果。其次，《道德經》的行文風格由中性轉為更為正面，若 以善惡、好壞等二極光譜來衡量語詞造成的感受，上述三種譯本許多處都往更「美」、 更「善」、更「好」的一邊傾斜。例如米契爾對第五章的詮釋，用「welcome」一詞 描述天地對萬物的包容，已經完全背離「天地不仁」所傳達的中性放任，而傳達出 更強烈的情感。又如戴爾對第四十四章的詮釋，以及崔何對第六十七章的詮釋，都

帶入「love」一詞，此時英譯文的情感鮮明度已經超過原文，往光譜上美、善、好 的一端靠攏，此處的正面化傾向，通常伴隨更有行動性的詮釋，即本文所謂積極化 的效果。第三，翻譯文本的風格比原文更為積極。例如戴爾在第七十九章將「不責 於人」詮釋為原諒及主動給予，賦予原文所無的積極性格。又如崔何將第十三章「寵 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轉化為破除恐懼、迎向未來。原文企圖超脫二元價值、削減 個人肉身欲念等省思不復見於譯文，取而代之的是主動且積極的人生態度。

超譯後的經典看似簡單易懂，但實情是並非經典變得易懂，而是譯者在超譯過 程中代換成另一種思想，而這種思想正好投合當代讀者的處境，讀者才會在閱讀過 程中對文本產生親切感。超譯拉近了經典與讀者的距離，但是讀者接觸到的原典思 想僅占超譯本的極少比例，更常出現的情況是透過和原文有表面相似性的譯文，讀 者不知不覺被引向超譯者所服膺的思想。新時代思潮如今尚未退燒，其講求「從愛 自己開始」的自我中心傾向文化受到許多現代讀者的喜愛，而《道德經》這本東方 哲學經典若和新時代思潮出現交集，也會使得這股新興文化的外貌看起來更古老、

更有文化深度。不過，當《道德經》被詮釋為自我中心傾向化、正面化和積極化的 文本，從傳達哲學理論的角度觀之已難稱為翻譯，而是以翻譯名義再現新時代思想。

從前述三種譯本可看出，《道德經》文本被譯者用「超譯」的方式翻譯，在文本內騰 出安放新時代思想的空間，再將《道德經》收編至新時代體系，成為新時代思想的 東方代言人。

超譯究竟算不算翻譯？假如我們將超譯摒除於翻譯種類之外，其實是錯過了研 究當代文化如何交會和彼此詮釋的機會。超譯挑戰我們對於翻譯的既有認知，尤其 是在比對原文和超譯文之後，最直觀的反應是挑出誤譯之處、並因為誤譯過多而判 定超譯不屬於翻譯而是改寫。但如果將超譯直接歸類於改寫，否定其和翻譯的關聯，

就是忽視了超譯終究是「對於原文的詮釋」此一事實。超譯者可能也認知到自己對 於翻譯的要求過於寬鬆，但他們很可能也認定自己是根據對於原典的感悟而做出詮

釋。在《道德經》碰上新時代思潮的超譯案例中，此二種思想至少有一點是相似的：

許多人讀了《道德經》而得到精神上的撫慰，而追尋新時代思潮之人，也透過各種 方式療癒自身的苦痛。只不過，在超譯過程中，《道德經》較為艱難的部分被隱匿起 來，其神秘玄妙的氛圍、尋求個人解脫的主張則被強調，最後看似與新時代思潮合 而為一，成為幫助讀者改善生活的實用書籍。

每種譯本都反映出譯者的視角和價值觀，或許可反過來說，每種譯本都呈現出 原典的延展性、詮釋可能性。若將譯本和原文的關係製成一道光譜，超譯本的狀況 是譯者的價值觀取代原典，譯本和原典的距離被拉扯至最遙遠的狀態。超譯本仍然 屬於翻譯之一種，但原典在超譯本中所剩不多，這些稀疏的原典思想在超譯者的詮 釋之下，變成超譯者思想的再現媒介。在上述三種《道德經》超譯本中，我們試圖 理解並分析超譯者的世界觀。其中，三位超譯者都出現正面思考的詮釋傾向。經過 超譯的《道德經》，不只反映出譯者的樂觀視角，也讓讀者看見這種視角的侷限。

《失控的正向思考》其中有句話是這樣說的：「不管是自己定位的形象還是別 人認為的刻板印象，我們都遠比別人「正向」，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不是全球最 快樂、最優秀的民族呢？我想答案就是，正向態度並不能真切反映我們的狀況或心 情，它只是一種意識形態，是我們解讀世界的方法，是我們認為該如何處世的方法。

這種意識形態就是『正向思考』¹⁸²。」受新時代思潮影響的譯者，就如同受基督教、

佛教或其他宗教或各式文化影響的許多詮釋者，早已形成自己觀看世界的特定方式，

而這些不同的視角也成為各有特色的譯本，使《道德經》的翻譯領域多元而有活力。

然而不可忘記的是，每種觀看視角都有其侷限，當譯者認同自我中心傾向、正面化、

積極化的思考方式，《道德經》文本中某些不符合這些要件的省思，可能不是被扭 曲轉化，就是自始沒有出現在觀看者的視角之內。

182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高紫文譯，《失控的正向思考》（How Positive Thinking Is Undermingin America），頁 11。

《道德經》的新時代風格超譯，反映的是當代人在擁抱俗世的前提之下，企圖 找尋人生意義，尋求某種不需拋棄舒適生活的心靈解放風潮。經過新時代思潮收編 的《道德經》依然具有經典外表，卻又能快速改變讀者生活，這種超譯現象呈現出 當代讀者渴望閱讀經典，卻又期待經典具有實用功能的矛盾期待。超譯之易讀，和 超譯本與原典的距離呈現反比。經過文化再詮釋的《道德經》，在源語文化讀者的角 度看來幾乎看不出原典的存在，但這樣易讀的《道德經》卻成為目標文化讀者的心 靈港灣。超譯《道德經》中被翻譯的並非《道德經》的文句，而是使心靈獲得沉澱 的氛圍。藉由觀察《道德經》如何與新時代思潮連結，我們可以看見當代讀者的傾 向與侷限，看似矛盾的超譯本，其實正是我們許多人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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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son 的隨筆網站，〈《超譯尼采》---哲學如何讓你發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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