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的第一節中提到，依據我國的法院組織法規定訴訟制度是採行「三級三 審制」並以最高法院為終審法院，雖然刑事訴訟法的 376 條中規定第 320 條竊盜罪 及的 321 條加重竊盜罪不得上訴至第三審最高法院，但是自從 106 年 7 月 28 日的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52 號解釋文公布後有了些許的改變，茲將部分解釋文節錄於下：
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下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 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一、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
二、刑法第 320 條、第 321 條之竊盜罪。」就經第一審判決有罪，而第二審駁回上 訴或撤銷原審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規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屬立法形 成範圍，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違背。惟就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 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未能提供至少一次上訴 救濟之機會，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 其效力。此一解釋提供了竊盜罪在特定情狀下可以上訴至第三審的機會，所以在釋 字第 752 號解釋公布後，更加深了最高法院對竊盜案件的實質影響力。
在最高法院對竊盜案件具有等多機會可以審理時，最高法院的見解對於第一、
二審的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就具有了更大的實質拘束力，所以對於最高法院 106 年 05 月 25 日一○六年度台上字第一七七八號判決(經司法院採認為具參考價值裁判)就 更必須去做更深入的了解，雖然前述案件是屬於毒品案件的判決書，但是在法理的 適用上是共通的，也就是雖然是不同類型案件的判決，但僅是在犯罪罪名的構成要 件上有所差異，在訴訟程序中對證據力的認定、事實的推定、心證的形成等，不因
罪名而有不同，特此敘明；本判決業經司法院採認為「具參考價值裁判」，表示判 決內容之論點在國內一、二審審理案件時，具有參考及引用之效力。本判決中之重 要論點說明如下：(一) 證據的取捨及其證明力的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裁 量的職權，此項自由判斷職權的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即屬適法。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的直 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此段內容表示：法院在 審理案件時，毋須完全以直接證據方得定罪，在不違背經驗法則的情況下，法院可 以決定是否具有證據及證明能力，所為之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且透過各項可稽 之直接、間接證據資料在案，既予綜合而為合理推論、判斷後據以論罪科刑。(二) 在審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各款情形後，判決刑度復未逾法定刑度，即無違法。此 段內容表示：法院在綜觀刑法第五十七條各款所列規定後，只要判決刑度未逾刑法 各罪章條文內所訂定之最高刑度，所做判決即屬有效。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情狀 中，即包含了犯罪後的態度一項，因此犯罪後是否具有悛悔之心是法律所明定的量 刑審查項目之一，但因犯罪後態度實際上屬於一個抽象的概念，因此是否配合檢警 的偵查等許多較為具體可述之情狀，容易在這個階段化為具體文字的呈現。
另外在最高法院 104 年 2 月 13 日一○四年度台上字第四八四號判決中，對於犯 罪後態度相關範疇亦有一番闡釋，節錄如下：「刑事訴訟法基於保障被告防禦權而設 之陳述自由、辯明及辯解（辯護）等權，係被告基本訴訟之權利，法院於科刑判決 為刑之量定時，固不得就被告基於防禦權行使之陳述、辯解內容，僅因與法院依職 權認定之事實有所歧異或相反，即逕予負面評價而認其犯罪後態度不佳，並採為量 刑畸重之標準。但就個案量刑審酌之情狀為整體綜合之觀察，苟係以行為人之責任
為基礎，並已斟酌刑法第五十七條各款所列情狀，包括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 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為之觀察，倘其刑之量定並未逾越 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亦不生量刑畸重之裁量權濫用，自不得僅因判決書記載「否 認犯行之態度，毫無悔意」等用語文字，即遽謂係剝奪被告之緘默權，將被告合法 行使抗辯權之內容作為量刑標準之審酌。」本案於第二審高等法院於裁判時，在判 決書中敘明「否認犯行之態度，毫無悔意」而被上訴人(即本案 3 名被告)以第二審 違反被告行使防禦權，違背法令為由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但經最高法院審查後，
以節錄於本段中之相關見解及理由認定高等法院適法無誤，駁回被告上訴。此一判 決明確顯示了一個意義：最高法院認為否認犯行可以被視為犯罪後態度不佳之行為 態樣之一，且可於量刑裁量時列入審酌的範圍，這對以賽局理論分析刑事案件來說，
是具有高度意義的，因為在賽局的五項要素中，提供了不同的可能行動方式，當然 亦有不同的結果產生，更加驗證了賽局理論應用於刑事案件研究範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