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金剛經》版本探討
下面將介紹《金剛經》現存梵本和漢譯本，先就對勘梵文本及漢譯本的選取 原則作陳述，再就對勘中被動語法部分進行探討。
一、《金剛經》梵文本和漢譯本
在梵文《金剛經》版本探討上，學者 Paul Harrison 和 Shōgo Watanabe 的
“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25有詳細描述，許洋主所編《新譯梵文佛典金剛般 若波羅蜜經》第五冊及林光明編著的《金剛經譯本集成》亦有大要描述，以下試 做統整。
(一)《金剛經》梵文本
《金剛經》是大般若經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梵文文本迄今為止已有九個為 學術界接受的版本，下面按版本的出版時間先後列出這九本著作，並簡要說明。
1、ed by F. Max Müller.1881. Vajracchedikā in Buddhist Texts From Japan
(Anecdota Oxoniensia，Aryan Series Vol.1，Part 1)，Oxford. （往後行文稱穆 勒本簡稱為M 本）
此版本於 1881 年由穆勒整理，它在梵文本《金剛經》的研究中具絕對重要 性，不只是因它依昭明太子的分法，亦把文本區分為 32 分，穆勒還從四種可證 明的版本中建立其文本：保存在日本大阪的Kōkiji(高貴寺)的二個手抄的古老寫 本的副本，和兩個來自中國木刻印刷。26
由於日本兩個寫本的《金剛經》副本，衍生自相同原型，它們可以被視為單 一的證據。這個原型由僧人Jiun Onkō(慈雲飲光 1718-1804 年）抄寫，在他死後 被弟子Chidō(智幢 1776 至 1854 年）所發現。而所抄寫的文本是轉載自《梵學津 梁》第320 卷。《梵學津梁》中看到所書寫形式是五行直式書寫，梵文文字垂直 書寫，其右是漢字的對譯，其左是漢字音譯，第四行是鳩摩羅什譯文，第五行是 笈多譯文，穆勒在1880 年 9 月得到此版本的副本，乃是僧人 Kanematsu Kuken (金 松空賢) 依高貴寺藏本所抄寫。第二副本是由高貴寺的僧人 Kurehito Kaishin (伎 人戒心) 所抄寫（大概也在相同時間），其中只有梵文，而且是橫式書寫，它們
25 參見 Paul Harrison , Shōgo Watanabe.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BMSC vol. III, Hermes Publishing:Oslo.2006),PP.89-99。
26 「木刻」印刷一詞是 Paul Harrison v 和 Shōgo Watanabe 版所用，在許洋主所編，《新譯梵語佛
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則說為「石刻」，應以前者為是，胡海燕《《金剛經》梵本及漢譯初步分
析》一書亦同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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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構成了穆勒參照的兩個版本。
至於來自中國的兩個木刻版印刷，第一個印刷於1760 年北京，可能來自嵩 祝寺，這個版本除梵文外亦附有藏語音譯。而第二個版本《金剛經》包含在一本 梵文典籍之中，由英國收藏家Alexander Wylie 在北京所獲，其中的梵文文本是 用Lañtsha 字體以紅墨水印製而成。27
以上是穆勒本所立基的四個版本，他以後兩版本為主，前二者只做為參照和 校訂。
2、ed by E. F. Pargite.1916. Vajracchedikā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Stein MS. No.
D.III.13b，in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ed. by A. F. Rudolf Hoernle，Oxford. （往後行文以巴吉特本稱之，
又稱為中亞本，簡稱為P 本）
此版本為中亞寫本，在1900 年 12 月，Aurel Stein（斯坦因）在一個廢墟的 小房子中挖掘出來，此遺跡屬於東土耳其斯坦的Dandān Uiliq ，已由 A. F. Rudolf Hoernle 確定，於 1903 成為《金剛經》的副本。1916 年 F. E. Pargiter 發表完整版 本的寫本，此寫本原本共有完整的19 頁，其中有五頁（1、3、4、5、12）已丟 失，除少數幾頁完整外，殘損情況也比較嚴重（很多殘損不清的地方，只能根据 馬氏本釋讀或推定）。
據Pargiter 推定，其年代為第五個世紀末或六世紀初，所顯現的文字，依據 其內容，和中國翻譯家鳩摩羅什（401 C.E.）相當接近。
3、ed by N. P. Chakravarti.1956. The Gilgit Text of the Vajracchedikā， in Minor Buddhist Texts(SOR IX.1)， ed. by G. Tucci，Rome.
這個梵文《金剛經》寫本是夾雜在 15 本左右的大乘經典中一起被發現，在 1931 年的巴基斯坦 Naupur 附近，也就是吉爾吉特以北三英里的塔狀建築的遺跡 中發現。這些寫本現存於印度新德里的國家檔案館。
此版本包括七頁的《金剛經》，年代在可追溯至第六或第七世紀，最後由 Raghu Vira 和 Lokesh Chandra 在 1974 年複製出版。1956 年後由 N. P. Chakravarti 轉寫為羅馬字並寫了一篇序言，發表在G. Tucci：《Minor Buddhist Texts》PART I Serie Orientale Roma 之中。
27 此段大意譯自 Paul Harrison 和 Shōgo Watanabe 所編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p.91. 至於 Alexander Wylie 何時北京所獲，文中未載明所獲年代。查考許洋主編：《新譯梵文佛典金剛般 若波羅蜜經》第 5 冊，頁 446-447，亦只提及「由中國傳來的梵本，收於據說是英國的 Wylie 氏在北京所得本版梵文經典集的前面。」對於確切年代亦未載明，確切年代筆者爾後仍會繼續 查證，以補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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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d by E. Conze.1957.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Glossary (SOR XIII)， Rome. （往後行文譯為孔茲，簡稱 Cz 本）
公佈了中亞和吉爾吉特殘片寫本後，又有幾個新版的《金剛經》梵文本出版，
但與穆勒本相比並無明顯改進之處。孔茲於1957 年出版的孔茲本，是以穆勒本 作為他的基礎文本，並以保存在倫敦東方圖書館和非洲研究學院圖書館中的藏文 版（穆勒的藏文版），檢查考證異本所見的異文。他轉寫為羅馬字的寫本，各種 拼寫修改，以西式標點符號、自由使用連字符以打破了混合的字，以及母音連音 之間的解釋，在註腳中他補充比較Pargiter、Chakravarti 和 Gilgit 寫本及無著和 世親的論、藏語翻譯以及中國鳩摩羅什的譯本。
5、ed by N. Dutt.1959.Gilgit Manuscripts，Vol. VI，” Calcutta.
於1959 年，N. Dutt 以 N. P. Chakravarti 版為基礎出版此書。N. Dutt 以穆勒 本補足吉爾吉特寫本所缺，出版完整梵文《金剛經》版本。但N. Dutt 此書的補 充和附註有不少錯誤。
6、ed by P. L. Vaidya.1961.Vajracchedikā nāma Triśat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n Mahāyāna-sūtra- saṃgraha， Part 1 (BST 17)， Darbhanga.
Vaidya 採用穆勒本為基礎，對文本進行修改，但文中沒有任何註釋（同時把 穆勒的原註腳也都省去）。雖然他指出吉爾吉特寫本中的差異，在Chakravarti 和 Dutt 為基礎下，他的註腳既不全面，也不準確，他對寫本的判斷亦不可靠，此點 Schopen 已多論述。
Vaidya 版未加入新的寫本，此一「版本」不若孔茲本重要，可以被擱置，
Vaidy 版的瑕疵也不少。
7、ed by L. M. Joshi.1978.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Asaṃga，Critically edited and translated into Hindi with Introduction，Notes and Glossary (Bibliotheca Indo─ Tibetica 3)，Varanasi.
與Vaidy 版理由相同，Joshi 的 1978 版本也可被擱置。這個版本吸收前面作 品時（Müller， Pargiter，Chakravarti， Conze and Vaidya），未校訂最新的寫本，
同時又有許多連音和印刷排印上的錯誤。
8、ed by G. Schopen.1989. “The Manuscript of the Vajracchedikā Found at Gilgit” in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at Vehicle： Three Mahāyāna Buddhist Texts，
ed. by L. O. Gómez and J. Silk，Ann Arbor. （往後行文以吉爾吉特本稱之，簡 稱為G 本）
1989 年 Gregory Schopen 詳實且徹底審查 Chakravarti and Dutt 的版本，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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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翼翼辨析吉爾吉特寫本，並加上詳細的註釋和英文翻譯。Schopen 未改動原有 寫本，可信度較高，是可利用於研究的版本。
9、Schøyen 叢書中的《金剛經》寫本（往後行文簡稱為 S 本），是由 BMSC 計劃 小組於1999 年在洛桑舉行的第 12 屆國際佛學研究代表大會，決定開始搜集梵 文寫本並進行研究。由Shōgo Watanabe(渡邊章悟)承擔最初的翻譯、重建和分 析稿件，在這些努力中，隨後加入Paul Harrison，使得梵文《金剛經》得以完 成前16 分的校讎。Paul Harrison 和 Shōgo Watanabe 所完成的 Schøyen《金剛 經》寫本目前只進行到前16 分，後 16 分目前以 G 本補足。二位作者於 2006 年出版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BMSC vol. III, Oslo :Hermes)是目前梵文
《金剛經》最新資料。Paul Harrison 仍繼續進行 Schøyen《金剛經》寫本 16 分 後未遺失部分的校正分析，並計畫和英譯本一起出版。
Schøyen 叢書所發現的《金剛經》寫本在编號 MS2385 文件中，這對梵文本
《金剛經》的認知實屬重要。编號MS2385 不只包含一部經，而是兩部：《藥師 經》和《金剛經》。這種情況表明這份寫本被寫出的時間，和事實上現存的吉爾 吉特《金剛經》寫本有相同的情況。後者在同一捆中經文中至少有四個寫本，《金 剛經》在12 頁結束，《藥師經》在 13 頁立即開始。它們被以同一語言、字跡、
格式書寫，並流傳在第六至第七世紀的吉爾吉特和巴米揚之間。
编號MS2385 被 Gregory Schopen 分開處理，他在《金剛經》寫本部分（以 下簡稱為S 本）發現如下資訊：
時代： 約 6th–7th 世紀。
筆跡： 吉爾吉特／巴米揚，第一型。書寫較粗糙，但筆跡仍清楚可讀。
材質： 樺樹皮，保存狀況良好。寫本的纖維中偶有破裂，目前已由數位影 像修復。破裂的範圍有些完全碎裂，有些只是樹皮頂層裂解成幾個小殘片。樺樹 皮的正面和背面清晰可辨，因為正面有銀色的光澤，而反面則無。
尺寸： 約 5–6cm x 18–19cm。大部分的頁面為圓角，頁 28、33、34、41、
42 被切成方塊，且短得多，推斷這幾頁在寫之前就已裁切。
格式：基本上，每頁6 行，但頁 32、33、34 和 45 只有 5 行，第 28 頁有 7 行。有一小孔出現於中央的左側，孔的周圍大部分的字跡連續未斷，一些對開頁 中的右半頁有寬大的邊緣記有頁碼。
S 本所留存文本的比率和 G 本大致相同。此外，G 本的前幾頁遺失，藉著合 併G 本和 S 本可能得到《金剛經》的完整圖像，它約流傳在六～七世紀的 Greater Gandhāra（大犍陀羅）附近，S 本和 G 本同在吉爾吉特發現，時代相近。
S 本的重要性在於透過 S 本，能讓我們瞭解現在廣泛使用的 Conze (Cz)本的 演變。換句話說，藉由它而能描繪《金剛經》超過一千年完整文本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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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從 Gandhāra 流傳到西藏和日本的演變歷程。因此 Schøyen 寫本對未來研 究般若文獻和大乘佛教意義十分重大。
吉爾吉特佛典寫本以及漢譯本在這項學術工作上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性，蔡耀 明在〈吉爾吉特（Gilgit）梵文佛典寫本的出土與佛教研究〉一文引 Lewis Lancaste 的看法：28 爾尚有三個寫本，一個在加德滿都的Bir 圖書館，兩個在 Hem Raj Collection。這 些寫本已由尼泊爾德國寫本保存計畫(NGMPP)登錄成微膠。就現有的資料，尼 泊爾《金剛經》三個寫本值得仔細研究，雖已高度腐朽，仍然寶貴，猶待被解讀。
28 轉引自蔡耀明：〈吉爾吉特（Gilgit）梵文佛典寫本的出土與佛教研究〉，《正觀雜誌》第 13 期
（2000 年 6 月），頁 33 中所述，Lewis Lancaster. ―Gilgit to Korea: The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2 (December 1985):PP.181-182.
29 關於 11 種寫本的殘卷發現者、發現地點、殘片損壞程度及保存地點等詳細細節，可參看 Paul Harrison and Shōgo Watanabe. 2006，所校訂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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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諦認為鳩摩羅什的舊譯本，「甚有脫誤」，34因此才不得不一句一句梵本 重新翻譯，並在翻譯的過程中，充分參考《婆數論釋》。該譯本6481個字。
4、隋．達摩笈多（Dharmagupta）於公元590年譯，《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 經》一卷，《大正藏》第八卷 766─771頁。
笈多于隋開皇十年( 590年) 被迎至長安，後在洛陽譯出此經。該譯本被人們
笈多于隋開皇十年( 590年) 被迎至長安，後在洛陽譯出此經。該譯本被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