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諾人格教育思想之思想淵源

壹、兩次世界大戰背景與法蘭克福學派之研究

20 世紀西方世界經歷了兩次的世界大戰，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 年）、 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以及隨之而來的二次世界大戰（1937-1945 年），都使歐洲 遭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甚至摧毀了一個文明。而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戰爭仍未平 息，反而有另一股戰爭即將爆發的氛圍在人民心中隱隱滋長，20 至 30 年代，歐 洲情勢渾沌未明，國與國之間關係緊張，各國內部衝突不斷：種族偏見、民族主 義紛爭、階級對抗、內戰等等。30 年代也是政治信仰大行其道的年代，激烈的 意識形態在一次大戰結束到二次大戰爆發這段時間激烈交鋒，為人類建立新秩序 的渴望有多浩大，未能實現的挫敗就有多強烈。根據東尼·賈德（T. Judt）的分 析，1945 年二戰之後，經濟、戰爭後迫使東西歐政府和人民將大量心思花在整 頓國家以及避再度免重蹈覆轍上，過程中面臨一些艱難的抉擇，其中之一即是施 行在 1930 年代出現的各種人民陣線的激進方案，最初在東西歐都大受歡迎；在 東歐，某種徹底的變革勢在必行，而共產主義或許不當，但的確在當時回應了那 個兩難的困境；在西歐，則由於美援使激進方案和共產主義漸漸退去，環境漸漸 不再那麼艱難，而將焦點放在如何防止舊惡魔（失業、法西斯主義、德國窮兵黷 武、戰爭、革命）重返人間（黃中憲譯，2012：27-29）。

身處於那個時代，緊張的社會氛圍以及各種激烈的意識形態和激進的工人運 動，也促使法蘭克福學派成員研究權威問題的形成，並且好奇於德國境內一般大 眾以及工人對於權威的態度。因此處於此時期之法蘭克福學派，分別在 30 及 40 年代的兩個大型的權威研究計畫：對歐洲的《權威與家庭研究》和在美國的《偏 見研究》之《權威人格》。

32

一、20~30 年代《威瑪共和時期的工人權威態度》與《權威與家庭研究》

首先，霍克海默 30 年代接任研究所所長時，推動了大型整合研究計畫，系統 性地進行權威問題的研究，主要關心 20 至 30 年代歐洲法西斯主義和工人運動形 成的非理性權威運動，探討社會的權威結構透過何種方式內化到個人的心理機制。

最早期的計畫是《威瑪共和時期的工人權威態度》（The German Workers under Weimar Republic），霍克海默主持，而佛洛姆（E. Fromm, 1900-1980）是此計畫 的指導者，運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幫助理解並說明社會的心裡「凝聚力」（cement）。

他們運用問卷訪問調查對威瑪共和國工人階級的精神狀態做經驗性研究，關注工 人階級對兒童教育、工業理性化、避免戰爭的可能性、國家實際權力中心等問題 的意見，再把一些關鍵詞或一再出現的表述方式解釋為表面內容下的心理實在。

此計畫乃第一次將批判理論運用到具體的、經驗的、可實證的問題上，不僅預見 了納粹掌權時工人階級的順從，問卷的內容也經修正後被收入另一個計畫《權威 與家庭研究》中（Jay, 1996: 116-117）。

《權威與家庭研究》1936 年於巴黎出版，此計畫分為三個部分，理論文章 的第一部分由霍克海默撰寫，第二部份經驗研究由佛洛姆負責，第三部分由洛文 塔爾安排各種相關問題的研究。《權威與家庭研究》是歷史上一個重要連接點，

其對外影響是複雜的，法蘭克福學派 30 年代關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權威的形成 過程和對法西斯主義極權問題的揭露，而這與社會研究所成員在德國的直接經歷 有關，在他們的觀點中納粹主義並非偶然，也並非孤立於西方文明整體發展之外 的現象，而是為西方文明崩潰最重要也最恐怖的表現，這是他們所抱持的關鍵態 度。雖然阿多諾並未實質參與《權威與家庭研究》，但是阿多諾在此時期對人格 的權威問題形成探討，也主要立足於《權威與家庭研究》中形成的心理－社會構 想上（Jay,1996: 143）。而阿多諾也承襲了當中的態度，認為人格形成過程中所造 成的權威傾向，並不只是概念的誤用而已，而是內在於當中的問題。阿多諾在理 論上與霍克海默相當接近，此研究中由精神分析學家佛洛姆闡釋的施虐－受虐狂 概念在阿多諾的著作中出現；並以黑格爾式馬克思主義觀點考察現代人格與文化 的問題，強調物質基礎的重要性，以及物質與上層建築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的關 係。

33

二、40 年代《權威人格》

40 年代，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因納粹掌權而逃亡至美國，仍舊繼續關注權威 形成的問題，1942 年他們和美國猶太人委員會（AJC）建立聯繫，而 AJC 主要 興趣則在於希望歐洲所發生的一切不會在美國重演，於是 1944 年以霍克海默為 首建立一個科學部門，利用各種方法研究社會偏見，也是社會研究所對經驗取向 方法嘗試的重要時期。40 年代《偏見研究》立足於《權威與家庭研究》之上，

而此大型研究已距離《權威與家庭研究》中第一次意圖研究權威主義一段時間之 後了，而《偏見研究》彌補了《權威與家庭研究》的不足，試圖加入美國的經驗 方法技術來豐富、矯正並支持其理論假設，並且集中的焦點在於威權主義在美國 的出現帶有與歐洲不同的偽裝形式，不是恐怖和高壓統治，而是一種更緩和的強 求一致的方式，這在文化領域最有成效，因此美國大眾文化也成為法蘭克福學派 40 年代的主要研究對象（Jay, 1996: 133, 172, 222）。主要探討一種新的人類學類 型：權威人格，目標是揭露一種心理動力，相應於外部的意識形態偏見表現，或 者個體未來可能接受某中意識形態的潛力。此研究雖然使用了美國的經驗方法和 統計技術，但總體上仍舊保留傳統批判理論的方法目標，並且強調對社會總體的 批判。

期間霍克海默與阿多諾仍舊進行著許多理論工作，對批判理論作了許多新的 重要陳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合作的《啟蒙的辯證》、霍克海默《理性之蝕》

與阿多諾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學》，有些新的觀點對此處的經驗工作發揮作用，

同時也對大眾文化的分析有緊密關係（Jay,1996: 221）。在此研究中，阿多諾與許 多心理學者接觸，明顯受到佛洛姆對權威人格心理分析觀點：「施虐－受虐」特 性的影響，以及將心理學結合霍克海默《權威與家庭研究》中的社會學觀點，認 為人格中的超我認同，很有可能是一種非理性的認同，並將此觀點運用到文化批 判中。

34

貳、阿多諾形成之觀點

一、權威概念的轉變－文化工業

《權威人格》雖然描述的是「新的人類學類型」在家庭的起源，但它在很大 程度上是指向社會批判，也承襲著《權威與家庭研究》中的觀點，從《權威人格》

中的經驗性研究和訪探中都可看出權威家庭本身是不斷增長的外部壓力的一個 反應。當中也可以看出在二次大戰前後，法蘭克福學派所全力關心的權威形成問 題，個體如何經由家庭中介的衰落，在逐漸增長的社會壓迫下直接被社會化，而 文化作為個體某種其他社會化方式的機制，也由於在家庭中與社會權威逐步同一 的情況下，漸漸失去反抗能力。而二次大戰期間，逃亡到美國的成員仍舊繼續關 心權威形成問題，在美國經驗研究和技術方法的補充下，霍克海默與阿多諾修正 其批判理論的觀點，在統計數據和深入訪談的結果下，權威家庭的形成與施虐－

受虐性格與社會之間存在的緊張關係得到進一步論證，並發現幾個明顯症候和性 格傾向。

另外因為歷史背景之故，美國存在的權威問題與歐洲存在的權威問題有著明 顯得不同。阿多諾等人在文化批判研究中發現，美國的大眾文化（後來為了與菁 英文化相對的大眾文化做區別，而改成文化工業，指的是一種標準化、統一化的 模式）有著更緩慢且深入的統一模式，形塑著另一種權威人格。阿多諾在美國的

「無線電音樂計畫」（後收錄在 1941 年「流行音樂」（On Popular Music）這篇文 章中），發現流行歌曲裡呈現一種半個性化理論，而偽個性化是被壓縮在有別於 輕鬆和嚴肅音樂的狹小範圍中的組合結果，而這種偽個性化與標準化的文化工業 有關，並且「偽個性化（pseudo-individualization）是人格化（personalization）概 念的開端形式，而此人格化概念在《權威人格》中扮演重要角色（Adorno, 1998:

226）。」這裡的人格化概念與阿多諾在《半教育理論》一文中批判的半教育人格 有關，因此文化工業的概念也在日後阿多諾分析人格教育的陶冶觀點時占有重要 地位。

35

二、對人格問題之重視

最後，研究從相對於權威人格的「革命」改成「民主」，可明顯感受到法蘭 克福學派對革命熱情的消退，以及美國與歐陸在背景上的不同，「與《偏見研究》

相關的作者，尤其是那些與研究所思維方式不同的人，幾乎都是自由主義者和新 政人士，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或激進份子；這些人主張以容忍的教育，而不是實 踐來實現革命性變化，這是這項研究表面上的目標（Jay,1996: 227）。」霍克海默 和佛格曼(S. Flowerman)也在導言中寫道：「我們的目的不僅是描述偏見，還需要 解釋以幫助根除它，這是我們遇到的挑戰，根除意味著在獲得科學理解的基礎上 加以科學的、有計畫的再教育，而嚴格意義上的教育本質是人格、心理的教育

（Jay,1996: 227）。」這不僅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下了最好的註解，也道出阿多 諾所關注的核心的人格問題。

36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