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隱私權與財產權仍有其他性質上的不同，例如權利被侵害時的察 覺程度，二者便不相同。以財產權而言，對物品持有權的轉移通常較容易被發現，
例如某人外出時遺失一物品，則某人之後檢視自己所持有之物品時，很快就會發 現該物品遺失了；又例如某甲將自己的汽車借給某乙，則兩人都立刻知道現在該 汽車之持有權，已從某甲暫時轉移到某乙。凡此種種有體財產權之轉移，皆是容 易迅速被察覺的，即便不是當下立刻察覺，也能夠很快發現。但隱私權內容的洩 漏或者散佈，並非如此明顯地會被原持有人察覺。再以前述垃圾為例，當某人丟 棄垃圾時，在其一般的認知下，應是認為他將垃圾丟棄後，預想該些物品將被垃 圾車收集，並以垃圾處理的方式破壞或者消滅；此時若有其他人收集某人所丟棄 之垃圾，並分析垃圾中物品上所載之資訊，而後意圖從這些分析結果中，推估與 某人相關之行為特徵資料時，一般而言，某人並無法察覺此狀況。同時，這些特 徵資料雖然僅係單方面由其他人建立，並未事先經過某人檢視其分析結果，或者 獲得某人之證實其內容正確與否，惟該等經由分析所得之資料，仍將某程度地反
案的能力，避免人時時處於透明與被監視的隱憂之中，隱私權保障的範圍也應該隨之擴張到非私 密或非敏感性質的個人資料保護。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亦係有鑑於此，而將個人資訊之自主 控制權納入隱私權保障範圍內，不限於個人秘密不受揭露的自由。」
映出某人之行為特徵及/或生活習慣，甚至是個人自己沒有察覺的特徵或者生活 習慣。對個人而言，其他人藉由這種經由個人並未體認或知悉之方式，來獲取關 於個人隱私權內容之資訊，在個人體認或知悉其隱私內容已經被分析與散佈之 前，由於尚處於一無所知的狀態，因此個人並不會產生困擾的感覺。直到其他人 開始利用這些隱私內容干預個人的生活，並且被個人知悉時，他/她才會真正發 現這些隱私內容已經洩漏出去，而這種隱私內容洩漏的情況將開始影響正常的日 常生活，並且影響到某人後續面對類似狀況時的處理態度。以前述垃圾丟棄狀況 為例，如某人可能開始改變他或她處理垃圾的方式，又例如我國社會上經常可以 聽聞的詐騙電話，即是個人的金融交易資料與個資外洩造成的結果，但是國民在 收到詐騙電話之前，是沒有辦法得知其隱私內容已經被洩漏給詐騙集團的。
（三）、隱私權在我國的進一步發展
前述隱私權的特殊性質，使得我們必需要重新檢視過往至今對於隱私權的理 解，例如雖然個人棄置的物品，無法再行主張財產權，但依照「棄置分析」或其 他類似的見解，對於個人棄置的物品，是否得以完全自由地分析其上所可能攜帶 的隱私權資料內容，便值得進一步思考。又，許多看似無害的個人隱私資料內容，
在拼湊起來之後，便可能透露出許多進一步的個人訊息，針對這一類的資料分 析，是否必要對其進行限制。而針對許多可能觸及隱私權資料內容的應用技術，
國家應該要負擔何種責任，使得這些利用的最終結果，能夠對社會公益產生正面 的效果，同時又能適度合理的保護個人的隱私資料內容避免被不當利用，都是值 得思考的問題。
而資訊科技發展到現在，是否能夠在現今的體制之下，對於個人的部分隱私 權內容進行分析，並且獲得進一步的分析結果，以協助犯罪偵查進行，將在下一 章節中進行介紹。
四 四 四
四、 、 、 、 建立廢棄物 建立廢棄物 建立廢棄物 建立廢棄物資料庫 資料庫 資料庫應用於 資料庫 應用於 應用於刑事偵查 應用於 刑事偵查 刑事偵查與隱私權之關係 刑事偵查 與隱私權之關係 與隱私權之關係 與隱私權之關係
（一）、我國刑事訴訟法之強制處分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看到了各國關於隱私權議題的發展與現況，也看到了 現今資訊科技技術能夠對資料分析產生的效果，這驅使我們開始進一步思考何謂 隱私權的性質？何謂侵犯隱私權？何謂保護人民的隱私權免於被侵犯？國家能 否為了社會公益的目的，而適度的干涉人民的隱私內容？即便人民的隱私內容被 國家所知悉，但當國家並未對個人採取行動之前，個人其實並未意識到自己的隱 私內容已為國家所知悉，他或她並不會有任何不快的感受；此時，隱私權更像是 一個不會實質影響生活的代表名詞。前述隱私權被認為具有「獨處性」、「秘密 性」、「自治性」、「匿名性」及「親密性」等性質，可視為探討個人隱私權本身自 我控制被利用程度之性質。若關於個人隱私內容的資訊可以被國家蒐集並且處 理，那麼國家又必須肩負怎樣的積極作為來保護這些國民的隱私資料？而自隱私 權內容的保存與應用，對隱私權人可能產生的影響切入，來探究刑事訴訟法中，
強制處分對這些隱私權應該被注意的性質之影響，是本章節所要探討的重點。
強制處分原為在犯罪偵查階段，法院受到偵查機關之請求而發動特定的處 分，其重點在於期待發現並保全被告及與犯罪相關之各種證據，保全證據部分，
例如搜索、扣押、身體檢查、通訊偵查等等，因此強制處分實質上往往成為影響 國家追訴權能否行使之重要因素。特而言之，例如搜索、逮捕之時機，一旦錯過，
即可能成為直接影響國家追訴權是否得以行使之決定因素101、102。
就強制處分之性質論，可理解為「刑事訴訟上之基本權干預」103，刑事訴訟 法中關於強制處分之規定諸如傳喚、拘提、通緝、身體檢查及監聽等等，其中身 體檢查及監聽很明顯地會干預人之隱私權，而後者亦具有秘密進行之特質，受處
101 參見林鈺雄，刑事法理論與實踐，頁 36-37 （2002）。
102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四版，頁 267 （2005）。
103 同前揭註，頁 268。
分人無法察覺其影響，與傳統型態例如拘提、逮捕、羈押等干預處分顯然不同104。
強制處分目的之一既在保全證據，則發動時機與追訴效率即成為執行強制處 分之考量重點；相對於此，關於強制處分之審查，可概分為法官保留原則及偵查 機官決定原則，發展至今，亦有依偵查中及審判中區隔之混合類型。上述各種審 查類型，皆可理解為在效率與分權制衡中求取平衡共榮之努力，希望既能顧及追 訴效率，又能不過度干預受處分人之基本權。因此，為達成國家機關追訴犯罪之 目的，以強制處分之模式，適度地干預受處分人之基本權，應是社會可以接受之 作法。而本文接下來所欲討論的主要課題，即在於我們是否可以思考透過廣泛地 蒐集人民的隱私相關資料，以企圖於犯罪前後，達成犯罪預防及協助犯罪偵查之 目的。
由於隱私內容能某程度地透露出個人之資訊，對於犯罪偵查而言，具有輔助 性質，因此，若能透過事前的資料蒐集分析，建立相關資料庫，在犯罪發生後，
即可能透過現場跡證保全，再與資料庫內容進行比對，例如前述的資料採礦以及 文本採礦，以限縮偵查的範圍，將可能可以進一步鎖定特定區域以及特定特徵的 犯罪嫌疑人，協助國家進行犯罪偵查。
（二）、資料庫比對技術應用於刑事偵查
如前所述，資料庫或者資料倉儲的特徵是具有非常大量的資料，若再加上與 時間相關的資料累積與更新，那麼資料量將更趨龐大。資料採礦與文本採礦的概 念或許已存在於更早之前的研究當中，但直到 1990 年代才開始有學者提出實際 的研究方法，並且加以驗證與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在於硬體的處理能力必需 要足夠強大，方有可能實現良好的資料倉儲，以及資料採礦。由於資訊工業之進 步，單一電腦能夠處理的資料量及處理速度均快速地成長，加上網絡聯繫處理之 技術發展，以往需要許多電腦方能處理之資料量，例如影像處理及特定資料比
104 同前揭註，頁 265-284。
對，現在僅需要數量較少之電腦，即可在更縮短之時間內，獲得與之前需要多數 電腦及較長處理時間所能獲得之相同的結果。因此，從前概念上可行但技術上不 可行的想法，藉由資訊硬體以及處理技術的進步，便逐漸變得可行。關於硬體上 的進步，舉例而言，現今個人電腦的中央處理器，相較於五六年前個人電腦的中 央處理器，其單位時間內的運算量，大約增進了將近三十倍105。這代表現代的個 人電腦若連續運作一整天都不休息，則其一天的運算總量，已是五六年前的舊電 腦需要運作一整個月才能運算完畢的資料量，易言之，電腦處理速度在五六年 間，有長足的進步，其處理速度之差異是非常明顯的。假定資料庫的大小相同，
利用相同的資料採礦方式以試圖分析出所需的資料，則利用現代的硬體技術，便 能夠在相對極短的時間之內收斂到產生可用的結果，若在五六年前，則可能因為 資料採礦的時間過長，而喪失了時效性。在刑事偵查中，偵查時效性是一個極為 重要且需要掌握的部分，能夠即時產生分析結果的資料處理技術，才能發揮其輔 助的功能。
若再輔以其他資訊處理技術，例如分散式運算系統，將資料處理之工作量，
透過網路，分散給眾多電腦進行處理，再將各電腦處理所得之結果回傳給主電腦 進行整合，則可以更為縮短資料處理時間。這也歸功於網路技術不斷進步，使得
透過網路，分散給眾多電腦進行處理，再將各電腦處理所得之結果回傳給主電腦 進行整合，則可以更為縮短資料處理時間。這也歸功於網路技術不斷進步，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