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協關係的和諧與矛盾：擴散性互惠與擴散

中研院人社中心，民104.12 面； 公分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專書；66） ISBN 978-986-04-7223-3（平裝） 1. 國際關係 2.文集 3. 亞太地區 578. 19307 104027011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專書（66）

2012 亞太和平觀察

主 編：林正義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編輯校對：簡心怡 定 價：平裝 200 元 售書地點：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出版室） 地址：115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話：（02）2789-8143 傳真：（02）2789-8157 印 刷 者：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7 號 2 樓 電話：（02）8221-8866 初 版：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平 裝：ISBN：978-986-04-7223-3 GPN：1010402982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楊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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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視近三年來中國—東協關係的發展，雙邊在政府的刻意宣傳下 多半充斥著和諧、共榮的願景與圖象；然而，這樣的合作願景與衝突 的逆流其實同時存在。本文認為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發展其實是大國 向外擴展影響力、周邊眾小國群需要外來資源的挹注與支持之間的供 需 平 衡 關 係，而 此 一 平 衡 關 係 將 受 到 擴 散 性 互 惠（diffusive reciprocity）與擴散性脆弱（diffusive vulnerability）兩種因素的影 響。有鑑於此，本文將剖析由雙邊經貿合作的持續加溫所呈現的和諧 圖象及其所展現出的擴散性互惠，並檢視潛藏在其中的矛盾緊張與擴 散性脆弱，探討這些可能對區域和平與安全造成影響的潛在因素。 關鍵詞：中國、東協、東南亞、擴散性互惠、擴散性脆弱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員兼所長、國立政治大 學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壹、前言：大國與周邊關係的和諧與矛盾

美國國家情報會議（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NIC）每五 年會提出一份全球趨勢報告，受到各國政策社群的高度關切。在2012 年12 月所釋出的《2030 年全球趨勢：不同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報告書中，除了提到美國的角色越來越受 到新國際體系的侷限，並且預言美國將開始與威權國家合作以因應國 際秩序變遷所造成的的新挑戰；更重要的是，這份報告預示了亞洲將 於2030 年全面崛起（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12: 130）。

該報告書並非唯一一份預言亞洲未來崛起動向的文獻。回顧近幾 年國際研究的知識累積即可察見，無論是學術界或者是政策社群均高 度留意亞太與東亞區域主義（Asia-Pacific/East Asian regionalism） 的動向。近期的研究甚至更集中在兩種特殊的分析角度上：一者是著 重在「溯史」層面的研究，其中，有不少研究者持續藉著尋找亞洲競 合的歷史本質，作為以古鑑今的判斷依據。相關論者的研究關注涵蓋 西元二世紀到十六世紀的海洋貿易發展歷程（Hall, 2011），或者特 別追溯到十三世紀到十五世紀的亞洲歷史場景，認為早期區域貿易體 系之所以能建構，與當時的主導勢力（譬如，中國因素）密切相關 （Wade and Laichen, 2010）。透過探索亞洲歷史上的港口城市與貿 易網絡的建成背景，這種以重探歷史與對照當前發展經驗的研究途 徑，為現今區域主義研究社群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史料（Gipouloux, 2011；海洋史叢書編輯委員會，2012）。 相較於「溯史」的研究，第二種研究的視角則聚焦於「探實」， 也就是區域主義新形構邏輯的實貌分析。相關研究成果包括對結構性 大國因素介入及其可能影響的探討（Acharya, 2008; Hamanaka, 2009; Singh, 2011）、規範層面的區域組織如何領銜整合路徑與共同 體 建 構 的 分 析（Borzel, Goltermann, Lohaus, and Striebinger,

2012）、制度層面的衝突管理機制之運作及挑戰、以及當前最受矚目 的經貿安排之區域化效應評估等（Solís, Stallings, and Katada, 2009; Dent and Dosch, 2012）。隨著亞洲區域整合的步調加快，著眼於在 地特色與發展特徵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透過亞洲域內政經互動所 呈現出的區域化特色，究竟是亞洲所獨有，還是可以延展成更廣義的 經驗參照，均引起了相當深入的論辯（Sakhuja, 2011; Storey, 2011; Beeson and Stubbs, 2012; Roberts, 2012）。

仔細對照這兩項特徵，不難發現其中存有若干交集，特別是針對 亞洲主要大國與周邊區域的關係方面，更是研究者極力釐清的焦點。 若從區域主義的形構過程來看，亞洲的主要大國正如同其他世界強權 一樣，都需要與周邊區域保持相當特殊且密切的共生關係（Acharya, 2002; Buzan and Wæver, 2003; Frost, 2008）。本文將以大國與周邊 區 域 的 互 動 關 係 為 焦 點，探 索 隱 含 在 此 種 不 對 稱 權 力 關 係 （asymmetric power relations）中的運作機制。本文的核心立論源 自於此種不對稱權力關係的再詮釋。區域內的大國必然希望所處環境 能長治久安，才能助其整體國力持續發展。就此，大國的崛起有賴於 周邊環境的可控制性，只要能妥善處理周邊關係，比然能將周邊環境 打造成大國向外擴張影響力的重要腹地。相較之下，位於大國周邊的 鄰近小國，其發展脈動與大國密切關連。小國需要外來資源的挹注與 支持，以滿足個別發展所需，而大國的角色與影響，便是箇中關鍵。 倘若此一供需結構能夠平衡，大國與周邊關係將能維持若干程度的和 諧，隨著雙方合作甚密且持續各取所需，和平與穩定的區域結構將容 易形構，同時也有助於促成穩定的互動秩序（Alagappa, 2003; Ba, 2009）。 本文認為，此一和諧圖象將由大國與周邊小國群的互惠關係啟 動，由單組雙邊關係擴散到多組多邊關係中，以追求大國與周邊區域 集團間的共榮願景。從概念上來看，此種大國與周邊國家的共生、共

榮關係，可以被視為是當代國際政治中不對稱權力關係的其中一種理 想型（ideal type）。不過，從國際政治的歷史與現實層面來看，大 國與周邊區域的關係並非始終和睦；隨著彼此分歧利益的存在與各種 型態競爭關係的無法避免，大國與周邊國家恐因利益、資源與領土問 題而產生矛盾，而此種雙邊矛盾與緊張很容易會隨著群起效尤的效 應，從單組雙邊關係的惡化逐漸擴散到其他的雙邊關係（甚至是多邊 關係與區域整體）上，進而減損大國與小國群之間的互信並影響區域 秩序的穩定發展。最後，甚至可能會導致大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衝 突。 在亞洲，主要的知識社群對於大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關注，顯然 聚焦在崛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不對稱互動關係上（Womack, 2006; 2010; Yang, 2014）。相關論者尤其留意逐步強化己身現代化能力的 中國將如何以經貿佈局、政治影響、文化滲透等各種方式佈局周邊關 係，並且試圖影響區域國家的經貿與外交政策，其中，中國與東南亞 關係是最受矚目的「樣版政治」（Klintworth, 1989; Percival, 2007; Kurlantzick, 2007）。譬 如，聯 合 國 貿 易 暨 發 展 會 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TAD）秘 書長 Supachai Panitchpakdi 在 2012 年 9 月於廣西南寧曾經表示， 中國與東協之間的「自然貿易夥伴」關係（natural trading partner） 極其重要，特別是中國— 東協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更是發 展中 國家「南 —南 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的典範。此一自由貿易合作大幅地促進亞洲區 域 內 貿 易 的 發 展，對 於 整 體 基 礎 建 設 與 經 濟 轉 型 亦 多 有 助 益 （Supachai Panitchpakdi, 2012）。由此可見，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 不僅能滿足雙方的經貿需求，更牽動到亞洲發展的未來路向。 檢視近三年來中國—東協關係的發展，從公開資訊來看，1_中國 —東協之間的互動多半被描繪成大國與小國群之間的和諧、共榮與互

利圖象。當中國與東協關係越來越密切，由中國所釋出的（準）官方 論述更持續強化兩者之間互利共榮、唇齒相依的密切關聯。譬如，每 年 年 末 在 廣 西 南 寧 舉 辦 的 中 國 — 東 協 博 覽 會（China-ASEAN Expos），正是中國對東南亞國家政府、企業廠商與投資者展示此種 和諧關係的重要例證。此一博覽會為中國與東協年度招商與促進貿易 自由化機制，儘管主打經貿、招商與投資活動，然而，中國與東南亞 各國領導人紛紛出席系列會展的政治安排，不免透露出國家機器藉著 招商與投資合作強化雙邊政經關係的用意。值得一提的是，2012 年 博覽會的主標語為「中國—東協博覽會，合作共贏促發展」，輔以 「博覽會凝聚共識，自貿區前程似錦」、「中國—東協博覽會，10 ＋ 1 ＞ 11」、「博覽會讓自貿區明天更美好」、「精彩博覽會，繁榮自 貿區」等四組標語。事實上，類似的宣傳（propaganda）意在形塑 中國與東協之間的共榮互利關係與美好圖象，透過不同的雙邊貿易與 投資活動的活絡安排，逐漸向東協其他成員的多組雙邊關係擴散。持 平而論，這些政治化的語彙與符號掩飾了中國與若干東協成員的緊張 與矛盾，在中國廣西舉行東協博覽會的熱絡氛圍，甚至讓外界誤以為 2012 年一度甚囂塵上的領海爭議與衝突早已銷聲匿跡。 為了要進一步分析當前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進展，本文將剖析由 雙邊經貿合作的持續加溫所呈現的和諧圖象及其所呈現出的擴散性互 惠（diffusive reciprocity），並檢視潛藏在其中的矛盾緊張與擴散性 脆弱（diffusive vulnerability），探討這些可能對區域和平與安全造 成影響的潛在因素。本文認為，2010 年迄今的中國—東協關係反映 出值得玩味的特殊現象，即儘管密切的經貿合作使得雙邊互動逐漸加 溫，但域內衝突的持續存在的確對於中國與東協之間的互信與穩定造 1 _{特別是來自於中國官方與媒體（如新華網）所釋出的資訊，這也是研究中國與東} 協雙邊關係最容易取得的大宗公開訊息。

成負面影響。更有甚者，北京深知東協集團內部權力分布的情況以及 利益分歧的情勢，為了要確保中國在東南亞與亞太地區的核心利益， 北京逐漸在處理雙邊矛盾問題時發展出新的戰略選擇與佈局，而這也 間接裂解了東協內部的團結與共同利益。很明顯地，「中國因素」 （China factor）隨著利害關係的對張，正逐漸滲透並侵蝕東協極力 鞏固的東協核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與東協團結（ASEAN Unity），甚至極有可能將加劇東協內部的分化，進而成為區域穩定 的負面因素。

貳、持續加溫的經貿合作與擴散性互惠：

促進和諧的助力？

在概念上，本文認為擴散性互惠將產生於議題間（inter issue-areas）與行為者群內（inter actors），進而呈現出不同的運作圖象。 首先，就「議題間擴散性互惠」而言，本文認為，這種型態的擴散性 互惠所強調的是大國與小國在單組雙邊關係上，因單一議題的合作成 果所產生的互惠效應，很有可能會擴散到其他議題上，促成更多元且 密切的合作關係。之所會造成此種現象，最主要的原因與議題本身的 連綴結構（issue-linkage）有關，從過去的歐洲整合經驗到當前全球 化效應的深化，在在展示國家在追求雙邊合作時，往往將經貿、投 資、發展與基礎建設等議題緊密相繫，此種議題上的連動性有利於互 惠關係的擴散。相較之下，所謂的「行為者間的擴散性互惠」則設定 在不同組雙邊關係的對照上。以大國為核心所建立的多組雙邊關係 中，若出現成功的合作經驗與成果，將很容易被大國主動複製並再製 於對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經營上；當然，此舉也將會引起小國群體內 其它行為者的競爭或仿效。 從經驗層面來看，中國與東協關係在近幾年的快速進展，其實就 是由中國與東協國家的多組雙邊關係在經貿合作上的成功運作所啟

動，它同時具有議題間的擴散性互惠與行為者間的擴散性互惠等特 色。中共商務部長陳德銘在2012 年 8 月 29 日出席於柬埔寨舉辦的第 11 次中國—東協經貿部長會議時，強調中國與東協近年來隨著「政 治互信加強，經濟融合加深，使企業和人民從中受益，實現了互利共 贏、共同發展的目標」（中國—東協博覽會，2012）。陳德銘對於中 國—東協關係的描述與定位，揭示了經濟因素在促進中國與東協關係 中的重要性。在經濟因素中，雙邊貿易量的持續增加被視為是中國與 東協合作利多的最佳例證。中國與東協貿易從1995 年的 200 億美元， 隨著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建成，逐年大幅成長。從2010 年開始 2012 年間，雙邊貿易額達到 2,927.8 億美元的規模，到了 2011 年更 成長到3,629 億美元。截至 2012 年 11 月底，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 雙邊貿易額已經超過3,599 億美元，即將超越 2011 年的全年雙邊貿 易總額（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2012）。在 2013 年初，中國— 東協商務理事會最後的統計數據確認，2012 年中國與東協國家之間 的雙邊貿易額達到4,000.93 億美元，較 2011 年成長 10.2%（中國— 東協商務理事會，2013）。此一經貿互賴關係的持續加溫，深受中國 領導人的高度重視。譬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更多次在公開場合表 示希望能大幅促成雙邊貿易額，能在2015 年前達到 5,000 億美元的 目標（劉陸、熊紅明、劉曉莉，2012）。 除了貿易的倍數成長，雙方的成功經驗也連帶擴散到投資領域方 面；譬如，中國對東協國家的投資總額從2000 年的 1.19 億美元，快 速成長到2011 年的 43.8 億美元（The Nation, 2012a）。中國對東南 亞的多樣投資計畫，整合了國營企業與國內產業的走出去佈局戰略， 成為擴展貿易戰略、深化經濟影響力的重要安排（楊昊、蕭新煌， 2011）。為了要探討大國與小國集團之間互動關係的發展型態，本文 將以中國與東協主要國家的經貿發展為經驗參照，探討由持續加溫的 經貿合作所帶來的擴散性互惠效應及其對區域和諧的影響。然而，礙

於篇幅所限，本文未能涵蓋東協十國的比較研究，僅將主要探討在經 貿議題上特別具有代表性的貿易順差與貿易逆差雙邊關係進行分析， 亦即針對中國與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與越南等四個明顯貿易順差 與逆差國之間的互動模式，以及經貿作為擴散性互惠的核心要素，作 為經驗個案的解釋依據。

一、中國與東協主要貿易順差國：馬來西亞與泰國

在東協國家中，中國最重要的經貿夥伴是馬來西亞。中—馬貿易 總額約佔中國與東協雙邊貿易額的四分之一，意味著中—馬雙邊關係 的發展對北京而言極具戰略意涵。中國與馬來西亞在2010 年的雙邊 貿易額為742 億美元，較 2009 年成長了 42.8%。如果分別檢視其進 出口貿易總額，可以發現馬來西亞出口中國的貿易額為504 億美元， 自中國進口的貿易額為238 億美元。換言之，馬國在 2010 年享有 166 億美元的貿易順差。2011 年，雙邊貿易額提升為 900 億美元；到了 2012 年，中—馬貿易額進一步擴大到 948 億美元，中國預計雙方在 2013 年將有機會突破 1,000 億美元（新華網，2013）。2_{正因為雙邊} 貿易量不斷提升，特別對於享有順差的馬來西亞來說，若能持續擴大 貿易額，甚至將貿易合作的成功效益擴散到投資領域，除了能增加商 機，更能實質強化對中關係的發展。對於兩國來說，馬來西亞希望更 緊密地強化中國作為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合作能量，而中國更希望繼續 保持馬來西亞作為東協第一大貿易夥伴的領銜角色。 中—馬之間其實存在著多種互補與互賴關係；譬如，從商品貿易 2 _{檢視中—馬貿易往來資料，可以發現兩國政府提供的數據不同，馬來西亞政府所} 提供的統計數據遠低於中國的官方統計。在此要特別感謝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 Ngeow Chow Bing 博士的寶貴建議與提醒，由於馬來西亞出口到中國的商品， 部分先繞道香港與新加坡後才轉進中國。馬國相關部門並未統計此一部分的統計 數據，但中國海關則有相對詳細的紀錄。

的角度來看，馬來西亞在機械製造與天然資源方面有其優勢，這也使 得馬國出口至中國的商品，最具競爭力者多半還是機械零組件、塑 料、棕櫚油等。相較之下，馬國在進口中國的貨品方面則是以紡織 品、電機產品、光學產品與家俱等為大宗。事實上，中—馬友好關係 的鞏固除了仰賴雙邊持續加溫的貿易活動，更關鍵的因素在於彼此政 府所支持的投資暨發展計畫，將彼此的互惠利益擴散到各個不同的領 域中。 根據統計，中國投資馬國與馬國投資中國的比例為8 : 1，而在中 國對馬國的投資項目中，以金屬產品、機械與零組件、橡膠產品為前 三位。事實上，雙方在投資合作方面深受領導人的支持，特別對於馬 來西亞來說，不僅國內市場需要中國的投資，政府更需要與中國維繫 良好的夥伴關係。因此，除了馬國首相納吉（NajibRazak）的高度 支持，3_{馬來西亞政府近年來積極向中國招商，不但增加每年組團前} 往中國訪問與招商的次數，更希望能有效地促進中國對馬來西亞在製 造業、服務業、營運業與科學園的投資。值得注意的是，馬國政府亦 希望能擴展與中國在清真食品、旅遊及批發零售等面向的合作 （Bernama, 2011）。 中國對於馬國政府的回應亦屬積極，無論是「兩國雙園」計畫， 或者是近年來幾乎年年提供重大投資方案，都顯示馬來西亞對於中國 國企走出去外交的重要性。舉例來說，在2010 年，中國提出了沙嘮 越發展走廊計畫（Sarawak Development Corridor Plan），以 110 億美元的鉅額投資建水壩、投資水利再生能源與化學、鋁及鋼鐵工廠 （Brown and Anderlini, 2010）；2011 年，中、馬雙方簽署協議， 由中國華電工程在馬來西亞 Janakuasa 控股公司於越南沿海共同投

3 _{納吉甚至自取中文別名為「阿吉哥」，除了希望能爭取國內華裔選民的支持，更}

資、建立燃煤電廠，並且在馬來西亞國內深化基礎建設的投資。同 年，雙方亦開始思索建設共同工業園區的計畫。到了2012 年，中國 積極促成中—馬欽州產業園區的建立，此一園區早在該年3 月已由中 國國務院批准設立，未來將著重在食品加工、生物科技與工程機械等 領域的合作。在2013 年 2 月，馬—中關丹工業園區（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MCKIP）亦正式運作，此一園區由雙方領 導人共同首肯成立，被視為是兩國友好關係的例證。事實上，諸如此 類由中國規劃、提出並邀集馬來西亞合作的相關計畫，不僅實質促成 了中國與馬來西亞政府之間的合作關係，同時也連帶滿足了雙方在產 業供需平衡上的互惠需求。中—馬雙方在經貿合作上的互相配搭，將 彼此的互惠擴大到產業方面的互補，以及在投資與開發計畫上的互賴 關係，形成中國與東南亞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組雙邊合作模式。 相較於中—馬關係，中—泰關係近年來亦快速發展，由於中—泰 之間並沒有明顯的領土主權與政治爭議，這也使得中—泰互動的進展 更能具體戰現在雙邊經貿合作上。就近三年的經貿數據而言，中國與 泰國在2010 年的雙邊貿易額為 606.61 億美元，在東南亞諸國中名列 前茅，亦較2009 年成長了 36.74%。進一步分析進出口貿易額，可以 發現泰國在 2010 年向中國出口的貿易總值為 346 億美元，成長了 35.16%；而泰國向中國進口的貿易總額則是 260.5 億美元，亦比前一 年成長了38.9%。這些統計數據的大幅成長，說明了中—泰之間經貿 互賴的需求快速增加；而泰國正如同馬來西亞一般，是東協國家中少 數享有對中貿易順差的國家，此一貿易順差在2010 年高達 85.48 億 美元。到了2011 年，中—泰貿易更提升到 647 億元，中國是泰國的 第一大出口國，同時成為泰國的第二大進口國，僅次於日本。根據中 國官方的統計數據，2012 年中國與泰國的雙邊貿易額已超過 697 億 美元。當泰國總理盈拉（Yingluck Shinawatra）在 2012 年 4 月出訪 北京之際，與時任中國總理的溫家寶共同協議提升中—泰關係為「全

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雙方以2015 年為目標，希望能擴大雙邊貿 易至1,000 億美元（GOV.cn, 2012）。

相較之下，在投資佈局方面，中國對於泰國的境外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亦受到經貿關係的整體發展而快 速成長，金額從2000 年的 5,700 萬美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7 億美元。 在 2001 至 2008 年 間，中 國 獲 得 泰 國 投 資 委 員 會（Board of Investment, BOI）批准的投資計畫共有 357 件，已經成為泰國第五 大外資國。相關投資的主要標的物大多集中在製造業與加工業，相較 之下，中國在泰國高科技產業方面的投資並不多見。此一佈局顯示出 中國仍將東南亞的海外投資重點置於天然資源與原物料的取得上，其 中亦包括了2011 年甫通過的電力、天然橡膠製品、工業零組件等投 資計畫，旨在強化中國國內的製造業所需（Runckel & Associates, Inc., 2011）。 對於中國與泰國雙邊關係而言，快速進展的貿易與投資合作，對 於雙方夥伴關係的提升具有高度戰略意義。特別是在近幾年來，中— 泰經貿合作的成果快速地擴散到其他雙邊合作計畫上，其中，尤以泰 國最需要的關鍵基礎建設（critical infrastructure）—南北向高速 鐵路，正是此一擴散性互惠的具體成果。在2012 年，溫家寶允諾將 協助泰國建立一條從曼谷連結舊都大城（Ayutthaya），並從廊開 （Nong Khai）連結寮國首都永珍的南北向高速鐵路，此一鐵路將一 路延伸到中國境內，成為縱貫東南亞三國的關鍵基礎建設（The Nation, 2012b; Bangkok Post, 2012）。2013 年 2 月，泰國總理盈拉 在中華總商會進行公開演講時明確表示，中、泰之間的互信與互惠關 係已大幅強化，有了中國政府與人民的參與，再加上中—泰經貿網絡 的持續深化，中—泰關係的未來將值得期待（常天童、明大軍， 2013）。整體而言，中—泰關係的發展也循著擴散性互惠的邏輯，泰 國作為中—泰將經貿合作的貿易順差國，在享有雙邊經貿合作成果的

同時，逐漸將合作效應擴散到投資、關鍵基礎建設甚至提升政治互信 的友好程度上，更希望能據此實質提升兩國戰略夥伴協作關係。

二、中國與東協主要貿易逆差國：新加坡與越南

對照馬來西亞與泰國這兩組貿易順差國與中國之間形成的擴散性 互惠關係經驗，新加坡與越南對中國的貿易關係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 圖象。無論是新加坡或者是越南，均面臨到對中貿易的結構性逆差與 赤字，但新、越兩國卻仍相當積極地保持與中國的穩定經貿合作，甚 至亦希望擴及其他合作領域。首先，就新加坡而言，中國與新加坡在 2010 年的雙邊貿易總額為 570.6 億美元，其中新加坡向中國出口總額 為247.1 億美元，較前一年成長 19.2%；而新加坡對中國的進口貿易 則為323.5 億美元，比前一年微幅提升 7.6%。在該年，新加坡是中國 的第八大貿易夥伴，其面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為76.4 億美元。2011 年， 中、新雙方貿易額達大幅增加到805 億美元，中國成為新加坡第三大 貿易夥伴（Swire, 2012）。到了 2012 年 11 月，中國與新加坡的雙邊 貿易額已逾623 億美元，其中新加坡向中國進口貿易為 366 億美元， 出口中國貿易額為 257 億美元，中國享有超過 100 億美元的貿易逆 差。從貨品貿易的角度來看，新加坡自中國進口的商品大宗為機械產 品、礦產、紡織品與原料、化工產品等，由於新國腹地狹小、天然資 源困乏，縱使中—新貿易逆差持續存在，但新國的發展確實需要中國 源源不絕地提供發展所需的原物料與商品。 除了貿易，中—新之間在經濟合作上的互惠利益同樣持續擴散， 此一趨勢正朝向投資與其他整合型的園區發展計畫發展。其中，中國 對新加坡的直接投資，從2001 年的 7.2 億美元大幅提升到 2010 年的 94.3 億美元，成長了 13 倍之多（Government of Singapore, 2010）。 在2011 年，新加坡仍佔中國對東協投資總額的五成以上，由此可見 新加坡對於中國海外投資的戰略佈局而言，極具重要性。相較於中國

的投資，新加坡亦積極佈局中國；其中，有若干在早期前往中國投資 的房地產開發商，早已進軍中西部的房地產投資計畫。除此之外，新 國積極推動在中國的金融服務業深耕計畫，在雙邊金融合作協定簽署 後，開始積極促成新加坡大華銀行、新展銀行、華僑銀行在中國籌設 分行。這些新的佈局與安排，都說明了儘管新加坡並不受對中貿易赤 字之困，而是希望能將互惠合作的成果大幅度地擴散到其他領域，滿 足新加坡對外發展的需求與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特別重視新加坡的管理與經營模式，因而藉 著「學習新加坡經驗」開始推動若干園區創設計畫；其中包括了蘇州 工業園區、4_{江蘇連雲港園區、}5_天津港、6_{中—新廣州知識城、天津} 生態城、中新南京生態島園區7_{以及甫成立的新川創新科技園區等。}8 這些園區的設置，擴大了新加坡私部門的海外影響網絡，更受到中、 新兩國領導人的政治支持。舉例來說，時任中國副總理李克強在2012 年9 月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會面中，再次重申雙方在新興產業、技 術與管理層面的強化合作關係，並且表示中國希望能順勢引入新加坡 管理模式，積極深化中西部、東北地區的開發合作計畫（中華人民共 和國駐新加坡共和國大使館，2012）。由此可見，中—新之間的擴散 性互惠關係，從貿易擴散到投資、從東部沿岸擴散到中西部內陸城 市，這些合作的成果對於兩國政治領導人而言，除了具有商機或收 益，更重要的無非是緊密互動下所營造出的戰略利益。 另一個持續與中國保有貿易逆差的東南亞國家是越南。檢視近年 4 _{中國將「蘇州工業園區」稱為「小政府大社會」的成功管理模式。} 5 _{江蘇連雲港園區是以新加坡豐益集團、萬邦集團所投資的港口物流園區。} 6 _{乃由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PSA International）與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管} 理。 7 _{這是由南京建鄴區政府與新加坡仁恆集團、勝科工業所共同投資的生態服務業、} 訊息服務業與都市服務業、都市生態農業區。 8 _{由新加坡星橋控股與四川合作的園區計畫。}

來中—越雙邊貿易的數據，可以發現中—越貿易額在2010 年為 300.9 億美元，較 2009 年大幅成長了 43%，同時也超過雙方原先設定在 2010 年達到 250 億美元的計畫。在 2011 年，雙邊貿易提高到 400 億 美元，截至2012 年 11 月止，越南自中國進口貿易額為 304 億美元， 而出口到中國的貿易總額為146 億美元。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中 —越儘管貿易額不斷增加，但兩國之間的逆差卻持續存在，並且逐漸 加劇。從2001 年的 1.88 億美元，逐年擴張到 2010 年的 161.3 億美元 與2011 年的 135 億美元（中國—東協商務理事會，2012）。到了2012 年11 月，雙方的貿易逆差已高達 198 億美元。造成此一龐大逆差的 主要原因，牽涉到兩項結構性因素：其一，越南本身囿於企業體質不 良與國際競爭力較弱，對於佈局國際顯得興趣缺缺。相形之下，中國 國企在政府所宣導的「走出去」佈局戰略的加速推動下，開始大幅朝 東南亞周邊區域佈局，而具有地利之便的鄰國越南便成為中國企業積 極在中南半島佈局並且投入工程計畫的主要對象；其二，中國進口越 南多樣便宜的原物料，同時出口多種機械、工業、化學產品與設備到 越南。此種進出口貨品之間的差異所造成貿易不均衡發展，持續擴大 了貿易逆差的總額。近年來，越南政府深知此一情勢演變將不利於國 內經濟發展，為了控制逆差的額度，亦開始著手限制煤炭與若干農產 品出口中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儘管越南與中國之間因為南海問題陷入緊張 關係，但此一領土爭議似乎未對雙邊貿易的發展造成負面的影響 （Schearf, 2012），換言之，雙邊經貿利益仍是維繫中—越友好關係 的關鍵因素；特別是對中國而言，若能將此種互惠關係擴溢到高階政 治或安全議題上，藉此控管與降低彼此所面臨的領土爭端與衝突，不 啻為一關鍵戰略操作。這也使得越南與中國的關係，成為一項檢驗擴 散性互惠是否能順勢推展的重要個案。

三、經貿和諧圖象的背後？

從以上主要經貿夥伴的貿易與投資合作關係中，不難發現中國無 論是面對貿易順差國或者是貿易逆差國，均希望針對個別國家的需求 與優勢研擬經略計畫，並將其整合為整體東南亞戰略的一部份。其 實，隨著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建成，中國與其他東協成員之間的 雙邊貿易額同樣以極高幅度的比例持續成長，貿易與投資的統計總額 成了最好的說服工具，它不僅代表著政府所支持並強化的經濟利益， 更是吸引雙邊私部門產業合作的重要誘因。更重要的是，這種說服外 交不僅由中國官方啟動，北京更試圖將鄰近合作夥伴的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企業廠商轉換成促進擴散性互惠的助力。 尤其是若干東協國家最關切的中國對外投資戰略，隨著雙邊貿易 額的增長，也帶動了中國對東南亞各國的直接投資。特別是所謂的東 協後進國家群（柬埔寨、寮國、緬甸與越南，稱為CLMV），從 2003 年到2011 年間，中國對於柬埔寨的投資金額從 220 萬美元成長到 5.7 億美元；對於寮國的投資從100 萬美元成長到 4.6 億美元；對於越南 的投資從130 萬美元成長到 13 億美元；對於緬甸的投資到了 2011 年 間更高達2.2 億美元（中評社，2012）。然而，仔細檢視中國與東協 國家之間不對稱關係的發展，可以清楚發現無論是中國對外高調支持 東協作為東亞整合驅動力（driving force）的地位、或者是透過這些 不斷增加、看似極具說服力的漂亮數據來彰顯東協的重要性，都無法 完全證實東協在對中雙邊經貿合作中佔有絕對的優勢，更無法迴避此 種經貿和諧的圖象背後不存在任何緊張關係與潛在危機（Finch, 2012: 40-42）。 舉例來說，中國在馬來西亞的沙嘮越發展走廊計畫對於當地的生 態與社會衝擊甚鉅，它不但造成生態體系的危機，同時也將影響超過 60 萬人民的生活。在越南，中國投資的電廠與其他計畫帶來了龐大

的中國勞工，對於越南本地勞工的生計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與威脅； 更有甚者，今年走上街頭抗議中國的民眾，更被政府刻意壓制，牽連 入獄者不計其數。9_{另外，在柬埔寨，儘管執政當局高度親中，對於} 人民而言，中國投入的資金與投資計畫意味著更豐富的工作機會，但 仍有不少政府官員與反對勢力高度憂慮中國在柬國移民、購地、投 資、伐林重劃土地利用等作為。10_{特別是中國投資者與企業在柬國與} 其他東南亞國家以取得天然資源為導向所進行的投資規劃與實踐，早 已形成東南亞大多數國家在生態環境、社會穩定與人民生活的負面成 本。 當中國不斷對外宣傳與東協國家追求貿易合作、互利共榮的願景 時，這些和諧圖象的背後，其實存在著許多被刻意控制或壓抑的緊張 關係。儘管單一事件的在地反抗（local resistance）並不會損及或挑 戰當前的中國—東協和諧；然而，當中國對東協國家的經濟影響力越 來越普遍且深刻，我們必然無法輕忽相關抗爭與事件的連鎖效應將可 能對於現有雙邊關係、甚至是區域的和平與穩定之影響。換言之，隱 含在中國—東協和諧中的「擴散性脆弱」，將很有可能由下而上地瓦 解現有的「樣版和諧」，更可能將成為倒轉中國—東協友好關係的底 層逆流。

參、以領土爭議構成的擴散性脆弱：

影響區域失序的阻力？

本文認為，當前的中國與東協關係明顯地受到兩股力量的影響， 其一是前文所述之「擴散性互惠」，另一股力量則是隱藏在合作榮景 9 _{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亞太區域研究中心 C 教授訪談紀錄：2012 年 11 月 29 日、30} 日，地點：臺北。 10 _{柬埔寨大學 R 院長、柬埔寨農村發展部 S 官員訪談紀錄：2012 年 12 月 13 日、} 15 日，地點：柬埔寨金邊。

角落的「擴散性脆弱」。擴散性互惠反映在持續創新高的經貿統計數 據與各項發展計畫上，順勢而為地鞏固了雙邊關係；相形之下，擴散 性脆弱除了深植於經貿合作圖象的背後，更充分展現在對區域與雙邊 互動而言極為敏感的領土爭議內，隨著領土衝突層級的提升，成為弱 化中國與東協關係的逆勢挑戰。這種擴散性脆弱不只出現在若干中國 與東協國家雙邊關係中，更已擴散到東協內部，甚至裂解了現有的團 結與集體立場。最顯著的爭議，便是南海爭端問題的逐漸白熱化，此 一問題牽涉到中—越、中—菲與東協集體立場的發展。

一、中—越關係：明顯對立的友誼

儘管中國與越南之間的貿易額持續增加，整體經貿合作的趨勢亦 穩定；不過，中—越政治與安全關係在近年來卻陷入膠著，「明顯對 立的友誼」應該是雙邊關係最適切的定位。2010 年是中—越建交 60 週年，同時也被設定為「中—越友好年」。當中國與越南雙方均希望 能強化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之際，兩國政府卻無法迴避彼此在南中國海 陷入爭議、甚至面臨潛在軍事危機的爭議事實。由南海問題所引起的 軍事緊張關係確實成為牽絆當前中、越友好關係、衝擊區域安全的挑 戰。特別是當越南在2010 年正式接任東協輪值主席後，終於獲得了 主導國際平台與區域機制的權力中心角色，當然希望能藉此網絡進一 步將與切身相關的領海爭端付諸國際輿論。由於越南在東協內部僅能 算是次級國家或中型國家，並無法直接與中國對抗；唯有爭取東協盟 邦支持並整合一致對外之立場，同時邀請周邊大國等外來勢力的介 入，才能有效在南海爭端上牽制中國、平衡中國。 回顧2010 年到 2012 年間越南針對南海問題在外交上的戰略操作 與實踐，的確可以發現中國就是最重要的假想敵或對手。特別是越南 外交部針對南海情勢所釋出的各項聲明，都意有所指地批判北京在南 海的咨意作為並不可取。在擔任東協輪值主席期間，越南希望將東協

系列會議操作成探討域內所有區域安全問題的機制，其中，南海問題 是主要關鍵。越南總理阮晉勇（Nguyen Tan Dung）在 2010 年的 10 月30 日的東協系列峰會中，呼籲所有南海主權聲索國都應該恪守《南 海各方行為宣言》（the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並且朝《南海各方行為準則》（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C）邁進。阮晉勇的主張當然也 涵蓋了中國，原因在於此一準則沒有中國的參與，將不具任何意義 （ASEAN 2010）。儘管阮晉勇的宣示比起越南外交部的聲明來得溫 和許多，但實際上仍是提醒北京必須在南海問題上尊重東協國家、需 積極參與談判、並且不可任意妄為。 從2010 年到 2012 年間，越南藉著南海問題的合縱連橫，成功地 轉變了越南的國際形象，當然，這也造成中國在面對領海爭議時的巨 大壓力。11_{在東協輪值主席任期結束後，越南並未因此削弱既有牽制} 中國的國際佈局，反而更積極引進外力，試圖平衡中國在南海持續增 長的影響力。中—越之間在面對南海爭端上的脆弱性透過東協平台與 外力介入的過程，持續地向外擴散，引進了如俄羅斯、日本、印度、 美國與加拿大等外部強權，進而衝撞北京在南海問題上反對外力 （outside force）介入南海議程的傾向（Zhang, 2011）。這種由南海 問題的脆弱性擴散並醞釀成多強權競爭的權力結構，被越南具體操作 成在南海爭端上對抗北京的聯合戰線。 在2011 年，越南將南海問題的脆弱性透過雙邊關係的擴大運作， 拉攏了相關東協相關南海主權聲索國，藉著確認、鞏固與馬來西亞、 菲律賓等東協盟邦在國防、海事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進一步推動與 中國對作的結盟活動。首先，在越—馬關係上，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

11 _{越南將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稱之為東海（East Sea），並且在各種對外}

（Truong Tan Sang）曾於 9 月 28 日前往馬來西亞訪問，希望能爭 取馬國總理納吉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與航行安全，並且希望能促 成馬國對於越南在解決南海爭端上的支持。張晉創建議越、馬雙方應 該要有更密集的高階官員互訪，並且也希望可以在打擊跨國犯罪與海 上巡邏方面加強合作，並且籌建雙邊海上巡邏機制與海軍通信聯絡網 絡。馬來西亞近年與北京交好，越—馬合作的推動正展現出河內拉攏 東協友邦、鞏固東協南海主權聲索勢力之間的團結立場。 除了馬來西亞，越南在南海問題上最重要的合作對象便是菲律 賓。在2011 年 3 月，張晉創前往菲律賓訪問並與菲國總統艾奎諾三 世（Benigno S. Aquino III）簽署了多項重要協議，如《菲越行動計 劃2011-2016》（Vietnam-Philippines Action Plan for 2011-2016）、 《菲—越海軍互助合 作與資訊共享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between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Naval Forces）與 《越南海上警察與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建立熱線聯繫機制等海事交流平 台備忘錄》（Agreement on Establishing a Hot Line between the Vietnam Maritime Police and the Philippines Coast Guard）等 （Vietnam News Agency, 2011）。河內將相關協議的簽署鑲嵌在擴 散性脆弱效應的戰略中，藉著納入東協周邊成員逐步形構出牽制中國 的戰略，非但讓越南不會因相對國力的弱勢而被中國邊緣化，反而更 成功地強化了越南在南海爭端上的核心角色。 相較之下，北京深知越南在南海議題上的佈局與安排，仍不放棄 以鞏固中—越關係的方式來降低彼此的衝突層級；其中，最重要的對 話與協作平台即中國共產黨與越南共產黨之間的黨對黨友好合作管 道。正當越南在2011 年大規模地就南海問題推動外交合縱連橫活動 é 之際，在10 月 11 日，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Nguy n Phu Tr ng） 突然前往北京訪問，並且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直接溝通南海問題與領

海爭議。中、越之間在此次對話上達成默契，並轉換成實質協議，最 重要的一項成果，即《指導解決越—中海上問題基本原則協議》 （Agreement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Guiding the Settlement of Maritime Issues between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 Nam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這份協議乃立基於《關於解決越南社 會主義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邊界領土問題的基本原則協議》 （The 1993 Agreement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Settlement of Border and Territorial Matters between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 Nam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之理念，進而揭示六 大項共識：其一，兩國均需以大局為重，從睦鄰的角度出發，妥善解 決南海問題，促使此一區域成為和平、友好、合作的海域。其二，尊 重法理基礎並考量歷史因素，朝縮小分歧的目標尋找雙方都能接受的 海域爭議解決辦法。其三，雙方應嚴格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雙邊爭議以雙邊方式處理，若牽涉到其他國家，將以其他爭端方共同 協商。其四，相互尊重並且希望能討論出不影響雙方立場的暫時性解 決方法。其五，以循序漸進、先易後難的方式推動北部灣灣口海域的 劃界談判，並且就低敏感的海事合作領域進行討論，以增加互信。其 六，雙方每年舉行兩次針對邊界問題的定期會晤，並設立熱線聯絡機 制就海上問題即時溝通（楊昊，2012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Vietnam, 2011）。

儘管中、越雙方簽署了這項海事爭議處理指導原則，但兩國在 2012 年仍在南海海域上出現多起爭議事件，譬如，在 2 月 22 日，一 艘越南籍漁船因氣候不穩之故前往西沙群島暫避，鄰近的中國海監船 以武力威脅該漁船及船上11 名漁民，甚至登船沒收捕魚器具，隨後 迫使該船駛離該水域（Vietnam News Agency, 2012）。到了 2012 年 底，中國與越南在南海議題上的爭端逐漸延燒，越南國家石油公司 （Petro Vietnam）公開表示，中國在編號 113 海域中割斷了越南探

勘船「平明二號」（Binh Minh 02）的地震探勘電纜，這已經是該船 電纜第二次被中國船隻所切斷（BBC, 2012）。除了明顯的海域衝 突，宣示性的對抗也頻傳；譬如，中國發行的新版護照中納入了南海 海域於中國周邊領土中，因而引發越南政府的多次抗議，甚至傳出移 民官員將拒絕以這本護照申請入境的中國公民，進而造成雙邊緊張。 諸如此類的事件層出不窮，在2010 年到 2012 年間加劇了中—越關係 的脆弱性，不僅不利於雙邊關係的進展，同時亦威脅到區域秩序的穩 定與和平。

二、中—菲關係：一觸即發的衝突

在2010 年到 2012 年間，中國與東協關係最關鍵的挑戰其實是來 自於中—菲之間的緊張情勢。事實上，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的 爭議與角力，並不亞於中—越南海爭端的衝突程度，新任外交部長王 毅甚至在2013 年首次外訪東南亞國家時，以「繞過」菲律賓的方式 來彰顯中國的新南海周邊佈局與安排。在2013 年 7 月，正當中—印 邊境發生衝突之際，中國解放軍少將羅援曾公開批評菲律賓是對區域 安全與和平造成負面影響的「麻煩製造者」（Olsen, 2013）。這些戰 略操作與宣示彰顯出一觸即發的中—菲南海衝突。 過去幾年以來，菲律賓積極聲索與爭取南海主權，菲國國會議員 曾在2011 年 7 月 20 日組團登上中業島宣示主權；在同年的 9 月 22 日，菲律賓召開了首屆東協海洋法專家會議探討南海爭端區域的劃界 問題。到了11 月中旬，菲國公開表示已獲得美國支持，未來美、菲 之間將強化軍事合作關係，致力於共同保衛南海海域。菲律賓特別希 望將南海議題操作成大國協調的區域爭端，因此在2012 年 10 月在馬 尼拉促成了第一屆東協海事擴大論壇（Expanded ASEAN Maritime Forum），這場納入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成員的 海事會議，符合菲律賓爭取國際支持的政策方針，希望能加速落實南

海海域的區域行為準則，以確保區域內的和平與穩定（ASEAN, 2012a）。

中—菲之間面對南海問題的脆弱性危機出現在2012 年的 4 月。 在4 月初，菲國與中國船隻在黃岩島附近陷入對峙的緊張情勢，當時 有 12 艘中國籍漁船前往黃岩島潟湖內避風，隨後遭到菲國護衛艦 Gregorio del Pilar 號在黃岩島海域潟湖出口處的圍堵。菲國軍艦上 的人員登上中國漁船檢查漁貨並宣稱將扣押中國漁民，在鄰近海域巡 邏的中國海監船「海監75 號」與「海監 84 號」接獲通之後前往黃岩 島衝突地點，並且與菲律賓軍艦持續對峙。到了4 月 20 日，中國漁 政船「漁政310 號」再度前往相關海域宣示主權，此舉引起菲國政府 的高度關切，並在21 日派遣 2 艘軍艦前往圍堵。由於情勢嚴峻，中 國政府似乎有意降低衝突層級，因而駛走漁政船與海監船，僅留下 「海監75 號」繼續密切關注相關情勢的發展（楊昊，2012b）。 此一黃岩島對峙衝突彰顯出中—菲關係的脆弱性，並且逐漸被國 內民族主義運動醞釀並擴大成雙方反中、反菲運動。對於中國政府來 說，2012 年的中—菲黃岩島對峙事件造成國內不小的民意壓力，迫 使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瑩在5 月召見菲律賓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蔡福炯 時，慎重地強調儘管中國希望能繼續透過外交協商來解決問題，但卻 也「做好了應對菲方擴大事態的各種準備」，包括經濟、商貿、投 資、旅遊等方面的交流限制，都成為箝制菲律賓的制裁作為（Perlez, 2012）。對於菲律賓而言，國內開始有部份企業準備要如菲萊克斯石 油公司（Philez Petroleum Corp.）主席 Manuel V. Pangilinan 即公 開表示若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爭議僵持不下，甚至有加劇的現象，其 公司將終止與中國石油公司合作的計畫，以捍衛菲國國家利益 （Olchondra, 2012）。

儘管如此，有不少國際觀察家亦僅告菲國政府勿誤判情勢，因為 當中國與菲律賓在黃岩島問題上擦槍走火、甚至發生衝突之際，馬尼

拉希望美國馳援的期待將成為泡影，因為美國早已在此一議題上宣示 保持中立的政策（Malig, 2012）。不過，對於菲律賓而言，面對中國 在南海與周邊區域持續增強的影響力，菲國軍隊已經提早準備，譬如 菲國北呂宋指揮部（Northern Luzon Command, Nolcom）已經規 劃將其行動任務由國內安全轉移到領土防衛，並且再2014 年開始強 化呂宋海岸區域與周邊南海海疆的保衛（Orejas, 2013）。種種跡象 顯示，中—菲之間的南海爭議，同樣加劇了雙邊關係中的脆弱性，並 且正逐漸擴大對於雙邊貿易與投資的影響層面，同時挑動區域和平的 敏感神經。

三、東協集體立場的弱化：擴散性脆弱的衝擊

2010 年與 2011 年，在越南與印尼相繼擔任東協輪值主席期間， 中國在南海的影響力受到嚴峻的挑戰。當越南高調透過國際化與多邊 化箝制中國在南海的各種佈局，當印尼凝聚東協國家共同面對中國並 且審慎處理南海爭議之際，中國與東協關係的發展的確因為領土爭端 陷入了低潮期。不過，在2012 年之後，由於東協進入了弱勢領導權 （weak chairmanship）階段，由親中的小國輪流擔任輪值主席（柬 埔寨、汶萊、緬甸），這也使得東協國家因為南海問題所面臨到的分 裂情況日益加劇。這也使得此一由領土爭端所引起的脆弱性，隨著東 協制度安排而逐漸擴大成對東協團結與東協核心地位的嚴峻挑戰。 最關鍵的一項衝擊，發生在2012 年 7 月於柬埔寨金邊所舉行的 第45 屆東協外長會議（ASEAN Ministers’ Meeting, AMM），該會 議由柬埔寨外長何南豐（HorNamhong）主持，會後因故未能達成 é 共識並發佈聯合宣言（Joint Communique）。就此，外界有多種揣 測並且抨擊柬國政府破壞了四十餘年來的東協傳統與默契，的確，造 成此一窘境的因素實與擔任輪值主席的柬埔寨與其他國家在南海爭端 上的立場不同與利益分歧有關。在外長會議後的記者會上，柬國外長

何南豐針對此一事件進行說明，他強調東協各國外長的確就當前各種 爭議與敏感問題坦誠地交換意見並進行討論，但很可惜地未能在草擬 聯合聲明時達成共識。何南豐意有所指地表示，最主要的原因是有若 干東協國家意圖將聯合宣言作為自身處理雙邊爭端的戰略工具，試圖 藉著東協「集體」立場向其他爭端方施壓。 其中，菲律賓堅持這份宣言應該要紀載諸位外長對於黃岩島衝突 事件的討論，而越南則希望補述專屬經濟區（EEZs）的重要性（The Economist, 2012）。此一挫敗顯示了東協集體外交立場的崩解，特 別是當此一外交共識或集體立場牽涉到大國利益（中國因素）與區域 利益（東協共識）之間的取捨，這將涉及到集團整體與個別利益之間 的分歧與調和。當東協集團在表面上強調《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作為 東協整體與相關利害關係國之間的為各方基本共識，事實上，各個聲 索國如菲律賓與越南在南海問題上還是受到國內特殊的個別關切與國 家利益所驅使，採取了相對積極的作法，換言之，柬埔寨作為非南海 聲索國的東協輪值主席，在同時面對域外強權（中國）與域內分歧利 益（越南與菲律賓）的壓力，受限於高度親中的戰略扈從作為，12_的 確壓抑了相對激進的東協南海聲索國對於領土問題的反應。這也導致 了第 45 屆外長會議成為東協整合四十五年來的重大挫敗（楊昊， 2012c）。 在會後，印尼外長馬蒂（Marty Natalegawa）深知東協整合進 程恐將因此一外交挫敗而鬆動，積極奔走斡旋，希望能凝聚共識。在 36 小時內，馬蒂以協調與協商的方式再次確立了東協集團對於南海 爭端的基本共識，隨後在7 月 20 日與柬國外長何南豐共同宣布了《東 12 _{作者曾於 2012 年至柬埔寨金邊進行移地研究，發現中國積極投資柬國的電廠、} 道路與橋樑，對於關鍵基礎建設的支持受到柬國政府的重視。另外，經訪談發 現，柬國學界與政策界相當樂見中國在柬深耕之影響力，過去著重在政治與經 貿，目前希望著手經略文化與華人網絡，藉以深化並鞏固中—柬關係。

協南海六原則》（ASEAN’s Six-Point Principl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此一《東協南海六原則》強調：（1）徹底落實《南海各方行 為宣言》；（2）重申《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綱領》；（3）及早完 成南海區域行為準則；（4）尊重普遍承認的國際法原則如《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UNCLOS 1982）；（5）各方要持續自制與不使用武 力；以及（6）透過和平方式依循普遍承認之國際法原則來解決爭 議。這份聲明也特別強調東協的團結性，載明東協各國一定會強化東 協 內的 諮商 來推 動上 述原 則，並恪 守《東南 亞友 好合 作條 約》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與 《東協憲章》（ASEAN Charter）的精神（ASEAN 2012b）。作為 區域大國的印尼，在南海問題上展現了東協領導者的角色，試圖控管 此一擴散性脆弱對於東協集團與整合進程的影響，值得密切關注。更 有甚者，印尼在2012 年底的第 21 屆東協高峰會前夕，主動提出了 「南海區域行為準則文件草案」（the Zero Draft of the Regional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希望能藉著這份文件草 案來提供一套納入中國與東協國家的可行架構，藉以推動相關準則的 研擬與制訂。 不過，正如同前文所述，東協目前正陷入弱勢領導權的循環結構 限制；此一結構限制將會加劇中國與東協的擴散性脆弱，甚至會衝擊 到東協整體的外交政策立場與共識。在2012 年底舉辦的第 21 屆東協 高峰會中，如同外界所預期，親中的柬埔寨並未實質、坦誠地探討南 海問題，而本屆高峰會仍未提出具體的「南海行為準則」，僅重申南 海各方行為宣言、東協六點南海原則以及相關國際法原則的重要性， 並強調相關機制與規定應被視為是治理「國與國」關係的基本規範。 從其決議中，可以發現柬埔寨與東協各國領導人同意將繼續全面且有 效地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並且加強海事安全合作，以和平手段處 理爭端。但更重要的是，柬埔寨藉著高峰會高聲呼籲，各爭端方切勿

採取激進行動來複雜化南海問題，甚至造成衝突。柬埔寨對於南海問 題的低調回應立場，以及向東協內部爭端方喊話的作為，透露出東協 內部就此一爭端的分歧利益並無法有效整合，此舉再次損及東協核心 地位的對內凝聚與對外鞏固。從南海爭端來看，中國與菲律賓、越南 之間的緊張關係，促使彼此間的脆弱性擴散到東協體制內，東協作為 衝突管理、緩衝緊張關係、約束爭端方對立行徑的角色與功能逐漸被 削弱，而這種展現集體存在與集體約制力量的東協意識，甚至在最重 要、最具有政治代表性的高峰會中被刻意消音。

肆、結語

不可否認地，在亞太區域存在著多組大國與周邊區域關係，但尤 以中國及其東南亞鄰邦之間的共處關係最受外界矚目，也成為學術與 政策社群關切的焦點（Tang, Li and Acharya, 2009; Chen and Yang, 2013）。在 2011 年，德國全球與區域研究中心（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在其所出版的《當代東南亞事務》（Curr 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季刊中，特別安排「中國與東南亞：政 治與經濟互動」專刊，收錄了六篇專論來探討此一區域大國如何經營 睦鄰戰略，並分析周邊國家如何回應中國崛起的全方位政治、經濟與 社會衝擊。13_{擔任專刊主編的英國倫敦大學Anne Booth 教授特別強} 調中國與東協的關係不僅複雜且變遷迅速，尤其值得關注，同時更需 要仔細且批判地檢視。Booth 教授提到，儘管當前東協國家被外界是 為是崛起中國的支持者，但實際上東南亞各國各有不同盤算，早已不 能以中國的「侍從國」（client states）視之。縱使是被中國視為統 一陣線成員的緬甸軍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親中態度亦開始鬆動，近

13 _{前述六篇論文之全文可參考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網站所提供的資訊與}

年來轉而透過政治上的有限改革開放，希望能換取在戰略與經貿上的 自主空間（Booth, 2011: 5）。事實上，從類似的文獻中，可以理解到 存在於大國與周邊關係中的和諧圖象與隱晦矛盾。 本文從中國與東協關係中的經貿及安全層面著手，探討了中國與 東協國家在雙邊經貿合作上所呈現的合作與和諧圖象。此一被中國刻 意操作且放大正面效應的經貿因素成就了彼此關係中的擴散性互惠， 試圖影響並納入更多有利於促進雙邊關係的機會與因素，旨在鞏固雙 邊關係的進展。不過，無論是經貿或者是安全議題，兩者同樣面臨到 隱藏在和諧圖象背後的緊張與矛盾，這些刺激將會成為影響彼此關係 的脆弱因素，並且隨著緊張情勢的擴大弱化中國與東協的穩定關係以 及東協內部的集體立場。自2013 年起，東協的弱勢領導權循環仍持 續不斷，汶萊與緬甸陸續擔任輪值主席，結合高度親中的柬埔寨，此 一弱勢領導權循環將有利於中國在東協內部的結盟與佈局工作，並且 持續裂解東協內部的整體立場。未來的中國—東協關係圖象將繼續呈 現出經貿熱絡但緊張情勢不斷的基本走勢，擴散性互惠仍舊是中國向 東協國家宣傳和諧圖象的基本訴求，而擴散性脆弱亦將持續影響雙邊 關係的進展，尤其展現在懸而未決的南海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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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mony and Paradox of China-ASEAN

Relations: The Rationales of Diffusive

Reciprocity and Diffusive Vulnerability

Alan Hao Yang

*

Abstract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China-ASEAN ties seem to have been experiencing harmonious and prosperous development; nevertheless, such a promising perspective is undermined by bilateral conflicts. In fact, it is the expanding influence of the hegemony (China) as well as the resource-dependence of the small neighboring nations (ASEAN members) which compose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region. That is, two incentives directly affect this China-ASEAN power-balance: one entails diffusive reciprocity, while the other refers to diffusive vulnerability. Accordingly, this chapter enquires how diffusive reciprocity promotes the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it also probes into how diffusive vulnerability results in China-ASEAN conflicts. These factors are intertwined in issues like peace and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Keywords: China, ASEAN, Southeast Asia, diffusive reciprocity,

diffusive vulnerability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