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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H. Riker າ߆ڼགྷᑻጯ۞аᜪ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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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瑞克（William Harrison Riker, 1920-1993）是二十世紀美國最 重要的政治學者之一。他創造的「實證政治學」（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給學界帶來了典範革命，他建立的「羅徹斯特學派」（Rochester School） 徹底改變了二十世紀政治學研究的風貌；然而，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 RCT）日漸茁壯的「霸權」態勢，也讓美國政治學會在二 ○○○年產生了「改革」（Perestroika）的呼聲，學界內的學術論戰與 資源爭奪正式檯面化，爭議至今未歇，而這爭議的暴風眼就是 Riker 終 其一生所建構的「新政治經濟學」（modern political economy），值得 台灣學界重視。 本文將以文獻回顧的方式，完成下列三項內容。其一，從原始著作、 學者評論、與訪談資料當中，回顧並重構 Riker 學術生涯的主要貢獻， 提供台灣學界對其完整的理解。本文將 Riker 的學術生涯作時間與內容 的劃分，重點式地探索他主要的論述與思想的轉折，其中特別著重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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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kerିഅᄲĂ߆ڼጯࠧߏ˘ᎹԣՕ۞௺Ă҃நّᏴፄጯࠁߏ ˘ਕૉٳιаപ۞͔௺ćԧᄮࠎՀৌ၁۞ଐڶߏĂRikerି ᄃ۞ֹवࣇĂညঔ൸˘ᇹညຐࢋӃᎹ௺ז˘࣎۞̈फ ˯Ăֱˠ۞ঔ൸Җࠎ၆̙ົјΑĂੵܧࣇϡႀٯԧࣇĂ ӎ߆ڼጯ၆̙ົјࠎ˘Ķ૱ၗࡊጯķĞnormal scienceğĄ -- Gregory Kasza1 ᘲၔপߏ˘Ꮉϓ௺ĂԧࣇౌຑჍRikerିߏĶRikerᚻܜķĂ ҃Ⴭϓ७ߏĶᘲၔপཱིķ͉۩௺Ą -- Kenneth A. Shepsle2 公元二○○一年美國政治學會第九十七屆的年會在舊金山舉行，一群 自稱推動「改革」（Perestroika）的政治學者齊聚一堂，對美國政治學的發 展環境提出了嚴厲的批判。這個運動在二○○○年十月間由一位自稱「改 革先生」（Mr. Perestroika）的政治學者，發出的網路匿名信所引爆的，信 中認為美國政治學發展，出現了危機，不論是學會還是學刊，都被「一小 群教授」（a coterie of faculty）所把持；這封信在網路流傳了一年多以後， 二○○一年會上兩百餘位政治學者連署了一封公開信，呼籲美國政治學會 應該進行立即的改革，這封以被壓迫者口吻撰寫的匿名信，對學界中「少 數霸權集團」提出了毫不留情的攻擊：「當人們被推到了牆角，領導者要 下台，政權要垮台，國家要改變！」1 ઼࡚߆ڼጯົĶԼࢭķྻજ۞ણᄃ۰Ă͔ҋ Kasza (2001)Ą 2 ઼࡚ݣҢ̂ጯநّᏴፄጯࠁ߆ڼጯ۰Ąణય̰ट͔ҋ Cohn (1999)Ăࣧ͛т˭Ĉ… “Rochester is the mother ship.” Shepsle says. “Its founder…was William Riker, ‘Commander Riker,’ as we like to refer to him. And ‘Starship Rochester.’”ĄĶRiker ௺ܜķߏ઼࡚ 1990 ѐ ܐۢЩ͉۩ଣᐍෛᇆะĶߐᚻਜ਼ਝĈາ͵ķĞ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ğ̚ ۞ઘᚻܜЩĂࡻ͛Щф˵ߏ William RikerĄ
至此，美國政治學會的學派爭鬥正式浮上檯面，親改革立場的歷史結 構論者 Theda Skocpol 當選會長，不但在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上， 開放一個討論區專門討論 Perestroika 的意義及影響，3 更於二○○三年創刊 了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的期刊，目的是要建構一個跨越內部方法論、外 部學門的橋樑，讓政治學研究不只是專業的形式理論與統計學者才看得懂 的讀物。4 紐約時報稱這是一場「不玩數字」與「玩數字」學者之間的戰 爭（pro-number versus non-number folks）（Eakin, 2000），高等教育新聞也 稱這為一次學門內的革命，目的是為了要反抗過去二十年以數理研究為導 向的發展（Miller, 2001）。學者 Dryzek (2002)認為，這個改革運動有兩個 特色，一是沒有人反對改革者所言理性選擇學派（rational choice theory；後 文以 RCT 代替）「把持」學界的現況，但是，另一個特色是 RCT 的人， 對於爭議並沒有積極的回應。5
無論如何，而這爭議的暴風中心，就是學 者威廉･瑞克（William H. Riker, 1920-1993，後文以 Riker 稱之）終其一生 所試圖建構的新政治經濟學。6
3 ൴Җٺ 35 סௐ 2 ഇĂ2002 ѐ 6 ཱི͡ĂᓁВѣ˝Ҝ߆ڼጯ۰೩ࣇ၆ĶԼࢭྻજķ۞ ࠻ڱĂΩγâώͽ࣎ྻજࠎค۞ኢ͛ะ˵ٺ 2005 ѐ൴ҖĂኛણ Monroe (2005)Ą 4 በݣҢ̂ጯ۞ି Jennifer L. Hochschild (2003) д൴Ώෟ̚ᄲזĈĶԧࣇ۞ϫ۞ߏࢋ ឰ߆ڼࡊጯछᄃˠਕૉଂֳצዦ༊̚זୁ൴â͞ࢬӛ͔ጯܝγ۞ˠâ͞ࢬ ˵дጯܝ̰፬൴၆ྖᄃБາ۞៍هĄķְ၁˯Ă࣎າΏۏ۞ໄهĂѝд 2000 ѐѐ ົ˯Ğ˵ಶߏԼࢭ۰۞ e-mail ൴̝݈ğĂϤ઼࡚߆ڼጯົ۞ඉඛఢထ̈೩Ă༊ॡ ̏གྷ˞ྋז APSR ̰टు႙ઐШณ̼۞פШ۞ְ၁ĂЯѩĂྍ̈ԓ୕ਕޙϲ˘࣎ᙷ Ҭགྷᑻጯܝ̚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ഇΏĂჍࠎ Journal of Political LiteratureĂ ҭߏݒ҂ᇋזགྷ۞ࣧЯ҃ᑣཉĂኛણ APSA (2000)Ą
5
ְ၁˯ĂଐڶౌߏΞͽநྋ۞ĄࢵАĂRCT дϫ઼݈࡚߆ڼጯࠧ۞ᇆᜩ˧Ăߏ ཉႷ۞Ăੵ˞็Ᏼᓝࡁտ઼̈́ົࡁտ۞ቑᘞĂRCT ̏གྷјࠎ߹̝γĂ઼ᅫᙯܼࠤ Ҍߏͧྵ߆عᅳાౌன˞ࣇ۞ᖸᇆĂ҃็߆ڼࣰጯ̚ϔநኢ۞ᅳા˵צז RCT ۞ᇆᜩĂтڍԧࣇͧྵĶ઼࡚߆ڼጯົķĞ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ğ ̶Ҿд Finifter (1983), Finifter (1992), Katznelson and Milner (2002) ٙۍ۞ˬώጯܝன ې३̚ĂΞͽ࠻֍நّᏴፄጯࠁ࿅ΝˬȈѐдጯܝ̰ు႙ᆧ۞ᇆᜩ˧ĄГ۰Ă҃ RCT ጯ۰ࢬ၆ԲෞॡĂ၆Բෞ۰૱ѣĶдࠟሬޏ̚ψϮᐝķĞMany who throw stones at formals models reside in glass house.ğ۞࠻ڱĞFiorina, 1975: 139ğĂ˵ಶߏԲෞ۰Ķ̙ਕ ϡ۩ھֽχᑝ၁វķĞ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ğĂΐ˯ϫ݈ RCT ۞ጯ۰дഇΏ ̈́̍үᖚಞ˯ౌߏ౼Ӏ۰Ă၆ٺ͞ڱኢк̮ཌྷ۞ײᓏଂֽ՟ѣͅ၆࿅Ą
6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學界對於 RCT 的批評從來沒有間斷過，主要可以 分為三個重點：其一，學者針對經濟學門在社會科學界科學化領導地位的 質疑，本土學者通常藉由與「改革運動」相同的語言為之，攻擊「經濟學 帝國主義」（economic imperialism）（Radnitzky and Bernholz, 1986）在其 他學科的「肆虐」，如黃世鑫（2002）；若以公共行政學界為例，學界內 以「公共性」（publicness）排拒經濟理性的研究方法就是一例，如吳瓊恩 （1999）、許世雨（2001）；其二，上述這種反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呼聲， 也常常與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呼聲遙相呼應，本土研究注重歷史系絡、 個案特殊性的思考，常常被放在與國際化、通則尋找的對立面來思考，如 蕭全政（2000）、吳若予、蕭全政（2002）；7 其三，就純方法論的討論
ࠁķĞrational choice schoolğٕߏĶநّᏴፄநኢछķĞrational choice theoristsğĂߏ Я ࠎ ࣇ ၆ ˠ ᙷ Җ ࠎ ۞ ؠ Ă ߏ ֶ ೈ ҋ Ӏ Ğ self-interest ğ ̈́ ड़ ϡ ໂ ̂ ̼ Ğ utility maximizationğֱநّ۞ؠཌྷĂώ͛˵ֹϡ “RCT” ࠎܑჍײć˟Ăֱጯ۰ಈ ᝌჍҋ̎۞үࠎߏĶ၁ᙋ߆ڼጯķĞ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ğĞFiorina, 1975; Riker and Ordeshook, 1973; Austen-Smith and Banks, 1999, 2005ğĂߏפ Milton Friedman ၁ᙋགྷ ᑻጯ۞ᙷͧĞpositive economicsğĞFriedman, 1966ğĂ˵ѣᓏჍҋ̎ߏࡁտĶߏ̦ᆃķ Ğwhat it is?ğ۞၁ᙋયᗟă҃ܧఢቑّયᗟ۞ຍཌྷćˬĂϤٺཏˠ૱૱ֹϡͽᇴጯ ᄬ֏ࠎ۞ĶԛёሀݭķĞformal modelğĂጯࠧ˵ჍࣇࠎĶԛёሀݭޙၹ۰ķĞformal modelersğĂॲፂ Rebecca B. Morton (1999: 61) ۞ؠཌྷĂԛёሀݭߏĈĶϤ˘ჟᖎ۞ ؠͽ̈́ؠந၆ৌ၁͵ࠧ۞ೡᘱĂ఼૱ͽᇴጯܑཱི྿ĂՐྋ۞࿅ߏ੫၆ৌ၁͵ࡔ ซҖநኢീ۞߿જĞa set of precise abstract assumptions or axioms about the real world presented in symbolic terms that are solved to derive predictions about the real world.ğķć αĂֱጯ۰ѣॡ˵ҋჍٕߏజჍࠎĶᘲၔপጯࠁķĞRochester SchoolğĞDryzek, 1992; Schiemann, 2000; Amadae and Bueno de Mesquita, 1999ğĂЯࠎྍጯࠁߏд઼࡚৸ࡗэ۞ ᘲၔপ̂ጯĞUniversity of Rochesterğ൴ྫ۞ć̣Ăጯࠧ˵ѣۡତͽĶ̳ВᏴፄķ Ğpublic choiceğֽჍ̝ĞRiker, 1988ğĂRiker ˵അགྷߏ઼࡚Ķ̳ВᏴፄጯົķĞPublic Choice Societyğ౹ؕົࣶ̝˘ć̱Ăጯࠧ˵ѣֹϡĶ၁ᙋ߆ڼགྷᑻጯķĞ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ğĞAlt and Shepsle, 1990ğٕߏĶາĞனğ߆ڼགྷᑻጯķĞmodern political economyğ ĞBanks and Hanushek, 1995ğ۞ЩჍĂֽჍགྷ࿅၁ᙋ߆ڼጯ൴ण߾ᖃ̝ޢ۞߆ڼགྷᑻጯ ࡁտĄޢĂᙯٺ RCT ᄃࢍณࡁտ۞ᙯܼĂૄώ˯ࢍณࡁտ˵ߏ RCT ໄه̚ࡊጯࡁտ ࢦࢋ۞˘ᒖĂҭߏĂࡶᄃҘॲጯࠁĞMichigan Schoolğۤົ͕நአߤ۞ࡁտͧྵֽĂ RCT Հࢦෛࢍᑭؠ݈Ăጱనࡦޢநኢ۞ទᏭ̶ژĂЯѩĂRCT ந۞ߏͧࢍณ ࡁտՀ݈ბ۞ڌҘĂࢍณΪߏநኢଯጱࡁտన̝ޢĂઇགྷររᙋυ౯۞̍Ą 7 གྷᑻጯ۰Ѧະ˘ᄃ߆ڼጯ۰ᏂБ߆д઼̚ॡಡ۞ॡኢᇃಞ˯Ă၆ٺέ៉ۤົࡊጯώ˿̼ ۞યᗟĂѣ˘߱ჟܚ۞၆ྖĂኛણѦະ˘Ğ1998ğăᏂБ߆Ğ1998ğĄ
上來看，也有政治學者以文本分析的方法，質疑政治學過份計量經濟化的 問題，如徐振國（2002），可以說是從傳統量化與質化分野，討論政治學 研究方法的一個切入點。當然，台灣學界也有對 RTC 持樂觀審慎態度的學 者，包括林繼文（2001）、吳秀光（1998、2000）、盛治仁（2002）、陳 敦源（2000a、2002）、謝復生（2000）等，對 RCT 在政治學門的推廣， 不遺餘力。有趣的是，上述方法論的論戰，如果以台灣公共行政學門為例， 學者孫同文（1998）的研究指出，學界在口頭上非常排拒「實證主義」 （positivism）；但是，從一九九○年以前的學術期刊發表當中統計，真正 所謂實證的論文是少之又少，林繼文（2005）對台灣政治學門一個回顧性 的研究中，也得出類似的結論，從這個事實看來，對於實證主義的攻擊， 只能說是一種「進口的假對話」（imported pseudo-dialogue），也就是說， 攻擊的對象在台灣並不存在！嚴格來說，台灣政治學門當中，以 RCT 進行 模型建構的研究，仍然是少數中的少數，並未形成如美國政治學界的霸權 態勢，反倒是統計計量方法，因為選舉研究的興盛，而有類似的霸權的態 勢；然而，本土對於實證主義的批評，常常無法分辨計量方法與 RCT 形式 模型（formal modeling）的差異，以至於批評在台灣較弱勢的 RCT 多，但 是檢討計量方法的卻少的現象，8 與美國政治學界的現況剛好相反，9 更重 要的，因為這樣的批評，讓台灣學界無法有系統地一窺美國 RCT 霸權態勢 的真正內涵，殊為可惜。 本文的目的有三。首先，從了解 Riker 一生的研究內涵，對 RCT 進行 更深入的理解。台灣學界對於 RCT 雖然有涉獵，但是對其影響政治學研究 的深度與廣度，並沒有全面性的了解，本文分理性選擇、民主制度以及操 控遊說等三個方向，對 Riker 的研究作有系統的引介，將有助於台灣學界從 這位學派「掌門人」的研究文獻當中，了解 RCT 的內涵，本文認為學界持
8 ԲෞĶˠߏநّķ۞ؠĞassumptionğĂۡᛇ˯ྵटٽ͔ВᆀĂҭߏࢋԲෞ˘࣎ࢍ ณሀݭĂͧ͞ᄲ Logit ሀݭ۞ീณᄱमયᗟĂੵܧצ࿅ዋ༊۞кតณࢍቚĂ๕υᙱ ͽୁ˾Ą 9 ઼࡚߆ڼጯົ۞ԼࢭྻજĂְ၁˯˵Β߁၆ࢍณࢍ۞Խᑝд̰ĂҭߏϤٺ RCT ଂ͞ ڱኢ۞ᑭរ֎ޘĂѣΒ߁ࢍณ۞͞ڱд̰Ăҭߏࢍณ͞ڱ֭ϏΒ߁ RCT ۞நኢޙၹĂ ЯѩĂԼࢭྻજ̪ࢍณ͞ڱ༊үߏ RCT ۞˘ొЊĄ
續停留在「人是否是理性」、或是「量化 vs. 質化」、「本土化 vs.國際化」 等面向上檢視 RCT，反而會失去接近 RCT 對當代政治學核心貢獻的機會； 再者，上述 Riker 的研究重點，從學門的發展來看，剛好符合學者 Mark I. Lichback (2003) 對 RCT 發展過程中，「競爭、忽略與融合」（competing, ignoring, and synthesizing）三種策略的描述，這三種策略所產生的結果，對 學界目前發展各有其重要的影響，本文將這個影響有系統的發掘出來。最 後，從 Riker 新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台灣民主發展研究，提出一些可能的 研究議程。
෮ăWilliam H. RikerĈˠᄃޥຐ
10 西元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生於美國愛荷華州 Des Moines 市，一九 九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因癌症病逝於紐約州羅徹斯特市，11 William Harrison Riker 成長在一個書商之家，從小就對閱讀產生極大的興趣，他父親對於平 衡與客觀的評論觀點有特殊的偏好，也因此影響了他思考的方向。他求學 期間，被同學稱為一個獨立的怪人，尤其在哈佛大學讀政治學博士的時候， 對於當時政治學所學習的主流內容，心生不滿。Riker 在一九七九年接受美 國政治學會的口述歷史訪問時說，他並不認為在哈佛的老師們，給了他研 究政治現象什麼清楚的引導，他甚至認為，那些老師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 作什麼。他談到一位頗負盛名，同時也是自己指導老師的 Carl J. Friedrich 教授，說他只專注在要求學生了解美國某一段歷史當中政治理念的形成圖 像，但是卻不知道要如何拿這些資料來了解政治的本質，Riker 說：「他好 像是將政治學研究的功能，當作是每一到兩年出一本書罷了……」。12 這樣的心情，讓 Riker 認定必須要自行創造一個研究方向，追尋心目中10
ώ༼ᙯٺ Riker ࣎ˠ۞˘ֱೡĂֽҋٺ Shepsle (2003), Amadae and Bueno de Mesquita (1999), Bueno de Mesquita and Shepsle (1993) ͽ̈́ү۰࣎ˠጸ۞ᓁፋநĄ
11
৸ࡗॡಡ༊ॡಡጱΝ͵ঐि۞ᇾᗟࠎĈĶϡᇴጯ̶ֽژ߆ڼ۞ William H. Riker АϠĂ ֳѐ˛Ȉ˟໐ķĞWilliam H. Riker, 72, who used mathematics to analyze politicsğĞSaxon, 1993ğĄ
12
ኛણ Shepsle (2003)Ą઼࡚߆ڼጯົ۞˾።ΫĞthe APSA Oral History ProjectğĂϫ݈ ќᖟٺ઼࡚ۺૄ̂ጯဦ३ᐡ༊̚Ą
所認定的政治科學研究。他從哈佛畢業之後，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在 Lawrence College 待了十年的時間，期間他不斷搜尋建立新政治學的基礎文獻，從兩 位蘭德公司（RAND）的學者 L. S. Shapley 與 M. Shubik (1954) 所發展出來 的「權力指標」（power index）之中，Riker 嗅到不同於傳統政治學者談論 權力的味道，他從此開始挖掘第一代 RCT 論著的旅程，包括 von Neumann 與 Morgenstern (1944) 所著賽局理論的經典作品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3、D. Black (1948) 對於多數決穩定原則發現的著作、 Kenneth Arrow (1963) 所著社會選擇理論的原典論著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 以 及 A. Downs 應 用 空 間 理 論 討 論 民 主 決 策 的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等著作，Riker 站在這些 RCT 巨人的肩膀之 上，一步一步地建立心目中的新政治經濟學。 一九六三年，Riker 被位於紐約上州的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看中，負責開闢一個新的政治學系，當時羅徹斯特大學決定不 建立一個法學院，而要建立一個具有未來性的政治以及經濟學系，嚴格來 說，當時的主事者希望應用物理學的科學方法，從事社會科學的研究，Riker 的努力，被當時學校方面注意到了，成為最主要的邀請對象。在一份寫給 學校的建系計劃當中，Riker 寫到：14 ԧٙޙၹ۞ߏ˘࣎ਕૉᄃனдֱ֤˘߹րٙ˘౹ౄ߆ڼጯܝ ۞ጯրĂČČ࣎ր۞ࢋኝѣ࣎͞Ш۞ࢦᕇâĂމ ៍гរᙋ߆ڼநኢ۞̰உĞͧ͞ᄲĂ߆ڼҖࠎğĂ˟Ă၁ᙋ ཌྷĞܧఢቑّğ۞߆ڼጯĄ Riker 接受羅徹斯特大學邀請創建美國第一個以 RCT 為核心的政治學 系，成為 RCT 發展最關鍵的一步。15 他不但讓博士班學生必須接受經濟數
13
ॲፂ Amadae and Bueno de Mesquita (1999: 289-292) ۞ᄲڱĂRiker ൴ଧ֭ᑕϡᔈԊந ኢĂͧགྷᑻጯࠧତצᔈԊநኢᔘࢋѝĂࣇѩ༊үͅᑝ߆ڼጯࠧତצĶགྷᑻጯޓ઼ ཌྷķᄲڱ۞ᙋፂĂѝഇ൴ण၁ᙋ߆ڼጯ۞࿅༊̚Ă՟ѣགྷᑻጯ۰۞ણᄃĄ
14
ώ߱ޙր።Ϋኛણ Amadae and Bueno de Mesquita (1999: 278-281)Ą 15
࣎፟ົߏֽҋٺᘲၔপݱ۞Бᐂ̳ΦĞXerox Corporationğд 1960 ѐܐॕ˞˘ඊ ගᘲၔপ̂ጯĞUniversity of RochesterğĂؠࢋ೩̿ྍ̂ጯ۞ۤົࡊጯࡁտٙିֈ ĞAmadae and Bueno de Mesquita, 1999: 279ğĄ
學（包括賽局理論）的洗禮，也說服學校當局讓統計計量訓練取代博士生 的第二外國語文學習，自此，Riker 不但有屬於自己的政治學想法，也擁有 一個訓練「使徒」（disciples）的場所，開始一步一步影響美國政治學門的 未來發展，以至於在四十年後，成為政治學的主流方向之一。
根據 Maske 和 Durden (2003) 的統計，Riker 一生一共發表了 15 本書、 69 篇學術論文；從一九七二年到二○○一年，他的著作總共被二○○○位 不同的學者、在 500 種不同的期刊上、引用了將近 3,700 次，其中被引用最 多的是 他一九 六二 年著名 的「政 治聯 盟理論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一書，總共是 664 次，平均一年 17.5 次，他在最頂尖的「美國政 治學刊」（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所發表的論文數（從一 九五二到一九八七總共 16 篇），至今無人能出其右（Miller, Tien, and Peebler, 1996），他是公共選擇協會（Public Choice Society）的原始創辦人之一， 也曾擔任美國政治學會第七十八任的會長，更於一九七四年獲選為美國國 家研究院的院士（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16
對當代的政治學 界來說，不論從教學、研究、或是學界服務的角度來看，Riker 是將理性選 擇理論有系統地引進政治學分析的第一人。17
16 Հࢦࢋ۞Ăд߆ڼᄃۤົࡊጯ۞̶ี༊̚ĂRiker ѣˬҜጯϠ˵݈ޢᒔᏴࠎੰ̀ĂΒ߁ Kenneth A. ShepsleĞ1990 ѐ༊ᏴğăRichard D. McKelveyĞ1993 ѐ༊ᏴĂ2002 ѐ࿅͵ğă and Morris P. FiorinaĞ1998 ѐ༊ᏴğĄᄃ RCT ѣᙯ۞ੰ̀Β߁ĈRobert AxelrodĞ1986 ѐ༊ᏴğăJohn FerejohnĞ1988 ѐ༊ᏴğăBrian SkyrmsĞ1999 ѐ༊Ᏼğ Elinor Ostrom Ğ2001 ѐ༊ᏴğĄ 17 ҜઠЩᆶቇˠౌ̙ࡗ҃Тгኢז Riker ᄃ RCT ጯࠁ۞၆ᙯܼĂRiker ߏӎϲ౹ ౄ˞߆ڼጯܝ̚۞ RCTĉԧࣇ۞ඍ९ߏĶߏķ˵Ķ̙ߏķĂநϤт˭Ąтڍᄲ RCT д ࡁտ߆ڼયᗟ۞ĂRiker ၆̙ߏௐ˘࣎೩࠻ڱ۞ˠĂRiker ώˠഅགྷдኝૅ ˯ᄲ࿅ĂHobbes ۞ĮλីįĞLeviathanğ˘३۞ฟᐝĂͽۏநጯ۞ኢᙋ͞ёֽޙၹ၆ٺ ۤົ۞நྋĞ˘͞ڱኢ࣎វཌྷ۞ፆүğĂߏ፬൴ᑕϡࡊጯ͞ڱࡁտ߆ڼன෪۞ ᐝ̝˘ćΩγಶߏώ̰͛͛ٙ೩̈́۞ֱޥ҂ะវՙඉયᗟ۞གྷᑻጯछĂд Riker ѝഇ ᑕϡ၁ᙋ͞ڱ̶ژะវՙඉયᗟॡ˵ѣՙؠّ۞ᇆᜩĂҭ Riker ώ֭֗Ϗ౹ౄ˭ࢬֱ ࢦࢋ۞நኢĂΒ߁ Kenneth Arrow ۞ԸைϬ࠼۞̶ژĞۤົᏴፄநኢğă̳ВᏴፄጯࠁ ኢ߆عεីăᔈԊநኢࡁտӮᏊҖࠎീăͽ̈́ᖐགྷᑻጯኢ؎ˠநˠᙯܼᄃ ᖐგநĞٕߏགྷᑻጯğඈĄְ၁˯ĂৌϒϤ Riker ٙጱ۞Ϊѣ၁ᙋ߆ڼጯĞ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ğ˘ĄҭߏĂಶߏЯࠎ Riker ٙޙϲ۞၁ᙋ߆ڼጯĂֱд็߆ڼጯ ࡁտ̝γĂᄃ߆ڼጯࡁտયᗟ࠹ᙯ۞ RCT ൴णĂд߆ڼጯܝ̰Աז˞ᓑඕ۞၆˾ಏҜĂ
除了是一位對政治學門發展有願景的人以外，Riker 也是一個精明、誠 實且和藹的系所建立者。18 他以自己的論著為例子，啟發學生發展比自己 更複雜的理論，在數學工具訓練上，Riker 遠不如許多他所精心挑選來的學 生及同僚，但是，他對政治現象的直覺取景與邏輯分析，卻能帶領整個 RCT 的發展，也讓羅徹斯特學派在數十年以後，以相對較少的人數，19 佔有被 反對者稱為「霸權」的地位，從這種學派策略性發展的歷史來看，正是 Riker 自己驗證自己所建構理論的最佳寫照。接下來，本文將從理性選擇、民主 制度與操控遊說等三個方面，來更深入的了解 Riker 近半世紀的學術生涯 （1949～1993），給政治學門留下了些什麼。
҃ѣ˞̰γϹ߹۞ΞਕĂ˵มତౄјϫ݈߆ڼጯܝ̰ RCT к̮൴ण۞ૄᖂĄᓝּ҃ ֏Ă၆ٺءဈវր߆ڼଠטયᗟ۞ࡁտĞٕߏ઼ົᄃҖ߆ొܝᙯܼࡁտğĂܕֽߏϤ RCT ͔ซĶநˠநኢķĞagency theoryğࠎ൴ण۞คĂ࠹ᙯࡁտ൴णኛણ Moe (1984)ă Miller (2005)Ą༊ĂҌٺࢋтңኢᕝ Riker ۞ጯఙјಶזغѣкૣ۞યᗟĂώ͛ಶ ග۰ҋ̎ҿᕝ˞Ą 18 Riker ۞ᚽᄃࢲߏጯఙјಶ̝γឰˠᘃه۞г͞Ăಈᝌдࡁտވ̂ܝ෭˯˘ ֱҋٕ̎ߏˠ۞ᄬĂ߿̼ր˯۞ޥ҂ࢲঈĂᔘѣಶߏ֤Ғ૾ឳᚊăҭଂֽ̙ࢦኑ ۞ᅳĂౌߏૻአᚮۋّ۞ጯࠧ༊̚ឰˠຏצזˠّື۞г͞Ąࡗд 1990 ѐνΠĂ ˘ҜཌЩЩͩ۞ࡁտϠд Riker ۞ࡁտވ̂ܝ˯෭˞˘࣎ԛट Riker ۞ࡻ͛ྐâۡ צז Riker ۞ᔨຑĂޢֽࢵྐ˵జОдޥᖃ۞ώְ˯Ăјࠎԛट Riker ࣎ˠ ۞ָᆷĂྍྐ۞ࡻ͛ࣧ͛т˭Ĉ āāā Riker
Teaching, ever reaching. (Preaching?), always kind.
Clever fellow, Ever mellow. His the tie that blinds.
Oh so witty,
Writes a ditty, Posts it on the door. Strange perspective. History detective. Makes us beg for more
- Anonymous.”
19
д 1997 ѐĂ઼࡚߆ڼጯົ༊̚Ăણᄃ၁ᙋ߆ڼጯѨဥវ۞ົࣶѣ 337 ˠĂҫБొົࣶ 7505 ˠ۞ 4.5%Ăߏܧ૱̈۞ဥវĂኛણ Miller (1997: 1174)Ą
˘ăநّᏴፄ
Riker 給政治學門所留下最大的資產，就是創造一個以科學化理論發展 為主的學派，這方法論上的創新，讓政治學界產生新的進步動能，當然， 這樣也讓政治學界中，方法論上的爭議更加檯面化。從初級政治學教學中， 政治學是否是「科學」的問題，一直存在爭議，然而，對反對政治學科學 化的人來說，這個爭議在行為主義興起之前，一直是一場「沒有敵人」的 論戰，也就是說，政治學內科學研究的內涵，尚未建立。Riker 在哈佛大學 攻讀政治學的歲月中，對於當時以歷史及正式制度的比較研究十分不滿， 很早就想以科學化的方式，針對學界的主要問題進行理論建構的工作。一 九六○至六一學年，Riker 接受普林斯頓大學高等行為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一年研 究的獎助，在他的申請書當中，對於實現政治學科學化的理想，已經有這 樣的描述，這個願景在 Riker 往後三十餘年的學術生涯逐步實現： ԧ࠻֍߆ڼጯΞͽညາΟགྷᑻጯ۞ᆊࣃநኢ˘ਠĂ൴णᛳٺ ҋ̎۞˘इநኢĂԧᄮࠎଂᇴநᔈԊநኢٙଯኢֽ۞˘ؠ நĂΞͽᄃ߆ڼጯࡁտү˘࣎ඕЪĂЯѩĂԧϫ݈۞Ꮈಶߏᑕ ϡᔈԊநኢֽޙၹ߆ڼநኢĄ20 在「標竿領導」（leading by example）的意念之下，Riker 利用受邀在 Princeton 的一年間完成了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政治聯盟理論》（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Riker, 1962；袁頌西，1971），讓當時主流學界能 夠一窺 Riker 心目中的政治科學研究的內涵。該書第一章〈政治科學的展 望〉（The Prospect of a Science of Politics），可以說是 Riker 第一次較有系 統地，對政治學科學研究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提出他的看法。他對於政治 科學缺乏系統化理論的現狀，提出強烈的質疑，21而他心中所嚮往的政治
20
ኛણϤ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Kenneth Shepsle (1993) ࠎ઼઼࡚छࡊጯੰĞ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ğٙᇤᆷ Riker ି۞Ϡπࡔه͛Ą
21
࣎ొ̶дൾޢ۞˘ቔኘኢ߆ڼࡊጯࡁտ۞͛ౢ༊̚ĂѣՀԆፋ۞ೡĂ͛̚ࠎ˞Ш ۰णன൴ण۞ΞਕّĂ˵পҾ߄ᏴĶՆҢڱķĞDuverger’s Law)ăĶ̚Ҝᇴ
理論（political theory），是在某些前提之下，22 經過嚴謹的演譯邏輯推論 出來，一組「可驗證的」（verifiable）定理所組成，而這些定理經過經驗 資料驗證去蕪存菁的篩選之後，就逐漸累積成為可以用來解釋及預測政治 現象的知識，而這些知識也是有實用性的。23 再者，這樣的理論建構，Riker 吸收了經濟學與心理學理論發展的精 神，接受「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將個 人視為基本「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以此建構解讀政治現象的理 論；但是，這種解讀需要一個模型內部的行為假設，作為推論的動力，「理 性選擇」（rational choice）成了當然的選擇，Riker 的選擇與他早期接觸到 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 (1944) 所發展出最早期的賽局理論，有很大 的關係。他認為（Riker, 1992b: 209-210），賽局理論當中一方面對人類理 性有固定的看法，讓極大化結果成為行為人最重要的動機（邏輯上決定性 的因素），而另一方面又讓人有自由選擇的意志，符合實際政治互動當中 個人策略技巧（savvy）的展現，這種結合行為假定與決策自由的研究架構， 成為一種「鑲嵌自主」（embedded autonomy）的行為分析架構，讓政治學 研究有一般化的可能；24 但是另一方面，因為「自由選擇」（free-will）的
ᏴϔؠநķĞMedian Voter TheoremğăĶ̈౼Ӏᓑ༖ķĞ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ğ ඈˬ˘ਠ̼۞߆ڼጯڱࠎּĂᄮࠎࣇߏ൴णĶؠந߆ڼጯķĞaxiomatic politicsğ ۞ૄᖂĂኛણ Riker (1977)Ą
22
ֱ݈೩ಶߏநّᏴፄ۞݈೩Ăࢋߏͽ࣎វགྷᑻጯࠎर۞̶ژّૄᖂĂᙯٺநّᏴፄ நኢᄃ߆ڼጯࡁտ۞аᜪّ͛ౢĂኛણ Morris and Oppenheimer (2004), Miller (1997), Riker (1990)Ą 23 д˘ቔෞኢ͛ౢ༊̚ĂRiker நኢޙၹशෛࠎΒ߁ؠநăႊᘯଯኢăགྷរᑭؠ ඈˬ࣎ొ̶Ăኛણ Riker (1965: 377-378)Ąд Riker ۞͕ϫ̚âਠ̼۞நኢߏ༊߆ڼ ጯͻ۞̰உĂͽҌٺឰጯ۰ڱѣրг˞ྋฉዎ۞߆ڼன෪Ąᄮࠎâਠ̼ந ኢд߆ڼࡊጯ۞൴ण༊̚ĂҌ͌ѣˬีΑਕĞRiker, 1992a: 5-6ğâĂநኢםӄĶೡ ᘱķன෪ĂপҾߏֱ֤̏གྷགྷ࿅གྷររᙋ۞˘ਠ̼நኢĂՀߏೡᘱ߆ڼன෪۞ჟරĂ ˟Ăֱགྷ࿅រᙋ۞நኢĂซ˘ՎΞͽםӄࡁտ۰Ķീķ߆ڼன෪ĂˬĂֱೡᘱ ᄃീ߆ڼன෪۞நኢĂឰۤົԼࢭ۰ΞͽଂՀચ၁۞֎ޘֽᏴፄĶΞҖ۞ķԼࢭ͞९Ă ̙҃ߏĶᑕྍүķ۞͞९Ą 24 ࣎Щෟߏࣄϡጯ۰ Peter Evans ၆ٺ઼छᄃགྷᑻ൴ण̝มᙯܼ۞ೡĂтڍٸд߆ڼጯ ࡁտ˯Ă˵ᅲਕ็ৠгೡᘱநّᏴፄநኢྏဦநྋ͵ࠧ۞ૄώሀёĂኛણ Evans (1995)Ą
存在，又讓一般化的努力不易達成，社會科學的本質，就是在「行為常態」 （behavioral regularities）當中尋找一般化的理論，但另一方面，也必須在 理論世界當中，允許人使用自由意志，而賽局理論就是結合這兩種看似衝 突的面向，是分析政治現象最好的工具。 在這樣的認知知下，Riker 應用賽局理論的早期論述，建構一個實證的 聯盟理論，並提出一個一般化的「規模原則」（size principle），這也就是 常被稱為「最小勝利聯盟」（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s）的一個觀察聯盟 現象的原則，Riker 對該原則的陳述如下：25 дкˠăЪ۞ᔈԊ༊̚Ă༊ᒔӀᖼೱĞside-paymentsğΞਕă ણᄃ۰ߏநّ˫ѣԆБ۞ྤੈ۞݈೩˭ĂΪѣ̈౼Ӏᓑ༖ົ јϲĄ 這樣的一個選題的背後，是來自於 Riker 對於政治學界流行的政治定 義—David Easton「價值的權威性分配」的一個反應（Easton, 1953），他認 為 Easton 所言這種分配的內涵，絕對不是物質的分配而已，而是以自利的 個體（個人或政黨），在特定遊戲規則之下，所爭取來的勝利果實。這樣 的想法，讓 Riker 對在民主遊戲規則之下，個體如何集合起來，獲取以及分 配勝利果實的問題，產生興趣，而這也是他相對於 Shapley and Shubik 靜態 的「權力指標」（power index）（Banzhaf, 1965；Shapley and Shubik, 1954）， 所提出的一個解釋與描述權力分配的動態論述。 讓我們試舉一個小例子，從直覺來理解「規模原則」的內涵。假設今 天有五個人要分三個單位的貨幣，其分配的方法就是多數決，能夠加入多 數聯盟（勝利聯盟）的人，可與其他加入多數聯盟的個人，共同獲得三個 單位的貨幣，而其他沒有加入勝利聯盟的，就必須共同湊出三個單位的貨 幣給勝利團隊，在這樣的狀況之下，Riker 預測，只有最小勝利聯盟會出現。 一個人的團隊，絕對無法勝出，因此一定是負三的結果，兩個人的團隊， 也無法勝出，還要共同負擔負三的結果，三個人的聯盟，不但可以勝出， 也可以獲得三個單位的報償，平均每人可獲得一單位，接著，四個人的團
25 ኛણ Riker (1962: 32)Ą
隊，雖然也可以勝出，但是卻是由四個人分三個單位的報償，平均每人獲 得 0.75 單位的報償，五個人的聯盟，因為沒有付出報償的輸家，每個人都 獲得零單位的報償。上述的推論來看，如果組成聯盟的當事人都是理性的， 懂得報償極大化的原則，則他們就會組成「最小勝利聯盟」，也就是說， 任何一個參與者離開，這個勝利的地位就崩解的聯盟，然而正因如此，每 位參加聯盟者所獲得的平均報償將會是最大的。 這樣的理論，讓學者能夠清楚地將理論放在經驗世界當中來檢證，也 就是說，Riker 藉此提出一種觀察經驗世界的法則，來觀察政治運作中聯盟 組成的活動，藉此了解權力運作的內涵。學者 Laver 與 Schofield (1990: 70-71) 據此對最小勝利聯盟的理論，作了一個經驗的統計，他們依據十二個歐洲 國家從一九四五至一九八七年間的 218 個成形政府的型態，26 統計如下： ܑ 1āለ߷Ȉ˟઼ᓑ༖߆عݭၗࢍĂ1945Ƃ198727 總 數 目 全部情況（%） 多數黨不存在（%） 多數政黨存在 單一政黨政府 14 6 超越多數聯盟政府 8 4 多數政黨不存在 超越多數聯盟政府 46 21 24 最小勝利聯盟政府 77 36 39 少數聯盟政府 73 33 37 總 數 218 100 100
圖表來源：Laver and Schofield (1990: 70).
從上述簡單的經驗資料可以看出，Riker 理論的預測「成功率」，不論 包不包括多數政黨存在的情況，大約是四成左右，這樣的預測率不論是
26 ઼ֱछΒ߁Ĉ઼ăͧӀॡă̜౪ă܆ᜋăᇇ઼ĞҘğăДफăຑႬᜋăཌྷ̂Ӏăᎊ ಢăఈᜋăॗރăᄃ༄Ą 27 Laver ᄃ Schofield ३̚ѣొ̶ኢ̈౼Ӏᓑ༖ᄃീநኢĞт߆ᛨຍᙊݭ ၗğ۞ᐹКĂRiker ۞̈౼Ӏᓑ༖ߏ˘࣎ĶૄᖂநኢķĂؠΪ҂ᇋ side payment ۞ې ၗ˭۞ҖࠎീĄ
「好」還是「不好」，都有其一定方法論上的價值。28 在 Riker 心目中， 一般化而非個案的方式來討論一個政治現象，起碼有兩個好處，一是在學 界資源有限的前提之下，營造一個能夠集中火力投入的研究「焦點」（focal point），再來就是這些有系統推論出來的理論，讓我們尚未接觸經驗世界 之前，已經先為我們選擇了一個有意義的起點；當然，當理論與經驗世界 之間的落差產生時（這是很正常的），就是新一波理論改進與下一波更深 入理論發展的動力所在，這也是推動學界進步的路徑。當然，推論過程是 否一定要如賽局理論或是形式模型的嚴謹，才能引導出一般化的理論？答 案是否定的，在此有三個例子可以說明。 首先，Riker 在研究聯邦主義的學術次社群當中，也享有一定的名聲， 在其早期聯邦主義的論著當中（Riker, 1964），他毫不掩飾對傳統聯邦主義 研究個案取向的方法不以為然，雖然他沒有提出如建構聯盟理論相同嚴謹 的推論過程，但是仍對聯邦主義的起源與維繫，提出屬於 RCT 的看法。29 學 者稱 Riker 的理論是「有時是錯的，但是比其他人都更正確」的狀況，30 由 此可知，RCT 的概念，也可以藉由非模型、簡單的推論邏輯，被發現出來， 事實上，Riker 認為許多傳統的政治學論述中，也早就有 RCT 的元素在其 中。31 再者，即便不由自己發展理論，Riker 也能夠從別人的著作當中，尋找 政治科學發展的焦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藉由法國政治學家 Maurice Duverger (1963) 以經驗累積所陳述的一個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關係的法 則，32
來表達從 Popper (1963)、Kuhn (1970)及 Hempel (1966) 眼中，能夠
28 ಶߏࠎ̦ᆃ Green ᄃ Shapiro (1994) Բෞ RCT நኢ̂ొ̶ڱ఼࿅གྷរᑭീĂ֭՟ѣ ග RCT ֽࢦ̂۞П፟ĂЯࠎ༊ RCT ၆ߙ˘࣎߆ڼጯᛉᗟ೩ᛳٺ RCT ۞࠻ڱॡĂ ࠻ڱ̙ኢགྷរ˯۞၆ĂυؠߏຐԆፋаᜪྍᛉᗟጯ۰ڱ̙ڦຍ۞ኢĂ˵Ξਕߏ ጯࠧώֽಶߏ้ШĶາķ۞ώኳٙĂᙸຍ௮າ࠻ڱ۞ะវ͕ၗٙౄјĄ 29 Riker (1987: 13) ᄮࠎĂᓑ֣វטΞͽјԛĂࢦࢋѣΞਕّâߏ႕֖ߙֱ߆ڼˠ ۏٕဥវ౯၆γᕖૺ۞જ፟Ăٕߏ༊߆ڼˠۏ̝ВТࢬ၆זγϹٕߏְ۞γдރ ॡĂྵѣΞਕԛјᓑ֣វטĄ 30 ኛણ Riker (1955, 1964, 1975, 1987)ĂΩ˘ቔෞኢ͛ౢ McKay (2001)Ą 31 ኛણ Riker (1990)Ą 32
ಶߏጯࠧٙሢଉ۞ Duverger’s LawĂኛણ Riker (1976, 1982)Ăྍڱֶࣧ͛ү۰۞ᄲڱ т˭ĈĶಏ˘Ᏼડ˘ைטઐШԛјᛨវט……дώ३ٙѣ۞న༊̚Ăีኢତ
累積知識的社會科學研究典範，這種方式的核心，就是以理論或是經驗累 積的一般化法則，不斷接受經驗世界的考驗與修正的進步過程。
最後，面對「人為何投票」這個讓 RCT 頭痛的問題（Blais, 2000；陳 敦源，2000a），Riker 與其學生 Peter Ordeshook (1968) 提出理性投票者出 門投票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具有考量社區利益的能力，也就是所謂的 「公民責任」（citizen duty）成為個人選擇出門投票的重要動機之一，這種 幾乎已經跨出 RCT 範疇的論述，並不是基於什麼樣的形式理論推論的結 果，而是一種為 RCT 辯護的「直覺論述」（intuitive argument），這種參與 論述的方式，也成為 RCT 理論面對挑戰時，最常使用的論述方式。 除了在方法論上的創見與身體力行之外，Riker 教授在研究政治的「實 質」（substance）問題上，也有重要的貢獻，主要可以分為民主制度以及 操控遊說兩方面，前者從民主理論與制度理論的角度，引進「社會選擇理 論」（social choice theory），對民主制度運作的程序正當性，提出質疑， 這種質疑已經成為研究民主理論者不得不去面對的問題，而這樣的質疑也 突顯了「建立制度」過程的核心，可能是一場「渾沌」的競逐而已。而後 者則是在這樣的民主程序不確定的前提之下，政治上的「失敗者」是如何 經由適當的策略，能夠成為民主程序中的勝利者，也就是從策略互動的角 度，來了解實際政治的面貌。讓我們一一來檢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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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ker 在民主理論上的貢獻，主要是以發掘社會選擇理論的政治學意 義，並將之應用到政治學民主理論的範疇當中。這個引介不但改變當代政 治哲學家對於民主政治的理解，也直接影響到 Riker 對於民主制度的選擇問 題，提出制度選擇重要的「遺傳問題」（problem of inheritability）。這樣 的 引 介 除 了 開 啟 政 治 學 界 「 理 性 選 擇 新 制 度 論 」 （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研究的先河，33 也開啟了政治學界規範論述之外，檢視實 務政治運作的窗口。不論是從制度理論或是操控遊說的概念來理解實際政ܕ˘࣎ৌ၁۞ۤົன෪ڱķĞDuverger, 1963: 217ğĄ 33 ࠹ᙯኢኛણౘĞ2000b, 2001ğĄ
治，都是 Riker 教授晚期教學與研究的重心。
當代的社會選擇理論，主要是經由數理邏輯的方法，對集體選擇程序 進行邏輯上的檢驗，檢驗社會選擇的決策程序，是否滿足特定規範性，如 公平等條件，其中最著名的發現，就是一九七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Kenneth Arrow (1963) 的「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簡單來 說，如果社會選擇就是設計一種社會選擇函數，34 讓個人的偏好（價值） 能夠組合（amalgamation）成為集體的偏好（價值），同時要求「集體選擇 理性」以及「程序正義」的決策程序，是不可能存在的。35 集體選擇理性的不存在，可以從著名的「投票矛盾」（paradox of voting） 得到印證，這問題早在一七八五年就被法國數學家 Condorcet 發現。簡單來 說，投票矛盾意指多數決原則的「循環」（cycling）現象，造成民主理論 中所謂「個人理性下的集體不理性」（Rational Man and Irrational Society） （Barry and Hardin, 1982）現象。舉例來說，社會對於 X、Y、Z 三項公共 財的偏好，是由 a、b、c 三位公民以多數決原則所決定的，假設個人的偏 好如下：
34
ۤົᏴፄבᇴĞsocial choice functionğٕߏۤົӀבᇴĞsocial welfare functionğߏགྷ ᑻጯछ࠹၆ٺ࣎ˠड़ϡבᇴĞutility functionğٙ൴णֽ۞˘ໄهĂ࣎ˠ၆ٺੑఱ۞ ᏴፄĂ˵Ξͽᙷͧࠎۤົ၆ٺੑఱ۞ᏴፄĂ็གྷᑻጯ۰၆ٺநّ݈೩Ğrationality postulateğ၆࣎ˠᏴፄ۞ඕڍܲޘᎸĂҭߏᖼ̼јࠎۤົᏴፄבᇴ۞ࡁտĂArrow јΑгԧࣇ၆ٺۤົᏴፄטޘ۞ఢቑّࢋՐĂᖼ̼јࠎα݈೩ĂΒ߁Ķ͐༄к݈೩ķ ĞPareto postulateğăĶܧ݈೩ķĞNon-dictatorshipğăĶࢨቑᘞ݈೩ķĞunrestricted domainğăͽ̈́Ķ̙࠹ᙯᏴีϲ݈೩ķĞ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ğĂГ ΐ˯˘࣎Ԕநّ۞݈೩ĂಶߏٙᏜĶᅍொّķĞtransitivityğĂ˵ಶߏᄲĂࢋՐۤົ ᏴፄבᇴѣᅍொّĂಶߏ̙ឰԸைೈᒖĞvoting cycleğ۞ېڶ൴ϠĄдֱ݈೩̝˭Ă གྷ࿅ᙋځ̝ޢĂArrow ೩ĂٙѣΞਕ۞ۤົᏴፄבᇴĂౌҌ͌ົ࿁ͅ˯̣ีࢋՐ༊ ̚۞˘ีĂ̚ĂтڍԧࣇࢋՐԔநّͅߙ˘ีԧࣇ၆ٺะវᏴፄԔ۞ఢቑّࢋ ՐĂͧ͞ᄲĂтڍԧࣇԓ୕ะវᏴፄ۞ඕڍѣᅍொّĂѣ˘͞ёಶᏴፄͽ۰۞ ຍԠࠎБϔຍԠ۞ۤົᏴፄ͞ёĂ˵ಶߏ࿁ͅܧ۰݈೩ĂЯࠎ۰ҋ̎۞ઐр ၆ົѣᅍொّ۞Ą࠹ᙯྚᛖኛણ Riker (1982: 115-136), Mueller (2003: 563-596)Ą 35 Arrow ۞நኢдགྷᑻጯܝ̰ޝѝಶצז̙͌ԲෞĂͧ͞ᄲĂᏚ֓Ⴌረགྷᑻጯ۰ James Buchanan (1954) ಶᄮࠎĂԧࣇ̙ᑕྍഇะវᏴፄᑕྍणன࣎ˠᏴፄ۞நّĂٙͽ Arrow ۞યᗟΪߏ˘࣎યᗟĞpseudo-problemğĂΩ˘Ҝགྷᑻጯ۰ G. Tullock (1967) ˵ ᄮࠎĂArrow ٙ೩۞યᗟĂߏࢍ˯̙֭૱൴Ϡ۞९ּćҭߏĂֱኢౌ՟ѣᏱڱ ԼតĂЯࠎ Arrow ۞ᐝĂགྷᑻጯܝயϠ˞˘࣎ЩࠎĶۤົᏴፄநኢķ۞ጯࠁĄ
a＝X＞Y＞Z b＝Z＞X＞Y c＝Y＞Z＞X
上列文中「＞」的符號代表「強偏好」（strict preference）。個人的偏 好結構與捉對選擇（binary choice）的情況之下，社會的偏好會產生 X＞Y ＞Z＞X 的循環現象，36 也被稱為社會選擇「非遞移性」（intransitivity） 的現象，深深改變 Riker 對民主政治的基本看法。經過了民主多數決「不可 能定理」的洗禮之後，民主決策的「隨意性」（arbitrariness）與「不穩定 性」（instability）成為 Riker 建構屬於自己民主理論的核心論述。首先，民 主決策隨意性的認知，讓 Riker (1982: 239) 質疑以「民粹主義」（populism） 為導向的民主政治運作的正當性，他說： ϔოཌྷਕӎүࠎᇇ˯ѣૻט˧۞ኢĂפՙٺߏӎхд˘ ࣎ϤԸைٙயϠ۞БϔຍԠĂтڍԸைڱणனᇹ۞ຍԠĂ ᇇ˯۞ૻט˧ಶ˯ঐε˞ĂЯࠎБϔຍԠ̙֭хдĂтڍ ˠϔຍԠܑ྿ሀቘ̙Ăࣇڱనϲڱޠឰҋ̎ҋϤĄϔ ოཌྷ۞εୀ̙֭дٺιᇇ˯ᄱĂ҃ߏιॲώߏ˘࣎۩ഥ ̄Ą37
36 ՀԆፋᙯٺԸைϬ࠼۞ኢĂኛણౘĞ1998ğĄ 37 ˘ҜઠЩᆶቇˠ೩ੵ˞ Riker ͽγĂߏӎѣ၆ٺϔოཌྷ೩۞ԲҿĂώ͛ڱ дѩϲגซˢ߆ڼࣰጯ۞ᅳાĂኢ Riker நኢ۞࠹၆ҜཉĂҭߏΞͽ೩˘࣎ᓓീ۞ ࠻ڱĄԧࣇᄮࠎĂϔოཌྷдϔநኢ̚۞યᗟĂܜ˳ͽֽಶߏிٙ࠰ۢ۞ĂΪߏ˘ۡ ՟ѣ˘࣎ᖎಏăѣր۞நኢ੫၆ϔოཌྷ۞યᗟ೩࠻ڱĄRiker ۞ᚥΞਕಶдѩĂ Ϊߏ೩˞˘࣎ϔநኢ̚۞ĶϔܸநኢķĞfolk theoremğĂኢ̂छ߹็̏˳ ۞˘၆ϔოཌྷ۞ϔܸ࠻ڱĄ።Ϋጯ۰ᄃෞኢछ John Lukacs (2004)അགྷᇹᄲĈĶߏ ۞ĂϔߏкᇴڼĂҭߏĂҋϤཌྷдѩυืࢋซˢĄкᇴڼυืצז͌ᇴᝋৈᄃ ࣎ˠᝋৈܲᅪ۞טࡗĂ༊טࡗऴăϏజેҖٕߏ̙צϔிᝌܓ۞ॡ࣏Ăϔ߆ڼ ಶјಏ৷۞ϔოཌྷĂՀࢦࢋ۞ĂΞਕົјࠎ˘઼छϔოཌྷĂϔ߆ڼϏֽ൴ण ̂۞ᔳᇎĂಶߏҋϤϔ߆វੜ̼јࠎϔოཌྷ߆វĄķΞͽܑҋϤཌྷኢ۰͕̚ ၆ٺϔოཌྷଶ۩ҋϤϔ۞ᇎ͕Ă࣎ᇎ͕ౌΞଂ Riker ۞ኢ̚Աזિ၁۞நኢ͚ ćΩγĂтڍඕЪ Riker ၆ϔოཌྷ۞Բҿᄃޢֽ RCT ೩۞՜நኢĂԧࣇ˵ۢ ϔოཌྷᄃะᝋ۞ڱҘཌྷΪѣ˘ቢ̝˞Ăߏ˘дϔγҗ˭۞ໂᝋཌྷĄ઼࡚
由於不同的選舉制度所選擇的勝利者可以不同，也就是沒有任何一個 勝者是在所有制度之下都可以得勝的勝者，38 民粹主義的正當性就會瓦 解。事實上，Riker 這樣的論述，是對自己過去對美國民主政體幼稚觀點的 悔改。早在 Riker 發展全新的政治學理論之前，他也是一位傳統的政治學 者，我們可以從他於一九五三年出版的一本美國政府的教科書可以看出， 他對於民主政治的認識，與當時以（放入 Riker 對當代的批評詞）個案展現 的方法，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對於民主政治的認同與迷惑，卻是一以貫 之的，他曾說（Riker, 1953: 35）： ώ३ٙᙯ͕۞ߏ˘࣎ާ࢝۞યᗟĈϔ۞நهңͽߏΞਕ۞ĉϔ ۞͞ڱࠎңߏΞҖ۞ĉČČߊϔˠ̀ᄮࠎϔΞͽֽ ˠϔϠ߿۞೩چĂԧࣇᑕྍયĶߏтңז۞ĉķᇹ۞યᗟĂ ҃Ăдώ३ѣࢨ۞۩ม̝˭Ăԧᙸຍତצϔдࣰጯ˯۞ᆊ ࣃĂтѩ̖ਕឰԧࣇֽޥ҂ٙᏜ۞ĶϔયᗟķĂ҃ϔયᗟಶ ߏĈϔྏဦ྿ז˘І̙Ξਕ۞ЇચĂಶߏιࣃՐͽ̈́ྻ үεୀ۞ᙯᔣĂϔྏဦ።Ϋ༊̚Ϥ͌ᇴڼкᇴˠ۞ԛ ёĂᖼតј˘ϔிҋڼ۞ڼ͞ё……Ą Riker 在該書中，以美國憲政體制為例，討論美國是如何藉由這套制度 將人民統治從口號變為可能，也就是說，美國憲政體制的價值，在於能夠 操作化民粹主義。很顯然地，Riker 接觸到社會選擇理論之後，在集體選擇 隨意性的「真理」面前，全然的悔改，之後，Riker 對於美國憲政體制的設 計，也有了全新的看法。39 他認為，美國分權體制的重要性，在於壓抑民 主決策過快獲得，以避免落入特定利益少數的操控，或是多數暴力的局面， 這也是自由主義的精隨所在，而民主制度設計，嚴格來說並不是「人民統
ௐȈ˛Їᓁ Andrew Jackson (1808-1875) ಶഅགྷᄲĈĶໂᝋᄃטΞͽдкᇴ۞ېၗ ˭జેҖĂιົͧ˘ˠะᝋᄃטՀ፬ซăՀૻধăՀ̙ଐĄĞTyranny and despotism can be exercised by many, more rigorously, more vigorously, and more severely, than by one.ğķĄ
38
טޘ۞౼۰఼૱జჍࠎĶкҒᛏछķĞCondorcet winnerğĄ 39
၆ Riker ϔநኢᖼត۞ೡĂኛણ Terchek (1984: 52-60)ĄΩγĂଂ Riker (1992c, 1992d) ͚ੰט۞ኢᕇĂ˵Ξ࠻צזϔՙඉᐌຍّ۞ᇆᜩĄ
治」（popular rule），而是一種「定時地、隨機地行使人民否決權（popular veto）」，有權者才會產生回應人民需求的動機，「去腐但未必興利」是民 主政治最底線的運作模式，也是目前唯一真正被實施的民主政治（Riker, 1982: 244-246）。 再者，Riker 對於民主決策的不穩定性，也有一定的認知。不穩定性與 隨意性是兩個相通的概念，既然民主多數決的結果是隨意的，從空間理論 （spatial model）的角度來看，政策空間上任何一點都可能成為多數決的產 出，這就是 Riker 學生 Richard McKelvey (1976) 證明多數決結果只存在於完 全不穩定的狀態之中的「渾沌定理」（chaos theorem）；依照 McKelvey 的 結論，如果任何議程都可能（也就是議程主導權未定的前提），政策空間 （policy space）上的任何一點都可以成為多數決的產出；換句話說，多數 決是「先天不穩定」（inherently unstable）。40
McKelvey 近於煽動性的建 議，很快就引來 Gordon Tullock (1981) 的挑戰，他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 「現實世界中，為何有許多的穩定？」（Why so much stability?），以表達 他對於理論與實際政治之間的重大差異的好奇，他的言下之意是：「政治 世界若是照 McKelvey 的理論運作，應該是一團混亂才是，哪會有今日政府 運作、政策通過的安定狀態呢？」41
差不多同一時期，Riker 的另一位學生 Kenneth A. Shepsle (1979)的「結 構誘導的穩定」（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理論已近成熟。Shepsle (1986: 52) 認為，過去理性選擇學派對於多數決均衡的研究，都是所謂「偏好誘導 的均衡」（preference-induced equilibrium）的研究，試圖從固定偏好結構當 中，尋找集體選擇的穩定結果；但是，這種以偏好為主的理論推演有其重 大瑕疵，因為制度的結構也應該是均衡概念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42 因
40 ߆ڼጯ۰̖ځϨĂкᇴՙ۞ᇇࢬ৲̝˭Ăֽࣧߏ֔ᄥᄥ۞ᛉጱᝋĞagenda-setting powerğۋဳጼĂдણᄃ۰ඉரҖࠎ۞ପ᜕̝˭Ăྵ˧ۋ౼ĄĶൃ՜ؠநķᚤ̝ޢĂ кᇴՙ༊̚۞Ķ̦ᆃְౌΞਕ൴ϠķĞanything can happenğј˞ϔநኢछ೭̙Ν۞ေ ផĂඕڍ˵ֹጯ۰၆ϔՙඉ۞ᇇഇధĂயϠ˞ႷᇋĄ 41 ຏᔁ˘ҜઠЩෞኢˠ۞೩ᏹĂMcKelvey ՜நኢΪዋϡд࿅ಏჯ۞߆ඉ۩มĂಏჯ ۞̶ژ̚ĂA. Downs ۞̚ҜᇴᏴϔؠநĂజᄮࠎѣĶᔌ̚ķ۞ᘦؠүϡĄ 42 ѣ۞ߏĂShepsle ۞நኢ֭ϏԼតགྷᑻጯநኢ̚Ķઐрؠķ็ĂٙᏜ۞ඕၹߏ ՙඉԔ˯۞ࢨט፟טĂ҃ܧт Wildavsky (1987)۞ࡁտ̼͛༊ј࣎ˠઐрԛј࿅
此，非均衡的結果並不表示現實世界就是永無寧日的混亂，而是忽略了「制 度有關」（institution matters）這個結構的因素。他以美國國會為例，解釋 在政策空間先天不穩定的前提下，國會的委員會制度如何發揮關鍵作用， 使公共政策找到穩定的多數決均衡產出。Shepsle 的理論一提出，就被視為 在渾沌理論與實際政治之間搭起了重要的橋樑，並將「制度有關」的概念 炒熱了起來。然而，事情還未結束，Shepsle 的理論，的確幫助 RCT 走出「什 麼事都可能發生」的困境，但是在 Riker (1980) 提出了「遺傳問題」之後， 才真正開啟了理性選擇學派研究制度的大門。
Riker 的問題非常簡單，他認為︰制度只是「偏好的聚合」（the congealing of tastes），如果要將其視為均衡的重要元素，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制度也是 人們所共同選擇出來的（choose how to choose），因為人能夠因著政策偏好 而策略性地選擇政策抉擇的制度，制度選擇的本身應該會「遺傳」（inherit） 到政策選擇空間中的不穩定性；因此，單談「制度有關」是不夠的，我們 必須將制度起源的問題也一併列入均衡概念的考量當中，不能分割。 Shepsle (1986) 的回應有下列主要的兩點，第一點是歷史論，Shepsle 認為，任何一次的制度變革，都不是在真空的狀態下進行，換句話說，由 歷史所殘存的結構因素，會對於變革的制度選擇內容，產生篩選的穩定作 用；43 第二點是資訊的不足，由於人們對客觀環境資訊的瞭解無法完整， 這種不完整幫助「短路」（short-circuited）了政策選擇領域與制度選擇領 域之間的「遺傳」作用，阻隔了不穩定基因的傳遞，這也使得制度選擇領 域具有獨立的性格，不再是政策領域的附庸而已。這兩個回應都是試圖尋 找政策選擇領域與制度選擇領域之間的「分隔物」（wedge），以杜絕不穩 定的「遺傳」作用。總括而言，以上這些理論就是理性選擇制度論的核心 （Krehbiel, 1991: 31-34）。 最後，Riker 對於民主制度可操控性的理解，讓他找到觀察民主政治現 象的實務面向，政治人物策略性地運用各種可能的力量集結支持，以至於
۞ࢨט፟טĄ 43 ְ၁˯ĂRiker (1995: 121)ώˠ˵ᙒТ࣎៍ᕇĂᄲĈĶ՟ѣ˘࣎טޘߏଂາ౹ౄ۞Ă… Їңາטޘ̚ౌΞͽ࠻֍࿅Ν۞ണዶĄķĞ…no institution is created de novo… in any new institution one should expect to see hangovers from the past.ğ
可以從在野變為在朝的過程，成為 Riker 生前最後的研究重心。
ˬăፆଠྼᄲ
Riker 最後 十餘年 的研究 重心， 是環繞 在自己 發明的 一個英 文字 — Heresthetics。這個字源自於一個希臘文，代表「決定」與「選擇」的意義， 其中包括行為者對所處環境遊戲規則的熟悉，或是對於遊戲規則本身的選 擇與操控，以至於能夠在政治競爭場域勝出的意義；Riker 認為，這些希臘 哲人發明的字根，在現代賽局理論與社會選擇理論的關照之下，被賦予了 新的意義，因此他用這個字來代表政治策略的研究（Riker, 1983: 55）。在 一本蒐集了十二個操控遊說的故事的著作前言當中，Riker 如此說（1986: ix）： Ķፆଠྼᄲķߏ˘࣎Ϥԧ౹ౄֽĂϡͽܑ྿߆ڼඉர۞фĂι ҋٺԓᘷ͛̚ĶՙؠķᄃĶᏴፄķ۞ຍޥĂ࣎фΒӣ˞֏ෟ ྼᄲĞrhetoricğĂ˵ಶߏᄲڇᘹఙ۞ຍཌྷĂҭߏĂι۞̰ट˫ͧ රᚊ۞ᙜᚼֽᖳಱк˞Ą߆ڼˠۏдᚮۋಞ̚ᒔ౼Ă఼૱ߏ ਕૉឰՀк۞ˠᙸຍᄃޙϲᓑ༖ᙯܼĂҭߏĂֱ౼Ӏ۰ٙү ۞Ă̂̂ಏ৷۞֏ෟᄲڇćࣇ఼૱ਕૉޙၹ˘࣎ᒖဩĂឰ ۞ˠҋ̎ᙸຍăٕߏٺ؉гΐˢ۞ᓑ༖ĂѣॡࠤҌ̙ ᅮࢋ֏ෟ۞ᄲڇĂĶፆଠྼᄲķ۞ຍཌྷಶߏĈޙၹ˘࣎ҰΞͽᛏ ۞͵ࠧĄ Ķፆଠྼᄲķߏ˘ᘹఙĂ̙ߏࡊጯĂ՟ѣ˘ࡊጯ۞ڱĂΞ ͽឰ༊ְˠ፟ୠّг൴णјΑ۞ඉரĂ̝ͅâ࣎ፆଠྼᄲ۞ າ͘Ăυืଂ၁ચፆү༊̚ĂΝᒔਕឰҋ̎౼۞ඉரĂČČĄ 對於這樣「實務」的一個題目，Riker 的興趣來自於前面一節當中，他 從社會選擇理論所得來，關於民主決策隨意性以及多數決不穩定的認知。 在這樣一個民意表達不精確的民主社會當中，制度雖然能夠發揮某些穩定 功能，但是「操控遊說」者仍然能夠憑著自己的經驗與策略技巧（savvy）， 在爭競場域勝出；在 Riker 晚年的認識當中，政治的本質就是「政治輸家」（political losers）尋找操控遊說的施力點，而成為贏家的過程（Shepsle, 2003）。本文接下來先以一個空間理論的例子，來說明政治操作的可能性， 這樣的可能性，並不是 Riker 憑空想像或是自己親身的參政經驗，而是從他 及他的學生所發展出來，對民主制度理解的形式理論當中所得的結果；基 於這樣的認識，Riker 在晚年所提出兩個重要的論述，可以視為對操控遊說 概念更深入的引申，一個是他對於美國「南北戰爭前政治歷史」（antebellum politics）的詮釋，也就是對林肯總統與黑奴議題的重新詮釋；再就是他逝 世前還在修改的著作（Riker, 1996），是關於美國憲法批准過程論辯的研究。 圖 1 上方，我們先看一個單一議題的空間模型，假設有一個議題空間 D1，有三位人民對該議題具有固定的偏好，他們對 D1政策的「理想點」（ideal
point）分別是 A1, B1, C1，而 SQ1代表政策的現狀點（status quo）。今天再
假設這個社會如果要改變現狀，必須要經過多數決的同意，因此，如果有 人具有提案權，要求這三位人民對提案與現狀之間作一個選擇，則落在 W(SQ1) 區域中的提案，是能夠通過多數決考驗的提案。在一個議題空間之 下，多數決的結果，對人民 C 是最不利的，因為他偏好 SQ1勝過 W(SQ1) 的 任何一點，換句話說，他是 D1空間中的「輸家」。 44 假設 C 是一個操控遊說者，他面對 A 與 B 在改變現狀上的聯盟壓力， 能有什麼因應的方法？假設人民 C 能夠找到一個議題 D2，這個議題上三位 人民的固定偏好如圖一下方雙議題的政策空間的 Y 軸所示，他只要能成功 地將第二個議題與第一個議題「綁」在一起，就能夠創造非常利於自己的 環境。45 圖 1 中的三個圓圈，分別是在兩度政策空間當中，三位市民以自 己的理想點與 SQ(1,2)為半徑所畫出來的，圓圈上的任何一點，代表該市民相 同的偏好，也可以說是兩度空間中的「無異曲線」（indifference curve），
44 W(SQ1)۞ՐפĂߏͽ B1ࠎ͕̚ĂـΠـνؼҩ ||B1ůSQ1|| ۞ቢ߱ć҃ W(SQ2)ͽ C2ࠎ͕̚ĂΞϡТᇹ͞ڱଯĄ 45 ၆ٺ౹ౄາᛉᗟ۩มٕߏĶ߆ඉ۩มჯޘፆଠķĞdimensionalityğд߆ڼ࿅̚۞ຍཌྷĂ ጯ۰ Scott C. Paine (1989)ѣஎˢ۞ኢĄ
ဦ 1āĶፆଠྼᄲ۰ķྻү۞۩มሀݭ 圖表來源：作者自繪 C(1,2) R(r1, r2) SQ(1,2) SQ2 S(s1, s2) A1 B1 SQ1 C1 r1 A1 B1 SQ1 C1 D1 W(SQ1) D1 D2 B(1,2) A(1,2) C2 A2 B2 W(SQ2) W(SQ(1,2)) r2
而三個圓圈相交處所得出來的三個橄欖形的區域（有陰影處理的部分）， 就是現狀 SQ(1,2) 的勝利集合 W(SQ(1,2))，也就是說，在這些勝利集合當中的 任何一點，都能夠以多數決的方式，打敗兩度空間的現狀 SQ(1,2)，比方說， 政 策 點 R(r1,r2) 如 果 被 提 出 與 SQ(1,2) 進 行 「 捉 對 多 數 決 投 票 」 （ binary voting），人民 B 與 C 將會以多數通過 R(r1,r2)，因為兩人對 R(r1,r2) 的偏好 都勝過對 SQ(1,2) 的偏好。 值得注意的是，R(r1,r2) 這一點，如果分開在兩個議題空間中分別投票， 不論是 r1還是 r2都不可能在多數決當中通過，因為他們並沒有落在 W(SQ1) 或是 W(SQ2) 的區域當中。當然，如果能夠以 S(s1,s2) 取代現狀，人民 C 將 會獲利更大，因為與 R(r1,r2) 比較起來，在 D1上 S 比 R 更接近 C 的理想點， 而在 D2上，S 根本是落在 C 的理想點上。這個例子所要表明的，就是如果 C 擁有某種設定議程的能力，不論是站在制度議程設定點上，或是媒體的 議程設定點上，他就會擁有若大的權力獲得自己所想要的結果，即使在單 一議題的空間中，他是一個徹底的輸家。 這個論述剛好與 Shepsle 在前一節當中「結構誘導的穩定」的概念相 反，「結構誘導的穩定」告訴我們在不穩定的多數決環境當中，如果要求 得穩定的多數決結果，必須將議題切割開來討論，就像是國會當中的委員 會分工一般，民主決策才得以穩定，這也是民主制度的核心內涵；然而， 從操控遊說的角度，論點就是反過來操作的，要爭取勝利的方式則是尋找 可以破壞現狀聯盟的議題，讓自己站在有利的位置上建構勝利聯盟，最好 是將新的議題與老議題綁在一起，製造議題空間上的不穩定，以利於自己 從中求勝。 從實際案例的角度來看，Riker 以美國南北戰爭前的國內政治，來說明 操控遊說在政治操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認為，美國國內政治戰前最重要 的政治聯盟（1800～1860），就是南北各州因為農業發展而組成的「農業 擴張者」（agrarian expansionists），這個聯盟當中有北方工業較為發達的 州與南方農業較為發達的州所組成。另一個輸家的團體，是所謂「商業團 體者」（commercialists），一直希望能夠降低關稅，刺激商業發展，這與 農業擴張者的當權聯盟的主流意見是不同的，因為農業發展需要關稅的保 護，這些商業團體最後找到了一個議題，就是解放黑奴，在一八六○年成
功地將當權聯盟給拆解了，讓林肯選上總統，但是，此舉也開啟了美國的 南北戰爭（Riker, 1982: 200）。這個論點對一般接受規範性詮釋歷史的人來 說，是難以下嚥的，因為林肯解放黑奴是作一件「對」的事，而不是「自 利」的事，但在 Riker 的詮釋之下，美國偉大的解放黑奴運動，事實上是輸 家運用「議題操控」（dimensional manipulation）的技巧，讓自己成為制度 上贏家的一個案例，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試圖拆解 Riker 的論述（Mackie, 2001, 2003; Weingast, 1998），但是都無法否定 Riker 論點的說服力與原創力。 在研究操控遊說的路程上，Riker 最後將注意力放在「美國憲法批准的 過程」（ratification process），從論述策略的角度，有系統地了解操控遊說 者的實際作為。他發現，在美國憲法批准過程中的「論戰」（campaigns）， 正反雙方的論述策略，大概可以歸納為兩個部分（Riker, 1996），一是雙方 都樂於使用負面宣導，也就是指出對手的危險性，或是不支持自己的負面 後果，較少以正面的方式討論議題，第二就是，當一方找到一個足以說服 人的負面說法，就會一直使用下去，而處在被攻擊的一方，就會避開或是 忽略這樣的攻擊，第二個部分的論述，Riker 應用形式理論的概念，推論出 雙方在負面論戰中的對戰原則，Riker (1996: 6)說： ༊ኢጼ̚˘͞ځពдߙีኢᕇ˯৭˞˯ࢲĂΩ˘͞ಶົٸୢ ࣎ኢᕇĞᐹ๕ࣧćthe Dominance PrincipleğĂ༊ᗕ͞ౌ՟ѣځ ពдߙีኢᕇ৭˞˯ࢲĂᗕ͞ౌົٸୢኢᕇĞ̶ࣧćthe Dispersion PrincipleğĄ 這種負面論戰的本質，也是許多選戰當中的真實寫照，這樣的提法當 然也提供了包括傳播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界，觀察決定許多公共事務的決策 過程中，政治人物溝通模式與政治結果之間關係的一個機會。事實上，如 果 Riker 還 能 多 活 十 年 ， 他 已 經 準 備 好 與 目 前 流 行 的 「 商 議 式 民 主 」 （deliberative democracy）（Elster, 1998；黃東益，2003）的民主理論潮流， 展開建設性的對話，甚或是與傳播學界中最重要的議題設定效果的相關研 究（agenda-setting effect）（McCombs and Shaw, 1972；Protess and McCombs, 1991；陳敦源、韓智先，2000），展開有意義的對話。
ણăRiker நኢෞᄃΞਕ۞ώ˿ᑕϡ
從前述的整理可以看出，Riker 領導下 RCT 在政治學的發展，有三方 法論上的相關議題，值得討論。˘ăRiker நኢෞ
第一，理性選擇方面：包括 Riker 在內，RCT 學者對於理性選擇的基 本假定問題的論戰，興趣並不大。這種涉及認識論層次的哲學思辯，在 RCT 學者的眼中，是沒有答案的，RCT 學者將這一點當作推論的基本假定，是 將之當作「科學研究學門」（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Lakatos, 1978） 的「核心」（hard core）部分，除非它已有完整並更優良的取代核心，46 不 然即便是不完全，也是會繼續在其上進行研究的。因此，RCT 在學術策略 上，對核心問題採取不理睬的態度，但是，對於個領域當中的主要論述， 卻採取積極提供「另類」解釋的做法，我們可以從 Riker 的身上明顯看到這 個模式；事實上，這是深知學界「追新」本質的一種發展策略。比方說， 在聯盟理論以及聯邦主義論述中，Riker 選擇 RCT 為建構「另類」解釋， 對當時的主流論述產生衝擊，如果細讀這兩個理論發展的論述過程，Riker 都是先將傳統的理論作方法論上尖銳的批評，再應用自己所屬 RCT 的論述 方 式 ， 提 出 完 整 且 新 穎 的 看 法 ， 而 且 這 些 看 法 都 滿 足 「 可 證 為 否 」 （falsifiable）的科學論述，提供學界比較與繼續討論的基礎，這種模式後 來也成為 RCT「入侵」政治學許多次領域的主要手法，而這種在某些領域 上選擇規避，但在另外一些「接觸競爭」（engaged competition）的做法， 成為 RCT 發展的主要策略，可能也是 RCT 得以在美國政治學界成功的原46 ࣃ˘೩۞Ăέ៉̂ጯ۞Ϯ̝༉ିĞ1999ğٙ۞˘ቔѣ۞ኢ͛Ă੫၆ Riker நّ Ᏼፄநኢ۞ᄱٙ೩۞˘࣎ܧநّ۞ሀݭĂҭߏᚑॾֽĂϮି۞͛ౢ֭՟ѣᗓ ฟ RCT ኢ࣎ˠᏴፄ۞॰ߛ—ड़ϡநኢĞutility theoryğĂ˵ಶߏᄲĂϮିΪߏд RCT ۞̶ژ॰ߛ̝˭Ăΐˢᄮࠎᑕྍΐˢ۞ՙඉ̮৵âᕇᄃд Riker ᄃ Ordeshook (1968) ੫၆ĶˠࠎңԸைķ۞ᛉᗟĂ೩дड़ϡநኢඕၹ̝˭ĂΐˢĶ̳ϔయЇķ۞ຍཌྷߏ࠹ Т۞Ą
因，不知 Riker 前述對於公共事務論戰本質的理論靈感，是否來自於 RCT 的發展策略成功的推想。 第二，制度研究方面：制度研究是政治學的核心內容之一，尤其是在 正式制度的研究方面，包括憲法、選舉制度或國會制度等，都是政治學界 的研究重心。RCT 在這方面的貢獻，可以說是十分重要的，最主要是對傳 統政治學制度研究，加入兩個元素。首先，在制度設計方面，Riker 從 RCT 的角度，對美國憲政體制的設計精神，作了一個「懺悔」式的反省，也藉 由 Arrow 的理論，將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分別了出來，在「不可能定理」 的光照之下，民主政治成為一種「排誤」的制度設計，而不是展現全民意 志的設計，因為「排誤」是一個消極的概念，當然會有論者對於這種非黑 即白的選擇結構也不以為然（Coleman and Ferejohn, 1986），47
但是，Riker 的論述讓學界認知到民主制度設計，不能獨尊民粹主義的規範性意含，已 經是民主理論不可或缺的一個論點；再者，對民主制度選擇方面，RCT 為 傳統正式制度研究，加入理性行動者之間策略行動的因素，不但可以分析 制度能否依照設計的意念展現效果，也能用來分析制度選擇時刻的計算基 礎與通過的可能性，這個複雜的過程，都可以從 Riker 與其他同僚們之間， 關於「遺傳問題」的辯論中捕捉得到，可以說是政治學界研究制度不可或 缺的理論基礎，唯一值得憂慮的問題，就是策略行動不是一個容易作經驗 研究的概念，48 結果就是，RCT 可以經過前端形式理論的推演，提供許多 新穎的論點，但是，這些論點卻難達成 Riker 理想中政治科學研究後半段經 驗檢證的動作49 。
47
၆ٺ Riker நኢ۞ԲෞĂኛણ Radcliff (1993), Weale (1984), Radscliff and Wingenbach (2000)Ă̚ Riker (1993)˵ѣᏐҋаᑕ Radcliff ٺ 1993 ѐ۞Բෞ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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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ᄲĂࢋᄮ൴Ϡ˞ඉரԸைĞٕߏୢܲड़ᑕğĂְ၁˯υืࢋଂ˞ྋણᄃ۰ৌ၁۞ ઐрଵЕฟؕĂ၆ٺۤົࡊጯࡁտ၆෪—ˠĂѣඉரаߍ۞ώኳĂЇңീณ۞ܫޘౌ ົߏયᗟĄMackie (2001)ኳႷ Riker ྋᛖ̰ጼ݈߆ڼ۞ࢋኢᕇĂಶߏኳႷ Riker ၆ٺ ࢋણᄃ۰дϔி͕̚ઐрึԔ۞યᗟĂтڍѣ̙Т۞ଵЕĂྋᛖ˵ົ̙ТĂтڍֱ ̙Т۞ઐрଵЕזߙᙋፂ۞͚ĂRiker ၆ٺጼ݈߆ڼ۞ྚᛖĂಶົΑĄ 49 ְ၁˯ĂLichbach (2003) ᙯٺ RCT ۞ኢâฟᐝಶ೩ז߆ڼጯࠧ·ϋ՟ѣགྷ࿅រᙋ ۞నĂᄃ՟ѣ֖ૉநኢࡦഀ۞ࢍᑭᙋĂࣧ̚Я̝˘ĂಶߏϤ RCT ጯ۰Ϊڦࢦந ኢଯႊăنෛགྷរࡁտٙౄј۞Ą
第三，操控遊說方面：Riker 晚年對於政治環境當中的溝通議題產生興 趣，是有脈絡可循的，也就是說，Riker 自己晚期的作品是他早期作品累積 的結果，這個累積可以從兩方面看見。其一，在聯盟理論一書中，Riker 將 「勝利」（winning）視為政治人物最核心的價值（Riker, 1962），他認為， 討論政治的核心，就是「政治人物依附於可變動遊戲規則之下的輸贏」， 因此，政治學者必須要對這核心提出看法。其二，從社會選擇理論對制度 規範輸贏不穩定的論述，Riker 對於輸贏因素的搜尋，從聯盟、議程設定、 議題操控，轉變到人類最原始的策略互動工具—語言修辭，脈絡是很清晰 的，當然，在方法論上，Riker 雖然稱這樣的議題是一種「藝術」（Riker, 1986），沒有科學法則可循；但是，他在最後一本著作當中（Riker, 1996）， 仍然是以演繹邏輯的方式，從美國憲法批准過程的經驗資料，尋找可以陳 述 的 通 則 。 Riker 以 科 學 研 究 的 精 神 討 論 操 控 遊 說 這 樣 一 個 詮 釋 學 派 （interpretists）最擅長的議題，可以說是一種「融合的努力」（synthesizing） （Lichback, 2003），這種努力有助於本文一開頭所描繪美國政治學會路線 爭議的緩和，當然，這樣的應用，也讓形式理論的邏輯，能被用於以往較 不 擅 長 的 溝 通 領 域 ， 隨 著 賽 局 理 論 在 「 資 訊 不 對 稱 」 （ information asymmetry）之下，所發展出來的許多隱含溝通的模型（比方說，訊號局, signaling game），可能是 Riker 操控遊說理論研究下一步重要的發展；根據 Iain McLean (2002) 對 Riker 在操控遊說理論發展的討論，認為 Riker 的論述 風格，可以被視為一種「分析敘事」（analytical narrative）（Bates and others, 1998）的方法，這是一種結合賽局理論分析精神與歷史學家敘事內涵的方 法 ， 這 種 方 法 目 前 也 正 被 應 用 於 包 括 結 合 歷 史 與 理 性 選 擇 制 度 論 （Katznelson and Weingast, 2005）、結合賽局理論與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 （Heath, 2003）、以及結合法律與社會選擇理論的各種努力（Farber and Frickey, 1991；Epstien and Knight, 1997；Stearns, 2000）。50
50 RCT д࣎ొЊ۞൴णĂ˵аඍ˞˘ҜઠЩᆶߤˠ၆ٺώ͛ߏӎѣᄃ࠹ᙯᅳા၆ྖ ۞ႷયĄͧ͞ᄲĂRCT ᄃ።Ϋטޘኢ۞࠹̢ᇆᜩĂౄಶ˞ٙᏜĶ̶ژୃְķ۞̶ژ͞ڱĂ ඕЪ።ΫୃְᄃᔈԊ̶ژ۞˘ѣ۞ኢԛёĂϫ݈࣎၆ྖ̏གྷซˢኢĶઐрԛ јķĞpreference formationğᄃඕၹ۞ᙯܼĂϏֽ۞ᜈኢࣃഇޞćְ၁˯ĂϤٺ RCT ۞൴णĂధк็ͽඕၹٕߏఢቑёኢࠎ۞ᅳાĂౌயϠ˞၆ྖ۞ΞਕĂޢᜈ
總括來說，Riker 一生的研究重點，從學門的發展來看，剛好符合學者 Mark I. Lichback (2003)對理性選擇學派發展過程中，「競爭、忽略與融合」 （competing, ignoring, and synthesizing）三種策略的描述，而從方法論的角 度來看，這三種策略所產生的結果，對學界目前發展各有其重要的方法論 與研究內容的影響，我們可以從下表 2 的整理看見這個趨勢： ܑ 2āRiker ۞ጯఙϠ൴णܑ 發展策略 學 術 貢 獻 主 要 疑 義 理性選擇 競 爭 提供學界一個另類論述架構，滿足學界「追 新」的慾望 規避理性本質 討論 民主制度 忽 略 1. 充實自由主義制度性內涵 2. 建構政治學的制度理論 經驗研究的不 足 操控遊說 融 合 建立與詮釋學派的溝通橋樑 尚未完成 圖表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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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文回顧並評述了 Riker 一生的 RCT 學術貢獻之後，也願意花 一點篇幅，來簡單討論 RCT 的研究對台灣政治學研究可能有的貢獻所在。 首先，在 RCT 的推廣與發展上，台灣學界首先應該分辨 RCT 與選舉研究 的調查方法之間的差異，大概可以分為上游的理論建構與下游的經驗驗證 兩個部分，雖然調查研究的方法不一定需要 RCT 的理論建構，但是 RCT 的出現已經成為選舉研究提供了一個種要的另類假設來源，事實上也大大 增強了調查研究的理論性；然而，RCT 的理論建構訓練，比起統計調查方 法的訓練，是更為複雜且繁重的訓練過程，Riker 的成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ᙯኢĂΞͽ੫၆ RCT дЧᅳા۞၁ኳࡁտ̚ĂವԱᄃፋந၆ྖ۞̰टĂГઇ ෞĂώ͛ѣࢨ۞ቔ಼Ăΐ˯ RCT ٙĶˢܬķ۞ᅳા˫кĂڱ˘˘ᜪ̈́Ă҃Ăү ۰ᄮࠎĂώ͛тڍ྿זᐝ۞ϫ۞Ă̏གྷ֖ૉ˞Ą
他能夠在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政治系依照 RCT 的需要建構一套不同於傳 統政治學的訓練課程，用以訓練出一批 RCT 的「使徒」，在政治學門的不 同領域攻城掠地、開花結果，但是，目前台灣的政治系所當中，並沒有出 現這樣的可能性，雖然有零星的相關課程，但是都不足以完整訓練學生使 用 RCT 的方法建構理論，因此在可見的未來，台灣政治學界 RCT 人才的 訓練，可能仍要靠美國研究所的協助。 再者，在民主制度理論方面，台灣是一個後進的民主國家，民主政治 的 「 文 法 」 （ syntax ） 與 我 國 固 有 的 威 權 傳 統 之 間 一 直 是 同 時 存 在 的 （Ordeshook, 1997: 3），需要學界從「真實」（realist）、而非道德至高點 上來看待民主政治及其制度建構的議題，當然，由於外交上我國必須藉由 民主政治與對岸政權作本質上的區隔，並藉以此獲取國際民主國家的支 持，使得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反省與研究都是不足的。RCT 理論從 Arrow 以降到 Riker 在政治學領域的重新詮釋，對於民主政治從個體偏好到集體 民意產生之間矛盾的本質，有深刻且務實的切入觀點，事實上是有助於台 灣學界或是實務改革者，看清民主政治的運作本質，避免不切實際改革所 帶來的傷害。比方說，根據學者陳敦源與李蒞蒂（2004）的研究，我國國 會改革長久以來一直環繞兩個主題，一是立法效率，一是程序透明，但是 由於立委選區利益與國家公共利益之間的矛盾（Shepsle, 1992），立委們有 時面對爭議性很高的法案（比方說，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需要不公開的 場合進行意見的整合，這也是第三屆國會末期在國會改革五法中將「黨團 協商」法制化的重要背景，因此，由於個別選區與國家總體利益之間的矛 盾本質，前述兩大改革目標之間，存在某種「蹺蹺板」的取捨關係。也就 是說，當委員們的協商越公開，因為選區利益的壓力，立法委員之間的妥 協就比較難達成，立法效率就受到傷害；反之，要提升立法效率，就必須 給予立法委員之間私下協商的空間，這種尋找制度變革原則的研究努力， 就是 RCT 可以對台灣學界與實務界最大的貢獻所在。 最後，在操控遊說方面，我們提出李登輝前總統及其追隨者所提「本 土化」的議題，應該也可視為一種操控遊說應用的一個實例。51 當李前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