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敵人刑法之研究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7-2410-H-004-066- 執 行 期 間 ： 97 年 08 月 01 日至 98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陳志輝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鍾宏彬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馮聖晏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任欣儀 處 理 方 式 ：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8 年 10 月 26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敵人刑法之研究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4－066
執行期間：2008 年 08 月 01 日至 2009 年 0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陳志輝
共同主持人：無
計畫參與人員： 鍾宏彬、馮聖晏、任欣儀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精簡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無
處理方式：
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
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0 月 26 日
一、中文摘要 敵人刑法概念由 Jakobs 教授所提倡，並廣受討論。他認為必須清楚區分敵 人刑法與市民刑法。敵人刑法具有以下四項特徵：（一）可罰性大幅前置；（二） 雖然前置化，刑度卻未降低；（三）從（市民對等的）刑事立法轉換成對抗立法； （四）建立刑事訴訟上的保全。敵人刑法之刑罰理念是將行為人僅當作一個「個 體」看待，而不當成在規範意義底下的人格體對待，即不具有「人格」之特質； 因為這樣的人根本否定規範存在的意義，甚至「自始」及意欲脫離整體規範社會， 所以敵人刑法的目的與作用即是排除「危險源」（犯罪行為人）。 然而，經過仔細分析後，上述看法無論在刑法啟蒙史上，或是在啟蒙哲學上， 都不像 Jakobs 所聲稱的，可以找到其立論基礎。仔細檢視涉及敵人刑法概念的 具體規範，無非具備緊急狀態法之性質，只要滿足嚴格的條件和安全措施，這些 預防性的保護措施就具有正當性，絲毫無須藉助使用敵人刑法概念。 二、英文摘要
The concept of enemy criminal law was advocated by Professor Jakobs, and widely discussed. He believes that the enemy must be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enemy criminal law and citizen criminal law. Enemy criminal law has the following four characteristics: (a) can be substantial front fined ; (b) Although the front fine, punishments have not been reduced; (c) from citizen criminal law into criminal against-legislation; (4)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eservation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concept of criminal penalties for the enemy is the perpetrator only as an "individual" approach, rather than as a personality in the normative sense as a body under the treatment, that does not have a "personality" of the character; because such norms are simply the nega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existence or even "from the beginning" and the desire from the norms of society as a whole, so the purpose of crimi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enemy, that is, to exclude "dangerous source" (the perpetrator).
However, after careful analysis, the above view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terms of criminal law, or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re not claimed by Jakobs, you can find the basis of their argumentation.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nemy criminal law related to the specific standards the enemy is simply the nature of the emergency law has, as long as meet the strict conditions and safety measures, these preventive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have the legitimacy of the Criminal Code does not through the use of the concept of the enemy.
三、報告內容 （一）前言 很少有一個學術概念，可以短時間內在國際上獲得廣泛討論，德國刑法學者 Jakobs 教授所提出的「敵人刑法」之概念就是這種少數之一。Jakobs 教授在 1985 年首次提出敵人刑法的概念時，係用來批判現代刑法的特定發展，所批判的敵人 刑法趨勢卻未引起特別的重視。1999 年 10 月於柏林的一場學術會議中，Jakobs 對於敵人刑法概念賦予一個新的目的設定，而且在全球恐怖主義的時代，按照他 的想法有必要進行如此之刑法擴張。2003 年 Jakobs 教授應邀來台，在「全球化 時代刑法的未來」之國際刑法會議中，Jakobs 將他於德國僅屬草擬的敵人概念更 具體化，並對批評其敵人刑法立場的見解加以反駁。本研究計畫旨在研究近年來 廣受國際關注的「敵人刑法」議題。 （二）研究目的 為了充分研究敵人刑法立法趨勢的議題，首先必須釐清理論原創者 Jakobs 教授的理論原型，然後在此基礎下有系統地檢視所有支持和反對敵人刑法的各種 意見，進一步分析這些意見的妥適與否，最後評估得出理論之價值。藉此評估來 分析當刑事立法之趨勢應如何因應，或者根本無須藉助敵人刑法概念，即可本身 在體系內獲得圓滿合理的解決方式。 （三）文獻探討 2003 年 10 月 17-18 日在台北舉辦「台德 2003 刑法學研討會」，Jakobs 應邀 發表以「市民刑法與敵人刑法」為主題的文章，對於敵人刑法的法哲學基礎、功 能、應用，是當時最詳盡的一篇，也是目前為止國內唯一得到 Jakobs 授權翻譯 的敵人刑法文章。因此，我國文獻上主要參考的敵人刑法的中文論述，也是以這 一篇為主。國內評論敵人刑法的文獻不多，學者們對於敵人刑法的理解和評論彼 此接近，然而卻與 Jakobs 教授的真正主張有所出入，因此，本研究主要仍以德 文文獻為主，首先釐清 Jakobs 教授各時期理論的見解，在此基礎下，釐清各種 支持和贊成學說的爭議之處，最後評析敵人刑法概念的得失損益。 （四）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1. Jakobs 教授的敵人刑法概念：從基本立場和轉變 Jakobs 教授於 1985 年，嘗試藉由市民刑法與敵人刑法之區分，來界定「將 法益侵害前階段的行為加以入罪化」的實質界限。依其看法，刑法能透過作為刑 法基礎的行為人圖像彰顯出其特徵。一方面，可將行為人定義為市民，即一個擁 有不受刑法干預的內在私領域的某人，只有當行為人的行為對外干擾到他人時，
法律才可介入該領域；另一方面，可將行為人的圖像定義為敵人，也就是作為一 個要保護法益的危險源，是一個沒有私領域的人，甚至他最深層的思想都能被追 究責任。「敵人刑法使法益保護趨於完美，而市民刑法則使自由領域趨於完美」。 與通說見解不同，Jakobs 認為法益保護思想並不是屬於自由主義的，而是對刑事 入罪前置化負責的原因。也就是說，這源於法益理論的結論，即竭力極佳地保護 法益，即使這意味著持續限縮市民的自由空間。藉此他架起一座否定法益理論的 橋樑：除了他提的其他理由以外，法益本身的存在僅顯示出一個自然上的面向， 但卻未達到刑法所需的意義門檻，因而法益理論即被否定。如果保存利益是一個 值得追求的狀態，且此狀態也應透過刑法來達成的話，這樣將使「過去變成一個 巨大的法益墳場」。因此，刑法所保護的那些東西，是刑法規範效力的本身，因 為規範效力是一個不再屬自然世界的面向，而是屬於意義與溝通世界的面向。 只有當市民的私領域受到尊重時，刑事入罪化才是正當的。只有當一個行為 在客觀上干擾到外界，才可能具有刑法的重要性。如果必須追溯到主觀內在世 界，才能獲得行為的干擾面向，則事實上就是這主觀的部分證立了刑罰，這也意 味著牴觸了沒有人可因為他的思想受到處罰的原則。 Jakobs 對於很多實證法的規範，作限縮解釋或目的性限縮，來滿足市民刑法 的要求，若這樣的方式還無法解決的話，相關的規範就會被他宣告為不具正當性 的。Jakobs 只提及一些限縮解釋或目的性限縮的例子，如透過其他客觀的條件， 限縮未遂犯的可罰性，即透過「行為人已著手操控被害人的事物」，換句話說， 行為人已侵入被害人法律上被保護的領域；這看法也部分地使一般認為已過時的 構成要件欠缺理論再度復活，按照該理論，在不能未遂時，若欠缺任何一個構成 要件的相關部分，行為人應該不罰。另舉一個不具正當性的例子：Jakobs 認為， 在所謂的保護風氣之犯罪中（例如德國刑法第 140 條獎勵或容忍犯罪行為），行 為人並未侵入任何他人領域，從市民刑法來看，處罰是無理由依據的。 Jakobs 於他 1985 年的文章中，對於敵人刑法的概念，主要是持著批判性的 看法：通說因為其隨隨便便的實證法立場而遭受指責。Jakobs 認為，敵人刑法「只 有作為一個例外的緊急狀態刑法時，才可被正當化，且也最好應該在外部能與市 民刑法保持距離，才能防止擴張的危險。在討論記錄中，Jakobs 甚至希望發展一 部使敵人刑法不可能產生的憲法，且認為就今日而言，如此解釋憲法已是可接受 的，即使其不是唯一可能的解釋。
然而，1985 年之後，Jakobs 的批判性論調顯得弱化了，他反而致力於廣泛 地將敵人刑法加以正當化。他重複之前所要求的從外部區分市民刑法與敵人刑 法，因為只有這樣我們可以避免敵人刑法污染市民刑法。但 Jakobs 同時強調， 這概念上對立的列舉方式，只是用來描述，而完全不具有批判意涵。在詳細述說 自己立場時，Jakobs 透過回顧啟蒙時期從 Hobbes 到 Kant 的政治哲學史，來呈現 差別對待市民與敵人的許多論證。在 Rousseau 與 Fichte 的理論中，犯罪者透過 犯罪行為違反社會契約，使得契約終結，而使得犯罪者變成敵人，按照 Hobbes， 判國者是希望回歸自然狀態，而因此被宣告為無權利的敵人，Jakobs 甚至在 Kant 的理論中找到，不準備與他人共同生活在市民社會的法律狀態中者，人格會被否 定。接著 Jakobs 提出自己的說明：首先，規範是使自然世界成為意義世界或溝 通世界的詮釋模組。規範使得一個致死事件變成殺人罪，期待並信賴他人不會做 這類的行為，因規範而被證立，且藉此提供行為的指導方向，且從心理物理的系 統來看，規範使得人可能成為刑事犯罪的行為人或被害人。這樣賦予意義的方式 並非在自然層面，而是屬於溝通層面，且不會受到隨機、自然的條件，即事實的 條件所挑戰—而是免疫於事實的，甚至與事實相抵觸。 但是，即使如此嚴格的區分自然與意義，仍無法如同我們能想像的，使意義 層面那麼樣地獨立於自然之外。如反覆實行殺人行為在某一時間點後，會削弱人 們對禁止殺人的效力的信賴。但同樣的也適用在行為人的人格性。人格者是角色 承擔者，即被信任且也能被信任去做符合規範行為的那個人：「一個無法被強迫 拉進市民狀態的個體，是無法享有人格者概念的庇蔭的」。敵人則是「現狀中的 非人格者」，涉及「確保危險源安全，就像對待野獸一般」。人並不會直接擁有人 格者的地位，而是法秩序對於履行符合法律的行為義務之對待給付。尤其是Jakobs 在較新的立場中強調，將敵人排除在外並非國家的傑作，而是敵人自己造成的， 敵人自己決定不做符合市民地位的行為，將自己排除在外。敵人刑法的特徵是將 刑法的禁止大幅的前置，且沒有搭配相應的減輕制裁與減縮法治國的程序保障， 例如在性犯罪與經濟犯罪、在恐怖主義和一般性的對抗犯罪立法中，都可能出 現。在Jakobs較新的看法中，他還拿羈押、保安處分、保安監置和甚至美國關塔 納摩監獄的特定正當性基礎作為進一步的例子。 相較於 1985 年的論調，現在似乎已有重大的改變。現行法的規範不再用是 否相容於市民刑法的角度來詮釋，而是作為實體法與程序法的規定，拿來單純說 明之用：例如組織恐怖團體的入罪化（德國刑法第 129a 條）、羈押及強制取血（德
國刑事訴訟法第 81a 條）、使用臥底偵查者（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10a 條）和通訊 監控（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00a 條）等程序性介入行為。而按照 1985 年所述，敵 人刑法僅在緊急的情況才能被正當化，但我們現在卻能讀到，「這兩種觀察方式 都有它們正當的地位，這同時意味著，它們也可能在錯誤的地方被運用」，且緊 急狀態也會被輕易的肯認，因為：「當今並不存在明顯的敵人刑法的替代方案」。 我們進一步讀到：「凡是無法為個人的行為提供足夠高的安全者，不僅無法期待 仍被作為一個人格者來對待，而且國家也能不再把他當做人格者對待，原因是， 否則他會侵害其他人對於安全的權利。因此，將這裡稱作是敵人刑法的東西加以 妖魔化，是完全錯誤的」。Jakobs 問說：「敵人刑法是否正當，且若正當的話，範 圍到哪裡？」對此問題他回答道，市民有擁有安全的權利，一個完美的法治國不 可能被實現，且敵人刑法不能超過嚴格必要所需的範圍。一個比較黑暗的段落， 甚至可能被理解是支持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或者支持獨斷地獵捕賓拉登的行 為：「(…) 對於那些無法提供一定充分安全的人權侵害者，他們能在法律意義 上，作為人格者而為行為，其本身被容許去做所有在自然狀態中被容許的事 (…)，而這廣泛的權限在事實上也被使用，在一開始即發動戰爭，而不是僅送交 給警察來執行逮捕令」。 不過，Jakobs 對於敵人刑法這個概念仍有一些可被理解為批評性意見的存 在。首先，Jakobs 對於敵人刑法在概念上是不是法律這問題，明白採取開放的態 度。第二，現行法也部分被批評：重罪預備行為的處罰（德國刑法第 30 條）因 而被否定，因為這裡涉及敵人刑法，儘管那些計畫犯罪的人，無論如何都不是足 夠危險的、不再是值得信賴的個體。相似的批評，也用來反對組織犯罪團體或是 恐怖團體的構成要件（德國刑法第 129、129a 條）。 2. 與 Carl Schmitt 的見解不具相似性
Jakobs 與 Carl Schmitt 間相似性的問題，第一眼看上去是極具吸引力的，因 為敵人刑法的理論，不僅從用語上，而且由其所發展出的二元概念，剛開始都近 似於 Carl Schmitt 的朋友—敵人概念。但是其實這裡只存在外部的相似性。在精 確的分析下，這種相似性是不存在的，而且也對於評價毫無重要性。因為敵人刑 法理論的核心，是一個法治國界線的理論，而 Carl Schmitt 所提倡的朋友—敵人 二分化，則比較可以和 Luhmann 系統理論的基本概念相比較。Luhmann 認為政 治系統與經濟系統和法律系統是藉著以下方式，在範疇上劃分的，即法律系統透 過合法/違法的二分化來定義，經濟系統透過錢，而政治系統透過權力，且藉著
他將每個系統對於其他系統，理解成其環境，其無法與其他系統混合，而只會加 以干擾，因而對於政治系統，他主張一個非常類似於 Carl Schmitt 藉著朋友—敵 人二分所提出的全面的自主性。朋友就是與我一同獲取權力者，而敵人則獲取自 己的權力，且欲與我保持距離。此外，相較於普遍存在的不加思索就拒斥 Carl Schmitt 的想法，其作為社會心理學上的分析概念更是可疑。因為朋友與敵人的 立場，原則上是相對的，兩者藉著同樣的法，或也藉著同樣的不法，爭奪權力。 類似的，Luhmann 可能將「人們能且必須在政治裡，區分有權的和無權的權力爭 奪者」這樣的想法，稱作是誤解系統理論。然而 Jakobs 的概念所嘗試的卻完全 相反。敵人處於已進入市民狀態的社會之外，而 Jakobs 賦予社會對於敵人一種 特別且幾乎不設限的強制權限，就來源於，只有社會處於字義上的「依法」。 3.與刑法啟蒙史之間的關連性 根據 Luis Greco 對於啟蒙哲學細緻的分析，事實上已顯示出，那時代如同幾 乎所有其他的時代，都有著不同的思想家，主張不同的立場，而因此，固定於一 個共同的立場、哲學上一致的理論意義下的「啟蒙」根本不存在。為了批判敵人 刑法而提及刑法啟蒙時期，並不會有什麼進展，而討論社會損害的理論，如何被 Beccaria 或 Hommel 發展成一個封閉性的理論，再藉此作為 Jakobs 的相對立場進 行討論，主要也不會有多大幫助。因為這些理論涉及到的問題，與 Jakobs 用他 敵人刑法理論所欲解決的問題，並不相同。按照社會損害理論，它在 19 世紀德 國，自從 Birnbaum 轉型成法益保護理論，即只有作為最後手段，為了避免法益 損害或無法忍受的危險，有必要時，一個行為才能被處罰。相反地，一個僅顯示 出不道德的行為，則不足夠，因為控管國民道德並非國家的任務。敵人刑法的理 論則處理完全不同的問題，即是否可以藉由我們期待一個人，因其被推定有危險 性，會在未來做出重大的法益損害，已足以作為國家對於這個人進行保安監禁的 理由。 4.與啟蒙哲學之間的關連性 Immanuel Kant 根本不可能熟知現代經濟犯罪或恐怖主義的問題，且因而他 的理論也是在未加考量下，發展出來的。因而我們也無法毫不遲疑地，將抽象的 上位概念運用在這具體的情狀中。Kant 可能是最後一個，在今日會對此持否定 者，因為他曾明確地表示，欠缺觀點的概念是空洞的。Jakobs 嘗試將區分人格體 與不被賦予人格體特質的敵人，和對於後者推導出敵人是無權利的結論，歸納在 Immanuel Kant 的法哲學下，是不成功的。即便一步援引 Hobbes 和 Fichte，也無 法產生變化，因為，Jakobs 對於其所引述的權威，所進行的選擇涵蓋過窄；其次， Jakobs 區分市民刑法與敵人刑法，在那些地方剛好都無法找到；最後，關於今日
恐怖主義與組織犯罪的問題，在 Jakobs 所支持的啟蒙時期國家哲學的理論框架 內，根本沒有被意識到。
a) Jakobs 概念中具有中心地位的敵人概念，並不是出自國家理論，而是出自 國際法的理論，且在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對於正義戰爭的教條中，具有特別的重 要性。按照一直可回溯到 Augustinus、Thomas von Aquin 關於細節的處理，和於 17 世紀基本教義派所達到的正義戰爭的完整概念，具有統治權者，得對於侵犯 者（敵人）進行防衛戰爭，以創造和平和重建舊有的秩序，只要戰爭和於期間所 採取的個別措施是必要的話。關於正義戰爭的討論，於自然法哲學中被繼續下 去，且伴隨著 Achenwall 和 Pütter 的自然法教科書，眾所周知，其作為 Kant 相 關課堂演講的基礎，來區分正當的與不正當的敵人。Jakobs 所引註的 Kant 何時 得將一個人當做敵人處理的論述，就是在正義戰爭或非正義戰爭問題的脈絡下， 也存在如其他 Jakobs 未引註的 Kant 的「道德形上學」，其中為了區分正當的與 不正當的敵人的論述。在敵人概念的使用上，Kant 在國家哲學史中並未取得重 要的地位，而是居於末位，相反地在後代，被完全對立的思想家，如 Carl Schmitt 和 Jürgen Habermas 質疑其不正當敵人的概念，且指責其中存在著嚴重的內在矛 盾。因為無庸置疑的，Carl Schmitt 和 Jürgen Habermas 相較於 Kant，距離我們時 代的問題更近，且兩者也著實是國家哲學的要角，所以令一方面，相關國家哲學 的問題已早在 Kant 之前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就已被深入研究，因而 Jakobs 著力 於特定啟蒙哲學的努力，並不具說服力。此外，特別也是在正當或不正當敵人的 概念，在歷史的發展中，無法證明存在著可與 Kant 其他思想所具有的類似支配 地位，就如同 Beccaria 對於刑法發展的影響一般。因此，Jakobs 是否成功地在啟 蒙哲學和他的敵人刑法概念之間拉起一條真正的歷史連貫性，恐怕是令人質疑 的。
b)同樣令人懷疑的是，Jakobs 是否能將 Immanuel Kant 拿來作為他的立論基 礎，因為 Kant 對於刑法的理解，從任何詮釋可能性，都與敵人刑法的意義相去 甚遠，對此，Jakobs 卻沒有花費任何一個字來處裡。值得注意的是，Jakobs 所引 用的排除在市民社會之外的可能性，Kant 就不是在叛亂的脈絡中提到，而叛亂 可能是今日恐怖主義在古代的相應概念，Kant 恰好相反地，是在關於獸交的脈 絡，其並沒有侵害到其他人的權利，且因而也無法顯示出原則上的法律敵對性。 按照 Kant 明確的說法，實施犯罪行為也會使「為行為者，沒有能力作為市民」， 但是國家對此，卻不能以排除或任何一種保護社會的、即目的取向的措施來加以 因應，而是只能單單用報應刑來回應。因此本研究立場傾向於，Kant 對於正當 或不正當的敵人的論述，僅在正義戰爭問題的脈絡下具有意義，對於當今市民刑
法與敵人刑法的問題，不具有任何意義。Kant 的見解無法為市民刑法與敵人刑 法之區分提供任何立論基礎。
5. 敵人刑法與緊急狀態法
Jakobs 對於敵人刑法的概念，無法歸類至 Immanuel Kant 的刑法哲學內，它 完全不涉及刑法，只是警察法的一部分。對於 Jakobs 稱為敵人的個體的所使用 的國家措施，其正當性也因而不能透過 Jakobs 所孕育的、違背其應表現出精神 上可被信賴的義務的想法，來提供。因為整個精神上的安全性範疇，是一個不正 確的，最多只是次要的論述。對此也是典型 Jakobs 的論述，其指出了事物的表 面，卻未觸及社會現實，也就是說，指出被個體所引發的印象，卻未指出威脅法 益的現實危險，與為了抑制危險而被考慮的警察措施。在這裡繼續存在著 Jakobs 常受批評的刑法體系的獨特性，即正當性並不能在現實的法益保護中，而是應在 象徵性的規範強化中找尋。但這種努力在警察法中，更加錯誤，因為這裡不涉及 過去導向的捍衛被破壞的規範，而是預防性的危險防範。這混淆也具有實際上重 大的效果，因為當 Jakobs 抽象化具體危險的正當性，而取決於在這一般性中， 不存在的特定個體的一般的「欠缺融於社會的能力」，若將敵人宣告為無權利的 非人格體被維持的話，在這宣告行為中，即可找到可幾乎毫無例外地拒斥 Jakobs 理論的核心要素。Jakobs 從危險到個體的觀點轉換，也不僅僅是用語約略的互換 而已，而是把重要的評價觀點，即對法益的威脅，從視野中移除，因此無法被接 受。 Jakobs 嘗試，將敵人刑法的正當性，建立於敵人自己義務的違反，造成自己 無能力融於社會來補救，這正好相反地會摧毀 Jakobs 的整個體系。因為如他所 明確承認的，安置在精神病院也屬於敵人刑法。這是針對無罪責行為人所實施 的，這些人因為生病，因而無法歸責，根本無法違反所稱的義務。 然而，事實上並不涉及對抗這些人，而是涉及防衛由他們所引發的危險。而 防衛這危險之法與刑法完全無關，而是一個緊急狀態法，其正當性一方面來自 於，危險大小與防衛所帶來的損害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取決於危險預測的可靠 性，同時第三點，在緊急狀態中行動的社會，有義務去照顧被緊急作為所影響者。 但是，這具重要性的三個觀點在 Jakobs 敵人刑法的理論內，幾乎完全被忽視。 6. 結論 只要我們將所考量到的國家措施，定位在緊急狀態的脈絡裡，以取代錯誤的 敵人刑法概念，就必須考量國家的預防措施所必須滿足的條件和安全措施。並進 一步仔細地研究，針對不同的威脅情境，為了防範危險而考慮對應的預防措施（只
不過，這個任務已經超出這個研究的範圍），只要在非常嚴格的條件和安全措施 下，預防性的保護措施就具有正當性，絲毫無須藉助使用敵人刑法概念。 四、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1. 林立，由 Jakobs「仇敵刑法」之概念反省刑法「規範論」傳統對於抵抗國家 暴力問題的侷性限 － 對一種導源於 Kant「法」概念先天性信念之思想的分 析與批判，政大法學評論第 81 期，2004 年 10 月。 2. 林芝郁，「恐怖行動」刑事責任之研究，台大法研碩士論文，2007 年 5 月。 3. 黃經綸，對抗「敵人刑法」－淺析 Jakobs 的敵人刑法與德國法下客觀法秩序 維持之衝突性，刑事法雜誌第 48 卷第 5 期，2004 年 10 月。 4. 曾淑瑜，評雅布各斯的「敵人刑法」，華岡法粹第 37 期，2007 年 3 月。 5. Schünemann 著，Georg Gesk（葛祥林）譯，評論市民刑法與敵人刑法，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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