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興與微言之辨：以蔡元培紅學的經學淵源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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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S N ： 1 0 1 9 - 6 7 0 6 DOI：10.6239/BOC.201506.08

比興與微言之辨：以蔡元培紅學

的經學淵源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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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貴生

 （收稿日期：103 年 5 月 22 日；接受刊登日期：104 年 3 月 25 日）

提要

本文以蔡元培的《石頭記索隱》為基礎，具體探討索隱派紅學與傳統經學的關係。文章首先檢討源出《春秋》學此一流行說法的不足之處，繼而闡明《詩經》傳箋之學對蔡元培紅學的詮釋視野及其操作方法的影響。經過深入辨析後，我們認為蔡氏索隱的詮釋取向實與傳統《詩經》學有更為密切的關係，而他所列舉的三種研究方法中，亦有兩項與傳箋之學相契合。這些發現有助闡明經學詮釋傳統對文學批評的影響。關鍵詞：比興、微言、蔡元培、紅學、經學、淵源

* 本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 Research Grants Council）資助項目（編號 842212）的部分研究成果，承蒙本刊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見，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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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蔡元培的《石頭記索隱》不但是近代紅學史上的名著，同時亦標誌著一種學術研究的形態和規範。余英時很早便意識到《石頭記索隱》帶有普遍的學術意義，認為此書代表了胡適新紅學出現之前的研究典範，「蔡元培實際上乃是索隱派『典範』的總結者」。1從文學研究史的角度看，弄清索隱派紅學的研究取向，不但有助瞭解近代紅學的發展，還可加深大家對傳統文學研究範式的認識。可惜自從胡適在《紅樓夢考證》中提出猛烈、尖刻的批評後，索隱紅學便長期與「猜笨謎」、「穿鑿附會」、「牽強」、「無稽」等詞語連結起來，2_{被主流紅學家摒棄在嚴肅學術的範圍之外，}3_{結果導致大家對這一流派所代表的學術} 典範，仍然缺乏足夠的認識。與自詡運用科學方法的新紅學相比，4以索隱為核心的舊紅學顯然與傳統學術有更為密切的關係。顧頡剛於 1922 年給胡適的信中，即敏銳地指出：「實在蔡先生這種見解是漢以來的經學家給與他的」。他覺得這些經學解釋圓通得很，無施不可，「講《詩經》的，好詩可為刺詩，男女可為君臣，講《紅樓夢》亦何嘗不可男變為女，家事變為政事。」5_句中雖然不無調侃嘲諷之意，卻也道出經學作為古典學術的淵藪，6_{對索隱派的學術信念和} 詮釋方法俱有不容忽視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到底有甚麼具體內涵，似乎尚有深入討論的必要。 1 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載《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 年），頁 6-7。 2 胡適：《紅樓夢考證》，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2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432-440。 3 然而在學院派的範疇之外，索隱派仍然極有影響力。關於這一派在二十世紀的發展，可參看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144-230；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15-127、338-341 及 599-612；郭玉雯：《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台北：里仁書局，2004 年），頁 179-241。 4 胡適《紅樓夢考證》末句明言自己要「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同註 2，頁 465；顧頡剛〈紅樓夢辨序〉也強調：「現在既有正確的科學方法可以應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文章收入俞平伯：《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79。 5 《胡適日記》，1922 年 3 月 13 日，見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 17 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539-540。 6 傳統學者每把經書視為深不可測、義蘊無窮的聖典，相信其內容彷如百科全書般，涵蓋各種知識領域，如焦循〈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謂：「經學者，以經文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為之輔，彙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見《雕菰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年），影文選樓叢書本，卷 13，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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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隱研究固然與傳統的史學和小說研究有關，7_{不過近代學者論及索隱派的學術淵源} 時，多上溯至中國經學的傳統。他們有的如顧頡剛那樣，認為索隱紅學源自《詩經》比興之義，8以及後來《離騷》「香草美人」的表現手法。9不過更多學者相信，索隱紅學以考證歷史本事為目標，與《春秋》的詮釋傳統有著更為密切的關係，相信「《紅樓夢》成功地運用了『春秋筆法』來寄寓『微旨』」，10故索隱派考證小說背後的本事，亦採取了「解讀《春秋》筆法」的「本事注經方法」11_{。有些學者甚至具體地指出，索隱派所運用的方} 法實來自以《公羊傳》為中心的今文經學傳統，認為「紅學中的索隱派接近於西漢今文學，以探求『微言大義』為宗旨」。12 表面看來，《詩經》的比興與《春秋》的微言的確有相類似的地方，如二者皆強調經書的文字可以通過獨特的表達方式（比興、微言/筆法），涵蘊超越字面之外的深意（隱喻、大義/本事），難怪有學者倡言它們都是索隱派解讀模式的根源。13這類左右逢源、漁翁撤網式的溯源方法自然有其穩當之處，不過從辨章學術的角度看，如此寬鬆浮泛的解說至少有兩個明顯的問題。首先，它未能準確地說明索隱派與傳統經學的關係，須知關注書寫策略、強調言外之意，絕非儒家經傳的專利，古代其他典籍亦有許多相近的言論。如《莊子》便說過「可以言論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精也」，教人「得意而忘言」，並且注意到「寓言」、「重言」、「卮言」等獨特的表述手法。14要是《詩》傳比興、《春秋》筆法亦不過強調言外之旨，那麼傳統經學與索隱紅學便不見得有與眾不同、獨一無二的連繫了。此外尤其重要的是，比興與微言雖然同屬經學的範疇，但二者實際上源自《詩經》和《春秋》兩部不同的經典。傳統學者對這兩部典籍的特質和功能上差別，俱有相當自覺的 7 關於蔡元培紅學與史學及小說研究的關係，可參李貴生：〈索隱的合法性及其局限：蔡元培、胡適紅學論爭的範式意義〉，《東方文化》，2014 年第 47 卷第 1 期（2014 年），頁 35-46。 8 參陳維昭︰〈索隱派紅學與詩騷學術傳統〉，《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5 年第 11 卷第 1 期（1995 年），頁 42。 9 顧友澤：〈對紅學索隱派研究方法的再思考〉，《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05 年 9 月），頁 39。 10 陳才訓：〈「春秋筆法」對古典小說審美接受的影響〉，《信陽師範學院（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第 3 期（2008 年 6 月），頁 126。又王憲明：〈真假有無與「借事明義」——兼論索隱派〉亦謂《紅樓夢》運用了「借事明義的表述方式。這種表述方式，作俑於《春秋》」參《紅樓夢學刊》1997 年第 4 輯（1997 年），頁 143。 11 參陳維昭：〈「自傳說」與本事注經模式〉，《紅樓夢學刊》，2003 年第 4 輯（2003 年），頁 17。 12 同註 8，頁 42。又孫玉明《紅學：1954》（北京：北京圖書館，2003 年）也有相同的說法，見頁 236。此外尚有不少學者強調索隱有探尋「微言大義」的企圖，如顧友澤云：「索隱派的產生，有著堅實的文化傳統。首先是西漢以來的解經思維……，透過著作表面的字義，深求其背後的微言大義」，同註 9，頁 39；又齊學東亦說索隱派「在研究小說時專注於探求隱藏在小說作者與故事情節背後的本事，以便據此闡釋小說文本的『微言大義』」，〈索隱派的舊版翻新——評「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3 期（2006 年），頁 127。 13 參註 12 所引陳維昭文。 14 參錢穆：《莊子纂箋》（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頁 130、頁 227、頁 228 和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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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如《禮記．經解》便有「溫柔敦厚，《詩》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之說，15 後來朱熹亦提到「聖人之言，在《春秋》《易》《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乎情，不同」，16可見二書在經學史上各有自身的位置。過去錢鍾書嘗辨析《詩》喻與《易》象的異同，17我們認為《詩》的比興和《春秋》的微言，同樣體現了不盡相同的詮釋方法和取向，不能隨便混為一談。要確切地說明傳統經學對索隱範式的實際影響，不能僅僅滿足於一些大而化之、籠統模糊的論述，而應從學術觀念和研究方法的高度著眼，釐清有關問題。由於蔡元培嘗用索隱方法研究《紅樓夢》，又與胡適作過正面交鋒，闡述其研究方法，18_{理論與實踐兼備，} 因此本文會以他的著作為中心，考察索隱派紅學與傳統經學的關係。文章首先會回顧源出《春秋》學此一的流行說法，檢討其不足之處，繼而闡明《詩經》傳箋之學對蔡元培紅學的詮釋取向以及操作方法的影響，藉此揭示索隱範式的經學淵源。

二、源出《春秋》學的不足之處

不少學者認為索隱紅學可溯源至傳統《春秋》學，他們的見解雖有不同的側重點，但大體上可以歸納為「微言」和「筆法」兩大類。以下茲逐一檢討這兩種說法的根據及其合理程度。

（一）今文學者微言大義的詮釋方法

受到小說與稗史同源一類說法的影響，19傳統學者經常把隱含在小說文字背後的意義類比為《春秋》的微言大義。《石頭記》戚本序言便謂此書「如《春秋》之有微詞，史家 15 鄭康成：《禮記鄭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92 年），頁 639。 16 朱熹：《朱子語類》，見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1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頁 2778。 17 錢鍾書：《管錐編》（香港：中華書局，1990 年），頁 11-12。 18 蔡元培在 1922 年撰寫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便明確標出「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此一副題。他在該文曾明確地指出自己所用的推求方法，包括「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見蔡元培：《石頭記索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 年，頁 1），可見他在方法論上確有一定的自覺。 19 陳廣宏〈小說家出於稗官說新考〉對這個命題有頗詳細的回顧和探討，見氏著《文學史的文化敘事—— 中國文學演變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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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曲筆」，並感嘆謂「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遷乎？」20_{這類牽合史傳、強調微詞} 的評論相當普遍，犀脊山樵、訥山人等人的序言都有類似說法，21_{孫渠甫甚至逕以「微言」} 命名其論《紅樓夢》的著作。22微詞、微旨之說不僅見於清代一般讀者的評論，與《紅樓夢》作者關係密切的脂硯齋同樣有類似的批語。甲戌本《紅樓夢》第八回「早知日後閒爭氣，豈肯今朝錯讀書」句，脂批曰：「這是隱語微詞，豈獨指此一事哉」，23足證此說多少反映了那個時代共同的詮釋取向。到了二十世紀下半葉，著名紅學家俞平伯在《讀〈紅樓夢〉隨筆》中，仍相當重視微言大義之說，認為此書的寫法「在中國文學裏可謂史無先例，除非拿它來比孔子的《春秋經》」，24又說：《紅樓夢》本身也另有一種情形必須一表的，即有過多的微言大義。引言中曾拿它來比《春秋經》，讀者或未必贊成，不過我確是那樣想的。25 這番話的份量與前引清人諸說大不相同，因為在一些學院派紅學家眼中，清代評論《紅樓夢》的著述雖多，「但其性質均不外乎隨感、議論、欣賞、讚嘆，也與學術性研究根本有別，難以牽合」，因此學術的「紅學」仍當以「胡適作《紅樓夢》考證為始」。26俞平伯是首批響應胡適的新紅學家，以科學的考證方法研治小說，他這種「微言大義」說雖然曾在某一時期被視為「資產階段唯心論的一種表現」，27_{但多年以後，仍然在學界有一定的} 影響力。陳維昭便認同《紅樓夢》的微言大義說，還進而把它與今文經學扯上關係：紅學中的索隱派接近於西漢今文學，以深求「微言大義」為宗旨。……以胡適為代表的考證派或「探佚派」則無疑繼承經古文學的傳統。28 20 戚蓼生：〈石頭記序〉，見一粟編《紅樓夢卷》（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27。 21 犀脊山樵〈紅樓夢補序〉云：「稗官者流，巵言日出，而近日世人所膾炙於口者，莫如《紅樓夢》一書，其詞甚顯，而其旨甚微，誠為天地間最奇妙之文」；訥山人〈增補紅樓夢序〉則曰：「《紅樓夢》一書，不知作自何人……。顧其旨深而詞微，具中下之資者，鮮能望見涯岸，不免墮入雲霧中，久而久之，直曰情書而已。同註 20，頁 50, 53。 22 同註 20，頁 265-266。 23 俞平伯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香港：太平書店，1979 年），頁 138。 24 同註 4，頁 637。 25 同註 4，頁 764-765。 26 周汝昌：〈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重點摘要）〉，《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1995 年），頁 38。 27 參余冠英：〈是「微言大義」呢，還是穿鑿附會？〉，《人民文學》，1955 年 1 月號（1955 年 1 月），頁 92-96。 28 同註 8，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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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他還只是審慎地說索隱派「接近」今文經學，但數年後他便直接表明索隱紅學乃指「蔡元培先生等運用今文經學方法所進行的《紅樓夢》研究」，29或者反過來表示「索隱方法是今文經學的基本方法」。30 至於這種方法的具體內容，則包括「章句之學和訓詁學」，31以及「對古書、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其『本事』（原本事件）的關係的考證」。他聲稱：「古文經學方法是一種考證方法，今文經學方法同樣是一種考證方法」，32並把這種觀點寫進他的紅學史著作中。33 對那些好用二元對立方式思考的人來說，這番說法無疑有其吸引力，因為新紅學的確與版本、校勘等考據方法有密切的關係，加上胡適本人亦時常強調自己「對《紅樓夢》最大的貢獻，就是從前用校勘、訓詁、考據來治經學史學的，也可以用在小說上」，34即「用乾、嘉以來一班學者治經的考證訓詁的方法來考證最普遍的小說」。35_{胡適既然自信新紅} 學繼承了乾、嘉考證之學，要是蔡元培的索隱紅學方法同樣能夠與今文經學扯上關係，那麼新、舊紅學的對立便可重新表述為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的對立了。從理論完整性的角度著眼，這種說法不但令新、舊紅學的對立旗幟更為鮮明，還可上通源遠流長的經學傳統，當然甚為吸引。難怪一些紅學專家前邪後許，倡言「如果說胡適的治學方法屬於『古文家』，那麼紅學索隱派的治學方法則恰恰來自『今文家』」。36 至此，索隱紅學與微言大義的關係，已由原來的隨筆偶感轉化為嚴肅的學術討論，並且與今文經學扯上關係，成為與古文經學相對的研究方法。然而，這類說法雖然看似完備，卻經不起嚴格的推敲，因為索隱紅學與今文經學無論在研究取向還是操作方法上，皆是異多於同，把二者牽合起來，並不見得能夠增進大家對索隱紅學範式的理解。37_{要展示問題} 的關鍵，有必要先簡單考察「微言大義」一詞的涵義和流變。 29 陳維昭︰〈考證與索隱的雙向運動〉，《紅樓夢學刊》1998 年第 4 輯（1998 年），頁 180。 30 陳維昭︰〈索隱派紅學與互文性理論〉，《紅樓夢學刊》2001 年第 2 輯（2001 年），頁 279。 31 同註 8，頁 42。 32 同註 29，頁 183。 33 同註 3，參陳維昭：《紅學通史》，頁 115。 34 同註 3，參陳維昭：《紅學通史》，頁 3652。 35 參胡適 1961 年 5 月 6 日的談話，見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年），第 10 冊，頁 3561。 36 孫玉明：《紅學：1954》，同註 12，頁 236。 37 陳說發表後，王平曾提出商榷的意見，參王平：〈也談「索隱派」與「考證派」——兼與陳維昭兄商榷〉，《紅樓夢學刊》2004 年第 3 輯（2004 年），頁 184-199。陳維昭不久亦撰文回應，參陳維昭〈索隱、考證與「新紅學」的本質——答王平兄兼論紅學史諸問題〉，《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5 年第 3 期（2005 年），頁 76-80。可惜王、陳辯論的重點是索隱是否有資格稱為考證，沒有涉及本文討論的索隱範式的淵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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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微言泛指隱含深意奧義的言詞，如《後漢書．光武十王列傳》云：「楚王誦黃老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38_{狹義的微言則主要針對孔子所傳的} 學說。考這個詞語最初出現之際，即與孔子有關，《呂氏春秋．審應覽》云：「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39句中微言泛指隱密之言，雖非出自孔子之口，卻是白公問孔子之語。40據現存典籍，劉歆是最早把「微言」與「大義」連結起來的人，他在〈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41_{其後班固《漢書．藝文志》亦} 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42_{於是「微言」逐漸演變為專指孔子所傳} 「大義」的「精微要妙之言」。43_{到了清代，隨著今文經學的復興，孔門狹義的微言大義} 與《春秋公羊傳》的關係更形緊密。莊存與為清代常州今文經學的先導者，阮元〈莊方耕宗伯經說序〉稱其學「不專專為漢宋箋注之學，而獨得先聖微言大義于語言文字之外。」44句中「微言大義」與「語言文字」之學並列對舉，標識出此派有別於乾嘉漢學的特徵，頗為後世學者所稱引。45_其後經學史和學術史論著大抵沿襲此說，如皮錫瑞《經學歷史》云：「前漢今文說，專明大義微言；後漢雜古文，多詳章句訓詁」，「若嘉、道以後，講求今文大義微言，並不失之於瑣」。46梁啟超《清代學術概論》亦謂莊存與《春秋正辭》「刊落訓詁名物之末，專求所謂「微言大義」者，與戴、段一派所取途徑，全然不同。」47此後學者論及清代今文學時，例必標舉「微言大義」一語，48令此語儼然成為該學派的口號。49 38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1428。 39 許維遹：《呂氏春秋校釋》（北京：中國書店，1985），卷 18，頁 10。 40 同前註，許維遹釋曰：「微言，陰謀密事也。」卷 18，頁 10。 41 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見蕭統輯，李善注《文選》（臺北：正中書局，1971 年），頁 602。 42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1701。 43 參《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句下注文。同前註，頁 1701。 44 顏建華：〈阮元《研經室集》集外文輯佚〉，《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19 卷第 5 期（2005 年），頁 81。 45 如魏源〈劉禮部遺書序〉便以「微言大義」概括西漢今文學的特色：「西漢微言大義之學墜于東京，東京典章制度之學絕于隋、唐。」見《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頁 242。 46 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89-90，347。 47 梁啟超著，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年），頁 61。 48 類似例子不勝枚舉，這裏僅以兩部成書時代不同、學術立場亦迥異的著作為例，以供隅反。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稱劉逢祿之學「又主微言大義，撥亂反正，則承其外家之傳緒」，頁 528；又侯外廬：《中國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五卷云：「今文學和古文學的區別，大體上是今文學家主微言大義，而古文學家主分析文義」（頁 628），二者均以「微言大義」一語，標示清代今文經學的特色。 49 錢玄同當時亦注意到：「至於『微言』『大義』，本是兩詞，近人合為一詞，謂凡今文經說，專務發揮微言大義，而近代今文家亦多以發揮微言大義之責自承。」見〈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收於顧頡剛編：《古史辨》第 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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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廣義的角度看，說索隱派致力發掘《紅樓夢》的微言大義，並不見得有甚麼問題，因為索隱派的確不滿足於《紅樓夢》表層的字面意思，企圖探索隱藏在字裏行間的隱微深意，所以清代評論家的表述雖然並不精確，大體上仍屬穩當。然而要是從狹義的角度著眼，把「微言大義」與今文經學的學術範式聯繫起來，認為蔡元培等人亦運用了今文經學的方法研究《紅樓夢》，則難免有牽強比附之虞。因為今文經學所謂微言大義，自有其學術旨趣和研究方法，與索隱研究大異其趣，不容隨便混為一談。學界公認「今文學之中心在《公羊》」，50_{而「清代今文學復興的出發點是《春秋公羊} 傳》」。51_{在經學史上，今文學家所理解的微言大義，並非泛泛之稱，而是針對孔子的學說} 而發，與《公羊傳》對《春秋》經文的解讀尤有莫大的關係。被尊為公羊先師的孟子，52 嘗謂孔子因世衰道微，懼而「作《春秋》」；53又謂《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54漢代學者亦普遍接受《春秋》為孔子所作，55經中隱藏了聖人所「竊取」的素王微義，如趙歧注曰：「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魯史記，設素王之法」，56_{又云：「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57_{今文學家信奉此說，認} 為《春秋》諸傳之中，尤以《公羊傳》最能闡發孔子的微言大義，如清末今文學者皮錫瑞便說：「綜而論之，《春秋》有大義，有微言……。為《公羊》兼傳大義微言，《穀梁》不傳微言，但傳大義。」58可見《春秋》的微言大義實有其獨特的指稱，「所謂大義者，誅討亂賊以戒後世是也；所謂微言者，改立法製以致太平是也」。59用現代學者的話來說，公羊學乃是一種「實踐儒學」、「外王儒學」，是有別於《大學》、《中庸》一類強調內在心性的儒家。60 與宋明儒者以及同時代的考證學家不同，清代今文學家致力抉發隱藏在《春秋》經文之內的深義，探尋孔子所寄寓的教誨和理想，並且嘗試把這些見解套用至其他經典之中， 50 同註 47，頁 61。 51 周予同著，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9。另參侯外廬《中國思想史》第五卷：「晚清今文學的興起，其始亦以『公羊』為中心」（頁 631）及朱維錚〈晚清的經今文學〉：「清代的經今文學，是以回到西漢中葉出現的《春秋公羊傳》的研究為開端的。」見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64。 52 孟子與公羊學的關係，可參蔣慶：《公羊學引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74-78。 53 焦循：《孟子正義．滕文公下》（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452。 54 焦循：《孟子正義．離婁下》，（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574。 55 參錢穆：《孔子與春秋》，《錢賓四先生全集》第八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 年），頁 267-276。又近人對孔子與春秋之關係的看法，林義正嘗作出清晰而精簡的介紹，參林氏著《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與特質》（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3 年），頁 1-15。 56 同註 53，頁 452。 57 同註 534。 58 見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卷 4，頁 19。 59 同前註，卷 4，頁 1。 60 同註 52，頁 31-36，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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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獨樹一幟的學風。如莊存與的外孫劉逢祿除了撰寫《春秋公羊經何氏釋例》外，亦曾注解《論語》。他把「學而時習之」一章中的「傳」字解為「傳六經之微言大義也」等，61 以《公羊》之說詮釋《論語》，正可體現今文學以《公羊》為中心的說法。除了像一般箋注家那樣訓釋古代名物、字詞外，62公羊學者在詮釋《春秋》經文時，還有一套針對微言大義的解讀策略。據許雪濤的研究，《公羊傳》主要從《春秋》經文表達的細微變化入手，探尋奧義，「如史法不當書者，而《春秋》書之；習慣上不當言者，而《春秋》言之；史實如此者，而《春秋》變文改之」。63_{也就是說，}_{《公羊》傳的解經方法乃從《春秋》經文與史法、習慣或是} 史實相違之處，推斷孔子寄寓的心意。舉一個簡單的例子，《春秋．莊公三十年》云：「秋，七月，齊人降鄣」，《公羊傳》云：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64 傳文透露，若依一般的歷史書寫習慣，這條資料至少有兩種處理方法：(1)應該刪去，因為國外佔領城邑之事，不必書於史策；(2)若要記述，亦應寫作「秋，七月，齊人取鄣」，以明史實。《春秋》最後沒有採用這兩種較為常見的寫法，必要深意存焉，後世注家的任務，正是要探究孔子如是書寫的用心。東漢何休認為「此何以書」表示「惡其不仁之甚也」，「為桓公諱也」則是「時霸足以除惡，故為諱言」；65前者解答了孔子不刪此條的原因，後者則道出用「降」而不用「取」的理據。何休把孔子的書寫原則加以歸納，得出五始、三科、九旨、七等、六輔、二類等條例。66其中「三科九旨」之說尤為影響深遠，甚至有所謂「無三科九旨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之說，67_{啟發了晚清一眾講} 求通經致用的學者。68 61 見劉逢祿：《論語述何》，載嚴靈峯編：《無求備齋論語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第 222 冊，頁 1-2。 62 參許雪濤：《公羊學解經方法：從〈公羊傳〉到董仲舒春秋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39-54。 63 同前註，頁 33。又書中對這些方法另有詳細說明，參頁 54-90。 64 以上經傳原文，俱見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頁 109。 65 同前註，頁 109。 66 見「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句下疏文，同註 64，頁 7。 67 語見劉逢祿〈春秋論下〉，載《劉禮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卷 3，頁 20。另見於魏源：〈公羊春秋論下〉，《魏源集》同註 45，頁 133。 68 《公羊學》在清代的發展和演變，可參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年）及孫春在：《清末的公羊思想》（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的相關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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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描述可知，今文經學的研究範式與索隱紅學實有明顯的差異。就詮釋的取向而言，索隱學者試圖從「滿紙荒唐言」的虛構敘述中，解讀出他們認為作者刻意隱去的歷史事實。如蔡元培從小說「絳珠草長於靈河岸上」此一想像出來的情節，連類到「竹坨生於秀水」一事，69這是一個由虛而實的詮釋過程，與今文學者解讀《春秋》的方向剛好相反。公羊學家主要通過玩索經文的歷史記述，尋繹出孔子的道德教訓，用傳統的話來說，他們的工作屬於「借事明義」，即透過具體的史實闡明抽象的大義，70_{由實返虛。表面看來，} 他們與索隱派學者一樣關注史實記載，然而對公羊學者而言，詮釋經文的最終目的是大義，歷史記述只是研究的對象和手段，但在索隱研究中，歷史本事卻是研究的目的和成果。研究方法方面，今文學者主要從《春秋》經文與一般史法相違之處入手，從中抉發孔子選擇某一特定寫法的用心。這種方法背後隱含了一個預設，那就是歷史記述有一種「正常的」、「應然的」書寫方式。如上引《春秋．莊公三十年》的「秋，七月，齊人降鄣」，若採用正常寫法，這一條材料應該不存在，或應作「秋，七月，齊人取鄣」。魯國原來的史書《魯春秋》（又稱《不修春秋》），原則上應是採取這類「正常」的書寫模式。今文學者相信孔子正是通過對《魯春秋》的筆削改動，帶出自己的觀點。基於此一信念，晚清康有為甚至嘗試逐一還原「魯史原文」、「孔子筆削之稿」和「已修《春秋》」三種文本，認為前述莊公三十年秋七月的記載，本來應作「秋，七月，齊侯取紀之鄣，盡紀邑」。71由是而言，公羊學者並不是漫無指向地解讀經文，而是以標準的史法書寫為參照系，從經文變更成法之處，解讀筆削的深義。倘若蔡元培運用了今文學者的治學方法，他在展開索隱研究之前，腦海裏應預先存有一種正常的、標準的小說書寫模式，然後比對《紅樓夢》的寫法，再據二者相異之處解讀出作者隱藏的本意。可是事實上他並沒有這樣做，而是以徐時棟的說法為起點，推衍其釋讀方法，尋繹出小說中的歷史故實。《石頭記索隱》始刊於1916年，但早在1896年，蔡元培已在日記中提到其研究的基點乃《郎潛筆記》所引徐柳泉之說。72二十年後他在《石頭記索隱》中再明言「闡證本事，以《郎潛紀聞》所述徐柳泉之說為最合」。73_{為了回應胡} 適「笨猜謎」的指摘，74_{他在該書第六版自序重申：}_{「余之為此索隱也，實為《郎潛二筆》} 69 同註 18，頁 15。 70 參胡楚生：〈試論《春秋公羊傳》中「借事明義」之思維模式與表現方法〉，《中興大學文史學報》第 30 期（2000 年 6 月），頁 1-31。 71 見康有為：《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上）》，載蔣貴麟主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七）》（臺北 : 宏業書局，1976），頁 278。 72 蔡元培：《日記》1896 年 6 月 17 日，《蔡元培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5 卷，頁 81。 73 同註 18，頁 7。 74 同註 2，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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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徐柳泉之說所引起」，75_{並且系統地整理出徐時棟所運用的推求方法，包括：}_{「一、品性} 相類者；二、軼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76_{他的索隱方法和研究取向，與今文學者} 解讀微言大義的方式實在有很大的距離。

（二）春秋筆法的解讀層次

《紅樓夢》是今天公認的文學經典，當然沒有必要比附傳統經學，但在小說未登大雅之堂的時代，評論家為了抬高小說的地位，每以「春秋筆法」形容小說的寫法，如金聖嘆批《水滸傳》第四十九回時便指出當中運用了「《春秋》為賢者諱」的筆法。77_脂硯齋批閱《石頭記》時，同樣注意到文字背後的隱諱意思，如第八回「生的形容嬝娜，性格風流」句，甲戌本批曰：「四字便有隱意，《春秋》字法」；第四十五回「寶玉每日便在惜春這裏幫忙」句，庚辰本批曰：「自忙不暇，又加上一幫字，可笑可笑。所謂《春秋》筆法」；又同段「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來」諸句，庚辰本批曰：「不寫阿獃兄，已見阿獃兄終日醉飽優遊，怒則吼，喜則躍，家務一概無聞之形景畢露矣。《春秋》筆法」。78_當中提及《春秋》筆法或字法，正是來自傳統的《春秋》學。《春秋》以簡約的文詞寄寓深微的意義，過去學者把這種獨特的寫作手法概稱為「春秋筆法」、「春秋書法」、「義法」或「義例」。79《左傳．成公十四年》記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不汙，懲惡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80 晉代的杜預發揮此說，提出著名的「五例」（又名「五事」或「五情」）說，81 對《春秋》筆法作出經典的闡述。錢鍾書認為五例可分為兩類：「就史書之撰作而言，『五例』之一、二、三、四示載筆之體，而其五示載筆之用。」82_{「載筆之體」的前四例，意思相} 75 同註 18，頁 1。 76 同註 18，頁 1。 77 金聖嘆於《水滸傳》第四十九回批曰：「宋江軍馬四面齊起，而不書正北，當是為廷玉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故缺之而不書也」，末後還特別強調：「嗚呼，一欒廷玉死，而用筆之難至於如此，誰謂稗史易作，稗史易讀乎耶」，把稗史與《春秋》的用筆連類並舉。見施耐庵著，金聖嘆評點，文子生校點：《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806。又第六十回亦云：「夫李固之所以為李固，燕青之所以為燕青，娘子之所以為娘子，悉在後篇，此殊未及也。…… 《春秋》於定、哀之間，蓋屢用此法也。」頁 973。（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 78 以上引文分別見俞平伯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同註 23，頁 137 及 445。 79 參蕭鋒：〈從「春秋書法」到「春秋筆法」名稱之考察〉，《北方論叢》2009 年第 2 期（2009 年），頁 10-13。 80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879。 81 同前註，頁 21-23。單周堯對這一段文字有細緻的申述，參單氏著：〈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五情說補識〉，《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10 年第 20 卷第 4 期（2010 年），頁 79-119。 82 同註 17，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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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接近：「『微』、『晦』、『不汙』，意義鄰近，猶『顯』、『志』、『成章』、『盡』也。」83_{杜預把「婉」解作「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84_{是則婉字與微、晦、不} 汙同樣「意義鄰近」。由是而言，《春秋》筆法包括兩個要點：(1)通過簡約隱晦的文詞，更有效地展現事實和意義（載筆之體），(2)藉此帶出勸善懲惡的褒貶效果（載筆之用）。《春秋》筆法對古代敘事文本的深遠影響，學界已有公論。85從脂硯齋的評點可見，《紅樓夢》的敘述亦有一些地方與《春秋》筆法相合。近年陳才訓即嘗試從敘事藝術和審美接受等不同方面，具體分析《春秋》筆法對《紅樓夢》的影響，包括小說的敘事謀略和人物塑造，86_{以及尚簡用晦的修辭手法等。}87_{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縱然《紅樓夢》運用了} 《春秋》筆法，但解讀這種筆法的方法，是否等於索隱紅學的研究模式？對於這個問題，陳維昭持肯定的態度。他認為：本事考證也就是索隱。……《紅樓夢》的局部實錄的寫作方法直接繼承了「春秋筆法」。在中國的傳統學術中，對春秋筆法的解讀方法之一則是「本事注經方法」。88 他聲言索隱紅學運用了「本事注經」的方法，並由此泯滅新、舊紅學的界線：紅學史上一切的他傳說與自傳說（史學實錄意義上）都是在從事「本事考證」工作，也都是一種索隱紅學。89 其說很快引起商榷的意見，王平特撰文指出索隱不能算是考證，因為「索隱具有極大的靈活性和隨意性，與考證方法的重證據、重推理截然不同」。90_{不過有趣的是，他也沒有否} 83 同註 17，頁 162。 84 同註 80，頁 879。 85 對於這個問題，王基倫：〈「《春秋》筆法」的詮釋與接受〉（見林慶彰，蔣秋華主編《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釋》第一冊（臺灣：學生書局，2007 年），頁 375-414），以及陳才訓：《源遠流長：論〈春秋〉〈左傳〉對古典小說的影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第二章「『春秋筆法』對古典小說的浸潤」（頁 56-128）有頗詳細的討論。此外，李淵良亦就此發表了多篇論文，包括〈春秋筆法與中國小說敘事學〉，《文學評論》2008 年第 6 期（2008 年），頁 38-42、〈春秋筆法：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技巧〉，《北方論叢》2008 年第 6 期（2008 年），頁 25-30 等，並有以「春秋筆法的現代闡釋」為題的國家社科基金專案（編號：04BZW016）。 86 參陳才訓︰〈含蓄暗示與客觀展示——論「春秋筆法」對《紅樓夢》敘事藝術的影響〉，《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4 期（2008 年），頁 6-10。另參石昌渝：〈春秋筆法與《紅樓夢》的敘事方略〉，《紅樓夢學刊》2004 年第 1 輯（2004 年），頁 142-158。 87 參陳才訓︰〈「春秋筆法」與《紅樓夢》審美接受〉，《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29 卷第 1 期（2008 年），頁 115-118。 88 同註 11，頁 14-17。 89 同註 11，頁 14。 90 同註 37，王平：〈也談「索隱派」與「考證派」——兼與陳維昭兄商榷〉，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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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索隱紅學與本事探究的關係，只是不同意陳氏「把是『考證』性質的東西說成是考證，然後再說這種『考證』與索隱毫無二致」而已。91_{陳維昭所理解的本事注經法，乃指「由} 於一些小說採用了獨特的方式去偽裝歷史事實，於是，挑明『本事』就成為小說批評者的一個重要任務」。92過去經學家以歷史事實解讀《春秋》筆法，而索隱派紅學家則以歷史事實解讀小說情節，因此他相信二者有承襲的關係。回顧《春秋》的詮釋傳統，陳氏的本事注經說也有一定的依據。《春秋》文字簡約，因此三傳在解釋經文時，都會補敘歷史事實，以明當中筆削褒貶之義。據趙生群的統計，《左傳》與《春秋》對應的條目約有1300條，其中絕大多數條目俱屬史實的敘述。《公羊傳》、《穀梁傳》則各有近570條和750條，當中較為具體地以史事解經者，《公羊傳》有50 餘條，《穀梁傳》僅佔30餘條。93《左傳》比《公》、《穀》更著重敘事，前人對此有相當清晰的理解。《漢書．藝文志》早謂丘明「論本事而作傳，明夫子不以空言說經也。」94葉夢得則以為「《左氏》傳事不傳義」，「《公羊》、《穀梁》傳義不傳事」95_{朱熹更進一步指出} 「《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而較《公》、《穀》之事則「多出揣度」。96_《左傳》以史事說經，正是「本事注經」說的範例。然而，索隱派紅學是否真的運用了這種解讀《春秋》筆法的本事注經法？經過認真的考量，本文認為這種說法仍然缺乏足夠的根據。首先要指出的是，對《春秋》筆法的解讀不能與本事注經劃上等號，二者之間實無必然的關係。細閱相關著作，學者解讀《紅樓夢》的《春秋》筆法時，鮮有運用《左傳》的本事注經法；同樣，索隱紅學雖然考索小說背後的歷史本事，但這類探索亦非為書中的《春秋》筆法而發。脂硯齋的批語因曾點出《紅樓夢》運用《春秋》字法之處，同時透露作者的家世和小說所寫的某些本事，97_{令人覺得二者似乎有特定的關係，這裏不妨由他的批語} 入手，剖析問題所在。春秋筆法強調在客觀敘述中寓以褒貶，這種寫法的要義之一就是「筆削」。石昌渝指出：「《紅樓夢》之筆削，最突出也是最著名的例子是關於秦可卿之死的敘述。」98 從脂硯齋的批語可見，秦可卿之死涉及隱密之事，曾經作者刪削。第十三回庚辰本總批云： 91 同前註，頁 191。 92 陳維昭：〈《石頭記》脂評與傳統的本事注經方式〉，《明清小說研究》2003 年第 3 期（2003 年），頁 110。 93 趙生群：《〈春秋〉經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272。 94 同註 42，頁 1715。 95 葉夢得：《葉氏春秋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影四庫全書本，第 149 冊，頁 3。 96 同註 16，朱熹：《朱子語類》，第 17 冊，頁 2840。 97 參馮其庸：《石頭記脂本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4-25。 98 同註 86，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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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回將可卿如何死故隱去，是大發慈悲心也，嘆嘆。99 甲戌本總批云：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嫡（的）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100 甲戌本眉批云：此回只十頁，因刪去天香樓一節，少却四五頁也。101 大凡討論《紅樓夢》與《春秋》筆法關係的學者，幾乎都會引用這個例子。102_{這些批語顯} 示，《紅樓夢》本文並沒有完整地展示秦可卿之死的事實，而是通過情節上的刪減，帶出作者對事件的態度，這與《春秋》筆削、為親者諱等寫作手法，正相符合。然而要留心的是，脂批雖然點破作者以《春秋》筆法敘述秦可卿之死，卻與本事注解無涉。讀了脂硯齋的評語，讀者只知道作者刪去天香樓一節的因由（因命芹溪前去）、作者所寄寓的心情（大發慈悲心），以至曹府的一些家事（魂托鳳姐賈家後事），卻仍不知道小說中秦可卿之死被刪去的情節，更遑論知道這些情節背後的歷史本事。脂硯齋雖然經常明示小說的情節「真有其事，經過見過」、「真有是語」、「是余舊日目睹親聞」，103卻從沒有補充或敘述這些事件的始末，更沒有以其親聞的事件解釋書中的史筆，與前述本事注經之法實不相侔。連直接參與《紅樓夢》創作過程的脂硯齋尚且如此，現代研究者在解讀《紅樓夢》的《春秋》筆法時，自然更無所憑藉，只能著眼於小說文字本身，從中尋繹作者隱晦地寄寓的意思。如李洲良相信《紅樓夢》有不少地方「運用『志而晦』的筆法」，其中劉姥姥就是明顯的例子：「曹雪芹寫村嫗劉姥姥三進賈府就是運用了「草蛇灰線，伏脈千里」的『春秋筆法』」。104_{為了說明這一點，他詳細地分析了小說中劉} 姥姥三進大觀園的情節。此外，石昌渝亦相信「筆與削寄托著作者褒貶，這個筆法可以說 99 同註 78，頁 169。 100 同註 78，頁 169。 101 同註 78，頁 169。 102 除前述石昌渝外，陳維昭、陳才訓和李洲良等均有引用這條例子。參陳維昭文，見註 92，頁 103；陳才訓，見註 86，，頁 7；李洲良，見註 85，，頁 28。 103 同註 23，頁 199、276 及 515。 104 同註 85 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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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穿在對林黛玉和薛寶釵的描寫的始終」，105_{並且以文本細讀之法，大幅引用小說的敘述} 為證。然而，他們的解讀並無索隱研究的成分。由此可見，對《紅樓夢》《春秋》筆法的詮釋與本事索隱根本是兩回事，沒有必要因為索隱紅學涉及小說情節的歷史本事，即以為它受到傳統《春秋》學的影響。事實上只要放棄先入之見，虛心閱讀蔡元培《石頭記索隱》，不難發現他的研究方法，與《春秋》筆法並無太大關係。這裏姑舉書中以史湘雲為陳其年的其中一項證據為例：《墓誌銘》曰：「遇花間席上，尤喜填詞。興酣以往，常自吹簫而和之，人或指以為狂。其詞至多，累至千餘闋，古所未有也」傳曰：「所作詞尤凌厲光怪，變化若神，富至千八百首。」《石頭記》七十回「史湘雲偶填柳絮詞」，湘雲說道：「咱們這幾社，總沒有填詞，明日何不起社填詞。」與其年好為詞相應。106 文中先徵引史料，展現歷史人物的個性或事蹟，然後比對《紅樓夢》中類似的情節，這是索隱紅學最典型的考釋方法。蔡元培注意到史傳稱陳其年性好填詞、詞作至多，而史湘雲又恰好偶爾填詞，並曾建議起社填詞，二者的個性經歷頗相吻合，正可印證二人的關係。按照蔡元培的說法，《紅樓夢》中有關史湘雲填詞的情節不光只有字面上的意義，還另有所指，然而這類敘述手法與《春秋》筆法所強調的尚簡用晦、一字褒貶等，仍然有重要的差異，未可忽視。從詮釋架構的角度看，索隱解釋其實預設了兩個敘述層次，一個是由小說文本想像出來的虛擬世界，另一個是由史傳文獻建構而成的歷史世界。索隱研究的主要工作，正是把這兩個世界連結起來，證明小說裏的角色、情節，與歷史上的人物、事件有著對應的關係。這兩個層次原則上互不從屬，各有獨立的發展空間，因為要是二者完全相同，小說就是史傳，也就沒有索隱的必要了。兩個敘述層次的區別，乃所有索隱研究得以成立的必要條件。然而解讀文學文本中所用的《春秋》筆法，則沒有必要作出相同的假設，因為嚴格而言，《春秋》筆法只涉及單一的敘述層次。要具體說明這類解讀與索隱研究的差異，不妨仔細看看近人剖析《紅樓夢》中《春秋》筆法的文字：如二十二回賈母替寶釵做生日，她要寶釵點戲，寶釵點了一齣《西遊記》，賈母非常高興。然後王熙鳳點了一齣《劉二當衣》，賈母也是十分歡喜。……顯然作者在這裡以含蓄的「春秋筆法」來暗示寶釵之工於心計。第四十回「史太君兩宴大觀園，金鴛 105 同註 86，頁 151-154。 106 同註 18，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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鴦三宣牙牌令」，眾人因劉姥姥在宴席上的滑稽表現而笑態百出，作者惟妙惟肖地寫了湘雲、黛玉、寶玉、賈母、王夫人、薛姨媽、探春、惜春及眾侍女的笑態，可唯獨沒寫寶釵之笑，作者當然不是忘記了寶釵，而是有意為之。作者在這裏運用的是「春秋筆法」所慣用的「削筆」，是「意到而筆不到」的「不寫之寫」，它「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由此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寶釵確是一位穩重平和的封建淑女。107 文中提到《紅樓夢》運用了「比事」和「削筆」兩種《春秋》筆法，細緻地刻畫出寶釵的個性。這兩種筆法的表面意義和深層意義，可以表列如下：筆法表面意義深層意義比事之法寶釵點戲寶釵工於心計削筆之法不寫寶釵之笑寶釵穩重平和前者通過描寫寶釵點戲，暗示她工於心計；後者則以不寫之寫的方式，表現寶釵穩重平和的一面。然而無論寫還是不寫，這些論述仍屬同一敘述層次，字面上涉及的是寶釵行為，背後反映的則是寶釵的個性，沒有超越小說人物的層次，與索隱由小說延伸至歷史的做法迥然有異。綜上所論，索隱與《春秋》學中的《公羊》學（今文學），以及《左傳》學（古文學）的詮釋預設和方法俱有本質上的差異。相較之下，蔡元培紅學無疑與《詩經》的箋釋傳統更為接近。

三、從《詩經》學到小說索隱的演化

蔡元培發表《石頭記索隱》後沒多久，顧頡剛已指出其說受到《詩經》刺詩詮釋的影響，此後個別學者亦間或指出索隱紅學與《詩》之比興及《離騷》香草美人的關係。然而，這些論述仍然十分簡略，為了清楚說明傳統《詩經》學與索隱紅學的關係，有必要從學術理念及研究方法兩方面，考察《詩經》傳箋之學對小說索隱的實際影響。 107 同註 86，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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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詩經》詮釋傳統的定向作用

以《毛傳》為基礎的《詩經》詮釋學，對後世文學批評有定向性的影響。108_它對索隱紅學的啟示作用，可以分三個方面來說明。 1. 以史證詩，轉虛為實「詩史」一詞雖然於晚唐才出現，109但以史實詮釋詩歌的方法，早見於先秦對《詩》的解讀中。從《詩經》的內容看，歷史解讀的方向有其內在的根據，因為詩中本來便涉及不少史事，尤以《雅》、《頌》為甚，如〈玄鳥〉、〈長發〉、〈生民〉、〈公劉〉等，根本就是商、周的開國故事；其他如《國風》中的〈破斧〉、〈黃鳥〉、〈下泉〉等，亦明顯有其歷史根據。110_{而且從《詩》的結集編輯以及當時賦詩言志的材料可見，《詩經》除了有會盟燕} 享的儀式功能外，還有以詩明事的「史鑑」作用，希望聞者可以鑑古知今。111_{於是探尋史} 實內容及其諷諫義蘊，逐漸成為《詩經》詮釋的基本目標，至漢代更發展成完整的傳箋之學。《毛傳》一直被《詩經》學者奉為圭臬，影響深遠，其〈小序〉即以事實釋證為主。單是《邶》、《鄘》、《衛》三風提及的歷史人物便有衛頃公、衛莊姜、公孫文仲、衛宣公、黎侯、衛共伯、公子頑、衛宣姜、衛文公、衛懿公、衛武公、衛莊公、宋襄公、齊桓公等，其他泛稱的夫人、先君、國人、孝子、大夫、衛君、臣子、衛女之類，更是不在話下。112 值得注意的是，《毛傳》雖然以史證詩，直接道出相關的人名，但這些歷史人物鮮有出現在詩歌的原文中。如〈邶風．柏舟〉「我心匪鑒」與〈綠衣〉「我思古人」，都沒有點出「我」的身份，但〈序〉卻分別把他們坐實為衛頃公時的「仁人」和「衛莊姜」。113再如〈二子乘舟〉，全詩只有八句：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108 關於《毛傳》的形成以及《序》與《傳》的關係，歷代有不同的爭議，但二者均屬毛亨之傳，仍是佔主流的說法。參程元敏：《詩序新考》（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頁 103-115。 109 關於「詩史」一詞的流變，可參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三聯書店，2012 年）。 110 詳參潘秀玲：《〈詩經〉存古史考辨——《詩經》與《史記》所載史事之比較》（臺北：花本蘭文化出版社，2006 年），頁 20-81。 111 參劉毓慶、郭萬金：《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3-51。 112 孔穎達：《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28-292。為了方便聚焦說明，以下主要圍繞這三卷與衛國有關的詩歌展開討論。 113 同註 112，頁 13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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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二子」屬泛稱，並非專有名詞，但〈小序〉認為他們就是衛宣公的兩個兒子公子伋和公子壽。114 《毛傳》的釋證與《春秋》以事證事的詮釋進路迥然有別，後者主要通過補敘史事，說明經文中筆削的意涵。如前所述，經文中的「鄭伯」與傳文的「鄭莊公」雖然褒貶義不同，卻仍屬同一敘述層次內的同一個人，沒有半點含糊之處。反觀《毛傳》對經文的解讀，卻有很大的詮釋空間，像〈邶風．柏舟〉中的「我」到底是「仁人」還是朱熹所說的「婦人」，這個問題聚訟千年，至今仍無結論。115_{《毛傳》轉虛證實，然而原文與解釋之間，} 仍然存在無法統一的裂縫。這種解釋上的張力，與索隱紅學的探究正相一致。小說人物富有廣泛的象徵性，蔡元培卻嘗試把他們還原為歷史上的特定人物。早在 1898 年，他已得出初步的成果：林黛玉（朱竹垞）薛寶釵（高澹人）寶琴（冒辟疆）妙玉（姜湛園）王熙鳳（余國柱）李執（湯文正）探春（徐澹園）惜春（嚴藉舲）元春史湘雲（陳其年）賈母（明太傅）迎春寶玉（納蘭容若）劉老老（安三）秋菱116 他的索隱與《毛傳》一樣，不但指向歷史人物，同時不拘泥於性別。更重要的是，小說角色與歷史人物沒有必然的連繫，會隨解釋者的學養和視野而有所不同。蔡元培的說法固然有別於王夢阮等人的索隱，就是他本人前後期也有一些變化。在 1896 年，他還以為「寶琴是吳漢槎」，「劉老老當是沈歸愚」，但短短兩年間，二人已分別變為冒辟疆和安三了。117 2. 主題潛藏，表裏不一不單歷史人物不見於詩歌中，《詩序》所揭示的全詩主旨及美刺取態，更是經常溢出於文字之外。如《毛傳》認為〈淇奧〉旨在「美武公之德」，但通讀全詩，只能找到那位如切如磋、如琢如磨的「君子」，原文中從來沒有顯示他與武公有任何關係。118_主旨難以 114 同註 112，頁 209。 115 這個問題的過去與現狀，可參晁福林：〈讚美憂愁：論上博簡《詩論》關於《詩．柏舟》的評析〉，《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 年第 4 期（2008 年），頁 60-67。 116 蔡元培：《日記》1898 年 7 月 27 日，同註 72，第 15 卷，頁 187。 117 蔡元培：《日記》1896 年 6 月 17 日，同註 72，第 15 卷，頁 81。 118 同註 112，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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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摸，詩的美刺內涵同樣飄忽莫測。〈淇奧〉內容是歌頌君子，說它是美詩亦不難理解，但緊接下來的〈考槃〉同樣是歌頌的性質，讚美考槃為樂的「碩人」，《毛傳》卻說它是刺詩：「刺莊公也」。119這類不一致的解讀，難免啟人疑竇，令人覺得〈小序〉對〈考槃〉的解釋「似嫌牽強」，120但也有學者為舊說辯解云：「美賢者隱退，剌莊公不用賢，美在此而刺在彼，言內言外之意可合而一，《詩序》未為不通。」121言內言外之意或可合而為一，不一定互相抵觸，但《詩序》之說不在言內，卻是可以肯定的。《詩經》的美刺與《春秋》的褒貶均與政治諷諭有關，且都意在言外，強調超越經文表面的意義，二者很容易令人混淆起來。然而《春秋》的褒貶都與實際的史事有關，只要比對經文（鄭伯）與其他記述（鄭莊公），即有可能推敲出褒貶的涵義和理由。而且《春秋》筆法預設了一種常規的史書寫法，作者正是因為背離了常態書寫（如《不修春秋》），才有可能在一字之中帶出褒貶。這些有意識的背離自成系統，因而亦有例可循，後世學者便歸納作不少條例，如《春秋集傳纂例》記「殺君」例云：「凡魯君見弒，止皆書薨，不可斥言也。他國公子篡，大夫弒，必書名，志罪也」，又「公薨」例云：「凡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重凶變也。若遇弒，則不地。」122_{換而言之，}_{《春秋》經文中的「弒」}_、_「薨」等字都是帶有特殊意義的符碼（code），它們與其他語詞結合後雖可產生不同的涵義，但這些隱密的微旨仍可系統地破譯。反觀《詩經》除少數史詩外，鮮會指涉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很難找出與詩歌相對應的史實。加上詩中的文字多是局限於原詩之內的泛稱，各詩之間又無互文的關係，因而亦無法通過歸納的方式，獲得「君子」「碩人」等字詞與主題美刺之間的通例；反過來說，讀者亦無法從《詩序》所述各詩主旨中，找到詩歌內容或語詞的共同點。如〈小序〉以為〈綠衣〉、〈燕燕〉、〈日月〉、〈終風〉一連四首詩，均述衛莊姜事，但各詩提及的綠衣、燕子等都是含義廣泛的象徵（symbol），並無統一的符碼足以標示衛莊姜的身分。《詩序》的說法固然有其外在的根據，123但這種抽離本文的泛歷史化解釋很容易出現過度詮釋的問題，難怪朱熹批評《毛傳》間或「傅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124 主題與詩歌內容的鬆散關係，同樣見諸於索隱紅學中。蔡元培雖聲稱自己受到徐時棟的啟發而展開紅學索隱，但他沒有全盤接受徐氏對全書主題的理解。查《郎潛紀聞二集》「姜西溟典試獲咎之冤」條下略云： 119 同註 112，頁 259。 120 余正培：《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1993 年），頁 163。 121 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 年），頁 174。 122 陸淳：《春秋集傳纂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影四庫全書本，第 146 冊，頁 478, 409。 123 參吳萬鍾：《從詩到經——論毛詩解釋的淵源及其特色》（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頁 94-102。 124 同註 16，朱熹：《詩序辨說》，第 1 冊，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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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聞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為上客者也。」125 徐時棟相信《紅樓夢》所記實為明珠家事，對姜西溟的遭遇尤其同情。蔡元培雖然接受他對個別人物身份的解讀，卻認為：《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126 他與徐氏的意見不同，但二人所述主旨，均難以從原文中找到直接而又充分的證據。蔡元培把《紅樓夢》視為「揭清之失」的政治小說，與《毛傳》強調美刺諷諭的鮮明政治取向，倒是相當接近。 3. 尋繹細節，證成題旨儘管索隱紅學所述本事和主旨，均溢出於文字之外，但學者在闡明己見時，都會在書中尋找根據，佐證其說。為了說明《紅樓夢》是政治小說，蔡元培指出：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余也。……所謂賈府即偽朝也。其人名如賈代化、賈代善，謂偽朝之所謂化、偽朝之所謂善也。賈政者，偽朝之吏部也。賈敷、賈敬，偽朝之教育也。127 他以獨特的方法拆解書中象徵，揭示小說中的人物無論角色名字或行為習慣，都含政治的喻意，與全書主旨互相呼應。這類尋繹文本細節，歸宗於主題的做法，與《毛詩》的箋釋同出一轍。〈衛風．柏舟〉「汎彼柏舟，亦汎其流」原文只謂柏舟在河上飄浮，但《毛傳》既認定此詩主旨為「仁人不遇」，汎流的含義便不是如此簡單，而是表示「不以濟渡」之意。鄭玄解釋說：「舟，載渡物者，今不用，而與物汎汎然俱流水中。興者，喻仁人之不見用，而與羣小並列」。128_{儘管馬瑞辰批評鄭氏誤解「亦」的用法，多添了「與群小並列」}_，129_但 125 陳康祺：《郎潛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404。 126 同註 18，頁 6。 127 同註 18，頁 7-8。 128 同註 18，頁 134。 129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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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舟未能載渡喻仁人不見用，基本上沒有甚麼異議。〈二子乘舟〉同樣取喻於汎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但其意並非無所見用，而是「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不礙也」，因為此詩的主題是「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130同樣是汎舟，卻會因應全詩主旨而有不同的解讀，可見主題一經確定，全詩的細節都要儘可能配合靠攏。《詩經》原文中一些看似平平無奇的文字，經箋注家聚焦放大後，每每有意想不到的深意。如〈綠衣〉「綠兮衣兮，綠衣黃裏」，今人以為此純是睹物懷人之詩，詩中綠衣「既非妙喻，亦無深意」，131_{但《毛傳》指出：}_{「綠，間色。黃，正色」}_{，間色在外，正色在裏，} 正是「妾上僭，夫人失位」之意。132_《傳》_、_{《箋》好以禮解釋男女愛情詩，}133_{綠衣的涵義} 一經點明，似乎亦言之有理。然而，箋注家過分重視細節與主旨之間的融貫，間或予人牽強之感。如〈匏有苦葉〉首章云：「匏有苦葉，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鄭玄認為前兩句暗指時間：「瓠葉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禮，納采、問名」；《毛傳》則謂後兩句表示「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女之際，安可以無禮義？將無以自濟也。」134_{為了呼應「公與夫人並為淫亂」}_、_{「不依禮以娶」的主題，}135_《鄭箋》由氣候物象引申至婚禮，《毛傳》亦由遭時制宜引申至男女以禮義自濟，表面看來彷彿字字緊扣，呼應主題，實際上已跡近草木皆兵，鑿之過深。傳統《詩經》學詮釋取向的好處或壞處，均在蔡元培的索隱研究中烙下不能磨滅的印記。

（二）《詩經》學在傳奇小說中的滲透與演變

余英時說過：「廣義的『典範』指一門科學研究中的全套信仰、價值和技術」，136_因此除學術信念外，索隱紅學在研究技術層面所受的影響，同樣值得關注。蔡元培深信自己有一套嚴謹的考釋程序，包括品性相類、軼事有徵、姓名相關三種推求方法，且「每舉一人，率兼用三法或兩法，有可推證，始質言之。」137這三種方法均濫觴於傳箋之學中，但由韻文解讀移至小說的範疇，中間亦有一些變異，需要略作分疏。 130 同註 112，頁 209。 131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頁 65。 132 同註 112，頁 138-139。 133 參吳萬鍾文，見註 123，頁 80-87；梁錫鋒：《鄭玄以禮箋〈詩〉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 134 同註 112，頁 163。 135 同註 112，頁 162。 136 同註 1，頁 4。 137 同註 1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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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軼事有徵《毛傳》以史實釋詩，其釋證的強弱程度，主要取決於《序》中所述能否在詩歌原文或其他史傳中找到根據。朱熹分別把二者稱為「詩文明白，直指其事」，以及「證驗的切，見於書史」，其餘便只能「姑以其意推尋探索」了。138按照這些標準，《詩序》的可信度可以分為三類：最強的一類是同時有詩文及史傳的直接根據，如〈碩人〉詩中有「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等句，139_{清楚顯示莊姜的身分；又《左傳》} 隱公三年亦云：「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140_{二者均能佐證《詩序》所謂「閔莊姜」之說。其次是詩中雖無直接根據，但其他} 史傳中仍有相關的記述，如〈載馳〉與〈清人〉均只提到地方名，沒有述及人物名字或身分，但《左傳》閔公二年有「許穆夫人賦《載馳》」、「鄭人為之賦《清人》」等記述，141所以《毛傳》之說亦有一定根據。最弱的是詩文中只有簡接的根據，同時缺乏外在歷史文獻的支持，如毛氏以為〈河廣〉乃「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不止，故作是詩也」，鄭《箋》雖發揮其說，但詩中實際上僅有「誰謂宋遠」一句較為符合《傳》意，142_{卻沒有直接道出} 相關人物，遂令後世學者多有質疑。143 《詩經》有三種史實可徵的型態，但小說傳奇通常僅剩下最弱的一項，因為縱是那些以歷史人物為主角的故事，也絕少會同時見諸正規的史著中。如六朝《搜神記》提及曹操載妓而覆的「曹公船」、144《列異傳》記華歆自知為公事，145這兩個故事只會收錄於《搜神後記》等性質相近的書中，而不會出現在較為嚴謹的著述內。唐代傳奇「有意為小說」， 146_{大膽虛構、假托幻設，更是難以找到史實的根據，如〈古鏡記〉既有歷史上的真實人物，} 亦有不少虛構人物穿梭於其中。147_{因此論者詮釋小說的主旨時，往往只能在原文中標出可} 與史事簡接參證的材料，說明己見。元稹〈鶯鶯傳〉的張生，過去有以為指張籍，但趙德麟不同意此說，認為張生就是元稹本人。他先從張籍登科的時間入手，推翻舊說，然後比較元稹與張生的生平，指出兩者吻合的地方，如張生娶妻的年齡、鶯鶯與張生的中表關係 138 同註 16，朱熹：《詩序辨說》，第 1 冊，頁 361。 139 同註 112，頁 261。 140 同註 80，頁 90-91。 141 同註 80，頁 356,、頁 358。 142 同註 112，頁 238。 143 參陳子展：《詩三百解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12-214。 144 參謝明勳：《六朝小說本事考索》（臺北：里仁書局，2003 年），頁 211-213。 145 同前註。 146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 9 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年），頁 70。 147

Cf. Chen Jue, “History and Fiction in the Gujing Ji (Record of an Ancient Mirror)”, Monumenta Serica, Vol. 52(2004), pp. 17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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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俱與元稹相符。148_{小說傳奇雖多幻設之言，與《詩經》的表述大有分別，但論者仍會} 如《毛傳》那樣細緻尋繹文本，與史實互相對照，發掘文本主旨。從蔡元培列舉的例子可知，他所強調的「軼事有徵」基本上繼承了前人的詮釋方法。他認為賈寶玉指胤礽，其中一項根據就是二人均曾遭逢魔魘。胤礽的罪狀中提到他「忽起忽坐，言動失常，時見鬼魅，不安寢處，屢遷其居，啖飯七八碗尚不知飽，飲酒二三十觥亦不見醉」。149_{這與《紅樓夢》第九十五回寶玉失玉後「吃不像吃，睡不像睡，甚至說話} 都無頭緒」，以及第八十一回寶玉在病中覺得站著時「倒像背地裏有人把我攔頭一棍，疼的眼睛前頭漆黑，看見滿屋子裏都是些青面獠牙、拿刀舉棒的惡鬼」等描述，150_實在驚人地相似。又胤礽於康熙四十七年九月被廢皇太子之位，半年後復立，三年多後又被廢等事，亦與《紅樓夢》二十五回寶玉魘魔，「雖被迷污，經和尚摩弄一回，依舊靈了」，但第九十四回最終失玉等遭遇相近。151不過這類探究極其量只能達到《毛傳》中證據最薄弱那類解釋的水平，因此亦如後者一樣，容易滋生各種疑竇，引起爭議。 2. 品性相類「品性相類」指小說角色與歷史人物的品格性情相似，如「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為其年，以惜春之冷僻而推為蓀友」。152當然，小說中的人物個性每每通過語言和行為來呈現，如徐乾學謂陳其年「每際稠人廣坐，伸紙援筆，意氣揚揚，旁若無人」，因而予人豪爽的感覺，這與史湘雲「大說大笑」、「極愛說話」的描述正相接近。153與軼事有徵最大的分別是，品性相類的描寫並沒有指向同一件事，如陳其年與史湘雲分別以援筆書寫和大說大笑展示共通的性格，卻不會像寶玉與胤礽那樣，經歷相同的胡言亂語、看見鬼魅等魔魘事件。由是而言，有關品性的情節描寫乃是一種帶有傾向性的象徵，讀者不能光從字面上去理解。蔡元培認為王熙鳳影余國柱，他的例證是這位順治九年的進士「文辭不多見」，與「王熙鳳不甚識字」相類，154但文辭不多與不識字差距甚遠，二者只有類比的關係，所以這條證極其量屬於品性相類，不能算是軼事有徵。兩種方法的分別雖然細微，卻尚算涇渭分明。品性相類的解讀方法與《毛傳》以比興釋《詩》的做法相當接近。前文提過傳箋會尋繹全詩細節，佐證《小序》確立的主旨，因此詩中提及的景物，幾乎都可以含有指向題旨的特別涵義。〈柏舟〉以泛流的木舟表示「仁而不遇」，〈綠衣〉以綠衣黃裏表示「妾上僭」， 148 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香港：中華書局，1987 年），頁 170。有關問題可參吳儀鳳：〈從《鶯鶯傳》自傳說看唐傳奇的詮釋方法〉，《中國學術年刊》第 28 期春季號（2006 年 3 月），頁 133-160。 149 同註 18，頁 11。 150 曹雪芹著，馮其庸纂校訂定：《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南昌：江西敎育出版社，2000 年）頁 1839。 151 同註 18，頁 14。 152 同註 18，頁 1。 153 同註 18，頁 28-29。 154 同註 18，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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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景物與人的處境互相呼應的例子；其他例子如「雄雉于飛，泄泄其羽」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毖彼泉水，亦流于淇」喻「婦人出嫁於於異國」，「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喻「君子見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等，155更是舉不勝舉。除了以整個場地景物比喻人事狀況外，《詩經》中還有一些涉及人物的情節描寫被《毛傳》詮釋為象徵文字，〈靜女〉中提到的「彤管」就是著名的例子。「靜女其孌，貽我彤管」，《傳》以為「彤管」指「古人之法」，表示靜女熟悉古人的禮法，「可以配人君也」。156_{《毛傳》所提女史彤管之法，並不} 見於其他典籍，雖然言之鑿鑿，但朱熹卻直言「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157_{把它視為普通的實物。朱熹的異見正可凸顯《毛傳》那套獨特的詮釋方法。} 《毛詩》通過性質相近的景物情節暗示人物身分個性的做法，逐漸演變為小說戲曲中的影射解讀。158晁公武《郡齋讀書後志》嘗引《崇文目》謂〈補江總白猿傳〉乃「唐人惡詢者為之」，159文中雖然從未道及歐陽詢之名，但書中提及白猿之子「厥狀肖焉」，與歐陽詢「貌獼猿」相類，160_{因此其背後蘊含的詆譭之意實亦不難明白。據王夢鷗考釋，今傳〈霍} 小玉傳〉「大歷中隴西李生名益」句中「名益」二字或為後人所增，當時未必敢指名點姓毀謗時流，161_{若是則後人乃因史傳言李益「少癡而忌克，防閑妻妾苛酷」，與小說中李生} 「大凡生所見婦人，輒加猜忌」的性格相近，於是把二人連結起來。162 這類影射式解讀在後世戲曲中也是相當流行，如《琵琶記》裏的蔡伯喈究竟影射蔡邕、王四、鄧敞、慕容喈，還是蔡卞，過去便有不同說法。163陳珏探究「影射」的語源和語義演變時，同樣認同影射源自《詩經》的比興傳統。164_{他指出「索隱小說」有「年表錯亂」} （intentional anachronism）和「互文用典」（intertextual echoes）兩個重要特徵，165_而《儒林外史》和《紅樓夢》則分別代表了兩種模式，前者「通過由作者或者文學批評提供的鑰匙，小說人物能準確無誤地作為歷史人物鑒別出來」，後者的「小說人物通常有多個可能 155 同註 112，頁 160，195-196，241。 156 同註 112，頁 205。 157 同註 16，朱熹：《詩集傳》，第 1 冊，頁 438。 158 陳大維對此有簡要的綜述，參氏著〈淺談我國古代文藝作品中的影射技法〉，《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1 卷第 11 期（2002 年），頁 38-43。 159 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影四庫全書本，第 674 冊，頁 388。 160 同註 148，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頁 18-21。 161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 年），頁 62-67。 162 同註 148，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頁 92-99。 163 參程華平：〈試論中國古代戲曲批評中的影射現象〉，《文藝理論研究》2008 年第 5 期（2008 年），頁 67-72。 164

Chen Jue, ‘“Shooting sand at people’s shadow” Yingshe as a mode of represent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eature, Monumenta Serica, Vol. 47 (1999), p. 199.

165

陳珏著、王定安譯：〈歷史指涉的詩學大綱——以西方的觀點為參照談明清時期的「索隱小說」〉，收

入楊乃喬、伍曉明主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樂黛雲教授七十五華誕特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