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作為政治學的次領域
── 能不能？該不該？
石之瑜*
摘 要
本文檢討在我國國家科學會學門劃分中，文化研究作為台灣政治學門 次領域的可能性與可適性。文化研究對身份政治的關切，顯然超越了前此 政治學既有議程所涵蓋的範圍，其研究對象的界定與存在型態，更與政治 學的個人化研究對象不同。文化研究議程上的研究對象是流動的，進出於 各種關於身份的情境，研究對象的流動性引導文化研究者的方法論，使他 們不限於研究特定情境之中的行為規律，而更關注不同情境中的身份轉 移，一方面是研究對象進出情境，轉移身份的能力，二方面是情境中身份 內涵因應研究對象的理解與實踐而變遷的現象，以致於任何看似具有拘束 力的行為法則，會因為身份的流動或法則的變遷，而出現不可事先決定的 發展。由於研究焦點集中於身份政治，故又有方法論上具有與過去不同的 主張。文化研究已經不再適宜以跨科際研究來定位，其他政治學既有議程 上的次領域，並不能提供身份政治研究任何有效的方法論，而身份政治的 研究結果，無所不在地挑戰政治學既存的各種理論，或關於國家、公民、 階級的預設，因此又必須是政治學某個次領域方才合理。準此，文化研究 成為政治學之次領域，應當已經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 關鍵詞：政治科學、文化研究、知識論、方法論、次領域*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收稿日期：九十二年三月七日；通過日期：九十二年六月五日壹、文化研究領域的出現
學科次領域的劃分，既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作為學術問題， 次領域的界定涉及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次領域的提出關係到既定典範的鞏固 與轉移，因為每一個次領域標誌著某個具體的研究對象，以及圍繞此一研究對象所 發展出來的種種研究議程。但是次領域不等同於方法論，方法論所指顧名思義是跨 越次領域的，故一個新的方法論提出，不能代表新的次領域出現。每一個研究對象 代表著一種本體論上存在形式，當某一個研究對象從無到有的過程獲得認可時，顯 示研究對象存在的正當形式有了變遷，這種變遷改變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 係，也說明研究者群本身自我存在的意義出現演化，這是為什麼次領域的提出或重 劃，不可避免是政治問題1。 研究者的存在形式與意義，靠著對於研究對象內在本質的掌握。研究者觀察研 究對象的角度，反映了他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生命之理，而這個生命之理必然對研究 者的存在意義有所鞏固，於是乎，研究者群當中出現不同的自我認知時，觀察研究 對象的角度便會有所調整，一旦有新的研究對象出現的可能時，既有研究群的自我 認知即產生分裂與鬥爭。Kuhn 所稱的典範轉移，原本是因為研究社群難以對所無 法解釋的現象再自圓其說下去，似乎影射了典範的轉移出自於實際研究活動中的困 惑2，但卻沒有探討此一困惑是否涉及研究群自我認知，如果對於困惑的體驗是受 到研究群中出現的存在意義演化，則造成典範轉移的不只是異例的大量出現，而更 也是研究者演化成某種本體論上的異己的結果3。 在政治領域中，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出現，就反映了政治學者群中出 現了自我身份的重新認知。文化研究固然已經成為文史哲學界的一個課題，但在政 治學領域中仍然屬於陌生的話題。當政治學者進行某種被視為是文化研究範疇的研 究時，通常所對話的對象是政治學以外的學者，所以文化研究或許可以視為是政治 學的一個新的方法論，但似乎還不足以到可以宣告自己是政治學之內的一個次領 域。但另一方面，從事文化研究的知識社群，則認為自己是在從事政治研究，從而 將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作了政治學者想像不及的再定義，故政治學面臨的，不單純只1
也因此在肇端之際容易引起爭議與抗拒，參見 Mechthild Leutner, “Women’s Gender and Mainstream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Problem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 究》10（民 91.12）：127-130.
2
參見王道還等（編譯），《科學革命的結構》（著）Thomas Kuhn（台北：允晨，民 74）。
3
在中國研究中，Harry Harding 就發現，美國研究者對中國的取向的變遷，反映了美國社會本身 自我認同的轉變，“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M. E. Sharpe, 1993), pp. ；另 參見石之瑜，〈歐美中國觀源起探略〉，《美歐月刊》11, 11（民 85）。
是有政治學者因為重新界定研究對象而遭排擠，更是非政治學者攻佔政治這個概 念，將他們自己當作研究政治的學者，則政治學者存在的形式與意義，均遭到挑戰， 這是文化研究成為政治學次領域的動因來源。 本文檢討在我國國家科學會學門劃分中，文化研究作為台灣政治學門次領域的 可能性與可適性，可能性是指具有成為次領域的條件，即能不能的問題，可適性是 指是否應該提倡，即該不該的問題。本文先分析英語學術界文化研究者如何改變了 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反映並促成新興研究社群的浮現，在既有的政治學研究議程之 下，撿拾文化研究存在與發展的蛛絲馬跡。本文亦將說明，所謂的文化研究與政治 學已知的「政治文化」有何差異，以及為何文化研究不同於一般所謂的科際間（跨 次領域）研究。最後，台灣政治學界在文化研究作為學科次領域的立場上，是否有 不同於歐美政治學界的餘地，還是因為當前政治學及其研究議程均是由歐美輸入， 所以關於一個次領域的興起，應當也以歐美政治界的率先承認為條件？
貳、文化研究的政治學議程
文化研究成為政治學當中的次學門，並不是根據邏輯演繹而來，即沒有任何宏 觀的理論在指導，而是出於政治學門研究議程上的演進，逐步形成的輪廓，其實， 當前政治學既有次領域，也多是實踐的結果，而不是根據政治學研究的任何本質特 性的規定。比如政治經濟學，是圍繞在馬克斯主義與自由主義有關國家同社會之間 的關係而發展；政治心理學則是因應二次大戰前法西斯統治而發展，既包含了政治 人物的人格，也包括社會集體的人格；至於國際政治學，則源自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的世界戰爭與和平形勢之研究；美國政治與政治學方法論的結合，更是反映了美國 政治學界的歐美中心傾向4；最後有關區域政治，不折不扣是一個冷戰產物，處理 各開發中國家現代化轉型向西方社會的條件與限制。換言之，次領域來自於實踐。 所謂實踐，涉及到兩方面的活動，一是與政治世界互動，並回應政策發展需要 而進行之研究，二是學術界研究議程上具體課題的設計，研究資源之分配，與研究 成果之發表5。必須同時有政治世界對新課題的需要，從而帶起研究的動機，又有4
Kim Richard Nossal, “Tails That Textbooks Tell: Ethnocentricity and Diversity in American Introduction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 A. Crawford and Darryl S. L. Jarvi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Towar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167-186.
5
參見 Bruce Cum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 1 (Jan-Mar, 1997):6-27; Michael J. Shapiro, “Social Science, Geophilosophy and Inequal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 2 (Summer 2002): 28-31;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學術界在既有研究議程之外開闢新課題，界定新的研究對象，採用新的方法論，才 可能對既有次學門劃分，起變革的作用。這些既有研究議程之外的研究成果，如果 在彼此之間產生對話，並藉由資源的激勵，知名學者的介入，使得這些對話引起足 夠的關心，則某種對話社群浮現，於是使這個潛在次領域的輪廓，構成既有分工之 外的醒目焦點。簡言之，當一定的人數在進行既有議程以外某種集中的學術對話 時，學門次領域即出現演化。 一個次領域是否已經出現，既然涉及政治問題，便很難說有一個客觀標準。不 過，自己宣稱屬於某個次領域的人，難免背負著要證明次領域已經存在的證據。依 照既有已經獲得認可之次領域，一個次領域能不能被承認存在，可以歸納為至少下 列三方面。這三點是關於研究社群能不能形成的條件，但對於他們能否被既有研究 社群承認，則既非充分條件，亦非必要條件。 杕有共同採用的分析單位，與涉及這個單位的方法論，比如國際關係的主要分 析單位為國家，研究方法上採用現實主義。這不代表每個研究者都只分析國 家行為，或都同意現實主義或對現實主義的內容有一致的意見，但次領域的 人都起碼熟知一種可以對話的現實主義語言，也都共同認知國家作為分析單 位的普遍性。 杌有共通的語言界定研究對象，比如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國家與社會互動如 何影響到資源生產與流通。政治經濟學家雖然對於國家或社會的定義，兩者 之間的界限，以及分析單位或方法，眾說紛紜，並不影響研究者彼此就研究 課題發生對話與辯論。 杈有足夠的人數願意宣告自己的研究屬於某個次領域，則即使方法、單位、課 題迥異，仍有可能成為一個公認的領域，比如政治心理學，在方法上有精神 分析與實驗方法之爭，在單位上次個體、個體與集體之爭，在課題上更是五 花八門從國民性格、戰爭、革命、選舉、領袖氣質到政治人格，無所不包。 有的次領域雖然已經獲得認可多年，但仍在努力發展出共有的方法論，比如比 較政治學，在系統分析、政治文化、現代化、民主鞏固等研究取向中不斷探索；有 的雖然方法與課題呈現多元，但從來沒有發生領域認同的危機，比如美國研究。從 次領域的出現來看，儘管人數不能成為充分條件，但起碼是最關鍵的必要條件。文 化研究在歐美蔚為風潮，靠的也是有一定數量的人數以此自我認定，而不是他們之 間已經有了彼此整合的研究方法或共享的研究單位。在政治學界開始自稱為文化研 究的這些研究議程，在國際學術會議上愈來愈多，而且在學術會議議程的規劃上， 已經引起學界某種爭議（參考本文第五小節）。另外，主流學術界也與之展開對話 6。
6 以國際關係學們為例，為了處理文化研究的挑戰，有 Alexander Wendt 提出國際關係的社會理
文化研究進入政治學門的歷程，正是這樣一個在對象上與人數上的發展。首 先，因應蘇聯與東歐集團的瓦解，使得全球化論述開始流行起來，而全球化正是一 個難以歸類的研究課題，肇端之際名為跨領域並無不妥，畢竟全球化本身初始無明 確的方法論。與全球化同時發生的，則是巴爾幹半島的國家分裂及民族紛爭，在中 東另外更出現美軍大規模介入的沙漠風暴行動。政治世界的巨變導致政治學研究議 程的挑戰，因為採取行動的人往往不屬於政治學者所熟悉的身份，蓋以主權國家、 個別選民、經濟階級為研究對象的既有研究議程，對於不站在國家利益、個人利益 或階級意識的行動者，缺乏解釋的能力。結果，以跨科際課題呈現的全球化議程， 因為受到新興行動者浮現的影響，不能只停留在原本設定的研究對象身上，從而孕 育了新的研究對象與新的對話社群，後者對既有議程抱持批判的態度。 在蘇東瓦解之前早已存在的這些批判性角度，不但開始吸引擁躉，而且促成彼 此對話。早先，這些批判立場就明確質疑權力與政治的概念，他們反對用狹隘的定 義方式理解權力，主張認清權力是屬為一種論述與文本的宰制，因而攻擊固有政治 學之中隱藏了歐美中心主義、性別偏見，現代性的線性史觀等等本體論上的前提7。 但真正引起政治學界注意，則必須等到蘇東瓦解之後。九○年代中期以後，從本體 論上鬆動既有議程、擴大研究對象的現象益加明確，對於權力的了解逐漸從物質性 的資源、組織等工具性權力的概念中解放，形成一股重新定義權力的風潮，新的權 力主要針對的是研究對象界定自己與旁人身份的能力。 於是，凡能影響身份界定的因素，都成為政治的範疇。但是，新興的研究議程 並不是先有一個關於身份的宏觀本體論，再根據邏輯推演而出的，而是實際研究議 程上所提出的批判，在事後看來都是圍繞著身份的問題，亦即新的或潛在的研究者 群的出現，是在探討蘇東瓦解之後，全球化論述對於研究對象的身份主張，並進行 對全球化議程的回應，反省全球化的身份主張如何影響不同身份之間的人的權力關
論，不過他的目的是銷解文化研究的撞擊，一方面承認在本體論上國家是虛構的，但卻主張在 認識論上仍然應當採取國家中心論，見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主流與文化研究對話的文獻分成兩類，一類是由主流社群編 輯的，另一類是由文化研究社群編輯的，各舉一例如下：Robert M. A. Crawford and Darryl S. L. Jarv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Towar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Iver B. Neumann and
Ole Wae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7
例見 Gerard Delanty,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Self (London: Sage, 2000); Nickie Charles and Felicia Hughes-Freelan (ed.), Practising Feminism: Identity, Difference,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6); Geeta Chowdhry and Sheila Nair (eds.), Power, Postcolon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ding Race, Gender, and Class (London: Routledge, 2002); Colin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by Michel Foucault (trans.) C. Gordon et 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Dennis K. Mumby (ed.),
係，使得之前對政治範疇從事抗拒或展延的文獻，成為新的研究議程的基礎。則新 興研究議程關切的，恰恰是歐美中心主義，性別偏見與現代性的線性史觀如何建構 身份與權力關係。如同過去的次領域形成過程，文化研究作為次領域的可能性，也 是透過這實踐與事後歸納而提升的，是由下而上的累積所致。 這種事後歸納的可能性，在於潛在成為次領域成員的研究者之間，出現在研究 議程上的交互重複，以及研究者身份的相互融合。故反對歐美中心的後殖民主義 者，與批判性別偏見的女性主義之間，產生了後殖民主義的女性主義8，前者與抗 拒現代化線性史觀的後現代主義之間，則形成了一批後現代的後殖民主義9；而在 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間，也有後現代主義的女性主義10。這種研究者身份的紛 雜與交匯，確定了他們之間浮現出共同對話的研究者群，因此他們之間的交互辯論 益加受到關注，原本他們各自與既有研究議程之間的角度差異，向他們自己之間的 角度差異轉移，則他們各自的言論戰場不再佔據他們主要的議程，他們之間的對話 於是有了形成學科領域的條件11。這些對話多半以會議或系列的方式發動，再編纂 成書，故在文化研究的政治分析文獻方面，編著佔書籍的比例相對較高，專著的比 例相度較低。
參、以身分政治為核心關懷
共同關切的議題，或彼此相關的議題首先指向公民身份的建構，包括性別差異 對公民身份的實踐提供了什麼機會或限制12，不同的族裔歸屬或宗教信仰如何影響8
例見 Lily H. M. Ling, Post-coloni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quest and Desire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Palgrave, 2002); Sandra Harding (ed.), The "Racial" Economy of Science: Ttoward a Democratic Fu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9
例見 Walter D. Mignolo, Local Histories/Global Designs: Coloniality, Subaltern Knowledges, and
Border Think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eds.), The Spivak Reader: Selected Works of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0
例見 Richard W. McCormick, Politics of the Self: Feminism and the Postmodern in West German
Literature and Fil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Inderpal Grewal and Caren
Kaplan, (eds.), Scattered Hegemonies: Postmodernity and Transnational Feminist Practi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4).
11
Jodi Dean (ed.), 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The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Anne McClintock, Aamir Mufti, and Ella Shohat, (eds.), Dangerous Liaisons: Gender, Natio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Richard Wyn Jones
(ed.),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1).
12
公民身份的意義13，主權疆界對公民身份的建構所具有的制約14。與公民身份直接 聯繫的另一項研究議程是關於離群與移民15，他們因為族裔認同與主流社會不同， 文化風俗與姓氏識別具有特色，使得他們的公民身份對主流社會而言，產生各種不 同的意義，而他們的政治效忠中充滿變動的因子，夾在祖裔國與居住地的雙趨矛盾 之間。祖裔國居民或具有相同族群認同但居於第三國的離群，自然關切其他同族人 在其居住地的處境，因而使得民族主義之研究從歷史學議程蔓延到了政治學。這種 跨主權的認同力量不但促動了公民身份內涵的分化，也對於政治學所奠基的國家主 權制度，因使之遭到不斷穿梭而面臨解構的危機。既有政治學議程居於守勢，必須 證明主權疆域對行為者繼續而有效的牽制，才能防止次領域興起。 這些過去政治學所極少涉獵的議題，勾勒出了文化研究議程上的核心課題，即 為人的身份。這個身份的來源，對行為的制約，產生的行為動機與能動能力等研究， 都屬於身份的範圍，則以固定身份為前提的既有政治學研究無用武之地，因為文化 研究恰恰是在觀察身份形成的歷史與文化脈絡，凸出了身份的建構性與變異性，讓 本來的研究前提變成了研究課題，可以說是在撰寫一部政治學前傳，亦即以特定身 份研究對象為主的政治學，之所以造成今天公民、主權等身份的看似不可挑戰性， 是如何發展而成的。 同樣重要的是，政治學中原本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在概念上已然個人化的國家 與個人，前者構成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主流，後者則構成政治經濟學、比較政治、 美國政治、政治學方法論、政治理論中的自由主義主流，至於以階級或抽象的社群 為討論出發點的馬克斯主義及社群主義，居於數量上的絕對劣勢。而文化研究則指
Martin, 2000); Joan B. Landes (ed.), Feminism,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Barbara Laslett, Johanna Brenner, and Yesim Arat (eds.),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Gender, Resistance, and the Stat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13
例見 T. K. Oommen, Citizenship, Nationality, and Ethnicity: Reconciling Competing Identities (Oxford: Blackwell, 1997); Chih-yu Shih, Negotiating Ethnicity: Citizenship as a Response to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02); Nancy L. Rosenblum (ed.),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and Demands of Faith: Religious Accommodation in Pluralist Democrac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bert Audi, Religious Commitment and Secular Rea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
例見 Jack Snyder,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Christian Joppke (ed.), Challenge to the Nation-State:
Immi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avid R. Cameron(ed.), The Referendum Papers: Essays on Secession and National Unit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15
例見 Lisa Lowe, Immigrant Acts: 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James Anderson (ed.), Transnational Democracy: Political Spaces and Border
Crossings (London: Routledge 2000); Stephen Castles and Alastair Davidson, Citizenship and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New York: Macmillan, 2000).
向完全不同的研究對象存在型態，既不能固定在所謂個人化的身份設定中，又不能 簡單名之為集體化的身份設定。因為文化研究中的研究對象身份可以變異，所以並 不排除個人化的身份設定對於行為者的行為動機，能夠形成制約或促成；也不排除 某種具有集體性的宗教、族群、地域、性別認同，對行為者在其他情境中各有制約 或促成的作用；更不排除行為者出入不同集體身分的可能性；而是相信，身份的內 容具有特定集體認同所不可壟斷的能動性16。社群主義與馬克斯主義對這種能動性 是忽略的，他們的行為能動性來自於固定的身份設定，是方法論上的能動性，而文 化研究的身份變異，指涉的是本體論上與知識論上的能動性。 但文化研究者之間因其在當下所抗拒的壓迫來源不同，故而對於什麼來源的身 份設定具有較大的制約，或什麼身份較為具有根本性，則有十分不同的看法。像後 現代主義的研究，傾向於解構任何身份的本質性，他們採取歷史相對論的立場，將 所有身份主張視為特定歷史情境下，帶有某種程度偶然性的文本17。女性主義卻傾 向看到，身份建構中居於論述地位的人，會採用性別化的刻板語言來鞏固統治地位 18。至於後殖民主義者則相信，本土的歷史文化脈絡不可能被完全洗淨改造的特點， 應最先得到認可19。 變異的身份內涵或紛雜的身份內涵成為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論起點。女性主義 者直指既有政治學方法論偏重人與人之間的區隔，改而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連性， 這種關連性來自於生養育關係所培養成的親子角色。女性主義者特別關心這種生養 育關係如何在政治實踐中受到忽視或扭曲，並致力批判政治實踐將性別刻板印象鎖 在特定生養育角色中，並將之定位為私領域的一部份，而強將政治歸屬於所謂的公
16
例見 Jill Radford, Melissa Friedberg, and Lynne Harne (eds.), Women, Violence and Strategies for
Action: Feminist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Louisa Schein, Minority Rules: 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
R. B. J. Walker,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David Campbell and Michael J. Shapiro (eds.), Moral Spaces: Rethinking
Ethics and World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Jens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
例見 Bat-Ami Bar On (ed.), Engendering Origins: Critical Feminist Readings in Plato and Aristotl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4); J. Ann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19
Albert J. Paolini, Navigating Modernity: Postcolonialism,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9); Gauri Viswanathan (ed.),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terviews
with Edward W. Said (New York: Patheon, 2001); Thomas M. Wilson and Hastings Donnan (eds.), Border identities: Nation and State at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領域。女性主義研究議程以突破刻板印象中的生養育關係為職志，雖然是否要徹底 拋棄公私領域的劃分尚有爭議，但都願意揭穿當前政治學與政治實踐如何藉用公私 領域的劃分，將生養育關係的意義排除在外，而她們則抽絲剝繭證實，生養育關係 乃政治運作不可或缺的基礎20。 後殖民主義的研究議程則標舉混血的概念，與若干女性主義者提出的陰陽共生 概念相呼應，但重點則不同，後者觀察父權統治的部份論述如何也可能為女性所實 踐，前者則說明殖民論述如何也可能為被殖民的子民所接受。後殖民主義者對於殖 民地本土文化的本質性未必都執著，但卻相信在地的文化與歷史，構成了重新詮釋 母國文化意涵的主體能動條件，所以他們的研究議程充滿了抗拒性，強調殖民地人 對於母國文化的修正能力，發掘何以殖民地人理解的母國文化，在無意中顛覆了同 一個概念或制度在母國的原初意義。他們反對將母國文化價值與殖民地的民族主義 截然兩分，因此也要研究殖民地所在的歷史文化變遷，從而將混血變為一種自在的 正當身份，不必受想像的母國價值或殖民地傳統的檢視21。 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一樣之處，在於他們都在研究起點上，預設了某個潛 在的文本，這個文本改造了主流價值構成的霸權意義系統，但卻未為霸權統治者所 察覺。在文化研究的理解中，所謂霸權，最廣義時包括任何具有封閉性的論述系統。 後現代主義追求將人類存在型態的自由度闊到極大，強調人的存在意義具有不可決 定性，因而能動性無所不在。所有的政治實踐都必須有論述上的條件才能發生，後 現代研究議程耙梳特定論述形成的歷史背景，因此任何看似具有強大制約力的政治 結構，在後現代主義者的分析中，都必須淪為某種強大的洗腦系統所形構的文本， 既然是文本，則所有的被統治者也必然有為之加油添醋的書寫能力，從而集體地、 無意識地改造了霸權的文本。於是乎，遵守霸權的價值與詮釋之，就成為每個人都 在進行的遊戲，因而抗拒了霸權論述對人所具有的本質性的宣告22，不論這個本質 性指的是人的自利，或國家的自助之類的規定。
20
例 見 Helena Ragone and France Winddance Twine (ed.), Ideologies and Technologies of
Motherhood: Race, Class, Sexuality, Nationalism (London: Routeledge, 2000); Faye D. Ginsburg and
Rayna Rapp (eds.), Conceiving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Global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Ruth Hubbard, The Politics of Women's Biolog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1990).
21
例見 Nikos Papastergiadis, The Turbulence of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Hybrid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Uradyn E. Bulag, 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98); Robert J.C. Young,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London: Routledge, 1995).
22
例見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Morag Patrick, Derrida, Responsibility and
Politics (Brookfield: Ashgate, 1997); Drucilla Cornell, Michel Rosenfeld, David Gray Carlson (ed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文化研究者共同都關心潛在的文本，都力求將主流文本所封鎖的聲音表達出 來，不同的是，他們對於主流文本的內涵界定，有父權、歐美中心與現代性的重點 差異，但他們幾乎又都看到這三個對主流價值論述的界定，在歷史發展中即使不是 三位一體，起碼也是息息相關，同步發展的。她們都重視文本分析，強調意義的詮 釋，解構主流文本所建構的身份論述。他們的辯論涉及本體論，即研究對象的身份 有多大的所謂主體性，這個主體性是否存在於與霸權統治者抗拒的角色中或是自有 其來源；也涉及知識論，即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是分開的或相互構成的；更涉及方法 論，即研究對象是身份，或抽象的無身份的人。然而，既有的政治學議程上不存在 可以參與此一方法論辯論的的問題意識，因為對既有議程而言，制約研究對象的是 普世皆準的結構，而非研究對象共同參與形成的文本。
肆、文化研究的政治經濟機緣
文化研究在九○年代之後蔚為風氣，依附的正是這一股在蘇東瓦解之際所興起 的身份政治，雖然在文學批判之中，這種關於身份的困惑早已存在，然而進入社會 科學領域的機緣，還是等到時勢發展已經形成一定的背景後，才逐步獲得青睞。社 會學界對於移民與離群的研究，比政治學的敏感度更高，畢竟離群變成國家效忠、 公民權力與戰爭和平相關的問題，相形之下出現較晚。總體來說，後現代主義進入 政治學的時間早過於後殖民主義，但後者受到前者啟發則無庸置疑23，只是後殖民 主義的政治觀點在九○年代之前，幾乎不見於政治學界，不像來自於後現代主義與 女性主義的挑戰，在八○年代已經發生，他們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帶來的衝擊奇大， 或許因為國際關係原本是一個帶有跨領域特質的次領域，本身方法論也受到爭議， 因此容易被動搖24，但也因為文化研究對身份的關注，對於完全缺乏明確身份論述 的戰爭與和平議程，震撼最大，因此成效最顯著25。23
見 Paolini, Navigating Modernity.
24
Martin Griffiths and Terry O’Callaghan,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rawford and Jarvis, pp. 187-201.
25 文化研究中的主要流派不論是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與後現代主義，都對這個問題發言盈庭，
似乎沒有其他政治學的課題，受到所有文化研究者的大量關注。Jodi Dean (ed.), Cultural Studies & Political The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Unfinished Journe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rcel Cornis-Pop, Narrative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Rewriting in the Cold War Era and After (New York: Palgrave, 2001); Stjepan G. Mestrovic, The Balkanization of the West: The Confluence of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mmu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Jutta Weldes et al. (eds.), Cultures of Insecurity: States, Communit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Dang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Mahmood Mamdani,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零星的作品發表之初，引起的關注有限，但九○年代中期之後，文化研究入侵 政治學既有研究議程的趨勢日益明顯，最早發難的三家出版社是 Routledge 與 Lynne Rienner 兩家民間的，都是在美英市場上經營良好、聲譽卓越的出版商，同樣重要 的則是另一家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並不是說只有這三家， 但他們集中精神創發政治學門的文化研究市場，有系統地徵詢相關作品，最是引人 注目。其他的出版社發現商機之後跟進，但是規模不及前三者，一直到本世紀初， 才有 Palgrave 決定大規模的加入爭食大餅。 所謂發現商機，就是指文化研究的潛在讀者群龐大，其中女性主義相關著作更 是如雨後春筍，從九○年代初期的鳳毛麟角，到九五年之後的氾濫成群，引起了幾 乎所有在當時進入研究所的年輕學子的注意，儘管他們未必信奉之，卻又不得不趕 時髦地有所探究，以免落伍26。後殖民主義的政治學則以文學批判家 Edward Said （薩以德）為師，開創了在英美的無限商機，使得從歐美以外，前來留學的學生趨 之若鶩，銜接了因為依賴理論式微之後，對帝國霸權亟思反省批判角度而不可得的 需求。至於後現代主義，則受到歐美知識界不滿於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貧乏單 調，及其形成的正義秩序幻滅所影響，而成為在蘇東波之後蜂擁而至的反彈聲浪。 夾在中間欲振乏力的則是批判理論，雖然文化研究的出版商嘗試了批判理論的作 品，但市場反應並不熱烈27。 期刊市場的反應不遑多讓，早先以 Millenium 與 Alternative 為主戰場的文化研 究者，在九○年代中期以後開闢歐美以外的市場機會，紛紛將編輯工作轉到其他地 區，其中許多來到澳洲，也包括台灣28，或轉到較小的教學型高教機構，使得小群 體的串連有了各種期刊為發表園地，從而堂而皇之地進入圖書館期刊架上。開始時 相對最順利的仍是女性主義，有著名的 SIGNs 為園地，但政治學的文章比例偏低， 不過女性主義觀點的文章在各期刊中都迭有表現。後殖民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園地 並不相互區分，而且也都有以性別觀點為依據的研究成品，從幾個大型期刊出版商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ris Hables Gray, Postmodern War: The New Politics of 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1997); Masao Miyoshi and Harry Harootunian (eds.), Learning Places: The Afterlives of Area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
在二○○一年的國際研究學會的年會上，特別安排一場推崇 Ann Tickner 成就的大會，由她的
老師 Robert Keohane 主持，Tickner 回憶與老師在研究所的互動，與近年的情況迥然不同。她 提到自己巡迴各校演講，總有大量男同學前來聽講，並質疑她，旁人問她何以樂此不疲，她 指著身旁的老師說，他們都說我們沒有實證資料，我剛好蒐集這些學生的反應當成實證資料。 哄堂大笑。
27 根據 Rienner 女士親自告知，前引 Wyn Jones 在 Lynne Rienner 出版的著作銷售就遠遠不如預
期。他所編的其他批判理論書籍面臨同樣瓶頸。而當初建議她出版的，竟然剛好是後殖民作 家 David Bla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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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單觀之，文化研究的潛在市場可能大的驚人，或說關於身份政治的研究需求與 供應，都極為豐沛。
多數這類新期刊在在九○年代末期上架，由於初來乍到，因此一般沒有資格進 入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但也都能在若干其他專門的參考工具上查獲。新舊 期刊中涉及政治學與文化研究的也甚多，現略舉其中幾家做為讀者一品其味的楔 子：Citizenship, State, Society and Religion, New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ies,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Cultural Studi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Woman and Politics, Strategies, Diaspora, Political Crossroads, Postcolonial Studies, Asian Ethnic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Group Rights and Minorities, Ethnic Identities, Social Ident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w,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Political Geography,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Global Networks, Identities, Hypat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onstellations, New Formation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一九九六年由 Lynne Rienner 出版了一本向主流政治學叫陣的作品，書名為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是取靈感於早年一本以重建國家為政治學 核心領域為訴求的名著—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29。後者乃有感於政治學研究益加 脫離於國家機制，轉置重點於社會上的政治參與，將政治研究置於國家之外的奇怪 現象。但前者的目的並非建立政治學的核心認同，而是要鑿開政治學的範疇，要求 將文化研究帶進政治學，甚至認為國家與象徵國家的主權制度，只是特定文化脈絡 的產物，不能成為一門學科亙古不變的研究起點。接著又有 Crossing Boundaries 一 書的問世，揭穿國家論述不但不適合做為起點30，而且還是問題的來源。這兩本書 都是論文集，交雜了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作家，雖然他們切入角度 不同，但對政治身份與身份政治的關注則一，三種議程同時出現於一個論壇的趨勢 已然篤定。
伍、政治學界的文化研究趨勢
雖然文化研究學者之間已經形成知識對話圈，然而在美國政治學界尚未正式認 可。可是關於文化研究的話題，正在美國政治學界的各種年會之中形成談話會，討29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6);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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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J. Shapiro and Hayward R. Alker (eds.), Challenging Boundaries: Global Flows, Territorial
論會，演講會等。以執美國政治學牛耳的美國政治科學學會的年會來說，不但關於 身份、性別、民族主義的研究課題，已經大量地以單篇論文的形式被接受，而且以 此為主題的討論會都也為數不少，最值得重視的是年會的課題組當中，以性別與族 群為主題的分工，至今可說行之有年。文化研究者不以文化研究的姿態出現，而將 自己改裝成人們所熟悉的衝突研究、區域研究、方法研究，進入既有的政治議程者 所在多有，這種研究者身份上的彈性，與文化研究者自己研究的對象所採行的抗拒 或顛覆策略雷同。與主流研究課題組不同的是，文化研究主題的研討會人數維持高 水平，總是可以獲得在次年大會中分配到更多或穩定的場次，而主流研究議程反而 出席狀況不佳，如果沒有知名學者與會，則聽眾就不踴躍。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政治科學學會的年會之下，已經成立了台灣研究的年會 議題組與中國議題組，雖然這屬於主流的區域研究範疇，且論文內容以民主化、自 由化、現實主義為主，然而出現這兩個議題組本身即為一種文化研究者所注意的趨 勢。最早出現年會議題組的是韓國，不論議程如何符合潮流，此一議題組成為美籍 韓國學者交流結盟的重鎮，同理類推中國議題組。簡言之，議題組藉由議題的突顯 來爭取同祖裔學者在美國的曝光度，其動機與運作方式在在說明了這是一種具有文 化意義與生存意義的身份策略，不能盡以學術議程定位之。 文化研究者與具有文化差異身份的留美學者爭取曝光，在以美國學者居相對多 數的美國國際研究學會上更為明顯。九○年代中期之後，國際研究學會中的文化研 究議程可說是居於絕對性的主流，幾乎可以說是一個新的文化霸權，導致二○○二 年就任的政治數學家 Bueno de Mesquita 在工作會議上抗議自己被女性主義歧視31， 而他在二○○二年年會議程安排上力挽狂瀾，希望帶回九○年代初期有關匯合論與 線性史觀的老路能否成功，則在未定之數，起碼從文化研究者參與的熱誠看來，國 際研究學會上的文化研究熱，在可見的未來不會消失，畢竟從九○年代末幾次大會 上的女性主義論文的驚人數量看來，主流政治學派的回籠難以竟全功。進入新世紀 之後，國際研究學會每年有兩次年會，其中一次在美國之外，正在形成文化研究紮 根國際的新發展。 二○○一年的大會可說是文化研究的高潮，由兩位新銳學者擔任議程主席，一
31 根據 Mustapha Pasha 轉述。以下轉列近年大會主題，俱與國際研究知識生產有關，明顯受到 文 化 研 究 影 響 至 深 且 鉅 ： The Westphalian System in Glob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inneapolis, 1998); One Field, Many Perspectives: 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for Dialogue (Washington D. C., 1999); Reflection, Integration, 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ast and Future (Los Angeles, 2000);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New Inequality: Power, Weal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cago, 2001); Dissolving Boundaries: The Nexus betwee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Orleans, 2002);The Construction and Cumulation of Knowledge (Portland, 2003); Hegemony and Its Discontents: Power, Ideology and Knowledge in the Study and Practices of Internitional Relations (Montreal, 2004).
位是非洲問題專家，乃任職馬克斯主義著名的 Maclaster College，並為愛爾蘭裔的 David Blaney，另一位則是巴基斯坦裔，任職 American University 的 Mustapha Pasha， 兩人均在八○年代末畢業於 University of Denver。在二○○一年國際研究學會大會 上，現實主義幾乎銷聲匿跡，相反的，當著名文化研究者講演時，大會會場可說是 萬人空巷32，且大會的幾場主題研究會上，獲邀請出席的俱是來自各國或文化研究 領域的新銳學者，他們彼此並不相識，構成研討對話的原因，在於他們都探討弱勢 者在文化霸權下遭到消音，並被鎖進某個特定身份之後，所發展出的因應策略為 何？應否抗拒？能否突圍33？
陸、台灣的回應
文化研究在台灣受到正式認可，是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國家科學委員會 率先在人文社會科學之下，成立文化研究領域，與其他社會科學學門並列。但是， 政治學門並未視文化研究者為一門次領域，而既有政治學中已有所謂政治文化的研 究，屬於區域政治或比較研究的一種研究方法，文化研究這個詞彙，容易令人錯誤 聯想為政治文化。其實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是選舉文化，主要涉及態度與認知，由 行為主義發展而來，但鮮少對於研究對象如何成為某一個文化範疇之下的成員，採 取檢討反省，而且通常研究者相信文化可以經由量表定義與測量，因此與文化研究 在本體論與知識論上都南轅北轍。 在台灣的政治學界，文化研究的引入首先被視是一個跨科際議程，由國科會設 在中央研究院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支持，首先成立在中山大學，名為『跨科際政治 學研究』系列研討會，屬於一項養成計畫，其內容為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 民主義、後結構主義與歷史主義對政治學的啟示，並探討政治學本土化的問題，其 後續的系列並加入建構主義、文學批判、地藏王手記的政治分析。中國政治學會並 與是項計畫合辦一場大型研討會，是為文化研究正式在政治學界的發軔。跨科際政 治學研究系列結束後，繼續轉移至台灣大學由教育部支持，並更名為『政治學與文 化研究系列』，從靈山、韓非子、眷村小說、文明衝突等課題中，探索身份政治的 內涵。參與演說者以文史哲專家為主，回應與聽講則為政治學門為主34。32 大會主席 David Blaney 在與筆者餐敘時之面告。根據作者與會經歷，當時筆者欲出席的座談會 因無人與會而流產，隨而轉至 Ann Tickner 的會場，整個 ball room 座無虛席。
33
筆者近年多次獲邀參與國際研究學會年會之主題討論會（theme panel），二○ ○三年 Montreal
大會主題討論會之一為 Violence to Democracy，筆者仍受邀參與，計畫發表“Does Death Matter in IR?”為題之論文。
34 已辦主題包括，丘貴芬，傅大為：後殖民主義與政治學研究；黃淑玲，顧燕翎：女性主義與
政治學研究；廖朝陽，羅曉南：後現代思潮與政治學研究；高宣揚，黃瑞琪：後結構主義與 政治學研究；黃光國，林端：社會科學本土化；黃進興，陳思賢：歷史主義與政治學研究；
文化研究對身份政治的關切，顯然超越了前此政治學既有議程所涵蓋的範圍， 其研究對象的界定與存在型態，更與政治學的個人化研究對象不同。文化研究議程 上的研究對象是流動的，進出於各種關於身份的情境，研究對象的流動性引導文化 研究者的方法論，使他們不限於研究特定情境之中的行為規律，而更關注不同情境 之間的身份轉移，一方面是研究對象進出情境，轉移身份的能力，二方面是情境中 身份內涵因應研究對象的理解與實踐而變遷的現象，以致於任何看似具有拘束力的 行為法則，會因為身份的流動或法則的變遷，而出現不可事先決定的發展。流動的 研究對象以兩種面貌存在，一種是穿越情境而取得不同身份的移民，另一種是回應 穿越情境而來的移民時所發生的身份變化。 由於研究焦點集中於身份政治，尤其是研究對象本身對身份內容的理解與實 踐，故又有方法論上具有與過去不同的主張。文化研究已經不再適宜以跨科際研究 來定位，其他政治學既有議程上的次領域，並不能提供身份政治研究任何有效的方 法論，故並無科際可跨，如屬跨科際，應指政治學以外的文史哲學門。作為政治學 範疇之內的研究議程，則無次領域可跨。然而，當前各國身份政治的研究結果，無 所不在地挑戰政治學既存的各種理論，或關於國家、公民、階級的預設，已如第三 節所述，因此又必須是政治學某個次領域方才合理。這些挑戰的性質，簡言之可以 分為下列幾點： 杕對於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重新界定，認為研究者透過研究活動，無 所不在地介入研究對象的政治生活，同時研究對象經由對研究概念的回應與 實踐，影響到研究者的研究議程，以及研究者對於政治正當性的看法，因此 動搖了既有政治科學所假定的關於研究者居於普遍性客觀位置。所以，對國 家的研究議程本身，即屬於是國家概念的內涵，而不是在國家之外對國家的 客觀研究。 杌認為研究假設影響研究結果，故研究假設的來源必須追溯其歷史，包括研究 假設所使用的概念，對政治範疇的界定，如何經由歷史的實踐而演變至今， 這方面女性主義研究已經有汗牛充棟的文獻，對於既有政治學概念所隱含的 父權前提，提出許過去不曾有過的詮釋。所以，女性主義對公民文化研究議 程的研究，將公民文化對於家庭，公私領域劃分，國家責任，犧牲，生產關 係等概念，都提出新解。
政治學與文化研究研討會（中國政治學會，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合辦）；唐翼明，林俊宏：《靈 山》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啟示；鄭端耀，莫大華：國際關係中的建構主義；徐振國，鄧志松： 與故蔣年豐教授一個想像的對話；成令方，林淑芬：女性主義的社會學研究方法；梅家玲， 徐宗懋：反共小說中的國家、性別與族群；何包鋼，李念祖：民主化與中國的國家認同；Allen Carlson，袁易：The Turn of IR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王邦雄，林俊宏：天下觀天下：韓 非子對政治學的啟示；李惠斌，李英明：中國社會主義意涵之流變與爭辯；張錫模，吳玉山： 有沒有文明衝突﹖──「中亞」對政治學的啟示；蔣淑貞，曾嬿芬：對文化多元主義的反思─ ─從澳洲多元文化政策談起。
杈對每一個習以為常的概念進行考古，使得過去每個研究議程的設定本身，都 成為研究的對象。換言之，不僅研究政治現象，也研究對政治現象的既有研 究，是在誰的支持下，產生對不同的人何種不同效果。東方主義批判就是這 方面受到極大注意的一種分析取向，將國家體制如何對於不同地區的人產生 不同的作用，當成研究課題，導致國家作為分析單位失去客觀性。 準此，文化研究成為政治學之次領域，應當已經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只是 台灣政治學界宜否率先認可之。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移出與移入的現象在歷史上 從未間斷過。台灣本身作為一個政治身份，也在歷史上經歷多次之變遷，對台灣的 政治學者而言，歐美發展的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政治學，受到研究對象存在形式個 人化與內在一致化的偏見所影響，本當是顯而易見的。文化研究不單只是學術研究 而已，更是台灣社會具體在實踐的政治現象。台灣社會本身的身份流動對不同身份 的人，在不同情境下，具有什麼不同的意義，以及在歷史上，這些特定身份與情境 中的意義脈絡又經歷了什麼變動，目前均缺乏有效的方法論來處理。這些自我理解 的研究，或將可以對歐美的政治學議程認真面對文化研究的挑戰，產生促進與呼籲 的作用。台灣政治學界若能將文化研究列為一個次領域，不僅是反應自下而上的新 興對話社群，更是站在一種提倡的位置，敦促研究者能調整自己在歐美政治學議程 上，只專注於民主化、國家利益等課題的侷限。
柒、新的次領域的開放
文化研究成為政治學的次領域，雖然隨著移民的增多，國家性質的轉變與公民 認同的情境化，而看似不可避免，但似乎又不能事先規定什麼時候會正式獲得領域 認證。本文基本上是從一個自然發生的觀點在鋪陳，但並不代表沒有人為的因素會 影響國家科學會政治學門的發展。其中人為可能介入點包括： 杕從台灣學術文化受到歐美學術體制的絕對影響來看，如果台灣的文化研究者 在歐美的學體制中獲得一定認可之後，再回到國內進行推動，則容易具有對 國內學術界的公信力。 杌或是台灣既有的文化研究者，大舉向政治學的議程進犯，挑戰政治學的流行 的典範，並吸引大量關注，亦有可能敦促學術領導人正視文化研究對政治學 的貢獻潛力。 杈或是大量的政治學系畢業生進入文化研究領域深造，大量的文化研究相關系 所同學，進入政治學研究所，則是另一種形成次領域的可能性。 杝當然，經由國家科學會相關領導幹部對文化研究成果敏感度的提升，可以立 刻蔚成風氣，帶動國內年輕學者直追國內外先行者，讓文化研究與政治學的 互動，帶動政治學深入二十一世紀。文化研究是研究者的身份認同，就像稱呼某位學者是政治經濟專家、比較政府 專家、中東政治專家一樣，文化研究者應當也獲得認可為文化研究專家或身份政治 專家，亦即對政治學門之下的研究者一種身份的尊重。文化研究既然重視研究者與 研究對象的相互構成，則政治學的研究議程、研究課題與研究方法等，在歷史上如 何發展而來，應當是政治學與文化研究結合的主要起點之一。研究議程涉及研究社 群的文化，包括研究組織、研究經費與研究者養成的問題；研究課題涉及研究對象 的界定與研究結果的實踐意涵；研究方法涉及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以及研究者 之間溝通的規範。政治學界能否用開放的心態容納文化研究浮現，這個問題本身就 是文化研究的課題，而台灣的身份政治所形塑的學術文化，對於文化研究次領域的 提倡所採取的回應（或不回應），更是台灣政治學界了解自己歷史進程的重要課題。 不論文化研究能不能或需不需要在政治學門中取得身份，這個知識論議題在此時此 地出現，都將成為台灣政治中流動身份的一次實踐，並受到來世的文化研究者所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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