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2002 年 12 月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05 年 12 月
由王先謙的學術觀及教育觀論其保守態度
楊 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摘 要
王先謙是晩清著名的漢學家，一生大半精力都從事於學術及教育工作，因此 對晚清經學及書院教育的貢獻甚大；然因他所處的時代正值清末國勢最衰微、列 強瓜分最嚴重的時期，他也和所有憂心國事的志士一樣，力圖挽救國家的困境。 他本積極參與各種維新事業，後因反對梁啟超於時務學堂所宣講的民權、平等等 觀念，遂與湖南士紳聯合抵制康、梁學說在湖南的傳佈，成為當時保守反對派的 主要人物。王先謙一生主張學習西方之長，力興工藝，至老不變；然亦堅持中學 之長在於倫理修身，為西學所不及，並應置於西學之上，同時認為學術教育影響 風俗人心甚鉅，不可輕言改變，因此在改革的主張上，皆趨於審慎保守。因此， 在論斷其「保守」性的同時，實應先了解他的學術、教育觀背後的深心所在。關鍵字：王先謙、戊戌維新、梁啟超、新舊論爭
一、前言
清朝末年，從鴉片戰爭到清朝傾覆的七十年時間，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革。 其中，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以後，謂之洋務運動時期，也稱自強運動時期；甲 午戰爭以後到辛亥革命，則以維新運動或稱變法運動為中心。洋務運動時期，重 在「變器」，以採用並學習西方的器械為主，首先是船艦與槍砲，隨後是鐵路、開 礦與其他科學技術等。維新運動時期則進而模仿並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與教育制 度等，重在「變制」。綜觀整個晚清的變革，包括製造技術、生產方式、經濟結構， 以及社會政治、思想觀念等各方面，都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面對此鉅變，傳統 知識份子也在思想上發生轉變，以因應時代的變革。然因為各人的出生、成學背 景及思想性格等差異，在面對求新求變的時代，所抱持的觀念態度也有所不同。 然無論是那一方面的改變，都會面臨到與傳統文化間的衝突問題，尤其在維新運 動時期，此一問題又更為突顯，因為改制問題，實已嚴重撼動傳統的政治社會及 綱常倫理觀，故在此問題上，學者或激進或保守，二者在當時形成極大的衝突。 王先謙在當時即屬保守一派，此保守是相對於康有為、梁啟超積極的變制思想而 言；後人每以新、舊派作為二者的區分，然對於身處變革氛圍中的學者而言，強 以「新」、「舊」二字作區分，實有可議之處，然為了論述方便，仍將康有為、梁 啟超等歸於「新派」，將王先謙等歸為「舊派」，前者認為根本的救國之道，乃在 國家體制的變革，積極倡導西方的民主、民權、平等等主張；後者則強烈反對前 者之說，認為民權、平等之說有悖綱常倫理，且強力加以抵制。本文所述，即歸 為舊派的王先謙。 王先謙（1842-1918）是晚清著名的漢學大師，湖南長沙人，1865 年通籍京 師後，任國史館總纂，授實錄館纂修，充翰林院侍讀，補國子監祭酒，先後典試 雲南（1870）、江西（1875）、浙江（1876），兩充會試同考官（1874、1880），簡 放江蘇學政（1885-1888），1898 年三月歸里後，曾主講思賢講舍（1890-1891）和 城南（1891-1893）、嶽麓（1894-1903）兩書院，並曾任湖南師範館館長、學務公 所議長、湖南鐵路局名譽總理、湖南省咨局會協等。王先謙的著作宏富，廣涉經、 史、子、集，其中如：《尚書孔傳參正》、《詩三家義集疏》、《釋名疏證補》、《漢書補正》、《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著》、《葵園自訂年譜》、《虛受堂文集》、《虛 受堂書札》等，並曾刊刻《續皇清經解》、《南菁書院叢書》等。 王先謙一生在學術上的貢獻自不待言，然最引爭議的，當推戊戌時期與維新 派的衝突及阻撓新政的推動，同時也被視為頑固守舊者。實則，在當時國勢阽危， 新舊交會之際，有志之士莫不力思振作，尋求救亡圖存之道，然因個人成學背景、 性格、觀念之所異，所採取的策略與途徑亦有不同，我們只能說，在新舊衝決之 時，不同於激進變法諸人，王先謙代表的是保守溫和的改革派，他實非頑固的守 舊者，在國家亟須變革的時期，也有趨「新」的一面，並主張向西方學習；但又 同時嚴守中西學問的分際，堅定地捍衛傳統學術文化及政治體制。而王先謙表現 出來的守「舊」及保守，實又與他的學問觀、教育觀等有密切關係，故他在戊戌 時期與時務學堂諸人的對立，並非僅為單一事件，而必須由他的學術、教育及改 革主張探討起，本文即欲從此一角度，以較寬廣及深入的視角來看王先謙的「保 守」立場，同時藉此窺探一位傳統學者在新舊衝決之時的因應之道及其侷限之處。
二、湖南的維新運動與新學
1思想
晚清自道咸以降，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外力入侵，然而在國勢不足以抵禦西 方的強權入侵下，種種改革的聲音即應運而生，首先是自強運動的興起，從英法 聯軍到甲午之役，前後三十多年的自強運動，並未真正使中國國富兵強，光緒二 十年（1894）甲午戰爭的爆發，更使朝廷的腐敗盡露，喪權辱國的條約簽定，使 中國的處境更加窘迫，情勢更加危殆。在此危勢之下，有志之士莫不奮然興起， 亟欲由各方面去尋求挽救危機的良策。他們思考到，洋務運動以來的變器變藝， 並未能改變中國的現況，於是進而希欲學習西方政教制度之長，進行變法維新運 動，自光緒 20 年（1894）至 23 年（1897）之間，是變法運動蘊釀最高漲的時期， 自康有為等人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書」，進而辦報、辨學會，將維新思想傳到全國 各地。在全國各地紛紛響應維新運動之時，其中以湖南一省最為迅猛，產生的衝 1 此「新學」乃指梁啟超等人所倡導的，含民權、平等、合種諸觀念之學問內容，非王先謙諸人所 定義的「新」學。突也最大，是最能反映當時新政施行的情況及新舊2 衝突的一省。 湖南自陳寶箴（1831-1900）接任巡撫，即響應維新運動，開始推行一系列的 新政，如設礦務局、官錢局、鑄錢局，又設電信、置小輪，建製造槍彈廠，立保 衛局、南學會、算學堂、湘報館、時務學堂、武備學堂、製造公司等；陳寶箴同 時也聚集了許多維新志士一起參與各項興革，其中如皮錫瑞（1850-1908）、徐仁 鑄（1863-1900）、譚嗣同（1865-1898）、唐常才（1867-1900）、熊希齡（1870-1937）、 梁啟超（1872-1929）等，他們以辦學堂、學會、報刊、改書院，辦實業等來進行 改革。他們在新辦的學堂中將西學置於重要地位，書院也增加了自然科學課程， 學會中自然科學學會也不斷出現，如瀏陽算學社、瀏陽群萌學會、郴州輿算學會、 龍南致用學會、延年會等。《湘報》、《湘學報》則大量刊登宣傳西方自然科學的文 章，如《湘報》近十次連載楊子玉撰的《工程致富議》，宣傳西方自然科學；餘如 礦業、郵電、機械、航運、鐵路等工業，也蓬勃地發展起來。 湖南的維新運動最令人矚目，在當時也引發最大爭議的是梁啟超主講時務學 堂時的講學內容。湖南時務學堂成立於光緒 23 年 8 月，10 月梁啟超應陳寶箴之 邀入湖湘講學，學堂原以「中體西用」為宗旨，以培養學通中外，體用兼賅的人 材為主，然自梁啟超擔任總教習，以《公羊》、《孟子》授課，「所言皆當時一派之 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3 遂使學堂原有學風為之丕變。 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實也懷抱著他個人治世救國與陶鑄政才的理想，他為時務 學堂撰寫〈學約〉，洋洋七千餘言，共分十項：一曰立志，二曰養心，三曰治身， 四曰讀書，五曰窮理，六曰學文，七曰樂群，八曰攝生，九曰經世，十曰傳教。 他在「經世」說到：「凡學焉而不足為經世之用者，皆謂之俗學可也。」；「必深通 六經制作之精意，證以周秦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書以為之經」，而「求治天下之 理」；「必博觀歷朝掌故沿革得失，證以泰西希臘羅馬諸古史以為之緯」，以「求古 人治天下之法」4 。強調學問要能經世致用，並以西人的公法學及史學與中國的經、 子諸書相印證。其言「傳教」，則曰：「今設學之意，以宗法孔子為主義」；「孔子 2 此「新舊」是指康有為、梁啟超之「新」，與王先謙、葉德輝等之「舊」而言，實際的分別應在 於前者主張變制，並倡導西方的民權、平等等有悖傳統綱常倫理的學說；後者則反對這些學說。 3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 1 月），頁 140。 4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臺北：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8。
之教，非徒治一國，乃以治天下」；「傳孔子太平大同之教於萬國，斯則學之究竟 也。」5 引孔子素王改制之說作為變法改革的依據。論「立志」則曰「今二三子儼 然服儒者之服，誦先王之言，當思國以蹙？種何以弱？教何以微？」「如欲平治天 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6 激勵學子要有擔當國家大任的志氣。於「養心」說： 「學者既有志於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貴利達，耳目聲色、游玩 嗜好，隨在皆足以奪志。」7 亦鼓勵學子須有任天下之重的勇氣，不以富貴利達移 其心。故由梁啟超的〈學約〉，可見他重視教育對學子個人修養的啟發，同時也強 調學問經世及與西洋學術文化並參的識見，他在〈學約〉又說：「今中學以經義掌 故為準，西學以憲法官制為歸」；又曰：「今時局變異，外侮交迫，非讀萬國之書， 則不能通一國之書。……必能以數年之力，使學者於中國經史大義，悉已通徹， 根柢既植，然後以其餘日肆力於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謂之學。」8 此處所言的西學， 已非指技術性的西藝，而是指西政言，故當時學生功課分為兩大類，一是普通學， 包括經學、諸子學、公理學及中外史志及格算學綱要。二是專門學，包括公法學 （憲法、民法、刑法之類為內公法；交涉、國際公法、約章之類為外公法）、掌故 學、格致算學。普通學為必修，學生需將《孟子》和《公羊傳》反覆鑽研，體會 其中的民權思想和微言大義，再取中外政法，以資比較參證。9 梁啟超將其融合中、 西學的教育方針貫徹在時務學堂，並藉《公羊》、《孟子》發揮民權思想，抨擊朝 廷失政，傳播革命思想。 其後，梁啟超在學堂倡言民權平等、批評專制政治及種族觀念等激進言論， 鼓動了湖南的維新志士，使他們如同得到一種新信仰；然同時也在保守士紳間激 起一場傳統的保衛戰，其中以王先謙為首，同葉德輝、賓鳳陽、蘇輿等人，聯合 批評抵制梁啟超等宣揚的激進學說，是為當時新舊學衝突的高峰。 5 同註 4。 6 同註 4，頁 23。 7 同註 4，頁 24。 8 同註 4，「讀書」條，頁 25。 9 參吳天任：《民國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160-161。
三、王先謙與時務學堂諸人的衝突
王先謙本身即為湖南長沙人，他自二十四歲成進士，後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 光緒 15 年（1889）因病陳請開缺回籍，回籍後，先後主講思賢講舍、城南書院、 嶽麓書院，為當地甚受尊重的元老士紳。王先謙曾與倡洋務的郭嵩燾、曾紀澤為 莫逆之交，並提出學習洋務「以制器為先」的主張。他回到湖南之初，也支持維 新運動。光緒 22 年（1896），《時務報》在上海創辦，他稱讚該報足以開廣見聞， 啟發志意，並以嶽麓書院山長的身分，會同城南書院、求忠書院，用公款贈送給 在院學生；光緒 23 年（1897），王先謙會同熊希齡、張祖同等人倡建時務學堂， 並向士紳募捐資金。黃遵憲提議邀梁啟超前來講習，王亦大加稱美，並普請士紳 為梁接風。光緖 24 年，王先謙 57 歲，當時主講於嶽麓書院，梁超亦於前一年到 湖南講學，王在《年譜》中，記錄了湖南維新運動推動的情況，說「陳右丞寶箴 莅任湖南，余素識也。向以志節自負於地方，政務亦思有所振會。」10王先謙雖 是學傳統舊學出身，但他的學問觀仍屬通達，故對於陳寶箴推動新政，表示支持 與贊賞，又認為天下學術多途，不必強人就我，所以在《湘報》刊行、南學會啟 會之時，他原是抱著樂觀其成的態度，他說： 天下學術斷不能盡出一途，但令趨向克端，無庸強人就我。省城學會聚講 多賢，《湘報》刊行，見聞廣遠，開拓民智，用意甚善。此外道合志同，各 自立會，互相切劘，亦不失敬業樂群之義，奚必盡一世之人相與奔走喘汗， 搖脣鼓舌，院設高坐之席，家持警眾之鐸，然後為一道德而同風俗耶？11 他在最初對於《湘報》的刊行及學會的進行是表示支持與贊賞的，認為《湘報》 足以開拓民智，學會開講則能聚集志同道合之士切磋學問，用意良善，皆有可取； 10 王先謙：《清王葵園先生先謙自訂年譜》（以下簡稱《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年）， 卷中，頁 282。 11 王先謙：〈復畢永年書〉，《虛受堂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0 年），卷 1，頁 1794。又說：「南學啟會，迄今月餘，眾口紛紜，有如矛戟。平情論之，陳中丞開講數次， 聽者洒然動容，亦由居得為之位，任先覺之責，故感人如此其深也。」12 對於陳 寶箴開講南學會，能令聽者洒然動容，稱許其居於有所作為之位，而自任以先覺 之責，才能感人至深。 然原先對於新政新學深表支持的王先謙，後來在態度上卻有了極大的轉變， 其主要原因乃在於梁啟超在學堂宣講的內容，引發的爭端，他在《年譜》中說：「嘉 應黃遵憲來為鹽法長寶道，與中丞子三立、庶常熊希齡合謀，延有為弟子梁啟超 為新設學堂總教習，江標、仁鑄相繼為學政，學會報館同時並興，民權、平等之 說一時宣揚都遍，舉國若狂。」13 在南學會初立之時，王先謙曾應陳寶箴之邀， 偕往聽講者，當時陳寶箴升座，首舉「有恥立志」四字為言，聽聞者莫不洒然動 容。後王先謙因事冗不能再往，其後看到宣講登報，「愈出愈新，余始駭詫」。14 其 後，葉德輝又示以學堂教習評語，「悖逆語連篇累牘，乃知其志在謀逆」15 ，又嶽 麓齋長賓鳳陽等具稟復批加案，請從嚴禁遏，王遂邀葉德輝、張祖同等聯名上〈湘 紳公呈〉，文曰： 梁啟超及分教習廣東韓、葉諸人，自命西學通人，實皆康門謬種。而譚嗣 同、唐才常、樊錐、易鼐輩，為之乘風揚波，肆其簧鼓。學子胸無主宰， 不知其陰行邪說，反以為時務使然，喪其本真，爭相趨附，語言悖亂，有 如中狂，始自會城，浸及旁郡，雖以謹厚如皮錫瑞，亦被煽惑，形之論說， 重遭詬病。而住堂年幼生徒，親承提命，朝夕濡染，受害更不待言。是聚 無數聰穎子弟，迫使斵其天性，效彼狂談；他日年長學成，不復知忠孝節 義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16 文中對於梁啟超等人所講的新學說充滿憂慮，唯恐破壞學風，毒害人心，因此請 陳寶箴整頓摒斥，以端教術。然原為釐正學術的舉動，又引出圖謀陷害的事端， 12 王先謙：〈復畢永年書〉，《虛受堂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0 年），卷 1，頁 1796-1797。 13 同註 12。 14 同註 12。 15 同註 12。 16 蘇輿：《翼教叢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卷 4，頁 364。
王說：「熊希齡及唐才常、譚嗣同、畢永年諸人，緣橫目相仇，極意圖陷。」17 是 指熊希齡等稟請巡撫整頓全省書院，並提出了下列要求：一、聘請純正博學之儒， 編訂教法章程；二、書院不能再由庸陋之士紳獨占，應以明正通達之士充任；三、 應裁去送給不稱職的書院山長的乾修；四、書院山長不能任意曠職，應明確規定 進院講學的期間；五、山長對於學生課卷，不能再託人點竄，應親自批閱；六、 免除由學生選立齋長，進行管理的制度，應任命本地教官為監院，或以士紳充當； 七、書院山長多係守舊不通時務之人，不能適應社會要求，應全部改聘。18 嚴格 說來，此一要求整頓書院的內容，應也是針對當時書院弊病而發，然在此敏感時 刻提出，實也不無「反擊」之意。因此王先謙、葉德輝等人乃以時務學堂之課本 作為逆叛證據，上呈於湖廣總督張之洞，幸有陳寶箴夤夜密告學堂諸教習，即速 更換學堂課本，方免罹禍。19 之後，長沙、求忠、城南三大書院學生針對時務學 堂學約，於五月間商訂所謂〈湘省學約〉，草稿中有「驅逐熊希齡、唐才常等語」， 王先謙認為此語恐激起公憤，遂建議加以刪除。20 此〈學約〉指出： 自新會梁啟超來湘為學堂總教習，大張其師康有為之邪說，蠱惑湘人，無 識之徒，翕然從之。其始隨聲附和，意在趨時，其後迷惑既深，心腸頓易。 考其為說，或推尊摩西，主張民權；或效耶穌記年，言素王改制，其謂合 種以保種，中國非中國，且有「君民平等」、「君統太長」等語，見於學堂 評語，學會講義及《湘報》、《湘學報》者，不勝僂指。似此背叛君父，誣 及經傳，化日光天之下，魑魅橫行，非吾學中之大患哉！21 由此〈學約〉的內容，可見反對梁啟超之新學者，包括其推尊摩西、主張民權、 17 同註 12。 18 翦伯贊等編：〈湘紳公懇撫院整頓通省書院稟稿〉，《戊戌變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595-597。 19 梁啟超於〈時務學堂劄記殘卷〉亦記此事曰：「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劄 記及批語中蓋屢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覩而大譁，群起擠之，新舊之閧，起於湘而波動於京師， 御史某刺錄劄記全稿中觸犯清廷忌諱者百餘條，進呈嚴劾，戊戌黨禍之構成，此實一重要原因也。」 （《民國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162。） 20 王先謙：〈復洪教諭〉，《虛受堂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0 年），卷 1，頁 1821。 21 同註 10，卷 5，頁 368。
效耶穌紀年、言素王改制、合種以保種等內容，其中「推尊摩西」、「效耶穌紀年」， 是推尊異教，並有更改紀年之嫌；「主張民權」、「合種以保種」，則危及君權及混 淆中國之血統；「素王改制」則指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恣意解釋經傳，因此稱其 「背叛君父」、「誣及經傳」；為因應於此，〈湘省學約〉中乃列舉「正心術、覈名 實、尊聖教、辟異端、務實學、辨文體、端士習」與其相對，期以糾正學風。此 〈湘省學約〉公布後，學使徐仁鑄查究倡議主筆之人，責之長沙洪教諭，後王先 謙乃「挺身獨任，徐遂無言」22 。之後，湖南省城又傳佈一種匿名揭帖，將先前 賓鳳陽等致王先謙請求轉達整頓時務學堂之書函添加蜚語，以下流惡言中傷時務 學堂學生，時務學堂學生張伯良等認為此舉是賓鳳陽等書院學生所為，請求撫院 嚴懲，王先謙因此事曾數度致書陳寶箴、徐仁鑄等，認為是痞徒乘機播弄，並以 辭館要求陳寶箴收回成命23 ，王在《年譜》中說：「余函致中丞辭館復書挽留俞廙 軒中丞，時為潘司向中丞力言，因此影響之語致王某，辭館有礙體面。中丞答云： 豈但辭館，我要參他。蓋其時適奉中旨，官紳阻撓新政，即行正法，陳語已伏殺 機，而余初未悟，復函致撫學，抗論兩人，復信轉極委婉。」24 總之，湖南新舊 派原為學術思想之爭，最後轉為誣陷轉嫁的意氣之爭，在此情勢之下，梁啟超早 已於光緖 24 年 2 月抱病赴上海，即未再返回湖南，分教習諸人也憤憤離去，時務 學堂已名存實亡。後發生戊戌政變，湖南新政因此停擺，時務學堂亦於戊戌政變 後改為求實書院。
四、王先謙對新、舊學的看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啟超講學湘中，啟新、舊之爭，為當時一大 公案。」後人在論及此一段歷史時，亦多以新、舊區分二者，以梁啟超等為新派 代表，為新政的積極推動者；王先謙等則為舊派代表，為新政的阻礙者。然此一 區分，實有須詳加辨別之處。王先謙早在當時兩方論爭時就已論及此一問題，他 22 同註 10，卷中，頁 282。 23 有關匿名揭帖事，王先謙與陳寶箴及徐仁鑄往返辨駁的書信，詳見《虛受堂札》卷 1，頁 1823-1858。 24 同註 23。曾自述說：「從前學堂之事，外人以為先謙主持，群相指摘。」直到後來他領銜簽 署反對新的〈湘紳公呈〉後，王仍認為「湘人儼分新舊二黨」，並非因為「趨重西 學」25 所造成。我們從當時長沙、求忠、城南三大書院學生針對時務學堂學約所 商訂的〈湘省學約〉，可以知道王先謙等人對於新、舊學的定義有他們自己的看法。 〈學約〉中辨析新、舊之名，說： 所謂舊者，研經史、闡義理，以及詞章訓詁，致力顓精，此吾人應修之業， 言學者不廢也。而株守帖括，迂腐鮮通者，托之曰「吾守舊」也，彼其講 求西學，皆異教也，如是而舊之實，湮舊之名病。26 他們所認為的「舊」，是傳統學術的內容，包括研讀經史、闡發義理，並專精於詞 章訓詁，這些是學子所應修之業而不可廢棄的；然如墨守帖括之學，迂腐不知變 通，又以此托名為「守舊」而視西學為異教者，乃是為「舊」之名所蔽，又： 所謂新者，講工藝制造之理，通環球政學之要，擇善而取，不恥相師，亦 吾人應修之業，特以風氣初開，從事萬眾，故別之曰新耳，而為改制、創 教之說，持平等、民權之議，逞一切悖謬之談者，托之曰「吾維新」也， 彼其詆我者，皆沮撓新政者也，如是而新之實，湮新之名病。27 這裏所謂的「新」，則是擇取他國工藝制造之理及政學之要加以學習，因為此事有 關風氣初開，故別之名為「新」，然並非指學習西方改制、創教、平等、民權之義， 若托「維新」之名，以行「悖謬之談」，也是被「新」之名所蔽。這裏保守派之人 很清楚地表明，他們所主張學習西方者乃僅是西藝、西政，而改非制度、倡民權 平等之說，他們的「舊學」是傳統的學術及價值觀，這一點是不容質疑與改變的， 對王先謙來說亦是如此。 若以以上所定義的新、舊學的學問內容來看，則王先謙可謂二者兼具，他身 25 蘇輿：〈王祭酒與吳生學兢書〉，《翼教叢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卷 6，頁 393。 26 蘇輿：《翼教叢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卷 5，頁 369-370。 27 同注 26，頁 370。
處國家危弱之時，亦關切國家的命運，當時西方的富強及日本明治維新的例子， 莫不振起國人興革之念28 ，王先謙對於學習外人之長技，也是抱著開放的態度， 他認為當今處於非常之變的時期，一切已非常理所能制馭，雖古聖處於今日，其 法也不能不變；又說中國古代向來以士農為本，工商為末，然今日時勢使然，為 了因時制宜，求取富強，從前所應摒除的奇技巧工，今日則斷宜倡導。29 當時有 人問他：「外人之長技，吾師其長，適形其短，奚為其必取法乎?」30 這種站在以 中國為尊，不願輕易學西人之長以自顯其短的態度，在當時應普遍可見，然王先 謙則答道：「五方均是人也，習貫自然，豈真彼長而此之短邪?」31 又說：「今之工 推泰西諸國，就其中析言之，輪船、鐵軌，地球一統之舟車，此萬古不廢者也。 火器相競而益精，亦軍政所資取也。」32 他除了肯定西方的工商成就外，並極力 強調應由中國本身開始振興工藝，才能使國家的財富不外流，並能真正地藏富於 民。 他又認為：「今國之急務在海軍，民之要圖在商務。」33 又區分在朝與在野的 要務，說「在朝以明政刑為亟」、「在野以講工藝為先」34 ，朝廷能政刑舉用，則 能使政治社會安定；民間廣興工藝，則使生活有所仰賴。因此，在舉國皆圖新求 強的情勢下，王先謙的理想藍圖應是由朝廷舉政刑，安定社會，並興海軍，抵禦 外侮入侵，「當雄邦環伺之秋，縱不欲稱兵海上，亦當思患未然，而儲材於不匱， 乃偃然自足，不復為深遠可恃之圖，豈所謂善為國者乎?」35 同時由民間廣興工藝， 以圖富強，「故聲光化電及一切製造鑛學，皆當開通風氣，力造精能。」36 因此， 28 王先謙曾致書給日人宗方北平說：「貴國歷代以來，……殆運會之所開不盡之，由於人事改制之 後，殫精工藝，併心一力，遂分西國利權之重，而開東方風氣之先，積富成強，操之有要，此我中 土所急宜倣傚者，先謙雖身處田野，不能一日忘矣。」對於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例子，亦認為應急 起倣傚。（《虛受堂書札》，卷 2，〈復日本宗方北平〉，頁 1866） 29 王先謙：〈致俞中丞〉，《虛受堂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0 年），卷 2，頁 1860。 30 王先謙：〈海軍論〉，《虛受堂文集》（臺北：文華出版社，1966 年），卷 1，頁 14。 31 同註 30。 32 王先謙：〈工商論〉，《虛受堂文集》（臺北：文華出版社，1966 年），卷 1，頁 16。 33 王先謙：〈復畢永年書〉，《虛受堂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0 年），卷 1，頁 1794-1795。 34 同註 29，卷 2，頁 1861。 35 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 1，頁 13-14。 36 王先謙：〈復吳生學競〉，《虛受堂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0 年），卷 1，頁 1800-1802。
他自光緒初年，即長期主張加強海軍，對外通商而興工藝，並曾經「擲萬金於製 造，實見中土工藝不興，終無自立之日，此心不為牟利，較然甚明。」 37 足見他 關心工藝的實施，並非口頭空談；光緒 6 年（1880），他又奏請設立公司、奏集商 股，經營中俄之間的茶葉貿易；後又參與過郭嵩燾創辦的思賢講舍的活動，與郭 嵩燾有較密切的接觸；湖南維新運動初期，王先謙曾積極參與時務學堂的創建， 寫手諭明令嶽麓書院學生訂閱《時務報》；致函湘撫俞廉三，亟論振興工業、振興 學校；戊戌政變後，他也曾一度建議興辦工藝學堂，並提出了十二條章程，足見 他對西方工藝的內容與學習，亦曾深入了解。 38 宣統 2 年（1910），王 69 歲時， 仍擔心「學堂不講工藝與朝廷當日力圖富強之恉不符。」39 就這些方面來說，他 實已突破一個傳統漢學家的矩矱，並能正視西學的重要性，雖然，他所推重的僅 只於西方器藝的部分，由此部分雖也看到他的保守與侷限性，但同時也可看出一 位傳統漢學家的固執與堅持，這實又與他的成學背景及學術觀、教育觀有極大關 係。
五、王先謙的「舊學」及其學術觀、教育觀
王先謙一生的著述多以經學為主，他身處於道咸、同光時期，政治社會的危 機使得他更具人心世道之憂，在治學上除了繼承乾嘉漢學學風外，同時更加重視 經世致用之學，在學問態度上也較通達。他是個平實謹嚴的學問家，對於空談引 生的弊病最為痛心，如在與畢永年的書信中即曾提到：「竊謂中國學人大病在一空 字，理學興則舍程朱而趨陸王，以程朱務實也；漢學興則詆漢而尊宋，以漢學苦 37 王先謙：〈復畢永年書〉，《虛受堂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0 年），卷 1，頁 1794-1795。 38 工藝學堂章程十二條章程包括：一籌經費，二建學堂，三擇教習，四招學徒，五設管領，六附建 造所，七區分學目，八游歷外國，九設勸工場，十獎勵學生，十一獎勵捐輸，十二此舉有十便：開 利源、塞漏卮、養窮民、收游民、開民智、紓民困、培邦本、足國用、張國威、保名教。又區分學 目為：格致、圖畫、化鍊、製作、工程、測量、種植、開採、書式、機器。（《虛受堂書札》，卷 2， 〈與俞中丞〉，頁 1913）。 39 同註 10，卷下，頁 408。人也；新學興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學尤繁重也。」40 他認為學者只為求名，不務 實作學問，終日徵逐，終一無所獲，實非治學之道。因此他本人在治學上一向謙 虛謹慎，實事求事，不作偏激之論，不自以為是，亦不故作高深，如校《水經注》 時提出：「余耽此三十年，足迹所至，必以自隨考，按志乘稽合源流，依注繪圖， 參列今地，兼思補證各史關涉水地事蹟及經注未備各水，為之作疏。」41 其實事 考覈的精神，於此中表露無遺。 又王先謙在學術上並不偏主一家，表現出較通達的學問觀，如他對向來的漢、 宋學之爭並不以為然，認為「義理、考據學者，亦各有其獨至之處」42 、「道咸以 降，（漢、宋）兩家議論漸平，界域漸泯，為學者各隨其材質好尚，定趨向以蘄於 成而已，本無所用其辨爭。」43 認為漢學、理學皆不當廢，二者各有所長，學者 只須隨著各自的材質，以立定志向，無庸再齗齗爭辯，徒爭紛擾。此外他對諸子 的態度也是，如推崇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為宗，能夠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為 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又「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裂滅於後世，流俗人之 口為重屈也。」44 因此作《荀子集解》；同時肯定韓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 明法嚴刑，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 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閒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45 又王先謙在政見上雖與梁啟超等維新志士相牴，但他後來在寫《日本源流考》時， 卻引用黃遵憲《日本國志》的許多資料；撰寫《五洲地理志略》時，也採用了梁 啟超《新大陸游記》的許多敘述，並稱道梁啟超近作為長進。 對於立身修學的基礎，王先謙仍是以孔孟為宗，他在為彭南畇《儒門法語》 所寫的序，大約歸納了儒者治心修學的大要： 孔子以無所用心為難，而孟子言求放心，蓋心之用無其所則放矣。故學為 人自治心始，心治則施於百體，措之萬事，無不有釐然各當之則，止而不 40 王先謙：〈復畢永年書〉，《虛受堂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0 年），卷 1，頁 1798。 41 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序〉，《虛受堂文集》（臺北：文華出版社，1966 年），卷 5 上，頁 212。 42 王先謙：〈復閻季蓉書〉，《虛受堂文集》（臺北：文華出版社，1966 年），卷 15，頁 629。 43 同註 42，頁 630。 44 王先謙：〈荀子集解序〉，《虛受堂文集》（臺北：文華出版社，1966 年），卷 5 上，頁 191-192。 45 王先謙：〈韓非子集解序〉，《虛受堂文集》（臺北：文華出版社，1966 年），卷 5 下，頁 254。
過，則聖賢帝王之學一以貫之，是故能治心者，能盡性者也，性盡而參贊 化育在其中矣。貫天地人之謂王，通天地人之謂儒，孔子之道所由與堯舜 並尊也。……諸生果讀是編而返求諸心，則微之極於飲食居處之閒，顯之 達於事君臨民之際，咸有所持循而不至為外物所奪，雖進身伊始，而他日 出處之道已有卓然自立之基。46 這一段話雖不外乎重抒孔孟以來治心－盡性－參贊化育－與天地萬物通的要旨， 同時也強調由返求諸心，進而實踐於飲食居處、事君臨民之際，只要循序漸進， 有則有方，自會有卓然自立之一天。此外，他更提出「博學深思，勿尚空談，勿 矜捷悟，勿持門戶之見，勿雜功利之私」47 等為學態度，這些態度也貫徹在他一 生的為學上。 王先謙在教育上強調儒學教育及綱常倫理的重要性，他認為天下不治的原因 並非患在愚與不肖，而在於賢知者心知過於紛亂，憑著口才便捷，進行亂教賊道 之事，因此必須將這些人加以範圍教導之，「使確然知吾教之不可易，謹守吾道， 相引於無窮，而天下治矣。」48 他認為科舉考試的原意即具有這樣的功能，他理 想的教育是使人人知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有分以相臨，有情 以相接，因其知覺而為之節文，莫之能外，則莫之能易也。非禮不動，以為修身 之基，而尊親之等殺又禮所從出也。推其義極於廣大高明，謹其微先在喜怒哀樂， 是故由困知勉行以幾於知仁勇，由慎獨以進於誠無息。」49 如果就人格教育來看， 王先謙採用的是一種平實謹嚴的教育方針，並希望學子在人格教育上都能遵從基 本的倫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有分有情，謹守行為的節度，以禮 為修身之基，人人各盡其性，進而可以推其義至廣大高明。如此基本人倫秩序的 養成，是儒家理想的教育方法，也是王先謙一生所奉行不悖的。 王先謙保守、審慎、傳統的教育觀，使得他對於康、梁所倡導的新論極為反 感，說「康有為之弟子，專以無君無父之邪說教人，大為駭怪。」50 此「無君無 46 王先謙：〈重刊儒門法語序〉．《虛受堂文集》（臺北：文華出版社，1966 年），卷 4，頁 128-129。 47 同註 46。 48 王先謙：〈中庸章句質疑後〉，《虛受堂文集》（臺北：文華出版社，1966 年），卷 5 上，頁 182-183。 49 同註 48。 50 王先謙：〈復吳生學競〉，《虛受堂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0 年），卷 1，頁 1799-1800。
父」之說正與傳統士子謹守的綱常相牴，尤其是「君臣」一綱，無怪乎力稱「得 罪名教之亂臣賊子，當在公同保護之列歟？」51 此外，就學統來說，他認為康、 梁所宣揚的西教，並非真正西教，乃是自創的說法：「至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 為一教，並非西教；其言平等，則西國並不平等；言民權，則西主實自持權，康 梁謬稱西教以行其邪說，真中國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蜮。」52 對 王先謙來說康、梁謬稱西教以行其邪說，行徑更不可取，因此對他們新論的批評， 也至為嚴厲。
六、王先謙的保守態度
就治學的方法及內容來說，無疑地，王先謙仍屬保守的傳統學者，尤其相較 於康、梁等人以《公羊》學說的微言大義解經，由經典中取得變法改革的依據， 進而倡導西方的民權、平等、改制、合種等觀念。就治學方法來說，康、梁派任 意曲解經意，乃是淆亂學術的作法，並不為保守學者所贊同；就提倡民權、平等、 改制、合種等來論，實與中國數千年來的封建綱常相違背；就教育觀來看，梁啟 超等將中西學問混合一起，亦有主從不分，輕中學重西學之弊。因此，王先謙乃 站在捍衛「舊學」的立場，堅持傳統學術的價值，並認為即使國家如何動盪，但 本位之文化實不容被取代。基於這樣的立場及對學術影響人心的觀點來看，使得 王先謙對所有的「變革」都以保守審慎的態度看待之。以下即就數點討論王先謙 的保守態度：（一）對於變科舉的看法
在晚清的改革思潮下，科舉的弊害也是一直被討論的議題，光緒 23 年，群臣 議論改變科舉考試的方法，王先謙也認為科舉考試的方法應隨時勢不同而變革， 他曾寫〈科舉論〉一文討論科舉的弊病，並主張以策論代替制藝的方式，他說： 51 同註 50。 52 同註 50，頁 1800-1802。自日本之役，國威不張，列邦挾持，財力殫竭，岌岌如不終日，我國家屬 望者，惟在人才，而所以造進之者，猶無異乎束縛其民之為，苟以捄時活 國為心，不待反復辨難，而決其不可矣。然則試士當奈何？曰：宜以策論 代。53 在此，王先謙認為處於國威不張，財力殫竭之時，救國之道首要在人才的選 拔，並應改變原有的考試方式，以策論取代制藝的方法。其實早在光緒元年，李 鴻章即曾建議廢制藝，但當時王先謙是持保留態度的，認為「不必輕議」，他說： 「所謂不必輕議者，非當時之急務也。當時之要惟在商務、海軍，事理至明，吾 詞非遁也。今不得已而求轉機於異日之人才，吾非謂策論即興起人才之本也，思 先避制藝之害而已。」54 他在那一年為〈江西鄉試錄〉作序，還推崇制藝取士為 「前古莫尚之良法」，認為聖賢之微言奧理皆備於四子書，學者正心修身，推而至 於平天下，舍是無由。以制藝取士，《四書》命題，可以使學子尊奉一致，口復心 研，不能自已，最後其智隨其所學而入道。這樣的考試方式，可以「束天下豪傑 於追章琢句之中，以柔其獷悍橫逸不馴之氣」55 ，這是一種理想地，欲藉由考試 的方式來規範天下學子，使正心、修身以至平天下的理想在他們身上潛移默化， 並認為這樣的作用與功效是很大的。他認為「法屢更則國是紛，教不一則民志惑」 56 ，國家所制定的法典，必是經過再三精審，制藝之設亦是如此，如果輕易更變， 將造成國事紛亂，人民無所適從而遑惑無依；甚且，他認為「文章之道生於人心， 而成為風俗。」57 科舉考試乃是關乎風俗人心的事，實不可輕言改變。至光緒 22 年（1896），王先謙主講嶽麓書院，當時人以國家無良，不亟講富強，乃歸咎於制 藝無用之學，王的回答仍是： 時文一小技，廢而廢耳，若制科一日不變，法固自有程式在，今談文者方 且離凡近而索高遠，捐繩尺以求奇士，才賢未必俛而就，徒使教學之事， 53 王先謙：〈科舉論上〉，《虛受堂文集》（臺北：文華出版社，1966 年），卷 1，頁 3-4。 54 同註 53，頁 7。 55 王先謙：〈江西鄉試錄前序〉，《虛受堂文集》（臺北：文華出版社，1966 年），卷 2，頁 33。 56 同註 55，頁 35。 57 同註 55，頁 37。
失所憑依，人心滋不靖，道亦日敝矣。……每與試事，兢兢致慎，不敢別 立宗旨，好尚詭異，幸免取譏當世明哲。58 足見他這種審慎保守的態度，實出於深遠考慮，他認為制度即使有弊病，然在興革 上仍須謹慎小心，若輕易變制，法無程式，使學人失所憑依，更易使人心不安，並 使道法日敝，這也是他不敢「別立宗旨」的原因。然至光緒 23 年，科舉考試的弊 害更加突顯，王乃有以策論代制藝之論。光緒 24 年（1898）5 月 5 日，朝廷詔下， 自下科時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王先謙亦奉 旨廢制藝試策論，當時正逢戊戌政變，康有為事起，有人質疑王先謙廢制藝之論與 亂黨康有為之說相似，王則辨解，以為二者未可概論，「夫康黨立心背畔，議改制 度，以炫亂天下耳目，其欲變衣冠、更憲法，斷不可行者也。」59說康黨議改制度、 變衣冠、更憲法，是更改國家的憲章體制，那已是變亂祖宗家法的行徑；相對於此， 因為制藝的施行，已成了困士子於章句，庸者束書不觀的情況，已失去制藝的原有 精神60 ，不如將已滅裂的方法作修正。故相較來看，康有為等是主張制度的全面改 換；王先謙則只是制度內的修正，一為激進，一為保守，二者的主張，大致也反映 了當時學者士大夫們所持的兩種改革態度吧！ 平實而論，一制度的施行或更改，實影響牽連甚大，王先謙並非不知通變之人， 然對制度的革新一直持著保守的態度，實亦有他深遠的考慮，與迂昧死守成規者， 自不應等同論之。 58 王先謙：〈葵園校士錄存序〉，《虛受堂文集》（臺北：文華出版社，1966 年），卷 5 下，頁 251-252。 59 王先謙：〈科舉論下〉，《虛受堂文集》（臺北：文華出版社，1966 年），卷 1，頁 9。 60 王先謙亦屢次感嘆制藝產生的流弊，如說：「制藝至今日而變態極矣，作者之不古風會然哉？先 大夫詔余兄弟曰：余學為文時，師猶教以先輩義法，師女等者，但聞講求時尚，余為世道懼焉。此 語距今垂二十年，每憶之有餘悲也。」（《虛受堂文集‧王氏塾課初編序》，頁 100）又：「彼康有為 之徒皆習四子書，由制藝出身者又何說也?夫其心已悖亂，雖日誦其文而精其技，其技未見果有用 也。」（《虛受堂文集》，卷 1，〈科舉論下〉，頁 10）
（二）對於西學的看法
王先謙的保守態度更表現在他對西學的接受上。他認為中西學問的性質是有 別的，學者應先清楚二者的分別，方能不顧此失彼，其中，西學只有工藝可言， 而中學中的倫理之學是西學所不及的，他說：「西國強源於富，富源於商，商源於 工，工源於學，故西學無論巨細，止當以工藝統之。」61然而此工藝之學「於中 國學校科制無涉，於中國名教綱常更無涉也。」62又說：「工藝之學形而下者也， 與中學之形而上者，古今殊塗。」63他雖以形而上與形而下區分中學與西學，將 中學置於西學之上，然又認為在此風氣未開，才能未顯之時，宜當刻意學習西人 的聲光化電之學，又不可將中學一概抹殺，坐視淪亡，而不求挽救，「就外人科學 析言之，修身倫理乃中國人所強，附以張彼幟者，不可不論。」64中國人之所學， 仍當以修身倫理為本，「外洋諸邦立國，自有根本不可輕視，亦有開務成務之聖人， 特無如中國所稱數大聖人者，以故文字人倫不如中國。」65王先謙認為日本變法 成功，也是著重於工藝部分，他在光緒 28 年（1902），刻《日本源流考》，於序中 說「考其內政所施，惟力課農桑，廣興工藝為得利之實，而以官金資助商會，知 保商即以裕國，從而維持附益之，斯得西法之精者」66。王先謙到 69 歲刊《五洲 地理志》仍云：「蓋西人為學以象數為體，工商為用，軍旅為輔，其於文字歷史近 之矣。百家雜出，各以術鳴，而道之大原或未之知也。……倫紀之愛薄，故鄉土 之念輕；仁讓之意微，故爭競之情熾，非詩書不能柔和其血氣，非道德無以澡雪 其性天，此蓋俟之千百年後者矣。」67認為西人所欠缺的倫紀之愛、仁讓之意、 詩書、道德，正是中學之所長。 故知，對王先謙等當時的保守人士來說，「宗旨既正，根基自立。」「西學如 61 王先謙：〈復萬伯任〉，《虛受堂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0 年），卷 2，頁 1915-1916。 62 同註 61。 63 王先謙：〈復黃性田舍人〉，《虛受堂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0 年），卷 2，頁 2004。 64 同註 63，頁 2001-2002。 65 同註 64。 66 同註 10，卷中，頁 351。 67 同註 10，卷下，頁 427。五洲政治、專門藝能，均須實力研求，洞見原本，不必存菲薄之心，亦無蹈張皇 之習。」「至於綱常禮制，國俗民風，西國遠遜中華者，不得見異思遷，致滋流弊。」 68 從這樣的語氣看來，可見在王先謙的心中，對於「舊學」傳統的價值是充滿自 信的，並認為求新者須站在文化本位上來吸納西學的長處。一直到湖南引發新、 舊的論爭，他仍不後悔西學的學習，他說：「國家以西學導中人，亦是於萬難之中， 求自全之策。督撫承而行之，未為過也；紳士和之，未為過也。故從前火柴、機 器各公司，先謙與聞其事，確係中心之誠，以為應辦，至今並無他說。」69 他認 為趨重西學，是當時勢所必至，亦無禁止之理，但是中學為本位，堅持傳統，對 他來說，也是不容質疑的。
（三）對教育的看法
王先謙的一生都極重視教育，他從中年督學江浙經營南菁書院，到晚年開缺 返鄉，歷主思賢、城南、嶽麓諸書院，在他的學術生涯中與書院關係密切，也可 以說他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藉由書院教授學問、培育人才、昌明漢學。如王於 光緒 12 年（1886），45 歲在南菁書院時奏請朝廷專設書局，以阮元《皇清經解》 為榜樣，繼續搜集匯刻先哲箋注經史遺書，刊行《續皇清經解》，於「表章經術， 啟迪學人，不無裨益」70。之後，又組織刊刻《南菁書院叢書》共 8 集，大部分 是院中一些高材生的經箋、史注，王先謙認為崇尚經學、傳播經義是他作為學官 的職責，他在《南菁書院叢書序》中寫道：「前明空疏淺陋之風，庶乎滌蕩盡矣。 中興而後，斯道益章，海內人士咸知崇厲實學，以空腹高談為恥。……當此之時， 苟有資於問學之書，亟取而公諸天下，傳之久遠，宏益儒者之見聞，仰贊聖朝之 文治，豈非士大夫維持世教者之責與？」71在這種自居於士大夫維持世教的責任 感之下，王先謙在中晚年的四十幾年中，先後在江蘇、湖南主辦過南菁書局、思 賢書局和虛受堂家刻坊，除刊刻上述書籍外，還負責編刻了《合校水經注》40 卷、 68 蘇輿：〈湘省學約〉，《翼教叢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卷 5，頁 373。 69 蘇輿：〈王祭酒與吳生學兢書〉，《翼教叢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卷 6，頁 394。 70 同註 10，卷中，頁 202。 71 王先謙：〈南菁書院叢書序〉，《虛受堂文集》（臺北：文華出版社，1966 年），卷 5 上，頁 170-171。《鹽鐵論前後編》10 卷、《詩義標準》114 卷、蘇輿《春秋繁露義證》17 卷、郭 嵩燾《養知書屋集》55 卷及大量著作，對經書流通、經學傳播皆有重要貢獻。 王先謙開缺返回湖南後，在湖南的書院掌教達十四年之久。光緒 17 年 （1891），50 歲的王先謙先後主講湖南思賢講舍和城南書院，期間，他校訂了《荀 子》、《世說新語》、《鹽鐵論》等書。光緒 18 年（1892），王氏主講城南書院，校 刻了《養知書屋遺書》、《合校水經注》等書，此外，另有著作《釋名疏證補》、《漢 書補注》、《尚書孔傳參證》、《駢文類纂》等書；他在這一時期，也培育了不少經 學人才。72 從這一角度來看，王先謙致力於經學傳播，實有可敬之處；此外，他 的更深用心，應在於維持學術及端正世教，這也是為什麼戊戌維新期間，他對梁 啟超等所宣揚的民權平等諸說深惡痛絕的原因，並稱其為「名教罪人」。王先謙是 受傳統教育薰陶長大的，傳統綱常名教的觀念已深植心中，即使他在學術上已能 不拘門戶之見，但那都只是在傳統學術範圍之內的通變，然變革觀念一旦抵觸維 持世教人心的名教綱常，就不是他所能容忍的事了，因此他才堅決地表明：「學術 非可強同，何況名教綱常之大，豈容稍有假借，弟在講席一日，必竭一日維持之 力，雷霆斧鉞，所不敢避。」73 戊戌政變之後，王先謙對於學風的敗壞仍極憂心，光緒 29 年（1903），王先 謙 62 歲時，致書朱蒓卿太守，亦表達他內心的憂慮：「湘學自戊戌後，人心風氣 與他省不同，教導稍涉歧趨，亂萌即已潛伏。」74 並對於當日遊學東洋，廣布日 本書籍之風，甚為不安，建議要慎選書籍，以免貽誤後學：「惟擇術宜慎，流弊宜 防，即書籍一門，亟應大加裁酌，勿使貽誤後學。」75 他指出流布日本書之不善 處，以為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尚有刺客戕害宰輔之事等，都是立論施教之偏對於 人心的影響；他並認為中國雖貧弱，但根本尚固，然經過康梁之亂後，宮闈已禁 之書仍充滿市肆，因此對日本之書尤應慎選，從嚴整理，以端學術而杜亂源。 72 當時，王先謙的門生較突出的有：郭立山著《三禮札記》，孫文昱著《小學初告》、《聲韻表》、《歷 數學》，黃逢元著《補晉書藝文志》，顏昌山堯著《管子校注》，黃兆枚著《芥滄館詩文集》等；此 外，又以蘇輿所著《春秋繁露義證》，陳毅所著《墨子注疏》、《荀子集補解》，郭焯瑩《讀騷大例》， 均有裨於漢學。 73 王先謙：〈復洪教諭〉，《虛受堂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0 年），卷 1，頁 1815。 74 王先謙：〈致朱蒓卿太守〉，《虛受堂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0 年），卷 2，頁 1919。 75 同註 74。
光緒 29 年（1903），庚子召亂，群臣競言時局危亟，民智未開，應派人赴日 本游學，各省分建學堂以造就人才，朝廷於是下旨於京師設大學堂，創定章程， 通行開辦；同時湖南府州縣亦設中小學堂，會城立高等學堂及師範館，當時俞廙 軒中丞請王先謙兼湖南師範館館長，之後趙爾巽接任巡撫，對於士子多所寬假， 王因「湖南自梁啟超主講後，人心不靖，至是邪說朋興，排滿革命之談充塞庠序」 76 ，因此對趙多所建議，然兩人意見不偕，王便不再至師範館，只能「坐視地方 風氣日益敗壞，無術挽救，徒呼負負耳。」77 光緒 31 年（1905），朝廷降旨廢科舉，並廣設學堂普及國民教育，當各地開 始議興學堂之時，王先謙即曾致書與瞿羮若教諭，認為詔下之日，應請緩至三年 後再開辦學堂： 先就此三年中將各種教科書按照諸學分別差等，精心編纂，務令秩序釐然， 以為隨時改定張本，庶入學堂者，各專其業，不至失所持守，騖入他歧， 即不入學堂者，亦皆於等級了然胸中，閉戶造車，出而合轍，方可兼收推 廣之效。今也諸書聽人撰擬，並不完全，教科併為一談，毫無深淺。78 學堂的更張是一重大措施，王先謙認為事關教育大業，不可貿然施行，應以三年 的時間籌備，三年中將各種教科書按照諸學分別差等，精心編纂，務使秩序井然 清楚，裨使入學堂者，可以循序精研，各專其業，不致誤入歧途；不入學堂者， 亦可循著各種等級，閉戶造車，同時可兼收推廣之功。王先謙對於新教育制度推 行時的慎重考量與深遠謀畫，在在都顯示出他對教育事業的關切與用心。 76 同註 10，卷中，頁 356-357。 77 同註 76。 78 王先謙：〈與瞿羮若教諭〉，《虛受堂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0 年），卷 2，頁 1933。
七、結語
王先謙晚年寄居平江，伏處山中，著書不輟；後移居長沙東鄉涼塘莊屋，於 方丈陋室中，仍不停手書校閱。民國成立，他以清遺老自居，自訂《年譜》亦不 以民國記年，臨終前兩天，仍撰寫著《新修晉書注》。由此，我們儼然可見一位老 學者頑強固執背後的那股堅毅與執著，隱隱透著曖曖的光彩。 光緒 34 年（1908），王先謙 67 歲，湖廣總督岑春蓂奏請朝廷褒賞王先謙為內 閣學士，文中說道：「該祭酒務以經術造士，講求根柢，端正趨嚮，導迪漸漬，出 其門者，率多經明行修、淵雅純懿之材，不僅科名擅門牆之盛已也。其後興辦學 堂，一時少年輕俊之流，不明設學堂宗旨，徒恣喜新厭故之情，尋滋過中失正之 病。該祭酒以耆德碩望，鎮雅黜浮，與其鄉之人士，講明正學，力挽澆風，以為 知新必本於溫故，培根可以達支，於省城設立師範館，研究教育要旨，復創辦簡 易小學堂十餘所，以為教育實練之地，用示童蒙養正之方，湖湘學風賴其維持之 力為多。」79從昌明經學、厚植人才這一角度來看，這一段奏文，應約略可概括 王先謙一生對於學術、教育的貢獻。 身處於晚清國勢最動盪時期的王先謙，在治學上雖然也主張求新務實，兼採 今古、不主門戶之見；在教育上他興教書院，以教育培養人才、淳厚風俗；然由 於他的成學背景及深厚傳統學術文化的根柢，亦使得他在改革主張上充滿其「保 守」性，但他的保守非同於自尊自大而輕視外邦文化者，而是相較於康、梁等以 改制為目的之激進改革派而言，在變革主張上所表現出來的謹慎顧慮。以趨「新」 來看，王先謙亦主張新政的推動，尤其是西方工藝之所長，更是他亟欲推動用以 富國強兵的；然在向西方學習的同時，王先謙又認為中學不可偏廢，尤其認為中 學中倫理修身的部分，更是西人所不及，為吾國人所固有並應列為學習的重要部 分。故就戊戌時期的新舊之爭來看，王先謙所維護的是中學中的「舊學」，即是以 漢宋學為主的傳統文化體系，所反對的是「新學」，以由康、梁以西學比附六經的 「康學」。王先謙一生的志業幾乎與教育緊密相關，因此更關切學術、教育對風俗 79 同註 10，卷中，頁 392-393。人心的影響，也因為這種以道自任及教化人心的責任感所致，因此對於諸種制度 改革的態度也趨於審慎與保守。 從晚清到民初，中國歷經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變革，由變器到變制，延續到 民國初期的思想改革，中國傳統的學術、政治、教育、經濟等方面，都在這期間 產生了極大的衝擊與變化。的確，清末時期，西方的政教文化伴隨著強大武力直 逼而來，中國已處於不得不變的情勢，若將王先謙放置在此一歷史進程中來看， 他在制度的變革上，確實充滿了保守性，此一態度實緣於他個人的學術觀及中國 文化的本位觀所致，以今日看來，固有其侷限之處，然他對傳統文化的堅持與護 衛，亦當以同情之心理解之。 戊戌維新至今約一百年，康梁等人激越的新言論至今仍能令人動容；而王先 謙衛道的吶喊，似乎一直被淹沒於改革的潮流中。時至今日，政治體制已全面變 更，西方的政制、器藝及各種學說思想幾已全面影響著中國的教育、生活與文化 時，當日王先謙對於傳統文化失落的憂心已然成為事實。當我們再度提及王先謙 的「保守」時，除了應更加深入了解其保守態度背後面的苦心孤詣外，或也可從 這當中學到一種面對變革時凝重與靜定的心靈吧！
A Discussion on Wang Hsien-ch’ien’s
“Conservative” Attitude from His Viewpoints of
Scholastic Studies and Education
Yang, Cheng（楊菁）
Wang Hsien-ch’ien was a famous sinologist in the late Ch’ing. He was addicted to promoting scholarly researches and education. As such, h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ies of the Classics and the academic education during the late Ch’ing dynasty. However, because the period was when the national power of the late Ch’ing was weakest and when the partition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by foreign powers was most serious, as many patriots who were worried about national affairs, he also made a great deal of efforts on saving the difficulties which the Ch’ing dynasty was facing. He was then involved a lot in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in the Renovation of the Wu-hsü Year. Nevertheless, he was against strongly the concepts of civil rights, equality, etc. promulgated by Liang Ch’i-ch’ao at the Current Affairs Academy. He gradually united the gentry of Hunan to stick up to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teachings of Liang Ch’i-ch’ao and became a leading role in the conservative reactionaries at that time. Wang Hsien-ch’ien spent his life to advocate learning the strengths of the West and strenuously building up technology. He held fast to his belief until past away. He also urged that the major advantage of the Chinese studies was ethical self-improvement that was superior to and would never be surpassed by the West studies. He also believed that academic education should never be changed easily because its power to make a huge influence on customs and mores. As a result, he tent to be conservative while speaking of revolution. Therefore, a discussion on Wang Hsien-ch’ien’s “Conservative” Attitude from His Viewpoints of Scholastic Studies and Education is necess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