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場與國家策略：依賴發展論和經濟全球化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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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市場與國家策略：依賴發展論和經濟全球化的省思. *. 李碧涵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台大社科院國家發展研究所電話：23677993; 23630231 轉 3588(O) 23915519(H) E-mail: lbh@ccms.ntu.edu.tw *. 論文曾發表於《新世紀、新社會：科技、勞動與福利》學術研討會，台北大學社會學學系與台灣社會學社主辦，台北市：台北大學社會科學館及自強大樓，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至廿二日。頁 1-19。誌謝：本文之完成得力於兩位碩士班研究生，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安佳仁和政治學研究所廖鴻達；他們全力協助資料收集與電腦完稿。本文也是作者和參與<< 國家與社會專題>>及<<經濟社會制度專題>>的研究生所做的腦力激盪的成果。特此一併感謝。.

(2) 全球市場與國家策略：依賴發展論和經濟全球化的省思. 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全球市場與國家策略之互動關係，並著重在重新思考依賴發展論的歷史意涵與當前經濟全球化的社會政治性及其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在經濟全球化的架構下，本文將探討在國內與國際層次中市場與國家策略的關係變化，包括國家採取的自由化與全球化政策，以及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為了長期穩定發展所需要的跨國與國內社會管制機制。本文的分析指出，自一九六０年代以巴西為例的開發中國家，在第一個發展年代得到各跨國經濟管制組織體的支持，並與跨國公司聯合，而促成這些國家的依賴發展。然而，七０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和八０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全球經濟衰退，卻使巴西的依賴發展面臨財政和外債危機的困境，因而在跨國經濟管制組織體的要求下，同樣邁向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一九九０年代的經濟全球化在衝擊民族國家而減損其政策效度的同時，卻也激起各國內部不同團體與階級利益得失的變化，以致於造成各國內部的政經社衝突，和代表南方國家或弱勢團體的反全球化運動。展望未來，民族國家雖面臨外在衝擊，但仍是國際社會中不可或缺的行動者，而如何整合國內外的弱勢團體以爭取全球社會正義，也是一個重要而不能忽略的課題。關鍵字：國家策略、依賴發展論、經濟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反全球化運動. 1.

(3) 一、導論隨著資訊與通訊科技的發展和全球金融體系的形成，一九九０年代普遍被認為是經濟全球化的年代，然而這種經濟全球化的勢力將對開發中國家產生什麼衝擊？開發中國家又將如何自處於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中，而且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國家策略呢？這些都是經濟全球化下值得探討的課題。在分析開發中國家的發展過程與策略上，現任巴西總統 Cardoso 曾在一九七０年代以巴西和阿根廷為例，提出能超越現代化發展論與依賴理論的偏執，而且被認為給予開發中國家希望的依賴發展論（the assoiciated-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sis）（Cardoso, 1972,1973; Cardoso and Faletto, 1979）。 Cardoso 強調開發中國家所以能在依賴中獲得發展，完全取決於新國際分工的形成和跨國公司將生產轉移至開發中國家，以及國家（the state）能在內外的政經變遷中採取適當的因應策略。然而，在一九九０年代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下，開發中國家應採取什麼樣的國家策略呢，或甚至能否仍有效的採取其國家策略以促成其依賴發展呢？巴西的個案是一個非常值得觀察的例子，尤其 Cardoso 本人曾在一九九四年接任巴西財政部長，而且一九九五年至今都擔任總統，其依賴發展論將顯然得到更直接的檢證機會。從理論上看，Cardoso 的依賴發展論是開發中國家面對一九六０年代以來新國際分工體系的因應發展策略；然而當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在一九七０年代與八０年代面臨危機，以致於出現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生態時，開發中國家的依賴發展策略即面臨新的挑戰。從經濟史角度看，一九九０年代的經濟全球化的確意味著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已邁入新的發展階段；其中，已開發國家積極強化新自由主義經濟潮流，加上跨國經濟管制體系的推波助瀾，開發中國家亦被迫採取更多新自由主義經濟措施，因而促成複雜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性的影響。開發中國家能採取的因應策略也比 Cardoso 的依賴發展論更為複雜。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全球市場與國家策略之互動關係，並著重在重新思考依賴發展論的歷史意涵與當前經濟全球化的社會政治性及其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在經濟全球化的架構下，本文將探討在國內與國際層次中市場（markets）與國家策略（state strategies）的關係變化，包括國家採取的自由化與全球化政策；其次，鑑於新自由主義經濟措施的極限和穩定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考慮，本文也呼籲強化各種制度性的跨國與國內社會管制機制。本文共分五章，在第一章導論之後，本文的第二章將由理論層次檢討全球市場與國家策略的互動關係；涉及的理論與論題包括依賴發展論的國家策略與依賴發展、經濟社會學理論中有關全球化策略的理性與非理性，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鑲嵌性，以及管制理論中跨國與國內管制機制的新角色。從上列的檢討中，本章也將提出本文的研究分析架構。 2.

(4) 本文第三章將探討 Cardoso 與巴西的依賴發展和經濟全球化歷程。內容分別是（一）由巴西奇蹟至八０年代的經濟社會危機、（二）Cardoso 與巴西九０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和（三）反新自由主義浪潮與 Cardoso 的「公民權時代」。本文第四章將以開發中國家的觀點，探討經濟全球化的社會政治性。本章首先將分別以墨西哥和印尼為例，分析自由市場改革的社會政治衝擊；其次，本章將從跨國產業利益與全球社會正義角度，論述經濟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運動。最後，本章將以全球資金流動及勞工與環保議題為例，說明國家策略與跨國管制的必要性。本文的第五章是結論，將討論民族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所必須採取的政治策略與可能爭取的社會正義。. 二、文獻探討和本文分析架構本章將首先將檢視 Cardoso 所提出的依賴發展論，並分析國家策略、新國際經濟力量與依賴發展之關連性。其次，我們將探究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間的關係。另外基於以上理論的檢討，本文將提出一個包含三個面向的研究分析架構，分別是全球政經動態和跨國經濟管制架構、國家策略與行動，和國內經濟社會制度與發展。（一）依賴發展論：國家策略、新國際分工與依賴發展 Cardoso 認為巴西在一九六四年新的軍事政權出現後的社會經濟發展，尤其是自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０年代高度經濟成長的巴西奇蹟，可稱之為巴西的依賴發展（associated-dependent development）（Cardoso, 1972, 1973；Cardoso and Faletto, 1979；蕭新煌，1985）。Cardoso 主張這種新的發展模式，有三方成為經濟成長最主要的推動者，第一是國家（the state），其次是巴西本土的私人資本，第三是外國資本，包括自行投資與融資給予公營企業者；這三方的重要性，是依次遞減。所以在這三方的聯合關係中以 state 的角色最重要。Cardoso 主張這種新的依賴發展模式，主要是和國際資本主義發展息息相關，即第一個發展年代（1960-70）所促成新的國際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以及跨國企業開始把生產線外移到開發中國家的邊陲國家，而且是為了當地的市場而生產；其次，這種依賴發展也與邊陲地區的國家角色有關，因它變成發展取向但卻更加權威主義的。 Cardoso（1973）認為依賴發展的模型，主要是結合兩個傳統上看起來是獨立而且互相衝突的概念，也就是發展與依賴。他認為上述這種國際資本的組織變遷，其背後原動力是跨國公司與國家策略（state strategies）；在某種程度上，跨國公司的利益現在開始與依賴國家內部的繁榮互為相容的。在這種意義上，也 3.

(5) 就是跨國公司有助於發展。這種看法與傳統依賴理論所強調的經濟帝國主義的剝削和經濟停滯的觀點不一樣。Cardoso 認為外資大量投資在製造業，而且目的在把它們生產的消費財賣給都市工業部門中不斷增加的中上階級，而這當然也須依賴國家內部某些經濟部門的快速成長。這種狀況下的發展很明顯是與國際市場相結合的，當然也是依賴跨國公司的技術、金融、組織和市場關連。另方面，就巴西在一九六四年新出現的軍事官僚威權政體而言，Cardoso 認為它不能只被視為是國內寡頭政治和外國資產階級的工具而已，否則邊陲地區的政治策略（political maneuvers）或國家發展根本無法出現且存在。事實上， Cardoso 指出，軍事官僚獨裁政權將變得更有效率和發展取向，但也同時更加壓制性：為了進一步工業化，即第二階段進口替代工業化（其強調資本和技術密集的產業發展），這個政體獎勵外資和本土私人資本，也同時保留一些投資範圍給 state 本身；因此它加速經濟成長和達成某種程度的社會穩定，尤其是透過軍方、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聯合，而平衡此三者的利益，並有效共同對抗民粹主義者要求（Cardoso，1972；Lee，1985，1991）。但是 Cardoso（1973；Carnoy，1984）認為巴西的依賴發展路徑隱含很大的成本。巴西的資料顯示，依賴發展的經濟奇蹟是立基於所得集中和相對貧窮的增加上；它強調奢侈的消費財而不是基本的必需品；它產生激增的外債，而且製造社會邊緣化以及人力資源的低度運用。而所謂的現代部門（modern sector），就是國內資產階級國際化的部門，也只是成為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一部份；它雖然沒有排除邊陲依賴國家的工業以及金融發展的可能性，而這個都市工業部門也的確快速地成為巴西資本主義發展的最主要部份，但它仍缺乏一個充分發展的資本財部門。而在一九六四年政變之後，巴西依賴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靠壓制工人階級、壓低工資以擴大積累的管道；因此，社會大眾（masses）是被排除在依賴發展之外，他們沒有被組織起來，沒有在政治上被教育，沒有在經濟上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也沒有基於平等立足點而宣示他們的基本權利。Cardoso 仍然希望，政府能夠提出相關政策，以使民粹階級能有政治上的參與，而且 Cardoso 也提倡一個更民主、內部更凝聚的國家發展模式，以代替依賴發展模型。（二）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 Beck（1998；孫治本，1999：28）曾區分全球化各種不同面向，包括通訊技術、生態、經濟、工作組織、文化，和公民社會等面向；Waters（1995；張家銘和徐偉傑，1999）認為全球化可分為政治、經濟和文化面向；Robertson （1992,1995）則由宗教面研究全球文化。另外，蕭新煌（1999）主張全球化現象指的是逐漸以「全球」作為一個共屬、共爭和共享社區的經濟、科技趨勢和文化、溝通潮流。本文對於全球化的討論，將著重在經濟全球化及其對社會政治影響的相關層面，也就是探討全球市場與國家策略之互動關係和其社會衝擊。全球市場的形成始於十六世紀後長程的國際貿易、商業資本主義和重商主義的發展；對此，Polanyi（1944）和 Wallerstein（1974，1980）分別對資本主 4.

(6) 義經濟的社會鑲嵌性與世界體系的發展各有精闢的分析。經過十八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後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十九世紀至廿世紀跨國公司的興起，以及一九八０年代資訊科技發展、金融市場開放、民營化和政府解除管制等，當前全球市場與經濟已形成特殊強大的力量，企圖掙脫國家的控制，甚至威脅國家主權，而其間跨國公司更以全球市場為基礎重構全球的生產與消費關係。針對一九八０年代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在七０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之後）所面臨嚴重的困境，Harvey（1989）認為資本主義是透過彈性生產與外包制、生產過程的世界地理分散、勞動市場的彈性化，和依消費文化變遷而調整生產等方式化解危機。Lash 和 Urry（1987,1994）也指出，跨國公司的全球運作、政府解除管制下助長的跨國投資與投機，和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都同時造成全球市場的擴張與不穩定；尤其當前資本市場具有的三大特徵，即證券化（securitization）、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和電子化（electronification），更使得資本市場（包括貨幣資本和生產性資本）延伸至全國與國外空間，不再被鑲嵌或侷限於具體時空。 Jessop（1999；李碧涵，2000：5-6）因而更進一步批判當前全球化策略的新自由主義取向。他主張新自由主義可被視為經濟全球化的霸權策略（hegemonic strategy），因為它得到主要國際組織（如 OECD、IMF、WTO 和 World Bank）的支持、它盛行於美國（仍是無可爭議的資本主義霸權盟主）和其他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特別是英國、澳洲、紐西蘭和加拿大）、大部分其他先進國家亦依新自由主義進行政策調整，而且在重建後社會主義經濟並將其納入全球經濟時，也是主要根據新自由主義精神。但是，Jessop 認為霸權策略也可能是不理性的（illogical），而且儘管它宣稱是代表一般利益，卻可能只是提倡特定而且是單邊的利益。因此，Jessop 主張全球化不是單一的因果機制，而是複雜甚至矛盾的趨勢，因為當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強化資本的抽象／形式層面（尤其是 money capital 的運用），而犧牲其實質／物質化層面；前者造成資本很容易和特定的地方分離而自由流動於不同時空，而後者是資本有其生產性與再生產的要件，且經常要落實於特定時空與社會關係才能實現。這意味著經濟全球化顯然有其客觀的極限，因為資本不僅需要從其舊有的社會網絡中以及其所屬的經濟關係分離，還必須重新鑲嵌於新的支持性社會關係中，此即經濟體制的社會鑲嵌性。 Jessop 認為全球化一方面導致抽象資本超越時空而流動，卻另方面也表現特定地方的重要性，因而隱含客觀與主觀上可能出現抗拒的因素。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很難處理這兩者之間的平衡問題。正因為無法協調全球性的這兩者間的差距，以至於仍不斷在找尋適合的「空間／時間的定向」（a spatio-temporal fix）。而民族國家仍是主要的扮演者（player），儘管它面臨很多挑戰而且因為無法處理這些挑戰才導致全球化。因此，民族國家仍不斷試圖以各種不同的、競爭的，甚至經常是衝突的方式，去形塑全球化與區域化的繼續發展；但是，當國內經濟被納入全球經濟後，卻可能分化其社會和經濟體制本身，而且造成認同衝突與政治正當性問題。 5.

(7) Beck（1998；孫治本，1999）則對這項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策略稱之為全球主義（globalism）。他認為全球主義高唱自由世界貿易之歌，其假定全球化經濟最適合在普世範圍提升富裕程度，並藉此消除社會弊病；甚至在生態保護上，自由貿易都可帶來進步，因為競爭有助於資源保護，能促進與自然的溫和接觸。全球主義不僅混淆了多面向的全球地方化與單面向的經濟全球化，還混淆了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國際化。在世界經濟諸領域內，不是全球化，而是國際化；是在世界特定區域（美洲、亞洲、歐洲）之內和之間的跨國貿易和生產關係的強化。Beck 的觀點一再指出全球性時代社會政策的困境：經濟發展擺脫了民族國家政策，可是其社會後果卻積累在民族國家的網羅中。因此在全球化時代社會正義如何可能？對此，Beck 認為沒有人有答案。不過最後 Beck 仍基於歐洲的觀點，提出只有在歐洲跨國空間中，個別國家的政策才能從被全球化威脅的客體轉變為形塑全球化的主體。他認為：想從全球化陷阱中出來，沒有民族國家的逃脫之路，卻有跨國的逃脫之路。像歐盟這麼大的跨國國家建構，可以為合作的國家再造政治的優先權，再造可民主地控制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行動能力。…可以將其作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強權的份量用於真正的改革─對內和對外。…我們必須急切地引進社會和生態的最低標準。…我們需要一個均衡的世界貿易，不再是越來越少的人贏得越來越多，而所有其他的人必須承擔費用。我們必須開啟關於全歐範圍的環保的稅制改革的論爭，使民族國家的對手喪失論據。我們必須幫助其他國家，使他們為自己的市場生產，其自己的民眾參與其中（Beck，1998；孫治本， 1999：208）。. Holton（1998）分析全球化與民族國家（nation-state）時指出，國家主權（state sovereignty）的多重挑戰來自全球經濟中的跨國公司和全球資本市場、跨國經濟管制組織體（例如世界銀行、關貿總協/世界貿易組織，和聯合國等）、國際法律，以及政治霸權集團（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跨國經濟管制組織體而言，不論一九七三年之前布列敦森林體系與後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管制架構，均被批評帶有偏袒西方國家利益和過度強調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偏差。不過 Holton 進一步質疑全球管制體系以強權為中心的單邊主義模型，他主張此體系事實上涉及非常多重的行動者（multiple actors）。這些行動者不只包括追求各種不同利益的各國政府、跨國公司和全球經濟管制組織本身，也包括各種非政府組織（NGOs），例如消費者國際組織（Consumers International）、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 International），和各種科學組織。Holton 認為這個多重行動者體系不同於權力大致相當的利益團體組成的多元主義民主，他認為在此體系中貧窮後殖民國家影響聯合國論壇和相關機構議程設定能力的增加，使得沒有單一利益團體有足夠的權力來壟斷全球經濟管制的議程。（三）研究分析架構 6.

(8) 本文用以探討國家策略與全球市場的分析架構，可分為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兩部分。就國際層次而言，民族國家（the national state）的策略與行動是受制於全球政治經濟的結構和力量；後者的組成要素，包括國際政治的權力結構、全球經濟的動態（跨國公司的生產組織和策略、全球資本市場的機會與風險，和全球貿易發展），以及跨國經濟管制體系（請參見表一）。就國內層次而言，國家會因應全球政經動態而調整其策略與行動或改變其財經與社會政策，而且也必須因應國內各種社會群體的發展和要求，而採取經濟社會制度的改革或管制/解除管制。尤其在當前世界各國均傾向於採取經濟自由化的改革策略時，其所帶來的失業、貧窮、社會不公平、環保，以及全球化與民主政治的諸多問題，都直接威脅國家政權的正當性，並且加重國家的社會責任。綜合言之，本文的研究分析架構包含三個面向，分別是全球政治經濟動態和跨國管制架構、國家策略與行動，和國內經濟社會制度與發展。表一國家主權的多重挑戰 1.全球經濟. 2.跨國經濟管制組織體. 跨國公司、全球貿易全球資本市場經濟管制組織，例如世界銀行關貿總協/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歐洲聯盟. 3.國際法. 各國法庭與政府承認的國際公約聯合國與歐洲公約和憲章. 4.政治霸權集團.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資料來源：Holton，1998：106。特別就跨國經濟管制架構而言，過去五十年來全球性管制架構之建立始於布列敦森林體系，請參見表二。這個體系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關貿總協、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和聯合國的相關組織，例如國際勞工組織（ILO）、糧農組織（the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此外，區域形式的跨國治理（governance）也已非常顯著地被推廣，如歐洲聯盟的設立與功能性的擴展就是有名的例子。現在隨著關貿總協的轉變成世界貿易組織（WTO），貿易自由化方案顯然是愈來愈重要。而國際貨幣基金會與世界銀行自一九七０年代中期以後，其主要焦點都同時指向開發中國家，其援助計畫的附帶條件都要求接受國改變其公共政策，包括公共支出水準，如公共就業計畫與社會福利提供；財政政策如課稅水準；採行私有化的農業政策；關稅政策；對當地生產者的價格補貼；和貨幣的貶值等。此外國際貨幣基金會也要求接受貸款的政府必須以開放政策吸引外資並 7.

(9) 放棄保護和管制政策，以增加外匯收入。但這些附帶條件已為開發中國家帶來很沈重的負擔，也因而引起其內部政治衝突，並且傷害社會的內聚力（Holton， 1998）。表二布列敦森林體系目標穩定匯率，並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問題. 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 方案對各國提供有條件的財務支援計畫（如要求縮減公共支出）. 經濟發展. 世界銀行. 提供公共計畫的貸款. 世界貿易的擴張. 關貿總協. 關稅減讓談判. 充分就業. 各國政府. 基於財政政策的需求管理. 資料來源：Holton，1998：68。. 三、Cardoso 與巴西的經濟全球化依賴發展模式曾帶來巴西的經濟奇蹟，但是一九八０年代初後巴西卻由高度經濟成長而落入經濟衰退、通貨膨脹與財政和外債危機中；這些現象一直延續到九０年代初期。Cardoso 在一九九四年任財政部長成功推動打擊通貨膨脹的「黑亞爾計畫」（Plano Real）後，在一九九五贏得總統選舉，而致力於巴西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其強調經濟自由化，曾有效化解巴西的經濟危機，但也導致巴西成為投機性外資進出的目標，終而在一九九八年七月至一九九九年一月又發生金融危機。本章最後將探討巴西國內的反新自由主義浪潮，以及 Cardoso 重新反省全球化與社會正義問題，而提出「公民權時代」的意義。（一）由巴西奇蹟至八０年代經濟社會危機巴西自一九六八至一九七０年代，經濟成長快速，年成長率平均高達百分之九。不過為了發展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的產業，外債也迅速增加，國家也投入很多資本形成龐大的國營事業。但是國營企業的運作沒有效率，也使得政府預算赤字增加。而且為了進行第二階段進口替代工業化，巴西持續運用高關稅保護國內產業和市場，國內產業必須用較高價格的中間投入，因而造成產品不但不具國際競爭力，而且在國內銷售的價格是屬於高價的產品，政府不惜以所得集中政策鼓勵中上層的消費者來買高價品，所得不均的問題也更加惡化。一九八０年代雷根政府的高幣值美元政策，不但吸走大量外來資金，而且降低美國對中南美的進口，更惡化巴西的外債與資金引進；巴西的鉅額外債，終於在一九八二年引發經濟危機。一九八二年八月，墨西哥發生外債危機，國際資本市場的資金供給緊縮，連帶影響巴西的資金來源。巴西無法支付外債的本息，經濟也陷入困境。在 IMF. 8.

(10) 有條件的協助下，巴西得以延緩償還外債，但也造成一九八三年巴西的經濟衰退百分之十三點五（顧瑩華，1992）。一九八０年代巴西、墨西哥以及其他的拉丁美洲國家，都連續發生外債危機，當時也因國際市場上農工原料價格下跌、美元升值以及利率升高等因素，使得這些拉丁美洲國家無力償還外債，最後在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跟七大工業國（G7）的斡旋之下，達成延期償債的協定。根據 IMF 的分析，拉丁美洲金融危機也導源於國內高消費傾向使其儲蓄率偏低，而必須以外債支應投資；而且公營企業所佔比重高，投資效率不彰，造成政府財政赤字居高不下（鐘世靜，1999）。因此，一九八０年代對巴西而言，可以說是一個失落的年代（a lost decade），其經濟停滯（economic stagnation），超高的通貨膨脹，財政和外債危機，加上所得集中以及分配不均的現象（Sola，1994）。巴西雖然在一九八０年代的後期實施過數個穩定經濟計畫（Sayad, 1999），包括一九八六年的克魯薩度計畫（Cruzado Plan）、一九八七年的布雷什計畫（Bresser Plan），以及一九八九年一月的穩定經濟計畫，凍結物價、工資，和公營事業民營化，不過成效都非常有限。在社會政治方面，巴西早在一九七０年代初期 Ernesto Geisel（1974-79）政府時代進行由上而下的政府自由化措施。Cardoso 當時與工會領袖並肩作戰，對抗軍事獨裁政權的官僚威權統治；他在一九八三年擠身參議院，於一九八八年創立巴西社會民主黨（PSDB， Partido da Social Democratia Brasileira）。巴西在一九八五年文人執政後，社會較多元化，造成社會力的釋放和社會運動的興起，包括自主工會、宗教團體、原住民運動、婦女組織、環保運動、強大且批判性的媒體，以及無土地鄉村勞工，都強化了市民社會、挑戰以往寡頭式的決策和政治（Maxwell，1999）。（二）Cardoso 與巴西九０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巴西在一九九０年代開始著手較大幅度的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一九九四年的「黑亞爾計畫」，更成功地去除嚴重的通貨膨脹。一九九０柯樂政府（Collor）上台，採取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穩定經濟改革計畫，除了物價凍結外，主要還有三方面改革：1.進口自由化或貿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降低消費財的關稅，作為反通貨膨脹的工具，並且用來限制地方壟斷的權利。2.工業的解除管制（industrial deregulation），是政府的反壟斷政策，但是仍然失敗，因只限於進行一些價格的控制。3.公營事業私有化、民營化（privatization of state companies），但是這項私有化也因為政府的腐敗，成效很有限。大致而言，在一九九０年柯樂政府上台後，巴西經濟更加開放並希望與國際競爭，但一九九０年底之後仍然有非常高的通貨膨脹（Sola，1994）。一九九二年 Collor 總統下台，繼任的總統 Itamar Franco 任命 Cardoso 為外交部長，一九九四年再任命 Cardoso 為財政部長，推動打擊通貨膨脹的「黑亞爾計畫」（Real Plan）。這項政績，幫助 Cardoso 在幾個月以後，以壓倒性的多數贏得總統寶座。「黑亞爾計畫」穩定經濟內容包括：1.將巴西的貨幣，由 9.

(11) Cruceiro，改為黑亞爾（Real），2.採取黑亞爾與美元的聯繫匯率制，3.加速民營化過程，4.提高利率，5.促進進口，6.公共支出的控制，7.持續經濟開放的過程，和 8.尋求企業現代化的方法（Sayad，1999）。這項釘住美元、高利率，以及市場開放的黑亞爾計畫，在抑制通貨膨脹方面的確績效顯著，使得巴西的通貨膨脹率，由實施前高達百分之兩千七百降低至一九九八年的百分之四以下。同時，政府的歲入增加，支出減少，但是偏高的幣值以及不斷增加的進口，也造成鉅額的貿易赤字以及外債利息的增加（Purcell & Roett，1997）。Cardoso 在一九九五年初擔任巴西總統，繼續 Collor 總統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Cardoso 放棄過去六十年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進而採取基於市場改革和減少政府角色之新的發展模式。Cardoso 在往後的四年裡也改造了巴西的國會、政治與經濟（Power，1999）。在一九九五到一九九七之間，Cardoso 透過以下方式強化金融體系：1.Cardoso 主導國會修改法律，使總統有權依個案核准銀行的成立，以此與國際性的銀行作為交換條件，使其願意進入巴西接管一些有問題的銀行； 2.由聯邦政府提供低利貸款，鼓勵銀行之間進行購併；3.協助州立銀行民營化（陳子釗等，1999）。Power（1999）的研究結果顯示，Cardoso 的巴西社會民主黨有了很大的轉變，在國內政治經濟改革方面，其成為巴西國內最支持新自由主義者，而且也結合其餘各政黨共同支持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尤其是透過國會的決策過程。Cardoso 聯合中間與右派的各政黨，而對抗少數不支持新自由主義的左派政黨。然而一九九七年七月亞洲發生金融危機，十月巴西的股價大挫百分之三十；一九九八年俄羅斯發生金融風暴，巴西則從一九九八年七月開始，其鉅額的預算赤字和外匯存底日漸枯竭，造成投資人大量從巴西撤資，到九月巴西已經逐漸遭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波及。Cardoso 總統在九月二十三日宣布新的經濟計畫，削減政府支出和在必要時採取增稅措施，也保衛巴西幣黑亞爾，避免經濟危機的擴大，這也成為 Cardoso 競選連任的訴求。Cardoso 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再次獲選總統，也順利在十一月得到 IMF 及世銀等機構 415 億美元的金融援助計畫。一九九八年，巴西的預算赤字龐大，佔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七點二，政府的國內負債總額高達三千億黑亞爾（約折合一千九百億美元），其經常帳的赤字也高達三百五十億美元，外匯存底則由七百億美元銳減為四百二十億美元，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八（鄧中堅，2000）。巴西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中旬，更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也直接衝擊全球金融市場。這次巴西金融危機除了因受上述國際金融危機的波及外，其最直接的導火線是巴西國內的政爭以及由政爭演變成為州政府與聯邦政府的債務危機，尤其是由於巴西第三大州密州（Minas Gerais）州長 Franco（前巴西總統）宣布延期九十天償還欠聯邦政府債務而直接引發的。Franco 一九九二年接替 Collor 出任總統後，Cardoso 於一九九四年開始擔任財政部長，兩人就一九九四年「黑亞爾計畫」的成功到底屬誰的政績而生瑜亮情節，而巴西國內普遍視 Cardoso 為「黑亞爾之父」（呂銀春，1999，2000）。Cardoso 在一九九五年擔任總統後，Franco 10.

(12) 成為政治上的反對派，他在一九九八年秋天因未得到他所屬的巴西民主運動黨（PMDB，Partido de Movement Democracia Brasileira）的總統提名，轉而競選密州州長，並於十月當選。在此之前，巴西聯邦政府曾與全國廿七個州中的廿四州所積欠聯邦政府一千億美元的債務達成協議，各州將在三十年內分期償還，年利 6％。密州欠聯邦政府債務一百五十億美元，第一期應於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償還五千五百萬美元。然而 Franco 於一月六日宣布延期還債，並得到其他幾個州響應（呂銀春，2000）。此舉立即造成國際債權人對巴西償債能力和履行 IMF 財政改革計畫產生懷疑，使得資金急遽外流。而巴西金融失控，也造成全球股匯市大跌，當時再加上巴西的央行總裁突然辭職，央行也宣布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巴西黑亞爾隨即大跌。由於巴西情勢的失控，使得從亞洲、歐洲、美國到拉丁美洲的股市，一片哀嚎，拉丁美洲貨幣全面劇貶，咖啡等商品價格也劇挫。一月十三日，巴西的股市，在市場信心陷於崩潰的情況下，重挫七點六％，當日外逃的資金高達近十億美元（工商時報，1999 年 1 月 14 日，1 版和 6 版）。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五日，巴西宣布任由其貨幣黑亞爾自由浮動後，市場反應很好，歐美股市也上揚，暫時緩和了巴西資金外流的現象，也使得巴西暫時躲過投機性的貨幣攻擊。巴西金融危機的快速回穩，也與歐美各國為了保全其在巴西的利益而密切關注巴西的發展有關。一月下旬，Cardoso 採取緊縮政策與金融改革，包括加稅與削減政府預算，以滿足國際貨幣基金會要求，確保 415 億美元的紓困貸款如期撥交。巴西眾議院在廿日通過加稅法案，對退休公務員的退休金加稅，並提高政府在職員工的稅賦，預估政府每年可增加廿五億美元的稅收（中國時報，1999 年 1 月 22 日，13 版）。巴西截至一九九九年四月底，外債仍高達二三一六億美元，為全球負債最多的國家。由於經濟衰退，巴西貨幣貶值，及通貨膨脹，使得巴西國家財富減少百分之二十七。一九九九年巴西的世界經濟排名，也由第八名下滑至第十名（陳子釗等，1999）。不過就拉丁美洲整體而言，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的研究資料顯示，一九九九年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的外人直接投資較一九九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三，由七百三十億美元增為九百七十億美元；這是自一九八六年以來拉丁美洲的外人直接投資首次超過亞洲地區。這股投資拉丁美洲的風潮顯示跨國公司對拉丁美洲自由市場政策的信心增加，特別是巴西，因為有近三分之一的外人直接投資金額是投注到巴西（中央日報，2000 年 3 月 12 日 7 版）。（三）反新自由主義浪潮與 Cardoso 的「公民權時代」一九九八年九月巴西開始出現金融危機時，正是總統選舉開始競選時刻； Cardoso 的政見強調兼顧經濟成長與社會發展的相關政策。Cardoso 指出，政府的經濟政策必須為經濟的停滯以及它所帶來的有害結果，如不斷增加的失業（growing unemployment）和社會惡質化（social deterioration）等負責(Kinzo and Silva，1999)。十月，Cardoso 以百分之五十三的選票贏得總統連任；不過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底，歷經政爭和政府財政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之後，Cardoso 11.

(13) 的民調支持度卻低於百分之廿二，人民的憤怒指向黑亞爾計畫的崩潰。因為在一九九八～九九巴西金融危機後，所得最低的十分之一人口，約一千九百萬人，再次遭受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的威脅最大。他們原先受惠於一九九四年黑亞爾計畫的經濟穩定，但現在又被推向新出現的中下階級。在鄉村地區無土地的鄉村勞工運動（Landless Workers’Movement，MST），形成巴西人口中最有組織和最激進的部分，也是當前最強的民粹力量。鄉村勞工早就宣稱 Cardoso 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無法持續；而城市的產業工人受一九九五年之後大量貨品進口和製造業重整影響，很多正常就業者都被迫進入非正式部門。一九九八年底大聖保羅地區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八，而經濟緊縮與衰退只會使失業更加惡化。因此，Costilla（2000）認為巴西在新自由主義的國家角色與跨國金融資本的聯合統治下，造成過度剝削勞工現象，再加上失業增加、工作不穩定，很多社會需求和普遍的社會政策（如就業、工資，和醫療等）均被忽略，尤其政府採取世銀的穩定經濟計畫，包括結構調整、私有化、自由化、財政調整、限制工資、生產重組、開放外資等，均是強調市場統治的。因此 Costilla 認為巴西在這樣的情況下更要靠工人的政治運動來尋求新形式的全球化。他主張全球化不必然是新自由主義形式，它可反對跨國寡頭權力；全球化的社會民主力量可結合新工業主義，但現在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玻利維亞卻均是新自由主義的技術官僚執政，使拉丁美洲成為外資的天堂。因此，Cardoso 連任總統後面對巴西國內的反新自由主義浪潮，以及金融危機之後不斷出現的通貨膨脹、經濟衰退和失業，以致於必須開始反省全球化的市場中心論（market fundamentalism）所帶來的不良結果，包括社會不公正（social injustice）、失業威脅（the threat of unemployment），和極度不平等（outrageous inequalities）。Cardoso 總統在兩千年提出的新主張是強調<公民權時代>（An Age of Citizenship）（Cardoso, 2000）的來臨，其強調公民權和機會的均等。他認為，全球經濟（global economy）與全球治理結構（global governance structure）是同等重要的。他主張在全球化時代，國際政治的最主要挑戰是塑造國際合作創新的形式，而給予各國公民有機會去關心涉及全球議題的決策，例如金融體系和國際貿易，而且決策可經由民主的形式進行，而不只是仰賴有能力的跨國團體的孤立行動。Cardoso 批評市場中心論者，他認為市場對製造財富、提倡效率以及稀有資源的較佳配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市場並未對所有問題提供有效解決辦法，尤其是對一些涉及到基本道德價值如人類生而平等的問題時，更是無法有效解決。Cardoso 所強調的是能體現公民權利（citizenship rights）的民主程序、機會均等，以及社會的平等。 Cardoso 早期提出反帝國主義的依賴發展論，但自一九九四年擔任財政部長之後至今，則主張開放經濟投資和自由貿易均將帶來報酬，雖然不見得是公平、互惠的。然而雖然 Cardoso 近來很關心社會的公平、正義，但畢竟全球市場與經濟的強大力量，卻也制約其經社政策的新自由主義導向。. 12.

(14) 四、經濟全球化的社會政治性在開發中國家國家中，墨西哥因一九八０年代初期的外債危機，在跨國經濟管制組織體的要求下早就進行自由化市場改革，印尼則至八０年代後期才開始小幅度的自由化調整；而它們卻共同在一九九０年代經歷嚴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更深化的開放經濟和其所帶來的社會政治衝擊。因此，在九０年代我們看到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也引發各國內部的反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的浪潮，並進而形成反全球化運動的世界性串聯。最後我們將提出緩和這些問題所必須的國家策略與跨國管制。（一）自由市場改革的社會政治衝擊：墨西哥和印尼墨西哥自一九九三年與美國、加拿大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後，儼然成為美國的後院、陽光帶州（sunbelt state）。墨西哥已成為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的櫥窗，是美國推廣自由市場構建計畫到全世界的範例。早在一九八０年代初，墨西哥的政治菁英就相當順從於美式自由市場政策所構組的國際財經組織（陳碧芬，1999：68-69）。多數研究墨西哥的學者都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是在回應一九八二年的外債危機；國際財經組織的要求迫使政治菁英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以換取新的貸款及外債償還期限的調整。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七年執政的德拉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政府首先採行「穩定貨幣」計畫，主要項目有減少政府預算赤字和控制薪資與物價；一九八七年十月，政府也與最大的勞工聯盟及私人部門三方代表簽署「社會團結協定」（Pacto de Solidaridad Social）。墨西哥貿易自由化則從一九八六年加入關貿總協開始；一九八八至九四年執政的總統薩林那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在其任內更進一步深化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包括轉投資、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對外資放款的設限和改變農業社區的土地所有權制度。每一項目的推動都代表國家逐步放棄其對經濟的干預（Lewis，1995；鄧中堅，1997）。尤其一九九二年新的農業立法，政府允許農業社區土地民營化及市場化，也允許民營公司擁有這些土地。另外，在民營化方面，政府一方面大幅度減少對國營企業的補助及放開產品價格，另一方面則將出售的企業範圍擴大到除石油、電力及鐵路以外的其餘大型國營企業；自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三年為止，墨西哥已將約一千家的國營企業民營化，但仍保留一些大規模的國營企業，如墨西哥石油公司（Petróleos Mexicanos，PEMEX）（鄧中堅，1997）。墨西哥架構自由市場的結果卻是擴大經濟與社會不平等，甚至造成執政七十一年的革命建制黨（PRI，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下台。墨西哥長久以來都是全世界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一九九二年時，全墨一０％的富人擁有全國三八％的全國收入，多達全國半數人口的赤貧階級，才分到全國收入的十八％，而三分之二的收入落在三０％人口的口袋中。在許多全球調查排名中，墨西哥是世界上財富最集中在少數人的前三、四個國家；最有錢的十二位墨 13.

(15) 西哥人的財富總合，可達到全國國民生產毛額的一０％（陳碧芬，1999：71）。而推動北美自由貿易的結果，財富不均更加惡化；墨西哥上千家的傳統商店更被美國零售連鎖業打垮，而像刪除農產品價格補貼和傳統土地所有的民營化管理等之經濟自由化政策，都使得鄉下工人和社區居民更易受到市場波動的傷害，咖啡價格崩盤就是一例。一九九四年墨西哥貨幣貶值危機，政府進而推動一系列更自由化的經濟計畫，包括採取浮動匯率和市場導向政策，使得鄉下和城市的窮人情況都更惡化（陳碧芬，1999：72）。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這一天，墨西哥南部奇亞帕斯塔省出現一個前所未聞的革命組織「奇亞帕斯塔民族解放軍」，與政府軍展開近兩個星期的武裝抗爭。奇亞帕斯塔與南美游擊組織最大的不同是，這些原住民不追求軍事勝利，而是寄望奇省和全世界弱勢族群共組「反新自由主義洲際聯盟」。奇亞帕斯塔在一九九六和九七年召開反新自由主義大會，全球原住民、勞工、農民、人權、環保團體代表數千人與會；會議主旨在討論新自由主義之害，以及協調和串連各團體抗爭行動（杜默，2000）。一九九七年七月大選中，執政黨（PRI）不僅讓出首都墨西哥市的掌控權給左翼的民主革命黨（PRD，Partido de Revolucion Democrática），也在下議院丟了多數席次的掌控。PRI 雖然仍掌握參議院，但席次滑落到它執政六十八年以來最低數；PRI 政權幾乎被自由市場政策激發的經濟不安效應耗盡（陳碧芬，1999： 70-71）。二０００年墨西哥總統大選中，在野「國家行動黨（PAN，Partido de Acción Nación）」候選人福克斯獲勝，終結了憲政革命黨七十一年的統治。福克斯強調自己可口可樂公司總裁的歷練，表示他將繼續齊迪約總統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政策，而國家只從旁扮演指導者角色（自由時報，2000 年 7 月 4 日 10 版）。印尼則自一九八０年代以來也採取大幅度的經濟自由化策略。一九八三年已開始金融體系的解除管制，而一九八０年代下半葉國際油價下跌後印尼更面臨國際收支赤字增加、國際貸款的枯竭，以及國際資金的竄逃，使得政府在一九八八年宣布更廣範圍的自由化措施，讓外資更容易進入產業投資和銀行業，即讓金融部門和直接外人投資更開放（Haggard and Maxfield，1996）。印尼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為了促進經濟成長，獎勵從外國引進企業與資金，並且從稅制、匯率上著手促進工業化。但為了工業化而須進口更多，造成印尼國際收支赤字擴大；加上國際資金的投機化，印尼經濟體質更加脆弱，終於在一九九七年繼泰國之後爆發金融危機（汪仲，1998）。之後印尼接受 IMF 的紓困措施，緊縮經濟，關閉經營不善的金融機構，很多企業因銀根緊縮而倒閉；政府又依 IMF 的附帶條件開放市場、提高稅率與油、電等公用事業費率、減少政府公共支出，使得印尼經濟衰退，失業增加，社會兩極化加大，貧窮問題更加嚴重，終而爆發抗議蘇哈托政權的學生運動和各種社會運動，最後導致蘇哈托總統下台。（二）經濟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運動：跨國產業利益與全球社會正義上述墨西哥原住民運動「反新自由主義聯盟」在一九九七年八月第二次會議之後，串聯奈及利亞、墨西哥、巴西、波利維亞、印尼和印度等國原住民團體在 14.

(16) 內的五十餘個非政府組織，開始針對全球化主要象徵的 WTO 策劃全球性的抗議行動。一九八八年五月底第一個全球行動日，正好是 WTO 在日內瓦舉行第二屆部長會議。當日在二十八個國家風起雲湧進行反 WTO 運動，如印度海德拉巴有五十萬人走上街頭，正式宣告 WTO 為印度人民大敵，巴西則有五萬餘人進行反 WTO 大遊行。此外，全球有二十多個城市舉行「全球街頭派對」，日內瓦則有萬餘人在 WTO 會場外抗議三天。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八日，「全民族反自由貿易暨世貿全球行動」（PGA）組織在 G8 峰會期間發起「全球反金融中心日」（首次使用 J17 為行動日代號），全球共有四十餘國上百個城市同時行動，十一月三十日 WTO 西雅圖會議， N30 行動更是銳不可當；WTO 會議因之草草收場（杜默，2000）。在西雅圖的 WTO 會場外，十五萬人參與抗議的活動被稱之為「新世代的行動主義」崛起；這是美國自越戰後，三十年來最大型的社會運動，而且透過社會運動的網路化而做全世界串聯。在西雅圖抗議同時，英國倫敦一樣出現抗爭活動。此次在西雅圖的反 WTO 抗議運動凸顯出自由貿易的困境。經濟新自由主義主張消除全球商務壁壘如關稅、勞動與環保法令等以極大化經濟利益。但 WTO 的抗議團體指出貿易自由化傷害工作權、環境權和社會權；自由貿易解決「成長」問題，但未解決「分配」問題。反 WTO 示威者不僅包括美國民主黨傳統票倉的鋼鐵、汽車、紡織工會，還有大學生、教會團體、消費者團體、環保團體及主張支援貧窮國家組織等；其次，抗議團體除包括代表開發中國家的「七七集團」外，也有來自各國的農民和因企業倒閉而失業的勞工。這次抗議運動也同時凸顯先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對立。先進國家批評開發中國家的勞工權益、環保，甚至人權，先進國也對開發中國家的紡織品和農產品設限；而開發中國家則批評歐美國家補助國內農業的作法有欠公允（自由時報，1999 年 12 月 2 日 10 版；中國時報，1999 年 12 月 2 日 3 版，12 月 5 日 2 版）。二０００年四月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的春季年會在華府召開，卻上演「西雅圖續集」；示威行動以「全球正義大動員」（Mobilization for Global Justice）為名稱，號召全球各地約兩百個團體參加，抗議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銀以犧牲窮國及環保為代價，執行符合富國利益的全球化市場政策，導致窮國愈窮及全球生態環境惡化（中國時報，2000 年 4 月 17 日，13 版；自由時報，2000 年 4 月 18 日，7 版）。示威團體主要為開發中國家國家的龐大債務請命，示威團體之一「兩千年大赦聯盟」即要求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兩大國際債權組織勾銷全球四十一個最貧窮國家高達兩千億美元的債務，雖然世銀與國際貨幣基金會正緩步朝向降低這些龐大債務。根據去年美國與其主要貿易伙伴所達成的一項計畫，這兩大機構勾銷多達兩百八十億美元債務，而勾銷總額可能在公元二００三年達到九百億美元（中國時報，2000 年 4 月 17 日，13 版）。事實上，在東亞金融風暴後，IMF 與世銀的政策遭受愈來愈多的批評，兩個組織不得不調整若干策略，像世銀贊助項目不再獨厚大型公共工程，轉而投入中小型的社區開發計畫；IMF 等國際債權機構也同意要把三十幾個最貧窮國家的二百八十億美元外債一筆勾銷（自由時報，2000 年 4 月 17 日，11 版）。但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示 15.

(17) 威者抨擊 IMF 和世銀在減免窮國債務等方面做得不夠，造成全球嚴重貧富不均。世銀與 IMF 則不認同這種主張，他們認為全球化長期而言將利益均霑，雖然短期內可能需要調整一些方向以化解弱勢者的疑慮（自由時報，2000 年 4 月 17 日， 11 版）。類似的反全球化運動同時出現在二０００年五月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在泰國清邁大學召開的會議、七月在沖繩的 G8 峰會，和九月在捷克布拉格的 IMF 和世銀大會。最後，本世紀末（十二月七日～九日）在法國尼斯召開的歐盟高峰會會場外，仍有數千名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的抗議人士示威，抗議峰會中宣讀的基本權利憲章仍不足以保護歐盟成員國中處於弱勢者，因為峰會採加權多數決，讓德、英、法等大國享有較大權值的決策方式（自由時報，2000 年 12 月 8 日，10 版）。（三）國家策略與跨國管制的必要：資金、勞工與環保面向在經濟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的浪潮下，民族國家面臨很大的國內外挑戰，或全球化與在地化（localization）的挑戰，而使民族國家的自主性和控制力減弱。 Peck 和 Tickell（1996）指出，全球化會造成每個地方（locality）的不穩性增加，雖然我們看到有些地方有成長，但其成長可能是暫時性的，甚至可能會增大各個地方之間的資源競爭。因此管制理論（regulation theory）的論者（Jessop， 1993；Peck and Tickell，1996；Tickell and Peck，1995）強調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國際化、解除管制與彈性生產，只會更加深當前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與累積危機，故唯有透過各國國內與跨國性的社會管制方式（mode of social regulation，MSR），才可能減少資本主義的全球不穩定，以及減輕全球與地方連結的失序狀態（李碧涵，2000）。換句話說，全球資本主義之持續和穩定發展有賴於新的制度面向的管制，包括對全球性的資金移動、全球勞工權益與勞工流動，和全球性的環境保護等所做的國家管制與跨國管制，也需要全球的、國家的和地方的相關行動者間更多的合作。但是假如新自由主義取向的國家策略、全球貿易與投資，以及傳統跨國管制架構仍然繼續被推廣和採行的話，那麼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的失序狀態將無法化解，跨國產業利益與全球社會正義的矛盾性仍將持續存在，而經濟全球化對社會政治的衝擊終將難以預估。. 五、結論在國際層次，個別民族國家都活躍於全球經濟生態，以及由跨國經濟管制組織體、國際法體系和政治霸權集團所構成的政治經濟網絡架構中；因此，國家策略深受此等因素的影響。自一九六０年代以來，以巴西為例的開發中國家，在第一個發展年代得到各跨國經濟管制組織體的支持，並與跨國公司聯合，而促成這些國家的依賴發展。然而，七０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改變了全球經濟生態，一九八０年代雷根政府和柴契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跨國公司的全球性地理分工重組，卻使巴西的 16.

(18) 依賴發展面臨財政和外債危機的困境，而且在跨國經濟管制組織體的要求下，同樣邁向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一九九０年代的經濟全球化，在加速且擴大經貿、投資、人口移動與金融全球化的同時，也逼使開發中國家採取更多新自由主義政策，而更進一步自由化、全球化。然而，經濟全球化在衝擊民族國家而減損其政策效度的同時，卻也激起各國內部不同團體與階級利益得失的變化，以致於造成各國內部的政經社衝突，和代表南方國家或弱勢團體的反全球化運動。展望未來，民族國家雖面臨內外在的衝擊，但仍是不可或缺的行動者；而如何整合國內外的弱勢團體以爭取全球社會正義，卻仍是民族國家一個重要而不能忽略的課題。. 參考書目工商時報 1999 1999 中央日報 2000 中國時報 1999 1999. 巴西市場信心崩潰資金外逃，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十四日，六版。巴西金融失控全球股匯市大跌，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十四日，一版。拉丁美洲外資新寵，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二日，七版。. 巴西參院通過金融交易稅法案，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十三版。拂逆民意巴西參議院通過加稅法案，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十三版。 1999 新世代驚暴西雅圖警方驚訝，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日，三版。 2000 IMF/世銀華府集會萬人示威，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七日，十三版。 2000 勾銷 2000 億美元貧國債務示威訴求，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七日，十三版。自由時報 1999 WTO 暴力示威新型態行動主義崛起，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十版。 2000 年會落幕 IMF 及世銀：減免債務對抗愛滋，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七日，十一版。 2000 濟貧訴求獲重視弱勢者疑慮未消，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七日，十一版。 2000 政黨輪替：墨國結束黨國一體，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四日，十版。 2000 歐盟高峰會尼斯火爆登場，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十版。呂銀春 1999 對巴西金融動盪幾個問題的探討，拉丁美洲研究，1999 年第三期。 2000 巴西經濟，收錄於蘇振興主編，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北京：經濟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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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