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年東漢末黨錮之禍研究概況（1961～2011）
趙文義 ＊摘 要
在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對當時士族的探討一直都是十分熱門的 主題，歷久不衰。由於士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佔有相當的影響力，足以 與皇權分庭抗禮，在日本學界將之稱為「貴族」，因此也將魏晉南北朝時 期稱為「貴族制時代」。對於魏晉南北朝士族的研究，除了探討士族在各 個時期的作用與影響外，對士族的源流追本溯源亦是重要課題之一；根 據中日學者的研究，魏晉南北朝士族的源流，應該追溯至東漢末年黨錮 之禍中的士大夫。據此，筆者欲對近五十年以來的黨錮之禍相關研究作 一簡單的回顧，並試圖從中檢視黨錮之禍方面研究的不足之處。 關鍵詞：東漢、黨錮之禍 ＊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一、前 言
在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對當時士族的探討一直都是十分熱 門的主題，歷久不衰。由於士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佔有相當的影響 力，足以與皇權分庭抗禮，在日本學界將之稱為「貴族」，因此也 將魏晉南北朝時期稱為「貴族制時代」。1對於魏晉南北朝士族的研 究，除了探討士族在各個時期的作用與影響外，對士族的源流追本 溯源亦是重要課題之一；根據中日學者的研究，魏晉南北朝士族的 源流，應該追溯至東漢末年黨錮之禍中的士大夫。2據此，筆者欲 對近五十年以來的黨錮之禍相關研究作一簡單的回顧，並試圖從中 檢視黨錮之禍方面研究的不足之處。二、1960～1970 年代：黨人活動研究
1963 年，金發根在史語所集刊發表了〈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 一文，文中對東漢黨人的家世、門生故吏關係、地域、出身途徑等 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並提及其風尚、政治主張、後期發展等等，可 1 日‧川勝義雄著，徐谷芃、李濟滄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7）第一章〈貴族政治的成立〉，頁 3-17、第四章〈貴族制社 會的成立〉，頁 53-82。 2 劉顯叔，〈東漢魏晉的清流士大夫與儒學大族〉，《簡牘學報》，5（臺北，1977）， 頁 213-244。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 中華書局，2011），頁 25-52。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魏晉南北朝史 論拾遺》，頁 53-63。川勝義雄著，徐谷芃、李濟滄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 劉蓉，《漢魏名士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說是對東漢末年的黨錮人物作了相當全面性的分析。3金氏此文是 黨錮之禍作為獨立研究課題的里程碑，然而其分析大多是對史料的 歸納，論述的部分較為缺少或不夠深入，為其可惜之處。 1970 年代關於黨錮之禍的研究，則有劉元虹的〈東漢士人的救 國運動〉以及劉顯叔的〈東漢魏晉的清流士大夫與儒學大族〉兩篇 文章。劉元虹從「救國」的角度討論了東漢初期以來的士人發展， 並認為太學是士人活動的中心，也是進行清議的主要場所；東漢末 黨人名聲的建立，其實是被當時腐敗的國家激化而形成的。4劉顯 叔認為，東漢末的清流士大夫結黨尚未有地域、身份的差別，乃是 包容廣闊的清流社會。黨錮之禍後，清流勢力開始有價值觀與意識 型態上的分化，士大夫之間的交遊與臧否，逐漸形成浮華的風氣， 反對這種風氣的則是儒學禮法大族。因此，魏晉時期的政爭，便是 士大夫與儒學禮法大族對政治領導權的爭奪。5 上述兩篇文章中，劉元虹與金發根之文相似，都是偏向歸納史 料式的分析，論述部分較為缺乏；論述立場上則較偏向東漢士人， 對東漢的政局則是採取較負面的評價。劉顯叔則觀察到東漢末清流 士大夫社會與魏晉士大夫社會的不同，但在提到司馬氏成為儒家大 族代表之時，卻沒有論述司馬氏與其他家族的橫向連結；對於清流 到儒家大族的轉換，如曾為「俗儒所譏」的荀氏如何成為儒家大族 的歷程，在論述上也顯得稍嫌不足。 3 金發根，〈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 下 （臺北，1963），頁 505-558。 4 劉元虹，〈東漢士人的救國運動〉，《嘉義師專學報》，5（嘉義，1974），頁 265-298。 5 劉顯叔，〈東漢魏晉的清流士大夫與儒學大族〉，頁 213-244。
三、1980 年代：黨錮研究的多元發展
1980 年代起，黨錮之禍研究明顯增多，且呈現出從各個角度對 黨錮事件、黨人進行研究的多樣性。關於黨錮之禍與士風轉變的分 析方面，馬良懷在〈論東漢後期的黨錮之禍〉中認為，黨錮之禍的 原因在於士大夫因為階級的侷限性，產生了知識上的偏差，誤解了 東漢末農民起義的目的，而將矛頭指向了外戚與宦官。接著，馬氏 從宦官與士大夫的行為著手分析，認為黨錮之禍是腐朽勢力對進步 勢力的迫害。另外，馬氏也指出黨錮禍後，東漢士風由婞直進取轉 向了虛無荒誕。6馬氏對於士大夫因階級導致的知識偏差並沒有詳 細說明，似乎忽略了東漢末士大夫的自主性，以及對當時時局的理 解。又，關於東漢士風的轉變，也忽略了曹魏時期士風的演變，直 接從東漢末年跳至魏末晉初。對於馬氏對 漢晉之際士風轉換的看 法，應該還有可以商榷的地方。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則有余英時的 精彩論述，可做為參考。7 關於東漢末黨人出身與活動的研究，有唐長孺的〈東漢末期的 大姓名士〉一文。唐氏論證了東漢末的黨人多出於大姓名士，而這 些大姓名士是控制地方的力量、是漢末各個政權的統治基礎、是社 會上最有活動力的集團。最後，藉由曹魏時期所施行的選舉制度， 6 馬良懷，〈論東漢後期的黨錮之禍〉，《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83 年第 4 期（武漢，1983），頁 33-40。 7 余英時，〈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 北：聯經，1980），頁 329-372。大姓名士便成為構成魏晉士族的基礎。8唐氏的研究與金發根對黨 錮人物出身進行分析的研究具有呼應性，皆認為黨人出身多為地方 大姓或冠族。然而須注意的是，唐氏文中大姓名士並非全是黨人， 且黨人、名士中亦不少出身貧微之人。日後成為魏晉士族者反倒少 見大姓名士，出身貧微的名士亦所在多有。 陳啟雲則是留意到了 清議之風的思想脈絡與黨錮之禍後的 黨 人活動。在〈關於東漢史的幾個問題——清議、黨錮與黃巾〉一文 中，陳氏首先討論了東漢末清議之風的內在理路，認為東漢士大夫 的革命易代思想之淵源十分久遠，並非一時興起之思潮，並且還點 出了清議並非大公無私的非議時政，其中 也有個人恩怨和利害因 素。接著，陳氏認為黨錮之禍後的黨人名士並非束手就縛，而是可 能有一部份人參與了黃巾起事的活動；即使不是直接參與其中，在 心態上也是同情黃巾成員的。但是當黨人們看到黃巾起事的破壞性 時，又毅然改變態度去鎮壓黃巾。9陳氏在此肯定了黨人自發性的 批判和自我反省能力，也鮮明地呈現出漢 晉之際士人活動的連續 面。然而，東漢末的清議有很大的部分是在品評人物，而非僅是諷 議時政，因此清議與革命易代思想的連結，應該還有進一步研究的 空間；此外，陳氏論述黨人參與黃巾的史料也不夠明確，還有待更 多的史料來進一步映證這個想法。 羅彤華在 其〈東 漢黨人之士氣 與義行——兼論黨錮之禍的起 8 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 25-52。 9 陳啟雲，〈關於東漢史的幾個問題——清議、黨錮與黃巾〉，《漢晉六朝文化‧ 社會‧制度—中華中古前期史研究—》（臺北：新文豐，1996），頁 55-74。原 載於《燕園論學集——湯用彤先生九十年誕辰紀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4）。
因〉一文裡，關注的是東漢末黨人重「義」的一面。羅氏認為黨人 有修持高節、以天下為己任、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特色，且其「義 行」與遊俠之「不入於道德」不同，乃是高度道德規範下所做的行 為。10羅氏此文與劉元虹相似，皆是正面肯定了東漢末黨人的道德 價值，但不同的是羅氏著重於黨人之間的風氣與義行，劉氏則著重 於黨人對朝廷、國家政策的抗爭與諫議。由於羅氏在此文高度讚揚 黨人的行為，不免令人有太過偏頗黨人而忽略其他層面的感受；且 此文題目雖有「兼論黨錮之禍的起因」，但在內容中並沒有太多著 墨於這方面的討論，不免令人感到可惜。 金春峰的〈漢末經學的衰落與黨錮之禍〉一文，是從經學的角 度討論黨錮之禍的發生。金氏認為漢代經學的基礎是士族，而黨錮 之禍對士族的打擊使得經學走向衰落，於是士族走向逃避政治的清 談玄遠，學術上也從經學走向玄學。11金氏從經學發展的角度討論 黨錮之禍，確實為黨錮之禍研究開啟了觀察的新視角，提供了不同 的思考取向。然而，金氏似乎太過重視漢晉學風由經學入玄學的一 面，認為經學的衰落即是士族的衰落。事實上，如前述陳啟雲之文 所言，漢末士人並沒有在黨錮之禍後一蹶不振，反而在魏晉時期蓬 勃發展，顯然士族在學術取向上並不是與經學緊密結合，而是因時 局而有所取捨。曹魏時期為了打擊浮華派的士人，多次提倡經學， 故經學也並非在黨錮後立即衰落。因此，經學衰落的轉折點是否是 10 羅彤華，〈東漢黨人之士氣與義行——兼論黨錮之禍的起因〉，《中華文化復興 月刊》，21：11（臺北，1988），頁 17-23。 11 金春峰，〈漢末經學的衰落與黨錮之禍〉，《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89），頁 501-515。
黨錮之禍，似乎還有尚待討論的空間。 顯然地，從 1980 年代開始，黨錮之禍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課 題而逐漸受到重視，其研究視角也呈現多 元化的現象。如士風演 變、黨人活動、思想脈絡、行為舉止、經學關係等等，開展了日後 黨錮之禍問題的研究方向。
四、1990 年代：地域研究的開展
1990 年代的黨錮之禍研究，開始出現探討黨人與地域社會關係 的趨勢。1991 年，胡寶國的〈漢晉之際的汝潁名士〉一文可說是開 黨錮之禍與地域關係研究之先河。胡氏注意到了魏晉時人皆重視汝 南、潁川士人的現象，而這批汝潁士人大 多有著熱衷於政治的傾 向。在黨錮之禍中，由於汝潁名士居於黨人的核心而為世人所知， 成為當時士人的領袖。兩次黨錮後，汝潁士人雖沈寂了一段時間， 但很快地又再度復興。然而在玄學思潮興起之後，汝潁士人不再佔 有優勢地位，逐漸走向衰落。最後，胡氏提到雖然潁川荀、陳兩家 在晉代仍有其顯赫地位，但其所依靠的是家族的力量，與汝潁地區 的學術風氣無關；在士族政治的時代，地區已遠不如家族來的重要 了。12胡氏的研究可說是建築在金發根對黨人的地域分析之上，且 在黨人活動方面為唐長孺、陳啟雲的觀點做出補充。 此後，汝潁地區士人的活動便成為黨錮之禍研究的主要課題之 一。在胡寶國之後，有王曉毅的〈東漢安順之際的汝潁名士〉13、〈王 12 胡寶國，〈漢晉之際的汝潁名士〉，《歷史研究》，5（北京，1991），頁 127-139。 13 王曉毅，〈東漢安順之際的汝潁名士〉，《山東大學學報》，2（山東，1992），龔與汝南名士〉14、黃宛峰的〈東漢潁川、汝南、南陽士人與黨議 始末〉15等等，皆是探討汝潁地區的士人風氣與黨錮之禍關係的相 關研究。王氏討論汝潁名士時，將時間點提前到東漢安帝、順帝之 時，並認為王龔在漢安帝時就任汝南太守的這件小事，事實上正是 造成東漢末士人勇於對抗朝廷，演變成黨錮之禍的序幕。王龔在擔 任汝南太守時，起用了陳蕃和黃憲兩個當地名士──兩者正好可代 表當時在朝與在野兩種士人的思想──在兩人之中，黃憲的聲望甚 至是高於陳蕃的。王氏認為，當時名士們對黃憲的景仰，其實反映 了漢魏之際儒、道融合的趨勢；汝潁名士對「中庸」與「道體」貫 通、儒道兼綜之理想人格的仰慕是朦朧且不自覺的，而這正是百年 後玄學思潮的出發點。此外，漢末的汝南名士皆不約而同做出反抗 禮教、違背規範的行為，而這正好與阮籍 等人的反禮教行為相呼 應，再次證明了王氏認為汝南名士為玄學思潮源頭的觀點。16事實 上，王氏此文雖然探討了汝潁地方的士人，但其論述主體則是在漢 晉之際學風的思想脈絡，在某個程度上修正了馬良懷和金春峰的看 法。 黃宛峰在汝南、潁川之外，還加上了對南陽士人的討論。黃氏 認為此三郡在地理位置上相毗鄰，民風民俗上也有相似之處。三郡 士風活躍，位置又鄰近京師，使得三郡士人對政治格外敏感，積極 頁 1-8。 14 王曉毅，〈王龔與汝南名士〉，《孔孟月刊》，35：1（臺北，1995），頁 45-51。 15 黃宛峰，〈東漢潁川、汝南、南陽士人與黨議始末〉，《中國史研究》，4（北京， 1995），頁 128-137。 16 王曉毅，〈東漢安順之際的汝潁名士〉，《山東大學學報》，2（山東，1992）， 頁 1-8。同氏，〈王龔與汝南名士〉，《孔孟月刊》，35：1（臺北，1995），頁 45-51。
參與時政。三郡士人彼此之間有著婚姻、世交、門生故吏、太學學 友等錯綜複雜的關係，這種複雜的社會網絡，提升了三郡名士的社 會地位。文化傳統與地理位置因素的交織，讓潁川、汝南、南陽士 人在東漢末時成為黨人的核心，聲望扶搖直上。17黃氏此文扣緊了 地理環境與黨人關係的討論，是探討黨人與地域的代表作品。黃氏 在文中修正了胡寶國認為汝潁名士是因為「特殊的政治時機」而興 起的說法，認為汝潁南陽士人在地理上便有對政治感到敏感的先天 優勢。然而，黃氏過度看重黨人結黨的行為，認為他們「不妥協於 邪惡勢力」；但正如前述陳啟雲所言，黨人結黨並非全然大公無私， 而是有其個人恩怨與利益的因素。因此，黃氏對於黨人結黨的看法 似乎太過偏頗。 陳勇的〈涼州三明論〉將視角拉到了王朝邊緣的涼州，探討當 漢末黨人運動風起雲湧時，「涼州三明」作為邊州士人代表，18在參 與中央朝政時所遇到的困境與分歧。陳氏認為涼州三明在黨錮事件 中的分歧，說明了他們與中原士人有著嚴重的隔閡；涼州士人要突 破地域，只能選擇放棄軍事實力任人擺佈，或是以軍事力量去控制 中央。19陳氏觀察到了黨錮之禍中邊陲地區人物的活動，擴展了黨 錮之禍與地域關係結合的內容，十分難能可貴。此外，陳氏亦點出 了黨錮之禍雖然牽連諸州士人，但中原士人對邊州士人的排他性與 邊州士人對中原士人的仰慕，是分析黨錮士人群體時不可忽視的一 17 黃宛峰，〈東漢潁川、汝南、南陽士人與黨議始末〉，《中國史研究》，4（北京， 1995），頁 128-137。 18 所謂「涼州三明」，指的是皇甫規、張奐、段熲三人。皇甫規，字威明；張奐， 字然明；段熲，字紀明。 19 陳勇，〈涼州三明論〉，《中國史研究》，2（北京，1998），頁 37-48。
環。 除了上述以地域社會關係為切入點的黨錮研究外，還有高兵從 皇權的視角論述黨錮之禍的〈東漢末皇權對三大政治集團的態度〉 一文。不同於以往認為東漢末年桓、靈二帝昏庸無能的觀點，高氏 認為桓、靈二帝試圖平衡士大夫、外戚、宦官三大政治集團的力量， 以維護皇權。桓、靈二帝之時雖然發生了黨錮之禍，但同時也有著 打擊外戚和宦官的「外戚之禍」、「宦官之禍」；桓、靈二帝所要打 壓的對象，其實是威脅到皇權的任何一個政治集團。因此，黨錮之 禍並非宦官對士大夫的迫害，而是皇帝為了維護皇權而與士大夫所 產生的衝突。20高氏此文重新檢視了士大夫與宦官間的關係，認為 皇帝才是造成黨錮之禍的重要因素，可說是相當持平的觀點。然而 東漢末的外戚在梁冀之後，已經沒有在政治上嶄露頭角的家族，較 著名的竇武、何進都不比鄧氏、閻氏、梁氏等顯赫，因此外戚勢力 在桓、靈二帝時似乎沒有太大的政治力量，無法左右朝政。而三大 集團之間的關係和與皇權之間的連結，高氏也沒有進一步的論述， 尚有持續研究的空間。
五、21 世紀後：新方向的探索
1990 年代末期，黨人與地域關係的研究熱潮逐漸減退。進入 21 世紀的黨錮之禍研究走向較為零散，大致上是以探討黨人的精神 層面，或是嘗試從新角度觀察黨錮事件的發生為主要的兩個趨勢。 20 高兵，〈東漢末皇權對三大政治集團的態度〉，《齊魯學刊》，5（山東，1998）， 頁 79-82。關於黨人的精神層面研究，有蔡明倫與黃宛峰兩位學者。蔡明 倫的〈東漢後期黨錮之禍與天人感應神學的衰微〉一文認為，東漢 末的兩次黨錮之禍，打擊了漢代士人自董仲舒以來的「天人感應」 核心精神，使得士人入世熱情消退，其價值觀也走向崩潰，因此才 有日後魏晉玄學的新思想風潮出現。21黃宛峰的〈東漢黨人與士大 夫精神〉、〈古代黨人的生死觀與士大夫精神〉則是認為，黨錮之禍 中的黨人所表現出的精神與氣節，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文化，甚至奠 定了中國歷代士大夫的獨立精神。22其中，蔡氏雖然探討了黨錮之 禍對漢末士人價值觀的破壞，但是對於新價值觀的出現並沒有進一 步的說明，且忽略了曹魏時期流行才性之辨思潮的事實，認為在兩 次黨錮之後直接轉入了玄學思想。這似乎漠視了史實的情況，以及 缺少了魏晉思想史方面的學術累積。黃氏的論點肯定了東漢末黨人 的精神面，但是其討論的是形而上的「精神傳承」，並沒有闡述歷 史發展的因果關係，因此也是較缺乏學術累積的觀點。 從新角度討論黨錮之禍的學者，則以張娟與秦蓁為代表。張娟 的〈東漢末黨錮之禍新解〉、〈重釋東漢黨錮〉兩篇文章中拋棄了以 士大夫為中心的思維，從當時宦官的立場出發做論述。張氏認為， 宦官代表了下層民眾，黨錮之禍乃是「下層民眾為了爭取向上流 動，並重新建立政治人物標準」的一種努力。宦官雖然沒有「明經 之才」，但在文辭、司法、軍事等方面皆有所表現，並非一無是處。 21 蔡明倫，〈東漢後期黨錮之禍與天人感應神學的衰微〉，《湖北師範學院學報》， 19：4（湖北，1999），頁 26-30、59。 22 黃宛峰，〈東漢黨人與士大夫精神〉，《人文雜誌》，1（陝西，2000），頁 84-88。 同氏，〈古代黨人的生死觀與士大夫精神〉，《中州學刊》，6（河南，2003）， 頁 116-119。
當皇帝對士大夫階層感到威脅時，宦官的新人物標準便應運而起， 兩者衝突的結果便釀成了黨錮之禍。23張氏試圖突破以往的框架， 從新的角度檢視黨錮之禍，給予宦官理解與同情，然而，其認為宦 官代表下層民眾的觀點卻有很大的盲點。與士大夫相較，宦官的出 身的確是低微許多，但是這並不代表宦官能夠代表下層民眾。《後 漢書‧黨錮列傳》中對當時宦官及其親族的描述，大多是危害百姓 的行為，如張讓之弟張朔「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24侯覽「家在 防東，殘暴百姓」等，25由此看來，宦官並非與百姓站在同一陣線， 反而是站在其對立面；從史實上來看，站在下層民眾一方的，反而 是士大夫階層。從這一點來看，張氏觀察黨錮之禍的切入點雖然十 分具有新意，但卻忽略了史實的層面，反而給人一種「為新解而新 解」的感受。 秦蓁的〈溯源與追憶：東漢黨錮新論〉則是從「歷史記憶」的 角度探討黨錮之禍的書寫。秦氏認為，黨錮之禍並不是東漢末士大 夫受到宦官迫害的事件，而是漢桓帝即位後，對當初支持清河王劉 蒜即帝位之士人群體的一次報復行動。但日後的歷史記憶及史家書 寫，只注意到了士大夫與宦官對抗的高道德面，卻忽略了漢桓帝對 其反對派報復的黑暗面。26事實上，秦氏對黨錮之禍時皇帝所扮演 之角色的觀察，與前述高兵對當時皇權的討論可以相互呼應，兩者 23 張娟，〈東漢末黨錮之禍新解〉，《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3：4（廣 東，2003），頁 58-62。同氏，〈重釋東漢黨錮〉，《雲南師範大學學報》，37：1 （雲南，2005），頁 37-44。 24 劉宋‧范曄著，《後漢書》，卷 67，〈黨錮‧李膺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 頁 2194。 25 《後漢書》，卷 67，〈黨錮‧張儉傳〉，頁 2210。 26 秦蓁，〈溯源與追憶：東漢黨錮新論〉，《史林》，3（上海，2008），頁 28-33。
皆是看到黨錮之禍時，皇帝並不是被宦官所蒙蔽，而是有其主動性 的一面；秦氏更進一步認為黨錮之禍是漢桓帝對其反對派的報復。 秦氏對歷史記憶、歷史書寫的討論，似乎是近年來對黨錮之禍、東 漢黨人名士研究的新趨勢，在日本也有一些學者針對這方面進行研 究。27無奈筆者礙於學力不足，無法在此對日本學界的成果做進一 步的介紹。
六、近期專書與論文
在近年來的專書方面，劉蓉的《漢魏名士研究》中有〈名士與 黨錮〉一節，認為東漢時期「三李杜」與皇權的對抗，28代表了作 為政治菁英的名士與皇權背離，而這正是 導致東漢崩潰的原因之 一。此外，黨人名士中的汝南士人自光武 帝以來便與皇權關係緊 張，因此在漢末的黨人活動中居於領導地 位，成為黨人的代表人 物。黨錮之禍後，黨人雖然暫時失勢，但又以黃巾起事的鎮壓者之 身份重新崛起；黨人的殘存者或其後裔，成為魏晉時期在政治上的 重要角色。29至於學位論文方面，則有陳鏘懋的碩士論文〈漢靈帝 時期的政局〉。其中的「士風的沈淪」一章，論及了東漢末的兩次 27 日‧安部 聡一郎 ，〈後漢時代關係史料の再檢討——先行研究の檢討を中心 に〉，《史料批判研究》，4（日本，2000），頁 1-43。同氏，〈党錮の「名士」 再考──貴族制成立過程の再検討のために〉，《史学雑誌》，111：10（東京， 2002），頁 1-30。另外，阿部幸信、佐藤達郎等人亦針對後漢時期的史料進行 重新檢討。 28 「三李杜」分別是李固、杜喬；李雲、杜眾；李膺、杜密。 29 劉蓉，〈名士與黨錮〉，《漢魏名士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27-53。 同氏，〈名士的重新崛起〉，《漢魏名士研究》，頁 54-75。黨錮之禍。陳氏站在肯定黨人活動的高道德面，大力斥責宦官的行 為；雖然文中提及了黨人活動對皇權的威脅，但更強調的是宦官對 皇帝的蒙蔽。30上述二人在論述黨錮之禍時，都呈現出對以往研究 成果的累積，但在立論上似乎沒有進一步的論點，實為可惜之處。 除了上述二氏之外，牟發松最近有〈俠儒論：黨錮名士的淵源與流 變〉一文，將東漢黨人群體視為「帶有俠風的儒」，認為黨錮名士 的行為與活動乃是淵源於自戰國以來遊走於國家體制之外的俠。然 而這樣的俠風在兩次黨錮之禍後受到打擊，在行為上逐漸走向妥協 的權謀派，思想上則慢慢對時局感到絕望，以致於有任誕行為的出 現。而如此的變化，正是魏晉名士出現的契機。31牟氏之文提出了 「俠儒」一詞，認為黨錮名士皆有俠風，並列舉了一些黨人與遊俠 的共通點。然而若一一檢視黨錮名士之事蹟，則會發現其行動與思 想並非全然一致，「俠」的概念可以套用於某些人身上，但若放在 另一群黨錮名士身上，則不盡然適用。此外，牟氏認為黨人是「處 於體制外或反體制的組織、群體」，32但大多數的黨人皆在東漢朝廷 為官，在中央有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在地方亦有冀州刺史蔡衍、 山陽太守翟超。他們並不反對東漢朝廷這個體制，而是反對宦官對 體制的破壞。因此，黨錮名士在行為上固然帶有俠風，但並非人人 皆是如此，在個別情況上應該還要再進一步梳理、討論。 30 陳鏘懋，〈漢靈帝時期的政局〉，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碩士論文（嘉義：國 立嘉義大學，2007），頁 16-32。 31 牟發松，〈俠儒論：黨錮名士的淵源與流變〉，《文史哲》，325（山東，2011）， 頁 64-85。 32 牟發松，〈俠儒論：黨錮名士的淵源與流變〉，頁 78。
七、未來展望
以上是近五十年來學 界對於東漢末黨錮之禍的研究動向與 趨 勢。雖然還有許多討論東漢末士風，或是東漢末政治局勢的文章會 提及黨錮之禍的相關內容，但其觀點大多不脫上述文章的範圍。整 體來看，關於黨錮之禍的研究似乎已快達到飽和的階段，但筆者認 為，應該還有幾個尚待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第一，關於黨錮之禍時，汝潁、南陽地區以外的士人之活動。 如前述的陳勇探討涼州士人與中原士人的隔閡性一般，在中原地區 以外的冀州、益州等其他地域的士人們，在面對黨錮之禍時表現出 了什麼樣的意向，或是如何看待黨錮之禍的發生等等，應該都是有 待研究的課題。 第二，在《後漢書‧黨錮列傳》中所列名的「天下名士」三十 五人，以及受黨錮牽連的士大夫們，其實是一個複雜的群體，有著 某個程度的異質性。就身份階層來看，有「家世冠族」33的羊陟（八 顧之一），也有「家貧，不修學行」34的度尚（八廚之一）；就行為 來看，也有「逸民派」與「權道派」的區別。35因此，對於這些黨 33 《後漢書》，卷 6767，〈黨錮‧羊陟傳〉，頁 2209。 34 《後漢書》，卷 38，〈度尚傳〉，頁 1284。 35 根據川勝義雄的研究，「逸民派」指的是在東漢末不參與政治，甚至有時會批 判黨人活動的一群人；而「權道派」指的是不像黨人有鮮明立場，也不同於 逃離現實的逸民，是站在第三種立場，「以權道對正道」的一群人，是東漢末 以後創立新時代的勝利者。參見吉川忠夫著，王啟發譯，〈范曄與東漢末期〉， 《六朝精神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頁 143-151。川勝義雄， 〈貴族制社會的成立〉，《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頁 53-82。人士大夫做較深入的細部考察，乃是黨錮之禍研究中可以再進一步 開發的課題之一。 第三，關於宦官與漢 末士大夫的關係。以往對黨錮之禍的 討 論，大多認為黨人名士與宦官是站在水火不容的對立面，然而事實 上，不少宦官與黨人名士是有關連的。如曹騰「其所進達，皆海內 名人」36、欒巴「（陳）蕃、（竇）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讁為永昌 太守。」37；甚至有不少宦官有「清忠」之名。38宦官中有「清」 者，則漢末士大夫中或許也存在著「濁」者，因此黨錮之禍時的士 大夫與宦官之關係，並不是以「清濁對立」就能一言以蔽之，而是 存有許多能夠再深入探討的空間。 黨錮之禍在東漢史研究中是個重要的議題，學界長年以來從士 風、地域、精神層面等各個角度切入觀察，已有了相當豐碩的成果， 但仍有可以再深度研究的空間。就士人的自主性來看，黨錮之禍有 著承先啟後的作用──從士人倚靠皇權才得以發展，到「良禽擇木 而棲」的自由擇主──黨錮之禍正是其中轉變的關鍵所在。未來的 黨錮之禍研究，應該要逐漸擺脫以往從群體觀察的視角，走向重視 個人的自主性與差異的研究角度，並與地 域研究結合，以求更深 化、細緻化黨錮之禍研究的內容。如此一來，不僅能增加了關於黨 錮之禍的研究成果，也能為東漢史研究開展進一步的研究視角。 36 《後漢書》，卷 78，〈宦者‧曹騰傳〉，頁 2519。 37 《後漢書》，卷 57，〈欒巴傳〉，頁 1842。 38 如呂強「為人清忠奉公」；丁肅、徐衍、郭耽、李巡、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 可參見《後漢書》，卷 78，〈宦者‧呂強傳〉，頁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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