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緒言〉所引文獻之相關問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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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緒言〉所引文獻之

相關問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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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若涵

日本三重大學人文學部特任准教授 [email protected]

摘要

《日臺大辭典》（1907）是日人小川尚義編纂的台灣閩南語辭典之一，也是對漢語方言進行全面比較的先驅著作，其〈日臺大辭典緒言〉附於全書之前，乃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方言材料。本文共分五節，第一節前言；第二節介紹〈緒言〉之章節架構與內容；第三節討論〈緒言〉中古音的依據，亦即有關《韻鏡》的問題；第四節討論〈緒言〉中標音符號一致性；第五節結語。經由資料比較，本文發現〈緒言〉中的語料有些應用上值得注意之處：第一，小川所謂用以檢視古今音變的《韻鏡》，極可能是 1815 年太田全齋改編《韻鏡》而成的《漢吳音圖》，故不能以《韻鏡》或《廣韻》來直接檢討〈緒言〉的用例，必須先對《漢吳音圖》的內容與音系有所了解，才能正確理解小川所錄反切。第二，小川雖指出〈緒言〉中的羅馬標音按照一般羅馬字發音，然其中含有四種標音系統，容易產生誤讀。今人若欲對〈緒言〉內所有的方音對照表進行語言分析，宜先確定每個符號於各個標音系統中的內涵，且須對小川所引諸書皆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才能對〈緒言〉有更深入的理解。關鍵字：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緒言〉、方言比較、台灣語言 ◎ 收稿日期：2013 年 1 月 28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3 年 11 月 28 日。 ∗ _{感謝多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深具啟發性的建議與指正，筆者獲益良多，並已在論文中盡力回應與修正。} 若有不足與疏漏之處，文責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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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小川尚義（Ogawa, Naoyoshi, 1869-1947，以下簡稱小川）是台灣語言學研究的先驅，於南島語研究有特出的成果，其在台灣閩南語研究與辭書編纂方面亦有卓越貢獻。據洪惟仁（1994）研究，小川乃第一位採用現代語言學方法來進行漢語研究的東方人，在其之前雖然已經有許多歐美學者如 Robert Morrison（1782-1834）、W. H. Medhurst （1796-1857）等人為漢語方言投入精力，但小川卻能突破性地畫出第一張〈臺灣言語分布圖〉，1_{並做出第一份漢語主要方言的古今漢字音對應表。即便從今日語言學的角度來} 看，其研究尚有部分值得修正之處，其所從事的方言調查也不比高本漢（B. Karlgren, 1889-1978）廣泛精確，小川在漢語語言學乃至台灣語言學研究的先驅地位卻是不容質疑。《日臺大辭典》是小川的台灣閩南語辭典之一，2_{也是第一部對漢語方言進行全面比} 較的專業著作，他以方言比較寫成〈日臺大辭典緒言〉（以下簡稱〈緒言〉）附於全書之前，關於小川的歷史評價與他的語言學研究成果，可以參考洪惟仁〈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之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1994）以及〈小川尚義對漢語研究的貢獻〉（2007）。除了《日臺大辭典》之外，小川另參與《日臺小字典》（1898）的編撰，並主編了《日臺小辭典》（1908）、《臺日大辭典》（1931-1932）以及《新訂日臺大辭典》（上冊）（1938）等辭書。值得一提的是，《日臺大辭典》和《臺日大辭典》都是台灣總督府耗費大量資源完成的鉅著，兩書出版相距二十多年，後者乃總督府的首部「台日」辭典，編撰目的主要是補《日臺大辭典》的不足，因此書中蒐集了相當驚人的閩南語口語語料，在方言文獻上的價值甚高。而《日臺大辭典》則不是以蒐集語料為主要目標，當時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於 1906 年所撰的〈序〉中指明，此乃總督府基於治理層面的考量，認為台灣的語言文字繼承了中國漢文學的基礎，若掌握台灣的語言文字，將有利於教化治理，因此需要一部良好的方言辭書。再者，也由於《日臺大辭典》乃台灣語言史上的開拓之作，小川事先進行了深入的語言比較與調查工作，始撰成〈緒言〉一文，置於書前。筆者整理〈緒言〉語料的過程中，面臨一些語料不一致的困擾，因而提出來討論，並探究其可能原因。本文中所有引用〈緒言〉內容之處，皆以「〈緒言〉：頁數」的方式括號註明之，部分引用書目處理方式與此同。行文中台字皆以「台」字為之，書名、篇 1 _{本圖日文原名〈臺灣言語分布圖〉，台灣武陵出版社之《日臺大辭典》中缺漏此圖，本文附錄所列之圖一，} 乃擷自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台灣總督府民政部寄贈本，該版本全文掃描檔見於下列網址： http://kindai.ndl.go.jp/info:ndljp/pid/869489（2013 年 1 月 14 日檢閱）。 2 _{關於小川所參與編纂的字、辭典，可參中澤信幸（2010：162）、洪惟仁（1993：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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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則依原字，不改「臺」為「台」。本文共分五節，第一節前言，簡介《日臺大辭典》與本研究之背景資料；第二節介紹〈緒言〉之章節架構與內容；第三節主要討論〈緒言〉中古音的依據，亦即有關《韻鏡》的問題；第四節討論〈緒言〉中方言對照表的標音符號的一致性；第五節結語。至於《韻鏡》版本，本文採用的是藝文印書館（2003）所收永祿本《韻鏡》。

二、〈緒言〉之章節架構與內容簡介

〈緒言〉全文 212 頁，是卷帙龐大的語言學論文，在《日臺大辭典》中可謂舉足輕重。從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日臺大辭典》原本來看，其內容自一開始自伊藤博文題字、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序文，接著〈臺灣言語分布圖〉、〈臺灣語數詞比較表〉，而後才是〈緒言〉。〈緒言〉之後還有〈臺灣語的發音〉、〈凡例〉，然後才是《日臺大辭典》本文。辭典之後依序附有〈日臺字音便覽〉、〈百家姓〉、〈臺灣地名〉、〈舊臺灣度量衡附貨幣、時間〉、〈親族稱謂〉，終以〈本書編纂始末〉，以上都是珍貴的語料，對當時台灣通行的語言或日語的音韻、詞彙，提供了大量的材料。3_{可惜歷來對《日臺大} 辭典》的研究稱不上多，小川的貢獻也時隔多年才得以彰顯。本文以〈緒言〉為研究對象，以下對〈緒言〉之章節編排與內容加以說明、討論。（一）〈緒言〉之章節架構與廈門話之採用茲將〈緒言〉之標題與原書頁碼摘出，原書頁碼置於括號中：4 第一章臺灣通行的語言（1-2）第二章中國通行的語言（2-4）第三章在臺灣通行的漢語（4-212）第一項客語（4-5）第二項閩南語（5-212）第一款閩南語的特徵（6-163）一、聲母的特徵（7-42） 3 _{關於《日臺大辭典》的詞彙研究，可參林美秀（2006，2007）。} 4 _{〈緒言〉全文以百餘年前之日語寫成，與現代日語有異，雖然其漢字很多，仍恐難以準確翻譯，目前尚無} 譯本可供參考。筆者除自行翻譯與理解之外，部分是與師長同學討論而來，部分亦就教於日本學者，在此誠摯感謝。未免個人翻譯上的疏失造成誤解，本文引用《日臺大辭典》時，僅列出日語原文。若原文語句結構簡單不致造成翻譯差異時，則不引原文，直接以譯文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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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韻尾的特徵（42-54）三、韻的特徵（54-133）四、聲調的特徵（134-147）韻鏡三十六字母定位表（148）語頭音（聲母）比較表（148-154）語尾音（韻尾）比較表（154-155）韻音比較表（155-163）第二款讀書音與俗音（163-193）一、聲母的比較（163-170）二、韻尾的比較（170-173）三、韻的比較（173-190）四、聲調的比較（190-193）第三款閩南方言（193-212）第一節漳州話以及類似方言（193-205）第二節泉州話以及類似方言（205-212）章節架構清楚表現出〈緒言〉的研究對象是台灣閩南語，因此第二項第一款〈閩南語的特徵〉顯得格外重要，是全文主體，佔將近一半的篇幅。這一部分也是小川在語言比較上的成就之一，他試圖以漢語中古音為基礎，用《韻鏡》來觀察古今音變，並用中國境內各地方音以及域外漢字音為比較，來佐證語音演變的合理性。其中包括了四份重要且明確的對照表，這些表格都是依據小川自己所做的方言比較所繪製。5_{雖然他沒有詳} 加說明其論點與依據，材料本身仍然能夠告訴世人語音的系統面貌。不管他用了多少方言材料，焦點仍是閩南語，尤其是廈門話，這種廣義的廈門話是當時台灣的主流閩南語。又如小川所編《臺日大辭典．凡例》（1931-1932：1）第一條指出《臺日大辭典》所採集的是當時通行於台灣的「廈門語系」的語言約九萬餘言，並以之與日語對譯；第二條則謂該書所採用的語音主要是廈門話，乃由於廈門話兼有漳、泉的特質。「廈門語系」一詞，小川在〈緒言〉（1907：3、5）中曾說明，為「南部福建語」的別稱，即為閩南語。另外，羅常培（1930：1）也曾將廣義的廈門話稱為「福佬話」。 5 _{除了台灣閩南語的實際調查外，小川還曾經在台北帝大任教期間，親自帶領學生進行高山族原住民語言的} 記音，對台灣土地上的語言有極深的了解。洪惟仁（1993：12）云：「小川尚義的職位雖然不高，但在整個日據時代的台語（閩南語、山地語）的調查、研究、編纂等所有的工作，他一直都擔任著主導的工作，堪稱日據時代，不，整個台灣史上對台語研究貢獻最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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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包括第二項第二款〈讀書音與俗音〉以及第三款〈閩南方言〉，6_無一不是為了要確立閩南語的完整體系而服務的，他對閩南語相當專注且重視，這也是為何小川會被台灣語言學界視為先驅的理由之一。從〈緒言〉的章節編排的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說小川以及當時的台灣總督府為了達到語言規範的目標，7_{為了先使日人有效地學習台灣語，不得不將重心放在人口最多的} 語言族群上，因此對於客家語的著墨僅約一頁篇幅，亦將漳州話與泉州話此二種閩南次方言置於〈緒言〉之末，另闢篇幅處理，而沒有置於最重要的「第一款閩南語的特徵」來討論，他是以流通性來作考量，選擇了廈門話作為編撰辭典時的閩南語基礎，而這所謂廈門話，並非廈門一地的語言，而是一種廣泛的共同語的概念，亦即當時所謂廈門話，是閩南語的共同語，不是特定某地的方言或次方言。回溯小川的著作，其來台後所參與編修的第一本字典《日臺小字典》（1898）乃以漳州話為主，該書〈緒言〉中第三條即清楚指明此點。但自第二本《日臺新辭典》開始，皆改採廈門話為標準。可見小川在編纂對譯辭典時，很審慎地考慮所使用的方言。洪惟仁（1993：20）論《臺日大辭典》（1931-1932）時指出：凡例說：「這是因為廈門音介於漳州音、泉州音之間，兼有兩者特質」但這不應當成為標準音的依據，台灣稍微偏漳的優勢腔在當時尚未成形，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廈門可能因為通商口岸造成的商業中心地位，連帶地使廈門腔成為漳泉人公認的代表方言，因此日方傳教士、日本統治者都紛紛改採廈門腔為標準。通商一說確實符合當時的時代背景，然日治時期即便泉州、漳州移民是台灣的多數人口，且於島內通行漳、泉腔的情形下，還要採取廈門話來編寫辭書，以經濟活動的角度來看頗有道理。《日臺大辭典》、《臺日大辭典》系列辭書若是為了統治者的需求並為了後續的國語運動作準備，通商就不會是唯一的理由。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人見次郎（1879-1959）於昭和 5 年（1930）所撰《臺日大辭典．序》（1931-1932，未注頁次）中載明：如同編纂出正確的對譯辭典一般，更不用說在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中普及、鼓吹國語（日語）， 6 _{〈緒言〉中對閩南語一詞有「閩南語」、「閩南方言」、「南部福建語」等稱法，就其內容來看，除須另行說} 明之處，若指涉所差無幾時，為免行文中用詞之模糊，本文統一以「閩南語」稱之。 7 _{參考明治 39 年（1906）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為《日臺大辭典》所寫的序，有提到類似的看法：「我} が臺灣の言文其根柢の深固なること斯の如し由是観之臺灣化育の方は之を言語文字の上より見るに於いても…國家勢力の注ぐ所其譯音飜義の要攷古徴今の需日に將に益切ならんとす。」（《日臺大辭典》：3）日本官方編輯對譯辭書的概念不是單純的要達到溝通、翻譯的目的，而是有一個統治上的大目的，類似上述引文中對於這個「臺灣化育」的實際作法尚不明確，但是參考總督府後續的幾部對譯辭書，可以於其序文中發現更清楚的說法，本文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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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最要緊的事業。為了達成此種事業，總督府先於 1898 年刊行《日臺小辭典》，續於 1907 年刊行《日臺大辭典》，這種目的明確的辭書編纂，自然也就呈現出擇用方言的目的性理由。因此除了通商經濟因素之外，恐怕廈門話本身兼具於漳、泉性質並且通行程度高是很直接的因素，亦即廈門話（非指廈門一地之音）具有當時閩南語共同語的性質，自然是操漳、泉兩次方言之人亦為曉知的方言，小川以共同語來作為辭書的基礎以對譯日語，進一步達到政治的目的，是合理的考量。關於使用廈門話有利於統治、管理的論述，亦可參周辨明（Chiu, 1931: 7）的看法。總上所述，這種以統治為目的，為了推廣日語而選用廈門話，是建立在教會的共同認知以及其具有通商所帶來廣泛流通性的經濟背景之上，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亦即辭書的編纂來看，日本人的目的和歐美傳教士有所不同，因為傳教士編纂對譯辭書，顯然並非為了讓對象學習歐美語言，亦即不以語言學習為首要目的。因此，小川採用漳泉人士皆能通曉的廈門話來對譯日語，就結果而言符合了當時編纂辭書的潮流，還可以節省編纂的時間，避去同時羅列漳、泉及其他閩南次方言的麻煩，台灣人民就算使用廈門話來學日語，也不會增加詞義理解上困擾，自然有利於日語的推廣，小川採用廈門話編《日臺大辭典》，可說是目的明確。我們也可從辭書的底本性質來考量小川採用廈門話的理由，試問：小川編纂《日臺大辭典》時所用底本是不是也以廈門話為基礎呢？據洪惟仁（1993：17）、中澤信幸（2010： 162-161）之相關論文，《日臺大辭典》的編纂計畫是起始於明治 29 年（1896）、當時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的構想，實際編纂人是學務部編纂課長神津仙三郎，他先將麥嘉湖（J. MacGowan）的《英廈辭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Amoy Dialect, 1883，以下簡稱《英廈》）譯成日文，同時上田萬年與小川的《日臺小字典》亦在編纂中。明治 30 年（1897）8 月，神津尚未譯完《英廈》即病逝。小川於明治 31 年（1898）12 月《日臺小字典》出版之後，接手《英廈》的翻譯工作，這個部分花了小川 8 個月的時間。而後再耗一年譯成杜嘉德（C. Douglas）《廈英辭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873），以上是關於台灣語料的部分。接著小川自大槻文彥《言海》（1889）、ヘボン《和英語林集成》（1867）8_{中選定約五萬日語詞條，} 而後將以上材料加以組合，才真正進入了《日臺大辭典》的編纂工作。最後於 1905 年脫稿，1907 年才付梓刊行。為了把蒐集而來的大量材料編排在一起，小川不免有所取捨，或者有些處理上的特殊之點，從好的一面來看，這種情形保存了編纂時代的真實面貌，如現實問題的限制、技術問題的難以突破、真實音系的記錄或者語言變遷的痕跡等，此外也可反映出這些取

8 _{本書作者及書籍原名：Hepburn, James Curtis. (1867). A Japa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with an English and}

Japanese Index，乃最早的和英字典。另外前引《言海》為明治時期一部深具權威的日語字典，小川以此二部書為基礎編纂《日臺大辭典》，特具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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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凸顯了辭書的實用性質。事實上，小川在台灣語言研究的高度，無論是當時或是後世都少有人能匹敵；但是導因於撰作者的語言觀、材料選取，以及時代背景因素，有時也會造成後人閱讀資料時的疑惑與誤解，尤其是著書者與讀者對於語音記號的認知產生落差的時候，以及從讀者的時代背景已經難以了解著書者的時代背景之後，讀者可能遺漏著作者所要傳達的訊息。下一小節，藉由〈緒言〉之章節架構，來討論幾個內容上的有趣問題。（二）〈緒言〉之內容〈緒言〉第一章介紹台灣通行的語言，大略條列了台灣方言以及相應的使用人口，其中最為普遍的就是閩南語，小川又細分為漳州話與泉州話。〈緒言〉第二章介紹中國通行的語言，先說漢語與安南、暹羅、緬甸、西藏語同屬印度支那語系，再將漢語分為官話、吳語、閩語、粵語等四大類，若與七大方言區的分類相比，則少了湘語、贛語，另小川把客語歸入粵語的一種。他其實是參考穆麟德（Möllendorff, 1899）9_的分類。〈緒言〉第三章介紹在台灣通行的漢語，第一項簡單提到客語後，第二項正式進入台灣閩南語。小川認為閩南語通常可分為廈門、泉州、漳州話等，台灣以漳、泉腔為主，以廈門話為母語的人口很少。但是由於在中國閩南以廈門為中心，廈門話在語言地理上的分佈介於漳、泉之間，廈門話的語音特徵也介於漳、泉之間，亦即廈門話具有閩南共同語的特質（前文已述），所以小川認為閩南語的特徵可以從廈門話而得其大概。原文如下：其中本島ニ在テ、最モ廣ク行ハル、モノハ、泉州、漳州ノ二語ニシテ、厦門語ニ至テハ甚ダ稀ナリ、本島ニ於テ泉州語ノ行ハル、ハ、主トシテ海岸地方ニ多ク、漳州語ノ行ハル、ハ、少シク海岸ヲ離レタル内部地方ニ多シ。（〈緒言〉： 5）10

9 _{穆麟德（Paul George von Möllendorff, 1847-1901）於 1899 年在寧波出版了 Classification des Dialectes Chinois}

一書（筆者譯：中國方言的分類），小川就是參考了該書的意見。1882 年朝鮮政府向清廷請求外國顧問，李鴻章便派德籍穆麟德前往朝鮮，後來成為當時俄韓關係的重要人物，關於他在俄韓的歷史事蹟可參考 Simbirtseva（2001）。穆麟德除了曾研究中國方言，對滿文也有所研究，曾提出滿文轉寫方案，是研究滿文的重要參考資料。 10 _{引文中的日語全依《日臺大辭典》原書用字，若有不同於一般日語習慣者，仍依原文。如此段引文中有} 兩種點狀符號，由於電腦處理的困難，本文以字形區別「、」與「、」兩者，「、」為重覆符號，引文出現 3次；「、」為斷句用，如中文之逗號。書影請參附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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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三種ノ言語ハ、其相違スル所、只微細ナル方言的ナ差異ニ止マリ、決シテ難解ノ患アルコトナク、就中厦門語ニ於テハ、厦門ガ地理上、泉州、漳州ノ中間ニアルガ如ク、其言語ノ特徴、亦泉州、漳州二語ノ中間ニ位スルヲ以テ、南部福建語ノ特徴ハ、廈門語ノ特徴ヲ見テ其ノ大體ヲ知ルコトヲ得ルナリ。（〈緒言〉：5）因此〈緒言〉中關於此章的目標，可推估有三：首先是要比較出廈門話與漢語的共時、歷時關係，如此一來不但可以證明《日臺大辭典》使用廈門話的歷時的合理性，也可以說明廈門話確實如其他方言或漢字音一樣，能夠自成一個完整的音韻體系；其次，是要探究漳州話、泉州話與廈門話三者的關係，如果廈門話是完整而有歷史傳承的音韻體系，就可以利用廈門話來推估音系相近的泉州與漳州話。第三，利用中古音（小川所謂《韻鏡》）為橋樑，將廈門話與日本漢字音對應起來，為對譯辭典建立理論基礎。以上三點對於後來日語的推廣十分有利，能夠使日語教育者對於台灣方言更快上手，而且是系統性的了解。洪惟仁（1993：5）指出：「殖民地時期的日語教學法，從教學語言立場可分三個階段發展：一、對譯法時期（1895-1897）。二、母語說明的直接教學法時期（1898-1912）。三、以日語教日語的直接教學法時期（1913-1945）。」而《日臺大辭典》正是第二個時期的辭書，若再依洪惟仁（1993：10）的歸納，日本統治者研究台語的目的有：一、普及國語，同化台灣人為日本人。二、了解台灣民情風俗，以利本島統治。三、以本島統治經驗，進軍於華南。自以上三點來看，更不難了解小川以及其同時期的日本人為何會一致地使用廈門話來作為編纂辭典的基礎音系了。採用漳、泉音，能應用的地域有限，該辭書的實用性質將會大為降低。廈門話不但通行的地域廣闊，而且音系居中，可通其他閩南方言，正符合〈緒言〉內所言其立於不墜之地的重要理由。雖然小川曾主導台灣語言的調查、研究、編纂等工作，對於台灣語言有著一定程度的了解與看法，但是當時台灣閩南語的優勢腔到底是廈門音還是偏漳腔，恐怕不是他當時撰作的最大考量。小川以廈門話的讀書音為標準，理由是讀書音保存了漢語較古的形貌，他說：「讀書音ハ、比較的古形ヲ存スルモノナルガ故ニ、今厦門語ノ讀書音ヲ標準トシ、以下其特徴ヲ列記スへシ。」（〈緒言〉：6，參見附錄圖三）這顯然是個誤解。11_{然而，基於這個} 誤解，小川以讀書音為樞紐，使漢語方言與各漢字音之間的差異縮短了，排除掉閩南語 11 _{閩南語的文白異讀非常明顯，幾乎可視為兩個語音系統，若要為其區分頂層與底層，現代方言學家都接} 受閩南語的底層是白讀（俗音），頂層是文讀（讀書音），換言之白讀音才是比較古的系統。關於閩南語文白異讀的語音舉例，可參考何大安《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1987/2003：230-237）。雖然小川對閩南語文白異讀有所誤解，但他以廈門話的讀書音來與《韻鏡》進行歷時比較，卻是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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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讀層的干擾，使閩南語音系（特別是廈門話）與其他方言與漢字音全都合理納入《韻鏡》以降的音變體系了。第三章第二項第一款〈閩南語的特徵〉是〈緒言〉的主體，也是〈緒言〉中最具研究價值的一部分。小川指出：南部福建語ノ音韻上ノ特徴ヲ研究スルニ當リテハ、勢支那各種ノ語音ヲ比較スル必要アリ、今此等比較ノ基礎トシテ、主トシテ韻鏡ヲ取レリ、葢シ韻鏡ノ音ハ必ズシモ、支那語ノ最古音ヲ表スルモノニハアラザレドモ、尚其音韻ノ種別ニ於テ頗ル精密二シテ、比較上、最モ便利ナルモノアルヲ以テナリ。（〈緒言〉： 6）小川以《韻鏡》為古今比較的材料，《韻鏡》在日本流傳已久，直到清末才傳回中國，小川是較早採用《韻鏡》作系統性方音比較的學者，連晚出的《中國音韻學研究》（高本漢， 1915-1926）都尚未使用之。筆者假設小川所採用的《韻鏡》版本，並不是現今一般看到的古逸叢書永祿本，亦非今存各種翻刻本《韻鏡》，因為《韻鏡》並未標注日本漢字音，若直接用以比較音系，勢必面臨擬音的麻煩。12_{關於這個問題還能找到其他證據，留待} 第三節討論。其二，小川提到： 12 _{洪惟仁〈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之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1994：} 39）提到：「小川直接採用《韻鏡》作為今音比較的古音基礎並沒有什麼瑕疵可言。若問小川尚義何以知道採用《韻鏡》？這是因為《韻鏡》一書在日本傳統語言學的地位有如聖經一般。日本的『字音仮名遣い』（漢字音注音），無論吳音、漢音、唐音都根據《韻鏡》加以系統化。所以小川尚義採用《韻鏡》作為古音基礎是很自然的事。」洪於該文下另註：「黑川真賴（1829-1906）教授在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科所開的『字音仮名遣』即以《韻鏡》為教本。小川尚義應當上過黑川先生的課。」所謂「字音仮名遣い」是以假名標注漢字的一種方法，「遣い」就是使用的意思。歷來有幾種「假名遣」方案，如「現代假名遣」是現在日語所使用的假名，特點是與實際發音一致；「歷史假名遣」是文字改革前使用的假名，和實際發音不一致，卻體現過去日語音聲面貌；「字音假名遣」是為了體現漢日音韻體系對比而設計的學術假名遣，不代表歷史真實的發音，但能反映出漢日對音。無論何種「假名遣」都有其設立的依據，應當以小川的目的以及「假名遣」的性質來定論他參考的是「字音假名遣」，再說，「字音假名遣」的標音應當以《廣韻》為基礎，所以《韻鏡》才隨之適用。以上可參考（日）高崎一郎（1999）《字音假名遣の理解と記憶》。然台灣無此書，無法取得，不得以乃取佐藤正彥（2003）以該書所作的網路對照表為參，見 http://homepage3.nifty.com/jgrammar/ ja/data/ksoun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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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各種ノ言語ノ内、上海、南京、汕頭ノ音ハ之ヲ「ウ井リアムス」氏ノ辭書ニ取リ、福州、客人、廣州、溫州、寧波、朝鮮、安南ノ諸音ハ之ヲ「ジャイルス」氏ノ辭書ニ取レリ、只厦門音ニ於テハ編者ノ綴字法ニ依ル。（〈緒言〉：6-7）13 小川提到的「ウ井リアムス」，就是衛三畏廉士甫（S.W. Williams），他的《漢英韻府》（1874）是小川所處時代普遍被引用的語料之一，根據洪惟仁（1994：41）的觀察，《漢英韻府》記錄了南京、上海、廣州、廈門四個方音，另附錄〈聖諭廣訓〉記錄了北京、南京、漢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汕頭、廣州九種讀音。而「ジャイルス」（Herbert A. Giles，漢譯翟理斯），威妥瑪拼音的創立人之一，他的《華英大辭典》（1892: xii）說明該書收錄了 Parker 所記方音，14_{其中包含廣州、客家、福州、溫州、寧波、北京、華中、揚州、} 四川等話，以及高麗、日本、安南三種漢字音，共 12 種。根據以上說明，不難發現小川採用了不少別人的資料。問題是，小川是否把各家的記音轉寫成同一個標音系統呢？如果沒有，小川又是怎麼標音的？這是本文第四節所要討論的問題。小川說明完以上兩個重點之後，接下來羅列了 149 張對照表，其中有聲母 42 表，凡 183 例字；韻尾 12 表，61 例字；韻母 75 表，446 例字；聲調 20 表，凡 59 例字，合計 149 表，理論上應有 749 個例字，但因有多字重複，實際上少於此數。下面表一乃取小川的喻四對照表重新繕打，以利說明，喻四原圖請見附錄圖四： 13 _引文「ウ井リアムス」中的「井」，一般在戰前日文中寫作「ヰ」，本文依原文字形，不改其字為「ヰ」，書影請參附錄圖三。還有其他類似之處，如「用ヰテ」、「用井テ」兩種寫法兼用的情形（〈緒言〉：60-61）。另外，日本同時期的著作中也有相同的用法，如大島正健《支那古韻考．前編》中曾稱 Williams 為「ウ井ルヤム」（1898：107），可見寫作「井」乃當時的一種假名寫法。

14_Giles_{以 Mr.稱呼 G. A. Parker，但是在整部辭典的 Part 1 部分（書前說明）都沒有提到 Parker 的來歷。高}

本漢倒是在其《中國音韻學研究》中經常提起 Parker 的方言調查，但往往都持負面態度，例如該書中譯本緒論第九頁說道：「但是一直到現在，在所有發刊過的中國語言的說明當中，最『像煞有介事』而結果是最錯的，就是 Parker 在 Giles 大字典裏頭每個字所注的十二種方音。」雖然如此貶抑，高本漢在第七頁卻說：「Giles 的大字典裏所記的北京音當然還算不錯。」可見高本漢只是對 Parker 頗有微詞，對 Giles 還算是肯定。由於 Parker 的資料不多，他曾經被收在 Giles 字典裏的一篇論文（Philological essay）到了第二版就被移除了，因此尚無法了解他是用什麼實際的方法步驟來調查這十二個方音，若按照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第五頁的描述，Parker 的考證就不大可靠。然而，Giles 的《華英大辭典》在當時日本的語言學界也算知名，例如滿田新造的《支那音韻斷》（1915：119）書末的漢字發音表中所引用的羅馬字就是來自此書。筆者認為，這極可能是小川採用《華英大辭典》的原因。然而，洪惟仁（1994：45）也提到：「高本漢在批評別人時總是毫不留情的。他把十九世紀末期及二十世紀初期人們所公認的『漢語方言的頭等專家』Parker 的著作批判到一文不值，可是 Parker 所犯的錯誤，高本漢都照犯不誤。」高本漢對於傳教士記音的批評過於嚴苛，事實上 Parker 的著作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中當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11)

表一〈緒言〉「舌面音」下的喻四對照表喻四 [y] 小川說明：（y）音，關於《韻鏡》「喻」母四等的（y）音，在廈門話中一般為母音，少數情況下也有為（z）音的。在其他漢語方音中，一般為（y）音，也有母音的情形；又，在安南音中，一般為（j）音。

例字耶

以遮切廣韻15

余

以諸切唐韻

曳

以制切集韻、字彙

夷

16_延知切集韻、字彙

裕

羊戍切廣韻日本漢音ヤヤ、イヤ17 ヨヨ、イヨエイエイ、イイイ、エイユユ、イユ日本吳音エエ、イエヨヨヤイヤイ、エイイ、ヤイヨヨ、ユヲ廈門 ia u e i zu 福州 ya u yo i ou, u 客人 ya yi yi i yi

廣州 ye yu yai i yu

上海 ya u i i u

溫州 i yu yi i yu

寧波 ye yu yi i yu

南京 ye, ya yu i i yu

北京 ye yu ye i yu 朝鮮 ya yo, ye ye i yu 安南 ja jï jue ji ju （資料來源：〈緒言〉：35）在這個部分可以注意到的是小川的擬音、例字的選用，以及在部分重複的例字裡是否有記音不一致的情形，這些問題都環環相扣，有時沒弄清楚會讓讀者傷透腦筋。事先釐清小川處理材料的方法，有助進一步研究〈緒言〉所反映的語音現象。以下將〈緒言〉另一張喻母表亦繪製成表二： 15_{〈緒言〉中所引反切來自多部韻書，小川對此並無說明，筆者尋繹多時仍未得解，故筆者自行於反切之下} 加註來源。 16 _{《韻鏡》與《漢吳音圖》中同音之處僅有「姨」字而無「夷」字，《集韻》姨夷同為延知切。} 17 _{此格於小川所錄漢音、吳音之後，補列太田全齋《漢吳音圖》所列的漢音與吳音，以資對照。表中可看} 出小川對《音圖》並非照單全收。

(12)

表二〈緒言〉「喉頭音」下的喻母對照表小川說明：（y）歸於「喻母」，喻母下亦有為（w）音的。〔在反切中，餘、以等字為（y）音；王、于等字為（w）音，皆屬喻母之用字。〕

例字

盈

餘輕切正韻、字彙

由

以周切廣韻

為

于媯切集韻

雲

王分切廣韻日本漢音イエイ、エイ18 イエイ、エイイウ、イウユウ、イウ于イ、井ウ井、井于ヌ、ウヌウヌ、井ヌ、井ユヌ、ウ井ヌ日本吳音イアウ、ヤウイヤウ、ヤウイウ、ユイユ、ユ于アイ、ワイ、井ウワイ、ワイ、井于オヌ、ヲヌウヲニ、ヲニ廈門 ien iu ui hun

福州 in yu ui, oui hun

客人 yin yiu wei yun

廣州 yin yau wai wên

上海 yan yu we yün

溫州 yan yau yü yun

寧波 yin yu wei yn

南京 yin yiu wei yun

北京 yin yu, you wei yn

朝鮮 yon yu wi un 安南 jin ju, jo vi vên （資料來源：〈緒言〉：41-42）比較表一及表二，可以看到幾個有趣的情形： 1. 小川所引反切來源不明，且非來自同一部韻書小川並無說明其反切的來源為何，由小川所列的反切來看，若無進一步分析其音系或者更廣泛地查考文獻，無法得知其依據。如下表所列之例，反切的來源可上溯《唐韻》、下至明代《洪武正韻》、《字彙》之間的韻書，目前僅能了解其反切來源不大可能是來自某一本特定的韻書，即使可能引自某本彙集反切的字典，目前也未能考知。關於古漢語資料的來源，小川僅提到了《韻鏡》及《漢吳音圖》（下文多簡稱《音圖》），而此兩本書 18 _{盈、由二字之下有假名イ上下倒反的情形，本文仍視為イ（〈緒言〉：41）。}

(13)

皆屬韻圖，書中不注反切，因此小川的反切來源頗耐人尋味。〈緒言〉中尚有其他喻母（含三、四等）字零星出現，如表三：表三〈緒言〉中的其他喻母字頁碼反切等出現韻書舉例 13 袁，雨元切 3 廣韻。 13 遠，雲阮切 3 唐韻、廣韻。 13 運，王問切 3 唐韻、廣韻、集韻、類篇。 13 越，王伐切 3 唐韻、廣韻、集韻、類篇。 64 為，于媯切 3 集韻。 64 帷，有悲切 3 查無此切。廣韻：「洧悲切」。 68 韋，宇非切 3 唐韻。 76 衛，于歲切 3 唐韻、廣韻、集韻、類篇、韻會。 87 運，禹慍切 3 正韻、字彙。 100 員，于權切 3 集韻、類篇、韻會、字彙、正字通。 115 往，于雨切 3 唐韻、廣韻。 115 王，雨方切 3 唐韻、廣韻、韻會。 119 榮，永兵切 3 唐韻、廣韻。 55 融，以戎切 4 唐韻、廣韻。 85 尹，餘準切 4 查無此切。廣韻：「余準切」。 85 鷸，餘律切 4 廣韻、玉篇。 101 遙，餘招切 4 集韻、類篇、韻會、正韻、字彙。 111 耶，以遮切 4 廣韻、正字通。 119 營，余傾切 4 唐韻、廣韻。 119 役，營隻切 4 唐韻、廣韻、集韻、類篇、韻會。 131 鹽，余廉切 4 唐韻、廣韻、集韻、類篇、韻會。表三所列的反切，更加顯示出小川在舉用反切時不但無一定本，而且還加上了個人的意見，無論是在古代韻書中撿擇適合個人音韻體系的反切，抑或是直接修改反切用字，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音系為基礎，必然會造成方言比較的誤差。以小川的深厚的語言學功力來看，毋寧相信這些反切是他精心修正過的，而非隨意為之。因此，小川雖然說他參考了《韻鏡》，就〈緒言〉所呈現的事實來看，難以認定其所用的反切屬於中古音系統，需要另作一番整理，才能了解小川所列諸反切的真實性質以及其擇取反切的道理，不然，「運」字既收王運切，又收禹慍切，就不知如何解釋了。

(14)

2. 小川所引漢字音假名，與《漢吳音圖》與現今通行漢、吳音皆有落差表一、表二中，〈緒言〉所引吳音、漢音與《漢吳音圖》所列有些落差，其中不僅是假名拼音有所不同，連假名的用字也不盡相同。何以小川既已明言其參考了《漢吳音圖》，又在未加說明的情況下加以修改？其修改的道理何在？筆者與現在通行的漢字音相比，小川所錄亦不甚相符，如表一、表二的漢字音：表四「表一」、「表二」例字比較表表一例字小川《音圖》通用漢吳音19 表二例字小川《音圖》通用漢吳音漢音ヤヤ、イヤヤ漢音イエイ、エイイエイ、エイエイ

耶

_吳音 _エ _エ、イエ _ヤ

盈

_吳音 _イアウ、ヤウイヤウ、ヤウヨウ（ヤウ）漢音ヨヨ、イヨヨ漢音イウ、イウユウ、イウユウ（イウ）

余

吳音ヨヨヨ

由

吳音イウ、ユイユ、ユユ漢音エイエイ、イエイ漢音于イ、井ウ井、井イ（ヰ）

曳

_吳音 _ヤイ _ヤイ、エエイ（ヱイ）

為

_吳音于アイ、ワイ、井ウワイ、ワイ、井イ（ヰ）漢音イイ、エイイ漢音于ヌ、ウヌウヌ、井ヌ、井ユヌ、ウ井ヌウン

夷

吳音イイ、ヤイイ

雲

吳音于オヌ、ヲヌウヲニ、ヲニウン漢音ユユ、イユユウ（イウ）

裕

吳音ヨヨ、ユヲ無小川引用前人舊書，並非全盤照引，而是有所改動，因此小川所注漢語中古反切及日語漢、吳音，都是兼有「改革」的意味，這種改良的心態反映出小川不願完全守舊，亦即他有追求創新的音韻思想。讀者不能因他引用了古書音注就是守舊的，這種在前人注音再進行改良的舉措，其實是中國、日本音韻學的歷史影響，以中國為例，古代音韻學家改良反切或者校訂反切的想法非常普遍，但是卻不一定會說明他們如何改良、為何改良。小川雖沒有說明他如何革新反切與假名注音，但是就現實來看，他已經實踐了改良的行為，這種主觀的改動如果有客觀的理論基礎，是值得重視的。 19_{本論文所錄通用漢音、吳音的標音，採自日本三省堂《全訳漢辞海》（《全譯漢辭海》）第二版（2008）。}

(15)

3. 小川所引羅馬標音也有系統不一致的情形另外，關於羅馬標音的部分也有系統不一致的情形，如喻四有 y、j、起始為 i（無輔音）三種標音，然而 y、j、i 若在同一個記音系統下若用以表示前高不圓脣元音或半元音，並不易區別三者之音值，同時出現於同一套標音系統的情形不多見，由表中可見合口也有類似問題。因此，〈緒言〉當中的標音符號是否經過統一轉寫？如果未經統一，讀者要如何區別標音符號上的差異？上述日語假名標音與羅馬標音的問題，關係到〈緒言〉語料的精確度，將於後文加以討論。〈緒言〉第一款「閩南語的特徵」就是以如同上述表一、表二的 149 張對照表為核心，第一款後面的四張語音系統表就是整理這 149 表而來，由於本文不欲討論其音系，加以篇幅關係，僅針對前面提到過之問題作討論。〈緒言〉第三章第二項第一款讀書音與俗音是另一個精彩部分，小川說：厦門音ニ在リテハ、多クノ場合ニ於テ、讀書音及ビ俗音ノ二種アリ、俗音ハ、普通、讀書音ノ轉訛ト見ルヲ得ベケレドモ、時トシテハ、俗音ニ於テ、却テ古形ヲ認ムルコトナキニアラズ、又此等俗音ハ、一方ニ於テハ、福州、汕頭ノ俗音、及ビ客人音ト相類似ルスモノ亦少カラズ、今左ニ厦門俗音ノ重ナルモノヲ擧ゲ、讀書音、客人音、及ビ、福州、汕頭ノ俗音ト比較スべシ。（〈緒言〉：163）小川認為：廈門話於多數場合下，又可分讀書音與俗音兩種，一般來說，俗音雖是由讀書音轉訛而來，有時俗音卻可能是比較古的形式，又這些俗音與福州、汕頭的俗音以及客語相似度不少。於是他列舉廈門話俗音，並以讀書音、客語以及福州、汕頭的俗音互相比較，以明其理。雖然在觀念上，小川對閩南語俗音的層次與現代學者的結果有些不同，例如俗音由讀書音轉訛而來這個概念與今大異其趣，但是他所列出的文白異讀字又分了聲、韻、調的不同，方法上已經很現代。〈緒言〉最後一部分是第三款閩南語的方言，此部分分為兩小節，第一節主要介紹漳州話，第二節則以泉州話為主，同樣是以羅列語音對照表的方式，比較出語音差異，這就是小川一以貫之的研究方法。另外這一部分小川還列出其他閩南地區與漳泉兩腔的類似情形。根據以上對〈緒言〉各章節的內容介紹，可以說小川對整個閩南語的研究，的確是頗有心得。

(16)

三、小川尚義所採《韻鏡》與《漢吳音圖》

在《日臺大辭典》卷首附錄的部分除〈分布圖〉、〈緒言〉等，還有〈臺灣語的發音〉與〈凡例〉，如果說〈緒言〉是小川的語言學論文，那麼〈發音〉與〈凡例〉這兩份材料才真正算是進入《日臺大辭典》的大門，從中可發現有用資料，例如〈凡例〉第五頁這樣記載：緒言ノ中ニ擧ゲタル、支那各種ノ言語ノ内、福州、客人、廣州、溫州、寧波、北京語、及ビ朝鮮、安南ノ音ハ「ジャイルス」氏ノ辭書（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H. A. Giles）ニ據リ、上海、南京語ノ音ハ「ウ井リアムス」氏ノ漢英

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 W. Williams）ニ據リ、其ノ發音ヲ表ハスニ用井タル文字モ亦原書ニ從ヘリ、但シ厦門、漳州、泉州語ノ發音ヲ表ハスニ用井タル文字ハ、編者ノ考案ニ據レリ、又漢呉音ノ假名遣ハ、主トシテ太田方氏ノ漢呉音圖ニ據リタレドモ、多少ノ變更ヲナセル處アリ。（〈凡例〉：5-6）

此段指出，〈緒言〉中所舉出的各種中國語言當中，福州、客話、廣州、溫州、寧波、北京語以及朝鮮、安南等音，採用 H. A. Giles 的辭典（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上海、南京音採用 S. W. Williams《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並且使用原書標音文字。但是廈門、漳州、泉州話的標音，則是依據小川自己的設計。再者，漢、吳音的假名標音法是以太田方的《漢吳音圖》為依據，但有幾處小川自行作了變更。除了印證前一節〈緒言〉內發現的問題值得探討之外，還可以得知小川在《日臺大辭典》正文與〈緒言〉中所參考的辭書並不相同。〈緒言〉中的日本漢字音主要來自太田全齋《漢吳音圖》（1815）20_{一書，由於《音圖》是日本《韻鏡》學研究的一部著作，小} 川對《韻鏡》一書的概念，很可能主要來自《音圖》，而非直接來自《韻鏡》原書。將《音 20_{《漢吳音圖》，作者太田方（太田全齋），是一本研究日本漢字音著作，日本自鐮倉時代開始正式研究中} 國韻書以來，韻書體系的標音都屬於字音假名遣（參考注釋 12）的範圍，《漢吳音圖》的底本是《韻鏡》，所以標音也是根據字音假名遣，只是每個作者都稍稍有自己的修正，總體而言大同小異。作者太田方，又作太田全齋，方是他的名，字叔亀，生於日本寶曆 9 年（1759），卒於文政 12 年（1829），著述頗豐。《漢吳音圖》成書於文化 12 年（1815），由〈漢吳音圖〉、〈漢吳音徵〉、〈漢吳音圖說〉等三卷集合而成。編纂動機之一是因為日人讀書，常會遇到吳音、漢音，但漢字音門法複雜，造成閱讀的困擾，不如直接由韻圖檢索，因此他決定以字音假名遣的規範來確立漢音、吳音，韻圖方面則是選擇《韻鏡》，因為《韻鏡》是流傳後世最早的韻圖。其他關於本書的資料，可參考日本勉誠社版《漢吳音圖》書後所附（日）林史典〈解說〉，參太田全齋《漢吳音圖》（1815：257-267）。另外，有關江戶時代的日本韻鏡學，也可參考李無未（2012）。

(17)

圖》與《韻鏡》（古逸叢書永祿本）相對照，可以發現體例上有所差異，例如兩書第一圖，《音圖》曰「內轉第一合」，《韻鏡》卻是「內轉第一開」，雖然此僅舉一例，實乃 43 圖的標目中，《音圖》有 13 處與《韻鏡》不同。再者許多《韻鏡》入聲無字的地方，《音圖》都填上了字，原因不明。由於《韻鏡》中並無反切，能夠用來印證小川是否直接徵引《韻鏡》的最顯見的就是韻圖中的「等」。以前述喻母諸例字來看，可以看到一些《韻鏡》與《音圖》不一致處而小川依循《音圖》的情形： 1.《韻鏡》內轉第七合脂韻喻母三等格中無「帷」字，而《音圖》中有（《七音略》中同一格亦有帷字），可知小川此字乃直接徵引自《音圖》。 2.《韻鏡》內轉第八開止韻喻母三等格中有「以」字，《音圖》中三等為「矣」字，四等為「以」字（《七音略》中三等有矣字，四等無字），小川認為「以」是四等字。 3.《韻鏡》內轉第十一開魚韻喻母三等格中有「余」字，《音圖》置於四等格中（《七音略》同），小川認為「余」是四等字。 4.《韻鏡》內轉第三十一開陽韻喻母三等格中有「羊」字，《音圖》同一格位無字（《七音略》同），小川認為「羊」為四等字，因其將「裕，羊戍切」作為喻四字的例子（見表一或附錄圖四）。21 5.《韻鏡》外轉第三十四合清韻喻母三、四等分別為「營、榮」二字，而《音圖》同格位三、四等倒置為「榮、營」二字（《七音略》同），小川依後者。由以上的例子來看，可以得知小川即使參考了《韻鏡》，仍然非常重視《音圖》的說法，但是他並非照單全收，若《音圖》有誤之處，也會避開不引。如《音圖》後附《漢吳音徵．第十八轉合》中「尹」（四等）字下引「《廣韻》，于準切」（三等），考《廣韻》應為「余準切」（四等），小川則將反切改為「餘準切」（四等），雖未直接引用《廣韻》的反切，但間接避開了《音圖》的錯誤。從小川徵引《音圖》的角度來看，他也受到近代日本《韻鏡》學的沾溉。日本自信範（1223-1286 or 1287）首先注釋《韻鏡》以來，《韻鏡》研究成為日本音韻史上的顯學，對日本音韻學有重大的影響與傳承價值，故中澤信幸（2010：160）說，《日臺大辭典》繼承了江戶時代以來《韻鏡》研究的傳統。《韻鏡》 21_{陳廣忠《韻鏡通釋》（2003：326）云：「羊，《廣韻》與章切。章歸三等，則羊亦為三等。合此位之音。} 但羊歸陽小韻，二字同音。而陽字已列於四等（假四等、真三等）之位，則此羊字可刪。」陳氏此說與小川不符，小川以方言比較來考證，認為「羊」為四等字。

(18)

產生於中國，而《韻鏡》學產生於日本，近代日本學者對《韻鏡》的研究可謂大放異彩、百家爭鳴。其中，《韻鏡》與五十音圖的結合研究由來已久，因為韻圖與五十音圖皆是印度悉曇學影響下的產物。李無未（2011：163）提到：五十音圖在平安期的末期已經存在。五十音圖產生後，又不斷加以完善，《韻鏡》在這其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主要是《韻鏡》的語音結構分析模式潛在地影響了五十音圖的分析模式。近代日本學者重視《韻鏡》與日本漢字音的關係研究已經形成了悠久的傳統，無論是新井白石、文雄，還是他們之後的學者，莫不如此。新井白石（1657-1725）曾撰《東音譜》（1719），於書中將五十音、日本漢字音、中國杭州、泉州、漳州、福州音進行比較。太田全齋的《音圖》雖然沒有排列中國各地方言，但是他徵引了不少朝鮮漢字音與中國中古以降多部韻書，形成了中、日、韓對照的語言學研究，關於他用語言比較考訂日本漢字音的內容，收於《音圖》後附的《漢吳音徵》中。可見，小川用語言比較研究台灣閩南語的創舉雖前無古人，但是語言或方言比較的方法，在當時的日本已有前例可循，如大島正健《支那古韻考．前編》（1898）就已經零星地將日本漢字音與中國方言進行比較，見圖一。大島正健自 19 世紀末期即開始注意比較法，其應用比較法較為全面之作，應為《漢音吳音の研究》（1931）一書。就方法論而言，小川不是漢語方言比較研究的第一人，但就研究對象而言，其他日本學者研究《韻鏡》或漢語方言與日本漢字音的關係，是為了更深入地認識日本漢字音，而小川的研究則在認識漢語方言（特別是閩南語），從這個角度來看小川仍名符其實，為漢語方言研究的先驅。回頭來看〈緒言〉與《音圖》，當我們知道小川的漢音、吳音多來自《音圖》，進一步想，小川的中古音例字來源，恐怕也是取自《音圖》，因為〈緒言〉中大部分的例子都需要標注漢字音。小川在進行方言調查時所得到的語音記錄不論多寡，在撰寫〈緒言〉時都受限於所比較語料的完整度，因此為了確保每張對照表中不致缺音，選字時就得格外謹慎，在《音圖》之外，其他參考用書亦在考量之中。《音圖》已非《韻鏡》原貌，小川轉引時可能會面臨太田全齋修訂過的語音，例字也會受限於《音圖》之收字。在此情況下，為了避免《音圖》中原有的錯誤，以及部分音系上的干擾，因此須在〈緒言〉中指出「有幾處做了變更」。然而小川不免也有失誤之處，如「為」字下所收「漢音∕吳音」，有「于イ、井∕于アイ、ワイ、井」（〈緒言〉：41）與「井∕井」（〈緒言〉：64）的差異，不知為何在較後的頁數中，「為」字的漢字音被簡化了。22 22_{《音圖》中「為」字的漢字音請參表二，與小川所引漢字音，部分相同。}

(19)

圖一《支那古韻考．前編》截圖（資料來源：大島正健，1898：106-107）再者，觀察小川的〈韻鏡三十六字母定位表〉：表五〈韻鏡三十六字母定位表〉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幫 p 幫 p 幫 p 非 f 幫 p 滂 p 滂 p 滂 p 敷 f 滂 p 並 b 並 b 並 b 奉 v 並 b 明 m 唇音 * 唇音三等的一部分是摩擦音明 m 明 m 微 v 明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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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端 t 知 t 知 t 端 t 透 t 徹 t 徹 t 透 t 定 d 澄 d 澄 d 定 d 舌尖音 *二等三等是舌尖裏音泥 n 娘 n 娘 n 泥 n 見 k 見 k 見 k 見 k 溪 k 溪 k 溪 k 溪 k 群群群群舌根音疑 n 疑 n 疑 n 疑 n 精 ts 照 ts 照 ch 精 ts 清 ts 穿 ts 穿 ch 清 ts 從 dz 牀 dz 牀 j 從 dz 心 s 審 s 審 sh 心 s 舌尖音 *二等是舌尖裏音，三等是舌面音邪 z 禪 zh 邪 z 影（）影（）影（）影（）曉 h 曉 h 曉 h 曉 h 喉頭音 *（）是元音，h是弱h音匣 h 匣 h 匣 h 匣 h 半母音喻 w, y 喻 w 喻 w 喻 y 舌尖音來 l 來 l 來 l 來 l 舌面的鼻音日 zh （資料來源：〈緒言〉：148）然後來看《音圖》的排列：圖二《漢吳音圖‧三十六字母輕重》（資料來源：太田全齋，1815：14-15）以上兩張圖突顯出不少巧合，表五加粗的字正好是圖二反白的字，而且兩表的聲母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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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配是相同的。《韻鏡》的聲母分配與上兩圖有幾處出入，《韻鏡》群母僅三等有字，上兩表卻是四個等都有字；《韻鏡》邪母只配四等，上兩表卻分別配了一、四等；《韻鏡》匣母三等無字，上兩表四等皆有；《韻鏡》喻母只配三、四等，上兩表四等全配，以上就是聲母分配的差異，可以證明小川雖云參考《韻鏡》，卻仍以《音圖》為主。小川也為三十六字母擬了音，在唇音中，將微母擬成v。將知徹澄娘擬為t t d n，照二組照穿牀審為ts ts dz s，照三組照穿牀審禪為ch ch j sh zh，匣母用斜體 h 表示，喻母包含半元音w 或y，日母以zh表示。比較特別的是知組的t t d n，按照表格上的說明，他認為知組是舌尖裏音（舌尖後音），而不是目前學界較為通行的舌面音說。另外，將喻母擬作w相當罕見，但是喻母後接合口韻母時確實會引發其聲母的合口性質，小川可能是考量到這一點，經筆者翻查《音圖》，喻母一、二等之下果然有字，由於喻母一般只在三、四等有字，故擬為y或零聲母是合理的，《音圖》中若已經改為四等皆有字，就必須考量一二等的洪音特性，小川的擬音當有理可據，礙於篇幅所限，本文尚無法細究其音系內部的演化與分配問題。簡單來看小川討論喻二、喻三兩母的情形，他總共找了六個例字，分設於兩張對照表：表六喻二、喻三例字例字袁遠運越為雲小川擬音 w w w w w w 小川所注漢音ヱヌヱヌウヌヱツ于ィ、井于ヌ、ウヌ小川所注吳音ヲヌヲヌヲヌヲチ于ァイ、ワイ、井于ォヌ、ヲヌ漢、吳音說明《漢吳音圖》所收諸音含有上述兩音《漢吳音圖》所收諸音含有上述兩音《漢吳音圖》所收諸音含有上述兩音《漢吳音圖》所收諸音含有上述兩音與《漢吳音圖》符號有異，但拼出的音相同《漢吳音圖》有收上述音，所記錄之音不全相同《漢吳音圖》格位二十二圖喻三二十二圖喻三第二十圖喻三二十二圖喻三第五圖喻三第二十圖喻三《韻鏡》格位二十二圖喻三二十二圖喻三第二十圖喻三二十二圖喻三第五圖喻三第二十圖喻三（資料來源：〈緒言〉：13-14、41-42）以上可以發現小川巧妙地全取喻三之字來討論，可是他卻說：（w）音、韻鏡「喩」母二等、三等ニ於ケル（w）音ハ、厦門音ニ在リテハ、普通（u）又ハ（o）ノ母音ヲ有ス、此場合ニ於テハ、他ノ支那音ニ在リテ、多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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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音ヲ有スレドモ、獨リ安南音ニ在リテハ、殆ンド常ニ（v）音ヲ有シ、以テ四等ノ（y）音ト區別セリ、〔韻鏡「喩」母ニ於ケル音ハ（w）音、又ハ（y）音ニ限ル、舌面音「キ」参照〕。（〈緒言〉：13）小川認為在《韻鏡》「喻」母二等、三等的 w 音，廈門話一般為母音 u 或 o，雖然在表中的漢語方言也有許多 y 的情形，然惟獨在安南音中的二、三等字常為 v，與四等的 y 音有所區別。括號中他補充：在《韻鏡》中喻母只有 w、y 兩音。再次可見，小川所說的《韻鏡》，就實際面而言應是《音圖》，他說《韻鏡》有喻二的字，卻又不拿喻二字來舉例，這個矛盾其實也說明他將改編自《韻鏡》的《音圖》直接拿來作研究的參考，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音圖》其實僅有一個喻二的字，為「外轉第三十六合」的「宖」字，而《韻鏡》同一格位上無字，更正確地說，整部《韻鏡》原本都沒有喻二的字。這種大幅改造後的《韻鏡》受到小川的重視與信賴，反映出日本人改編《韻鏡》運動之下，也有所謂權威的版本，權威版本雖然不見得符合中古音的真相，但可以多少顯示出日本人如何理解並解釋《韻鏡》。筆者身為日本漢字音研究的門外漢，解讀《音圖》難以切中要點，然而《音圖》在近代日本流行一時，從其他學者的評價也可側面了解《音圖》。例如滿田新造曾於《支那音韻斷》（1915：105-106）以及〈漢呉音図の解剖的批判——音韻研究法に就いて〉（1921a，1921b）中指出《音圖》的多處失誤。又如大島正健於《漢音吳音の研究》書後〈附記〉（1931：256）提及《音圖》時，曰太田全齋具備綿密的考證、廣泛涉獵和漢書籍，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德川末期的學者盡皆服從，然大島認為太田全齋忽略語音的歷史變遷，直接以《韻鏡》音系研究日本漢字音，在方法上是錯誤的；再者，大島也認為《音圖》中關於漢音、吳音的原音、次音假說（漢音、吳音之下可各再分出原音、次音兩種漢字音），以及《音圖》中影喻兩母的奇說，都令人難以信服。大島與滿田二位學者對《音圖》的批評頗為一致。大島（1931：256）說：「要するに太田氏は、甚だしく『韻鏡』を誤解したる人なり。」即謂太田全齋是個對《韻鏡》有著極大誤解的人。從小川信賴《音圖》的立場來看，就算有許多西洋傳教士的辭書可以參考、即便同時期的學者已嘗試在《韻鏡》研究上試求突破，從他引用《音圖》的程度來看，還是難以擺脫傳統漢字音與五十音系統的認知，這種特色也唯有在日人所編集的辭書看得到。但是小川也並非完全照抄《音圖》的漢字音，我們在前面表一、表二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小川所錄漢字音與《音圖》與現代通用的漢字音皆有不同，可見小川對於《音圖》只是參考，並部分地加以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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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基本上肯定了小川採用的主要是《音圖》中所記載的漢字音而非直接根據《韻鏡》原書，要整理〈緒言〉當中的古今音變時，就不能完全根據我們對《韻鏡》的理解來說話，應當要找出《音圖》與現代通用的漢字音，三方對照，才不會造成誤解，小川的改動之處，或許比不改之處更具有語音學上的價值。另外要注意的是，《音圖》所記錄的漢、吳音雖部分經小川修改，然而小川羅列的各地方言，最初多是經由調查而來，兩種語料的性質還是不大一樣的，只是小川對於各地方言的記音是拼湊前人辭書而來，因而也有一定程度的誤差（詳下一小節）。簡言之，本文所欲探討者其一，小川雖云參考《韻鏡》，但就〈緒言〉中出現的諸多例證來看，應為《音圖》才是。

四、〈緒言〉中標音符號的一致性

上文已指出《日臺大辭典》正文所參考的英、日、廈門辭書與〈緒言〉所參考的辭書不同，因為正文與〈緒言〉的撰作目的不同。正文部分，小川至少花了兩年的時間進行符號、標音的統整與規範，但是〈緒言〉則強調以資料來證明日本漢字音在音系上可以與漢語方言、朝鮮及越南漢字音互相對應，換句話說，是為了替所編纂的對譯辭書尋找理論依據。這種對應研究與日本《韻鏡》學開始以來的學術風氣不可分離，無論是以《韻鏡》來研究何種日本語學的古籍，或者用來研究同樣重視語音分析的五十音圖，都是為了找出日本漢字音與中國中古音的對應模式，以期深入對日本漢字音，甚至是中國古音的認識。即便是身為語言學家的小川，也無法任意地看到一個漢字就能直接讀出日本漢字音的古今讀音，因此不僅是漢語方言與朝鮮、越南漢字音，就連日本漢字音都需要有參考語料。只是在大量採取他書語料的前提下，〈緒言〉各項對照表內的拼音系統實際上是不一致的，引用 Giles 與 Williams 的辭書時，小川也是互相不牽就，直接引用二書的標音符號。也就是，小川的方言比較並非立足於同一個標音系統，這意味著研究方法影響了對照表的可讀性，因為當我們想要利用小川的資料時，必須先了解這些符號所代表的語音意義。由於小川實際調查的只有閩南語，其他各地方言就必須參考第二手資料。拿實際的例子來看，本文表一內的符號都是筆者依據〈緒言〉列出的，在這一張喻四表內共有來自四位學者的標音系統，中古音反切基本上是來自《切韻》系韻書；廈門音是小川所標注；日本吳音、漢音是以太田全齋的系統為基礎；福州、客語、廣州、溫州、寧波、北京、朝鮮、安南是採用 Giles 的辭典；上海、南京則是 Williams《漢英韻府》的標音。除非讀者對表一內所有引書與符號之間的關係都能了然於心，否則無法判定同一個羅馬字在不同的標音系統中是否實際上讀為同一音或者不同音，亦無法判定不同的羅馬字是否實際上讀成同一音。對於這個狀況，小川的解決辦法是製作一張「符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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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ノ中ニ用井タル歐字ノ發音ハ、普通羅馬字ノ發音ニ準ズト雖モ、別ニ符號ヲ施セル文字ノ發音ハ、大略左ニ掲グル所ニヨリテ之ヲ知ルベシ。（〈凡例〉：6）他說，〈緒言〉中所用的印歐文字的發音，按照一般羅馬字的發音，如果用了別的符號，其發音大致可知為左圖所表示的那樣。表七即小川所謂「左圖」：表七〈凡例〉中的符號表ジャ（Giles）福、客、廣、溫、寧、北、朝、安（《華英》）ウ井（Williams）上海、南京（《漢英》）小川廈門、漳、泉、其他發音 a a a 長き[a] ae e [a]に近き廣き[e] e e e 長き[e] e a o 唇[e]、舌[o]の位置にて發する音（sz）’ u 唇[e]、舌[u]の位置にて發する音 oa o o [a]に近き廣き[o] ou o ou [u]に近き狹き[o] o o 唇[o]、舌[e]の位置にて發する音 oe u 英語her, turn等の如き中間母音

u u u 長き[u] u u 唇[i]、舌[u]の位置にて發する音 y i 長き[i] e rh ’rn 舌尖の翻轉せざる一種の[r] n , n 鼻的母音 c [k]と[ch]との中間音 hs h [h]と[s]との中間音出氣音 ‘ h 弱き[h] t, d, n 舌尖裏音（資料來源：〈凡例〉：6-7）小川的這張符號表很明顯只有助於元音問題，如果要把所有的輔音都列出來，還需要更大篇幅。表中有一列說明《華英》中的 y 等於小川系統中的 i，這就是在討論表一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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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曾遇的問題，小川認為 y 是喻母字的擬音之一，喻母的 y 在表四中亦列為「半母音」，且列於語頭音（輔音）的討論中，他還指出廈門話中的喻四字是元音起始而不是像其他方言多為 y 輔音，然而此說與表七卻形成矛盾，若按照小川的說法，表一內《華英》的 y與小川的 i 同樣代表「長音[i]」，表一說明欄內的 y 卻是指「半母音」，形成莫衷一是的說法。又若按照表七，認定在喻母的討論中，廈門話（喻四字為元音 i 起始）與大部分標音為 y 聲母的方言，應具有相同的輔音音值，之所以有寫法上的差異，只是由於標音系統不同罷了的話，那麼《華英》的 y 與小川的 i 是相同的，但在《華英》中 y 與 i 卻是有別的，如此一來《華英》的 i 與小川的 i 又該如何界定呢？至於〈緒言〉中喻母三等字、各地方言的 w 輔音是否也與廈門話中的起始元音 u 或 o 有關，由於表中未列，小川如何認定亦不得而知。要看懂〈緒言〉，必須同時有漢語音韻史、羅馬標音符號、日語假名的基礎知識；就語言能力來說，至少須要能掌握日語與漢字（音），因此小川所設定的讀者群範圍相當小，不是語言學家就是語言教學者。如果說《日臺大辭典》的正文是為了普及與教育，〈緒言〉的目的就在於深掘與研究，一本辭書既欲其能廣又欲其能深，小川用心頗深。還有一點需要釐清：Giles 的《華英》內，除辭典本身的音注是其本人所編，補充的方音乃收錄 Parker 的調查，而 Parker 的調查也同樣有北京音，小川可能知道 Giles 與 Parker 的標音系統不一致，卻不加以說明或統一，只是照表抄寫，那麼小川抄的到底是 Giles 的北京音，還是 Parker 的北京音呢？查查《華英》內的方言記錄，以本文表一的例字為對象，看看小川如何運用此書：表八〈緒言〉與《華英大辭典》所收方言比較例字耶余曳夷裕緒言華英緒言華英緒言華英緒言華英緒言華英福州 ya ya u yo i i ou, u 客人 ya ya yi yi i i yi

廣州 ye ye yu yai i i yu 溫州 i i yu yi i i yu 寧波 ye ye yu yi i i yu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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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字耶余曳夷裕

緒言華英緒言華英緒言華英緒言華英緒言華英朝鮮 ya ya yo, ye ye i i yu

安南 ja ja jï jue ji ji ju

北京

Giles yeh yu i i yu 表格說明：

1. 「耶」音，唯北京音稍有別，小川在 Parker 與 Giles 之中選了 Parker 的標音。 2. 「余」字下，《華英》曰見「餘」字，餘字下又曰見「與」字，「與」字之下並無方言表。 3. 「曳」字下，《華英》曰見「拽」字，「拽」字下音注皆與小川同，另北京音「拽」Giles 註為 i。 4. 「夷」字各方音，二書皆同。 5. 「裕」字下，《華英》曰見「諭」字，唯註了安南音 ju。 6. 若該字下無某地方音，表中以空格呈現。 1-5大致說明了《華英大辭典》的方音標註方式，並非所有字都經過 Parker 的調查， Parker未曾調查的字，而 Giles 認為有同音字存在，就會以此字註彼字，例如在第 2 點中，「余」、「餘」、「與」牽連了半天，三字之下卻都沒有方音可以參考，還得繼續找其他同音字來參照，但我們並不清楚 Giles 如何判定同音字的。若繼續觀察幾個例子，就可以發現小川引用《華英大辭典》時完全採用 Parker 的調查，但由於 Parker 所調查的字有限，所以許多〈緒言〉內的例字只能用同音字的標音來替代，這就更加說明了〈緒言〉內，方言比較表的標音是一個相當混雜的系統，不僅不是統一的標音方法，更不是建立在統一的體系上，就連同一個地區的方言，都有可能內部是不健全的，因此有比較上的困難。今人要想進一步研究〈緒言〉，得先了解各家擬音、記音的背景問題才行。如果我們將上述所有問題都串連在一起，不難想到小川當時寫這部〈緒言〉，手邊的資料可能不是很完備，Parker 也曾記錄日本漢字音，為什麼小川獨不用？那是因為小川本身對日語的了解使他能夠發現《華英》的日語材料有瑕疵，就算《漢吳音圖》沒有羅馬拼音，也非調查而來的語料，會造成語言比較的不便，但《音圖》在當時《韻鏡》學研究中的領導地位，仍使小川選擇《音圖》，放棄 Parker 的日本漢字音，此乃為兼顧正確性與傳承性所作的選擇。至於其他方言，由於沒有更為理想的方言調查，小川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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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華英》。當然，《音圖》除了沒有羅馬拼音外，與《華英》以及《漢英》最難協調之處就在於收字不同，《音圖》以《韻鏡》為底本，所以收字以《韻鏡》為限，韻圖的特色就在於編纂者只為一個音編列一個字，因此要與《華英》相對照，使用同音字乃不得已的折衷辦法了。可是，近代標準語同音字，不代表其中古音或現代方言也是同音，所以這樣的比較，也需要重新檢討。前文圖一中大島正健（1898：106-107）引用 Williams 的標音時，曾說漢語的羅馬字標音法因人而異，雖然所引 Williams 的比較表不盡然精確，但不至於對語音關係的呈現有所妨礙。正因羅馬標音因人而異，才須考慮系統一致性的問題，如大島正健於《支那古韻考．前編》只引 Williams；滿田新造《支那音韻斷》只引 Giles，就是為了避免不一致的問題。由此，也可窺見當時的日本學者對於羅馬標音的一種保留態度。23 綜上所述，本文所欲探析之事其二，乃小川雖云〈緒言〉中的羅馬標音按照一般羅馬字發音，其中卻含了小川、Giles、Parker、Williams 等四人的標音系統。若要以教會羅馬字或某種特定羅馬字的概念來認知〈緒言〉中的語料，容易在四種系統中產生誤讀。今人若欲對〈緒言〉內所有的方音對照表進行語言分析，宜將表格重新疏理，雖不必然要轉寫成統一的標音方式，但須事先確定每個符號於各個音系中的內涵，對小川所引諸書皆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否則要對〈緒言〉內容進行音系比較研究，恐怕有所困難。在語言研究中，保留語料的原始形貌乃常見選擇，小川此舉無損其語言學上的貢獻，只是筆者以為今人閱讀〈緒言〉之時，對於其中的羅馬標音若能重新疏理一遍，相信會另有收穫。

五、結語

本文試圖對〈日臺大辭典緒言〉的內容有所認識，並且了解小川尚義編撰《日臺大辭典》時的部分背景及他所採用的參考辭書，以及其運用語料的方法。觀察〈緒言〉中所呈現資料後，發現小川在運用語言比較材料時，有些不一致之處，因此以探析為題，探討兩項較大的問題。根據討論過程，得到以下結果： 23 對於小川所參考之方言辭書，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緒論》也曾經有所批評，如其批 Parker：「Parker 注的日本音跟日本字典上的音比較，可以看出有好些字不同的地方。其所以然之故，也許如 Parker 自己所說他的例子不僅是依據日本字典，特別是 Hepburn 的字典，而且也有『一部分是從記憶來的』。關於廣州、福州拿 Parker 的注音跟 Eitel，Maclay-Baldwin 諸人的注音比較，我所查過的三千字至少有四分之一是不同的。所以我情願用那兩部更小心一點寫出來的方言字典，那當然是無足怪的。至於溫州、揚州、漢口不幸除去 Parker 以外沒有別的材料可用，我不得已就只好用他的了。不過用的時候得用種種小心謹慎的方法去防備它。 Parker 不單因為他很嚴重的錯誤把他的工作弄糟了，就是他全體的系統也都不成話」（2003[1915-19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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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川所謂用以檢視古今音變的《韻鏡》，極可能是 1815 年太田全齋改編《韻鏡》而成的《漢吳音圖》，《音圖》中部分格式與例字以及所收字的音韻地位都與宋刻本《韻鏡》不同，反映了語言歷史演變和太田全齋個人的音韻認知。小川並沒有對《音圖》與《韻鏡》的差異作說明，只是引用《音圖》中的吳音、漢音時，有稍加修訂假名標音，對於《音圖》並非照單全收，而且與現今通用的漢吳音系統不同，小川應有其個人訂立的標準。另外，〈緒言〉中諸例字的反切，並非採錄自特定韻書，故不能以《韻鏡》或《廣韻》來全盤檢討〈緒言〉的用例，必須先對《音圖》的內容與音系有所了解才行。小川無論是在其所引《音圖》假名標音，還是所引反切，都沒有釐清當中的語音變遷問題，因此將〈緒言〉的複雜性提高了。第二，〈緒言〉方音對照表內的標音符號不統一。小川明確指出他採用了 Williams 和 Giles 所編的辭典，但沒有將標音系統轉換成同一套，雖然在語言學研究中，保留語料的原始面貌是一種常見方法，但是小川在面對《音圖》或者《韻鏡》時卻沒有保留其原始面貌。再者，小川也沒有將引述而來的諸方言做統一的擷取，有可能在某方言下，部分採用 A 的標音，部分採用 B 的標音，甚至部分只用同音字代替而非直接調查而來。小川雖然對於羅馬標音的不一致有所補救，繪製了對照表，可惜不夠完整，而且引出新的矛盾。這是受限於該年代取得完整材料相當困難。簡言之，小川雖云〈緒言〉中的羅馬標音按照一般羅馬字發音，然其中含有四種標音系統，容易產生誤讀。今人若欲對〈緒言〉內所有的方音對照表進行語言分析，宜將表格重新疏理，確定每個符號於各個音系中的內涵，且須對小川所引諸書皆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否則要對〈緒言〉進行音系比較研究，恐怕有所困難。

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緒言〉所引文獻之相關問題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