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同志運動的可能與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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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同志運動的可能與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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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盈堃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課程與教學系 yinkunchang@students.wisc.edu

摘要

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在於：作為同志自我改造的同志運動，當它與網際網路相遇時，將產生什麼樣的社會效果？是同志運動將因與網路結合而如虎添翼？還是，傳統同志運動所創造衝突現場影響社會走向的動力，將被網路所消解？就可能面，同志運動藉由網路凸顯同志主體性，而且網路匿名意義與運動訴求的正當性呈現負向關係，即越缺乏社會正當性的團體與運動訴求，越需要網路匿名性質來阻擋外界的砲火。就不可能面，網路同志運動仍存在許多限制，本文從「網路是否真的具有匿名性」、「網路的單向性與單階性」以及「網路使用的門檻」等三方面加以反省。雖然同志們比較願意在網路世界中進行連署，對同志運動而言有正面的幫助，但網路抗爭本身的力量也因較不具媒體可見度與抗爭衝突性，反而消解同志運動的影響力。 關鍵字：網路、同志運動、異質空間 [收稿]2002/7/19; [初審]2002/9/16; [接受刊登]2002/10/4 *_{本文的許多想法是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張維安教授開設的<網路與社會>} 專題研究這門課裡所形成，作者感謝修這門課的許多同學與張老師的批評與指正，以及感謝資訊社會研究兩位審稿人的許多寶貴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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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同志社群所活動的空間型式具有很多種類，像台大男同性戀研究社(1994)所出版的<同性戀邦聯>一書中，介紹各種同性戀者的組織和活動場所，包括社團、同性戀酒吧、三溫暖、海水浴場、男中女中、健身房、速食店、同性戀刊物、演藝圈、監獄、軍隊、劇院，乃至於新公園、電腦網路、分類廣告，以及指稱身份的 SM 共和國(虐待與被虐)和暗嵌共和國(掩藏身份)。這種多樣性一方面標舉同性戀的異質性，另一方面也顯示同性戀者遍佈於社會中，可視時機和需要，挪用各種社會空間，轉為同性戀者的情慾交流空間，而本文所討論的電腦網路正是其中之一。我認為網路世界也正像是一個不同型式的同志王國，甚至可以說是邦聯，而我用邦聯這個字眼主要是凸顯積極政治動員的意涵，當然這也符合目前多數研究指出網路運動的動員性高的說法。早期進行同志議題的研究，泰半著重在具體空間的探究，典型的例子為Castells(1983)對舊金山同志鄰里社區所進行的研究。這類研究在都市社會運動或都市政治的理論脈絡下，考察同性戀做為一個特殊社會群體，同志如何住進某個社區，造就該區的高級化，建立同性戀的住宅與商業區等等。這種具體空間的分析，仍有男女同志之間的差異，因為同性戀社區政治研究以男同性戀為主，女同性戀網絡較為隱形與分散不定。不過，男女同志的差異現象可對社區這個概念做進一步的質問：社區不再只是被視為相互接壤的鄰里，它也是一種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超乎面對面的互動與物理的鄰近性。換句話說，想像社群也就是網絡的概念，它是一個社會性的社區，不是以地域和實質的空間所界定的社區概念，而且不單是靜態地描述類型，所著重在於建立同志網絡的動態過程。地域認同或實質認同並非動員的主要原因，相同的社會處境才是形成網絡的能量，也就是網絡的運作機制。近來網際網路的普及化被認為是民意抒發或市民討論的最佳管道，網路的去中心化、及時立即、近用門檻低於其他媒介等特色，似乎更近公共領域的理想，因此同志運動的場域，也逐漸轉向虛擬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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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我所關注的焦點為以下命題：作為同志透過集體力量進行自我改造的同志運動，當它與網際網路相遇時，將產生什麼樣的社會效果？是同志運動將因與網路結合而如虎添翼？還是，傳統同志運動所創造衝突現場影響社會走向的動力，將被虛擬、抽離現場的網際網路所消解？然而本篇文章就方法論的層次而言，我採取論述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的策略，根據相關的理論論述與研究告報進行討論，並未涉及明確的田野工作。

二、背景知識的討論

(一)舊社會運動與新社會運動

這篇文章的核心議題擺在網路中的同志運動，其中不可忽略的背景知識之一正是舊社會運動與新社會運動的討論。在此值得提問：到底同志運動是舊社會運動還是新社會運動的特質？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一方面需要放在台灣特殊的政治脈絡裡去談，最主要的關鍵在於同志運動的興起與解嚴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鄭陸霖與林鶴玲 (2001:61)指出台灣解嚴前自發性的社會運動極少，所謂的社會運動大半以社會整合為宗旨，且背後多由執政黨推動或獲得當局首肯，人民團體雖然逐年成長，但多受政府嚴密介入管制。如果參照傳統社會運動的定義：「一群有意識、有目的的一種組織行為，其目的在於改變現有的秩序或要求資源的重新分配」，王雅各認為在解嚴前基本上台灣是沒有社會運動的空間，一方面他認為這種以社會整合為主的運動並不符合傳統社會運動的定義，另一方面相關理論[1]幾乎只著重外顯、有形且具體的可見性，並不太符合台灣的脈絡(王雅各，1999:24)。因此，林鶴玲與鄭陸霖(2001:116)修正社會運動的定義為：「既有社會秩序下的弱勢者，透過集體的力量，企圖發展比較合理秩序的想像，並集體地抵抗、抵制，或者改變既有體制的過程」，他們認為這樣的定義可將社會運動與散漫隨機的集體行為區分開來，同時可以容納不 1_{他討論古典與修正的集體行為、相對剝削、結構變遷、馬克思的階級鬥爭理論} 以及古典與修正的資源動員理論等觀點(王雅各，19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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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特性的社會運動，如農運、工運這類以利益重新分配的訴求，以及同志運動這類以認同為訴求的社會運動。雖然解嚴後有關社會運動的討論相當多，最典型的代表著作是徐正光與宋文里(1989)合編的<台灣的新興社會運動>，這本書從環保運動、婦運、工運、原住民運動、老兵自救運動、校園運動、反核運動等範疇，以及宗教、民間信仰與迷信、大家樂風潮、飆車等社會現象來討論解嚴後的台灣社會，但這些觀點很明顯的看不見同志，更不要說同性戀這個字眼，甚至性偏好或性取向少數的字眼都沒有在這些文本中出現(王雅各，1999:27)。直到 1990 年末期這樣的聲音才逐漸發聲，可以說同志議題在大部份的社會運動中是缺席的，但不容否認的是當婦女運動獲得正當性的位置之後，同志議題的空間才慢慢地浮現。當我們在討論同志運動的時候，我們必須先區分傳統的舊社會運動與新社會運動。傳統的社會運動觀點通常狹隘地把遊行、抗議、示威或請願等動態視為符合社會運動定義的運動。然而這樣的定義，其實無法適切地放在同志運動的脈絡，就像王雅各(1999:67-68)指出：「一般人可能在性別、階級、族群、年齡、宗教、工作、居住地、口音、黨派、國家認同這些議題被充分討論完之後，才忽然發現有性別取向不平等的社會事實，而且對絕大多數的異性戀者而言，同志是一個不存在或看不見的想像社群。但令人感慨的是同志在數量上遠比其他弱勢社群要多，但基於現身出櫃的壓力，所以在最基本的人權上卻在許多地方是不如其他的弱勢社群。」相反地，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泛指西方社會六Ο年代以來所興起的新興社會運動，包括婦女解放運動、嬉皮現象、學生運動、和平反戰、黑人與原住民人權、同性戀人權等等。Touraine(1985a:754)認為新社會運動最主要在抗拒主流文化模式(如知識狀態)的社會控制，因此新社會運動是不同於傳統的舊社會運動。舊社會運動圍繞在以階級為主的組織之上它們所關心的是政治權力與經濟結構；相反地，新社會運動的組織並不以階級而是以其他種類的認同為主，如身份認同、族群認同等等。新社會運動所感興趣的是文化變遷、價值轉變以及日常生活本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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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新社會運動企圖捍衛既有的生活方式與在地的文化認同，以及人民對於生活領域的自主權與掌控(Dalton, Kuechler & Burklin,1990)。

新社會運動認為現代社會衝突的場域大約可以分成幾類：(1)抗拒國家及市場的力量侵入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殖民化或將文化同質化(如 Habermas、Touraine)；(2)在都市的社會情境中，組成都市的草根運動，用來挑戰國家或其他的政治力量，要求維持社區的自主力量及保護地方的文化認同，以重新組織都市生活(如 Castells)；(3)抗拒後工業、資訊社會中新類型的社會控制(如網際網路)，表達個人認同在文化符碼的壓抑上(如 Melucci)。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新社會運動重視過去舊社會運動所忽視的身份認同議題，並藉由集體的召喚而建構出身份認同政治。所謂的集體身份認同，Melucci(1989)認為是一群互動的個人，對於其集體利益及其集體行動在客觀的環境中的機會與限制的共享性認知，社會運動中集體身份認同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形成，逐漸被型塑、建構出來的。換句話說，新社會運動的定位在市民市會的層次，以草根性質的組織，進行文化創造的直接行動，如Melucci(1989)提出新社會運動有四大特色：一、並非全然專注在物質的生產與再分配，二、社會組織並非僅將自身定位在奪取目標的工具理性位置上，三、社會運動和可見/不可見運動面向的新關鍵點是水乳交融的，四、當代社會運動清楚地明白社會中生活世界的多面向性。 Touraine(1985b:77-92)主張社會是由行動者體系和結構性關係互動的結果，而社會運動是在變遷的社會中，針對社會行為所做的探討。他將社會運動區分為社會運動、歷史運動與文化運動，雖然這三者的界限不容易劃分，但均朝向文化變遷的方向轉移，且造成生活方式的改變。像近年來台灣的同志處境從缺席已至逐漸眾聲喧嘩的現象，王雅各(1999:30-31)就認為最近這十幾年來在台灣所發生的同志現象，是一個文化形貌轉換(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configuration) 的社會運動過程。換句話說，新社會運動理論則比較關注社會結構的歷史斷裂，像認同政治、民間文化的自我改造、生活世界的反系統殖民、抗拒被吸納到傳統代議政治，並且強調網路結盟更甚於組織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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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強調意義建構更甚於功能協調，強調認同建構與民主深化更甚於權利保障與代議民主的批判，也因此新社會運動理論家 Melucci 在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一書中，對網際網路穿透資訊權力控制的抗爭潛能與作為自由越界的抗爭場域有深刻的討論(引自鄭陸霖與林鶴玲，2001:63)。新舊社會運動相比，我們可以發現舊社會運動具有清楚的階級基礎，或明確的意識形態，但新社會運動所呈現的階級與理念內容則較為多元性與異質化。換句話說，政治與社會的改革不一定完全要在法制的領域中進行，日常生活也可以進行改變，尤其是一些私人性或是親密性的行為，也成為更重要的改變對象，而存在於個人的/集體的、私下的/公共的界線也開始變的相當模糊。此外，運動也可以發生於個人行動[2]，倒不一定要進行團體的動員，運動也不一定要以政府部門做為抗爭的對象，並且運動處理到日常生活微觀的層面。例如在建構身份認同的過程中，質疑與挑戰傳統的符碼與價值。此外，新社會運動的組織是相當的散漫與去中心化，雖然組織沒有經常性的會務活動，但是當突發事件發生時，活動者就十分具有機動性，可以迅速集結動員，在最快的時間內介入，爭取事件的發言權與詮釋權。新社會運動也具有偶發性，也就是說集體行為的發生，往往是在突發事件暴發後所採取的行動（Johnston，1994），不過雖然是偶發性的事件，我覺得這卻存在著結構上的必然性，因為在結構中一些看似合理的事情中，早已暗藏著對同志的歧視與宰制。

(二)台灣同志的特殊脈絡

相較於其他地域的同志運動而言，本地同運的特色正是卡在現身的壓力，其中在運動中戴上「面具」便是一大特色。雖然在本地社會運動中有戴面具的出現，頭一遭並不是出現在當前的同志運動，例如在十多年前的媒體曾出現愛滋病患者帶著面具對媒體進行告白，但是這面具與當下同志運動的面具有著極為不同的脈絡意義，而今日台灣 2_{最典型的例子是許佑生與葛瑞的婚禮，這引起廣泛的重視也可算是同志運動，} 因為許佑生的現身的正面效果使得社會大眾不得不看見同性戀、不得不重視同性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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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運動網路化的趨勢，當然與現身和出櫃的壓力也脫不了關係。在出櫃的壓力下，過去台灣的同志運動發展出集體現身的概念與策略，朱偉誠(1998:45-46)大致歸納為二類:(1)非同志也可以參加同志場合，以主題氛圍的散佈、而非以個人身份的告解來達到同志集體現身的效果；(2)專以同志身份出現的場合，如接受媒體採訪或上街遊行示威，以戴上面具等方法來拒絕同志個人的身份曝光。後者是過去同志運動主要的運作方式，這樣的集體現身策略，如同張小虹(1996:59) 所言：「既能滿足同志對主體呈現的渴望，又適度保持不立即被對號入座的曖昧」，所以不但巧妙地化解參與運動的同志們對於現身的焦慮，也妥善因應當時運動發展的要求。故過去的台灣同志運動裡，讓人留下最為深刻的印象就是戴面具，這也是不同於其他社會運動的地方，因此帶著面具有遮掩的效果，幾乎在多數的同志運動場合中都可以看見以戴面具形式進行運動，從 1995 年因應台北市政府規劃新公園而產生同志空間行動陣線開始以致爾後的相關運動，面具一直是反現身的作法。趙彥寧（1997）曾指出「現身」在台灣同志運動的脈絡下有兩項認識論上的特殊意義：1.現身的對象（other）在台灣同志論述的脈絡當中均被設定成為媒體、或是等同於媒體般具有再現（represent）影像能力的權力主體，因此在這樣的認識論邏輯操作之下，只要涉入現身的行動，現身的主體必然會被主流媒體異己客體化，因而喪失權力（即同志在主流媒體的報導下，形同對號入座的關係，而同志也沒有太多倒轉論述的空間）。王雅各也有類似的看法，他認為現階段的台灣同志運動，幾乎只針對大眾傳播媒體，不僅是直人大多是透過媒介瞭解社會，更重要的是在缺乏大量明星(celebrity) 和個人現身的場景中，許多同志也是藉由媒體的力量逐漸轉化與導正一般人對同志社群的看法。所謂的明星是指被媒體所塑造出來的偶像人物，但目前仍是寥寥無幾(王雅各，1999:31)；2.在台灣同志運動中，所有現身的場域都被視為公領域，換句話說在個人認知的過程中，公 /私領域的區分是不存在的，也就是同志運動被建構在一種幻想性（imaginary）的公領域中。我認為構成社會運動中的兩個最基本元素，其一為被抗爭的對象，另一為參與運動的主體，只是在傳統社會運動中總可以輕易地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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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兩種對立的符碼（如勞工運動的主體為勞工，而被抗爭的對象為勞委會或資本家），但是在同志運動中若不戴上面具的話，實在很難去區分什麼是運動的社群，而且也很難向媒體中的異己喊話，因此面具對於台灣的同志運動有其必要性，因為戴上面具後，同志運動主體明顯地具有彰顯(marked)的效果，因而清楚地區分什麼是運動參與的主體、什麼是被抗爭的對象，因此在這個論述脈絡下，面具同時具有現身與反現身的意義。也就是說，同志運動透過面具的彰顯效果，所做的就是現身，使得原來不可見和不可聞的同志形象，在動員之後成為一個清晰可辨的社群，反擊異性戀霸權任意地運用各種象徵暴力的手法來污衊同志，像Sedgwick(1990:75)指出：對於主流而言，一般的弱勢群體，如女人、不同種族的人、殘障人士、低下階層等，除了比較邊緣的例子外，大體而言都是可憑藉外型表徵或言語舉止來辨識的。但是同性戀則不然，基本上，只要沒有人願意承認坦承自己的性傾向，其實主流根本是無法辨認誰是同性戀者，雖然異性戀霸權往往利用象徵暴力的方式操作，例如刻板地認定同志為娘娘腔或是有變裝的癖好。這種知識論的暴力(epistemological violence)反映的毋寧是主流在面對同性戀者這個它自己建構出來、卻指涉困難的異己時的氣急敗壞，所以才會把社會性別上可見的違異行為解讀為同性戀的等號。由於同志運動有著現身的壓力，因此面具對於同志運動最大的意義正是在於反現身，即面具具有匿名的作用，而今隨著網路的發展，異議媒體陸續成立，我認為同志運動可以說是運動策略的轉向，轉向對社會事件的論述(戰)，而不是採取大規模街頭抗議的型式。無疑地，網路的匿名性比起面具來說更是好太多了，在網路技術的保護下，免除過去街頭運動擔心遭到窺視的問題。一般來說，只要使用者的代號 (id)或暱稱(nickname)沒有太過明顯的符號標記(如gay…等)，其實其他的使用者不太容易判斷這個代號或暱稱是否具有同志的身份，再加上在註冊帳號時留下可回覆的伊媚兒(e-mail)，在大部份的電子公告欄 (BBS)都能夠取得正式的使用身份[3]；而在烘焙機(homepage)中，部 3_{不過有一些同志網站有過濾上站者的身分，即透過認證、審核甚至介紹人制度} 來募集使用者，保障社會正當性的同志。林鶴玲與鄭陸霖(2001:133)認為過濾制度的目的主要在於身分保護，讓上站者都是自己人—同志或同志的支持者。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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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網站不需要身份認證，因此網路的確是提供給同志運動更大的論述空間，因此Richard Davis提到網路的政治性功能，正是在於它可以提供政治討論的論壇，它對公共的事件可以進行回應與討論(引自 Ebo,1998)。一般來說，網路上習慣使用的化名(pseudonymity)，使得個人可以不必以主要的身份認同與他人接觸。利用化名，個人可以決定要透露哪些基本資料，把哪些自我的面向曝露出來，甚至也可以操控自我呈現的面貌。換句話說，經過電腦中介而非直接面對面的溝通正像防護罩一樣，反正人家也不認識你是誰，即外貌、長相、年齡、職業，乃至於情慾取向等都是一張長期帶著的面具的人。基本上，我認為網路給同志運動一個很好的空間，就像Wolff 在<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中所說的女人解放需要從有自己的房間開始，從資訊科技的時代來看，這個房間或許可視為網際網路的空間。網路同志邦聯的形成是在巨觀的層面上對社會造成衝擊與影響，因而就長期的趨勢而言，具有改變社會制度和社會風氣的潛力。

(三)台灣網路同志運動的沿革

台灣同志運動在網路上的發展最早在1994 年，1994 年四月台灣學術網路(Tanet)上第一個「同性之愛」討論區(即Motss--member of the same sex)在中央資管龍貓站(ip:140.115.83.240)開板成立[4]，邇後許多 BBS站皆設有以同性戀為討論主體的Motss板，因為BBS這項新媒體具備私密、自主、無遠弗界的特質，正好提供同性戀社群發聲、現身壞女兒站關閉guest的功能，杜絕非同志與對同志不友善者的騷擾者以匿名方式參觀，並且設計anonymous的匿名ID，任何人以此ID進入抱怨版發表不違反人身攻擊等規定的文章，甚至連個人ID都得以匿名。在同志版上，匿名的功能不是讓同一社群裡的活動者彼此不認識對方的面具，而是讓圈外人不能辨識社群活動者的面紗。 4_{不過根據陳耀民(2000:1)的說法，交通大學資工鳳凰城站(ip:140.113.17.154)與} 中央大學資管龍貓天地(ip:140.115.83.240)兩站可以同時並列，因為目前已無正確資料可以查詢，不過本文主要文獻成忠一(1998)的說法認為是中央大學資管龍貓天地，因此採取成忠一的說法。此外，關於Motss版的中文名稱會根據不同的BBS 站而有不同的稱呼，陳耀民(2000:1)指出多數以「同性之愛」稱呼，如台大計中椰林風情(ip:140.112.1.6)、台灣學術網路BBS實驗站(ip:140.111.1.11)等，但是在一般使用者的習慣上都直接以英文Motss稱呼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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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管道，於是網路成為同性戀平權運動的新戰場。在成忠一 (1998:147)的研究中，也表達類似的看法：「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作為同志訊息的交換集散地，只有網路才能提供這種功能」。台灣網路同志運動的歷史沿革，根據喀飛(1995)的區分，可以分成草創期、成長期、壯大期、成熟期，而整個發展呈現從單一討論區到細緻分工的討論區(如同志神學版Homesexual--TH、同志文學版Queer—Writing 等)，增強同志在不同層次需求的主體地位。鄭陸霖與林鶴玲(2001:71) 進一步將社運相關網站大概區分為兩類：「核心」(core)與外圍(belt)。所謂核心網站是比較具有戰鬥性的，它不僅只在網頁內容上訴求反體制的運動理念，更直接推動或呼籲群眾採取具體的集體行動。相對而言，所謂外圍網站並非第一線的行動角色，僅在網站內容上宣揚反體制的社運理念，外圍網站通常提供運動社群資訊或服務的支援性網站。核心與外圍的說法亦符合同志運動的現況，像「我的拉子烘焙機」即為同志運動的核心網站。 表一 Motss 版的發展時程與各期特色 時期 發展特色 草創期 (1994 年 4 月至 1994 年 11 月) 中央資管、交大資工、省教實驗站、台大計中四站先後開立 Motss 版，成為先聲，且四站之版皆參與連線轉信。成長期 (1994 年 11 月至 1995 年 4 月) 此階段成立Motss 版的 BBS 站較其它時期為最多，且大部份 BBS 站皆為參與連線轉信。壯大期 (1995 年 5 月至 1995 年 6 月) 此階段多站成立之 Motss 版，大多數屬不參與連線轉信的 local 版；其優點是可發展各自 Motss 版的特色。成熟期 (1995 年 8 月至 1995 年 10 月) 開始有針對多樣同志需求的同志專版開立，首開先河的為交大焚不燬站的「同性戀神學版」。資料取自：喀飛(1995:26-27) 目前網路同志運動的主要作法多半是連署運動聲明和寄送抗議 e-mail 給抗爭對象，如過去同志社群抗議華視新聞以偷拍方式進入同性戀酒吧報導的網路連署活動，這個抗議源自華視夜間新聞以偷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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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進入同性戀酒吧做報導，在未經同意下拍攝，侵犯被拍攝者的隱私，再加上新聞處理不當，報導中對同性戀者的刻板印象與污名化更引起同志社群的強烈抗議。在同性戀的重要網站「我的拉子烘焙機」便發動抗爭，除了在網站上刊登各相關新聞報導外，並呼籲支持者直接以e-mail、傳真或打電話到華視新聞部的方式抗議。網站上並有支持者的連署登錄設計，自1998 年 8 月 12 日至 1998 年底共計 1431 人連署(引自林鶴玲與鄭陸霖，2001:127-128)。

三、可能面：網路同志運動的優勢

網路之所以成為同志運動的新戰場正是在於其匿名性的特色，普遍而言，網路空間提供一個匿名的特質，在網際網路中不用因為現實生活中階級、性別、角色的問題而限制發言，而且也不會暴露出隱私。多數的論述認為網路帶來更自由的言談空間，如吳姝倩(1996)認為匿名性使得網路中的言論比面對面的接觸來得自由，參與者的地位比較平等，不會有明顯上下對立的關係，也較不容易出現權威型的人物；另一方面，匿名性也為安全上有顧慮的使用者提供相當的保障，讓他 /她們可以在不受威脅的情況下，以真實的自我與他人互動。而林宇玲也有類似的看法，她認為：「網際網路具有多媒體、雙向互動與使用者取向的特色，使其傳播方式不同於舊有的大眾媒體。在微觀層次上，網路賦予使用者更多的自主與控制權：使用者不但能以匿名的方式搜尋資料，而且他們也能自由創作與傳散訊息，甚至還能以『化名』的方式，進入各種討論區。在巨觀的層次上，網路不僅能作為公共論壇的場域----讓使用者在網路上暢所欲言，而且它還能形成網路社區 ----讓使用者不用透過有形的地點，就能輕易地參與社區的活動。」(林宇玲，2000:4)換句話說，這些看法認為網路的最大優點在於匿名性，可以讓一些社會的邊陲社群，如同性戀、原住民、婦女等等，凝聚共識、累積運動能量的另類場域。固然因為網路的匿名性，使得邊緣化的社會運動轉入網路，然而，並非所有邊緣化的社會運動必然都會轉入網路的場域。許多同志(尤其是高學歷者)在網路發展的早期，利用網路找到舒展自己的場域，這是其他邊緣化團體所不一定擁有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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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也正因為台灣同志運動的核心問題正是卡在現身與出櫃的壓力，因此網路的匿名性提供同志運動發展的重要因素，白佩姬(1997)指出台灣同志的運動訴求，在政治軌道上履試不進，其中一個關鍵是同志有不能現身的衣櫃處境，如常見同志運動中，同志們總是要戴著面具作為運動的主體，這正是凸顯同志必須躲在面具後現身的困境。網路匿名特質的意義與運動團體/運動訴求在現實社會中的正當性呈現負向的對應關係，即越缺乏社會正當性的團體與運動訴求，越感受到主流大眾媒體的歧視扭曲，也越需要網路匿名性質來阻擋外界的砲火，在主流媒體之外編織另類論述。換句話說，越被大眾媒體邊緣化(mass media marginalization)的社會運動，網路化程度越高。如果把這個現象放在 Lefebvre(1991)的討論脈絡下，他認為空間會不斷的複製繼續產生同質性空間，然而，當主體在原本的空間底下被壓迫到無法生存時，就會另創一個新的異質空間出來，新生空間的發展和原本的空間形式迥異，在這種情形下，主體生存模式就會開始改變。但是，從原本的空間到異質空間的生成不是那麼容易，必需經過多次的抗爭與改革過程，我認為這正顯示文化形貌的轉型。就像本文在上一節對新社會運動的討論，同志運動往往因為某個偶發事件的爆發，於是成為運動的楔子。成忠一以常德街臨檢作為分析的案例，他發現常德街的事件中，網路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分析網路與常德街事件的關係，有匿名性、自主性與去中心化的特性(成忠一，1998:150-151)。他指出在網際網路的社會裡，以一個ID代表一個身份，使得原本的社會身份可以匿隱，因此使用者比較容易擺脫現實社會所建構社會性別角色的外衣，以另一種真實面目現身於網路世界，這對於目前還無法受到台灣社會價值認同的同志社群是非常重要的關鍵，也使得網路成為同志運動的基地，一方面可以排除出櫃與現 身的壓力而發聲，同時匿名性的優點也讓同志在網路上進行連署[5 ] 的顧忌比較小。 5_{網路連署多半只是宣稱與表達，如李禮君舉「女權上路」的網路連署作為例子，} 她認為連署本身是在彭婉如案的社會氛圍下的一種抗議宣示與表達，但事實上無法對制度造成改變，但是這樣的發聲對整個社會輿論的影響是很大的(李禮君， 20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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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的自主性也是因為網路的使用者同時兼具閱聽人、訊息發佈者(記者)與訊息篩選者(編輯)的三重身份，因此在新聞的發布與取閱的自主性較高，當然這也凸顯出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只是單向地報導，很容易對弱勢社群的處境視而不見。在網路上報導弱勢議題時，則完全沒有這樣的阻礙，因此相較於其他媒體而言，網路所扮演類似於公共論壇的角色，使整個消息讓運動者自主並不斷藉由網路傳播出去，激起運動的火花。此外，網路發揮超越地理的限制，具有去中心化的特性，使得運動參與不止侷限在某個地方。網際網路在運動中的工具角色，成忠一(1998:152-154)區分成為：新聞媒體、工作聯絡簿、動態會議室、網路聯署、歷史紀錄保存。網路作為新聞媒體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主流新聞媒體對同志議題的默視以及即時性的不足，像喀飛(1995)也指出如果同志平權運動缺乏新聞媒體的運用，將導致運動效果跛足難行，失去改造社會價值的契機，因此目前台灣的社會運動都必需進行一場媒體戰。儘管在許多事件當中，運動者會盡力發佈新聞稿，與第一線的記者聯絡，但往往在新聞的處理過程中，仍對同志帶著特別的眼光和刻意忽略的偏見，網路反而是運動的媒體主力，而且網際網路所提供的聊天室功能，也可以轉換成為動態會議室，只要運動者約定某一個時間上線，開闢聊天室(Chat room)討論，則輕易地跨越地理的侷限，達到多人會議的目的。BBS 的另外一項重大意義是建立本土同性戀平權運動的活動資料，各個 BBS 精華區的建立正是保留歷史記錄。雖然網路在很多的討論中往往會視為虛擬的、不真實的，但這也不是意味著沒有轉變的可能，王皓薇(1997:56)認為一些不定期舉辦的網聚、球聚，將原本散居各地的同志聚集在一起，透過面對面的交流、溝通，使原本僅存於虛擬世界中的網友，轉變為真實世界的重要支持，這對形成一個互助互信、跨越地域的同志社群而言，是相當值得肯定的一點，游謙(2000:5)稱這種類似的網聚、球聚為從「弱聯繫(weak ties)」以至「中聯繫(intermediate ties)」、「強聯繫 (strong ties)」的過程。

綜合上述，網路世界的一大特點正是以流動空間(space of flow) 取代地點空間(space of places)，網路的特色在於即時送達、大量傳遞、方便轉寄、互動性強的媒介特性提供社運團體對內聯繫動員、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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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料、確認重要議題、形成共識、發展行動計劃，以及對外爭取同情支持等層面上，都發揮傳統媒體所沒有的功能。此外，網路是個極有彈性的溝通、協調、聯繫的工具，並且網路的互動可以即時但並非完全同步，藉由發信者與收信人在傳送與閱讀之間，幫助運動參與者克服參與運動所面臨的時間與空間的配合。像林鶴玲與鄭陸霖 (2001:119)指出：網路容許支持者可以在不實際接觸其他成員的情況下，維持對組織及活動的參與。這種型態的參與由於對成員相當地方便，因此有助提升社會運動與成員對此議題認同的結合。換句話說，網路具有聯繫與後勤支援的功能。就技術特性來看，網際網路具有去中心與互動性、匿名與快速複製傳遞的特性，它可以是資源動員的工具，凝聚社群認同的空間，甚至可以是大眾媒體以外多元民主的另類媒體，因此林鶴玲與鄭陸霖指出社會資訊化下的台灣社會運動的網路經驗乃是社會差異、網路技術與社會運動三者相互作用的複雜效果。一般而言，網路社會運動可以區分樂觀派與非樂觀派的看法，就樂觀派而言，如 Plant 聲稱網際網路的蓬勃發展給予女性主義運動一個千載難逢的抗爭武器，因為網際溝通鬆動性別認同的僵固，甚至成為沒有正確物質指涉的流動建構(fluidity of identity)，因此直接挑戰父權控制的物質主義(引自鄭陸霖與林鶴玲，2001:64)。但就非樂觀派來說，社會運動乃是對於不合理體制的集體抵抗與反制，其核心過程必然是在凸顯價值與利益的衝突，並展現群眾反抗體制的集體意志，而這有賴運動現場的創造，但網際網路的匿名性對社會運動而言，往往擴大搭便車的動員陷阱而極有可能癱瘓集體行為的可能，即網路運動可能只是個表現運動(expressive movement)而已。換句話說，冷漠的動員、虛擬的團結、侷限的壓力，終究都不能取代親身接觸說服、街頭聚集示威、大眾傳媒施壓與政治遊說結盟。我認為網路世界的發言對同志社群的內部團結而言，可以參照 Foucault 倒轉論述(reverse discourse)的說法，也就是借力使力地反擊主流對同性戀者這個性別身分的污名建構。Foucault(1978：142)說到：「毫無疑問地，在十九世紀的精神病學、司法審判、文學中出現的一系列關於同性情慾、性倒錯、雞姦及心理的雌雄同體這種人種與次人種的論述，使得社會控制大幅躍進這塊性變態(perversity)的領域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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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但同時它也使得倒轉論述的形成成為可能：同性性慾經常使用它被醫學判定為不合格的相同詞彙與相同類屬概念，開始為自身發言，要求其正當性及自然性受到承認」，當然網路世界中同志發言的狀況也有相同的味道。我認為在Foucault 的語境下，我們應該設法了解的，不在於性壓抑是如何產生的，而在於我們今天為何如此被性所困，我們應該要做的是，從性解放出來，而不是經由性獲得解放，也就是說我們不應該只侷限於異性戀與同性戀的二元分類，而應該需要從這樣的分類中解放出來。在初期的同運曾經比較基進地傾向性解放的路線，認為要解放眾人本性中被壓抑的多樣變態，但目前所看到的運動模式卻將同志定位在一個與主流有別的少數族群來爭取平權的保障(朱偉誠，1998:56)。

四、不可能面：網路同志運動的限制

根據第三節的討論，可以看出目前主流同志運動者樂觀地看好網路運動的效果，但是面對這樣的論點，我寧願抱持著存疑的態度，打算從網路的匿名性、網路的單向性與單階性、網路使用的門檻這三方面的問題談起。

(一)網路的匿名性

Thomas 與 Young(1997)認為匿名性可以提供成員一個隱密表達意見的方式，並且降低行動者的參與成本。理論上，所謂的匿名性應該是每個代號背後隨時更換著使用者，同時，每個人也隨時更換著代號。然而，在現實網路世界中，並非像許多人想像的那樣因匿名而導致任意與不確定。也就是說，網路世界裡的代號並非具有高流動性，像 Ozder 在談到虛擬社群中的身份認同時，他指出：「身份認同很重要，所以第一次聽到皇宮貴賓控訴有人偷了她的替身時我一點也不驚訝。自我認同是將我們繫身於世的碇錨，是和他人相處及發展社會責任的基礎，名字、住所、家庭、工作、朋友、嗜好等等都是其中的中心要素。在網路空間中，則是經由名字、外貌、個性和線上社群連結在一起。」(引自黃厚銘，2002:78)因此，黃厚銘(2002:79)反對以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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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來理解網路上的身份認同，並且更進一步地認為網友們是利用網際網路既隔離又連結的功能，藉著網路所提供的代號、暱稱、名片檔、簽名檔等化名機制，既隱匿又顯露自己的身份認同。網路的匿名性是否能夠帶給同志社群毫無限制地發聲？是否匿名性就等同於沒有監視的存在？一方面我肯定網路作為同志抗爭的工具，可以透過架設相關網站，達到支援、聯繫與動員同志社群，但是另一方面卻帶來更多的恐懼與憂慮，誠如Giddens 對於民族國家與監視的論證，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監視是無所不在的而且常是隱匿地進行著，在網際網路的世界中，有誰能夠真正享有絕對的隱私與匿名，同志們某種程度上還需要擔心網路也可能帶來現代的「監獄社會」。Foucault 在<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裡討論監獄的概念，其實也可以應用到網路上面。Foucault 對監獄的討論源自於 Bentham 的圓型監獄(panopticon)概念，這是對西方紀律社會想像性的原型設計，Foucault 認為：它[圓型監獄]推翻了監獄的原則，或者更準確地說，推翻了它的三項功能----圈定(enclose)、剝奪光線(deprive of light)和隱藏 (hide)。它只保留了第一個功能，消除了另外兩個功能。充份的光線和監督者的注視比黑暗更能有效地補捉囚禁者…….可見性 (visiblity)就是一個設好的陷阱(Foucault，1977:200)。權力應該是可見的但是無法確知的。所謂「可見的」(visible)，即被囚禁者應不斷地目睹窺視著他的中心瞭望塔的高大輪廓。所謂「無法確知的」(unverifiable)，即被囚禁者應該在任何時候都不知道自己是否被窺視。……圓型監獄是一種分解觀看/被觀看二元統一體的機制。在現形邊緣，人徹底被觀看，但不能觀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觀看一切，但不會被觀看到(Foucault，1977:201-202)。可見的但無法確知是圓型監獄的特色，巡視員能夠出其不易判斷整個機構的運作，任何情況都瞞不過他。換句話說，圓形監獄作為在機構中控制大多數人的技術，而圓形監獄隻所以可以運作的基礎正是建立在Bentham 所謂的檢查室(inspection house)與檢查原則(inspection principle)。Bentham(1787/1995:94)說到：「檢查原則的目標…不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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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被被囚禁者被懷疑(suspect)，而且是確信(assured)不論他們作什麼事都是眾所皆知，甚至只是一個個案而已。」在網路的世界中，多數同志社群被圈限在Motss 板裡，系統管理者只要根據註冊的相關資料與上網的節點等等進行抽查，多多少少可以判斷哪些使用者常上 Motss 版，再加上異性戀者不定期地撻伐、控訴同性戀者的敗德，以致監視的機制仍究存在。在可見而無法確知的狀況下，我認為多數同志仍然會擔心曝光的問題，尤其在現實世界中指控某某是同性戀的殺傷力相當地大，以致圓形監獄所發揮到極至產生乖順的身體(docile body)，如同 Foucault(1977:201)說到：「由此就產生了圓型監獄的主要後果：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識的與持續的可見狀態，從而確保權力自動地發揮作用」。Zizek 把這樣的想法應用在數位實體場域，並認為網路世界就像是個圓形監獄般的黑暗地點(dark spot)，這是來是一種未知的恐懼，他說：「在 Bentham 的圓形監獄裡可以發現最純然的虛擬性。假若有人在中心的話，你從來都無法知道。假若你知道有人在那裡，這樣勢必不會太有恐懼。但是[網路]正是一個 Bentham 所說的全人的黑暗地點。假若有人跟蹤你而你又不確定的時候，這下比起你知道有人在那裡更唯恐怖。這是基進的未知性(radical uncertainty)。」(引自 Sundaram，2000:291) 很典型的例子是在 1997 年春末夏初之際，女性主義房間這個 BBS 站被一個署名為 Raw 的駭客入侵，這個人長期以來就對網路同志與女性主義者不友善，入侵後亦有竊取同志名單的嫌疑，此事引起極大的風暴，也讓很多同志擔心自己的身份曝光( 引自趙煬， 1998:29)，也因為擔心曝光的基進未知性，以致會有更多同志有退縮的反應。趙煬指出此事打破同志在網路上原有的安逸意識，他認為網路絕非安全的避風港，反而危機環伺，在碟影幢幢的世界裡，隨時有都被異性戀入侵的危險。他認為某些同志的安逸意識反而誇大同志在網路實踐上的有效性，進而讓同志無法洞視異性戀體制細緻的權力操作，讓同志處在進行有效抗爭的幻覺中。此外，趙煬(1998:29-30)亦指出：「我認為同志在網路上的被支配宰制，到了一個徹底深刻的地步，連參與在網路實踐的同志都不自覺，甚至被麻醉而產生了自以為有效的反抗意識和伴隨而來的安逸意識。」我同意趙煬的部分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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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在性板以外，同志不但沒有聲音，而且根本也沒讓人想到世界上有同志這一回事。當Motss 板出現以後，同志很快的就喪失在性板的發言權，凡是和同志相關的話題，不論是否同志發言，都被要求貼到 Motss 板，因此性板就是異性戀的性板，可以說異性戀霸權藉此全面壟斷定義「性」的權力。雖然 Motss 板的出現似乎建立一個網路新樂園，但這樣的現身仍是以性取向隔離(apartheid)為前題，換句話說，同志版面是異性戀網路世界中的集中營，雖然可以在集中營裡表述情慾，但說實在的並無法憾動異性戀的體質。

(二)網路的單向性與單階性

當多數文獻樂觀地歌頌網路強而有力的特性時，我認為有必要認知網路終究只是個工具罷了，僅僅在網路上進行論述，平權的未來絕對無法成功，這還必須配合其他的條件存在才行，如被動員者的意識形態、同志社群本身參與的程度、與整個社會的扣合等等。此外，就我的觀察目前仍存有若干的問題需要解決，其一為在BBS站上，各板之間的使用者互動本來就不多，比如說Motss板與非Motss板的成員幾乎沒有太多的機會針對某個議題進行溝通，根本不可能像多數人根據 Habermas的論述因而宣稱：網路上的發言視為一種理想的溝通方式。理想的溝通方式是呼應Habermas(1976)提出的「理想言說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概念，以及伴隨著這個概念的四個有效性宣稱 (validity claims)，也就是可被理解(comprehensive)、真實(true)、正當 (right)和真誠(sincere)。Habermas認為若要達到真正的理性共識，我們的話語必須符合這四個原則，使得真正的對話能夠在不受約制的 (unconstrained)情境下發生[6]。我覺得Habermas理想言說情境的概念應用在網路場域的適當與否需要進一步的討論，因為Habermas的溝通行動理論本來就不是一個純經驗理論，而是一個具有規範義含的理念型。而且在網路的世界裡，已經先把同志社群圈定在Motss板裡，在各個討論區互動不多的情況下，怎麼有可能會像Habermas所謂的理想 6_{Habermas認為溝通行動中的「可被理解性」與「真誠性」容易解決，但「真實} 性」及「正當性」卻很難透過簡單的技術與實踐行動來解決，因為背景共識的動搖常會導致溝通行動的中斷，溝通的雙方也容易陷入極端主義，網路世界可能正是缺乏共識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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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說情境呢？Castells(1989)、Graham & Marvin(1996)提出類似的看法，他們認為網站的分殊化讓不同領域失去跨領域統合的機會，最後將不可避免的粉碎地理上的地方社群，最顯而易見的危機是把社會片段化，反而削弱不同階級、種族、文化交叉互動的可能性。在本地的研究中，楊長苓(1997)也有類似的看法，她認為網路似乎無法以整體的網路空間作為反公共領域，而提供異質多樣的情慾論述，卻必須以定義完善的專屬區作為各種情慾論述流動與主體性建構的場域。因此，僅管在同志板討論多麼熱烈，仍停留在單階性與單向性的階段，雖然抗爭的對象是抽象的異性戀霸權，但是同志的主張與論述只能被圈限在同志板中，根本沒有太多的交集。許多研究受到 Habermas 溝通行動理論的影響，將網路視為電子的公共領域，這類的研究認為利用資訊科技可以構築電子公共領域，為民主的言說展開新局。根據 Habermas 的說法，公共領域為「市民可以自由表達及溝通意見，以形成民意或共識的社會生活領域。其要件是市民應有相等的表達機會，並且自主的形成公共團體，討論的主題則以公共事務的評論為主。」(Habermas,1989:136 )而公共領域的目標在於「公眾討論應當把意志變成理性，使私人觀點得以公開競爭，並且在關係到所有人利益的事務上達成共識。」(Habermas,1989:92) 事實上，公共領域指的是由溝通行動所形成的溝通結構，產生於論述形構的過程，這是市民社會中，一個與生活世界或人們日常經驗深切相繫的溝通網絡。換言話說，一塊自由自在的領域並不能保證公共領域的出現，真正的關鍵在於理性的溝通行動與理想的言說情境。然而，Crang(2000)主張公共領域奠立在一個穩固與凝聚的政治自我創造上，所以他懷疑 Habermas 的說法是否能夠處理網路網絡的分裂、較無聯繫與分散自我的特性；但不可忽視的是，網路電子空間所形成的公共空間並非另一個另類領域，它其實是融合各種不同形式的空間所產生的破碎(fractured)公共領域，是由互動本身所形成的一個必須不完整的公共領域(Crang, 2000)，因此網路可說同時具有成為公共領域的潛力，以及質疑公共領域前提概念的能力。王佳煌(2000:85-87)從四個角度來反思電子公共領域：一、公共領域的興衰有其客觀的歷史與社會、經濟與政治的條件，單靠電腦傳播的科技，不足以構築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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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性批判的公共領域。二、雖然網際網路的設計建立在去中心的概念上，網際網路中各種傳播管道又各有其技術條件與發展中的社會互動規範，但這些規範與條件在不同的文化脈絡下有許多的變異，很難一概而論。三、生活世界被政經體系的力量殖民的現象，自然也不會輕易地放過電子公共領域，因此我們更不能忽略政治與經濟力量征服或利用這種公共領域的企圖。四、在微觀的層次，網路論壇中，民主對話的實況為何？與理想的言說情境的差距又多遠？現實的狀況往往與 Habermas 的理念型差距甚遠，因此理論類比的適當與否，我認為需要進一步考量。 Habermas限於歷史分析法與規範性理論所需，將「布爾喬亞階級」單純化，認為參與者在進入公共領域時會透過對「概括化他人 (generalized other)[7]」的想像與理性辯論，將個人利益轉化成公眾利益。但在實際面，這種對「概括化他人」的廣泛文化想像卻導致網友忽視其他人的論述內容，難以提升辯論議題的層次，況且這種缺乏公眾想像的情況也讓網友們難以形成「公眾」，進行理性辯論。換言之，缺乏對網路公眾想像的開放性與彈性，其實影響網友看待網路論述的方式與其論述表現。不過，參與者對網路他人的「想像」絕非全然來自於網路論述，雖然網路參與者的想像起源是對ID名稱、論述內容，或某個ID長期發言所營造出的「印象」，但其最終對網路他人的想像卻是對應於現實社會的「政治想像」，而現實的「政治想像」又缺乏背景共識，所以溝通雙方便陷入各自主張的極端之中。就網際網路作為公共論述的空間，我發現在現實面，這個空間往往充滿著原則或理念，很少觸及施行的程序、技術或是細節，不論就單篇文章(solo)、討論的首篇文章(seed)與回覆文章(reply)所觀察到的現象，幾乎都是一 7_{從理論上言，Habermas要求公共領域參與者了解「概括化他人」的觀點，個人} 的觀點、利益與價值在此過程中歷經轉變，使得個人之事得以轉變成眾人共享之事。但Strydom(2001：181)認為Habermas提出的的溝通行動理論闡明人們社會互動中進行接觸的不僅只是對話雙方的觀點，而且觀察者的觀點(the perspective of the observer)會產生影響，這使得互動雙方了解到他們之間的互動不但與自己及對方有關，還與其所屬的更大集體或團體相關，這個「第三觀點」(the third perspective)便是「公眾、互為主體分享的觀點」，但可惜的是Habermas卻將第三觀點放進哲學家道德觀的限制模型中，以致於缺乏這種公眾、社會觀察者的觀點，也就是Habermas抹煞公眾(the public)作為集體自我了解與文化政治的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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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原則性的聲名，很少有針對某一事件進行反覆的討論 (deliberation)，當然更不用期待有異性戀者加入理性溝通的行列，有的只是情緒性的漫罵而已，常見的狀況是出現批評同性戀等同性敗德的陳述，並轉貼宗教經文來正當化異性戀的行為舉止。因此同志運動在網際網路的特色仍是單階性與單向性，也就是當一個論述出現後，很少人針對這個論述做第二階，甚至第三階、第四階的論述，也因此這種論述下的溝通通常只能算是單向性的宣達，而不算真正的雙向互動性的溝通，也可以說每個人只是在自己的空間位置上獨白，表達自己的意見之後就結束了，沒有人針對這些論述再做進一步的釐清或修正。

(三)網路使用的門檻

我認為 Habermas 的公共領域概念單純了參與者自身與彼此之間的認同，強化公共領域參與者共享的普遍認同，使得公共領域實際上成為一個相對封閉的高同質性場域，例如網路本身具有的門檻限制，軟硬體設備、文字的使用、論述能力與網路素養等，可能會提高網路討論團體的同質性。此外，一些研究者指出網路的負面現象，如女性主義者認為儘管網路允許反叛，或甚至給予弱勢社群發言的空間，但是網路未必會朝向反霸權的方向，這正是因為網路的使用仍有門檻的限制，容易排除低社經地位與科技文盲者(technology illterate)的參與 (Menser & Aronowitz,1996:14)。網路作為社會運動工具的最大限制在於現實世界的資源分佈不均和貧富差距，並且透過網路機制再生產這樣不平等的現象，形成上網的階級與技術門檻，如 Harasim(1993:33) 「指出現實世界中網路資訊服務的擴散和普及是沿著階級、種族、性別、地域等傳統社會不平等的範疇，以不同速度在進行。」儘管電腦網路的使用者逐年增加，網路使用者的社會分佈始終呈現不平等的趨勢，美國一項網路調查統計顯示：積極使用網際網路的人士多半是年輕的、白種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而電腦傳播不利於文盲或文化資本低者參與。此外，單靠擁有電腦與否，並不足以斷定性別與年齡或其他社會範疇在網路使用結構上的不平等，使用網路者的教育、職業與所得分佈亦集中在社會的中上階層(王佳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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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88)。台灣的狀況也極為類似，網路使用者仍以年輕與高所得人口為主，雖然網路調查的樣本往往不是經過隨機抽樣選出，不具有統計上的代表性，不過通常願意並有能力填寫問卷的受訪者，多半是學歷較高、對公共事務較積極或關心的群體，他們的意見往往間接地反映網路族群的觀點與行動。根據郭欣怡、林以正(1998)的調查，目前網路的使用者大都侷限於都會區的高等教育程度者，以學生族為最多。此外，蕃薯藤網站(1998)在 1998 年所做的「台灣網路使用調查報告」(http://survey.yam.com.tw/98)顯示：將近 50%的受訪者具大學或學院以上的學歷，若加上專科以上教育程度，則比例更高達88%。以同志網路社群而言，「童女之舞網路」 (1999)(http://www.lalainfo.com.tw)在 1999 年對女同性戀者做了一份超過一千人的網路普查，結果顯示：學歷方面，大專以上的女同志網友佔79.1%，高中職佔 19.7%，國中以下僅佔 1.3%。由這些資料可以看出，不論是否為同志社群，使用網路者都是侷限高學歷的精英分子與學生，因此網路同志運動是多數同志的運動場域還是少數同志精英分子論述的專屬空間這也是需要進一步討論的地方。再者，很值得反省的是，能不能上網與上網看些什麼與理想面有嚴重的落差，一方面網路使用弱勢者，如勞工、原住民、婦女或中老年人，在電腦網路的使用上呈現不同程度的缺席狀況，即便上網了，網民也不見得會成為社會運動號召的對象；另一方面，多數人將網際網路視為資料搜尋的工具，或者上網的目的在於娛樂，少有人注意到社運相關網站與訊息，像林鶴玲與鄭陸霖(2001:120)提到網路抗爭運動的混合效應：網路運動固然確實有助於群眾動員，但也相對地使朝生夕死的抗議活動比草根組織的紮根工作來得更重要，網路抗爭使政府不再將權力集中在處理特定地區，因而從某些角度來說，使得革命更為困難。

五、網路帶給同志運動的意義：異質空間的建立

回到這篇文章的主要問題：當同志運動與網際網路相遇時，將產生什麼樣的社會效果？一方面我肯定現階段網路同志運動的努力，但另一方面我卻不抱持全然樂觀的態度。我認為如果只是樂觀地宣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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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給同志帶來優勢，卻無法認知同志網路動員中所面臨的限制；如果只是期待網路能帶來性取向平等的理想國，卻吝於在日常生活中參與、表達，以致讓自己的社會/資源網路無法延伸，如此理想面與現實面仍有極大的落差。就我的想法，網路對於同志而言，最大的意義在於凝聚與建立同志社群的主體性，因為社會運動所組成的兩個最基本元素，一個是被抗爭的對象，另一個是參與運動的主體，而同志運動中若無法利用某物(例如面具、網路 Motss 板等等)凸顯集體性的話，其實很難區分什麼是運動社群，而且也很難向媒體中的異己喊話，因此這樣的符碼對於同志運動有其必要性。利用某物產生所謂標記的現象，我覺得可以從 Foucault 提出介於真實空間與虛構空間之間的「異質空間」(heterotopia)這個概念來加以思考。我視網路上的Motss 板等相關討論區為異質空間，這個異質空間某種程度上揭露出異性戀社會的自我想像與恐懼，具有引爆社會關係的潛力。Foucault 以鏡子作為例子來解說異質空間：鏡子是一個無地點的地方，所以為一個虛構空間。我在鏡面之後所開展的非真實的、虛像的空間中，見到了其實不存在那裡的自己。我在那兒，那兒卻又非我之所在，這影像將我自身的「可見性」賦予我，此我在我缺席之處看見自己，這乃是鏡子的虛構空間。但是，就鏡子確實存在於現實之中而言，它則是一異質空間，鏡子相對於我所佔有的位置，採取一種對抗。從鏡子的角度，我發現我於我所在之處的缺席，因為我見到我自己在鏡子裡。從這個指向我的”凝視”、從鏡面彼端的虛像空間，我回到自身；我再次地注視自己，並且在我所在之處重構我自己。鏡子作為一異質空間的作用乃是：它使得我注視鏡中之我的那瞬間，我所佔有的空間成為絕對真實，和周遭的一切空間相連結，同時又絕對不真實，因為要感知其存在，就必須通過鏡面後的那個虛像空間 (Foucault，1986:24-25)。異質空間映射異性戀社會的自我想像與恐懼，異性戀社會在平常的運作裡是潛隱的、看不見自己的面貌，唯有在面對有映射能力的異質空間時，才能顯示自己的異性戀特質，即異性戀因為標定同性戀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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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異性戀構築自己為正當性的一方，就像鏡照為不實在的虛像一樣，將異質空間視為偏邪不正，有待清除與矯正的地方，即在建構鏡中影像為有待排除的、汙穢的同性戀異質地方時，不能不覺察這根本就是異性戀社會自己的影像，所排除的是自己內部的某種情慾，也就是說，異性戀社會內部的矛盾情慾，在照見異質空間這面鏡子時，被分裂出去、對象化而投射在外。故異質空間具有擾動的暴發力，逾越與摧毀既存的秩序。多數的研究，如成忠一(1998)、陳耀民(2000)、游謙(2000)肯定網路中的Motss板等相關討論區扮演著異質空間的角色，因而可凸顯出異性戀的霸權，再加上網路具有去中心、匿名的性質，使得他們認為網路具有公共論壇的可能性。基本上我肯定同志網站作為異質空間具有映射異性戀霸權社會的自我想像與恐懼，當然這對同志社群內部的團結、認同與凸顯主體性也有一定程度的幫助，但不過我對公共論壇的說法不盡然同意，畢竟網路使用門檻與文化資本的高低有密切的關係，並且在網路論述單階性與單向性、網路空間公私不分、商業力量的入侵等等因素下，其實網路作為一種公共領域是有待質疑，我認為現階段網路異質空間比較類似Fraser所謂的次公共領域(subaltern counterpublics)。Fraser (1992)認為Habermas的討論忽略弱勢社群在公共領域中的弱勢地位，這些多元的差異，勢必會在公共領域中被抹消、排除，因此她認為弱勢社群必須先創立一個對她們自己有利的論述空間，放在Foucault的論述脈絡，即先建立異質空間。Fraser 以美國女性主義活動為例，次公共領域的內容包括集結個別女性參與的論述、重塑女性需要及認同、以及創造新詞彙來指涉那些原本在公共領域中說不出、也無能說出的現象，這樣的論點與Habermas的公共領域有一段差距，但是卻為女人創造更積極參與對話的能力和空間。Fraser 認為次公共領域的討論氛圍，是去中心、沒有權威，同時公/私界線不清的，這不一定對統治階級形成對抗，反而對更大的主流文化價值提出反省與改造。去權威、由個人經驗分享出發的論述方式，鼓勵原本在公共領域中不能或很少被討論的議題重新浮上檯面，也讓平常較少發言、不善於論述的女性觀眾，有了說話的機會。放在網路的脈絡，各個BBS站上的Motss板何嘗不是一個次公共領域，在其中可以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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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有發聲的空間，但這並不意味必然能發展成對抗異性戀霸權的平權運動。正因為Habermas所言的公共領域，本身帶有的資產階級及中心色彩，因此容易剝奪弱勢團體的發言機會，故Fraser認為弱勢團體應發展屬於自己的次公共領域，在其中集結，創造自己的發言空間，藉以達到賦予權能（empowerment）的效果。王志弘(1996)用空間演出 [8](spatial performance)這個詞彙來指稱同性戀者在空間符號網絡和各方勢力的交纏裡，爭取使用和再現的正當性，空間演出是以現身與行動來改變空間的形貌、氣氛與意義。近年來各種同性戀出版品(言論空間)與BBS站(電腦空間)的出現，再再顯示部份同性戀者與團體準備進佔各種公共論域與公共空間，藉由與異性戀社會的不斷對話與衝突，進而逐漸獲取同性戀身份的存在與表達的正當性，王志弘認為這些可以算是空間的演出，當然網路異質空間的建立正是空間演出的一部份。我認為空間演出這個概念可以放在 de Certeau 的戰略(strategies) 與戰術(tactics)下思考。de Certeau 說：我稱呼戰略，是那種可以被孤立的、有著意志和權力的主體，憑藉此則權力關係的計算或操弄因而成為可能。戰略設定一個可被劃定的位置(place)，以此作為自身擁有的(its own)位置。從此位置基礎，則目標或構成威脅之事物因而取得外在性(exteriority)之關係，並進而可以被經營管理(de Certeau，1984: 35-36)。

相對於戰略…..戰術指由專有場所之缺乏(absence a proper locus)所決定的計算行動。(它)沒有外在性的劃定以提供其自主性的必要條件。戰術的空間是他者的空間。因此它必須在強加於它身上且由外力之法則所組織化的領土上運作… 。它是在敵人視域中的作戰行動 8_{王志弘的空間演出源自Butler性別演出的概念(gender performance)，性別演出基} 本上是質疑本質論式的認同觀點，性別是一種表演，因此不斷地創造。Butler採納Foucault所稱「性是由論述所生產」的論點，並把性別納入，她將性別呈現為，一種個人體驗為自然認同的演出效果(performative effect)。她說道：「我們並非依照我們的性別認同，而有特定的行為方式；我們其實藉由維持性別規範的行為模式，來達到這些認同。這種重複的過程是一種對一套已經由社會建立的意義的即刻重演與再體驗；而且，這種過程是這些意義獲得正當性的世俗化與儀式化的形式(Butler,199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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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eoeuvre) ，如 von Bűlow 指出的，是在敵人領土中活動 (de Certeau，1984:36-37)。

日常生活中的實作屬於de Certeau(1984:37)所謂的戰術，他認為戰術是一種弱者的技藝(an art of the weak)，而實力愈弱者則愈將戰略轉為戰術，在日常生活中不斷地展現、穿梭。de Certeau 相信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的實作確實面臨社會中許多制度和所謂的系統，並且被各種制度所強加於其上。然而，一般人的實作並非被這些系統控制，因為人們在實作中所施展的戰術，對各種強加於上的制度，組織權力並加以轉向，使人們得以在其中自由穿梭、閃避、優游自得，並經常對系統和制度給予破壞和打擊。在現實社會裡，權力的專有位置被異性戀所佔據，同性戀在這樣的系統下為弱勢，但誠如de Certeau 給我的啟發：或許網路空間的發聲可視為同志在異性戀佔據、支配的空間中來回穿梭、游擊。同志可以藉由異質空間的建立，趁著偶發性的社會事件，游擊戰般地反擊異性戀霸權的一言堂論述。雖然地盤是強者的領域，強者能夠在他的地盤上綜觀全局，並事先擬定戰略，而弱者只能夠以時間換取活動的空間，見招拆招地以戰術因應，但空間蘊含的是行動的自由、是可能性，可以被強者所運用，也可以為弱者所運用，網路空間正是其中一例。

六、結語：主戰場在哪裡？--對網路同志運動樂觀主

義的反省

就像我在背景知識裡提到台灣同志運動的一個重要文化特殊現象，也就是「現身出櫃」這個不得不的苦衷，因此匿名性的需求佔據正當性的解釋，也因此開展出許許多多網路同志運動樂觀主義的論述。雖然現身出櫃的處境並不只是在台灣或華人文化圈中的特有現象，普遍而言世界中的同志運動必然面臨這樣的問題，而網路化也是個共同的趨勢，不過我不認為彼此的脈絡意義是完全地相等。在本地支持匿名性路線的運動邏輯下，認為既然主流媒體總是想偷窺同志的身份，因此何不來個借力使力的招式，把面具或網路當做不合作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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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像齊天小勝等人(1997)認為「不論是戴面具還是演木偶劇(或現在的網路運動)，這些都只是一個過程，應要問同志運動最終要達到什麼。如果同志運動的目標是打破異性戀霸權機制下的性政治，而如果這個性政治已經被打破時，現身這個問題就不復存在了。假若我們未來十年都必須戴面具辦記者會，沒有關係，但是十年、二十年後，也許匿名將成為歷史的文物，同性戀不再帶有污名，那麼也就沒有現身的問題」。我雖然肯定多數研究的說法，網路作為同志運動的異質空間與網路的發聲算是空間與戰術的演出，我承認透過網路這個媒介來凝聚、團結與凸顯同志的主體性，這是有其必然性；當然我也認為網路的發聲與發送抗議信函算是零星的戰役，然而我還是很懷疑網路的匿名性真的帶給同志運動有著無可限量的發展空間嗎？網路上真的有完全匿名嗎？以及匿名性是否使得網路上的論述被認為不具真實、不必負責任，只剩下符碼與文字所交織成的虛幻世界？這種匿名的方式是否能真正給同志社群帶來公共論述的可能？我覺得目前多數同志運動者尚未深刻地處理匿名性與真/偽辯證的問題，雖然同志可以自由自在地發言，但網路中匿名形式的溝通與網路結構的限制，異性戀者是否肯賣帳認為這是「真實」的，這都還是另外一個問題。針對網路的真實或虛擬的討論，雖然 Castells(1989:383)認為：「所有的真實都是透過象徵來溝通。對人類而言，即使不考慮媒介，其互動溝通時，從他們所指派的語意學意義來看，所有的象徵多少都是被錯置的。就此意義而言，所有的現實乃是經由虛擬而被感知的。」Castells 引用 Barthes 和 Baudrillard 的分析，認為網路上所呈現的互動形式，和其它所有的溝通形式一樣，都是藉由象徵和符號再現的真實，因此不必認為網路的溝通形式是虛幻的。不過，我倒不這麼認為，畢竟異性戀者用不著也無須理會一群虛擬社群的訴求，儘管Casttells 認為網路的溝通是真實的再現，可是就像我所說的，異性戀者肯不肯買帳還是另外一回事，林賢修也（1997:66）認為：「如果同志運動是個平權運動的話，那麼就應該在公領域與國家機器裡面進行討價還價的運動，因此同志就非得現身不可，我們不可能去要一個給隱形人使用同性婚姻權，我們也不可能去抗議資本家開除隱形的同志員工，我們也不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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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最高法院中向異性戀法官爭說，同性戀雖然是不存在，但是他們的公民權也要獲得相對的保障」。我認為匿名性容易淪於表現運動的盲點，往往只有曇花一現的效果，仍無法逃脫異性戀霸權所主宰的結構，再加上同志運動這種以認同為基礎的新社會運動，在運動組織結構的不穩定下，容易產生去政治化的趨勢，因而漠視公共領域的明確抗爭與結構、制度的改革，不過平心而論，我認為網路對同志而言就是一個次公共領域，而目前零星的電光石火已經慢慢構成文化形貌的轉變，但是否必然朝向平權的目標邁進仍是個問題。假若同志運動是以平權作為最終目標，當然主戰場勢必要在國家機器…等結構層面進行改革，現身則是不得不的途徑，不過本地同志運動因迴避現身出櫃這個特殊的文化機制，以致採取網路發聲這種零星、迂迴的方式，畢竟現身的代價與後果往往是超乎想像的。其實我非常懷疑匿名性到底給同志運動多大的幫助，回應這篇文章的核心問題，我願意下一個大膽的結論：同志運動者繞了很大的圈子來解構現身的同時，是不是也要提防同志運動的主體性是不是也被匿名性所顛覆掉，我認為同志運動需要的是更紮實且穩健的行動來與異性戀霸權抗爭，而運用網路來經營同志社群的內在凝聚力只是一個最起碼的起點。雖然同志們比較願意在網路世界中進行連署，對同志運動而言有正面的幫助，但網路抗爭本身的力量也因為抗議連署信函的形式較不具媒體可見度與抗爭衝突性，坦白說施壓力道非常不足，以及在網路的單階性與單向性、網路使用門檻下，網路同志運動也未必朝向撼動異性戀霸權的方向。到底同志在網路世界的發聲，這是社會運動抑或是騷動而已，就留待給更多人討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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