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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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第一章. 第一節. 導. 論. 對明代經學負面評價的澄清. 明遺民錢謙益（1582–1664）曾痛批明代經學之繆有三：. 一曰解經之繆，以臆見考《詩》、《書》，以杜撰竄《三傳》，鑿空瞽說，則會稽季氏本為之魁；二曰亂經之繆，石經託之賈逵，《詩傳》儗諸子貢，矯誣亂真，則四明豐氏坊為之魁；三曰侮經之繆，訶《虞書》為書書，書《書》、《書》為書書，書書書書，則書書書氏  為之魁。 1 指責明人解經憑臆見，甚至偽造經書、評騭經書，非聖無法。同為遺民身份的顧炎武（1613–1682），在《日知錄》中曾再三言及明朝以八股文取士造成經學衰落，由於出題的範圍有限，士子都由擬題下手，便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不讀者矣。……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慨然嘆道「八股行而古學棄」，「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 2 經》亡」。. 《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經學的批判也不遺餘力，對明成祖所下詔敕編的《大全》，詆斥尤力，言：「明代《大全》抱殘守匱，執一鄉塾課冊，. 1. ［清］錢謙益：〈賴古堂文選序〉，《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年 9 月），卷 17。. 2. 以上三則，分見於［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錄》（臺北：明倫出版社，1970年10 月），卷19〈三場〉，卷20〈書傳會選〉、卷1〈朱子周易本義〉。 1.

(2) 以錮天下之耳目者。」 3 又云：「馬、鄭、孔、賈之學，至明殆絕，研思古義者，二百七十年內，稀若晨星。迨其中葉，狂禪瀾倒，異說飆騰，乃併宋儒義理之學亦失其本旨。」4 對有明二百七十年的經學，幾近全盤否定，對明中期以後的經學評價更差，尤其對晚明的經學，排擊最力，云：「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所指為王學末流以狂禪解經之類 5。又云「嘉隆之閒，心學盛而經學衰」6，「明至萬歷（曆）以後，經學彌荒，篤實者局於文句，無所發明；高明者騖於元（玄）虛，流為恣 7. 肆。」至於四庫館臣對明人著作的個別指摘，常見於《總目》各類存目中，可說是不勝枚舉。錢、顧都是影響清代學風甚深的知識份子，《四庫全書總目》又是敕撰之書、流傳廣泛的古籍入門之津樑，所論影響之巨，固毋庸贅言，以上這些批評逐漸塑造了明人不學、空疏，明代經學衰落不振的既定成見。林慶彰先生曾指出清初以來，學者對明代經學評價的偏頗，引述了《明史‧儒林傳》、《四庫全書總目》、及皮錫瑞（1850–1908）《經學歷史》、陳登原（1900–1974）《國史舊聞》等對明代經學的貶抑之辭為證，言：「傳統觀念裏，明代是經學最衰落的時代。各種著作中，貶抑明代經學的言論可說俯拾即是。」 8 楊晉龍先生更在林先生論證的基礎上，引述了清初談遷（1594– 1657）、顧炎武（1613–1682）以下，至民國初年羅振玉（1866–1940）、王國維（1877–1927）、梁啟超（1873–1929）、魯迅（188–1936）、顧頡剛（1893–1980）、呂思勉（1884–1957）、周予同（1898–1981）、張舜徽. 3. 《四庫全書總目》（臺北：藝文印書館，1989 年 1 月），卷 21，〈禮類三〉，〈雲莊禮記集說〉條。下文中凡引《四庫全書總目》簡稱《總目》。. 4. 《總目》，卷 33，〈五經總義類〉，〈簡端錄〉條。. 5. 《總目》，卷 1，〈經部總敘〉。. 6. 《總目》，卷 33，〈五經總義類〉，〈經典稽疑〉條。. 7. 《總目》，卷 5，〈易類五〉，〈易義古象通〉條。. 8. 林慶彰先生：〈晚明經學的復興運動〉，《明代經學研究論集》（臺北：文史哲出版社， 1994 年 5 月），頁 79–145。 2.

(3) （1911–1992）等近三十來位知名學者對明代學術負面的批評，說明了從清初以來，至一九八○年以前的著作中，學者常常不假思索地沿襲前人對明代經學既有的成見、對明代經學無法客觀評價的現象。雖然這段時期，亦偶有微弱的聲音，對明代學術予以局部的肯定，但這些正面的評價，常常被負面批評的喧嘩所掩蓋。至於為何形成這些負面的評價，以及近四百年來，學者何以常常未加詳審的分析，即接受了對明人「束書不觀」、「空疏」的論斷，楊晉龍先生也有深入的分析，將其原因歸類為：一、遺民的歸獄 9；二、政治的因素；三、學術的差異；四、反傳統者的歸罪；五、過信權威的影響等五個原因所造成 10 。崇禎末年至清初，知識份子常反省明末衰敗、以致亡國之因，以為學術文化影響人心，人心又影響社會治亂、影響國運，所以對明代、尤其是對中晚明的學術文化批判尤其強烈，也造成學風的轉變。考據學風影響下，清代學者之博學、治經之嚴謹，自非明人所及，執清人的嚴謹、博學與明人比較，故覺明人空疏不學。然而，客觀來看，用清人之長以攻明人之短，因而否定明代的學術文化亦不夠客觀。且許多相襲的成見、評論確實是太以偏概全、太片面了。譬如梁啟超言：「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了永樂皇帝欽定的《性理大全》外，幾乎一書不讀，學術界本身，本來就像貧血症的人衰弱得可憐。」 11 「束書不觀」、「一書不讀」之類指摘明人的措辭，絲毫禁不起驗證，只要想到明代出版業如此發達 12 ，各家書目所錄. 9. 「歸獄」即歸罪之意，語見《公羊傳》閔公元年：「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樂而歸獄焉。」. 10. 楊晉龍：《明代詩經學研究》（臺北：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1997 年 6 月），頁 1–38。此論文在這部份用力甚深，對於廓清吾人對明代學術負面的成見，良有助益。. 11. 梁啟超：《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臺北：臺灣中華書局，1987 年 2 月臺 11 版），頁 3。. 12. 參周心慧：〈明代版刻述略〉，周心慧主編：《明代版刻圖釋》（一）（北京：學苑出版社，1998 年 12 月），卷首，頁 1–38。文中指出，印刷術經歷代發展，「至明而達於極盛」，並分析明代版刻發展的歷史背景和社會原因為：（一）明王朝文治政策的需要。（二）學術發達著述豐富，出版政策相對寬鬆。（三）經濟發達，圖書消費市場活躍。 3.

(4) 書籍、著作之多，即可知明人不讀書之說實失之偏頗，此種批評肇因於明、清兩代學風的差異，及清人對明人所讀書籍和讀書態度的不滿，如黃宗羲（1610–1695）認為「讀書當從《六經》，而後《史》《漢》，而後韓、歐諸大家」，方為正路 13，此為重實學、重考據的學風所認同的閱讀路徑；譚元春（1586–1637）卻自言其閱讀經驗是「不讀《五經》而先之以子史」14 ，袁宏道（1568–1610）更推重《水滸》之類的通俗文學，不以經史為重，言相較於《水滸》，「《六經》非至文，馬遷失組練」15。且曾引里人云：「予每撿《十三經》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若《水滸》之明白曉暢，語語家常，使我捧玩不能釋手者也。」 16 皆可見明人重趣，不重經史的閱讀傾向。即偶或讀經史，其讀法、眼光亦非清人所認同 17 。可見明人並非不讀書，只是因學風之異，明人的閱讀傾向和讀書態度不受清人認同。嵇文甫曾云：. 晚明是一個心宗盛行的時代。書論王學或禪學，都是直指本心，以. （四）製書材料生產進步，為書業提供了良好的物質基礎。由周文以上所述，可見出版業之蓬勃。又可參繆  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0 年 10 月），第二章〈明代出書種數〉的統計與論述。 13. ［清］黃宗羲：〈高旦中墓誌銘〉，《南雷文案》（臺北：臺灣商務印書，《四部叢刊》本），卷 7，頁 1。. 14. ［明］譚元春：〈自序遊首集〉，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年 12 月），卷 30，頁 810。. 15. ［明］袁宏道：〈聽朱先生說水滸傳〉，蔡景康編選：《明代文論選》（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6 17. 1999 年 1 月），頁 332。. ［明］袁宏道：〈東西漢通俗演義序〉，《明代文論選》，頁 330–331。如明人以文學的眼光評經史，錢謙益、四庫館臣、張之洞等，都曾痛加責斥。參本論文第七章第二節〈評經遭到撻伐之故〉之論述。此種讀法在重考據的清人看來，讀了也等於未讀，所以馮班言：「今人讀《史記》，只是讀太史公文集耳，不曾讀史。」［清］馮班著、［清］何焯評：《鈍吟雜錄》（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叢書集成初編》本），卷 6，頁 87。 4.

(5) 不讀書著名。然而實際上不是那樣簡單，每一個時代，思想界，甚至每一派思想的內部，常都是五光十色，錯綜變化的。在不讀書的環境中，也潛藏著讀書的種子：在師心蔑古的空氣中，卻透露出古學復興的曙光。世人但知清代古學昌明是明儒空腹高心的反動，而不知晚明學者已經為清儒做了些準備工作，而向新時代逐步推移了。 18 明人不僅嗜讀小品、有趣的通俗小說，嵇氏指出即便是清人所重的漢學、考據，在晚明亦已萌牙，所論客觀公允。故吾人對於既往對明代空疏不學、束書不觀的評價，宜有所保留。. 第二節. 明代《詩經》學研究的概況. 長久以來對明代經學的負面批評，加上明、清兩代經學研究趨向的差異等種種原因，致使清人對明代經學或斷然否定、或予以冷落。這種態度也影響到民國以來的經學研究，由於對明代經學負面評價的印象猶存，相對於其它朝代的經學著作受到較多的關注而言，明代經學可說是處於被忽視的狀態。以《詩經》研究為例，翻閱林慶彰先生所主編的三部《經學研究論著目錄》 19 其中〈《詩經》研究史〉部份的著錄，可略窺明代經學受到冷落的情形：. 18. 嵇文甫：〈古學復興的曙光〉，《晚明思想史論》（上海：上海書店，影印商務印書館 1944 年版，《民國叢書》第二編），頁 98。. 19. 三部目錄如下：《經學研究論著目錄（ 1912–1987）》（臺北：漢學研究中心，1989 年 12 月），學者慣稱此書為「初編」；《經學研究論著目錄（ 1988–1992）》（臺北：漢學研究中心，1995 年 6 月）；學者慣稱此書為「續編」；《經學研究論著目錄（ 1993–1997）》（臺北：漢學研究中心，2002 年 4 月）學者慣稱此書為「三編」。又按：下表《續編》「元明」部份著錄 8 條，其中一條所著錄的是陳第《毛詩古音考》北京中華書局 1988 年 8 月的版本，而非今人研究著作。 5.

(6) 先秦兩漢六朝隋唐宋代元明清代五代 135 9 15 96 14 58 初編（1912–1987） 70 65 2 10 105 8 72 續編（1988–1992） 53 69 4 11 37 25 52 三編（1993–1997） 34. 總數 397 315 232. 從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民國以來《詩經》研究史的偏重與忽略，相形之下，六朝、隋唐五代和元明的研究量偏少。六朝、隋唐五代研究數量較少，也許是因為時代動亂之故，加上又有《毛詩正義》對經說的彙整、統一等因素，傳世的研經之作少，故今人研究的篇數也較有限。如以有唐一代而言，唐代除廣為後世所知的《毛詩釋文》、《毛詩正義》以外，可以考知的另有十餘種《詩經》的著作，但幸而完整留存的不過成伯璵《毛詩指說》一書而已 20 。尚存的《詩經》典籍只有三本，故研究唐代《詩經》學的著作之數，也較難和研究漢、宋《詩經》學的量相比。然《毛詩釋文》、《毛詩正義》在經學史都有不可抹滅的地位，筆者所見資料中，從未有人指責唐代是經學衰落的時代。反觀較近於民國的明代，國祚長達二百七十七年，而可以考知的《詩經》學典籍，據楊晉龍先生從相關書目題跋等記載加以統計，明代《詩經》. 20. 根據日本學者江口尚純在〈唐代《詩經》學史考略〉一文中的考察，《毛詩釋文》、《毛詩正義》以外，另有：《毛詩注》、《詩說》、《毛詩指說》、《毛詩斷章》、《毛詩草木蟲魚圖》、《毛詩別錄》、《毛詩正數》、《毛詩釋題》、《毛詩音義》、《毛詩提綱》、《毛詩小疏》等十一種《詩經》著作。該文載於日本《中國古典研究》第 35 號（ 1990 年 12 月），頁 22– 34。又：陸德明《毛詩釋文》一書雖成於入唐前，但學者都將之併入唐代經學來討論。劉毓慶：《歷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北京：中華書局，2002 年 5 月）所考唐代《詩經》學著作稍多，然現存而可靠的唐代《詩經》學著作依然只有《毛詩釋文》、《毛詩正義》及成伯璵《毛詩指說》三部而已。劉著雖又列賈島《二南密旨》，亦存世，然該書陳振孫《直齋書錄解題》（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8 年 5 月），卷 22，〈二南密旨〉條已言「恐亦依託」，疑非賈島所著。且《二南密旨》並非經學著作，一般都視之為詩話、詩文評之類。 6.

(7) 學專著，包括「五經總義類」所收《詩經》部分，共四百九十九部。至於存世的《詩經》學著作，包括收藏在台灣、大陸、日本等處的善本，則共有一百七十九部 21 。劉毓慶先生在楊氏考得的成果上，輔以地方志藝文志的記載，言有明一代：「關於《詩經》研究的專著，竟多達六百餘種！比今所知的自漢至元一千五百多年間《詩經》專著的總和還要多！《四庫全書總目》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錄清代到民國的《詩經》學專著，總計也不到五百種。」 22 姑不論六百之數，單就楊氏所言存世的明代《詩經》專著即有一百七十九部，就是一個可觀的數字，比起唐代的三本，真是天淵之別。而民國以來，關於明代《詩經》學的討論，竟如此稀少，民國以來對明代《詩經》學研究的不足，已顯然可見了。可喜的是，近十餘年來，林慶彰先生、日本村山吉廣先生都曾致力於此，臺灣中央研究院的蔣秋華先生、楊晉龍先生，也先後寫過多篇明代《詩經》學的論文，楊晉龍先生的《明代詩經學研究》及劉毓慶先生的《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論》，尤其是研究明代《詩經》學的力作，為後續的研究，打下了很好的基礎。而從《經學研究論著目錄》的著錄看來，由《初編》於七十五年中才僅得十四條、《續編》五年中有八條，至《三編》五年中已有二十五條，量的成長雖部份為研究人口增加的原因所致，而由. 21. 《明代詩經學研究》，頁 67。楊氏有特加註明，書目題跋「不包括地方志書的藝文志等記錄」。. 22. 劉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論》（北京：北京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99 年 4 月），頁 1，〈序〉。又參論文頁 255–270 所附的〈明代《詩經》著述考目〉，自云乃集楊晉龍之力，加上「查閱數十種書目著作及地方志」而得。能考得六百多本，可見作者用力之深，令人佩服。雖其中有些可能只是稿本、手抄本，未曾真正版行，但仍可據此而認識到明代《詩經》學著作之多。然正文中引文有可商榷之處，據此書目以證明代《詩經》著作之多則可，而持之與《四庫全書總目》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著錄清代到民國的著作不及五百之數相比，似不客觀。若有學者勤奮如楊、劉，能如法炮製，從各種書目題跋、地方志藝文志中尋尋覓覓，因清代年代較近，見存文獻較豐富，可以想見的是清代可以考知的《詩經》著作，當不下於明代六百之數。 7.

(8) 《三編》（1993–1997）研究明代《詩經》學的量，在整個《詩經》學史研究的比重大幅提升 23 ，亦能反映出明代的《詩經》學研究的領域，已較以往更受到學者關注的現象。. 第三節. 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現況之檢討. 評點常見施之於詩文、小說、戲曲上，事實上，在晚明評點興盛之際，評點曾遍施於經史子集四部。民國以來，相較於集部、特別是小說評點研究的蓬勃 24 ，評經、評史、評子的問題較少受到注意。在前面兩節中，筆者已經交代了明代經學在清朝、民國所遭受的負面評價，以及對明代《詩經》學典籍漠視的現象。比起明代其它的經學著作，評經之作遭到的詆斥尤其強烈，被衛道的正統學者視為晚明經學之最不入流者，在清初受到學者嚴重的指責。既被貼上負面的標籤，評經之作，又與清朝重實學、考據的學風大相逕庭，書坊不再熱衷刊印相關典籍，晚明評經相關的典籍被排斥在主流外，漸成被冷落的歷史陳跡 25 。. 23. 《經學研究論著目錄》所著錄，雖元、明兩代併計，但其中大都為明代《詩經》學研究的成果。「元明」在整個《詩經》學史研究的比重，《初編》、《續編》、《三編》，分別為：3%、2.5%、10%。可見在 1993– 1997 五年中，學界對明代《詩經》學較從前有更多的矚目。. 24. 譚帆：《中國小說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年 4 月），頁 348– 381，附錄了〈 20 世紀中國小說評點研究總目〉，共 524 條。根據頁 381 的說明，此份目錄主要是據于曼玲編《中國古典戲曲小說研究索引（下）》和 1992 年以來的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料（中國古代、近代學文學研究）》整理而成，坦言「一些收於論集中的有關論文限於資料大多未及輯錄」。可見小說評點研究的總數應遠逾五百之數才是。然據此份目錄，亦已足證小說評點研究盛況之一斑。. 25. 此言評經之作被忽視，是指清儒在學術上對這類著作的態度而言。如以評經著作本 8.

(9) 進入民國，經書不再扛起傳道的重責，大部分的研究者也漸能擺脫衛道的使命，把經書當作史料、當作文學來看待，也能賞析《詩經》、《左傳》等經書的文辭，雖然多數研究者不像清初諸儒對晚明評經抱著既定的偏見和強烈的反感 26 ，但這些評經之作由明末至民國初年，流傳有限，傳世的《詩經》評點，如鍾惺所評，或為朱墨本，或為三色印本；戴君恩《讀風臆評》亦為朱墨本，耗資皆為一般書籍的數倍。此種精美的套印本、賞心悅目的書籍，喬衍琯先生譽之為「圖書中的藝術品」 27 ，已成為圖書館或. 身的市場價值而論，鍾惺、戴君恩之評本，都是精美的套印本，儘管不認同其著作的內容，得其書必視如珍寶。大陸學者沈津在討論明代中葉後的書價問題時，以當時的俸祿來作比較，認為當時的書價是昂貴的，「一位七品芝麻官的每月薪俸，僅能買幾部平常之書而已」。參沈津：〈明代坊刻圖書之流通與價格〉，《國家圖書館館刊》1996 年第 1 期（1996 年 6 月），頁 101–118。而套印本刻印費工，書價定為一般書籍的數倍，恐怕一部套印本，就足以耗盡七品官一個月的月薪。也多虧套印精美，否則這類與清儒學術主流殊異的評經之作，可能更不易傳世了。 26. 比較民初學者所撰的評經相關諸書的提要，多有肯定，與四庫館臣一味的指責相差很多，即可明其態度之異。如鍾惺《詩經》評點之作，張壽林評云：「然其間品題玩味，多出新意，不肯剽襲前人，揆之性情，參之義理，頗能平心靜氣，以玩索詩人之旨。…… 凡若此類，大抵著語無多，而領會要歸，表章性情，深得詩人之本意。……必謂批點之法，非詁經之體，遂併其書而廢之，是則未免門戶之見，非天下之公議矣。」倫明評云：「是書廢棄一切傳箋註，止就三百篇正文，略拈數語，……語簡而彌雋永，大抵本其所撰《詩歸》之旨，亦說《詩》者別一法門也。」但江瀚評清代牛運震的《詩志》，顯然就受到四庫館臣很大的影響，對以評點之法說經，尤其不以為然：「此編於詩之章句間，會其語妙，著其聲情，因而識其旨歸。……實則仍不脫明人孫  、鍾惺陋習，何嘗能得詩人之志邪？其於經文每加旁圈，尤乖說經之體，篇中如謂悠哉悠哉二句，筆勢一颺一頓，一曲一直，唱歎深長，令人黯然消魂。……無非學究評詩文伎倆。」分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北京：中華書局， 1993 年 7 月），頁 321、338。. 27. 喬衍琯：〈套色印本〉，《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專集》編輯委員會編：《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專集》（臺北：中國圖館學會，1985 年 6 月），頁 224–241。 9.

(10) 收藏家秘藏的珍寶，不輕易示人，不容易流通 28 。書籍取得的困難，加上被漠視太久了，遂淹沒在浩瀚的古籍中，因此很長的一段時期中，未獲得學界的注意。將晚明的《詩經》評點之作，持以和清初姚際恆（1647–？）《詩經通論》從民初以來所受到的重視相比，晚明評經之作，所受到的冷落就愈發可見了。姚氏《詩經通論》，除訓詁、考據、辨證經義外，亦採評點手法賞其文辭。依其自序此書成書於康熙四十四年（1705），然當時未刊行，道光年間韓城人王篤才將家藏的《詩經通論》抄本付梓，於道光十七年（1837）刊刻於四川督學署 29 。由於同治年間方玉潤（1811–1883）得到姚際恆《詩經通論》，並將此書部份觀點引入《詩經原始》中，至民國初年，胡適藉由《詩經原始》得知有《詩經通論》，才動員人力尋找。《詩經通論》因得到胡適、顧頡剛諸人的眷顧，聲名大噪，民國十六年，有鄭璧成覆刻韓城王氏刊本；民國三十三年，有《北泉圖書館》叢書本；顧頡剛的點校本也在一九五八年出版，至今共有《詩經通論》的古籍及點校本共十種 30 。關於《詩經通論》的研究著作更可觀，不提單篇論文，僅專書和學位論文筆者所知就有四部之多 31。學者的研究著作中，大都讚許姚氏以文學觀點說《詩》. 28. 周作人曾云：「好幾年前在友人手頭看見一部戴忠甫的《讀風臆評》，明萬曆時閔氏朱墨套印，心甚愛好，但求諸市場則書既不多，價又頗貴，終未能獲得。」《知堂書話》（下）（臺北：百川書局， 1989 年 12 月），頁 1– 4，〈讀風臆補〉條。. 29. ﹝清﹞王篤：〈詩經通論‧序〉，《姚際恆著作集‧詩經通論》（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994 年 6 月），卷首。. 30. 參林慶彰先生：〈詩經通論‧校印說明〉，《詩經通論》，卷首。. 31. 關於《詩經通論》的專著及碩博士論文，就筆者所知，就有以下幾本： 1、詹尊權：《姚際恆的詩經學》（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學碩士論文，1979 年）。 2、簡啟楨：《姚際恆及其詩經通論研究》（臺北：全賢圖書公司， 1992 年 3 月）。 3、文鈴蘭：《姚際恆詩經通論之研究》（臺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1994 年 6 月）。 4、趙明媛：《姚際恆詩經通論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0 年 12 月）。 10.

(11) 的創舉，和另一部《詩經》評點––方玉潤的《詩經原始》，自胡適、顧頡剛以來，皆深受矚目，學者都津津樂道其反傳統、反主流、能以文學觀點就詩論《詩》，這些特質都和民初以來讀《詩經》的脾胃相合。但比姚、方二書，更早以文學觀點說《詩》，特立獨行的風格不遜於姚、方的晚明孫 （1543–1613）、鍾惺（1574–1625）、戴君恩（…1618…） 32 等之《詩經》評點，在姚、方受到推重之際，依舊罕有人問津。民初，除《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孫、鍾、戴諸人之評有幾篇簡短的提要加以介紹外，朱自清曾在《詩名著箋》引錄戴君恩對〈國風〉詩歌的一些批評 33 ，最難能可貴的是周作人，在古史辨派諸家忙著辨偽、疑經、攻擊《詩序》、毛鄭時，周作人卻留心到《詩經》學史上以文學說《詩》之類的「旁門外道」，並以書評形式作短文，推重明、清以文學說《詩》的諸家，鍾惺、戴君恩、賀貽孫、萬時華、姚際恆、郝懿行與王照圓、陳繼揆都曾提及 34 ，可說是慧眼獨具。但周作人並沒有喚起後來的研究者對以上諸書的重視，除姚際恆《詩經通論》本就為古史辨派學者所推重外，其他諸家的作品，在之後的幾十年間仍罕有人提起。如夏傳才先生《詩經研究史概要》、林葉連先生《中國歷代詩經學》，. 32. 戴君恩生卒年不詳，考鍾惺《詩經》初評本約完成於萬曆四十一（1613）–四十四年（1616）之間，參筆者撰：〈鍾惺《詩經》評點成書時間考––辨證《鍾惺年譜》一誤〉，收入於林慶彰先生主編：《經學研究論叢》第十輯（臺北：臺灣學生書局，2002 年 3 月），頁 75–84。而戴君恩《讀風臆評》序署萬曆戊午年（46 年，1618），故文中以「孫、鍾、戴」為次序。. 33. 《詩名著箋》，《朱自清古典文學專集 ‧續編》（臺北：源流文化事業公司，1982 年 9 月），頁 67–214。據朱喬孫編：《朱自清全集》第 7 卷《古詩歌箋釋三種》（杭州：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 年 6 月），頁 586–587〈編後記〉言，《詩名著箋》是朱自清教授「古今詩選」這門課程的講義。朱氏生前並未發表過，由後人據其遺稿整理而成。. 34. 參《知堂書話》（上），頁 347–351，〈郝氏說詩〉條；《知堂書話》（下），頁 1–4，〈讀風臆補〉條及頁 289–296，〈賀貽孫論《詩》〉條。「旁門外道」為周作人語，見〈賀貽孫論《詩》〉條。考《知堂書話》目錄並觀內容所述，可知周作人對《詩經》的興趣，主要是草木鳥獸之類的博物學，及以文學觀點說《詩》之類的著作。 11.

(12) 都對清代姚、方二人評點之作略有著墨，但皆未言及孫、鍾、戴三人的《詩》評 35 。一方面固然是因為歷代《詩經》學典籍浩瀚，難以取捨；一方面，豈非反映了當時學界對晚明《詩經》評點仍未有足夠的注意和認識之故？二十年前左右，日本村山吉廣先生才開始對明、清之際《詩經》評點之作，陸陸續續的展開研究，發表多篇相關的論文 36 。近幾年臺灣、大陸的學者，也開始跨入這個研究領域，僅將筆者所知研究孫、鍾、戴三人《詩經》評點之學的相關論著稍作簡介。關於孫  的《詩經》評點的研究，目前僅見兩篇：一、劉毓慶：〈孫  的「格調」論與《批評詩經》〉《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論》（北京：北京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99 年 4 月），頁 156–165。二、龍向洋：〈簡論孫  的《詩經》評點〉《江西社會科學》2002 年第 2 期，頁 11–13。關於戴君恩《詩經》評點的研究有以下諸篇：一、村山吉廣著，林慶彰譯：〈崔述《讀風偶識》的側面––和戴君恩《讀風臆評》的關係〉原載：《中國哲學》（北海道中國哲學會）第 21 號（1992 年 10 月），頁 1–19。《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5 卷第 2 期（1995 年 6 月），頁 134–144。二、村山吉廣：〈戴君恩《讀風臆評》與陳繼揆《讀風臆補》比較研究〉《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35. 夏傳才先生：《詩經研究史概要》（臺北：萬卷樓圖書有限公司，1993 年 7 月），頁 228–233，讚許姚際恆、崔述、方玉潤三人為「超出各派的獨立思考派」。林葉連：《中國歷代詩經學》（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93 年 3 月），頁 408–415，有二小節分論姚、方。但二書皆未言及晚明三家之《詩經》評點。. 36. 村山吉廣先生對明代的鍾惺、戴君恩，清朝的姚際恆、方玉潤、陳繼揆等以文學觀點說《詩》的著作，都曾為文研究、介紹。研究鍾、戴、陳三人著作的論文，參筆者以下正文所引，對姚、方的研究，參林慶彰先生主編：《日本研究經學論著目錄（1900– 1992）》（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3 年 10 月），頁 259–261 所著錄。 12.

(13) 籌備處，1996 年 6 月），頁 347–372。三、村山吉廣：〈戴君恩《讀風臆評》初探〉《第二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北京：語文出版社，1996 年 8 月），頁 469–483。四、劉毓慶：〈戴君恩的「格法」說與《讀風臆評》〉《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論》，頁 176–183。《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 年第 2 期，頁 74–78。比起孫、戴，學者對鍾惺《詩經》評點更為關注，有關鍾惺《詩經》評點的研究者之眾、相關論文之多，非但孫、戴之作瞠乎其後，也是明代其他《詩經》學著作罕見的。關於研究鍾惺《詩經》評點的相關論文，有以下諸篇：一、村山吉廣著，林慶彰譯：〈鍾伯敬《詩經鍾評》及其相關問題〉原載：《詩經研究》第 6 號（1981 年 6 月），頁 1–7。《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6 卷第 1 期（1996 年 3 月），頁 127–134。二、村山吉廣著，林慶彰譯：〈竟陵派的詩經學––以鍾惺的評價為中心〉原載：《東洋△思想△宗教》第 10 號（1993 年 6 月），頁 1–4。《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5 卷第 1 期（1995 年 3 月），頁 79–92。三、游適宏：〈就「詩」論《詩》：晚明《詩經》評點的興起及其性質〉《道南文學》第十二輯（臺北：國立政治大學中文系，1993 年 12 月），頁 321–347。四、傅麗英：〈鍾惺的《詩經》研究論〉《第二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北京：語文出版社，1996 年 8 月），頁 484–492。《明代詩經學》（北京：語文出版社，1996 年 8 月），頁 60–67。《經學研究論叢》第四輯（臺北：聖環圖書公司，1997 年 4 月），頁 83–90。五、李先耕：〈鍾惺《詩》學著書考〉《詩經研究》第 21 號（1997 年 2 月），頁 1–4。六、楊晉龍：〈鍾惺及評點式參考書〉. 《明代詩經學研究》（臺北：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1997. 13.

(14) 年 6 月），頁 289–301。七、陳文采：〈鍾惺《批點詩經》析論〉《臺南女子技術學院學報》第 17 期（1998 年 6 月），頁 15–25。八、劉毓慶：〈鍾惺的「詩活物」說與《詩經》評點〉《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論》，頁 183–191。九、張淑惠：《鍾惺的詩經學》臺北：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 6 月。十、劉毓慶：〈鍾惺《詩》學略論〉《山西大學學報》2001年第5期，頁43–48。綜觀以上所述，對孫、戴之評的研究，只有寥寥幾篇，明顯的不足。對鍾評的研究由於多位學者的努力，披荊斬棘，為後續的研究奠定了基礎，也喚起學界重視晚明《詩經》評點 37 。然而，鍾惺《詩》評研究的量雖看似不少，但卻存在著以下的不足：一、由於多為單篇論文，所論無法深入。看似研究數量多，但有些論文，創發有限。二、由於鍾評有初、再評本，再評本的評語比初評本豐富許多，但多數研究者常常僅據初評本立論，不夠全面。三、由於鍾評為明代珍貴套印本，研究者觀閱原本不易，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中都未影印鍾評，對於初評本成於何時，以及初、再評本間的差異、鍾評各種版刻的情形，以往的論文中大都未曾交代，或交代有誤。四、由於對鍾評的研究，為時未久，許多具創發性的說法，亦值得商榷。譬如：或將鍾惺的《詩》評，視為科舉用書。到底鍾評的性質為何？與科舉有何關係？應再釐清。五、晚明鍾、譚評點《詩歸》，竟陵派盛極一時，到底鍾評《詩經》是否反. 37. 譬如近幾年出版的二部綜論《詩經》學史的著作––戴維：《詩經研究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年 9 月）及洪湛侯：《詩經學史》（北京：中華書局，2002 年 5 月），就一改先前夏傳才、林葉連書一字未提的情形，而對晚明《詩經》評點略有著墨。筆者以為，這正是近年來學者發表的相關研究論文，所喚起的重視和影響。 14.

(15) 映了竟陵派的文學觀？與《詩歸》之評有何異同？亦未見深入探討。除上述五點之外，孫、鍾、戴三書之異同、晚明評經風氣興起的背景、晚明、清初對待評經不同的態度、清人指責評經的深層心理，……這些都是前人或未論及、或簡單交代未曾深究的。筆者以為，晚明經書的評點之學，在經學史上是一個特殊現象，與傳統採箋注的解經方式，不論是形式或內容上都大異其趣，以往的經學研究者，常不屑或不遑顧及 38。而研究文學、研究評點的學者，經書非其專攻，又或視評經為經學範疇，故亦甚少留意，如筆者所見的研究竟陵派的文學、詩論者，大都僅從鍾、譚的詩文集、《詩歸》中取材，常不知或無視於鍾惺《詩》評的存在。不管從經學、文學、文學批評等角度來看，晚明的評經都足堪深思、玩味。惟限於學力及時間，僅以《詩經》評點為研究對象。由於以往的學者雖曾寫過相關論文，喚起了學界的注意，但尚待解決的問題仍不少，故選擇「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作為本論文的主題，盼能對這個課題有更深入的探討與創發。. 第四節. 研究範圍的界定與主題的說明一、範圍的界定. 關於「晚明」，學者大都將其界定在萬曆元年（1573）迄於崇禎十七年（1644）間，如曹淑娟教授云：「起自神宗萬曆元年（癸酉、西元一五七三年），迄於思宗崇禎十七年（甲申、西元一六四四年），前後凡七十二年，「晚明大致是指萬曆元年（一五七三）即所謂晚明時期。」39 周志文教授云：. 38. 袁枚〈虞東先生文集序〉曾指出：「說經者，又曰：『吾以明道云爾，文則吾何屑焉？』」《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年 8 月），《文集》，卷 10。點出傳統經學研究者的心態，以義理為重，不屑論文。. 39. 曹淑娟：《晚明性靈小品研究》（臺北：文津出版社，1988 年 7 月），頁 259。 15.

(16) 到明亡（一六四四）這七十餘年事。」 40 大陸學者吳承學云：「所謂晚明，傳統是指明代萬曆年間至明朝滅亡（1573–1644）這段 70 餘年的歷史。」 41. 將「晚明」界定在「萬曆元年至明亡」，這似乎已是共識。較早的學者嵇. 文甫作《晚明思想史論》，亦將所謂的「晚明」界定在「大體上斷自隆萬以後，約略相當於西曆十六世紀的下半期以及十七世紀的上半期」 42 ，所言雖較模糊，但和「萬曆元年至明亡」的界定亦是一致的。界定了「晚明」以後，關於「《詩經》評點」，要稍作說明的是，在晚明評點興盛的時代，「評點」最常施之於科舉講章、兔園策、幼學啟蒙教材等。可以想見的是，當時選考《詩經》的士子，一定抱著若干本《詩經》應考的參考書，內容不外集錄《詩集傳》、《大全》等權威注解，編選者或點或評，或標示重點，或以蠅頭小字敷衍經義，指導學子臨場寫作八股文的秘訣。或者逕錄若干篇《詩》義，集結成八股文選本，評選者還是免不了細點密圈評批。這類參考書，旋生旋滅，雖如今傳世不多，而當時汗牛充棟是可想而知的。《詩經》科舉用書的研究，是另一個大課題，觀《四庫全書總目》對此類科舉用書的批評，與對筆者所要討論較偏文學性質評點的著作，雖同為指斥，但並未將二者視為同類。且二者不論其形貌，或是性質、用途都大相逕庭，自然不宜混為一談。所以有些鄉塾教材、科舉用書，雖亦施以圈評，雖偶或受到當時風氣的影響，也會以文學眼光說《詩》，但類書並非本論文主要討論的範疇。本論文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的研究，將以孫 《孫月峰批評詩經》、鍾惺《詩經》評點、戴君恩《讀風臆評》等三人的評點之作為主要探討的對象。黃永武先生曾論箋註與評詩的差異，云：「註詩與評詩不同，評詩可以與作者為敵，箋註則須尊題；評詩乃自出心裁，箋註則須言之有據。評詩可選擇某一部分，箋註則務求完整。」此雖是針對一般的詩集、詩選箋評現象而言，而用來說明箋註經書與評點經書之差異，亦十分貼切。黃先生. 40. 周志文：〈自序〉，《晚明學術與知識份子論叢》（臺北：大安出版社，1999 年 3 月），頁 6。. 41.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年 7 月），〈緒論〉，頁 4。. 42. 嵇文甫：〈從王陽明說起〉，《晚明思想史論》，頁 1。 16.

(17) 又進一步詳細說明：. 圈點批評與箋註是有所不同的：圈點批評是較為主觀的，而箋註則較為客觀；圈點批評可與作者為敵，指書詩中的缺點；而箋則不得 43 矜伐書毀，宜守「尊題」的原則；圈點批評可以全出個人的愛憎，. 而箋註則在考訂翔實，須有證據。又評詩者可以就全集中選評若干首，全首中選評若干句若干字，作為批評對象，而箋註則務求詳備完整。 44. 文中所說的評詩特色，我們都可以在孫、鍾、戴的評經著作中發現，他們所施加的評語或有或無，或長或短，在書中評「妙」、評「峻切」、評「有味」……只是直覺的感受，常未加說明，愛憎、是非大都出自個人主觀、不講究證據，甚至可以與作者––編述的孔子為敵，指責《詩經》的詩句不佳。本論文選擇以孫 《孫月峰批評詩經》、鍾惺《詩經》評點、戴君恩《讀風臆評》作為主要探討的對象，蓋因三部書是晚明《詩經》學典籍中，最典型、最純粹的評點著作，有著黃永武先生所形容的那些評點特色。刊落箋注訓詁，不以論詩旨、經義為重，有別於亦施用評點的科舉講章，也不同於作為啟蒙的教材，巨細靡遺。與一般經解殊異的性質與面貌，正是其殊堪玩味、值得一探究竟之故。. 二、各章主題的說明本論文主要採歷史文獻分析法，藉由歷史文獻的考察，知人論世。並佐以統計法，闡釋學、接受美學、語境說等理論，以作為論證的輔助。以下說明筆者對本論文各章的安排、取捨之故。. 43. 依前後行文之例，此句「箋」字後似漏一「註」字，應作：「箋註則不得矜伐非毀」。. 44. 以上所述參黃永武：《中國詩學–– 考據篇》（臺北：巨流圖書公司，1977 年 4 月），頁 75–76。 17.

(18) 第一章〈導論〉：澄清前人對明代經學的負面評價及因襲的成見，檢討明代《詩經》學及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的研究概況，並說明本論文主題的研究價值。第二章〈評點概說〉：介紹評點的起源、發展、特色、與科舉密切結合的情形，及明清士人對評點的評價等。對「評點」的性質及明、清士人對「評點」的評價有正確認識後，可作為吾人了解評經的表現方式、認識評經性質的基礎及幫助吾人正確地解讀前人對評經的種種論說。第三章〈經書評點風氣興起的背景〉：何以晚明會有大量的評經著作產生，並受到時人的歡迎，之前的研究者未能詳言，筆者考察當時的學術風氣，解經態度，歸納明人文集、書序中的種種論說，加以說明。第四章至第六章，分別析論孫、鍾、戴三評，由介紹其人之生平、文學主張入手，結合其文學主張及相關著作中的資料，說明其評《詩》之動機、版本問題、評《詩》的態度、對《詩序》、《毛傳》、《鄭箋》、《朱傳》等舊說的取捨、《詩》評所透露出的好尚，並說明其影響及評價。章節的安排有時受到資料的侷限，難以一律。如孫、鍾二人，筆者都曾設章節說明其文學主張，然戴君恩本不是活躍於文壇的文人，也非聲名顯赫之輩，加上未見其文集傳世，筆者尚未看到相關詩文往來的線索或文友、後輩對他的評論，僅能據《剩言》中幾條的資料稍作說明，實很難以章節的形式呈現其文學主張。又如版本問題，鍾、戴之評較可發揮，孫評僅一種刻本傳世，無從比較。三人的生平，戴君恩因資料零星無法多談，鍾惺因較廣為人知，且陳廣宏先生已撰就《鍾惺年譜》一書詳細論述，筆者自毋需再瑣碎贅言。孫  一人，言之獨詳，主要是因今人對孫  較陌生，且既有的研究論文對其人的介紹言之過簡，而筆者也掌握到可以發揮的資料之故。以上的取捨，無非是希望能儘可能地「詳人所略，異人所同」而已。第七章：〈晚明《詩經》評點的性質辨證〉：先前研究者有鍾評之類的評點之作，其性質為科舉講章之屬，故遭來錢謙益、顧炎武等指斥的主張，故筆者設此章予以回應，除證鍾評等書其性質與科舉無關、是文學的評賞之外，並詳細析論錢、顧、四庫館臣等抨擊評經的深層心理 45 。. 45. 關於評點諸書「性質」的探討，原應置於析論孫、鍾、戴三評之前。筆者置於析論 18.

(19) 第八章：〈晚明《詩經》評點之學餘論〉：用闡釋學到接受美學的轉變，來對照、解釋晚明將孟子「以意逆志」轉為「以臆逆志」的閱讀現象。並指出在尊經的思維下，「聖經」與「至文」間存在著衝突，故評經者常將論文的本質，用求經義、明道的外衣來包裹，今人不明其所處的語境，常為其飾辭所惑的。本章並通論民初對晚明《詩》評的肯定，及指出諸評刊落訓詁，用語模糊、簡略，造成今人解讀的困難，是其不足之處。文末結語，回顧本論文的寫作，筆者自省得失，並前瞻未來可繼續努力的方向。. 三評之後，一方面，對三評的介紹可作為認識其性質的基礎；又因此章所述，牽涉到晚明以後對評經的評價、影響等問題，與接續第八章所論有關連，故置於此。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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