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報告
理解行動電話：流動的媒介技術與混雜的日常實在
核 定 編 號 ： NSC 100-2420-H-004-038-DR 獎 勵 期 間 ： 100 年 08 月 01 日至 101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指 導 教 授 ： 黃厚銘 博 士 生 ： 曹家榮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15 日
理解行動電話：流動的媒介與日常生活
Understanding mobile phones:
Mobile media and everyday life
指導老師：黃厚銘教授
博士生：曹家榮
中華民國１０１年０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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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辛，但在許多人的幫助下，卻也算是順遂。回過頭來看，雖然如今面對的是 一個愈加冷峻、晦澀的學術環境，但大體而言我仍慶幸自己選擇走上了這條道 路。最起碼，在這個精神與理念越來越衰弱的年代，我還有能夠藉以反思、認 識自身的知識之鏡。這面鏡子也許還不夠清澈，但有一天它終將在時間的洗練 中更加的明亮。 13 年前，感謝我的父母在這個文憑主義的年代裡沒有多問我「社會學系」 是什麼，就讓它成了我的志願選項之一。10 年前，我遇到了學術生涯中最重要 的一位導師。感謝黃厚銘老師與社會學理論，讓我重新回到了社會學的想像之 中，而不是在大學的糜爛生活與枯燥的教科書中浪擲四年的光陰。碩士班的三 年、博士班的六年，我遇到了太多的老師在這一路上引導著我看到更多的東西。 在顧忠華老師課堂裡以及「身上」看到的公民社會、在方念萱老師的引介下認 識了科技與現代社會的關係、與苗延威老師的「閒談」中領會到認同政治的意 義、旁聽陳宗文老師的科學與技術研究、學習高國魁老師充滿哲理深度的思考， 以及最重要的，在黃厚銘老師的訓練中涵養出我整個學術思想的基礎。也要感 謝信洋學長、育成學長、譜鎮在這些年來於多次討論、交流中帶給我的刺激與 新視野。特別是育成學長，無論是在學術研究還是教學經驗上的分享都讓我獲 益良多。最後，更感謝鍾蔚文老師、張維安老師、方念萱老師、林鶴玲老師、 賴曉黎老師擔任我的口試委員，在我論文寫作的不同階段上都給予了許多寶貴 的建議與幫助。 13 年的求學生涯告了一個段落，更長遠的求學生涯才正要開始。感謝我最 親愛的家人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陪伴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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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榮獲 100 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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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而生的「模控空間」都被看作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媒介與文化發展。 然而，晚近十年間的電子媒介技術發展卻顯示出，行動電話已然成為網際網路 之外同樣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甚鉅的一種媒介。甚至，如同 Howard Rheingold 所指 出的，它已逐漸地改變了我們當下與未來的生活形式。循此，簡言之，本文的 目的即在於，試圖理解行動電話所帶來的是什麼樣的生活世界，以及這又是如 何可能的？在回答此一問題時，本文所採取的基本理論觀點與分析架構乃是一 種試圖超越過去技術決定論的新取徑。亦即，立基於「人─技術─世界」相互 關連的關係性基礎上，本文主張，人們日常使用與操作技術的實作實際上總是 展開於技術物所形塑的結構脈絡之中，同時，此一結構脈絡本身卻也是由人們 的實作過程「有方法地」反身維繫與再建構的。換言之，本文將說明，實際上 行動電話普及所帶來的影響不僅僅導因於技術特性的結構作用，同時也是人們 日常實作持續建構與維繫的結果。 更清楚地說，在論文中我們指出了行動電話普及所導致的結構性變遷與影 響為（1）由行動電話「水平嵌合」的延伸形式所帶來的「混雜實在」。也就是 說，行動電話的使用者實際上是處於一種「雙面舞台」的情境之中。透過行動 電話的中介，人們如今理所當然地將其脈絡視為是混雜交織著虛擬／物質、遠 處／近在的指涉。（2）源自於行動電話「流動」的技術特性而逐漸形成的「即 刻化時間」與「個人化社會空間」的時空框架。正是在這一轉變的時空框架中， 浮現了本文稱之為「隨傳隨到的個人社群」的新形態人際關係樣態。而這些結 構性的變遷與影響，在本文看來，同時也是人們日常實作持續「有方法地」完 成、維繫與再生產的產物。以俗民方法學為基礎，本文回到實際日常使用與操 作行動電話的實作過程中，探究人們是如何有方法地完成「打行動電話」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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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場景之中，其完成也就有賴於「協同實作」的打造；人們的實作也顯示出， 並不只是由於行動電話的技術特性與設計，更是因為人們總是有方法地管理、 完成「打行動電話」的過程，人際之間的連結才呈現為「個人化即刻連繫」之 樣態。 總之，藉由這些觀察與分析，本文試圖指出行動電話造就的「結構」實際 上也是實作建構的產物。然而，雖然本文主張人們實際上參與了框限著自身的 「結構」的建構，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就必然只能如此生存著。相反地，從「人 ─技術─世界」的相互關連來看，既然我們的日常生活並非單純由「技術」所 決定的、既然我們的生存樣態同樣也取決於自身的「實作」，本文在最後試圖說 明的便是，我們也就總是有著「不必然如此」的可能性。藉由三個案例的呈現， 本文說明了「多元」的行動電話使用與操作實作如何可能。些實作並不是意圖 正面對抗、顛覆既那些與行動電話實作相關的既有「常識」與「預設」，但在其 迴避、繞道、偏離與走出的各種形式中，我們卻能清楚地看到實際行動電話的 使用與操作中，如何不斷地逾越了既有的軌跡與秩序。換言之，回過頭來，本 文試圖說明的是，「理解」行動電話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必須要在各種「捨」與「得」 的權衡之中做出選擇。在每一刻的行動電話操作實作之中，我們不僅選擇了如 何完成當下的秩序，同時也選擇了走向什麼樣的「行動未來」。這不僅是「如何 生活」──亦即，如何使用行動電話的選擇──的問題，同時也是關於「如何 存在」──亦即，在更根本的層次上成為什麼樣的存有──的反思。 關鍵字：行動電話、人─技術─世界、俗民方法學、技術現象學、混雜實在、 個人化即刻連結、變異實作、後人類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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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s. Although the Internet and the cyberspace have been thought as the most important media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our age, the progress of the electronic
media in recent decade has showed that mobile phones have also brought important structural changes in our life. Accordingly, what we want to understand is how
mobile phones have changed our life world. In response to this question, the thesis adopts a new approach which goe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That is, based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the “human‐technics‐world”, it proposes that the everyday technological practices always unfold in the context
structured by our technics, and the structured context itself is also, at the same time, constructed reflexively by user’s technological practices.
First, the thesis indicates the structural changes brought by mobile phones as
follows: (1) the “hybrid reality” emerging from the extending and mediation of mobile phones; (2) the “immediatization of time” and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social
space” resulted from the widespread use of mobile phones. Second, based on ethnomethodology, we explore how the user accomplishes the everyday “using” of
the mobile phone skillfully and reflexively. The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for example, (1) the user, while using the mobile phone, depends upon the methods of
“embodiment” and “translation”, and takes them for granted; (2)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using practices actually are the products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er and the members at the scene because the user is still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3) the using practices also show that the “individualiz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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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tes that the everyday using practices reflexively construct the structural
changes which in turn shape the practices themselves, it also attempts to point out that we still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gressing the given structural constraints. We
explicate, by three cases, how different and multiple ways of mobile phone using are possible. These “variant practices” do not represent the oppositio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given structure shaped by mobile phones, but indicate that we still could choose different ways of using, and different kinds of life.
Keywords: mobile phones, human‐technics‐world, ethnomethodology,
phenomenology of technology, hybrid reality, individualized and immediatized coonection, variant practices, post‐human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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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立場與觀點 ... 3 三、 背景：行動電話的發展 ... 5 四、 回顧：行動電話的研究 ... 8 五、 章節概述與方法 ... 11 貳、理論架構：另一種技術研究的取徑 ... 21 一、 序：技術化的日常生活 ... 21 二、 結構與建構：技術研究的取徑 ... 22 三、 「人－技術－世界」：一種關係性的理論 ... 29 四、 代結語：技術實作的變異與逾越 ... 41 參、「技術」作為一種文化：行動電話的結構影響 ... 45 一、 加速技術與液態生活 ... 45 二、 媒介加速：從固著到流動 ... 46 三、 日常生活的轉變：流動的現代生活 ... 58 四、 結論：在混雜嵌合的舞台上 ... 68 肆、「打行動電話」的完成：日常實作的建構 ... 71 一、 續言：回到實作 ... 71 二、 日常生活：技術實作的持續完成 ... 72 三、 「混雜實在」如何可能 ... 78 四、 「個人化」「即刻」連繫 ... 97 五、 結論：實作建構的「結構」 ... 107 伍、行動電話實作的變異：日常生活的「創造」 ... 111 一、 轉向／變異／逾越 ... 111 二、 日常實作的「生產」 ... 112 三、 抵抗與挪用：「不一樣」的行動電話操作 ... 123 四、 代結語：「化約」、「抵抗」與「逾越」 ... 139 陸、結論：理解行動電話──流動的生活及其「之後」 ... 149 一、 如何生活？ ... 150 二、 如何存在？ ... 153 三、 終結與之後 ... 166 參考書目 ...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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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理解行動電話 一、 源起 一直以來，網際網路及隨之而生的「模控空間」都被看作是我們這個時代 最重要的媒介與文化發展。它的普及不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世界，也促使人們 不斷地反思當代社會生活的樣態，並藉以探究自身未來的樣貌。例如，如 Paul Levinson（2004: 70‐74）等樂觀論者便認為，網際網路將帶來一個更有助於民主 參與的地球村；而如 Dreyfus（2009）與 Heim（1993: 100）等人則擔憂於模控空 間的「去身體」將導致人們經驗與認識能力的化約。在樂觀與悲觀論調之間，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關鍵的問題在於：究竟網際網路的發展會不會導致「物質」 實在的取消？換言之，「虛擬」的模控空間會不會成為人們未來唯一居住的現實？ 而在這一問題上，法國哲學家 Paul Virilio（1997）曾提出了重要的觀點與分析。 透過「速度學」的概念，他指出網際網路這類電子媒介的「終極加速」終將摧 毀人的存有所賴以維繫的一切物質實在。 然而，在這一爭論之外，晚近十年間的電子媒介技術發展卻也顯示出另一 種可能性。亦即，或許「虛擬」是否將要取消「物質」實在此一問題不再成立 ──或者，至少不再那麼簡單；或許，過去那種「虛擬實在」的想像──如同 電影「駭客任務」般的場景──不再必然是人類生活未來的模樣。之所以如此， 除了直觀來看，網際網路發明近四十年後的今天，縱使我們已可藉由電腦與網 際網路完成許多的日常活動，人們在城市中來回穿梭的跡象卻沒有顯著地減少。 換言之，Virilio（1997）所謂的「繭居生活」並沒有如預期般到來，物理的真實 空間也沒有就此被終極加速抹除。同時，隨著 1980 年前後行動電話的問世，我 們也逐漸看到了一種有別於「模控空間」想像的社會生活樣態。就像 H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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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ingold（2004：3）2001 年於日本街頭看到的那樣，在持續地透過行動電話的 中介與「不在場他人」即時互動時，人們卻也仍然在街道上移動著。 從數據來看，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的資料顯示1，至 2011 年全球估計已有近 59 億的行動電話用戶；全球有 9 成人口都被涵蓋在行動電話訊號的範圍之內。 而在台灣，2011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2，行動電話門號人口普及率甚至已超過了 120%。這樣的發展早已超越網際網路同年全球 20 億的使用人口，以及台灣 71.5% 的上網人口普及率。即便這些統計數字無法直接證明今天每一個人都在使用行 動電話，但至少我們可以說行動電話的使用如今已成了日常生活普遍景象之一。 甚至，對某些人口族群來說，打行動電話遠比上網還要來得稀鬆平常。正是在 行動電話這一普及發展的現象基礎上，本文認為──如 Rheingold（2004）所看 到的──行動電話似乎已逐漸地改變了我們當下與未來的生活形式。換言之， 在反思現代技術對人類自身所造成的影響上，行動電話也成了網際網路之外另 一個重要的媒介與文化現象。 循此，本文的目的即在於，試圖理解行動電話3所帶來的是什麼樣的生活世 界，以及這樣的變遷又是如何造就的？當電腦與網際網路進入我們的社會時， 1 資料來源：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網頁資料，網址 http:// www.itu.int/ITU‐D/ict/facts/2011/material/ICTFactsFigures2011.pdf，檢索日期：2012 年 6 月 25 日。 2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頁資料〈100 年度電信統計圖表〉，網址 http://www.ncc.gov.tw/ chinese/show_file.aspx?table_name=news&file_sn=30642 ，檢索日期：2012 年 6 月 25 日。 3 本文在此討論的「行動電話」主要是讓人們得以隨時隨地與他人即時連繫的行動通訊設備。換 言之，一方面，今天行動電話同時也具備的各項多媒體功能──如視訊、照像、音樂、網際網 路等──並非本文討論的重點；另一方面，近幾年逐漸成為主流的「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s）， 其所具有的其他各種軟體、應用程式等多功能同樣也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當然，這並不 是要否認或忽視行動電話今天做為一種多媒體裝置的意義，而是在討論的主題上，本文關注的 乃是作為「行動通訊」設備的行動電話所帶來的影響與改變。因而為了更聚焦於此一主題，我 們選擇暫時不討論行動電話所具有的其他多媒體形式。特別是智慧型手機，雖然近年來已蔚為 主流，但本文認為，其作為結合了行動通訊、網際網路、甚至是電腦的混合媒介所具有的複雜 性，或許更要在我們理解了作為行動通訊的行動電話所帶來的影響後才能夠獲得更適切的分析 與討論。在第三章，本文將更進一步說明我們所討論的「行動電話」是以「流動的聲音」為其 核心技術特性的技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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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固著的「惰性」為代價讓我們得以進入抽離的模控空間與虛擬實在。這樣 的發展在過去曾帶來希望的願景，也引發了「虛擬入侵」的憂慮。（Slouka, 1998） 而行動電話作為一種不再「固著」的行動媒介，它不僅讓人們不再需要藉由放 棄移動來獲得即時連結的能力，也因此將「虛擬」與「物質」之關係轉換為更 複雜的問題。這樣一種於晚近十年間普及發展的電子媒介技術又會對我們的生 活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二、 基本立場與觀點 在理解行動電話之影響上，本文有幾個核心的基本立場與觀點。首先，在 分析上，我們的目的不在於探問個人或組織能夠藉由行動電話完成什麼任務、 或者批判個人或組織如何濫用行動電話這一「中性」的工具，而我們又如何可 能更好地使用它等等。就如同加拿大傳播學者 Marshall McLuhan（1964: 11）所 說的，認為技術物本身沒有好壞的問題並將其善惡歸咎於被使用的方式，這樣 看待技術物的方式正是我們這個時代人的夢遊病徵。實際上，技術物本身即是 「非中性」的。這一點，也是技術哲學家 Martin Heidegger（1977）在探究現代 技術之本質時所主張的。4因此，本文實際上關注的問題是，當行動電話成為日 常生活普遍使用的媒介時，也就是當它成為我們社會環境的一部分時，我們日 常的實作與文化認知受到了什麼樣的影響與改變？ 其次，透過行動電話之影響的探究，本文也試圖指出電子媒介技術發展所 帶來的問題，並不能簡單地從「虛擬」取消「物質」實在來加以以理解。在 Virilio （1997: 9‐10）看來，二十世紀末的即時傳輸革命將導致所有物質當下的抹除。 換言之，在 Virilio 的速度學分析中，傳輸革命的臨界過渡所開啟的正是一個失去 4 晚近，我們也可以在一些更經驗性的技術研究中看到類似的觀點。例如，Langdon Winner（1986） 在其著名的文章”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一文中即指出了技術物本身如何能夠體現特殊的權力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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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度、連續性與地方的資訊化虛擬實在。這是由電傳技術所導致的一種對於 地球物理空間最暴力的滅絕形式，人與環境之間如今只剩下虛擬化的傳像界面 關係。同時，在即時的傳像界面之中，身體也變成了惰性的存有，亦即，當人 們將其自身自然的運動與移動的能力轉移給中介、延伸的技術物，便注定落入 極端的惰性之中，並損害了自身理解真實的能力。（Virilio, 1997: 16）我們可以看 到，Virilio 的批判深刻地描繪了電子媒介技術發展所可能帶來的問題。然而，本 文認為，隨著行動電話的發展與普及，人們如今不再需要以固著、惰性的身體 來交換即時連結的能力，如此一來，這一災難性的預言似乎也就未必成真。至 少，問題不再只是「虛擬」取消「物質」實在如此簡單。 最後，本文主張，在今天這個被 Scott Lash（2002）稱為「技術化生活形式」 的世界中，我們必須要從「人─技術─世界」之相互關連出發，才能適切地理 解技術物所帶來的影響。也就是說，由於技術物並不只是單純中性的工具，而 是人們賴以感知、認識自身環境的基礎，人、技術與世界三者之間也就存在著 緊密的相互關連。而本文認為，此一關連意味的既不只是「技術」5作為形塑世 界的系統宰制著人們，也不單純是一個人與技術物「對稱地」建構生成的世界。 在下一章理論架構的討論中，我們會更清楚地說明，「人─技術─世界」的相互 關連意味著，一方面，正是透過技術物的媒介，人的存有與認識才得以開展； 但另一方面，技術物並不「就其自身」地存在著，它總是在人與世界的關連中 才變得清晰、才成為其所是。因此，從此一相互關連來看，在探究一項技術物 普及與發展的影響時，就必須同時關注於技術物所帶來的結構性作用，以及此 一「結構」本身又是如何在人的日常生活實作之中維繫與再建構的。正是在這 5 在本文中，「技術」一詞原則上指涉的是涉及了技術物及其相關實作的一種系統性的總體現象； 「技術物」指涉具體的技術裝置與設備；「技術實作」指涉的是日常生活中涉及技術物的使用與 操作之行動與互動；另外，「技術事實」則是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那些圍繞著技術物而生的各種 現象。相關概念的意涵則依文脈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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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身建構的關係之中，我們造就了這個框限著自身的技術化生活世界。 三、 背景：行動電話的發展 回過頭來看，行動電話從何時進入人類生活的？這段歷史可以追溯到 1980 年前後。1973 年，美國 Motorola 公司展示了第一台可被稱作手持式行動電話的 原型機 DynaTAC，並成功撥打了第一通「行動電話」（Goggin, 2006: 29）。我們可 以將這一刻視為是今天習以為常的「行動通訊」時代的起點。雖然當時所謂可 攜、手持的行動電話 DynaTAC 仍是一具重達 1 公斤以上的機具，與今日幾乎都 只在 100 公克上下的輕薄「手機」難以聯想在一起。但就如同 Goggin（2006: 30） 所指出的，如果我們知道甚至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許多人都還認為行動電話只 會被安裝在汽車之上，那麼 DynaTAC 的出現就可以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 它代表著「行動／移動通訊」（mobile communication）以一種全新的姿態落實於 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往前來看，這種「行動通訊」的出現與整個「電傳通訊」技術的發展是扣 連在一起的。在這一發展中，有三個重要的技術分別接續地打開了人們關於行 動通訊的想像：約於 18 世紀末出現電報、19 世紀末的電話，以及同樣在 19、 20 世紀之交發明的無線電通訊。Goggin（2006: 23‐25）認為，特別是在無線電通 訊技術後來的演變中，可以看到逐漸地朝向「移動」通訊發展的軌跡。像是在 1937 年，為了更有效應付緊急事件，無線電通訊開始跟美國各大城市的警車結 合起來；或是 1943 年時，延續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發明與應用，無線電對講機 （Walkie‐Talkie）進入了社會之中等等。而隨著 DynaTAC 揭開了「行動電話」發 展的序幕後，我們則可以看到 1978 年由 AT&T 公司所發展、推動的 AMPS 計畫， 也就是一種以蜂巢式系統為基礎的類比式行動電話。到了 1990 年代，則是由於 整體電傳通訊網絡設施的數位化，連帶地也將行動通訊帶進了數位系統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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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產生了後來所謂的第二代行動電話（Goggin, 2006: 31），也就是今天台灣社會 熟悉的 GSM 數位式行動電話。 從這個簡短且一般性的發展歷史來看，大約就是在 20 世紀末的這二、三十 年間，所謂的「行動電話」的開始成形，並逐漸地擴散開來。而在台灣，引進 「行動電話」的時間則最早可以追溯至民國 79 年中。6根據報載，當時雖然一具 手持式行動電話要價高達 12 萬元，且因基地台建設尚未完備之故，通訊僅限於 西部都會區，卻仍引發了廠商與民眾的廣大興趣（楊汝椿，1990 年 6 月 1 日）。 因此，我們大致上可以將民國 79 年正式引入這種屬於 AMPS 系統的類比式行動 電話看作是台灣進入「行動通訊」時代的開端。早期，行動電話在台灣的發展 是由交通部電信局一手主導。要到了民國 85 年通過電信三法開啟電信自由化後， 台灣社會行動電話的發展才真正地在市場競爭下快速擴散。因此，我們大致上 可以分別從兩個部分來說明台灣社會中行動電話發展與擴散的背景。 在「電信自由化」之前，行動電話在台灣的發展主要受到幾個因素影響。 首先是（1）採購弊案所導致的發展停滯。由於早期行動電話的發展乃是由電信 總局一手掌控，其擴散的力量也就受限於此一機構本身內部的運作問題。根據 報載，民國 82 年間爆發了嚴重的行動電話交換機設備採購弊案，此一弊案導致 整個採購計畫被迫暫停，進而阻礙了行動電話的建設與發展。（黃貴華、李健果， 1993 年 9 月 29 日）其次，（2）AMPS 類比式行動電話本身也存在著技術上的缺 陷。不同於後來人們熟知的 GSM 數位式行動電話，早期的類比系統的訊號編碼 並無加密機制，因而容易遭人竊聽與盜拷。所謂的「盜拷」，簡單來說，即是可 6 早在民國 76 年間，當時的經建會即已通過當時被稱為「陸上行動電話」的建設計畫（聯合報， 1987 年 9 月 13 日），亦即引進安裝於汽車之上的「固定式」汽車行動電話，以及可固定也可攜 帶的汽車行動電話。然而，汽車行動電話開放後實際申請裝機的人數並不如預期，主要的因素 除了費用昂貴外，也在於它實際上並不是真的那麼「攜帶方便」。因而，在民國 78 年年底就已 陸續傳出將開放、引進更為輕巧可攜的「手持式」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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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特殊的掃描儀器偵測到他人行動電話通訊所需的「內碼」與「外碼」，7進 而將其拷貝至其他的手機中使用。相較於遭人竊聽，盜拷的問題更影響著類比 式行動電話的發展，因為它會形成「一號多機」的現象，擠壓原用戶的通話完 成率，影響整體的通訊品質。8 民國 85 年電信三法通過開啟電信自由化後，行動電話在台灣的發展則進入 了另一個階段。除了市場競爭讓「生產面」不再是問題外，具備更高安全性的 GSM 數位式行動電話也被引進台灣。在之後的短短 5 年間，GSM 數位式行動電 話就在市場競爭「價格戰」的推波助瀾之下快速地擴散開來。根據國家傳播通 訊委員會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的行動電話用戶在民國 85 年時僅占全國的 4.51%， 到了民國 90 年時卻已成長為 96.55%。9而這期間，雖然實際上各民營公司基地 台的建設仍未盡完善，但在各種廣告的宣傳修辭之下──例如，呈現如發話完 成率、受話率、網路阻塞率等數據以強調所提供的最佳通訊品質（王雪玲，1998 年 08 月 22 日）──「行動電話」已逐漸成為台灣社會中客觀存在的技術事實。 直到今天，它甚至成了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藉由以上簡單地回顧行動電話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行動電話是如何 普及與擴散開來。總之，在二十世紀末這短短的二、三十年間，行動電話已成 7 所謂的「內碼」即行動電話機出廠時所配置的一組 32 位元長的電子序列號（electronic serial number, ESN）；而「外碼」則是當用戶申請裝機時，由電信公司配給並直接燒錄於行動電話機中 的一組 34 位元長的行動台身分號碼（mobile identification number, MIN）。簡單來說，由於 AMPS 類比式行動電話的運作，是先經由無線電傳送這兩組識別碼以進行認證後才可使用。而「盜拷」 即是藉由掃描設備竊取傳送在無線電中的 ESN 與 MIN，據以非授權的使用（王居尉，2009：ch3）。 8 同時，「盜拷」所牽涉到的非法使用問題也造成了更嚴重的社會治安後果。民國 86 年發生的白 曉燕命案中，歹徒所使用的即是盜拷的門號，使得警方難以追蹤。因此，當時的新聞報導也檢 討著類比式行動電話這一安全上的缺陷，雖然當時由電信總局轉型的中華電信公司極力強調這 是可修補的問題，這一事件仍嚴重地傷害了類比式行動電話的發展。 9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aspx?site_content _sn=1994&is_history=0，檢索日期：2010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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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網際網路之外另一個當代重要的電子媒介技術。就如同 Ling 與 Donner（2009: 48）所說的，行動電話已然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象徵。當然，也逐漸成為人 們反思關注的焦點。 四、 回顧：行動電話的研究 過去十年來，對於行動電話發展與影響的關注已累積了不少的成果，其間 也有許多研究者同樣是從對網際網路的關注轉移至行動電話之上。（Castells et al., 2007; Levinson, 2004; Meyrowitz, 2003, 2005; Turkle, 2008）當他們這樣做時，通常 會從行動電話不同於以往的媒介特性著手，試圖藉以說明為何行動電話帶來了 不同於過去網際網路發展的影響。在這樣的討論中，這些研究者們首先注意到 的往往便是行動電話「可攜性」的特徵。也就是說，不同於網際網路的固著性， 行動電話本身體積小、無需連接實體線路的便利性，讓這些研究者們認為，正 是行動電話的可移動性（mobility）、可穿戴性（wearability）使其有了截然不同 的性質。（Campell, 2008; Castells et al., 2007; Fortunati, 2005; Levinson, 2004; Turkle, 2008） 例如，我們可以看到，在 Paul Levinson（2004: 43‐44）的討論中，他便根據 媒介與房間的關係將所有媒介區分為三種類別──固定於房間之中、在房間之 間轉移、完全脫離房間──其中，只有相機、隨身聽等電子媒介與行動電話相 同，都可以說是完全切斷了與固定地點之間的連結－－即便是我們今天慣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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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筆記型電腦都未能完全脫離「固著」性。10而行動電話作為不再固著的電子 媒介又更特殊的地方在於它所提供的「連結」能力。Levinson（2004: 8）甚至認 為，行動電話這種可移動性再加上跨越時空限制的連結能力乃是遠比網際網路 更具有革命性的媒介特徵。同樣地，也是在這種隨時隨地可以開啟連結的媒介 特性基礎上，Sherry Turkle（2008: 122）認為行動電話已然形塑出一種新的個體 狀態，亦即「總是連線／總是可連繫」（always‐on/always‐on‐you）的個體。換言 之，從行動電話「可攜性」的媒介特性出發，這群研究者們試圖指出的不僅是 行動電話帶來了種「無處不無遠弗屆」的可能性，同時也是人們逐漸地受困於 「連結的牢籠」之中的景象。 除了這些圍繞著行動電話媒介特性的研究之外，還有一些研究則是進一步 著眼於行動電話對於實際日常生活的影響。而這個部分又大致上可區分為認知 與實作兩個不同關注的面向。在認知方面，時間與空間的議題始終是行動電話 研究的焦點。（Fortunati, 2002; Green, 2002; Ling & Donner, 2009; Meyrowitz, 2003, 2005）雖然時空的問題在網際網路的研究中也有同等的重要性，但當我們考量 到行動電話的移動性、可攜性時，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差異。簡言之，對 於這些行動電話的研究者來說，「即時時間」與「模控空間」不再是人們在電子 媒介中唯一的時空經驗形式。例如，Ling 與 Donner（2009: 93）所看到的是一種 變得彈性化的時間框架，它不是完全取消時間差異的「即時」，而是一種從過去 「共同時間」框架中解放出來的彈性協調可能性。我們也可以在 Green（2002: 287） 10 吉見俊哉（2009: 200）在討論行動電話如何改變人類生活樣貌時，也曾向前追溯地將隨身聽 看作是現今行動電話文化的先驅。亦即，他認為從室內電話移入私人房間開始，中間經過隨身 聽、呼叫器等電子媒介的發展，最後到行動電話的普及，這段歷史可以說是人們的日常生活隨 著電子媒介的發展越來越「私人化」的寫照。然而，在本文看來，吉見俊哉這樣的觀點，不僅 忽略了隨身聽與行動電話之間的差異──後者有著截然不同的「連結」能力──也因此沒有掌 握到行動電話所帶來的更複雜的影響。在之後的討論中，我們將進一步說明，行動電話所帶來 的不是「私人化」的變遷，而是一種曖昧、含混的個人化社會關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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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中看到類似的觀點，在他看來，行動電話使得人們的行動不再需要依循 與特定地點相連的時間間隔，人們可以以一種較為彈性的時間間隔來組織其活 動。同樣地，不再只是「連上線」的「惰性」身體的行動電話使用者，也不再 只是進入了抽離當下的模控空間之中，實際上，如同 Fortunati（2002: 518）所 指出的，人們既被行動電話的延伸抽離了當下，也仍被其身體留存於當下在場 之中。換言之，行動電話的使用者所經歷的實際上是混雜著當下此處與彼處、 且又不斷變動著的時空現象。 而在實作層次上，我們則可以看到過去的研究多半關注於三個日常生活相 關的問題。第一，關於日常生活在行動電話的媒介作用下，所產生的「微協調」 （micro‐coordination）現象，也就是藉由行動電話彈性地重新安排事務的可能性。 （Ling & Donner, 2009）其次是電子媒介問世以來持續被人們所關注的公共與私 人界線問題。（Fortunati, 2002; Green, 2002; Levinson, 2004; Meyrowitz, 2003）在 這裡，同樣是行動電話的移動性、可攜性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最後，第三個 受到關注的現象則是從行動電話所形塑的社會環境中生成的新型態人際互動關 係。這些研究者所看到的是，人們彼此聯繫與互動的關係型態與儀式已與過往 大不相同，行動電話中介的人際關係呈現出短暫、頻繁、無所不在等連結樣態。 （Green, 2002; Licoppe, 2003; Ling, 2008a, 2008b）循此，與認知面向上時空框架 變遷相呼應，在行動電話對於日常實作之影響的探究中，我們同樣也看到了一 個混雜、流動的日常生活樣態。 藉由以上簡短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到既有的研究成果確實讓人們得以認識 到行動電話普及所帶來的種種影響。然而，在本文看來，這些研究仍缺乏更整 體的分析框架與視野。一方面，雖然這些研究與討論看到了行動電話的媒介特 性，進而試圖藉以說明行動電話帶來了不同於網際網路的影響，但它們經常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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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套完整的分析架構用以說明與比較行動電話與網際網路之間的差異。另一 方面，更重要的是，即便少數研究者──如 Levinson（2004）──確實是有系統 地進行了討論與分析，但它們往往也過於偏重於「技術」對人的支配與影響， 而忽略了「人」在這一過程中可能扮演的能動角色。換言之，在既有研究的分 析視野中，我們不僅無法看見究竟於日常的行動電話使用實作中，人們如何參 與了這個改變其自身生活的變遷過程，也無法看到其中「人」是否有著逾越行 動電話所形塑之「結構」的可能性。而本文主張，要適切地理解行動電話普及 所帶來的影響，我們就必須同時能夠探究行動電話的結構作用與人們實作參與 的建構過程。這正是本文透過「人─技術─世界」之相互關連的理論與分析架 構試圖完成的任務。 五、 章節概述與方法 本文的討論除了下一章的理論與分析架構說明外，主要分為四個部分。前 三部分對應於我們的理論架構，分別將討論（1）從「人─技術─世界」相互關 連的觀點來看，行動電話的普及帶來了什麼樣的結構性變遷與影響；（2）其次， 此一「結構」又是如何在人們日常使用與操作行動電話的實作中被維繫與再建 構；（3）最後，由於本文主張人們的日常實作不僅再建構了框限自身的結構， 同時也有著逾越、創造的可能性。我們也將進一步探討「變異」的行動電話實 作。至於第四個部分，也就是本文的結論，除了將總結前述各部分的討論，並 綜合地說明行動電話普及所帶來的混雜、流動生活之樣態外，也將透過近年來 「後人類」（posthuman）的討論更深入地反思在此一生活世界中我們自身「存 有」的境況。 在方法上，一方面，本文將利用訪談與觀察深入了解行動電話使用者日常 的使用與操作實作。透過反思地探問受訪者的使用經驗與決策，以及觀察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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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使用行動電話的舉止，我們試圖描繪出可用以呈現「打行動電話」實作樣 態的圖像。然而，這些經驗的描繪與案例並不是要去證明日常行動電話的實作 確實有某種「一般化」的模式。實際上，從本文的基本立場來看，由於人、技 術物、世界三者之間存在的是關係性的相互關連──意即，沒有普遍客觀的技 術與社會事實──人們日常技術實作也就不是「規則」的產物，而是在共享的 鉅觀文化脈絡之中「可預期」的。換言之，由於──就像 Garfinkel（1967）在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一書中所主張的──日常生活之中並不存在毫無例 外與模糊的「規則」，所謂「一般化」、「普遍」、「客觀」的實作模式也就同樣不 可能。毋寧地，從「人─技術─世界」的相互關連來看，由「技術」的結構作 用所框限的日常生活樣態，乃是由共享著此一鉅觀文化脈絡的人們彼此相互「預 期」、並於實作中持續建構、維繫的。因此，這些經驗的描繪與案例實際上是要 作為一種徵兆呈現出，今天，行動電話的普及確實有其結構性的作用與影響， 同時，人們也越來越理所當然地於實作中持續再建構著這些框限自身的結構。 另一方面，本文也將透過過去各種經驗研究、個案討論與事件的報導來輔助說 明人們如何展現出「不一樣」的行動電話使用實作，也就是試圖呈現「不必然 如此」的變異可能性。這一部分的討論同樣也回過頭來證成了本文前述所說的， 我們並不是要藉由經驗案例證明日常行動電話的使用有著「一般化」的模式， 實際上，即便行動電話的普及有其結構性的影響，其仍無法完全將實作的多樣 可能性徹底化約、規制。 底下，我們簡單地說明本文各個部分將討論的主題。 (一) 另一種技術研究的取徑 首先，我們將更清楚地說明本文所採取的理論架構與分析取徑。就如在回 顧過去既有行動電話研究時我們所指出的，要適切地理解行動電話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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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一個更完整的分析架構。而本文也主張，這個架構必須要能夠從「人─ 技術─世界」之相互關連出發，同時關注於行動電話帶來的結構性影響與人們 於實作中的建構參與。這樣一種分析架構不同於早期技術研究的「結構」觀點，也不屬於晚近建構論的探問取徑。結合了 Don Ihde 的技術現象學與 Harold
Garfinkel 的俗民方法學，這一架構可以說是「另一種」技術研究的取徑。 以 Ellul、Mumford、Heidegger 等人為代表的早期技術研究，大多關注於批 判現代技術發展所造成的總體支配現象。換言之，他們認為「技術」可被視為 是形成了支配著當代人類生活的「結構」、「系統」或是「文化」。而技術研究的 目的就在於揭露此一現象並說明支配如何產生。然而，這樣的觀點往往被認為 是過於誇大了「技術」的重要性，是一種「技術決定論」式的分析視野。因此， 晚近由科學社會學延伸出來的建構主義式技術研究，便可以看作是早期「結構」 觀點的對立面。以 Pinch、Bijker、Callon、Latour 等人為代表的建構論取徑認為， 技術物應該是被探問的對象，而非用作為解釋因的「事實」。換言之，他們認為 技術研究應該要關注於解釋一項技術物如何被建構為技術／社會事實，藉此， 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技術物的普及與發展。 建構論取徑的修正並非沒有自身的問題，他們在解釋技術／社會事實的生 成時要不是忽略了技術物本身的物質特性，就是在採取極端對稱性的視野中， 掉進了另一個化約的問題之中，亦即，化約了人與技術物之間差異的存有論樣 態。甚至，在轉向技術事實建構的解釋中，它們也失去了早期結構觀點的批判 力道。更重要的是，在本文看來，無論是早期的結構觀點還是晚近的建構取徑， 它們都未能適切地掌握當代生活中人與技術之間的關係性特徵，亦即「人─技 術─世界」之相互關連。在這樣的相互關連中，重要的既不是技術物本身也不 是社會中的人，而是發生在關連之間的實作過程與運作結構等現象。透過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