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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形塑或限制、化約了日常生活的樣態；此外，人們是否可能逾越這些「不 必然如此」的界線，進而展現出創造性的變異？
更清楚地說，在本章我們將討論人們是如何「不必然」過著以「個人化連 結」為核心的流動、混雜生活。在前面幾章，我們已經指出行動電話的普及使 用如何造就了這樣一種日常生活，人們又如何將其視為理所當然地完成、維繫。
然而，從日常生活批判的角度來看，這種由行動電話的普及所帶來的生活樣態 實際上有其限制與化約性。用 Ihde（1979）技術現象學的概念來說，這也就是 當技術中介延伸我們的生活時，其結構特性同時帶來的「擴增－化約」效應。
或者說，在技術中介的延伸關係中，由於不同媒介的結構特性會導致世界、實 在不同面向的經驗被擴增與化約，因此，當我們於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地使用 著行動電話時，實際上我們也就是將某種擴增－化約的實在看作是事實般加以 接受，進而形成了日常生活結構的「常識知識」。故而，尋求「不必然如此」的 生活樣態，也就是要抵抗、逾越此種「常識」單義性的化約。為了更清楚說明 本文所採取的日常生活實作批判的立場，我們將先說明一個重要的理論背景與 脈絡，也就是回到法國社會學家 Michel de Certeau 的理論之中，追溯日常生活實 作批判的源流。正是循著此一基礎，本文展開了之後的探問與討論。
二、 日常實作的「生產」
在前一章中，藉由 Garfinkel 的觀點我們已經說明了「日常生活」在社會學 傳統中一直以來被忽略的重要性。在俗民方法學看來，實際上人們過日常生活 的方式本身即是有秩序、可理解的，因而社會學的研究者要做的並不是尋求某 種外在的元素來「分析」日常生活，而是要回到日常生活的場景之中去解明成 員行動與其實作情境間的反身性關聯與建構。簡而言之，就如同 Garfinkel（1967:
1）於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一書開頭所強調的：俗民方法學研究就是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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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對於例外事件的關注轉向最尋常的日常生活實作，並試圖就其自身的意義 來加以理解。
無獨有偶地，de Certeau（1984）在其代表著作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中，同樣也於導言裡便強調對於「日常生活」的關注。對於 de Certeau（1984: xi）
來說，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一書的目的在於開啟人們對於「從事活動的方 式」63（ways of operating）的探討。而此一討論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條件正是將日 常生活的行動從過去那塊模糊的背景之中移出來，讓它得以清楚地被看到。換 言之，正如 Ian Buchanan（2000: 97）所說的，de Certeau 整個探究的起點便在 於將那些無數含混、模糊的平凡行動「弄清楚」，進而將其提升至一個受關注的 狀態，讓它們得以被社會科學家以過去關注前景實作（foreground practices）的 方式加以探究。此外，也如同 Garfinkel（1967）關注的是日常生活實作的運作邏 輯而非行動者的「意圖」或「動機」等外在因素，de Certeau（1984: xi）感興趣 的同樣也不是個體行動者本身，他指出：我們現在關注的是從事活動的方式
（modes of operation）、行動的模式（schemata of action），而不是作為行動的發 動者（authors）、載體的主體（或人）。甚至，Highmore（2002: 171）更將 de Certeau 的計畫解讀為一種日常生活的現象學，它將挖掘日常生活實作中運作的獨特邏 輯的可能性當作其前提條件。總之，正是在這些相似性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將 這兩位同樣關注於日常生活實作的社會學者扣連在一起。
然而，不同於 Garfinkel，在法國社會學傳統氛圍的影響下，de Certeau 試圖 探究的並不是日常生活的「秩序」問題64，而是
──
我們或許暫可粗略地稱之為──
日常生活的「生產」、「抵抗」問題。因為，正如許多後來詮釋 de Certeau63 “operating”一字可以說是 de Certeau（1984）書中最主要的關鍵字，但是由於文脈的差異，我 們會將其翻譯為不同的中文，如「從事活動」、「操作」等等。
64 相對地，Garfinkel 一方面既作為 Parsons 的學生，又受到 Durkheim 的影響，他的俗民方法學 因此毫無意外地關注於日常生活秩序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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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著作，都會將其與 Henri Lefebvre 等人放在一起加以連結、比較，（Gardiner, 2000; Highmore, 2002）de Certeau 身處於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強力擴張的消費社會 之中，同樣也關注於這個消費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與宰制。就如同 Gardiner（2000:
169‐170）所言，在 de Certeau 看來，「邊緣性」（marginality）如今界定了這個社 會中的大眾，換言之，類似於「文化工業」的觀點或是 Lefebvre 的「消費受控 制的官僚社會」概念，消費大眾如今並不是社會的核心，相反地，他們乃是在
「邊緣化」的過程中再生產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不過，當 de Certeau 強調對於 日常生活的關注時，他實際上更著眼於其中的宰制與抵抗等問題，而這點又是 其與「文化工業」等觀點不同的地方。更清楚地說，de Certeau 所關注的正是日 常生活中那些看似稀鬆平常、瑣碎的行動所展現出來的「生產」（poiesis）。正如 de Certeau（1984: xii）自身所言，在這個由資本主義的生產系統所界定與占據的 區域之中，我們所探討的是一種「看不見的生產」（a hidden production），它們 散佈在這個不再留給「消費者」任何空間的系統之中。循此，我們也可以看到 de Certeau 與其前輩們不同的地方：他既不認為消費者就是毫無抵抗能力、順從 的大眾，也不主張任何以日常生活為基礎的宏大革命計畫。而之所以如此，即 是源自於他對於 Foucault 批判性繼承的結果。
（一）規訓與「日常生活」
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 一書中，Foucault 書寫了現代權力運作機制誕生的歷 史。在這一過程之中，懲罰場面的舊夥伴──肉體和鮮血──隱退了。一個新 角色戴著面具登上舞台。（Foucault, 1977: 16‐17）換言之，在 Foucault 看來，現 代權力的運作已然從過去展示性的刑罰與殺戮轉變為不可見的「規訓」機制。
這一機制所涉及的技術往往都是相當細微的，但卻又是對於人們日常生活具體 的干預與管控。因此，Foucault（1977: 139）也將這樣的規訓權力視為是一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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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微觀物理學」，它精細地將其對象加以分類、監看並進一步地常規化。65循 此，「規訓」權力的發展也就意味著一個「常規化」社會的到來，甚至就如同 Foucault（1977: 216）所指出的：
總體上，人們可以說一個規訓社會在這種運動中形成了。這是一個從 封閉的規訓、某種社會「隔離區」擴散到一種無限普遍化的「全景敞 視」機制的運動。這並不是因為規訓的權力形式已取代了其他的權力 形式，而是因為它已然滲入於它們之中，並作為中間的媒介將它們都 連結了起來，並使其擴散。
對於 de Certeau（1984: xiv）來說，Foucault 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的分析 實際上開啟了一個新的探問方向：也就是轉向那些精細且無所不在的微觀權力 運作機制。這種對於細微卻又無所不在地存在於當代技術宰制體系中的運作機 制的關注，正是 de Certeau 繼承與延續 Foucault 分析的地方。但不同的是，de Certeau 所關注的機制不是那些常規化的規訓技術，而是轉向了他稱之為「反規 訓」（antidiscipline）的實作。也就是說，在 de Certeau（1984: xiv）看來，如果 今天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確實如 Foucault 所說的，是一個分類、監看與常規化 機制無所不在的「規訓社會」，那麼，
就更加迫切地需要去找出社會整體如何避免遭到化約的方法，找出是 什麼樣的日常程序（同樣也是細微且平凡的）操弄著規訓的機制，並 且在只為了逃離的前提下順從它們？最後，也要去找出是什麼樣的「操 作方法」（ways of operating）在消費者（或是被宰制者）這端形成了一
65 如 Foucault（1977: 192）所言，這種「規訓」作為現代權力運作的機制，其所標誌的核心意 義在於一種政治個體化軸心的倒轉。也就是說，規訓權力的運作實際上是以一個逆轉可見性的 過程為基礎。在傳統社會中，個體可見性最高的乃是君主。一個人擁有的權力越多，越能夠透 過種種的儀式來標示出自身。然而，在現代權力的運作機制中，則相反地是那些權力施行的對 象成了可見的主體：人們被看見的同時，也被加以比較、排列與常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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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對立面，對立於那無聲地組織了社會經濟秩序之基礎的過程。
換言之，一方面 de Certeau 確實同意 Foucault 將當代社會視為是一個微觀權力無 所不在的「規訓社會」；但另一方面，他也更進一步地追問著「反規訓」實作的 可能性。de Certeau（1984: 49）認為，我們或許可以提出一個假設：就如同十九 世紀時「規訓」作為一種微觀、不可見的機制逐漸地改變了當代社會的權力運 作模式，今天是否也有另外一種「程序」同樣在每一個細微、不可見之處悄悄 地促發著質變。
因此，就如同 Gardiner（2000: 167‐168）所指出的，對於 de Certeau 來說，
規訓權力機制的擴散並不等同於完全抹除了「他者」，在常規化的實作軌跡之外 仍然存在著一些較「不可見」的實作，它們在不同的情境條件下依然有其作用。
從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了 de Certeau 想要發展一種「獨特性」科學（a science of singularity）的核心理念：始終強調著「多元性」（plurality）。即便規訓的實作在 技術宰制的結構之中已成為了現代社會主要的組織程序，形成了日常生活常規 化的制度與行為模式，但 de Certeau（1984: 48）認為我們無論如何都無法將社 會的運作化約為僅僅是如此「單一」的形態。實際上在這一常規化的實作程序 之下必然總是存在著無數「其他的」
──
雖然沉默卻是多樣的──
實作，它們 為「差異」的假設保留了可能性。就如同 de Certeau（1984: 48）所言：在全景敞視機構（panoptic apparatuses）為自身贏得的那種「一神論式」
的特權之下，不規則散佈著的實作的「多神論」存活了下來，換言之，
它們雖被宰制卻未被抹除。
它們雖被宰制卻未被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