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主季刊
r 書評：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所遭遇之挑戰〕by Samuel P. Huntington〔塞繆爾·P·杭廷頓〕（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Hardcover, 428 pp., ISBN 0684870533）
解構解構者，確立主體性？
蕭高彥
國立政治大學九
一一事件是美國本土近年來所遭受最嚴重的攻擊行動，它無疑地會成為 影響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並對美國人民的政治意識產生鉅大衝擊。 杭廷頓的新書乃是後九一一時代，對美國國家認同問題所提出的反思。然而， 他對於國家認同議題脈絡（也就是文化與政治之關連）有著更長遠的關注。在 1990年代初期冷戰剛結束時，知識界一片謳歌自由民主價值的普遍性時，杭廷 頓便已提出「文明衝突論」，預見了後來美國與伊斯蘭國家之間衝突的根本原 因。雖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與批評，但他對於政治趨勢的敏銳感知，無疑地在 政治學者之中相當傑出。 蕭高彥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暨政治學研究所籌 備處合聘研究員，專長領域包括：政治理論以及西洋政治思想史。Carl K.Y. Shaw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fellow (joint appointments), RCHSS & IPSAS, Academia Sinica. His research areas include political theory and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我們是誰》這本新作所設定的讀者群乃是美國一般的閱讀大眾。它並非 嚴格的學術著作，而是整理既存的學術研究成果、之前的意識型態爭論以及相 關的現實政治議題，然後在此基礎上，對於美國人民未來的國家認同問題，提 出其個人見解。本書所提出的願景，一言以蔽之，乃是一種以宗教為主軸的 「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杭廷頓之所以捍衛這個願景，乃著 眼於反對美國自我建構為一個移民的多元社會，以及單純以美國自由民主的政 治原則作為界定國家認同的基礎。杭廷頓的分析必然產生的爭議乃是其對「文 化」的界定：他雖然不贊成以種族或族群建構國家認同，這是一般所稱的「族 群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但他明白地主張文化（包括宗教）， 由於係基於個人選擇以及具有改變與涵化的可能性，乃是與種族、族群等自然 特質完全不同的現象。全書的主旨，便在於說明美國國家認同的確是，也應該 以宗教文化為基礎。 為了分析美國當前所面臨的國家認同問題，全書分為四個部分。在第一部 份簡單介紹了認同概念以及它對現實政治的重要性後，接下來三個部分循著一 個自然的辯證邏輯加以發展：第二部分通過歷史考察來重構美國人民國家認同 的核心；第三部分則分析在1960年代以後對於美國認同的挑戰，包括知識份子 倡議的多元文化論述以及新一波西裔移民帶來的結構性轉變所導致國家認同的 式微；最後一部份則探討如何振興美國的國家認同。 何以國家認同在現實政治中特別值得關注？杭廷頓提出了一個簡潔的說 法：「國家利益乃由國家認同而來。我們在能夠知道自身利益之前，必須知道 我們是誰」（p. 10）。這個核心陳述所預設的乃是一國人民必須具有某種文化 上的同質性，擁有相同或相近的政治認同，才有可能採取統一的、符合國家民 族利益的政治行動。這樣的政治概念，非常接近德國威瑪時期思想家施密特 （Carl Schmitt）的政治概念，雖然杭廷頓完全沒有提到施密特的觀點。然而， 從本書在討論認同議題時所強調「他者」，特別是「敵人」所扮演的重要性時 （pp. 24-27, 258-64），施密特式的觀點清晰可見。杭廷頓甚至明言「美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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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敵人應當是意識型態上敵對、種族與文化上不同，以及軍事上強大到足以對 美國安全產生了可信的危機」（p. 262）。 假如杭廷頓如此刻畫美國的敵人，那麼美國的國家認同建構便必須與敵 人有別，包含了獨特的文化性格以及政治價值。本書的第二個部分便在於提 供一個歷史上美國的國家認同形構。杭廷頓並不否認政治性的「美國信條」 （American Creed）之基本價值，也就是個人主義、自由平等與民主等價值對 於美國人的重要性（pp. 66-69）。但杭廷頓所強調的，是形構這個政治價值 系統背後的文化傳統，他稱之為「盎格魯—基督新教文化」（Anglo-Protestant culture）（pp. 59-62）。以杭廷頓的話來說，「他們（按指美國人）認同的核 心乃是殖民者所創造，其後為代代的移民者所吸收，而產生了『美國信條』。 在此文化的核心則為基督新教」（p. 62）。杭廷頓特別強調（pp. 38-46）美 國文化的締造者乃是殖民地時期「殖民者」（settlers）而不是後來的「移民」 （immigrants）。這個區別對於美國國家認同的系譜具有關鍵的重要性：因為 它建立了基督新教的核心地位，並否定了美國乃移民者國度之想法。移民預設 了自願認同於這個文化核心以及由之而產生的「美國信條」等政治價值；移民 者可以帶來文化的豐富性，但不能反客為主，否定了居於核心地位的基督教。 杭廷頓進一步分析了由基督新教所帶來的文化價值，包括個人主義、嚴謹的工 作倫理、強烈的道德情感以及持續的宗教虔誠等（pp. 69-80）。這個文化價值 系統的最高精神展現在美國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之中，包含了下述 的基本信念：美國的政府制度乃立基於宗教基礎之上、美國人民乃是上帝的選 民、美國公共儀節之中充滿了宗教的符號與意義，以及國家重要慶典與活動採 取了宗教的型態（pp. 103-6）。 然而，美國的國家認同並非在獨立運動以及立憲前後便已經完全成形，而 是在長期的歷史演進，特別是南北內戰以及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才逐漸完成（本 書第六章）。但是，美國國家認同的發展也伴隨著公共論述的多元化，並進 一步帶來了國家認同的式微。本書第三部分討論美國認同遭遇到的所謂「解構」（deconstruction），① 基本上針對三個對象：首先是自由主義以及多元 文化論述的知識份子，放棄前述美國的核心價值，倡導各式各樣的affirmative actions，並以群體權利作為重分配依據，背離了美國個人主義以及平等的核心 價值（p. 148）。其次，政府官僚的決策以及法院的判決，進一步落實了知識 份子的解構，讓美國逐漸走上多元文化的社會。最後，杭廷頓強調以墨西哥人 為主的西裔移民，由於數量龐大、集體的群聚以及雙語的要求，實際上造成了 佛羅里達以及美國西南部一帶的「西裔化」（hispanization），成為美國民主 政治以及國家認同的最大挑戰，特別是雙重公民身份（dual citizenship）的認同 困境（pp. 214-19）。 在討論1960年代到二十世紀末的解構趨勢後，杭廷頓在最後一部份討論如 何振興美國的國家認同。他首先否定了以種族、族群作為振興美國國家認同的 基礎，並批判了「白種人原生主義」（White nativism）以及西裔移民所推動的 雙語 雙文化的主張。在四種可能性都被否定之後，杭廷頓在第十二章提出了其 個人結論。他認為，美國的國家認同雖然是以「美國信條」做為核心，但是在 這個文明衝突的時代，單純的以憲政價值為政治認同基礎的觀點（也就是一般 的「公民民族主義」或「憲政愛國主義」的觀點）無法產生足夠凝聚力。衡諸 美國的傳統以及當前大部分人民的宗教信仰，他力主要在將公民民族主義導向 文化民族主義，而以廣義的基督教作為美國進入二十一世紀時，建構國家認同 的基礎。 最後，杭廷頓將這樣的概念，運用到他所專精的國際政治領域。他指 出，美國在世界上可以扮演三種不同的角色：其一為世界主義式（cosmopoli-tan），作為普世價值倡議者，這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前支配美國自由主義的主流 思考；其二為保守主義者所提倡的帝國式（imperial）角色，讓美國執行世界 ① 杭廷頓運用「解構」一詞泛稱對「美國信條」之批判者，並非一般所指受到後現代主義 影響而於1990年代興起之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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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任務。杭廷頓反對這兩種角色，而支持在當前世界文化衝突中採取民族 主義（nationalism）立場。此結論回應了他在全書開始時所陳述的根本主張： 「國家利益乃由國家認同而來。我們在能夠知道自身利益之前，必須知道我們 是誰」。而杭廷頓的答案，一言以蔽之乃是：「我們」美國人乃是以淵源於殖 民者所確立的「盎格魯—基督新教」宗教文化內涵，從而發展出自由、平等與 民主個人主義的「美國信條」的政治價值。這個文化的內涵以及政治價值是所 有美國人均應該具有的美國認同，也就是杭廷頓撰寫《我們是誰》的根本論 旨。 《我們是誰》是一本極具爭議性的書；事實上杭廷頓的目的正在於「以其 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挑戰多元文化論，解構解構者，重新確立傳統的美 國主體性。其爭議焦點當然在於美國國內政治，特別是他以保守主義的取向要 重新將廣義的基督教定位為美國國家認同的核心。這一部份自有美國的評論者 與讀者加以討論，筆者以下僅以政治理論角度提出三點一般性的觀察。 首先，本書的根本問題在於：杭廷頓並未證明，當缺乏「盎格魯—基督新 教」的文化價值時，「美國信條」便必然不可能存在。事實上，其論述顯示十 七、十八世紀的「殖民者」在確立「盎格魯—基督新教」文化價值時，尚未產 生真正的美國認同（這時仍以各邦之認同為主）。美國認同是在十九世紀內 戰之後，通過美國民族國家的形成而在二十世紀初葉的時候達到顛峰。然而， 在這個歷史形成過程之中，美國認同並非單純的根源於其原始的清教徒價值， 而是與一波波的移民潮所形成的「大熔爐」同時形構，而且「美國信條」也是 在這個過程中方才逐步確立。換言之，杭廷頓要將「盎格魯—基督新教」作為 「美國信條」先在的文化基礎，並且作為未來振興美國認同不可或缺之根源 時，全書並未提出有效的歷史因果說明，從而有著根本的理論疑義。然而，杭 廷頓運用對一般讀者而言非常炫學式的論述，旁徵博引，洋洋灑灑，來掩蓋本 書在基本架構層次的弱點。 其次，杭廷頓最常引用的作者之一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但後者所著《美國的民主》乃是以法文寫給法國讀者來閱讀，透過這個對於 「他者」的想像，而對大革命後的法國人提出一種不同於盧梭式直接民主的願 景。換言之，《美國的民主》之所以能夠成為不朽的經典，乃是通過對於「他 者」的建構與想像來擴充做為主體的「我們」之胸襟與視野。杭廷頓所進行的 邏輯卻恰恰相反：他把自己所支持的文化民族主義立場理想化，然後將不同的 觀點與聲音加以簡化。這樣一來，或許的確可以重建「主體性認同」，但如此 所喚起的主體性，似乎是和托克維爾等思想家所要達到的啟蒙思辯之公民是完 全相反的。 最後，杭廷頓經常運用一種民粹主義的邏輯（pp. 150-51, 209, 215）：校 園中推動「解構運動」的知識份子和美國主流民意嚴重脫節，② 而官僚與法官 等由於沒有民主選舉的壓力，所以忽略了美國人民的愛國情操。這個指責意味 著，遵從民主便會讓杭廷頓所支持的「盎格魯—基督新教」重新成為主流民意 所支持的文化內涵。然而，此種民粹主義邏輯的謬誤只要對照於杭廷頓在分析 西裔移民所導致的政治問題時，便可明顯看出：西裔移民運用其群聚的特性， 產生壓力團體或在地方政治中推動符合其理念的多元文化教育，這不正是民主 過程所導致的結果？杭廷頓所指責知識份子的菁英主義反民主性格以及西裔移 民運用民主來實現其族群政治的理想，表面上看來均為多元文化主義，但二者 的基本精神其實南轅北轍。然則，民主制度究竟是能促進國家認同的整合，還 是國家之內不同族群或團體的次級認同之勃興？對此關鍵議題杭廷頓沒有提出 充足的分析。 事實上，國家認同的問題或許沒有唯一理想的解決途徑。在馬基維利的 《李維羅馬史疏義》中，一方面指出在一個偉大的政治共同體創建的時刻，必 然有特殊的德行或政治原則作為發展根基；但他也進一步說明在羅馬共和的發 ② 茲略舉兩個比較強烈的例子：在第171頁指責多元文化論「在本質上即反對歐洲文明」； 在第270頁罵盡了多少美國的公共知識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