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1942 年：近代超克論對中國與台灣文學的影響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100-2410-H-004-150- 執 行 期 間 ： 100 年 08 月 01 日至 101 年 10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計 畫 主 持 人 ： 陳芳明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怡蓁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李婉伊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郭羿彣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李伊晴 報 告 附 件 ：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 年後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102 年 03 月 18 日
中 文 摘 要 ： 中國在晚清時期，日本在幕府後期，開始面對近代化的問 題。這是因為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新的思想與價值陸 續移入中國與日本，迫使舊有的政治經濟制度必須進行改 革。但是雙方各有相當深厚綿長的歷史傳統，既有的價值觀 念牽扯著近代化的速度。日本決定了脫亞入歐的路線，中國 則堅持中體西用的立場。雙方的差異性，可以從福澤諭吉的 《勸學》一書，以及張之洞提出的〈勸學篇〉所主張「中體 西用論」，發現端倪。中國與日本對近代性所產生的焦慮， 當然是在回應當時西方所流傳的「黃禍論」與「白人的負 擔」之論述。所謂落後的東方，完全是由西方白人所形塑出 來，由於近代知識都是由西方國家所建立，因此在科學進步 方面，遠遠超越東方。這種文化上的歧視，也形成西方優越 論的基礎。 面對強大的帝國主義軍事侵略，中國與日本不能不在鎖 國政策與開放政策之間拉鋸。中體西用論，使中國走向某種 程度的鎖國，因而造成戊戌變法的失敗。而脫亞入歐論，在 某種程度上有全盤西化的趨勢，竟造成明治維新的成功。無 論是鎖國或是開放，都造成中國與日本民族主義的崛起，同 時也促成雙方文化的保守與進步腳步的速度。進入二十世紀 以後，日本夾帶擊敗清國與俄國的勝仗，開始培養出與西方 帝國競爭的野心。中國在甲午之戰失敗後，一直停留在救亡 圖存的思維裡。這說明了兩國的文學觀念產生極大的區隔， 日本作家很早就投入現代主義運動；中國作家所圍繞的感時 憂國的情結進行創作。直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之 後，日本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訴求，企圖與西方帝國分 庭抗禮，近代超克論的提出，正是日本在戰爭時期的重要論 述。對日本人而言，所謂近代，絕對具有西方優勢的意涵。 如何脫離西方近代的控制，並且建立東方的近代性。正是大 東亞戰爭的重要論述。 在近代史上受盡帝國主義欺凌的中國，在進行抵抗之 餘，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藝座談講話」，則提出 以中國的農民的文化來對抗西方的近代，也同時對抗日本的 侵略。毛澤東的講話，變成中共黨史上的重要文件，也成為 建國以後文藝政策的最高綱領。他所堅持的中國立場，便是 要完全掙脫西方近代化論述的影響。他深切認識，亞洲所有 的近代化工程最後都落入西方帝國主義的掌控。他與日本近 代超克論的最大不同是，完全訴諸中國農民的生產力，而日 本還是依賴西方式的機器生產。對毛澤東而言，中國以農立 國，才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基礎。中國左翼文學的崛起，在批 判西方帝國主義之餘，基本上都是沿著毛澤東講話所立下的 原則持續發展。
本研究發現，日本軍國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的近代超克 論，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文化取向。歷來學界都只注意到日本 的超克論，卻完全忽略毛澤東提出的中國式超克論。這項研 究計畫，正是在於比較兩種超克論的歷史意義。 中文關鍵詞： 中體西用 脫亞入歐 黃禍論 白人的負擔 近代の超克 延安文 藝座談講話 台灣決戰小說選 東亞共榮圈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Chinese subject with western utilities, Yellow peril, white burden, overcoming modernity, literary table talk at Yenan, Anthology of War Fiction in Taiwan, Co-prosperity of East Asian Circle
研究成果報告
目錄 1.張之洞的〈勸學論〉與福澤諭吉的《勸學》 2 2.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與日本的「近代の超克」座談會 3 3. 日本的近代超克論對殖民地台灣文學的影響 6 4.專書撰寫計畫 8 5.參考文獻 10 6.計畫成果自評 101. 張之洞的〈勸學論〉與福澤諭吉的《勸學》 日本與中國朝向現代化的歷程，截然不同。前者是全盤向西方模仿，後者則 是堅定維持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維新開展之後，幕府時代 的封建社會逐漸宣告崩解。打開門戶之後的島國，可能是東方國家中首先接受西 方文化的影響，相對於亞洲大陸的中國，日本沒有龐大傳統文化的包袱，可以容 許外來文化進入保守的社會。同樣屬於十九世紀末期的傳統書生，大清帝國的張 之洞與明治維新的福澤諭吉對於西洋文化表現了截然不同的態度。張之洞曾經寫 出〈勸學篇〉，便是為了因應西方帝國文化的衝擊。他強調「中體西用」的立場， 呼籲當時的讀書人必須以傳統中國文化為主體，而把西方文化視為器物之用。福 澤諭吉也寫出一本書《勸學》，主張必須大量學習西方文明，採取開放改革的精 神。從這兩個人的文化立場就可發現，日本在成為帝國之前就已抱持學習西方的 積極態度。由於大量學習、模仿、接受西方的近代文明，日本在進入二十世紀之 前，就一躍成為亞洲帝國。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戰爭，一舉擊敗大清帝國，從而使 台灣淪為殖民地。一九○五年日俄戰爭爆發，沙皇帝國也嘗到失敗的滋味。在短 短十年之內，兩個亞洲大陸的古老王朝，都遭到日本的擊敗。 福澤諭吉所提倡的近代知識，建立在「脫亞入歐」的策略上。從日本的觀點 來看，如果要進入近代世界，就必須擺脫落後的亞洲文化，接受進步的歐洲文明。 這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重大轉折，強烈暗示近代國家的建立，似乎必須開放門戶， 向西方學習。而且近代文化的建立，不僅要改造儒家思想的傳統，同時也要進行 自主的改革運動。日本在一九二○年代之後，開始反思「近代」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一味模仿學習西方，則帝國無論如何強盛，都永遠要接受歐洲強權的領導。 所謂「近代」指的是資本主義的擴張，工業生產的提升，都會生活的發展，傳統 價值的改變。具體而言，大量接受現代化，等於是放棄日本固有的古典文化，而 整個心靈架構完全被歐洲文明所佔領。嘗到近代滋味的日本帝國，並不滿足於擁 有朝鮮與台灣兩個殖民地。當他們意識到亞洲各國文化的落後時，便希望借現代 化的優勢展現軍事擴張的野心。在昭和時代初期，軍人架空了天皇的權力，精心 設計西進政策、北進政策與南進政策。換言之，朝鮮、中國、南洋便成為未來日 本帝國垂涎的目標。 進入一九三○年代以後，日本成功地在中國東北建立滿洲國，使整個帝國格 局不斷加寬加大。日本知識分子開始反省如何改造近代精神的內容，在帝國權力 的脈絡下，對於西方文化夾帶而來的價值觀念產生相當程度的抵抗。所謂近代， 如果是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精神，或者是工業文明與都市文化崛起後的生活方式， 似乎與東方民間素樸文化、古典精神站在對立面。 對於日本的崛起，西方帝國也產生緊張的情緒。瀰漫在西方社會的一種論 述，便是把東方民族形容成為「黃禍」（yellow peril），或是「白人的負擔」(white burden)，那是強烈帶有種族歧視的傲慢。所謂黃禍，指的是東方帝國力量的擴 張；所謂白人的負擔，指的是東方文化的落後。西方帝國所散佈的文化歧視論，
當然對正在崛起的日本帝國造成壓力。因此在一九三○年代之後，日本知識分子 逐漸把「脫亞入歐」的思考慢慢轉變成「振興亞洲」的論述。這樣的思想過渡， 最能具體表現的就是「近代超克論」。從脫亞論到興亞論，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轉 折。協力建構帝國論述的日本知識分子，開始有計畫地對西方近代文明進行批 判。所謂近代，對他們而言，代表著腐敗與墮落的象徵。要尋找救贖的方式，便 是在日本的古典傳統以及東方的固有文化傳統的脈絡裡，挖掘符合亞洲人民的價 值觀與世界觀。具體而言，便是以日本帝國為主導，結合亞洲各國的文化力量來 對抗西方近代文明的侵略。這種思維，構成了日本近代的超克的核心論述，同時 也發展成為大東亞戰爭的主張。 2. 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與日本的「近代の超克」座談會 所謂「近代的超克」，無非是落後的亞洲國家如何超越並克服西方帝國主義 所帶來的現代化論述。這牽涉到文化主體的維持，也牽涉到如何掙脫西方現代價 值觀念的抵抗或挪用。亞洲國家是否能夠超越西方的現代性，成為近代史上一個 永恆的苦惱問題。「近代超克」的議題，基本上是亞洲國家對西方近代化文化的 一種抗拒。這個論述首先由日本知識份子提出，但是日本學界所建構起來的論 述，並非只是以反現代的姿態對抗英美帝國，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企圖合理化日 本所發動大東亞戰爭的合法性基礎。因此「近代超克」的主要內容與精神，並不 純然對現代化運動的反省與批判。有關日本近代超克的相關研究，已經有不少學 者提出成果。不過，在討論這個論述時，不能只是孤立地把焦點集中在日本帝國， 而應該置放在整個亞洲版圖，甚至在歐洲文化的反省之上。 一九四二年，當戰爭硝煙在北半球四處瀰漫時，歐洲與亞洲都同時出現反思 現代的意義是什麼。同樣是屬於發動戰爭的國家，德國知識分子的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重新認識「啟蒙」（Enlightenment）的精神，重新檢討近代 文明的起點出了什麼差錯。為什麼在希特勒的統治之下，會發展出國家社會主義 的恐怖統治？為什麼反猶太主義可以形成政治風氣？為什麼以現代文明自豪的 德國會發動侵略戰爭？法蘭克福學派的主持人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在這一年寫出 《啟蒙辯證法》（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首先對西方的文化工業展開強烈 的批判。在資本主義的衝擊之下，複製文化與消費文化的盛行使所有的思維方式 與價值觀念出現扁平化。寬容與尊重的人文精神，從此遭到放逐，取而代之的是 權力的貪婪與擴張，以及帝國的支配與歧視。對啟蒙運動的重新省視，無疑是對 文明進步觀念的懷疑，非理性的思維滲透了啟蒙主義的精神，把整個社會、國家 帶入野蠻狀態。在古典時期人類對超自然的力量，例如上帝，都懷抱謙卑、尊崇； 在現代時期，上帝的位置被人類的當權者取代，使用理性之名進行非理性的行動。 法蘭克福學派正在反思近代文明的進步與擴張之際，日本知識分子在一九四 二年組織了一個「近代的超克」會議，那是珍珠港事變發生之後，整個大東亞戰 爭開始進入高潮。為了配合客觀的戰爭情勢，以「文學界」集團與「京都學派」
學者為中心，籌劃了一個有關近代超克的會議討論。這是三○年代末期以來，有 關近代思維的總檢討，也是企圖建立戰爭論述的腦力激盪。所謂近代的超克，意 味著對西方近代文明的超越與克服。他們企圖在資本主義與工業文化的脈絡下， 開展出有別於西方價值的思維方式。但是歷史事實證明，近代超克的論述，無論 在生產方式或資本累積，無論在殖民主義與軍事擴張，其實與西方的帝國是也沒 有兩樣。如果有所謂超克的事實，只不過是把西方的帝國主義換成日本的帝國主 義而已。確切而言，近代超克論只是使大東亞戰爭取得一個合理化的解釋。 縱然如此，在近代超克論的主導之下，日本在帝國內部所提出的口號各有差 異，例如在中國主張「東亞聯盟」，在滿洲國提出「五族共和」，在韓半島揭示「內 鮮一體」，在台灣則高舉「內台融合」。種種口號不一而足，但都是以近代超克論 的戰爭國策為依歸。這些口號因地而異，卻都指向「抵抗英美」的最高指導原則。 一九四二年，總部設在東京的日本文學報國會，通過一項指導原則：「振興地方 文化」。在帝國範圍內不同的國家與地區，既有的文化傳統與風俗習慣都應該重 新發揚，使各種不同的文化特質都匯流在日本古典文化的指導之下。尤其對於殖 民地來說，所有現代化的觀念，完全是從日本帝國介紹過來，非常熟悉西方文化 的進步與優越。但是，進入戰爭的高峰階段，在強勢的文化宣傳之下，他們也被 引導去認識西方文明的腐敗與墮落。對台灣知識分子來說，自一九四一年太平洋 戰爭爆發以降，承受美軍飛機的轟炸之餘，也開始產生對英美文化的仇視。 對於東亞知識分子而言，「振興地方文化」是一個迷人而又惱人的政治口號。 如何從西方帝國的思想價值掙脫出來，也慢慢成為台灣作家感到焦慮的議題。如 果振興地方文化就是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超克，他們都樂於回歸到自己的文化主 體。可是台灣的文化主體，卻又在帝國範圍內受到東京的主導與支配。因此，「地 方」的定義是什麼，就成為台灣作家不斷思考的問題。台灣的地方文化，到底是 指台灣歷史傳承下來的價值體系，還是由日本帝國所帶進來的近代教育？具體而 言，「地方」一詞，究竟是屬於帝國文化的一部分，還是屬於台灣文化自主的一 部分，自然而然形成了緊張關係。 回到文學史的脈絡來看，一九四一年西川滿創辦的《文藝台灣》，顯然是把 台灣放在帝國的範圍之內。這個雜誌成員除了龍瑛宗之外，完全是由在台的日本 作家所組成。一九四二年張文環所創辦的《台灣文學》，則是把台灣文化視為自 主的一個傳統。除了中山侑之外，清一色由台籍作家所組成。這兩個文學集團的 最大區隔，在於台灣文學史建構，也在於文學創作的書寫策略。同樣都是對抗英 美的近代文明，也同樣是在恢復地方文化的主體，兩個陣營的作家的歷史思考與 美學原則卻有明顯的差異。一個地方，各自表述。雙方針對「振興地方文化」的 精神與內容，竟有各自的定義。從《文藝台灣》的立場來看，台灣地方文化是構 成日本帝國文化豐富內容的一環。日籍作家樂於挖掘台灣文化之美，因為它具有 神秘而迷人的異國情調。如果能夠掌握這樣的地方文化精神，似乎也就能夠找到 開啟被殖民者的靈魂之鑰。但是從台灣本地作家的觀點來看，在戰爭時期所做振 興地方文化的工作，是為了找到思想活動的空間。戰爭陰影與高壓政策的籠罩之
下，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傳統與記憶，發生了嚴重斷裂。如果可以順著振興地方文 化的口號去追求，也許可以使台灣新文學的命脈延續下去。同樣是在地方文化的 旗幟下，日籍作家與台灣作家之間就發生了路線的分歧。日籍作家企圖把台灣文 學視為帝國的一環，這種思維方式或可稱為「帝國文學論」。而台灣作家，則是 堅持台灣文學不必包括在帝國文學之內，應該可以稱為「文學一島論」。這兩種 創作取向，就構成了戰爭時期的兩條路線。 就台灣文學史的書寫工程來說，《文藝台灣》的理論指導者島田謹二，在一 九四一年發表〈台灣の文學的過現未〉，充分表達他的文學史觀，在這篇文章強 調台灣文學的主流是以在台日本作家為中心。一九四二年，台灣文學集團的成員 黃得時則發表〈輓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其史觀則完全與島田謹二背道而馳。 在這篇論文中展現的史觀，則是以台灣固有的文學傳統為主軸。具體而言，雙方 所持有的地方觀念都是以台灣為主，可是對於歷史的解釋則強烈反映種族立場的 不同。 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基本上用來概括在台日人作家的文學性格。從帝國 的觀點來看，內地指的是日本本土的文學作家，外地則是指在殖民地的日籍作 家。他企圖在以東京中央文壇為主流的文學之外，建立一個屬於殖民文化建設的 歷史傳統。他特別強調外地文學雖然處於帝國權力的邊緣，殖民地文學卻是構成 帝國文化重要的環節。殖民地的日籍作家，寫出了母國作家所未能呈現的生活體 驗與政治經驗。他們可以使異國情調的書寫方式回歸到中央文壇的位置，豐富了 帝國文學的內容。島田謹二對於台灣的外地文學發展劃分成三個時期：第一、明 治二十八年(1895)至三十八年(1905)，是日本征服台灣的最初十年。這個時期的代 表作家包括森鷗外、森槐南、山衣洲、倉達山、中村櫻溪，他們的作品展現了日 本在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期間的軍事征服之頌讚。第二、明治三十八年至昭和初 期(1931)，是帝國權力鞏固的時期。代表作家為正岡子規、山田義三郎、岩谷莫 哀、伊良子清白、佐藤春夫，無論是俳句、短歌、長詩、小說，都在發現並探索 台灣的風土之美。第三、是滿州事變(1931)到太平洋戰爭(1941)的十年時期，內地 人在台灣移民生根，作品集中描繪台灣的自然與生活。代表作家以《文藝台灣》 的西川滿、濱田隼雄為主。 為什麼在「振興地方文化」的旗幟下，島田謹二與在台日籍作家如此焦慮要 壟斷歷史發言權？從整個大環境的演變來看，似乎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當時 在台灣如火如荼推行的皇民化運動，特別是在一九四一年後成立的「皇民奉公會」 組織，其實都是在反映日本殖民母國本部的政策。局勢趨緊之後，為了因應太平 洋戰爭的升高，東京政權提出所謂「新體制」的口號，「新體制」指的就是戰爭 體制。凡是能夠動員一切的社會力量，都必須配合「新體制」動員起來，文學運 動當然是無可或缺的一環。包括日本文學界、言論界、美術界、音樂界，都在流 行一句話：「必須趕上新體制的巴士」(新體制のバスに乘り遲れるな)。一九四 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日本所有的作家與文藝社團中於組成了「日本文學報國會」。 日本文學報國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召開大東亞文學者會議。受邀作家包括
日本本部、滿州、中國、法屬印度支那(越南)、朝鮮與台灣。這項會議的召開既 是為了落實振興地方文化的口號，也是為了炫耀大日本帝國的文化榮光。台灣的 出席者是龍瑛宗、張文環、西川滿、濱田隼雄。除此之外，一個不能不注意的事 實便是一九四二年八月，日本文學報國會提出了「共榮圈文學史的編纂」之構想。 這種擴大文學史的書寫工程，展現的是帝國權力的蔓延與滲透。在名義上是 「振興地方文化」；但是，這種文學史的收編方式，卻是文化的中央集權化。面 對這樣的「歷史巴士」，遠在台灣的日籍作家自然會產生焦慮。他們一方面擔心 台灣作家會與他們平起平坐而進入日本文學論史，一方面也很害怕日本文學史會 遺棄他們。如果這樣的理解可以接受，則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洩露了日人作家 內心的雙重焦慮。他們既對台灣的地方文壇顯露傲慢的身段，又對日本的中央文 壇流露自卑的姿態。 對照於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黃得時採取另一種自主的、創造性的角度來 觀察台灣文學史。皇民化運動進入第二階段，亦即皇民奉公會在全島各地成立之 際，台灣作家都被迫放棄保持沉默的空間，而必須呼應戰爭國策來創作。在嚴苛 形勢的要求下，幾乎每位作家都要交心表態。較具批判精神的作家楊逵、呂赫若， 選擇迂迴曲折的方式在作品中表達抵抗的態度。依違於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中 間作家如龍瑛宗、張文環，在立場上表現了某種程度的妥協。至於精神上逐漸向 日人靠攏的作家如陳火泉、周金波，則以傾斜的書寫支持戰爭國策。從各種意識 形態的座標來看，黃得時應該是屬於批判精神較為強烈的一位。 黃得時的史觀，完全不把台灣文學置放於日本文學史的脈絡之中。他支持「振 興地方文化」的主張，但是，在皇民化運動期間，全然對日本文學不置一詞。就 像他在一九四一年發表的〈台灣文壇建設論〉所說，當時台灣文壇存在著兩種文 人。第一種是藉台灣為踏腳石，企圖登上日本中央文壇的人，第二種是完全無視 中央文壇，而積極追求台灣全體文化之向上。這種劃分方式，清楚區隔了《文藝 台灣》與《台灣文學》的路線。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竭盡思慮要把台灣的日 人作家與日本中央文壇聯繫起來，不僅是為了提升自身的能見度，而且也是為了 能夠獲得承認被納入日本文學史裡。所以島田謹二的論述，無非是爭取台灣日人 作家之合法性。只有具備日本血統的作家，才能獲得日本文學史的正統資格。黃 得時雖未直接批判這種觀念的偏頗，卻足以突出《文藝台灣》集團利用台灣文壇 躍上中央文壇的心機。表面上，西川滿等人也是在鼓吹「振興地方文化」卻並沒 有在提升台灣文化的工作上做過任何努力。 3. 日本的近代超克論對殖民地台灣文學的影響 任何一種文化論述，往往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產生。由於日本自古以來實施 的都是封建制度，具體而言，它是以幕府的形式出現，每個地方都有政治權力的 領導人，只是在名義上必須向天皇效忠。因此從日本歷史脈絡來看，地方分權本 來就是日本文化的特質。相形之下，中國自唐朝貴族政治崩潰以後，地方分權的
傳統逐漸式微。進入宋代以後，實施強幹弱枝的政策，瓦解所有的地方勢力，而 終於產生中央集權制度。自宋元明清以來，每一個朝代的中央集權總是比前朝還 更鞏固。因此在朝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是為了維持天皇的權威，而打破了幕 府的地方分權傳統。中國的歷史變化則是反其道而行，由於中央集權過於膨脹， 晚清以來開始出現軍閥割據。表面上有地方分權的形式，但實質上中央集權仍然 不動如山。這兩個政治體制的差異，決定了兩個國家現代化的不同取向。整個現 代化的過程，也深深影響了各自歷史環境的文學生產。 從歷史脈絡來看，台灣文學本來是屬於傳統中國的延續，雖然是被置放在中 國版圖的邊疆，卻無法遁逃中央集權的控制。但是在淪為日本殖民地之後，殖民 地台灣就被編入日本的版圖，許多歷史觀念反而被嫁接到日本的歷史脈絡裡。由 於落入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夾縫，台灣知識份子的現代化理論，就不能不跟隨著中 國或日本的文化論述。文學史觀的岐異，足夠說明日籍作家與台灣作家在立足點 上的不同。雙方的空間感與時間感並不可能取得一致，日本作家誠然具有帝國之 眼，而那是台灣作家無可企及的位置。從帝國的眼光來看，台灣不可能具有綿長 縱深的歷史；同樣地，被殖民的台灣知識份子，更不可能對東亞的版圖具有貪婪 之心。歷史的撰寫，往往牽涉到史家所能看到的世界。同理可證，文學創作也牽 涉到文學家所處的政治環境與歷史格局。因此，近代超克論在台灣傳播時，自然 而然在日籍作家與台灣作家之間劃清了界線。黃得時與島田謹二的史觀之所以產 生分歧，就在於他們所佔據的政治位階完全不一樣。黃得時當然對自己的文學傳 統具有雄厚的信心，他在建構台灣文學史之際，把歷史的上限拉到十七世紀的明 鄭時期。他以台灣古典文學的傳統為後盾，並以台灣新文學運動作為傳統的延 續。對他來說，傳統與現代其實是可以相互結盟，而並非是斷裂的。台灣作家所 繼承的文學典範，不可能隔空去承接日本的古典文學。他最大的文化依據，無非 是清朝以降的宦遊文學與在地文學。島田謹二所建立的文學史觀，刻意把在台日 籍作家的文學命脈銜接到日本《萬葉集》的詩學傳統，等於是把日本古典作為現 代帝國文化的基礎。雙方歷史觀點的落差，是那樣巨大，那樣遙不可及。因此近 代超克論，落實到文學創作時，自然也產生相當懸殊的差距。 同樣是描寫台灣地方色彩的故事，日籍作家有意改編台灣的歷史小說，其中 致力最深的，是西川滿。他所寫的小說，〈採硫記〉、〈赤崁記〉、〈龍脈記〉、〈稻 江記〉，往往注入他個人的歷史想像，同時也滲透了帝國權力於其中。〈採硫記〉 便是改寫一六九七年郁永河所撰寫的《裨海紀遊》，西川滿以抽梁換柱的手法改 造郁永河的魂魄，使他從一位原是挫敗的清朝官員，轉換成為快樂的旅行家。在 他小說裡，郁永河的眼睛，不再是以清朝的觀點看待台灣，而是以日本帝國之眼 瞭望這海島的歷史版圖。〈龍脈記〉則是描述劉銘傳時代在台建造鐵路的故事， 整篇小說的重點，指向台灣民間的迷信文化阻礙了近代化的發展。他的小說其實 帶有強烈的暗示，似乎要對照出日本人把現代化工程帶到台灣，而劉銘傳的鐵路 建造其實是失敗的。從書寫策略來看，西川滿刻意強調帝國文化的優越性，迷信 的中國文化或台灣民間文化，在文化位階上都次於先進的日本。
相對於日本作家的書寫，台灣作家所建構的地方文化，都是透過小說形式來 彰顯對傳統家族的迷戀。如果在台日籍作家所追求的是國族史的想像，則台灣本 地作家所致力建造的是家族史的重建。國族史與家族史之間的差異，在於前者完 全配合戰爭國策的發展，而家族史則是專注於庶民文化的細節經營。張文環、呂 赫若、龍瑛宗在戰爭期間所寫的小說，不僅避開戰爭議題，而且也避開與帝國權 力的連結。呂赫若一九四一年以後撰寫的小說，包括〈玉蘭花〉、〈清秋〉、〈鄰居〉、 〈合家平安〉、〈廟庭〉、〈月夜〉、〈山川草木〉、〈風頭水尾〉，幾乎可以看出小說 題目完全都是出自庶民生活。在《呂赫若日記》裡，他曾經提到自己的文學追求 將「回歸東洋」，似乎已經強烈暗示他服膺抵抗英美的口號。或者確切而言，回 歸東洋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也符合近代超克的論述。但是，落實到小說創作的實 踐時，他的地方觀念並不是與日本古典文化銜接在一起，而是轉而與台灣民間文 化結盟。 同一時期的台灣作家張文環，也創作不少家族史的小說，其中最有名的是〈閹 雞〉。小說的主題，側重在男女之間的愛情與婚姻的不幸。張文環刻意突顯在愛 情領域中女性的堅強，反而男性完全失去自主意願。所謂閹雞，隱喻著去勢男人 的形象，間接表示對當時台灣男子的不滿。龍瑛宗在戰前寫的〈植有木瓜樹的小 鎮〉，以及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所寫的系列小說，也是把他的終極關懷投射在台灣 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樣是振興地方文化，台灣作家全心建構家族的記憶，並且表 現對地方風俗習慣的熟悉。這種書寫策略，正好對照出日籍作家對台灣的不熟 悉。即使統治台灣長達四十年以上，日本作家只能把過去的歷史改編成為小說故 事，反而對於現實生活還是非常陌生。具體而言，縱然掌握高度的政治權力，日 本人對台灣人民的生活細節似乎也難以介入。 國族史與家族史是兩種不同的書寫取向，前者強調的是帝國格局，後者則是 偏向渺小空間的情感。國族史需要大敘述，強調陽剛、雄偉、壯闊、昇華的美學， 塑造出來的人物，往往是英雄式的強悍人格。家族史訴諸於細節的經營，揭示出 來的美學較為幽微、陰暗、枝節。這說明了為什麼日本作家必須崇拜帝國與戰爭， 也必須宣揚整個大東亞的精神。近代超克論一方面掠奪亞洲各國的領土，欺壓被 征服土地的人民，一方面又強調東亞的共榮共存與亞洲文化的輝煌。在抵抗英美 的旗幟下，有不少被征服的知識份子與作家，表面上必須配合戰爭國策的發展， 骨子裡則回歸到自己的文化傳統，尋求精神上的支持。 近代超克論其實並沒有超克西方文化，反而在資本主義與生產模式上，完全 複製西方近代化的道路。同樣地，在此論述下所提倡的振興地方文化，也沒有使 東亞各國的作家信服。殖民地作家所強調的地方文化，與在台日籍作家所提倡的 論述，可謂南轅北轍。在戰爭期間被尊奉為三大長篇小說，都是出自日籍作家之 手，包括西川滿的《台灣縱貫鐵路》、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庄司總一的《陳 夫人》，固然都是以台灣家族的故事為中心，但所有小說的結尾，卻都配合戰爭 國策的南進政策。這種極其明白的書寫方式，恰恰可以揭露近代超克論有其內在 的政治意圖，同時也揭露日籍作家對台灣家族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表面的觀察，
卻完全不能進入台灣人民生活的骨髓。相形之下，台灣作家所撰寫的小說，根本 不可能與大東亞戰爭銜接起來。正如前述，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的小說創作， 縱然也必須被動地配合戰爭論述，但表現出來的美學，卻與日本作家有截然不同 的氣象。 即使是皇民化文學臻於高潮之際，被後世批判的三位皇民作家周金波、陳火 泉、王昶雄，無論就精神格局或美學原則來看，也是無法與日籍作家相提並論。 台灣皇民作家所寫的作品，面臨最大的痛苦是文化與國族認同。在帝國權力與地 方文化之間，皇民化文學陷於內心的掙扎與糾葛，他們囚禁在封閉的精神世界 裡，進行無盡止的自我凌遲與自我鞭笞。因此近代超克論，並不可能是東亞知識 分子的救贖之道；皇民作家所承受的政治枷鎖，根本不可能獲得超越並克服。或 者更確切地說，即使台灣人在人格上轉化成日本人，在權力位階上也永遠次等於 日本國民。因為台灣人是非國民，即使在現代化運動上獲得改造，最後還是無法 到達現代國民的位置。近代超克論的欺罔性，於此得到鮮明的印證。 4.專書撰寫計畫 本計畫執行助益甚鉅，一方面理解近代超克論在亞洲與歐洲的各自發展，一 方面也重新認識戰爭時期台灣文學受到的思想上衝擊。過去討論近代超克論，都 侷限在日本帝國範圍之內，很少延伸到殖民地所產生的效應。本計畫發現台灣作 家在戰爭時期所生產的文學，也許不再能夠用皇民化運動一詞來概括。長期以來 台灣學界討論皇民化文學的時候，都停留在反抗與屈從的格局。這項計畫嘗試突 破過去的詮釋模式，如果用近代超克的觀點來看，戰爭時期的台灣作家在很多文 學想像中，企圖表達對現代性的批判；而這樣的現代性批判，又似乎與日本知識 界的超克論述相互吻合。在文學作品裡，台灣作家誠然有複製近代超克論的思考 方式，但是在書寫策略與美學原則上，卻與在台日籍作家有全然不同的取向。 參照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在一九四二年發表的《啟蒙辯證法》，當可發現西方 知識分子對於近代啟蒙運動的效應，並不全然採取肯定的態度。同樣是在一九四 二年，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是對西方資本 主義與現代化運動採取嚴厲批判的態度。相形之下，日本學界在同年所組成的「近 代的超克」座談會，雖然也是對西方的近代進行批判，卻期待能夠建立日本模式 的近代化理論，從而用來支持整個大東亞戰爭。在各自不同的歷史環境，近代超 克的論述也形成不同的內容。因此在討論戰爭時期的台灣文學，就不可能孤立地 集中在台灣作家的文學生產，而必須把他們置放在整個東亞的範圍內進行考察。 不僅如此，還必須置放在歐洲與亞洲相互對照的論述之下重新挖掘。因此在執行 這項研究計畫之後，需要討論的內容就必須擴大格局。那已經不是單篇或數篇論 文就可完成，在研究基礎上，其實可以發展出一本專書的撰寫。目前這本書的基 本架構大約如下： 第一章 序論：近代超克論的再檢討
第二章 一九四二年日本「近代的超克」座談會的主要精神 第三章 日本文學報國會與台灣文學 第四章 島田謹二與黃得時：台灣文學史建構的兩種取向 第五章 《文藝台灣》與「振興地方文化」 第六章 台灣文學與家族史書寫 第七章 戰爭時期台灣皇民化文學的再思考 第八章 近代超克論在延安：農民文學研究 第九章 近代超克論在上海：胡蘭成研究 第十章 結論：近代啟蒙與其不滿 這項撰寫計畫將以兩年的時間完成，其中篇章當以論文形式在期刊雜誌發 表，希望這項研究成果可以對台灣學界有所貢獻。 5.參考文獻 日文文獻 尾崎秀樹，《舊殖民地文學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71。 河上徹太郎，《近代の超克》，東京：富山房，1979。 井東襄，《大戰中に於ける台灣の文學》，東京：近代文藝社，1993。 川村湊，《「大東亞民俗學」の虛實》，東京：講談社，1996。 藤井省三等，《台灣の「大東亞戰爭」》，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 深田祐介，《大東亞會議の真實》，東京：PHP 研究所，2004。 池田皓士編，《大東亞共榮圈の文化建設》，京都：人文學院，2007。 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集成》共五卷，東京：緑蔭書房，1998-2003。 中文文獻 岡田英樹著，靳叢林譯，《偽滿洲國文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 王向遠，《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北京：崑崙出版社，2005。 張泉，《抗戰時期的華北文學》，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 黃科安，《延安文學研究─建構新的意識形態與話語體系》，北京：文化藝術出版 社，2009。 韓昇，《東亞世界形成史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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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kheimer, Max &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6.計畫成果自評
1.本計劃執行期間，已經完成預定的研究目標，使一本專書的構想臻於成熟。 2.在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決定未來專書的書名為《近代超克論與東亞》。內 容涵蓋日本、台灣、上海、北京的文學內容。同時也進行東方與西方近代超 克論的思想比較，從而獲得較高視野俯瞰戰爭時期東亞文學的局限。
出國心得報告 1.2012 年 7 月 11 日至 7 月 28 日訪問美國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與史丹佛大學 胡佛研究中心。 2.有關戰爭時期的東亞文學研究，開始出現擴大跡象。美國學界對於日本作家在 台灣、韓國、滿州的文學作品，也有所關注。不僅如此，他們對於戰後的東亞社 會不同地區的心理結構與文學轉向，也開始展開初步研究。所謂皇民化文學，是 不是可以視為漢奸文學，這樣的議題已不僅集中在文學作品本身，同時也開始照 顧到戰後各種政治勢力所產生的影響。至於殖民地的日本作家在戰後回到母國之 後的近一步發展，似乎還未得到恰當的注意。 3.美國學界對台灣文學的研究，在近年來已有升高之勢，但大多集中在戰後文學 的發展，對於戰爭時期的討論仍有侷限。殖民地文學的研究才正要展開，其中以 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較為顯著。
4.有關殖民地文學的討論，散見於每年亞洲學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年會的論文發表。國內學者的參加，仍然有限，往後應該更積極介入，或許可以 帶動美國台灣文學研究的風氣。 5.美國對中國左翼文學的史料蒐集相當完整，尤其是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所 延伸出來的文學生產，美國的圖書館都有相關史料的收藏。日後如果要繼續從事 專書的撰寫，恐怕仍然有必要與美國學界合作。在一定的程度上，美國的藏書可 能較諸北京或南京的史料蒐集還有整齊。 6.美國學界的日本研究，似乎有下降趨勢。這可能與中國的大國崛起現象有關。 中國研究仍然方興未艾，對於東亞文學的議題仍然保持高度警覺。在訪美期間， 曾經與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討論，是否有興趣與台灣合作跨國研究，他的回應相 當肯定。或許下一步的合作計畫可以著手進行。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出席首爾大學主辦「第九屆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究會」 會議時間：2011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 出席會議報告： 本次大會主席朴宰予教授邀請參加這次會議的總結報告，出席者還包括政治 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的吳佩珍與崔末順教授。在做總結時，本人提出最近研究的 成果，指出在東亞所有的國家，歷史進程並不一，所以對殖民地時期的文學的解 釋自然有所出入。以台灣文學而言，國內學界對於台灣文學究竟是屬於後殖民或 是後現代的情境，是很重要的議題。在國際上，台灣未能受到正式承認，然而並 不影響台灣學者在東亞領域的發言權。站在後殖民的角度，有許多議題，例如國 族、離散、性別認同、族群衝突，學界仍然在進行熱烈的討論。長期以來，對於 後殖民論述的看法，有頗多歧異，至少有一部分人認為，所謂後殖民，必須站在 堅決批判或抵抗的立場。但是，我在會場的解釋，提出後殖民的立場應該是能夠 以寬廣的角度去承接殖民文化。具體而言，並非所有的殖民統治只是帶來壓迫或 掠奪，特別是在日據時代所完成的現代化運動，也使台灣社會獲得相當程度的解 放，從落後的、腐敗的傳統價值中解放出來。 因此，後殖民的立場應該是一種具備批判性的接受，無論是物質建設，或者 是文化藝術，殖民地知識分子都受到全面的洗禮。台灣能夠出現現代形式的文 學，或者更確切而言，能夠展開現代主義運動，無非是在殖民地時代就已經開啟。 在談後殖民的時候，應該注意到的是，殖民地知識分子的批判力與創造力，尤其 是後者，怎樣從桎梏格局開出豐富的藝術創作，這才是後殖民立場應該特別強調 的。對於這樣的觀點，高麗大學的一位女性教授提出她的看法，認為韓國都已經 進入後現代了，為什麼台灣還在談後殖民？ 我的回答是：韓國的歷史進程，在過去曾經與台灣同步發展，例如同樣接受 過日本的殖民統治，戰後也同樣接受過美軍的駐防。但是進入一九八○年代以 後，韓國因為具有國際承認的國家地位，在很多經濟談判上，當然比台灣還有利。 這自然而然拉開了韓國與台灣的文化距離。因此在不同的歷史軌道上，台灣學術 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應於台灣的政治地位而產生。不能因為都接受過殖民統治與冷 戰體制，就把韓國與台灣拿來相提並論。作為台灣知識份子，當然相當警覺台灣 國際地位的危機，也正是在這種危機意識上，我們才有討論後殖民論述的據點。 第十屆「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究會」將在香港舉行，本人承諾第十 一屆將由台灣來主辦。以東亞格局為基礎所進行的學術討論，確實可以帶來許多 全新的啟發。從上述的對話當可發現，所謂東亞的解釋，再也不是過去帝國所能 壟斷，每一個東亞國家都是東亞論述的形塑者。參加這場會議，更加可以理解所 謂「東亞」不再是單元論述，而是屬於多元的共同論述。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2/11/23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1942年：近代超克論對中國與台灣文學的影響 計畫主持人: 陳芳明 計畫編號: 100-2410-H-004-150- 學門領域: 文學史總論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0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陳芳明 計畫編號：100-2410-H-004-150-計畫名稱：1942 年：近代超克論對中國與台灣文學的影響 量化 成果項目 實際已達成 數（被接受 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 數(含實際已 達成數) 本計畫實 際貢獻百 分比 單位 備 註 （ 質 化 說 明：如 數 個 計 畫 共 同 成 果、成 果 列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論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目 前 仍 在 撰 寫 專 書。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3 3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期刊論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其他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