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撰作史料編年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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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撰作史料編年輯證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計畫編號： NSC94-2411-H-004-043- 執行期間： 94 年 08 月 01 日至 95 年 07 月 31 日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計畫主持人：陳逢源報告類型：精簡報告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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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ˇ 成果報告

□期中進度報告

朱熹《四書章句集注》撰作史料編年輯證

計畫類別：ˇ 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4－2411－H －004 －043－

執行期間： 94 年 08 月 01 日至 95 年 0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陳逢源

共同主持人：

計畫參與人員：吳曉昀、王志瑋

成果報告類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ˇ精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陸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論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理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列管計畫及下列情形者外，得立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年□二年後可公開查詢

執行單位：國立政治大學中文系

中華民國 95 年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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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一、中文摘要

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建構儒學新「典範」（paradigms），影響深遠，明、清以來，人所共見。沿至民國，學者對此同樣多所關注，不僅深化其中內涵，也藉此作為與世界思潮「對話」基礎。只是多數留意於「四書」本文，而少留意朱熹注解內容，其實「四書」內涵乃是根源於朱熹《四書章句集注》，筆者嘗試釐清朱熹徵引情形，解決漢、宋之爭的歧義所在，希望可以「齊一變而至於魯，魯一變而至於道」（《論語．雍也篇》），從文獻分析中，進一步上究朱熹思索進程。事實上，朱熹有關四書撰作，從《集解》、《精義》，到《集注》、《或問》，其中累積蘊釀已久，而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反復融鑄改易，文字更臻簡潔，皆是其中重要關鍵。然而「簡嚴」文字，後人不易了解；間附時人之見，去取之間，用意更難明白，其中思索過程，有賴書信之中，輯出線索，於是從相關史料，檢視朱熹去取之間，思索過程，對於朱熹一生建構《四書章句集注》，方能有清楚的方向。關鍵詞：四書理學朱子學經學宋代

二、英文摘要

“Notes for Four Books” of Zhuxi is the new “paradigms” of the Confucianists classic and the importance should be doubtlessly. “Four Books” guides the developing of Taiwan study society but there are always dissimilar study methods in both deep meaning and material prove and difference original edition since each scholar has his own explanation on it. It is important researching “Notes for Four Books” of Zhuxi further especially on its contents and its sense as well as context of “Four Books” to clear the sense of “Four Books” among all kinds of understanding in ages. So we have to know the difference from standard researcher’s attitude, even causing the debate between Han and Song. And try to return Zhuxi’s original idea and construct his spirit system by reference comparing and satiating. “Ch'i, by one change, would come to the State of Lu. Lu, by one change, would come to a State where true principles redominated. ”(“Lunyu”,chapter6） In fact Zhuxi

write the “Notes for Four Books” a long time to collecting. And wildly use the classics and no obvious tendency.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to refer collect and exam the historiography of “Notes for Four Books” by Zhuxi. To understanding some obscure idea of Zhuxi can be unveiled and the sense can be rooted clearly to enrich the study history of “Four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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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三、報告內容

一、前言

朱熹《四書章句集注》乃是傳統當中最重要之經典，影響深鉅，人無異辭，然而研究《四書章句集注》卻存在兩個詮釋困境，首先是漢、宋之爭，自《四庫全書總目》分別學凡六變，劃分漢、宋學術不同，雖然強調「消融門戶之見，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理出」1_{，但鴻溝既分，壁壘分明，漢、宋有著全然不同的經學史觀}2_{，就算多所迴護，也只} 能申明各有所長，云：蓋考證之學，宋儒不及漢儒；義理之學，漢儒亦不如宋儒，言豈一端，要各有當。…… 讀其書者，要當大義微言，求其根本，明以來攻擊朱子者，務摭其名物度數之疏；尊朱子者，又併此末節而回護之，是均門戶之見，烏識朱子著書之意乎！3 於是清儒努力所及，消彌漢、宋之分，以考據方式，證明朱熹援據古訓，剖析疑義，並非鑿空立論，道光十六年（西元一八三六年）「學海堂」即以「朱子不廢古訓說」命題課士，李中培撰成《朱子不廢古訓說》，陳繼昌言其旨趣，云：至朱子裒合《學》、《庸》、《語》、《孟》為《四書》，採漢、魏、唐、宋諸儒精粹之說，益以己意，而聖賢宗旨遂以大明，蓋又集諸儒之大成者也。陸清獻公云：「《四書》經朱子訂定，如大禹平成天地一番。」誠哉是言！然論者每謂漢儒詳於訓詁，宋儒精於義理。甚且漢學、宋學，區別門戶，轉假四子書為攻詰之端，……不知朱子於漢儒訓詁多沿其舊，特闡發義理實為漢人所未到耳。夫文章為宇宙公，理求其是，義得其安，亦何分疆域之見哉！4 平息門戶之爭的立場，至為明顯，沿其餘緒，日人大槻信良更以一生之力撰成《朱子四書集註典據考》，嘗試在「古」、「近」、「新」三種不同趨向中，找尋朱熹撰作屬性，從而證明《四書章句集注》有「學古面與革新面折衷並存之集大成特質」的結論，但依其比例，朱熹祖述漢唐諸儒傳統，卻是十分明顯5 ，所以漢學與宋學，並非截然兩分，朱熹《四書章句 1 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年 5 月）卷一〈經部總序〉，頁 1。 2 拙撰〈乾嘉漢宋之學之分與經學史觀關係試析──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為中心〉，蔣秋華主編《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臺北：中研院文哲所，2000 年 10 月），頁 165～170。 3 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五「《大學章句》一卷《論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章句》一卷」提要，頁 722。 4 陳繼昌撰〈朱子不廢古訓說序〉，收入黨朱傑人等人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年 12 月）第二十七冊「序跋」，頁 816。 5 詳見（日）大槻信良撰《朱子四書集註典據考》（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776 年 4 月）一書所考。相關成果，黃俊傑先生譯、大槻信良撰〈從四書集註章句論朱子為學的態度〉一文，發表於《大陸雜誌》第六十卷第六期（1980 年 6 月），統計其結果為《論語集注》出自經、史、子、集，以及漢唐諸儒古訓古義者，有一二八三次，而援取宋儒之說，或是自出之見者，有七四二次；《孟子集注》學古有一四三一次，革新三三三次；《大學章句》學古一五六次，革新者二十次；《中庸章句》學古一五八次，革新六五次，頁 273 ～287。只是兩者並非同時而出，統計似乎也有出入之處，陳榮開〈讀大槻信良氏有關中庸章句典據的研究〉針對《中庸》部分統計，已發現此一情形，推測《典據考》後續又有增補。見周樑楷等撰《結網二編》（臺北：東大圖書公司，2003 年），頁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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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集注》固然是宋學之代表，但深具漢學之內容，業師董金裕教授以朱熹一生注解四書，最終則是匯整古今，融鑄義理與訓詁6_{，提供《四書章句集注》中肯的檢視觀點，於是經由乾} 嘉以來學者的努力，強調孔、孟精神，統合漢、宋學分歧，學術既有定見，似乎已就無礙於了解朱熹《四書章句集注》的撰作屬性7_。然而真正困擾後人所在，恐怕是朱熹反覆改作的習慣，《文集》、《語類》保留許多反覆商訂的記錄，朱熹甚至慨嘆此是不由自主，「據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數年後又見不穩，這箇不由自家。」8_{說明隨著歷練不同，體會不同，境界與時而進，見解隨之而改，朱熹〈答} 胡季隨二〉云：熹於《論》、《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說。然近日讀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不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豈易事？若只恃一時聰明才氣，略看一過，便謂事了，豈不輕脫自誤之甚耶！呂伯恭嘗言「道理無窮，學者先要不得有自足心」，此至論也，幸試思之。9 時時修改，乃是對於「無窮道理」持續思索的過程，也是期勉自我精進，不敢稍有懈怠的表現，用心之苦，弟子黃榦曾述其所見，云：先師之用意於《集註》一書，余嘗親睹之，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思靜慮，更易不置。或一日二日而不已，夜坐或至三四更。如此章（按：《論語．衛靈公篇》「誰毀誰譽」章）乃親見其更改之勞。坐對至四鼓，先師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寢，目未交睫，忽見小史持板牌以見示，則是退而猶未寐也。未幾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而學者顧以易心讀之，安能得聖賢之意哉！追念往事，著之於此，以為世戒。10 一字一句，反覆思量，朱熹用力於《四書章句集注》，確實令人佩服，一生學術著力於詮釋四書，亦以四書，形塑一生之精神。只是既具自信，又時時改易，孰者為是，何者為非，不免令人疑惑，尤其朱熹主張之究竟，後人實在難以論斷，此一詮釋困境，祖述者於是博采朱熹《文集》、《語類》內容，匯整門人所記，如宋真德秀、劉承《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盧孝孫《四書集義》、劉因《四書集義精要》、胡炳文《四書通》、倪士毅《重訂四書輯釋》、史伯璿《四書管窺》等，以文獻自證方式，闡發朱熹用意，雖然冗雜拘滯，尚且不失其方向。至於王守仁撰《朱子晚年定論》，陽朱陰陸，李紱撰《朱子晚年全論》，調合朱陸，同樣摭取朱熹言論，取其定論，但以「晚年」駁「中年」，卻其實已非朱熹原本面目11_。 6 董金裕撰〈朱熹與四書集注〉《國立政治大學學報──人文學科類》70 期上（1995 年 6 月），頁 2～4。 7 其中尤賴民國以來學者的努力，逐漸擺脫漢、宋學之分歧，參見拙撰〈四書研究〉，收入林慶彰主編《五十年來的經學研究》（臺北：臺灣學生書局，2003 年 5 月），頁 249。 8 黎靖德編《朱子語類》（臺北：文津出版社，1986 年 12 月）卷十四「《大學》一」，頁 257。 9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北：德富文教基金會，2000 年 2 月）第五冊，卷五十三「書」〈答胡季隨二〉，頁 2509。 10 鄭元肅錄陳義和編《勉齋先生黃文肅年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年譜叢刊》第 11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 年 1 月）「淳熙十一年甲辰」條，頁 7197～7198。 11 王守仁撰《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年 12 月）卷三附《朱子晚年定論》云：「切疑朱子之賢，而豈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留都，復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說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不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類，乃其中年未定之說，自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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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可見朱熹反覆改易，固然是高懸理想，堅毅為學的表現，然而使宗主者無所適從，敵對者有其口實，卻也是不爭的事實，分立門戶，固然並非朱熹本義，但究竟為何，難以確指，前後之間，孰者為是，卻是理解朱熹學術最難解決的問題，《四庫全書總目》指出其中情況：考朱子著述最多，辨說亦最夥，其閒有偶然問答，未及審核者，有後來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門人各自記錄，潤色增減，或失其本真者，故《文集》、《語錄》之內，異同矛盾，不一而足，即《四書章句集註》與《或問》，亦時有牴牾，原書具在，可一一覆按也。當時門人編次，既不敢有所別擇，後來讀朱子書者，遂一字一句，奉為經典，不復究其傳述之真偽，與年月之先後，但執所見一條，即據以詆排眾論，紛紜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轉為尊信者所淆矣。12 諸說紛雜，皆是朱熹思索之進程，只是尊信朱熹太過，反而失其本旨，原因來自於未能深究朱熹學術精髓，《宋元學案》全祖望按語之中，即強調回歸於朱熹治學態度，方能祛除歧異，得其真諦，云：楊文靖公四傳而得朱子，致廣大，盡精微，綜羅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不岸然，而終不能諱其偏。然善讀朱子之書者，正當遍求諸家，以收去短集長之益。若墨守而屏棄一切焉，則非朱子之學也。13 自楊時一脈相承，朱熹不僅足以與當時各家學派相抗衡，廣蒐博取的態度，「去短集長」的氣度，才有「綜羅百代」的學術成就，此為一生心力所在，所以「墨守」一端，反而有違朱熹治學真正精神，強調朱熹既具典型，又不可執著，提醒後學與時而進，不可驕矜自滿，全氏略其形跡，取其精神，提供檢視朱熹學術內涵非常重要的方向，也足見朱學最具核心之意義即是「開放性」的詮釋空間，召喚後學的思索參與，然而要了解朱熹思考的軌跡，學術之究竟，似乎也就必須更加留意其中「傳述之真偽」、「年月之先後」。近人陳來先生按覈《朱子文集》、《續集》、《別集》所錄，撰成《朱子書信編年考證》，朱熹書信有清楚的繫年14_{；束景南先生在前人陳陳相因的年譜之上，直接從《文集》}_{、語錄等原始文獻，考辨朱} 熹生平行事，撰成《朱熹年譜長編》，對於朱熹一生行事有更為清晰的輪廓15_{，這些研究成} 果，對於釐清朱熹學術進程，已有參考之依據，對於朱熹《四書章句集注》終於有可以深入探究的契機，筆者以其為基礎，按覈原典，旁及相關文獻，比覈《四書章句集注》內容，由「跡」以見「義」，略依其成學過程，希望從朱熹一生反覆改作之中，一窺思索所在，對於以往詮釋各執一端，難以調合之處，期以有解決的答案。至於朱熹引據參考材料，筆者曾依大槻信良《朱子四書集註典據考》輯出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徵引書目，作為了解的依據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類》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見，固於朱子平日之說猶有大相謬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見聞，不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論，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不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暴於後世也乎？」頁 128。李紱撰《朱子晚年全論》（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7 月）〈序〉云：「朱子與陸子之學，早年異同參半，中年異者少同者多，至晚年則符節之相合也。…… 夫天下惑於朱、陸異同之說也久矣。欲天下人學陸子，必且難之；欲天下人學晚年之朱子，宜無不可。學朱子即學陸子，陸子固不必居其名也。」頁 1～2。以矛攻盾，以「晚年」駁「中年」，固然大張朱熹旗幟，然而以「陸學」為準據，是否為「朱學」之真義，恐有爭議。 12 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三「《四書管窺》八卷」提要，頁 741。 13 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臺北：華世出版社，1987 年 9 月）卷四十八〈晦翁學案上〉，頁 1495。 14 _{陳來撰《朱子書信編年考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年 4 月）〈編例〉，頁 1。} 15 _{束景南撰《朱熹年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年 9 月）〈敘〉，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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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16_{，在此則不另詳述。}

二、幼學啟蒙時期

朱熹關注四書，留意伊洛之學，源於幼年啟蒙時期，《朱子語類》頗見追述之論，云：某自丱讀四書，甚辛苦。諸公今讀時，又較易做工夫了。某向丱角讀《論》、《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論》、《孟》者，竟無之。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不箇不把當事。某八九歲時讀《孟子》到此，未嘗不慨然奮發，以為為學須如此做工夫！…… 某十數歲時讀《孟子》言「聖人與我同類者」，喜不可言！以為聖人亦易做。今方覺得難。17 可以了解啟蒙之初，朱熹從《論》、《孟》入手，艱困成學，以朱熹父親友人李侗之書信，可以看出是出於朱松有意的安排18_{，在朝廷禁止二程之學的情況下}19_{，刻意傳授北宋道學內} 容20_{，不僅授予〈大學〉、〈中庸〉之旨，並且遺命師事胡憲、劉勉之、劉子翬三位先生，} 所傳授即是二程之學以及張載之說，朱熹自述云：熹自十四、五時得兩家之書讀之，至今四十餘年，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論者，殆不足復過眼，信乎，孟氏以來，一人而已！21 可見在學禁氛圍中，朱熹依從父親師長安排，循北宋道學規模，持續思索聖人事業，雖然體會不深，但慨然立志，頗有堅持，朱熹自云：「某年十五六時，讀《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見呂與叔（大臨）解得此段痛快，讀之未嘗不悚然警厲奮發」22_，今此段見載於《中庸章句》，可見奮發之念，朱熹始終無改23_{。此外，《朱子語類》頗見朱熹} 16 參見與黃瀚儀合撰〈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徵引書目輯考〉，《政大中文學報》第三期（2005 年 6 月），頁 147 ～180。 17 黎靖德編《朱子語類》（臺北：文津出版社，1986 年 12 月）卷一○四「自論為學工夫」，頁 2611、卷一二一「訓門人」，頁 2921。 18 李侗撰《李延平集》（《叢書集成新編》第六五冊，臺北：新文豐出版社，1985 年元月）卷一〈達朱韋齋暨吳少琳書〉云：「侗再拜，上問韋齋監稅朱友，向來所委求大字《語》、《孟》，聞吳少琳在嚴州印歸，遂以應命。別寄人求之，諒不易得也。」頁 238。稱朱松為監稅，可以了解約在紹興三、四年間，朱熹始入小學，大字《論》、《孟》當是為朱熹準備，書既不易得，可見朱松之用心。 19 脫脫等撰《宋史》卷一五六〈選舉二〉云：「諫官陳公輔上疏詆頤學，乞加禁絕；秦檜入相，甚至指頤為『專門』，侍御史汪勃請戒飭攸司，凡專門曲說，必加黜落；中丞曹筠亦請選汰用程說者，並從之。」頁 3629。 20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六冊卷五十五〈答王德修〉云：「熹兒侍先君子官中祕書，是時，和靜先生實為少監，熹嘗於眾中望見其道德之容，又得其書而抄之，然幼穉愚蒙，不能識其為何等語也。既長，從先生長者游，受《論語》之說，遍讀河南門人之書，然後知和靜先生之言，始有以粗得其味。」頁 2656。時為紹興八年，朱松除著作佐郎，「和靜先生」即是尹川門人尹焞，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二十六列有「和靖學案」，於洛學最晚出，守師說最醇，頁 1001。朱熹於童稚之時，尚未能深契其旨，但得見大儒風範，已深著影響，朱松之安排不可不謂深遠矣。 21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六冊卷五十八〈答宋深之一〉，頁 2816。 22 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四「人物之性氣質之性」，頁 66。 23 朱熹撰《中庸章句》，《四書章句集注》（臺北：長安出版社，1991 年 2 月），頁 32。紹熙五年（西元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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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自述為學之辛苦，云：某自是十六七時下功夫讀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力去做。至今日雖不足道，但當時也是喫了多少辛苦，讀了書。某少時為學，十六歲便好理學，十七歲便有如今學者見識。後得謝顯道《論語》，甚喜，乃熟讀。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讀得趣，覺見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讀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讀得其要領，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見所得處甚約，只是一兩句上。卻日夜就此一兩句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落。24 層層而進，仔細揣摩，朱熹用功之處，於此可見，朱注引謝良佐之說，共計 71 筆，可見其淵源25 。當然其中疑義，仍待日後的思索，云：某從十七八歲讀至二十歲，只逐句去理會，更不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不可恁地讀。元來許多長段，都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串，只恁地熟讀，自見得意思。26 思索文句而更及於脈絡，可見朱熹研讀經典方式已有提昇，對於其中關鍵，當然也更加留意，朱熹〈答江德功二〉云：「格物」之說，程子論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理盡」者，意句俱到，不可移易。熹之謬說，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六時知讀是書，而不曉格物之義，往來於心，餘三十年。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參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復證驗，乃知此說之的當。27 「格物」乃是四書義理最關鍵之處，朱熹自述其間思索不已，但最終仍以程子為是，朱注《大學》「格物」云：「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理，欲其極處無不到也。」28_朱熹雖然稍變其說，但釋義基調已可概見。此外，朱熹也與當世儒者交游，胡應麟《少室山房集》載一段軼事，云：「考亭嘗過先生，而會先生出，顧案上，得所撰〈心箴〉，讀之，大擊節賞歎，手錄以歸，今附載孟氏書中是也。」29_{朱注《孟子．告子上》}_{「鈞是人也，或} 為大人，或為小人」一章，所錄即是范浚的〈心箴〉30_，_{《朱子語類》云：} 「問《集注》所載范浚〈心銘〉，不知范曾從誰學？」曰：「不曾從人，但他自見得到，說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見呂伯恭甚忽之，問：『須取他銘則甚？』曰：『但見他說得好，故取之。』曰：『似恁說話，人也多說得到。』曰：『正為少見有人能說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31 九四年）光宗內禪，寧宗即位，朱熹入朝進講《大學》，上〈乞進德劄子〉同樣以呂氏之說，鼓舞君上，足見影響。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二冊卷十四〈乞進德劄子〉，頁 456～457。 24 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一○四，頁 2612、卷一一五，頁 2783。 25 參見與黃瀚儀合撰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徵引書目輯考〉，《政大中文學報》第三期（2005 年 6 月），頁 161。 26 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一○五，頁 2630。 27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五冊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二〉，頁 1968。 28 朱熹撰《大學章句》，《四書章句集注》，頁 4。 29 胡應麟撰《少室山房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0 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年 3 月）卷八十三〈范浚先生集序〉，頁 597。束景南撰《朱熹年譜長編》繫此事於紹興十八年戊辰，朱熹十九歲，殿試中舉，六月離臨安南歸，經蘭溪訪范浚之時。頁 121～122。 30 朱熹撰《孟子集注》卷十〈告子章句上〉，《四書章句集注》，頁 335。 31 黎靖德編《朱子語類》（臺北：文津出版社，1986 年 12 月）卷五十九，頁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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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可見朱熹年少之時，隨其閱歷，已見蘊釀過程，尤其得見當時諸儒風範，更慨然堅定志向32_，也為其探究聖人義理，建立思索的基石。只是此時學術取徑頗為博雜，《朱子語類》載「某舊時亦要無所不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數文字，事事有兩冊」33_{，可見朱熹年少踔厲飛揚的} 氣魄，以及時時檢具書冊的習慣，此皆有助於日後遍注群經的事業，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朱熹並不排斥佛、老，以師承而言，武夷三先生皆援佛入儒，朱熹自然頗聞其說，甚至曾經以禪說中舉，更顯見其熟悉，《朱子語類》云：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老；以文定之學為論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老亦未有見。屏山少年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數日。後乃見了老，歸家讀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論》。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見於此道未有所得，乃見延平。某年十五六時，亦嘗留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了說，也不說是不是；卻與劉說，某也理會得箇昭昭靈靈底禪。劉後說與某，某遂疑此僧更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見他說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便用他意思去胡說。是時文字不似而今細密，由人粗說，試官為某說動了，遂得舉。時年十九。34 了老乃天童宏智正覺弟子35_{，屬曹洞一系；「昭昭靈靈」則是臨濟一系重要觀點}36_，朱熹對於南宋曹洞宗「默照禪」與臨濟宗「看話禪」兩大禪修法門，顯然並不陌生37_{，尤其曾向} 道謙問禪38_{，也與宗元相善}39_{，更可見取徑禪悟情形，朱熹並以《周易．謙卦．象辭》「謙} 32 檢校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一○一「胡（寅）致堂議論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見其數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了翁〈奏狀〉等，可謂豪傑之士也！」頁 2581。《宋元學案》卷四十一〈衡麓學案〉則言其有《論語詳說》，頁 1342。《朱子文集》卷八十一〈跋徐誠叟贈楊伯起詩〉云：「熹年十八九時，得拜徐公先生於清湖之上，便蒙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說。時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為不易之論也。」頁 4019。徐存，隱居教授，學者稱逸平先生，見載於《宋元學案》卷二十五〈山學案〉，與朱熹父親朱松並列為子莊門人，頁 978。《朱子文集》卷四十六〈答李濱老〉云：「熹少好讀程氏書，年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論》、《孟》諸說讀之，又知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不及見也。」頁 2058。西山先生即李郁，楊時之婿，撰有《論》、《孟》遺稿，見《宋元學案》卷二十五〈山學案〉，頁 972。這些既是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徵引之材料，也可見年少之時交游廣泛。 33 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一○四，頁 2620。 34 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一○四「自論為學工夫」，頁 2619～2620。 35 了老乃天童正覺弟子思徹禪師，號「了堂」，見普濟撰《五燈會元》（臺北：文津出版社，1986 年 5 月）卷十四「光孝思徹禪師」，頁 916。 36 慧然集楊曾文編校《臨濟錄》（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年 10 月）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一心不生，萬法無咎。……且名句不自名句，還是你目前昭昭靈靈鑒覺聞知照燭底，安一切名句。」頁 28。 37 束景南撰《朱子大傳》（北京：商務印書館，2003 年 4 月）即認為朱熹從劉子翬得「主靜」法門，但與道謙相善，卻使朱熹轉而入於「主悟」法門。頁 55～68。 38 開善道謙禪師為大慧宗杲弟子，見普濟撰《五燈會元》卷二十「開善道謙禪師」，頁 1335。 39 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一百「邵子之書」云：「建陽舊有一村僧宗元，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敏，能算法，看《經世書》，皆略領會得。」頁 2554。卷一百二十六「釋氏」云：「某舊來愛問參禪底，其說只是如此。其間有會說者，卻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北面之。」頁 3029。竹原宗元庵主，見普濟撰《五燈會元》卷二十「竹原宗元庵主」，頁 1346。宗杲門徒即是指道謙、宗元等人，朱熹既與之相熟，乃是代表一段參禪悟道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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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謙君子，卑以自牧」，名齋室為「牧齋」，嚮往君子謙牧襟懷，也透露師事道謙的線索40_，甚至幾次前往武夷山沖佑觀訪道，朱熹所作〈讀道書作六首〉、〈作室為焚修之所擬步虛辭〉等，也證明朱熹曾經齋居焚修，有一段究心道術的過程41_{。出入佛老，乃是兩宋道學家習} 見的歷程，朱熹究心聖道，卻乞靈於禪，說明朱熹對於形而上境界的興趣，但念茲在茲，乃是對於聖道的堅執，參禪悟道，究心物外，似乎並未能真正饜足於心，朱熹撰〈牧齋記〉記載此一心得，云：余為是齋而居之三年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路行李之勞，疾病之憂，則無一日不取六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此，宜其智益加明，業益加進，而不知智益昏而業益墮也。以是自咎，故嘗間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路行李之勞，疾病之憂，有事物之累，無優游之樂，其於理之精微，索之有不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不得其詳矣。……孔子曰：「貧而樂。」又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然也，豈以饑寒者動其志，豈以挾策讀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為記。42 朱熹引聖人安貧樂道，惕勵自持，書記以明其志，也總結三年齋居讀經，出入佛老的心得，「智益昏而業益墮」的結果，固然歸結於現實生活的壓力，但似乎也說明出入於佛老，其實並無助於聖道的體會，取徑博雜，反而失其方向，如此體悟，固然是朱熹的反省，然而主要關鍵，則是李侗的指引，從慨然立志之中，終於有正確方向。

三、從學李侗

朱熹出任同安主簿，初入仕途，經人世之歷練，眼界更廣，也更能體會儒學內涵，李侗是朱熹父親友人，經其指點，似乎更具信心。李侗，字愿中，師事羅從彥，上溯於楊時、伊川，《宋元學案》附於「豫章學案」中，對於朱熹學術之建立，關係實大，全祖望案語云：「豫章之在楊門，所學雖醇，而所得實淺，當在善人、有恆之間。一傳為延平則邃矣；再傳為晦翁則大矣，豫章遂為別子。甚矣，弟子之有光于師也！」43_{，朱熹從李侗得二程之} 學，深具學術傳承意義，《朱子語類》載其緣由，云：後赴同安任，時年二十四五矣，始見李先生。與他說，李先生只說不是。某卻倒疑李先生理會此未得，再三質問。李先生為人簡重，卻是不甚會說，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賢書來讀。讀來讀去，一日復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說，漸漸破綻，罅漏百出。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李先生極言其不是。後來考究，卻是這邊味長。才這 40 束景南撰《朱子大傳》，頁 114。 41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一冊卷一「詩」，頁 20～21、24。按：〈題謝少卿藥園二首〉下小注云：「自此詩至卷終，先生手編，謂之《牧齋淨藳》」，頁 9。〈讀道書作六首〉、〈作室為焚修之所擬步虛辭〉列於〈客舍聽雨〉之後，署年為壬申，朱熹二十三歲時。《牧齋淨藳》所收詩作，正可一窺朱熹究心佛、老的心路歷程。 42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八冊卷七十七「記」，頁 3856～3857。 43 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臺北：華世出版社，1987 年 9 月）卷三十九〈豫章學案〉，頁 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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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邊長得一寸，那邊便縮了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畢竟佛學無是處。44 李侗雖不善言語，但深刻持重，讓朱熹堅定方向，饒具意義，自此嚴別儒、釋，儒學歸於純粹，成為朱熹一生學術主軸，所以《四書章句集注》稱「師」而不名。剖析朱熹《四書章句集注》義理內涵，自然不能輕忽李侗的影響。錢穆先生即歸納朱熹獲之於延平者有三：一是須於日用人生上融會，一是須看古聖經義，又一為理一分殊，所難不在理一處，乃在分殊處45_，_{「理一分殊」乃關乎義理思索的開始。不過檢覈其中過程，朱熹從學之初，似乎} 集中於「忠恕一貫」的討論，〈與范直閣書一〉云：熹頃至延平，見李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之說，見謂「忠恕正曾子見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見諭之而已，豈有二言哉？」熹復問以近世儒者之說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不約而合，謾以布聞。46 紹興二十八年（西元一一五八年），朱熹與范如圭往復四封書信，皆是討論「忠恕一貫」之說，朱熹並且撰成〈忠恕說〉，強調「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為一貫，惟下學而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47_朱熹主張「一貫」之說，在〈劉平甫書八〉、〈答吳耕老〉中也同樣申明此意48_{，在前輩說法之中，} 思索個人的體會，按覈朱注《論語．里仁篇》「吾道一以貫之」一章，頗多衍伸之論，云：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夫子之一理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見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易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見矣。49 其中鋪排的重點在於孔子渾然一體的道德，曾子傳述忠恕的用意，以及體用一貫之理。「盡己」、「推己」，由內及外，以誠為說，乃是本於朱熹對於「一貫」的體會，至於以「理一分殊」來說明道之體用，則似乎是出自李侗的啟發，此亦是朱熹義理思索最重要的過程。隆興元年（西元一一六三年）朱熹即將二十八歲至三十四歲間，從學過程編成《延平答問》，丁丑（西元一一五七年）年始通書信，勉以「涵養」，戊寅年（西元一一五八年）七月十七日錄「父在觀其志」等五條問目，冬至前二日「向以亦足以發之義」等十一條問目，多數是《論語》章句疑義的澄清，朱熹思之既深，對於疑而不定之處，李侗指點關鍵，無需執 44 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卷一○四「自論為學工夫」，頁 2620。 45 錢穆撰《朱子新學案》（臺北：三民書局，1982 年 4 月）第三冊，頁 35。 46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四冊卷三十七「書」，頁 1479。 47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七冊卷六十七「雜著」，頁 3382。 48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四冊卷四十「書」〈答劉平甫八〉云：「近收耕老書，說『一貫』之旨甚善；但『忠恕』即說成兩貫了，兩貫之理，全然透不過忠恕裡面來。」頁 1694。〈答吳耕老〉云：「胡丈昔年答黃繼周問『一貫』義云：『一貫，誠也；忠恕，思誠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此語形容得甚妙。……但據熹所見，而以諸先生之說證之，則『忠恕』便已在『一貫』之中，如所謂『鳶飛魚躍雖不同，然其實則一物』之意是也。若耕老之說，則是鳶魚飛躍，內外精粗，合為一貫矣，而「一貫」之外，零却「忠恕」二字，恐非聖賢之意也。胡丈以『一貫』為誠，而以『忠恕』為思誠也。若熹之意，則曾子之言『忠恕』即誠也。子思之言，違道不遠；孟子之言，求仁莫近，乃思誠也。」頁 1696～1697。朱熹以「誠」說「忠恕」，「忠恕」為具體德目，如何彰顯道體精微，即是關鍵所在。 49 朱熹撰《論語集注》卷二〈里仁篇〉，《四書章句集注》，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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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文泥迹，提醒從平實之中，體會聖人精微，此一態度遂為朱熹治學原則。而進一步按覈《四書章句集注》，李侗諸多指點，成為朱熹日後釋義基礎，更可見其影響50_{。戊寅十一月十三} 日之後，討論「求放心」、「存夜氣」，追求「灑落自得氣象」，則是擴及形上道德的指引，所論已是儒學精髓所在，庚辰（西元一一六○年）五月八日，李侗並且傳以養心之要，云：曩時某從羅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說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令靜中看喜怒哀樂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不唯於進學有力，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不可思索，更於此一句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不能無補也。51 朱熹〈答許順之一〉云：「熹《論語》說方了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時有之，但終未見道體親切處。如說『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之類，皆未有實見處，反思茫然，為將奈何！」52_「_《論語》說方了」，配合《延平答問》有關《論語》疑義的澄清，朱熹此時關注所在，集中於《論語》，可見朱熹思索四書義理之初，李侗指引的重要，甚至對於朱熹「道體」體驗未深，李侗也慨然傳以指訣，指點於「靜」中體驗，追求心靜時的氣象。深究喜怒哀樂之未發，遂成為朱熹思索儒學內涵的重要關鍵，壬午（西元一一六二年）六月十一日以後，討論集中於「仁學」與「理一分殊」，在天理心性之間，進一步揣摩聖賢氣象，細膩之處，猶待時日，但經由李侗的指引，朱熹遂有儒學的基本信念與觀點，其間並完成《論語要義》、《論語訓蒙口義》，〈論語要義目錄序〉云：熹年十三、四時，受其說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諸孤，中間歷訪師友，以為未足，於是遍求古今諸儒之說，合而編之，誦習既久，益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離者，固無足取；至於其餘，或引據精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句之可觀，顧其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儔矣。隆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說，及其門人朋友數家之說，補緝訂正，以為一書，目之曰《論語要義》。53 從「遍求古今諸儒之說」到「慨然發憤，盡刪餘說」，代表朱熹學有定見，穿鑿既無可取，引據解析必須切近聖人微意，朱熹以二程為宗，更加堅確，乃是從學李侗的心得，所謂「晚親有道」，也就清楚明朗。朱熹原本區隔訓詁與義理，《論語要義》乃是配合何晏與邢昺注疏的作品，但朱熹似乎發覺其中的不妥，另外撰成《論語訓蒙口義》，云：予既序次《論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為兒輩讀之，大抵諸老先生之為說，本非為童子設也，故其訓詁略而義理詳。初學者讀之，經之文句未能自通，又當遍誦諸 50 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頗採李侗之說，如《延平答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8 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年 3 月）「問子曰父在觀其志，……先生曰：三年無改，前輩論之詳矣，類皆執文泥迹，有所遷就，失之須是認聖人所說於言外求意乃通，所謂道者，是猶可以通行者也，三年之中，日月易過，若稍稍有不愜意處，即率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若大段有害處，自應即改何疑，恐不必言隱忍遷就，使人不見其改之之迹，此意雖未有害，第恐處心如此，駸駸然所失處卻多。」頁 645。朱注《論語．學而篇》「父在，觀其志」一章，引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年。然則三年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不忍故也。」《四書章句集注》，頁 51。避免拘泥，又點出聖人用心，朱熹闡釋經義，詳略或有不同，但釋義重點，則與李侗指導無異，《論語．為政篇》「吾與回言終日」一章，朱注更是從李侗的回覆中，直接摘錄「顏子深潛純粹」一段，頁 56。可見李侗指導，實乃根植於心。 51 朱熹撰《延平答問》，頁 654。 52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四冊卷三十九「書」〈答許順之一〉，頁 1624。 53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八冊卷七十五「序」〈論語要義目錄序〉，頁 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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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說，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啟蒙之要。因為刪錄，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參之《釋文》，以正其音讀，然後會之於諸老先生之說，以發其精微。一句之義，繫之本句之下；一章之指，列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見一二條焉，本末精粗，大小詳略，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便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54 「要義」不能脫離「經文」，朱熹雖然謙言是「取便於童子之習」，從經文字句中，釐清章句旨趣，進而發其精微，參附己見，其實是更具個人心得之作55_，_{《論語訓蒙口義》今已亡} 佚，但按覈所述，參酌注疏，檢附音讀，以訓詁通義理的方式，其實已有《四書章句集注》的雛形56_{，李侗的指引，從泛濫於諸家之說，回歸於經典閱讀，以及聖人精義的掌握，無} 疑給予朱熹建構四書非常重要的方向。自此朱熹學有方向，對於諸儒經說也有取捨分判的標準，與汪應辰、江泳往復所論，強調儒學中正平實，釐清儒、釋之別，〈答汪尚書三〉云：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讀書講義，率常以徑易超絕、不歷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精微、正好玩索處，例皆忽略厭棄，以為卑近瑣屑，不足留情，……顧惑於異端之說，益推而置諸冥漠不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廓然而一悟。殊不知物必格而後明，倫必察而後盡。57 朱熹於其下注云：「格物只是窮理，物格即是理明，乃此《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累，各有淺深，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此時理解格物，尚未深刻，但已有基本方向，〈答江元適一〉云：然熹竊嘗聞之，聖人之學，所以異乎老、釋之徒者，以其精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不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見言行者，未嘗不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異體故也。58 〈答江元適二〉云：蓋熹之所聞，以為天下之物無一物不具夫理，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不離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精義入神，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精也而不 54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八冊卷七十五「序」〈論語訓蒙口義序〉，頁 3763。 55 朱熹〈論語訓蒙口義序〉雖然自述「今乃妄意采掇先儒，有所取捨，度德量力，夫豈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易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爾。」但按覈後文「昔者吾幾陷焉，今裁自脫，故不願汝曹為之也。」頁 3763～3764。從循序平實之中，以見儒學宏大，則此書之作，實具反省作用。 56 以筆者統計《四書章句集注》徵引情形，援取最多的即是原本經注材料，如鄭玄注、孔穎達正義《禮記注疏》部分：《大學章句》徵引 54 筆、《中庸章句》徵引 100 筆、《論語集注》徵引 112 筆、《孟子集注》徵引 94 筆，共計 360 筆。何晏集解、邢昺疏《論語注疏》部分：《大學章句》徵引 2 筆、《中庸章句》徵引 4 筆、《論語集注》徵引 644 筆、《孟子集注》徵引 37 筆，共計 687 筆。而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部分：《中庸章句》徵引 2 筆、《論語集注》徵引 20 筆、《孟子集注》徵引 702 筆，共計 724 筆。至於音讀部分，陸德明《經典釋文》：《大學章句》徵引 18 筆、《中庸章句》徵引 30 筆、《論語集注》徵引 191 筆、《孟子集注》徵引 6 筆，共計 245 筆。詳見與黃瀚儀合撰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徵引書目輯考〉，《政大中文學報》第三期（2005 年 6 月），頁 156～165。朱注音義多取於《釋文》，不過大槻信良《典據考》於朱注表示四聲者，並未列入計算之中，所以徵引數量當更超乎上述統計。可見《論語訓蒙口義》釋義方式，基本上為《四書章句集注》所繼承。 57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三冊卷三十「書」〈答汪尚書三〉，頁 1138。 58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四冊卷三十八「書」〈答江元適一〉，頁 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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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離乎粗，以為末也而不離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不可自畫而緩，亦不可以欲速而急。59 「高明」即是「中庸」，「大中至中」、「無偏不及」才是儒者應世準則，貫通本末，從「日用事物之間」，「格物以致其知」，則其學術立場，已經清楚明朗，朱熹並且針對《蘇氏易解》、《蘇黃門老子解》、《張無垢中庸解》、《呂氏大學解》，撰成〈雜學辨〉，對於逃儒入釋，惑於浮屠老子之說，予以釐清，自此儒、釋分明，再無疑慮。今按覈《四書章句集注》引程子云：「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陋易見。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理，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60_{佛、老義理深刻，足以煽惑人心，就思想層面而言，乃是唐宋以來儒學} 無法迴避的課題，朱熹引據程子之說，其實也正代表一生思考的方向61_{，所以舉凡稍涉玄} 虛，流於空寂之說，朱熹必反覆致辯，分別彼我，揚棄虛無，歸於平實，李侗影響，於茲可見，無怪乎李侗去世，朱熹詩云：「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勞。」62_{深寄感激。}

四、與友人切磋

然而朱熹續有所進，則是來自友人切磋，隆興二年（西元一一六四年）致書魏掞之，云：《孟子說》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人商量，間因人或來問，檢視之，輒有不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後生也。或彼中有人看此書，講說有疑處，令逐條抄出疑問之意，便中寄示，容檢鄙論為答，有不當處，卻告駁難，即彼此有益。63 朱熹不僅續成《孟子》講論材料，更與友人相與切磋，以臻於密，只是既然「未欲傳出」，但又「彼中有人看此書」，可見講論早已流佈於同好之間，自此參與者眾，思考更為廣泛，尤其與湖湘張栻、浙東呂祖謙交往，最為重要，於此不僅關乎南宋儒學流派整合，也影響朱熹學術的建立，檢視《朱子文集》中，書信往返頻繁，有關四書義理之討論，更是其中重點，朱熹於隆興二年（西元一一六四年）九月往祭張浚，與張栻討論中和之說，〈中和舊說序〉云：余蚤從延平李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怒哀樂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不敏，若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省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老死，雖語默動靜之不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爾。自此不復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不外乎此矣！64 張栻所傳為五峰胡宏湖湘之學，同屬伊洛一系，朱熹取徑於此，無疑有匯聚眾流用意。乾 59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四冊卷三十八「書」〈答江元適二〉，頁 1588。 60 朱熹撰《孟子集注》卷六〈滕文公章句下〉，《四書章句集注》，頁 272～273。 61 朱熹撰黃珅校點《孟子或問》於此云：「若曰佛氏之害，甚於楊、墨，儒者潛心正道，不容有差云者，則皆至論矣。」《四書或問》（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六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年 12 月），頁 952。 62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一冊卷二「詩」〈挽延平李先生三首〉之三，頁 99。 63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十冊《別集》卷一〈魏元履五〉，頁 5101～5102。 64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八冊卷七十五「序」〈中和舊說序〉，頁 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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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道二年（西元一一六六年）〈與張欽夫書三〉、〈與張欽夫書四〉，強調在「人自有生，即有知識，事物交來，應接不暇」之中，朱熹無法深究李侗揭櫫「未發」之際的寂然本體，於是轉而從日用之間考察，凡人念頭一起，知覺已生，皆為「已發」，人生於世，無論何時皆有應接不暇之事物，心念既無所停駐，所以可以施用「先察識後涵養」的工夫，至於「未發」之本體，似乎僅是一種相對寂然存在的關係而已，所以朱熹認為「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便是活處，此豈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來得無窮，便常有箇未發底耳。」65 但朱熹於篇題下注云：「此書非是」、「此書所論尤乖戾」，顯見此一觀點，已被揚棄。乾道五年（西元一一六九年）朱熹與蔡元定講論，忽悟「中和」之旨，確立一生學問方向，所謂「己丑之悟」，「已發」、「未發」只是狀態不同，不應視為本體與日用之別，朱熹並將此體會寫成〈已發未發說〉一文，云：向來講論思索，直以心為己發，而所論致知格物，亦以察識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功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復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躁迫浮露，無古聖賢氣象，由所見之偏而然爾。66 朱熹思索更及「平日涵養」，〈與湖南諸公論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流行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不合，因復思之，乃知前日之說，非惟心性之名，命之不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領，蓋所失者，不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諸說，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怒哀樂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不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不及，不偏不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怒哀樂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見，以其無不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不可尋覓，已覺之後，不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亂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不中節矣，此是日用本領工夫，至於隨事省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識。67 所謂「未發」是指思慮未萌，心體流行寂然不動之時；「已發」是思慮已萌，心體流行感而遂通的階段，「心」具眾理，兼有「已發」、「未發」，所以「已發」、「未發」不是「心」、「性」之別，而是「情」、「性」之分，所以性無所偏便是「中」，情若中節便是「和」，湖湘學者主張於已發時下工夫，但對於思慮未萌的「未發」階段「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此一欠缺，臨事之際，無可掌握，不僅工夫僅有一半，更缺乏雍容深厚之氣度，以及修養培育的真正作用，今《中庸章句》云：「喜、怒、哀、樂，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68_{確定「中和之旨」，「性論」亦} 隨之清楚明白69_{。至於涵養方面，〈大學章句序〉中云：「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 65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三冊卷三十「書」〈與張欽夫四〉，頁 1159。 66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七冊卷六十七〈已發未發說〉，頁 3377。 67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七冊卷六十四〈與湖南諸公論中和第一書〉，頁 3229。 68 朱熹撰《中庸章句》，《四書章句集注》，頁 18。 69 按：朱熹於「己丑之悟」之後，與湖湘學者多有討論，乾道八年（西元一一七二年）編訂〈中和舊說〉，並將往復書札，編集《論性答藳》，以見新舊不同，見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八冊卷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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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禮樂、射御、書數之文。」70_從「大學」之中，提出「小學」的過程，在灑掃、應對、進退之間，進一步落實涵養，雖屬歧出之論，但卻是朱熹幾經轉折思索的結果。事實上，檢視朱熹與張栻往來書信，從交換程門所傳義理，到時政意見，每有心得，彼此商討，如乾道八年（西元一一七二年）與張栻討論《洙泗言仁錄》，強調「專務說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不免有所忽略」，必須「主敬致知交相為助」71_{，朱熹並且作〈仁說〉}_、_{〈巧言令色說〉以相補充}72_{，其間討論持續至乾道} 九年（西元一一七三年）。可見朱熹已從湖湘察識之學，更進於操存涵泳工夫的思考，朱熹講「仁」，特別留意其中操存工夫，下學上達，也成為詮釋四書的重要關鍵，淳熙元年（西元一一七四年）完成〈觀心說〉，結束與湖湘學者的論戰，云：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理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不正而異其名耳。「惟精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異而反其同者也。……若「盡心」云者，則格物窮理，廓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理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若前所謂「精一操存」之道也。73 從操存涵泳，體會心體之要，進而貫串四書義理內涵，朱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為依據，已是〈中庸章句序〉申明「道統」之傳的重要觀點，重訂《大學》、《中庸》章次，更是與張栻多所商議的結果74_{。束景南更依據兩人往返書信，輯出《中庸章句》二稿殘文，} 檢視張栻對於朱熹注解文字的提醒，以及朱熹思想的演變75_{。淳熙四年（西元一一七七年）} 張栻與朱熹討論《癸巳論語解》，〈與張敬夫論癸巳論語說二十一〉保留九十八條討論文字，更可窺見朱熹援據《論語集注》提供之意見，以及採納張栻之說的情形76_{，關乎朱熹思索} 「序」〈記論性答藁後〉，頁 3787～3788。 70 朱熹撰〈大學章句序〉，《四書章句集注》，頁 1。 71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三冊卷三十一「書」〈答張敬夫六〉，頁 1180。 72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七冊卷六十七「雜著」〈巧言令色說〉，頁 3380～3381。〈仁說〉，頁 3390～3392。 73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七冊卷六十七「雜著」〈觀心說〉，頁 3389～3390。 74 乾道、淳熙之際，為朱熹完成四書體系重要時期，束景南撰《朱熹年譜長編》據《張南軒先生文集》中答朱熹書信考云：「按書十三言及魏掞之疾危，魏卒於乾道九年閏正月。……可見朱熹先約在十月寄《中庸章句》首章，然後約在十二月寄去全本《中庸章句》。朱熹之草成《中庸章句》約在十一二月間。」頁 480。按：《朱子文集》卷三十一〈答張敬夫十〉標為「壬辰冬」，內容討論「在中之義」，而〈答張敬夫十一〉則舉出《中庸章句》。頁 1186～1188。據此可以了解朱熹在乾道八年壬辰年冬其實已經完成《中庸章句》，只是尚未定稿，所以往復書信商討，按覈《朱子文集別集》卷六〈答林擇之十三〉載云：「近看《中庸》，於章句文義間，窺見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理，如繩貫棊局之不可亂，因出己意，去取諸家，定為一書，與向來《大學章句》相似，未有別本可寄，只前日略抄出節目，今謾寄去，亦可見其梗概矣。」頁 5226～5227。卷三十三〈答呂伯恭三十六〉云：「《中庸章句》一本上納……《大學章句》并往……『此謂知之至也』一句，為五章闕文之餘簡無疑。更告詳之，系於經文之下，卻無說也。」頁 1313～1314。朱熹已經釐訂《大學》、《中庸》章次，但似乎尚未完成補傳，於「上納」下文注「此是草本，幸勿示人」，但其實朱熹已將所見，寄予友人，廣徵意見。 75 束景南撰〈中庸章句二稿殘文〉（淳熙元年，1174 年），《朱熹佚文輯考》（鹽城：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年 12 月），頁 101～105。 76 按覈九十八條內容，頗可窺見朱熹援據《論語集注》之處，如第一條「學之為言，效也」，同於《論語集注》，頁 47；第八條「惟尹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不忍』者最為慤實。而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斟酌事理，尤得其當。」《論語集注》於「三年無改於父之道」一章，確實引尹氏、游氏之說，頁 51。可見朱熹頗採《論語集注》作為論析之依據。不過其中也有援取張栻意見補充者，如第二十八條即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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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四書之體系與內容，皆可見張栻之影響。至於與呂祖謙論交，溯自隆興元年（西元一一六三年）77_{。呂氏家學淵博，聲名早著，不} 僅代表浙東學派，學術兼容並蓄，更具有中原文獻傳承的地位，兩人皆為一方學術領袖，對於時政、學風，意見交流，乃是情理之常。《朱子文集》收錄一百零四封寄予呂祖謙的書信，數量之多，遠超過他人，朱熹甚至委託教養長子朱塾，可見交誼深厚，往返密切。然而按覈朱熹書信，似乎更在於嘗試影響呂氏觀點，兩人差異所在，乃是儒學之取向不同，呂氏務求其廣，朱熹希求其深，〈答呂伯恭四〉云：來教又謂：「吾道無對，不當與世俗較勝負。」此說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卻著不得許多異端邪說，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見得箇精明純粹底無對之道；若和泥合水，便只著箇無對包了，竊恐此無對中，卻多藏得病痛也。78 包括對於佛學，以及蘇軾、蘇轍之蜀學，兩人立場明顯不同，然而與張栻的論辨，呂氏其實也多有參與，〈答呂伯恭九〉云：「〈知言疑義〉再寫，欲奉呈，又偶有長沙便，且寄欽夫處，屬渠轉寄。若到，千萬勿示人，但痛為指摘為幸。」79_{三人學術之交流，於此可見。} 乾道六年（西元一一七○年）朱熹既悟中和之旨，確立學術方向，遂與呂祖謙講論《中庸》首章之旨，〈答呂伯恭四〉云：熹舊讀程子之書有年矣，而不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兩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不敢自外，輒以為獻，以左右之明，尊而行之，不為異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不為世俗卑近苟簡之論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不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不可量矣。80 按覈〈中庸首章說〉與《中庸章句》，文字並不相同，但旨趣相近，鋪排更多81_{，「涵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遂為朱熹標舉之修養法門，只是朱熹更在意於呂祖謙體會道體渾然之餘，應細察文理，分別精粗本末。乾、熙之際，則是參與朱熹有關《大學》、《中庸》之思考，〈答呂伯恭三十二〉、〈答呂伯恭三十三〉、〈答呂伯恭三十六〉、〈答呂伯恭三十七〉、〈答呂伯恭三十八〉諸篇，陳來先生繫於淳熙元年（西元一一七四年）82_{，商討從《家語》所} 錄所得之啟發，請求「條示所未安者」，到強調「未成之書，若緣此流布，不能不誤人耳」所撰《集注》已依此文寫入矣。」今本《論語集注》確實是徵引「張敬夫曰」，頁 89。朱熹博納意見，於此可見。但第三十條「蓋周子〈太極〉之遺意，亦已寫入《集注》諸說之後矣。」但今本《論語集注》「知者動，仁者靜」一章並未列舉，頁 90。想必日後又予以刪除。見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三冊卷三十一「書」〈與張敬夫論癸巳論語說二十一〉，頁 1205～1234。 77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三冊卷三十三「書」〈答呂伯恭一〉，頁 1277。陳來撰《朱子書信編年考證》繫於孝宗隆興元年，頁 25。 78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三冊卷三十三「書」〈答呂伯恭四〉，頁 1280～1281。 79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三冊卷三十三「書」〈答呂伯恭九〉，頁 1288。 80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三冊卷三十三「書」〈答呂伯恭四〉，頁 1279～1280。 81 朱熹撰〈中庸首章說〉強調「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夾持」的工夫，《中庸章句》從「天以陰陽五行化萬物，氣以成形，而理亦賦焉」說起，則是置於理氣架構而論。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七冊卷六十七「雜著」〈中庸首章說〉頁 3373～3374。 82 陳來撰《朱子書信編年考證》「孝宗淳熙元年」，頁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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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 83_{，顯見朱熹《大學》}_、_{《中庸》之見，逐漸成形，呂祖謙皆參與其中，}_{〈答呂伯恭四十二〉} 還保留朱熹思索《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辟」讀為「僻」的線索84_。其他，_〈答呂伯恭十九〉慨嘆「精神已昬」，「兩月間只看得兩篇《論語》」85_{，〈答呂伯恭二十〉略述} 講論四書心得86_{，在在顯示朱、呂交誼，以及呂祖謙對於朱熹思索的協助。當然如果進一} 步分析，朱熹與張栻學術交流為多，與呂祖謙則有更多的問慰溝通，或許出於呂祖謙世家門風，「喜和不喜爭，喜融通不喜矯激」的態度，遂少有學術爭執87_{。然而淳熙二年（西元} 一一七五年）呂祖謙往赴朱熹寒泉精舍，匯整周、張、二程講論，共同編訂《近思錄》88_，以及引介陸九齡、陸九淵兄弟的鵝湖之會，不僅關乎北宋理學的整理，也代表南宋兩大儒學路徑的調和，呂祖謙主導整合工作，乃屬宋代理學大事，雖然朱、陸之別，始終未能化解，但朱熹在「易簡」與「支離」路徑之間，展開更深刻的思索，則是極具意義，如〈答張敬夫十八〉一書，批評陸九淵自信太過外，也重新檢視自己的詮釋方式，云：舊讀《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切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勒，懍然度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來病痛不少，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句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說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兩項功夫做了，下稍看得支離，至於本旨，全不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說經者，不過只說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索經文，訓詁經文不相離異，只做一道看了，直是意味深長也。《中庸》、《大學章句》，緣此略修一過，再錄上呈，然覺其間更有合刪處。《論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方欲為之，而日力未及也。89 一方面對於經文本旨的看重，另一方面則是對於「支離」的揚棄，於是注解務求精鍊切要，說明必求其當，痛加檢討之餘，朱熹全面調整四書詮釋方式，開展了經學思想的另一個進程，束景南先生認為自此朱熹脫離四書「集解」時期，開啟了「集注」階段，思想之躍進，終於有淳熙四年（西元一一七七年）第一次總結四書的成果90_{。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釋} 義務求精要，用語務求簡約，此一訴求，可見陸九淵的影響，只是朱、陸之間關乎儒學路 83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三冊卷三十三「書」〈答呂伯恭三十二〉、〈答呂伯恭三十三〉、〈答呂伯恭三十六〉、〈答呂伯恭三十七〉、〈答呂伯恭三十八〉，頁 1309～1316。 84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三冊卷三十三「書」〈答呂伯恭四十二〉，頁 1322。今《大學章句》「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句，朱注「辟，讀為僻。」頁 8。原本《禮記注疏》（臺北縣：藝文印書館，1985 年 12 月）鄭注：「譬猶喻也。」頁 986。以「譬」為解，釋義確實不甚明晰。事實上，《毛詩注疏》（臺北縣：藝文印書館，1985 年 12 月）卷十八〈大雅．蕩〉「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箋云：「其政教又多邪辟，不由舊章。」頁 641。亦以「邪辟」為解，朱熹改讀為「僻」，不可謂無據。 85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四冊卷三十四「書」〈答呂伯恭十九〉，頁 1349。 86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四冊卷三十四「書」〈答呂伯恭二十〉，頁 1350 87 錢穆撰《宋明理學概述》（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7 年 6 月），頁 199。 88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八冊卷八十一「跋」〈書近思錄後〉，頁 3994 89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三冊卷三十一〈答張敬夫十八〉，頁 1196～1197。 90 束景南撰《朱子大傳》第九章「鼎足分合：朱呂陸三會」及第十章「丁酉年：生平學問的第一次總結」，頁 35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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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I 徑的思考，日後擴及〈太極圖說〉之論辯，關注所在，乃是儒學路徑的分歧91_{，與撰作《四} 書章句集注》並無直接關聯，也就不再細加討論。然而淳熙十六年（西元一一八九年）朱熹正式序定《四書章句集注》，對於《大學》仍是廣徵朋友意見，〈答范文叔一〉云：《大學》之序，固以致知為先，而程子發明未有致知而不在敬者，尤見用力本領親切處。今讀來諭，知於主一蓋嘗用功，則致知之學宜無難矣，而尚欲更求其說，何耶？熹舊讀《大學》之書，嘗為之說，每以淺陋，有所未安，近加訂正，似稍明白。親知有取以鋟木者，今內一通，幸試考之，或有未當，卻望誨諭。然切告勿以示人，益重不韙之罪也。92 范仲黼，字文叔，為張栻門人93_{，與朱熹論學友好，日後更同入「偽學逆黨籍」中}94_，朱熹於《大學》分別經傳，移易補作，改動頗多，既已經「鋟木」，然而卻又謙言「勿以示人」，則其思索未止，於此可知。慶元元年（西元一一九五年）朱熹又寄新改內容，云：「《大學》近閱舊編，復改數處，今往一通，試以舊本參之，當見鄙意也。」95_{今既無從比對，進程} 難以確知，但朱熹以新革舊，毫無懈怠，於《四書章句集注》，廣徵意見，反復思量，乃是一生以之之學術工作。

五、與知舊門人論學

朱熹撰作《四書章句集注》除與友人切磋外，知舊門人間的講論與協助，更是得力頗多，以朱熹任同安主簿，兼主縣學，親為縣學諸生講授《論語》，《朱子文集》卷七十四所收〈論語課會說〉即為開講之論，提醒「諸君第因先儒之說，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96_{，朱熹謙言教學相長，而「考諸日用」}_、_「有以自得」正反映朱熹對於聖道的追求方式，朱熹〈答戴邁〉云：熹來此，得足下於眾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論，而知足下之所存，若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論語》之說授諸生，諸生方愕眙不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為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陋之辭，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說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熹雖荒落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說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 91

詳見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撰《朱熹的思惟世界》（臺北：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6 年 5 月）第九章「朱熹與陸九淵」，頁 285～328。 92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四冊卷三十八「書」〈答范文叔一〉，頁 1599。 93 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七十二〈二江諸儒學案〉，頁 2410。 94 偽學逆黨籍，宰執有四人，待制以上十三人，餘官三十一人，武臣三人，士人八人，共五十九人，朱熹為待制以上之首，范仲黼則於餘官之列。詳見李心傳編《道命錄》（上海：上海印書館，1937 年 6 月）卷七下「偽學逆黨籍」，頁 81～83。李心傳撰《建炎以來朝野雜記》（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7 月）甲集卷六「學黨五十九人姓名」頁 139。以及不著撰人《兩朝綱目備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三二九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年 3 月）卷五「丁酉籍偽學」，頁 764。 95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四冊卷三十八「書」〈答范文叔二〉，頁 1600。陳來撰《朱子書信編年考證》繫此書於「寧宗慶元元年」，頁 379。 96 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八冊卷七十四〈論語課會說〉，頁 3728～372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撰作史料編年輯證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