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的陶瓷賞鑑及建盞傳世相關問題

(1)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特聘教授 1_{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故宮瓷器錄》第一輯‧宋元（臺中：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1961），頁314-321「金宿州窯」。

宋人的陶瓷賞鑑及建盞傳世相關問題

謝明良*

前言

宋代文人對於生活周遭陶瓷以及著名瓷窯作品外觀特徵之具體掌握，是今日人們所望塵莫及的。如南宋人周煇撰成於紹熙三年（1192）的《清波雜志》（卷五）提到作者十多年前出訪金國時，親眼目睹當地人竟然是使用著釉色瑩淨、貨真價實的定窯瓷器，相對之下，近時流通於市肆者乃是安徽宿州、泗州一帶瓷窯所燒造的倣定器，非定窯真品。上述周煇有關定窯真偽的判斷，以及明白道出倣定瓷窯產地的見識實在令人佩服。宿、泗兩地的倣定製品至今未能從窯址得到證實，不過清代嘉慶年間藍浦著《景德鎮陶錄》（卷八），倒也提及宿州、泗州陶瓷「悉仿定窯器色」。或許是受到這類傳統文獻的影響，清室善後委員會也一度將不少清宮傳世現藏於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明清時期白瓷定名為「金代宿州窯」。1 【摘要】本文將宋代茶盞所謂兔毫、油滴和鷓鴣斑等色釉，納入宋人以人工手法再現自然界的「造作的自然」之脈絡中進行觀察，認為兔毫或鷓鴣斑等其實是宋代的時尚裝飾，是許多瓷窯共同追求倣製的色釉效果，著名的建盞不過是其中傑出的案例之一。另外，本文還討論了流傳於日本的一群品相高妙的建盞，推測其輸入途徑多樣，當中可能包括明代皇帝的賞賜品。關鍵詞：兔毫、油滴、鷓鴣斑、聯珠紋、建窯茶盞

(2)

《清波雜志》另載作者有一回遇見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後人趙仲檝，時年逾八旬的仲檝拿出幾件北宋大觀年間（1107－1110）景德鎮所燒造、窯戶以為是妖物之釉色鮮紅似朱砂的窯變瓷，對著周煇說道：「比之定州紅器，色尤鮮明」。景德鎮的宋代紅釉瓷雖乏正式的考古發掘報導，但私人藏品中偶可見到施罩銅紅釉的製品（圖1）；近年廣西永福窯田嶺窯亦見類似銅紅釉瓷盞（圖2），2_{此間接說明《清波雜志》的該一記事並非無稽之談。另外，} 今日學界在談論北宋汝窯時經常援引的一段記事，即：「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為油（釉），唯供御撿退方許出賣」，也是出自周煇的見聞。蘇軾的陶瓷學養亦不遑多讓。《東坡志林》提到：北宋時期玉器其實不多，而辨別玉器真偽的方法之一，便是用定窯碗盤類因採用覆燒，致口沿留下一圈俗稱芒口的澀胎來檢驗玉石的硬度，定窯芒口所不能傷者才為真玉。其次，蘇軾對於定窯的外觀特徵和物理特性亦知之甚詳，如《獨酌試藥玉滑盞》（《蘇軾詩集》卷三四）談到：時人有以鉛玻璃製成的酒杯冒充玉器，而這類企圖魚目混珠的玻璃杯的造型則又是模倣自定窯瓷器。我認為，像是蘇軾這樣精到的觀察很能體現宋代文人對於自然界或周遭人工製品的好奇與尊重，後來蘇軾又曾知中山府（今河北定州），雖然時間短暫且重點在治安和邊防，但其和轄下的定窯陶瓷可說有著不解之緣。北宋宣和五年（1123）徐兢奉命出使高麗，回國後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當中提及高麗人稱青瓷為翡色，相對於高麗青瓷碗、盤、花瓶等器式與定窯近似，青瓷薰爐則大概和浙江越窯祕色瓷或河南汝州新窯器相類似。在徐兢這一短短的記事中其實涉及了在當時已為古董的「越州古祕色」、時髦的「汝州新窯器」，以及高麗國「翡色」青瓷，其見識可謂廣博。這樣看來，儘管出身於泰州低層官僚家庭的周煇「家藏故書幾萬卷」（《清波雜志》北宋紹熙四年（1193）張貴謨序），又曾遍歷揚州、饒州、信州等地，此對於個人陶瓷知識之累積應有所助益，但若結合前引趙仲檝、蘇軾和徐兢等人之 2_{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考古60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413；張志剛等，〈廣西宋代窯田嶺窯紅釉和綠釉的研究〉，收入羅宏傑等編，《´09古陶瓷科學技術7國際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頁299-308。

(3)

相關言談，可以認為宋代人們對於生活周遭事物的好奇和關心，才是其對陶瓷入微觀察的要因，而此一生活態度遂使日用常器提昇成為鑑賞對象一事成為可能，進而促使各地手工藝作坊製品品質的提昇，嶄露頭角者則蔚為全國的時尚而成了眾所追逐的名品。

一、兔毫盞

有關陶瓷鑑賞的宋代文獻，以吟詠茶盞兔毫或鷓鴣斑等色釉紋理的詩詞最為常見，內容也最為具體。如蔡襄《茶五首‧試茶》：「兔毫紫甌新，蟹眼清泉煮」就提到兔毫紋茶盞。從蔡襄於北宋皇佑年間進呈仁宗後修定於治平元年（1064）的《茶錄》（下篇）所載：「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新造者紺黑，紋如兔毫」；以及南宋祝穆《方輿勝覽》（卷十一）〈建寧府‧土產〉：「兔毫琖，出甌寧（甌寧縣屬宋代建州的附郭縣，北宋元佑四年（1089）析建安縣置）」，可知原屬建安縣地的甌寧縣境內，今福建省建陽縣水吉鎮建窯是兔毫茶盞的著名產地（圖3）。另外，如果比較《宣和遺事》：「政和二年（1112）……，又以惠山泉建溪異毫盞烹新貢太平嘉瑞茶，賜蔡京飲之」；北宋徽宗《大觀茶錄》：「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蘇軾元佑四年（1089）《送南屏謙師》：「來試點茶三味手，忽驚午盞兔毛班」，則「兔毫」、「異毫」、「玉毫」、「兔毛」可能都是宋人形容茶盞瓷釉所見毛毫狀紋理的用語。此一判斷歷來學者均無異議，3_{目前已為學界的常識。} 另一方面，除了蔡襄《茶錄》等少數文獻明確提及兔毫盞產自建窯，絕大多數北宋詩文在吟詠茶盞瓷釉之毫狀紋理時，並未敘明茶盞的產地，這一情況至南宋時期依舊沒有改變，如紹興年間進士楊萬里《以六一泉煮雙井茶》：「鷹爪新茶蟹眼湯，松風鳴雪兔毫霜」，也是側重瓷釉紋理而未言及茶盞的製造地點。就目前的考古及傳世資料看來，宋代的兔毫盞的確以建窯的品格最高，蔡襄在其《茶錄》中也明白宣稱茶盞「以建安兔毫盞為上品， 3_{中尾萬三，}〈天目茶碗考〉，《陶磁》，8卷3期（1936），頁14；小林太市郎，《東洋陶磁鑑賞錄‧中國篇》（東京：便利堂，1950），頁181-182。

(4)

價亦甚高」，但卻也提及「出此外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可見宋代詩文所歌詠的兔毫茶盞雖然可能以建窯製品佔絕大多數，但建窯之外，其實還存在許多燒造帶有兔毫紋黑釉盞的窯場。我們只需翻閱1990年代《唐物天目》特展圖錄，便可輕易得知福建省境內的閩侯縣南嶼窯（圖4）、福清市石坑窯（圖5）等瓷窯亦燒造有兔毫黑釉盞。4 _{福建省之外，如江西省景德鎮湖田} 窯、5_{浙江省臨安縣淩口鄉窯}、6_{四川省都江堰市金鳳窯（圖6）}、7_重慶市塗山窯、8_{廣元窯以及北方地區河南宜陽窯}、9_{河北省觀台窯}、10_{山西省懷仁} 窯、11_{陝西省耀州窯等許多瓷窯都曾生產兔毫盞。}12_{由於以鐵為呈色劑的黑} 釉是宋代各瓷窯的共通色釉，因此若暫不論成品的高低檔次或兔毫的紋理效果，幾乎可以認為兔毫盞是宋代常見的基本器類。就此而言，黃山谷於崇寧四年（1105）因收受自成都遠道來訪友人范寥所贈新茶而作的詩中提到「乳花明兔毛」之兔毫茶盞，是否確如以往學者所認為一定來自建窯？其實已無從證實。倒是受貶謫居嶺南宜州的黃山谷在與范寥見面後不過數月即與世長辭，而如前所述，四川都江堰、重慶等宋代瓷窯亦燒造有兔毫盞，設若范寥 4 茶道資料館，《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窯出土天目と日本傳世の天目—》（京都：茶道資料館，1994），頁88，圖89（i），頁91，圖93。 5 蕭發標，〈淺析黑釉瓷在湖田窯的興燒原因〉，《福建文博》，1996年2期，頁86。 6_姚桂芳，〈論天目窯〉，《中國古陶瓷研究》，4（1997），頁66。 7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顏勁松等），〈都江堰市金鳳鄉瓦崗壩窯發掘報告〉，收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成都考古發現（2001）》（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圖版 17。 8_{重慶市博物館（陳麗瓊）}，〈重慶塗山窯小灣瓷窯發掘報告〉，收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彩版陸之2。另外，關於四川地區黑釉盞還可參見：陳麗瓊，〈試談四川天目〉，《景德鎮陶瓷》，21（1983），頁79-84。 9 楊磊，〈試析河南黑釉瓷—兼談與建陽窯的區別〉，《福建文博》，1996年2期，頁103；邢寶玉，〈淺談河南天目瓷的裝飾藝術〉，《福建文博》，1996年2期，頁114。 10 北京大學考古系等，《觀台磁州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267及彩版29 之4等。 11 水既生，〈山西古窯址所見油滴和兔毫〉，《中國古陶瓷研究》，2（1988），頁9-13。 12_{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宋代耀州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461，圖224；陳顯求等，〈宋耀州兔毫盞〉，收入郭景坤主編，《古陶瓷科學技術（3）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7），頁86-94。

(5)

竟是攜帶新茶兼當地茶盞來到嶺南和窮途困頓的山谷共享茶趣，似乎也未嘗不可？同樣的，山谷詞《西江月》有「兔褐金絲寶盌，松風蟹眼新湯」句。然而，呈現出「兔褐金絲」效果的茶盞，到底是屬以往學者所認知的建窯兔毫盞？抑或是於建窯兔毫盞上另施加某種金彩的瑰麗製品？13_{當然也是不得而} 知。由於福建武夷山遇林亭窯燒造有於黑釉上以金彩繪飾放射線狀梳紋的茶盞（圖7），14_{因此不能排除所謂「兔褐金絲」正是以金彩線描來模擬金絲般} 的兔毫盞？無論如何，儘管建窯兔毫盞是宋人心目中的茶器名品，然而釉的兔毫紋理一旦成了時尚裝飾，必定就會促使其他許多瓷窯起而倣效。只是各窯陶工巧妙不同，除了以釉中結晶來顯現兔毫之外，還可以使用金彩來達成此一目的，至如江西吉州窯般於黑釉上施白釉，燒造後因釉化合所形成的呈黃綠、藍白等不規則色調的所謂蛋斑釉，往往亦具兔毫的效果（圖8）。15_另外，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定窯黑釉斑紋盌（圖9），16_{也可能是定} 窯陶工意圖模倣兔毫或所謂鷓鴣斑的製品，甚至可能即明代許次紓《茶疏》所載「茶甌古取定窯兔毛花者」的「兔毛花」定盞？

二、鷓鴣斑盞

鷓鴣斑盞也是宋代著名的茶具，屢屢見於茶詩中。如江西石門寺詩僧惠洪《與客啜茶戲成》：「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甌絞刷鷓鴣斑」；黃山谷《滿庭芳》：「研膏濺乳，金鏤鷓鴣斑」。從字面上看來，鷓鴣斑有時亦具兔毫特徵，故而詩人才會以「金鏤鷓鴣斑」來譬喻。南宋陳蹇叔《送新茶李聖喻郎中》：「鷓鴣椀面雲縈字，兔褐甌心寫作泓」，也是分別以鷓鴣斑和兔毫 13_{小林太市郎，}《東洋陶磁鑑賞錄‧中國篇》，頁179-180。 14_{福建博物館（林公務等）}，〈武夷山遇林亭窯址發掘簡報〉，《福建文博》，2000年2期，頁 36，圖17之7。 15_余家棟，《江西吉州窯》（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2），頁49，圖55。 16_{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龍泉窯、哥窯及其他各窯（東京：學習研究社， 1974），圖70，當時定名為建陽窯「烏金釉鷓鴣斑盌」。

(6)

來形容同一只茶盞。不過有關鷓鴣斑的具體面貌學界有諸多說法，迄今未有定論。題為北宋陶穀撰《清異錄》〈禽名門，錦地鷗〉條載：「閩中造盞，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珍之，因展蜀畫鷓鴣於書館，江南黃是甫見之曰：鷓鴣亦數種，此錦地鷗也」。相對於1930年代中尾萬三認為鷓鴣斑即今日俗稱的「油滴」，17_{1950年代小林太市郎則援引太常博士蘇頌奉仁宗敕所撰《圖經} 本草》關於鷓鴣載曰：「今江西、閩、廣、蜀、夔之州郡皆有之，形似母鷄，頭如鶉，臆前白點有如珍珠，背毛有紫赤浪文」，另列舉宋人祝穆《方輿勝覽》：「兔毫盞出建寧水吉」且注曰：「黃魯直詩謂建安瓷盌鷓鴣斑」，主張鷓鴣斑即鷓鴣鳥背之紫赤浪文，亦即茶褐色兔毫狀毛斑，所以鷓鴣斑即兔毫。18_{看來認為鷓鴣斑即兔毫者是強調鷓鴣鳥背上不同顏色相間的羽紋，而} 認為鷓鴣斑即油滴者則是重點於鷓鴣鳥胸前狀如珍珠的白色斑點。其次，從近年建窯窯址出土的黑釉鐵鏽斑作品（圖10）或一件底刻「供御」的黑釉白斑點殘件（圖11），19_{以及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同類標本看來（圖} 12），所謂的鷓鴣斑釉也有可能是指這種於黑釉上筆蘸白釉或鐵料點飾而成的作品。20_{另外，林忠幹曾援引南宋時期建陽人祝穆《方輿勝覽》：「君} 謨《茶錄》：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然毫色異者，土人謂之毫變盞，其價甚高，且難得之」主張前引建窯窯址出土的黑釉鐵銹斑應即祝穆所見的「毫變盞」。21_{無論如何，上述各種說法其實只是將個別現存實物逕與文獻} 或鷓鴣鳥不同部位之羽紋進行外觀的主觀比較，故其結論是否得當？已無從檢證。另一方面，從前引《清異錄》「閩中造盞，花紋鷓鴣斑」及山谷《和答梅子明王揚點密雲龍》：「建安瓷盌鷓鴣斑」等記載可知，福建省建窯是鷓 17_{中尾萬三，}〈天目茶碗考〉，頁15。 18 小林太市郎，《東洋陶磁鑑賞錄‧中國篇》，頁170、173。 19_曾凡，〈「建盞」的新發現〉，《文物》，1990年10期，頁96。 20 曾凡，〈關於建盞「鷓鴣斑」問題〉，收入李家治等《古陶瓷科學技術》2（上海：上海古陶瓷科學技術研究會，1992），頁475；謝明良，〈《清異錄》中的陶瓷史料〉，收入《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社，2008），頁325，圖5、6。 21_{葉文程、林忠幹，}《建窯瓷》（南昌市：江西美術出版社，2000），頁29-30。

(7)

鴣斑茶盞的著名產地之ㄧ。而若依據科學家對於建窯油滴釉和兔毫釉形成機理的探討，則油滴的形成是因燒成時鐵的氧化物在該處富集，冷卻時這些局部逐漸形成飽和狀態並以赤鐵礦和磁鐵礦的形式從中析出晶體所致，而兔毫的形成則可能是由於燒成過程中釉層中產生的氣泡將其中的鐵質帶到釉面，當燒到1300℃以上高溫釉層流動時，富含鐵質的部分就流成條紋，冷卻時從中析出赤鐵礦小晶體所致。22 雖然鷓鴣斑建盞的具體面貌已難實證，不過設若將一群釉面帶自然斑點結晶之今日俗稱的油滴釉，以及於釉上加飾白色或鐵鏽斑點，外觀明顯有別於兔毫的斑飾建盞做為詩文所見鷓鴣斑盞的第一候補，那麼所謂鷓鴣斑建盞雖是當時膾炙人口的名品（圖13），卻絕非建窯陶工的專利。除了俗稱「北方油滴」的山西窯系（圖14）以及日本學者所命名「河南天目」磁州窯系製品之外，河北省定窯以及前引燒造有兔毫盞的陝西耀州窯（圖15）、四川金鳳窯和江西吉州窯亦同時生產鷓鴣斑盞（圖16）。23_{燒造有兔毫釉的瓷窯同} 時可見油滴或鷓鴣斑釉一事似乎不難理解，因為其均是釉在燒成冷卻中所產生的析晶，如果以近年來科技工作者對於建窯黑釉的分析為例，則釉在高溫段冷卻速度較慢時，釉料生成析晶，之後若快速冷卻析晶無法生長即出現油滴，若冷卻速度緩慢析晶能充分生長即出現鷓鴣斑，如果釉料在高溫時流動性大，析晶過程同時發生流釉則生成兔毫。24_{另一方面，從現存實物看來，} 各地瓷窯陶工為了表現做為時尚的鷓鴣斑紋可說各盡巧思，比如說，山西太原孟家井、介休洪山等瓷窯頗擅長由赤鐵礦和磁鐵礦晶體構成的結晶釉，懷仁小峪村窯甚至可見滴斑高出釉面由鈣長石晶構成的紅色斑點，25_而磁州窯 22 中國矽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283-284。 23_{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宋代耀州窯址》，頁461，圖22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顏勁松等），〈都江堰市金鳳鄉瓦崗壩窯發掘報告〉，頁286；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4（江西）（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81。另外，定窯油滴釉見：臺北述鄭齋藏品。 24_張列等，〈建窯天目釉研究〉，收入郭景坤主編，《´_{05古陶瓷科學技術6 國際討論會論文} 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頁254-358。 25_水既生，〈山西古窯址所見油滴和兔毫〉，頁11引黃瑞福等，〈油滴黑釉器的研究〉，《景德鎮陶瓷》，1984年1期，頁39-40。

(8)

系觀台窯雖見斑點結晶黑釉盞（圖17），26_{但宋金時期北方民間瓷窯則多於} 黑釉上點飾鐵斑，亦即採用人工點飾的簡便手法達成紅黑對比鮮明、醒目的斑飾（圖18）。27

三、聯珠式梅的蹤跡

宋瓷所見習稱的梅花飾計二類，Ⅰ類因其大致地表現出五隻花瓣和當中的花蕊，所以似可稱之為象生梅，除了彩繪作品之外，江西吉州窯另有以剪紙漏釉技法來營造這類梅飾的製品（圖19）。Ⅱ類是由中心圓珠和外圍的五聯珠所構成，雖然其是否確屬梅花仍有待釐清，不過就外觀的形式而言，或許可稱為聯珠式梅。相對於Ⅰ類象生梅或於折枝梅上方另飾弦月比擬暗香疏影的梅月紋，Ⅱ 類聯珠式梅更是宋代南北各瓷窯普遍能見的裝飾圖紋。儘管聯珠紋飾於中國史前彩陶經常可見，28_{戰國時期的玻璃珠飾更是頻繁能見由六隻圓珠環繞內} 珠，俗稱「七曜」的聯珠紋，29_{以及本文所謂聯珠式梅（圖20）。}30_不過，承繼唐代裝飾意念而流行於宋代的聯珠式梅是否和戰國時期類似紋飾同屬一脈？目前還難遽下斷言，而戰國時期的聯珠紋飾到底是否和河南安陽殷墟出土飾件所見林巳奈夫所謂「星紋」有關？31_{抑或曾受西方類似紋樣的影響？} 26 北京大學考古系等，《觀台磁州窯址》，彩版29之1。 27_{國立中央博物館美術部，}《國立中央博物館藏中國陶磁》（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 2007），頁168。 28_{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等，}《青海柳灣》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圖134之1、 2。

29_Hsien-ch´_{I Tseng & Robert Paul Dart,}Charles B. Hoyt Collection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1964), vol.Ⅰ, pl. 4;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

（王輝等），〈張家川馬家原戰國墓地2007—2008年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10期，頁31圖15。 30_{干福熹等，}《中國古代玻璃技術的發展》（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頁13，彩圖7之13。 31_{林巳奈夫，}《殷周時期青銅器紋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東京：吉川弘文館， 1986），頁189-190及圖版14之59。

(9)

亦有待證實。總之，聯珠式梅經常見於七世紀後半至八世紀初的所謂盛唐三彩（圖21），32_{如河南鞏縣窯鉛釉藍彩碗，碗內壁和碗心共計六處裝飾著聯} 珠式梅，33_{有趣的是六處聯珠式梅因成內一外五排列，故同時構成另一個大} 面積的聯珠式梅（圖22）。類似的裝飾構思於宋代屢見不鮮，如廣州西村窯白瓷劃花盤盤心部位（圖23），34_{或1970年代江西新建出土的白瓷枕枕面中} 央部位都可見到類似的裝飾佈局（圖24）。35_{另外，屬於山西瓷窯系的一件} 油滴黑釉碗更是匠心獨具，36_{即於滿佈銀色斑點的內壁裝飾五簇由相對稀疏} 斑點所匯聚而成的圓團，其與碗心油滴鏡面共同營造出一種前所未見、極富巧思的聯珠式梅（圖25）。不過，相對於這類幾乎可說是出神入化、將團狀聯珠梅飾於油滴釉的特殊案例，宋瓷聯珠梅一般多是做為一種便捷的裝飾隨意地點飾在作品之上（圖26），37_{或者如織品上的團花飾般相間排列於器表，} 前引臺大藝術史所藏之「供御」款鷓鴣斑碗殘件所見聯珠式梅則是飾於碗心（同圖12）。另外，京都野村美術館收藏的一件建窯兔毫盞，其碗內外壁近口沿處一側飾上一下二計三個「×」連結而成的圖案，除內壁對側並排裝飾三枚聯珠式梅，外壁近口沿處亦飾一枚聯珠式梅（圖27），38_{是前所未見的} 珍奇作例。裝飾技法亦不一而足，如河南新密法海寺塔地宮出土之帶北宋咸平元年（998）紀年的著名三彩舍利匣，方門上方所見絞胎聯珠式梅是以象嵌技法嵌入的（圖28）。39_{值得一提的是朝鮮半島全羅北道扶安郡柳川里窯高} 32 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中國陶磁篇Ⅰ》（東京：東京美術， 1988），頁60，圖233。 3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郭木森等），〈河南鞏義市黃冶窯址發掘簡報〉，《華夏考古》， 2007年4期，頁108，圖13之1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黃冶窯考古新發現》（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5），頁141。 34_{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香港：商務印書館等，1993），頁308，圖467。 35_余家棟，《吉州窯》中國古陶瓷標本‧江西（廣州市：嶺南美術出版社，2002），圖138。 36 德川美術館等，《天目》（名古屋：德川美術館等，1979），圖54。 37_{千年邢窯編輯委員會，}《千年邢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233。 38 野村文華財團，《續野村美術館名品圖錄》（京都：野村文華財團，1993），圖46。另外，該茶碗的局部彩圖是由該館學藝部長谷晃先生所提供，謹誌謝意。 39 清晰彩圖見：朝日新聞社等，《唐三彩展　洛陽の夢》（大阪：大廣，2004），頁129，圖 98。

(10)

麗青瓷標本亦見聯珠式梅，係於內心鐵斑環繞五隻白泥點（圖29）；40_韓國中央博物館藏花口帶頸瓶的頸部可見做為獨立圖案的聯珠式梅，但器身部位的同樣點飾則是寓意花蕊（圖30）。41_{其實，相對年代約於十五世紀的泰國} Kalong青瓷鐵繪亦見聯珠梅飾（圖31），42_{而十六世紀日本美濃志野燒}43_或十七世紀織部燒更是頻見聯珠梅飾，甚至將象生梅和聯珠式梅並列於同一畫面（圖32）。44_{此外，香港九如堂收藏的一件內外壁滿飾叢叢花形斑點圈紋} 的建窯黑釉盞，45_{暫且不論其是否為燒造過程中的半成品以致觀者一眼即能} 識別出釉表人為加工的繪飾，如果仔細觀看釉面的花形圈紋，不難察覺各朵花形飾其實是由數個變形圈紋所組成，個別朵花飾則呈「七曜」式或本文所稱的聯珠式梅（圖33），看來這件釉色有如星空奇幻景色的曜變式黑釉盞，基本上只是建窯陶工為表現聯珠紋飾所採行的一種裝飾技法罷了。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認為：聯珠式梅是宋代時尚的裝飾母題，然而各瓷窯陶工或因經濟效益成本考量，或為因應特定的消費族群並受限於個人的藝術修為，總之，為了表現此一流行題材無不使出渾身解數，理所當然地選擇自身擅長的手法來達成此一終極使命，其結果正如上引諸例生動地呈現出各瓷窯的風格，優劣立判，其中福建建窯和山西窯系油滴釉的表現技法既含蓄且饒富韻味，故其格調當然相對較高。至於朝鮮半島相對年代約在十一世紀的高麗青瓷聯珠式梅裝飾無疑也應置於此一時代流行趣味的脈絡中予以掌握。就此而言，過去長谷部樂爾主張高麗青瓷此類鐵繪圖紋是受到中國南方如廣州西村窯等特定瓷窯影響的看法，46_{未免執拗。} 40_{梨花女子大學校博物館，}《扶安柳川里窯高麗陶瓷》（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 1983），頁65，圖163。 41_{國立中央博物館，}《高麗青磁名品特別展》（首爾：通川文化社，1989），頁196，圖278。 42_{尾崎直人，}《タイカンボジアの陶磁》（福岡：福岡市美術館，1996），圖124。 43_{林屋晴三編，}《世界陶磁全集》5（東京：小學館，1976），圖69。 44_{竹內順一編，}《織部　いわゆるオリ　べイズムについて》（歧阜市：歧阜縣美術館，1997），頁99圖52、頁118圖76、頁130圖94、頁138圖105等參見。 45_{李略鳴編，}《九如堂古陶瓷藏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308-311，圖380。 46_{長谷部樂爾，}〈梅花文の高麗青磁〉，《朝鮮の古文化論讚—中吉先生喜壽記念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87），頁261-262。

(11)

然而流行於宋代並為之後各朝手工藝製品所沿用、影響及至今日的聯珠式梅，果真只是單純地對於梅花的模倣借鑑嗎？宋人高承《事物紀原》有一則談及女子顏面塗施或貼飾花子（花鈿）及其起源的記事，即：「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一？）日臥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經三日洗之乃落，宮女奇其異，競效之，花子之作，疑起於此。」（卷三「花鈿」條引《雜五行書》）認為眉間花鈿或兩頰靨鈿之妝法是源自南朝五世紀時壽陽公主的一次偶發事件。相對的，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以為花子是遭受武則天黥面之刑的上官昭容所發明，而靨鈿則源自鄧夫人，即：「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卷八「黥」）；「靨鈿之名，蓋自吳孫和鄧夫人也。和寵夫人，嘗醉舞如意，誤傷鄧頰（中略）左頰有赤點如痣，視之，更益甚妍也，諸嬖欲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而進幸焉。」（卷八「黥」）姑且不論唐宋人關於花鈿的起源傳說是否正確？就現存的圖像資料看來，中國女子貼飾、塗施花鈿案例目前只能上溯唐代，其中陝西西安盛唐三彩女俑眉間飾四花子，47_{阿斯塔那唐墓絹畫女子面額可} 見聯珠形靨鈿（圖34）；48_{敦煌莫高窟唐代第9窟壁畫女子花鈿則呈五隻聯珠} 造型（圖35），49_{後者不由得會讓人想起前引「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之} 壽陽公主的記事。50 早在1920年代，志田不動磨已曾撰文考證中國女子塗施、貼飾花子一事乃是受到外國的影響。51_{田邊勝美進一步指出：西元前二到一世紀西土耳其} 47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陳有旺），〈西安王家墳村第90號唐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8期，頁29，圖上。清晰彩圖參見：MIHO MUSEUM，《長安　陶俑の精華》（滋賀縣：MIHO MUSEUM，2004），頁73，圖47。 48_{田邊勝美，}《ガンダーラから正倉院へ》（京都：同朋社，1988），頁116，圖49。 49 本文所揭示的描圖是轉引自：孫機，〈唐代婦女的服裝與化妝〉，《文物》，1984年4期，頁62，圖12之5。 50 田邊勝美，〈正倉院鳥毛立女圖考（Ⅰ）花鈿、靨鈿と白毫相の起源に關する試論〉，《岡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術館研究紀要》，4（1985），頁112。 51 志田不動磨，〈支那に於ける化粧の源流〉，《史學雜誌》，40卷9期，頁47-98。

(12)

斯坦出土的灰泥製女神像眉間或兩頰已見圓形花子，而相對年代約在二至三世紀的犍陀羅造像亦可見到花鈿面飾，阿富汗斯坦或烏茲別克共和國四至五世紀都市遺址出土的黏土質女神像也有聯珠形花鈿，因此花鈿明顯起源於西土耳其斯坦，而後因貴霜族移住犍陀羅致影響到該地區的佛教造像，並隨著佛教文化和伊朗文化的東漸傳入東土耳其斯坦、中國和日本；52_{大谷探險隊} 於和闐一帶亦曾獲得飾聯珠花鈿的佛頭，其相對年代約於四至五世紀（圖 36）。53_{值得留意的是，做為唐代花鈿發源地之ㄧ的犍陀羅地區造像所見花} 鈿有的即呈聯珠式梅造型（圖37），54_{而其內心珠施紅彩，外圍五聯珠為黑} 彩之內外珠色差對比的構思，正和前引東京國立博物館盛唐三彩蓋罐所見於褐釉內珠圍飾五只白釉聯珠（同圖21），或河南鞏縣窯址標本所見外圍五只鈷藍聯珠的意象相符（同圖22），可以想見兩者之間的淵源關係。另外，前引莫高窟壁畫女子花鈿或甘肅麥積山五代壁畫進香婦女花冠也可見到類似的紋樣（圖38）。 55_{這樣看來，中國唐代婦女的花鈿裝飾，很有可能可溯源自} 西方具有祥瑞（xvarnah）意涵的聯珠飾，從考古發掘出土的唐代染纈亦可見到聯珠式梅飾，而唐三彩鉛釉陶上的此類圖紋亦具染纈般之暈染效果，56_故可推測西來的聯珠式梅又有可能同時經由織物染纈圖樣之中介而流行於唐代。就此而言，宋代陶瓷的聯珠式梅之原型既可能是承襲自唐人的花鈿或靨鈿，也有可能是來自唐代染纈圖紋的啟示。無論如何，宋代陶工往往又將聯珠飾和梅花予以混淆，以致於出現了介於本文Ⅰ類和Ⅱ類之間難以名狀的變形梅飾。 52_{田邊勝美，}〈正倉院鳥毛立女圖考（Ⅰ）花鈿、靨鈿と白毫相の起源に關する試論〉，頁 97-117及同氏，《ガンダ－ラから正倉院へ》，頁111-155。 53_{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大谷探險隊將來品篇》（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71），圖17。 54_{田邊勝美，}《ガンダ－ラから正倉院へ》，彩圖Ⅲ之2。 55 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下篇（臺北：龍田出版社，1981），頁233，圖92之1。 56_王，〈中國古代絞纈工藝〉，《考古與文物》，1986年1期，頁74-88。另參見，方憶，〈唐三彩彩釉工藝與唐代染纈工藝關係之初步探討〉，《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2期，頁71。

(13)

四、造作的自然

宋人對於以人工的手法再現自然界中兔毫、鷓鴣等可稱之為「造作的自然」一事，表現出極大的興致且樂此而不疲，江西省吉州窯（圖39）57_或陝西省耀州窯（圖40）58_{等瓷窯燒製的所謂玳瑁斑釉也是模倣現實玳瑁的人為} 造作。在此一脈絡當中，河北省井陘窯址出土的於黑釉上鐵繪心形或半弧形等不規則裝飾的製品（圖41），59_{其和於黑釉上方以白釉繪飾連續圈點紋的} 吉州窯蛋斑釉彩製品（圖42），60_{極有可能都是企圖呈現某種還有待吾人確} 認的自然紋理。尤可注意的是，定窯窯址也出土了不少柿釉中顯現銀黑圈點結晶、變幻詭譎的標本（圖43），61_{其瑰麗幻化程度幾可媲美日本靜嘉堂文} 庫美術館藏著名的所謂曜變建盞（圖44）。北宋吳則禮《同王子和過張氏小園》詩云：「隱幾黃鸝供好音，更遣驚人十樣錦，並澆宿昔江湖心（原詩注：張氏有定州窯變茶甌，名十樣錦）」（《北湖集》卷三），我認為這類讓詩人刮目相看以致記上一筆的定窯窯變十樣錦茶盞，會不會就是前引定窯柿釉窯變標本？實在耐人尋味。另外，明代《茶疏》提到定窯兔毛花茶盞，想來也有可能即臺灣故宮藏定窯黑釉斑點紋碗（同圖9）。後者斑點柿色中略顯黃，貴氣十足，所以不排除日本德川時代《和漢茶誌》載錄的色黑如烏、點飾金液的茶盞62_{正是指這類定窯製品？} 鷓鴣斑茶盞不僅受到宋代文士的歌詠，日本五山僧人萬里集九作於明應二年（1493）的《啜鷓鴣椀》云：「饒州茶碗鷓鴣斑，添得蒼梧日暮雲」（《梅花無盡藏》）。由於饒州即景德鎮，也因此我以前是頗為贊同滿岡忠成等日本學者的指摘，即漢學造詣深厚、熟稔宋詩的五山僧人其實只是借用 57 蔣玄佁，《吉州窯》（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圖32。 58_{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5‧陜西（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155。 59 國家文物局，《1998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91，圖右。 60_{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8‧安徽（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172。 61 王莉英等，《定窯瓷鑑定與鑑賞》（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3），頁22，圖5；彩圖另參見臺北述鄭齋藏破片。 62 此轉引自：中尾萬三，〈天目茶碗考〉，頁17。

(14)

宋人吟詠鷓鴣斑建盞的文句，非真有饒州鷓鴣斑碗。63_{然而，應予留意的是，} 著名詩僧惠洪詩有「點茶三昧須饒汝，鷓鴣斑中吸春露」（《石門文字禪》卷八），詩中所謂的饒汝，無疑分別是指饒州景德鎮窯和河南汝州窯茶盞，前者以白瓷為生產之大宗，後者則是青瓷的著名產地。問題是，五山僧人萬里集九果真是套用了惠洪的錯誤資訊，還是饒、汝二地確實燒造有鷓鴣斑茶盞？如果不細究成品檔次的高下，景德鎮亦燒造有黑釉兔毫盞和滴狀結晶斑盞一事已為考古發掘所證實，64_{而若就本文所主觀理解的鷓鴣斑看來，其面} 目多歧且並存在多種加工效果。其實，前引蔡襄《茶錄》在談及建窯新燒造的黑釉盞後還不忘說道：「其青白盞，鬪試家自不用」，這就明白指出黑釉盞是當時鬥茶的新興道具，但一般喫茶自亦可用青白瓷等釉色淺淡的茶盞；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程大昌《演繁錄》也說：「按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盞，用大湯効，色正白」，此均說明了宋人喫茶陶瓷茶盞絕不限於黑釉一種。考慮到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偶可見到釉上點施鐵斑的作品，65_所以也不排除五山僧人和惠洪正是使用裝飾著鐵繪的青白瓷盞來喫茶？

五、建盞賞鑑的變遷

相對於窯址所見數量龐大的廢品堆積，出土有建盞的墓葬卻極稀少，而若就這些少數出土有建盞的宋墓墓主的階級而言，江蘇江浦縣南宋慶元元年（1195）墓主張同之曾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係宋代詞人張孝祥之子；66_南京江寧縣牧龍鎮伴出「秦待制位」銘銀邊釦墓，據報告書推測墓主可能是秦 63_{滿岡忠成，}《日本人と陶器》（京都：大八洲出版株式會社，1945），頁116。另外，長谷部樂爾亦承襲此說，見同氏，〈中國陶磁の傳世について〉，《MUSEUM》，356（1980），頁6。 64_蕭發標，〈淺析黑釉瓷在湖田窯的興燒原因〉，頁86。 65_彭適凡，《宋元紀年青白瓷》（香港：莊萬里文化基金會，1998），頁44，圖12；彭適凡，〈江西發現幾座北宋紀年墓〉，《文物》，1980年5期，圖版肆之2等。 66_{南京市博物館，}《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文物》，1973年4期，頁64，圖11。

(15)

檜之孫秦堪（待制建康郡侯）。67_{參酌文獻所載北宋時期以建盞喫茶者包括} 徽宗、蔡襄、蔡京以及黃庭堅，其使用層級涵蓋了帝王、官僚和文人，可以認為上引兩座南宋墓所反映的建盞消費層並非偶然。儘管元代不再流行以黑盞鬥茶，但從文獻記載看來，元代不乏使用建盞飲茶的記事，如太宗時期中書令耶律楚材《西域從王君乞茶因其韻七首》：「隱隱春雷玉一芽，建郡深甌吳地遠」即為一例。其次，姚燧《牧庵集》：「吳侯建盌侔紫鐵，表裏兔毫瑩鋪雪」則表明姚燧友人馬希聲所持有的建盞之口沿還裝鑲有金屬邊釦。無獨有偶，韓國新安木浦打撈上岸原定由浙江寧波赴日本途中卻不幸失事沉沒的至治三年（1323）沉船，所出數件建窯黑釉盞當中亦見口鑲金屬釦者（圖45）。68_{由於新安沉船建盞當中個別少見使用} 痕跡，有的甚至是收貯於筒形木箱，受到高規格的保存，同時入元以後建窯也不再燒造新安船般形制的黑釉盞，故學界一般都同意該元代沉船建盞應是傳世的宋代古物。除了推測原本擬駛往日本的新安元代沉船，東北亞韓半島69_{或日本福岡} 市博多等地遺跡亦見少量建窯黑釉盞標本。70_{相對的，東南亞或中近東地區} 遺址迄今似未見建窯黑釉盞的確實出土報導，福建定海海域宋代白礁一號沉船雖亦見不少黑釉盞，但多屬同省福清、南嶼等地燒製的所謂倣建，並無建窯真品。71 67_{南京市博物館（顧蘇寧）}，〈南京江寧縣牧龍鎮宋秦檜家族墓清理簡報〉，《東南文化》，1988 年2期，頁58，圖3之3、6。另外，1970年代發掘安徽合肥北宋家族墓，於二號墓及四號墓（宣和二年，1120年，包永年墓）雖出土有黑釉盞，但胎呈白色；其次，1980年代發掘的政和八年（1118）合肥宋太師舒國公孫及其妻大丞相文穆公孫呂氏墓，雖亦出土黑釉兔毫盞，然亦呈白胎。看來應非建窯產品。報告參見：安徽省博物館（吳興漢），〈合肥東郊大興集北宋包拯家族墓群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刊》，3（1980），頁 177圖44、頁178圖47；合肥市文物管理處（彭國維），〈合肥馬紹庭夫妻合葬墓〉，《文物》，1991年3期，頁30，圖11。 68_{文化財廳，}《新安船》（木浦：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2006），頁324，圖43。 69_{國立中央博物館美術部，}《中國陶磁》（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07），頁338，圖216。 70_{森本朝子，}〈博多遺跡群出土の天目〉，收入前引茶道資料館，《唐物天目》，頁195。

71_{Sarah Kenderdine,“ Bai Jiao 1-the excavation of a Song Dynasty Shipwreck in the Dinghai}

area, Fujian Province,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24: 4 (1995), pp. 254, 256, ﬁg. 12.

(16)

72（明）田藝蘅，《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下卷，頁1273所附謝國楨抄錄自《留留青》（1614年刊）卷六「龍泉窯」條。 73 滿岡忠成，《日本人と陶器》（京都：大八洲出版株式會社，1945），頁103-116。雖然，從文獻記載可間接窺知建窯黑釉盞於元代仍舊受到相當程度的珍重，不過入明以後有關建盞的鑑賞則出現了巨大的轉折。比如說洪武二十年（1387）曹昭《格古要論》「古建窯」條載：「建碗盞多是効口，色黑而滋潤，有黃兔毫、滴珠，大者真」，既稱許建窯的釉色且教人辨明真偽，卻又評價說：「但體極厚，俗甚，少見薄者」（明萬曆年周履靖校刊《夷門廣牘》本）。曹昭嫌棄厚胎建盞的趣味傾向和北宋蔡襄《茶錄》說建盞「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盛讚建窯厚重胎骨一事實有天壤之別。弔詭的是，由於建盞胎骨粗厚能耐火焙高溫以致常被轉用成煉丹製藥的道具，如明代周定王朱橚等《普濟方》：「用建盞一隻於火上鎔鉛成汁」（卷三百十七）、「以建盞坐炭火熬成膏」（卷二百九十五）；或王肯堂《證治準繩》：「先用砒末安建盞中，次用白礬末蓋之，用火煅」，勉強算是建盞的附帶實用價值。《格古要論》於明代天順年間由王佐進行了增補，惟曹昭對於建盞的負面評價於明代亦非孤例，因為隆慶六年（1572）田藝蘅《留青日札》在品評歷代陶瓷時甚至論定「建安烏泥窯品最下」。72_{另外，清初王世禎《弇州四} 部稿》說：「蔡君謨論云：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紺黑，紋如兔毫，（中略），余偶獲一建窯，與君謨所傳合而價不能當汝十之ㄧ，問之拾遺人不知也。然試茶則宣窯白而尤妙，今烹法亦與君謨不同矣」，可說是公允地記述了建盞由於茶法的改變而漸退出中國歷史舞臺的一段滄桑。

六、日本國的建盞鑑賞—兼談日本傳世建盞名物的取得途徑

相對於中國明代人對於建盞的負面評價，日本則對建盞讚賞有加，甚至成了將軍家象徵身分地位的格式道具。早在1940年代滿岡忠成已曾爬梳例舉日本古文獻所見天目、建盞、油滴或曜變等記事結合茶道具的變遷進行了頗得要領的論述，73_{而1970年代佐藤豐三將鎌倉（1183－1333）至室町（1338}

(17)

－1573）時期關於建盞、天目的記事製表條列，進一步提供學界檢索的便捷途徑。74_依據滿岡、佐藤兩氏輔以日本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可以輕易得知「建盞」一名最早出現於北条十五代執權，歿於元弘三年（1333）的金澤貞顯書簡（《金澤文庫古文書》104號），亦即由金澤貞顯予鎌倉稱名寺方丈劍阿的書簡中提到貞顯向劍阿借用「建盞」等茶具，另有一封同樣是予劍阿的信還提及將建盞裝鑲金屬釦邊（《金澤文庫古文書》141號）。換言之，早在貞顯卒歿的元弘三年（1333）之前建盞已為日本喫茶的知名茶器，此一時間點不由得會讓人聯想到前述失事沉沒於至治三年（1323）新安船所見裝鑲有金屬釦的建盞（同圖45），其應該就是日方向貿易商販訂購的茶道具。除了「建盞」之外，鎌倉覺寺塔頭佛日庵基於元應二年（1320）底帳而撰成於貞治二年（1363）的《佛日庵公物目錄》可見「窯變（曜變）」；成書於貞元五年（1349）至應安五年（1372）收錄做為模範文本具有教科書性質的《異制庭訓往來》見有「油滴」；撰成於康曆年間（1379－1381）的《新札往來》則見「盞」。雖然「窯變（曜變）」、「油滴」和「盞」可能是日本茶人或商販針對茶盞外觀特徵的直截命名或分類，亦即將本文籠統歸類的所謂建窯鷓鴣斑區分成「窯變（曜變）」和「油滴」，而若依據傳為小堀遠州（1579－1647）所書內箱「曜變」金粉字形，而箱中收藏者實為「油滴」（根津美術館藏，重要美術品），可知「曜變」有時亦包括「油滴」。75_{另外則又以「盞」指涉江西吉州窯所謂玳瑁斑盞。不過，此一分類} 是否合宜？相對而言，所謂「窯變（曜變）」或「油滴」可否以宋人文集頻見的「鷓鴣斑」予以概括？可能人言言殊，難有共識。儘管如此，由於日本相關文獻存世不少，故可提供我們理解建盞於日本區域的賞鑑變遷以及其在歷史上曾經扮演過的角色。 74_{佐藤豐三，}〈天目と茶〉，收入德川美術館等編，《天目》（名古屋：德川美術館等， 1979），頁235-238。 75_{矢部良明，}《唐物茶碗》（京都：淡交社，1999），頁39。類似的以「曜變」涵括「油滴」之例，還見於大名茶人松平不昧（1751－1818）箱書「曜變缽」（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重要文化財），參見上引書，頁41。

(18)

有關室町將軍家之中國文物鑑賞與收藏，以《君台觀左右帳記》的記載最為重要。該書有能阿彌及其孫相阿彌等兩系列版本，其中又以文明八年（1476）能阿彌撰（即群書類從本）和永正八年（1511）相阿彌書（即東北大學本）最常為學者所引用。76_{其內容主要是記載將軍家藏中國畫作以及書} 院道具和茶道具，並給予等第品評。尤可注意的是，該書內容又和記述六代將軍足利義教（1394－1441）在御花園天皇行幸時，向天皇展示之陳設於室町殿（花御所）庭院南北會所的裝飾鑑賞道具，由能阿彌於永享九年（1437）筆錄的所謂《室町殿行幸御記》多所重疊。77_{姑且不論兩者之間的版本學內} 容考證，78_{於《君台觀左右帳記》〈土物類〉作者依據建盞的外觀特徵將} 之細分類，並予等第兼及價格。即：「曜變」（萬疋）；「油滴」（五千疋）、「建盞」（三千疋），其品格要遠高出列於其後但不予標價的一般黑釉盞（「烏盞」）79_{或「景德鎮窯」（「饒州碗」），甚至官窯製品（「琯} 瑤」）。若以永正八年（1511）即相阿彌書《君台觀左右帳記》時米價一石約七百六十九文來計算，80_{值錢萬疋（十萬文）的「曜變」建盞確實是個龐} 大的數字。日本對於建盞的此一高度評價和十餘年前，即明天順三年（1459） 76 有關《君台觀左右帳記》各版本的介紹，可參見谷晃，〈『君台觀左右帳記』の成立に關する一考察〉，《野村美術館紀要》，3（1994），頁73-100。 77 佐藤豐三，〈室町殿行幸御記〉，收入《東山御物》（東京：根津美術館，1976），頁 160-168。 78 林左馬衛，〈（校註）《御座敷御かざりの事》〉，收入前引《東山御物》，頁169-197。另外，《君台觀左右帳記》的版本、內容及其與《御記》的關係，可參見林左馬衛，〈《君台觀左右帳記》と《御記》の傳記〉，收入前引《東山御物》，頁146-159。 79_{所謂「烏盞」的具體所指目前不明。有認為烏盞即建窯黑釉盞（今泉雄作，}〈君台觀左右帳記考證〉，《國華》，40（1893），頁74；奧田直榮，〈天目〉，德川美術館等，《天目》，頁197-198），或北方磁州窯系所燒造之所謂河南天目（佐藤豐三，〈天目と茶〉，頁242）。近年赤沼多佳則主張「烏盞」亦來自於建窯，但其和油滴等建盞的不同之處在於是呈口沿外卷，口部以下斜直內收；內底心較窄的造型。赤沼文見：〈天目再考〉，收入東洋陶磁學會三十週年紀年《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東洋陶磁學會，2002），頁78-79。 80 百瀨今朝雄，〈室町時代における米價表―東寺關係の場合―〉，《史學雜誌》，66卷1期（1957），頁65。

(19)

王佐增補曹昭《格古要論》「古建窯」批評建盞「俗甚」的負面評論大異其趣。從《滿濟准后日記》永享六年（1434）六月五日條載明使節謁見足利義教將軍時「內官建盞ヲ取違進云云，唐禮歟」或《看聞御記》永享七年（1435）十一月三十日「內裏御物又申出，銀建盞」，等記載可知建盞是將軍家茶禮的重要道具，甚至可做為賞賜之用，如文安三年（1446）撰成的《文安田樂能記》載：「將又銀御建盞同台仝盆為祝著とて拜領」即為一例。81_其次，《蔭涼軒日錄》詳實記載了建盞裝飾金屬釦邊所需時間以及銀釦建盞的價格，如明應二年（1493）八月十八日條：「於銀工五藤宅，建盞之金覆輪著付，晚來可出來云云」；延德二年（1490）十一月二十一日條：「建盞ㄧ個，銀覆輪，代二百五十疋」，同年二月二十日條甚至出現「不可有新建盞，可為古建盞」82_{的勸說。我認為「古建盞」應即宋代建窯類型的茶盞，至於「新} 建盞」或許是指福建南平茶洋窯所燒製俗稱的灰被天目，後者頻仍地出土於日本十四至十六世紀遺跡，83_{同時也是日本瀨戶}、美濃天目茶碗主要的模倣對象。84 應予留意的是，明成祖永樂四年（1406）正月十六日曾賜予足利義滿將軍「黃銅鍍金廂口足建盞一十箇」，85_{也就是十件於口沿和底足鑲裝金屬邊} 釦的建盞。由於建窯於明代已不再生產黑釉茶盞並且《萬曆大明會典》又載永樂時賜日本國王「古器、書畫等物」，所以我認為永樂皇帝予足利將軍的建盞有可能就是傳世的宋代古物。86_{此一情事極為重要，因為其不僅涉及了} 81_{中尾萬三，}〈天目茶碗考〉，頁23-25。 82_{佐藤豐三，}〈天目と茶〉，頁237-238。 83_{折尾學、森本朝子，}〈天目茶碗再考―出土遺物からみたその變遷〉，《東アジアの歷史と考古》下（京都：同朋社，1987），頁593。 84_{伊藤嘉章，}〈和物天目―瀨戶、美濃窯における天目の展開―〉，《唐物天目》收，頁226。 85_{《大明別幅並兩國勘合》}，收入湯穀稔編，《日明勘合貿易史料》（東京：國書刊行會， 1983），頁453。 86_{《大明萬曆會典》}，〈給賜二〉，「日本國永樂間賜國王冠服、紵絲、沙、羅、金銀、古器、書畫等物」。

(20)

留存於日本世所罕見、精美絕倫的建盞之可能取得途徑，同時透露出日本將軍家珍藏、展示建盞的政治意涵。以前我曾撰文考察室町將軍家對於中國陶瓷鑑賞與收藏，綜合日本學界的研究現狀指出：自足利義滿（1358－1408）就任第三代將軍以來，公家和武家兩政權的關係發生了急遽的變化，其時朝廷原本擁有的諸多權力大都逐漸轉移至幕府，幕府將軍在實質上已居於日本最高統治者的地位，應永九年（1402）中國明惠帝在中國國書中稱義滿為「日本國王源道義」也表明了該一事實。歷來的日方學者對於實際上已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義滿為何要以臣屬之禮與明國建交有過許多的討論。87_{其中，佐藤進一認為義滿篡奪王權的} 計畫是經由與明國建交，獲得日本國王之稱號而得以完全地實現。同時，與明國的朝貢貿易也保證了義滿在日本區域經濟貿易方面的統治權力。88_另外，脇田晴子在考察足利幕府始終不頒行貨幣，而是由中國進口銅錢時也指出，義滿雖貴為日本實質上的最高統治者，然而在名義上天皇才是至上的存在，將軍既是由天皇所任命，故貨幣的發行權理應歸於天皇所有，因此義滿援用中國貨幣之舉，其實是採取了與日本國王封號同樣的策略。89_{這樣看來，將軍} 家的唐物趣味及其所擁有的大量中國文物，就有可能是日本國王封號策略思維下的另一種展現的方式，不難想像經由朝貢的形式由中國皇帝賜予的中國文物是有著重要的政治象徵功能。事實上，六代將軍義教於永享九年（1437）後花園天皇行幸「室町殿」時，也在殿舍內展示了三十一件「建盞」和四件「油滴」。其中，陳設於南向會所「茶湯棚」的建盞，還鑲有銀白色的金屬釦邊。90_{由於會所展出之道} 具乃是為了因應後花園天皇之行幸而設的，所以也可以說代表武家政權的將 87_{田中健夫，}《中世對外關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第二章，〈冊封關係の成立〉，頁53-94參照。 88_{佐藤進一，}〈室町幕府論〉，收入同氏《日本中世史論集》（東京：岩波書店，1990），頁 115-164。 89_{脇田晴子，}〈物價より見た日明貿易の性格〉，收入宮川秀一編，《日本における國家と社會》（京都：思文館，1992），頁259-260。 90_{佐藤豐三，}〈室町殿行幸御記〉，《東山御物》（東京：根津美術館，1976），頁160-168。

(21)

軍似乎是擬借由此次天皇之行幸，向做為公家政權最高位的天皇誇耀其所擁有的大量唐物道具，並借此展現其於東亞的經貿統治實力，來自中國的建盞因此又有著政治的象徵意涵，成為武家權位的格式道具。套用小野正敏的話來說，此即因擁有和使用而達到權威和財富象徵之所謂「威信財」。91_儘管目前已難確認上述將軍家展示的建盞當中，是否包括部分永樂帝的頒賜品？不過，若將《御記》所載中國文物內容與中國皇帝賜予日本國王的中國物品進行比較，亦即經由前引《大明別幅並兩國勘合》以及相國寺瑞溪周鳳（1391－1473）著《善鄰國寶記》所收明代永樂、宣德時期賜予日本國王之禮品清單與《御記》唐物進行比較，可知室町將軍家唐物和中國皇帝頒賜品多有重疊或雷同，據此可以推測將軍家展示的建盞極可能來自中國皇帝的賞賜。92 在建窯的鑑賞史上，日本傳世的一群品格高逸、精緻度令人嘆為觀止的建盞可說均屬世所罕見的珍品。不過，有關其傳入日本的途徑因難以查核，所以迄今並無定論。由於近代日本茶道界經常以「天目」來指稱「建盞」，而傳說「天目」之語源又來自禪剎林立的浙江天目山，亦即赴天目山參禪的日本禪僧因攜帶建盞歸國，故而日本的消費者遂以「天目」一詞稱呼建盞並沿用至近代。93_{不僅於建久二年（南宋紹興二年，1191）歸國的日僧西曾師} 事天目山東北峰之徑山萬壽禪院無準和尚，其所著《喫茶養生記》所形容口廣底窄、茶湯久熱難冷的茶甌特徵確實也和建盞相合。94_{其次，備受日本僧} 侶愛戴的著名禪師中峰明本亦駐在天目山，明本的法系屬所謂破庵派，是自無準師範、雪巖祖欽、高峰原妙一脈而來，除了無準的弟子無學祖元等曾赴日傳道，日本禪僧更是爭相至天目山明本處參禪，其中最早參天目山宣揚明 91_{小野正敏，}〈威信財として貿易陶磁と場―戰國期東國を例に〉，收入同氏等編，《戰國時代の考古學》（東京：高志書院，2003），頁553-564。 92_謝明良，〈十五至十六世紀日本的中國陶瓷鑑賞與收藏〉，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7（2004），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頁335-336。 93_{小山富士夫，}《天目》陶磁大系38（東京：平凡社，1974），頁89。 94_{中尾萬三，}〈天目茶碗考〉，頁8-9。

(22)

本法統的日本僧人是德治元年（1306）入元的遠溪祖雄。值得留意的是，距遠溪祖雄在正和五年（1316）歸國不過二十年，於建武二年（1335）《泊寺院打入惡黨等交名文書》（《大日本史料》，六篇之二）已經出現「天目盞」的記載。95_{問題是被日本禪僧攜帶回國的茶盞到底是何面貌？目前已無從知} 曉。相對而言，浙江天目山一帶亦存在有燒造兔毫或鷓鴣斑茶盞的窯址，境內並曾發現治平年間（1065－1067）重修天目寺石碑一通。96_{雖然，就我個} 人所主觀理解的禪僧藝術品味而言，並不認為赴中日本禪僧僅僅因為近水樓臺就逕自使用與建盞檔次相隔懸殊的土產粗質茶盞。然而類此之判斷同樣無法實證。另一方面，現藏於日本的建盞當中包括部分流傳有緒的名品，設若以經國家指定的四件「國寶」為例，則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曜變」建盞原為德川幕府（1603－1868）寶物（柳營御物），經稻葉美濃守正則（1634－1683），於大正七年（1918）由小野光景購入，後歸靜嘉堂文庫創辦人岩崎彌之助（1851 －1908）（同圖44）。其餘三件建盞計兩件「曜變」、一件「油滴」，其傳世經緯分別是：德川家康（1543－1616）→德川賴房（1603－1661）→藤田平太郎（1918年購入）→藤田美術館（曜變）（圖46）；豐臣秀次（1568－ 1595）→西本願寺→三井八郎右衛門→若狹藩主酒井家→安宅英一（1901－ 1994）→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油滴）（同圖13）。至於京都大德寺龍光院藏「曜變」建盞據內箱箱書可知是龍光院開山江月宗玩（1574－1643）舊藏，但推測原持有者可能是江月和尚之父、著名堺茶人津田宗及（－1591）（圖47）。97_{這樣看來，以上四件國寶級建盞至遲於十七世紀已傳入日本，} 而龍光院藏曜變建盞更可能上溯十六世紀。不僅如此，如果依據前引《君台觀左右帳記》或永享九年（1437）能阿彌筆《室町殿行幸御記》〈土物‧曜變〉：「こきるりうすきるリの、ほし」即於黑釉浮現濃琉璃、淺琉璃般星辰， 98 95_{佐藤豐三，}〈天目と茶〉，頁238。 96_姚桂芳，〈論天目窯〉，《中國古代陶瓷研究》，4（1997），頁63-75。 97_{高橋義雄，}《大正名器鑑》第六篇（東京：アテネ書房，1997），頁1-8，頁15-17；小山富士夫監修，《茶碗》1，中國．安南（東京：平凡社，1972），圖1-3、5及解說。 98_{林左馬衛，}〈（校註）《御座敷御かざりの事》〉，頁192（東北大學狩野文庫本）。

(23)

則被品評為天下至寶、值錢萬疋的曜變建盞之外觀特徵，確實和日本指定三件國寶「曜變」相符，特別是和原德川將軍家藏現歸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的曜變建盞極為近似。如前所述，《室町殿行幸御記》是記錄室町幕府六代將軍足利義教（1429－1441）執政時室町殿（花御所）庭院南北會所中的裝飾道具內容和陳設情況，其目的是為因應後花園天皇之行幸所設，亦即意圖向天皇炫耀其所有的包括來自中國皇帝所贈予的唐物。由於三代將軍足利義滿曾獲明成祖永樂頒賜「黃銅鍍金廂口足建盞一十箇」，所以我認為六代將軍足利義教向天皇展示的建盞原是永樂皇帝賞賜其先祖的傳世品。換言之，現歸靜嘉堂文庫美術館所有，內壁滿布藍白虹彩有如宇宙星空之獨一無二的曜變建盞，極有可能原為明代皇室蒐儲的古物，後由成祖永樂賜予受封為「日本國王」的義滿而輾轉流傳至今日。雖然，這件被《君台觀左右帳記》評為天下至寶值錢萬疋的曜變建盞，因無法契合山上宗二（1544－1590）認為最能體現冷、枯、瘦之侘茶風，而一度被其撰成於天正十四年（1586）的俗稱《山上宗二記》的茶道傳書中貶為「代物カロキモノ也」，即價值平平的茶碗，99_{不過萬治三年（1660）刊之} 《玩貨名物記》則又予以平反，重新給予「名物」的評價。100_{另外，從歷來} 茶會記所見建盞的使用例或元祿七年（1694）刊之《當流茶之湯流傳集》記載可用建盞袪毒的傳說，101_{不難得知建盞於日本所受珍重的程度。因此，薩} 摩藩於寬永三至五年間（1626－1628）向琉球王府訂購的唐物清單中即見「ふるきさう茶はん」（宋代古茶盞）和「天目けんすんそ外品々」，另從《華夷變態》（卷二十）「回拾九番福州船之唐人共申口」載元祿六年（1693）琉球人曾赴福州購入古物道具和古畫，亦可說明琉球人得自中國的古文物曾 99_{矢部良明，}〈冷、凍、寂、枯の美的評語を通して近世美學の定立を窺う〉，《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25（1990），頁69。 100_{《玩貨名物記》}〈諸方道具分　天目〉部「ようへん　稻葉美濃殿」，參見佐藤豐三，〈《玩貨名物記》（校刊）〉，德川美術館等編，《名物茶器―玩貨名物記と柳營御物―》（名古屋：德川美術館等，1988），頁210；竹內順一，〈《山上宗二記》記載の茶道具〉，《山上宗二記研究一》（東京：三德庵，1993），頁61。 101_塚本靖，《天目茶碗考》（京都：學藝書院，1935），頁39。

(24)

經由薩摩商人之手而販售至日本各地。102_{此外，如《通船貿易》所載赴長崎} 貿易的唐船所準備價值不菲的貢獻禮物當中亦見「香合」等「古瓷」。103_所以我認為，流傳於日本的諸多品相高妙的建盞不會是一次性的輸入，而是來自多次而又不同的管道，其中包括明代皇帝的賞賜品。（責任編輯：陳卉秀） 102_{真平房昭，}〈琉球の中國貿易と古美術品の輸入〉，《尚王家と琉球の美展》（靜岡：MOA 美術館，2001），頁114-117。 103_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2），頁373-374；並參見范金民，〈文書遺珍：清代前期中日長崎貿易的若干史實〉，《文史》，90（2010年第1輯），頁 250。

(25)

引用書目傳統文獻（明）田藝蘅《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下卷。近人論著小山富士夫 1974 《天目》，陶磁大系38，東京：平凡社。小山富士夫監修 1972 《茶碗》，1，中國‧安南，東京：平凡社。千年邢窯編輯委員會 2007 《千年邢窯》，北京：文物出版社。小林太市郎 1950 《東洋陶磁鑑賞錄‧中國篇》，東京：便利堂。小野正敏 2003 〈威信財として貿易陶磁と場―戰國期東國を例に〉，收入同氏等編，《戰國時代の考古學》，東京：高志書院。干福熹等 2005 《中國古代玻璃技術的發展》，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文化財廳 2006 《新安船》，木浦：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竹內順一 1993 〈《山上宗二記》記載の茶道具〉，《山上宗二記研究一》，東京：三德庵。中尾萬三 1936 〈天目茶碗考〉，《陶磁》，8卷3期。王 1986 〈中國古代絞纈工藝〉，《考古與文物》，1期。北京大學考古系等 1997 《觀台磁州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水既生 1988 〈山西古窯址所見油滴和兔毫〉，《中國古陶瓷研究》，2。今泉雄作 1893 〈君台觀左右帳記考證〉，《國華》，40。

(26)

王莉英等 2003 《定窯瓷鑑定與鑑賞》，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中國矽酸鹽學會編 1982 《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方憶 2010 〈唐三彩彩釉工藝與唐代染纈工藝關係之初步探討〉，《故宮博物院院刊》，2期。田中健夫 1975 《中世對外關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矢部良明 1990 〈冷、凍、寂、枯の美的評語を通して近世美學の定立を窺う〉，《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25。 1999 《唐物茶碗》，京都：淡交社。田邊勝美 1985 〈正倉院鳥毛立女圖考（1）花鈿、靨鈿と白毫相の起源に關する試論〉，《岡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術館研究紀要》，4。 1988 《ガンダーラから正倉院へ》，京都：同朋社。竹內順一編 1997 《織部　いわゆるオりべイズムについて》，歧阜市：歧阜縣美術館。合肥市文物管理處（彭國維） 1991 〈合肥馬紹庭夫妻合葬墓〉，《文物》，3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顏勁松等） 2003 〈都江堰市金鳳鄉瓦崗壩窯發掘報告〉，收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成都考古發現（2001）》，北京：科學出版社。李略鳴編 2007 《九如堂古陶瓷藏品》，北京：人民出版社。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王輝等） 2009 〈張家川馬家原戰國墓地2007－2008年發掘簡報〉，《文物》，10期。安徽省博物館（吳興漢） 1980 〈合肥東郊大興集北宋包拯家族墓群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刊》，3。百瀨今朝雄 1957 〈室町時代における米價表―東寺關係の場合―〉，《史學雜誌》，66卷1期。伊藤嘉章 1994 〈和物天目―瀨戶、美濃窯における天目の展開―〉，《唐物天目》，京都：茶道資料館。志田不動磨 1929 〈支那に於ける化粧の源流〉，《史學雜誌》，40卷9期。

(27)

折尾學、森本朝子 1987 〈天目茶碗再考―出土遺物からみたその變遷〉，《東アジアの歷史と考古》下，京都：同朋社。赤沼多佳 2002 〈天目再考〉，收入東洋陶磁學會三十週年紀年，《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東洋陶磁學會。谷晃 1994 〈『君台觀左右帳記』の成立に關する一考察〉，《野村美術館紀要》，3。余家棟 2002 《江西吉州窯》，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 2002 《吉州窯》，中國古陶瓷標本‧江西，廣州市：嶺南美術出版社。沈從文 1981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下篇，臺北：龍田出版社。尾崎直人 1996 《タイカンボジアの陶磁》，福岡：福岡市美術館。佐藤進一 1976 〈室町殿行幸御記〉，收入根津美術館編，《東山御物》，東京：根津美術館。 1979 〈天目と茶〉，收入德川美術館等編，《天目》，名古屋：德川美術館等。 1988 〈《玩貨名物記》（校刊）〉，德川美術館等編，《名物茶器―玩貨名物記と柳營御物 ―》，名古屋：德川美術館等。 1990 〈室町幕府論〉，收入同氏，《日本中世史論集》，東京：岩波書店。邢寶玉 1996 〈淺談河南天目瓷的裝飾藝術〉，《福建文博》，2期。林巳奈夫 1986 《殷周時期青銅器紋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東京：吉川弘文館。林左馬衛 1976 〈（校註）《御座敷御かざりの事》〉，收入前引《東山御物》，東京：根津美術館。 1976 〈《君台觀左右帳記》と《御記》の傳記〉，收入前引《東山御物》，東京：根津美術館。長谷部樂爾 1980 〈中國陶磁の傳世について〉，《MUSEUM》，356。 1987 〈梅花文の高麗青磁〉，《朝鮮の古文化論讚―中吉先生喜壽記念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東京國立博物館 1971 《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大谷探險隊將來品篇》，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 1988 《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中國陶磁篇Ⅰ》，東京：東京美術。

(2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2005 《黃冶窯考古新發現》，鄭州市：大象出版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郭木森等） 2007 〈河南鞏義市黃冶窯址發掘簡報〉，《華夏考古》，4期。河原正彥編 2004 《織部の文樣》，東京：東方出版社。松浦章 2002 《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等 1984 《青海柳灣》下，北京：文物出版社。南京市博物館 1973 《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文物》，4期。南京市博物館（顧蘇寧） 1988 〈南京江寧縣牧龍鎮宋秦檜家族墓清理簡報〉，《東南文化》，2期。范金民 2010 〈文書遺珍：清代前期中日長崎貿易的若干史實〉，《文史》，90（2010年第1輯）。林屋晴三編 1976 《世界陶磁全集》5，東京：小學館。姚桂芳 1997 〈論天目窯〉，《中國古代陶瓷研究》，4。重慶市博物館（陳麗瓊） 1998 〈重慶塗山窯小灣瓷窯發掘報告〉，收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脇田晴子 1992 〈物價より見た日明貿易の性格〉，收入宮川秀一編，《日本における國家と社會》，京都：思文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1998 《宋代耀州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陳有旺） 1956 〈西安王家墳村第90號唐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8期。真平房昭 2001 〈琉球の中國貿易と古美術品の輸入〉，《尚王家と琉球の美展》，靜岡：MOA美術館。茶道資料館 1994 《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窯出土天目と日本傳世の天目—》，京都：茶道資料館。孫機 1984 〈唐代婦女的服裝與化妝〉，《文物》，4期。

(29)

高橋義雄 1997 《大正名器鑑》，第六篇，東京：アテネ書房。國立中央博物館 1989 《高麗青磁名品特別展》，首爾：通川文化社。國立中央博物館美術部 2007 《國立中央博物館藏中國陶磁》，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 1961 《故宮瓷器錄》，第一輯‧宋元，臺中：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1974 《故宮宋瓷圖錄》，龍泉窯、哥窯及其他各窯，東京：學習研究社。張列等 2005 〈建窯天目釉研究〉，收入郭景坤主編，《´05古陶瓷科學技術6 國際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野村文華財團 1993 《續野村美術館名品圖錄》，京都：野村文華財團。張志剛等 2009 〈廣西宋代窯田嶺窯紅釉和綠釉的研究〉，收入羅宏傑等編，《´09古陶瓷科學技術7 國際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梨花女子大學校博物館 1983 《扶安柳川里窯高麗陶瓷》，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張柏主編 2008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8．安徽，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8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4．江西，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8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5．陜西，北京：科學出版社。國家文物局主編 1993 《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香港：商務印書館等。 2000 《1998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9 《中國考古60年》，北京：文物出版社。黃瑞福等 1984 〈油滴黑釉器的研究〉，《景德鎮陶瓷》，1期。陳麗瓊 1983 〈試談四川天目〉，《景德鎮陶瓷》，21。陳顯求等 1997 〈宋耀州兔毫盞〉，收入郭景坤主編，《古陶瓷科學技術（3）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曾凡 1990 〈「建盞」的新發現〉，《文物》，10期。

(30)

1992 〈關於建盞「鷓鴣斑」問題〉，收入李家治等，《古陶瓷科學技術》2，上海：上海古陶瓷科學技術研究會。葉文程、林忠幹 2000 《建窯瓷》，南昌市：江西美術出版社。朝日新聞社等 2004 《唐三彩展洛陽の夢》，大阪：大廣。森本朝子 1994 〈博多遺跡群出土の天目〉，收入茶道資料館，《唐物天目》，京都：茶道資料館。彭適凡 1980 〈江西發現幾座北宋紀年墓〉，《文物》，5期。 1998 《宋元紀年青白瓷》，香港：莊萬里文化基金會。湯谷稔編 1983 《大明別幅並兩國勘合》，收入《日明勘合貿易史料》，東京：國書刊行會。奧田直榮 1979 〈天目〉，德川美術館等，《天目》，名古屋：德川美術館等。塚本靖 1935 《天目茶碗考》，京都：學藝書院。滿岡忠成 1945 《日本人と陶器》，京都：大八洲出版株式會社。福建博物館（林公務等） 2000 〈武夷山遇林亭窯址發掘簡報〉，《福建文博》，2期。楢崎彰一編 1977 《世界陶磁全集》3．日本中世，東京：小學館。楊磊 1996 〈試析河南黑釉瓷—兼談與建陽窯的區別〉，《福建文博》，2期。德川美術館等 1979 《天目》，名古屋：德川美術館等。蔣玄佁 1958 《吉州窯》，北京：文物出版社。蕭發標 1996 〈淺析黑釉瓷在湖田窯的興燒原因〉，《福建文博》，2期。謝明良 2005 〈十五至十六世紀日本的中國陶瓷鑑賞與收藏〉，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7（2004），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8 〈《清異錄》中的陶瓷史料〉，收入《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社。

(31)

Kenderdine, Sarah

1995 “Bai Jiao 1-the excavation of a Song Dynasty Shipwreck in the Dinghai area, Fujian Province,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24: 4.

MIHO MUSEUM

2004 《長安　陶俑の精華》，滋賀縣：MIHO MUSEUM。

Tseng, Hsieh-ch´I & Robert Paul Dart

1964 Charles B. Hoyt Collection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vol.Ⅰ, pl.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