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臺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Ⅱ)-揭開「白色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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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7-2631-H-001-004- 執 行 期 間 : 97 年 03 月 01 日至 98 年 12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計 畫 主 持 人 : 張茂桂 共 同 主 持 人 : 林崇偉、吳叡人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級-專任助理人員:賴奇郁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井上智繪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林傳凱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9 年 10 月 26 日
計畫名稱: 臺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II) — 揭開「白色封印」
研究者:
張茂桂、吳叡人、林崇偉
中文摘要 「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始於 2007 年,為台灣第一個以 「外省人」生命經驗為研究及文物典藏對象之國家型數位典藏資料庫。本計畫第 二期延續前期計畫內容,擴大原有典藏品(「家書」、「婦女寫作班」、「返鄉照片」) 新增典藏對象,有三: 一、老兵返鄉運動 一九八七年二月,民進黨發起「自由返鄉運動」,主訴為:被列入「黑名單」 滯留海外不准回台的政治異議人士、原住民不能自由入山;為了聚集訴求焦點, 又以大陸來台退伍老兵及退休公教的返鄉探親為先發訴求,凸顯出老兵返鄉運動 的正當性與迫切性。 「老兵返鄉運動」的成功,是突破早期台灣與大陸間的政治藩籬,在台灣外 省人生命記憶中佔有重要性。隨著第一期計畫口述歷史工作的展開,計畫團隊迫 切地感受到,必須在外省第一代逐漸凋零之前,以數位化的專業,加快「口述歷 史」影音資料的保存建置與典藏,以期忠實地記錄「台灣外省人」因政治而離鄉、 而分隔了的生命記憶,是完整呈現「台灣外省人」在老兵返鄉運動中所爆發出來 的情感,及其中群體記憶與認同的流動和變化。 二、澎湖山東煙台聯中案 此事件為 1949 年以來,台灣「白色恐怖」事件中,涉及人數高達八千名山 東籍流亡學生者。本計畫透過典藏該事件的直接受害者,記錄其口述歷史內容, 於今日少有該事件歷史記錄之餘,增添更多事件真相之口述資料;再者,進一步 收錄與該事件相關之吳鏞祥國大代表日記、文物及照片等。 在此案件裡,可看見近代外省群體生命史中的重要課題:離家、流亡、戰亂、 落地生根等經驗,也看見「白色恐怖」的陰影,是如何對台灣外省人的生命記憶 產生創傷,造成記憶中避談、閃躲、遺忘的「白色封印」,及其漸次痊癒的過程。 三、台灣寄往大陸家書原件之徵集 本計畫由第一期研究成果中,清楚瞭解到過去人為政治藩籬與禁忌下,使得 「家書」所透露的心聲具有震攝人心的效果。但是目前缺少台灣寄往大陸之「家 書」原件,這些「家書」都已寄往中國大陸,本計畫透過前期典藏品貢獻者,再 次取得授權且提供「家書」底稿等,雖已經不是原件,但仍能一探家書信件往來 之樣貌,使其更有典藏價值與意義。Abstract
In this Digital Archive for Memories and Narratives of Taiwan
Waishengren (I) Project, we have pioneered to collect and arche the items
of memories and narratives of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senior citizens of Taiwan Waishengren background since Year-one. The early themes
included “astranded from from home and homeland, missing home and homeland, home letters, and diasporatic experiences”.
In Year-two, we continue three dierections in archiving digital materials.
1) “Old Veteran’s Homebound Movement” occurred in 1986. The movement now stands as the ice-breaking movement that cracked the long-term prohibition of any contacts between people in Taiwan and China. It is also meaningful in illustrating the “inter-ethnic and inter-class” movement that shattered historical taboo. The project archived movement items and document narratives, and archived the events and people who had discriminated or stigmatized the movement.
2) “Refugee Students from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Peng-Hu persecution”. This sub-project was about a group of Waishengren youth
just arrived in Taiwan (temporaily sheltered at Peng-Hu Ise. ) in 1949. It was a part, but a unique part accounts of the White Terror era. Victims involved this case is said to be a few thousands. Using multiple sources of materials including diaries, auto-biographies, and photos and means for interviewing, we achieved an intergrated body of knowledge on this case, on White Terror, and on the diversified lived experiences of mainlander population. Of course, it was be relevant to the enhancement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human rights” dimension.
3) “Letters Sent Back to Mainland”. Wwe have learned about the profound impact of home letters in response to man-made separation and fence. But we were unable to collect the originals. This is because all originals were disepersed and sent out to their receipients in mainland China. This year, we have relied on assistance from participating contributors to retrieve the draft. Reproduction of the draft could not replace the original, but it is the most achievable strategy so far.
中文關鍵詞:台灣、外省人、記憶、敘事、數位典藏、流離、白色恐怖、老兵返 鄉運動、家書
英文關鍵詞:Taiwan 、Waishengren、memory、narrative、digital archive、
目
錄
壹、前言 --- 1
貳、研究目的 --- 5
參、文獻探討 --- 8
肆、研究方法 --- 11
伍、結果與討論 --- 15
陸、參考文獻 --- 44
柒、成果自評 --- 54
捌、附錄 --- 70
壹、前言 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國民黨戰敗轉進來台,除隨政府來台的軍公教人員及 眷屬外,還有許多大量躲避戰爭的政治與經濟性難民,一時外省籍人口大增(李 棟明,1969)。究竟當初有多少外省人來台,一直有許多的不同的估計,除較確 定的六十萬軍人以及十五萬眷屬以外,學者推估此時來台的移民總數從九十萬到 兩百萬不等,據 1990 的人口普查外省族群的人口比例約為百分之十三,總數約 為兩百八十萬人,集中北部地區基隆、台北縣市與桃園新竹地區。這樣百萬人的 遷徙經驗,在世界史上也屬罕見,外省族群遷徙與生根的過程,不僅是台灣當代 史的重要一頁,也是世界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 這些四九年來台的移民,雖然來自三十五個不同的省分,口操不同的語言、 出身於不同的性別、階級、職業,彼此的文化背景差異也相當大,但這個群體仍 然被視為一個群體。這些來到台灣的外省人彼此之間原本也有許多文化及語言上 的差異,不過在當時國民黨政權一些政策影響下,外省人逐漸形成一個具有集體 意識的特殊社會團體,也與本省人之間產生了一些鮮明的對照,省籍差異或是省 籍情結也因此成為一個明顯的社會界線。 根據李棟明整理戶口普查資料顯示,1956年全台外省籍人口男性遠多餘女 性,年齡層分佈主要為20歲到40歲(合計佔46.3%)和0歲到10歲(32.4%)。也就 是說外省族群在遷台初期,主要為5歲以下的孩子以及15歲到39歲的青壯人(民國 35年次以後和25年次以前者)。民國49年前後來台的移民一直等待著會有”回家” 的一天。由於此次移民性質是政治及軍事撤退,此次遷移來台的人口比例故男與 女的性別比例差異懸殊約為三比一(王甫昌,1993),且有許多是隻身隨著軍隊來 台且正值年少的青年人。在台灣年歲漸長,深知回家已經無望,且在當時又許多 的制度限定軍人成家時期的情況之下,有人喊出了”共產黨殺我父母,蔣介石亡 我後代”的口號,透露出無家歸屬的失望與再組家庭的渴望,因此家書與返鄉的 記憶對理解外省族群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在第一期的「臺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數位典藏計畫」中,我們 處理了外省族群自 1945 年陸續來台後的重要生命體驗:離鄉、想家、家書、返 鄉。在第二期(本計畫報告)中,我們除持續針對第一期「家書原件徵集」、「家 書徵文投稿」、「返鄉照片徵集」與「外省女性書寫」作在既有數位化資料提供公 開瀏覽檢索的基礎上擴大典藏範圍並號召更多的參與外,更預定要開拓外省族群 來台後另一個重要的記憶:關於白色恐怖的記憶(我們稱之為白色封印)以及讓 外省族群返鄉夢園的關鍵--「老兵返鄉運動」,還有透過家書返鄉故事照片徵集 的參予者蒐集台灣寫到對岸的家書,嘗試以更多元的角度,以及在外省第一代逐 漸凋零之際,專注在「口述歷史」的影音資料紀錄保存建置典藏,以完整地呈現
「臺灣外省人」因政治而離鄉而分隔了的生命記憶。 圖一﹑臺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第二期工作重點規劃 從現有的檔案局資料,或從學者統計中可以看見(吳乃德,2006),自 1940 末期以來,政府基於有效控制的考量,利用特務系統與軍法審判的機制,而對台 灣的民間社會展開了毛細化的權力流動與監控。而在這樣的過程裏面,便生產出 大批的冤案、假案、錯案。而綜觀現已公開之檔案資料,其中外省籍受難者的比 例竟高達四成之多。就台灣社會的人口組成,外省族群受難者比例之高已遠遠超 過其在總人口組成中所佔的族群比例。 於是,這裡便牽涉到一個結構性的歷史與社會脈絡。自 1945 年台灣歸國民 黨政府管轄,到 1949 年整個國家體制遷入台灣,在這個劇烈的歷史變局中,基 於統治者利益考量,必須對台灣原本的地方社會,以及統治機器各環節的執行者 忠誠進行再檢驗工作。加上中國內部的國共內戰局勢,使得國民黨大規模在台灣 各地產開肅匪、清匪的動作。這也就是 1945-1955 年間,國民黨當局對於所謂「台 灣共產黨省工委會各支部」以及外圍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壓制,以及對 各公部門體系、國營企業、軍方內部「資匪」與「通匪」案的清查。基本上,省 工委會各支部與其外圍組織案,涉案成為多為本省的福佬、客家、原住民族群。 而當時的通匪、資匪案件,則與外省族群有密切關係。由於 1945 年後逐漸移入 台灣定居的外省人,與原鄉即中國大陸的關係較深厚,因此特務經常能以與原鄉 的關係「交代不清」為理由,製造出名義上為通匪、資匪之冤案。 但根據現有的研究,無論是受難者或執行者的口述、或是對檔案資料的釐 清,都顯示這時期所謂「匪諜案」的破獲,有極高比例都是人為製造出的假案與 冤案(例見呂芳上,1999;胡慧玲、林世煜,2004;或見該時期特務系統領導者 之自白,谷正文,1995)。會形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固然與反共、恐共 的心態有關,因此執行機關久有「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的心態;另一 方面,按照當時法律規定,特務人員若破獲匪諜案,不但可以獲高額獎金鼓勵, 並可沒收犯罪者絕大部分的財產做為獎勵。在這種結構性條件的趨勢與誘惑下, 許多原本屬於私人或派系之間的衝突,最後往往導致為大規模的「匪諜案」,而 使許多受難者無辜死於槍下或送入黑牢。
自 1949 年國民政府移入來台,到 1987 年政府宣佈解嚴,再至 1998 年總統 府公佈「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後,這些因戒嚴體制而導 致的人權侵害案例,才逐漸在法律、學術研究、大眾記憶中逐漸獲得平反,而賦 予不同的歷史詮釋與記憶。但即便有這樣的案件,綜觀目前可見的學術與大眾論 述中,仍然極少見到對於外省族群在「白色恐怖」受難經驗下的系統性分析與評 介。 因此,在本年度的數位典藏中,我們決定以 1949 年來,「白色恐怖」的第一 件冤案:涉及八千名山東籍流亡學生的「澎湖山東煙台聯中冤案」(以下簡稱為 「澎湖案」),及同時期由特務系統製造出的一系列案件(如「南下工作團」冤案) 為典藏計畫的工作項目。在這個案件裡,我們可以看見近代外省族群生命史中的 幾項重要課題:離家、流亡、戰亂、落地生根等經驗,也可以看見「白色恐怖」 的陰影,如何對外省族群的生命記憶產生創傷,造成記憶中避談、閃躲、遺忘的, 所謂的「白色封印」,以及漸次痊癒的過程。 這些距今約六十年前的悲劇,在受難者、家屬、與人權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下, 終於取得了官方承認的冤獄平反,並計劃在今年(2008 年 2 月)於澎湖漁翁島 事發地點建碑紀念。但放眼審視,這件冤案雖以受到日漸廣泛的報導,但至今仍 然缺乏有系統性的史料收集與論述建構。因此,在這樣的背景因素下,我們事先 聯絡了與本事件相關的眾多參與者、並計劃廣泛蒐集其各類文字、相片、聲音、 影像等檔案,使本事件在屆滿一甲子之時,能有更系統性呈現的管道,並使之成 為台灣社會公眾記憶的一部分,既作為對過往歷史的警惕,也作為未來的一項借 鏡。 此外,就台灣社會的歷史脈絡,所謂「外省族群」,其實是在國共會戰的 歷史脈絡下偶然形成的人群歸屬。但與人類學或社會學中所界定的「族群」不同, 這裡缺乏人類學式的共享語言、習俗、與象徵符碼,而彼此所共享者,其實正是 1945 年前後因中日戰爭與國共戰爭而不斷流離失所的經驗;更廣泛來說,這也 是兩次世界大戰中,世界各地普遍可見的人群漂離現象。 在這樣的脈絡下,關於外省第一代所出身的彼岸家鄉,與隨後度過泰半歲 月的台灣社會,便逐漸形成一種複雜交錯的生命情緒與集體經驗。但是,就台灣 社會目前的學術研究來說,雖然外省族群來台定居已逾六十年,但關於第一代外 省人的生命記憶,至今卻還一直缺乏系統性調查與分析工作。因此,對我們來說, 第二期數位典藏計畫的要旨,除了持續透過收集來呈現外省第一代長輩對於返鄉 經驗的訴說,以構成台灣社會多元集體記憶的一個部份之外,當時如何打破政治 禁忌,推動開放老兵返鄉探親的運動歷史,更是一個不能被遺忘的焦點。以下引
述本計畫第一期所徵集到外省老兵姜思章(岱山人)對於當時推動老兵返鄉運動 的部分文字: ……一九八七年二月,民進黨發起“自由返鄉運動”,由 《前進雜誌》 成員張富忠、范巽綠、林正杰、楊祖珺、蔡仁堅、 尚潔美等主導,始起的目標是被列入“黑名單”滯留海外不准回 台的政治異議人士如許信良、陳婉真、李憲榮等及原住民不能自 由入山問題,幾經努力,效果不佳。為了聚集訴求焦點,於是當 時黨外運動人是乃以大陸來台退伍老兵及退休公教的返鄉探親 為先發訴求,凸顯出老兵返鄉運動此主題的正當性與迫切性。 於是,結合一群退伍老兵、退休公教組成“外省人返鄉探親 促進會”,展開轟轟烈烈的老兵返鄉運動。除了印製海報、傳單, 穿著白色襯衣,胸前書寫“想家” 兩個綠色大字,背面較小的 字句則是賀知章的《回鄉偶書》(稍作修改),“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未改鬢毛摧,兒童相見仍相識,急呼客從台灣歸。 及民初 的學堂樂歌《蘇武牧羊》中 歌詞(片段)“…….白髮娘望兒歸, 紅妝守空褘,三更同入夢,兩地誰夢誰…. ” 等思親想家的文 句,穿越大街小巷散發由張富忠設計、印製的“我們已沉默了四 十年” 、“想回家,怎麼辦?” 等傳單,范巽綠女士還特別通 過香港的姐姐,為老兵們轉信、匯錢。 在同年五月十日(母親節)在台北國父紀念館由十多個老 兵,手持“母親呀,我們真想您!” 、“捉我來當兵,送我回 家去!” 等木牌,發動正式而有組織的街頭運動,與前來企圖 制止的警察發生爭吵,轟動一時,引起台灣社會各界關注,特別 是學術界,許多著名學者、教授紛紛聲援,並自願擔任顧問,返 鄉運動聲勢大增。 於此同時,各級民意代表不分黨派、省籍(如台北市議員林 正杰、省議員游錫 、立法委謝學賢(青年黨)、邱連輝、費希平 (民進黨)、趙少康、黃主文(國民黨)等紛紛提出質詢,要求 當局開放大陸探親。六月二十八日,“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 假台北市立金華女中大禮堂,舉辦群眾大會,由王曉波主持,胡 秋原、張忠棟、鄭欽仁、傅正、張曉春、費希平、張俊宏等社會 名人演講,由老兵組成的合唱團演唱《母親您在何方》歌曲。會 場湧入數萬群眾,擠得水洩不通,場面熱烈,情緒高漲,要求返 鄉探親的聲音,響徹雲霄。
一九八七年八日,台灣政府宣佈將考慮開放一般民眾回大陸 探親。十月十五日,行政院通過“台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 法” ,正式宣佈開放一般民眾自同年十二月一日起,可赴大陸 探親。 十一月起每天到新生南路紅十字會登記赴大陸探親的人 群,可以說是萬頭鑽動,此時,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成員,正 在散發由我執筆的“條條道路通故鄉—回家之路怎麼走”、傅正 執筆的“回家的時候到了”、范巽綠、何文德共同執筆的“抓我 來當兵,送我回家去” 等傳單(均由張富忠設計印製)。除了告 訴返回大陸應辦的各項手續及衣、食、住、行各方面應注意事項, 提供給大部分從未離開過台灣的老兵朋友參考外,並向政府當局 呼籲、要求給窮苦的退伍老兵一定數額的旅費。這項呼籲後來不 但有社會人士發起“一人一元助老兵返鄉” 運動,政府有關單 位也有善意回應,輔導會後來對當年以“自謀生活” 退伍老 兵,發給二萬台幣,作為回大陸探親的旅費。成千上萬的大陸來 台老兵,大多數均經香港轉機回到故鄉與親人團圓,據統計 1988 年有 44 餘萬人湧向大陸。…… 隨著第一期計畫口述歷史工作的展開,更迫切感受到,必須盡快地在外省 第一代逐漸凋零之前,以數位化的專業儘速加快「口述歷史」影音資料紀錄的保 存建置與典藏,以此忠實地記錄「臺灣外省人」因政治而離鄉而分隔了的生命記 憶,並完整呈現「臺灣外省人」在老兵返鄉運動中所爆發出來的情感,以及其中 族群記憶與認同的流動和變化,讓下一代的新臺灣人更能正視這段歷史。 貳、研究目的 目的(一):就所規劃的計畫部份來說,更牽涉到多元族群的相互理解與認 肯。透過外省族群在「白色恐怖」下生命經驗的陳述,一方面有助於彰顯出流離 與受創的獨特生命記憶,揭開「白色封印」,另一方面卻更有助於相互認肯「普 世」人權的重要性。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下,相互尊重的基礎應立基於「承認與尊 重彼此的差異,並謀求共同生存之道」的思考路徑(Touraine,2000)。而我們 相信,透過對於「澎湖案」的數位典藏計畫,一方面將有助於歷史事件的記憶與 傳佈,另一方面也有助於不同族群之間的相互包容,與對人權侵害的共同抵禦。 就事實陳述的部份來說,包括 1949 年的「澎湖案」,或是 1940-1950 初期 的「海軍白色恐怖」,都是涉及到千人以上之外省族群的重大案件。而接下來的 三十八年內,基於各時期的社會脈絡,又使得外省族群在不同的時間機緣下,捲 入各種類型的冤案、假案之中。就人權的角度來說,這段時間內發生的系統性人
權侵害原本不應有「族群」之分,而應該等同視之。但就外省族群移入台灣的歷 史脈絡來說,外省受難者的生命歷程,卻又經常呈現出相類似的社會際遇、體驗: 在 1949-1949 年外省人陸續移入台灣後,由於在本地社會缺乏既存的親屬或社會 網絡,加上語言隔閡、與當時社會中的「省籍」情結,常使得背負「政治犯」污 名的外省受難者,所面對到的生存困境顯得更為艱鉅。透過外省政治案件的研 究,及政治犯劫後餘生人生的紀錄、報導,將有助於打破社會上凡常的「加害- 受害」等族群論述,而使得大眾對既往歷史的認識,能重新建構出新的圖像。 目的(二):「老兵返鄉運動」至今已有 20 年了。當時政治阻隔與軍事對立, 兩岸政府對於親情的慕求,都採取禁止、敵視與懲處的作法。而現在人在記憶台 灣的老兵返鄉時,也大多是透過「解嚴」、「政治民主化」這樣的時代大事來想像, 把「開放探親」當作一種威權政治的轉型的一環。而隨時空移轉,現在來往兩岸 的台灣同胞,每年多達百萬人次,所謂返鄉探親、參訪觀光絡繹於徒,早已不是 新聞。可是對於這樣的「政治自由化」標題之下,諸多的個人故事,卻很少有被 公開談論或者展示的機會。 這些糾結在歷史,戰爭、政治、親情與愛情之間的生命故事,存在有太多 的偶然與巧合。在過往的大歷史與個人經歷間,也常存有不同張力與矛盾的各種 故事或時代課題。過往那多數人被剝奪言說權力的威權時代,這些故事是無從抒 發與記錄的;於現在開放的臺灣社會裡,我們有必要更積極地讓這些故事自然地 呈現、抒發。透過這些不容易被歸檔整理的庶民生命自主的述說與被聆聽,在大 歷史與國族論述下被高度擠壓外省族群,才能被還原成一各個有血有肉的個人。 經由一張張的照片與一篇篇的故事呈現台灣外省族群那少為人知、時而喑啞卻又 強烈的聲音。 目的(三):返鄉照片的擴大徵集 透過數位典藏,讓一般民眾能由人性的角度重新認識並理解這些追求親情 與渴望返鄉的故事,返鄉之後,生命並未嘗終止。相反地,『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催』的寫照,是歷經了 40 餘年的家族分隔,人們仍擁有那些難磨 滅的遺憾,以及永難復得的家人與親情。返鄉探親似乎見證了這種不可能復舊、 也不可能完美的人生際遇。從哀痛狂喜到至情至性的擁抱,到日常生活中的金錢 與親密觀念的沖擊,都歷歷在目且、真真實實的存在。透過兩岸書信的呈現,家 書與返鄉的故事才能夠完整呈現,也唯有以生命紋理填補兩岸歷史裂縫,我們才 可能真正地相互瞭解,互相尊重、擁抱差異。 因此,簡單來說,本年度數位計畫關於返鄉經驗與家書收集,是具有雙重目 地的數位典藏工作:一方面,這是對於台灣常民社會的其中一個面向,進行系統 性的收集、典藏、分析工作;另一方面,這其實也是帶有規範目地的一項工作,
我們相信透過這樣的展演,能有助於台灣社會中具有不同歷史經驗的世代相互理 解。換言之,正如同晚近關於族群關係與倫理學的討論所言:當前的真正和諧之 道,不在於均質化社會中的多元狀態,而是尋找一種在多元經驗間彼此理解與共 同生存的根本共識。我們相信,透過這項計畫,能有助於上述的兩項目標。 目前,台灣社會關於戒嚴時期人權侵害的凡常論述中,經常浮現以族群為主 軸的思考方式,例如稱其為外省人壓迫「本省人」的歷史,或將外省族群化約為 權力結構中的「既得利益者」。但誠如前面所言,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歷 史中,外省族群受難者實際上的受難比例,遠比通俗想像的情況要嚴重得多。因 此,這項研究與典藏計畫的目的,便同時涉及到事實的陳述,與規範計畫的雙重 意圖。
參、文獻探討 林世傑(2007)從比較兩位「走過白色恐怖、寫出白色恐怖」的作家作為研 究台灣文學與白色恐怖的主軸 台灣文學中的白色恐怖——以葉石濤與陳映真 及其作品比較為主軸。 在確定以後,筆者根據過去相關研究成果及本論題的需要決定以「白色恐怖 中的台灣文學」與「台灣文學中的白色恐怖」作為本文的基礎架構,筆者認為在 將白色恐怖與台灣文學作互為表裡的研究架構下,我們不只是能看到知識份子與 群眾在長期國家暴力下所產生的陰影與疏離,同時我們也能透過作家的創作去理 解知識分子如何應付威權體制以及在解嚴後如何反思白色恐怖。 曾彥晏,(2007)敘事與記憶--藍博洲的報導類作品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藍博洲,一個長期關注「從二二八到五O年代白色恐怖的台灣民眾史」,不 斷採集與尋訪這些「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的報導文學作家,在口述訪談的 基礎上結合了小說技巧,將聲音轉為文字出版,在八O年代解嚴前後,藍博洲的 報導類作品成為一種「孤絕而特異」的存在,受到極高的關注。 歷史與文學的結合,正是藍博洲作品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多數讀者在閱讀此 類迥異於戒嚴時期的官方歷史版本的書寫主題,大多將之等同於「客觀」、「真 實」,甚至獲得「還原歷史真相」的結論。然而藍博洲這些以二二八與白色恐怖 相關人士之口述訪談資料為基礎進行的「報導」,涉及了受訪者的浮動記憶,又 經過訪談者/作者的中介與轉化,最後呈現、出版的文字真的可以等同於「真相」 嗎?這樣的文作者的中介與轉化,最後呈現、出版的文字真的可以等同於「真相」 嗎?這樣的文字為何使讀者得到「還原歷史真相」,甚至是「確立史觀」的結論? 作品中的敘事模式究竟為何?作品傳達的「歷史」是什麼?書寫這些作品的作者 的「歷史」又是什麼? 論文首先以文本分析的方法,整理出版於 1991 年至 2005 年、藍博洲的十三 本報導文學、歷史報導作品的書寫技巧。其次由於藍博洲的報導類作品同時具有 「歷史」與「文學」之濃厚色彩,本論文分為兩個層次,將其作品與屬於「歷史」 範疇的口述歷史、「文學」範疇的報導文學相互對比,以相同個案(相同訪談對 象或書寫對象)為選取標準,並且參照相關方法論書籍,針對其中的敘事模式進 行比較,藉由比較,彰顯不同版本中的異同,呈現藍博洲究竟寫了什麼。最後再 加入藍博洲其人與作品之背景脈絡,討論藍博洲筆下的人物、歷史版本為何。 由備受矚目的藍博洲的報導類作品觀之,以全知觀點引導敘事流向、強勢的 訪談方式、「歷史現場」成分大於受難者完整人生經歷、「歷史進程」優先於價值 或理想等諸多特點,都顯露了他急欲為「歷史」尋求證據,進而獲得歷史詮釋權, 為「歷史」蓋棺論定,同時削弱他者史觀陣營「歷史」的訪談/書寫目的。筆者 認為,作為感知與認識的主體本來就很難避免個人主觀的判斷與認知,更遑論發 自個人的各種言論文字。在選擇與不選擇之間,在連結成串的因果中,在看似真
實、先驗而本質的歷史敘事裡,已然參雜許多個人理解與意見,因此不存在所謂 的中立、客觀、透明、沒有意識形態的「歷史」。不可能有百分之百客觀呈現的 現實,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完全再現所謂的「真相」,即便是追求現實主義美學、 以書寫「真相」為職志的藍博洲的歷史敘事亦是如此。 陳武男 2008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嘉義「三二事件」之研究─ ─嘉義民眾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抗爭與肆應 本文以嘉義「三二事件」之研究為主題,探討嘉義民眾在民國三十六年「二 二八事件」發生時,民眾的抗爭與肆應。從全島性的事件形成原因和嘉義地方性 的形成原因先了解。在事件的經過方面,嘉義民眾的攻佔紅毛埤軍械庫和水上空 軍機場,以及阿里山鄒族原住民下山協助攻打的經過,這些都是嘉義「三二事件」 在全台「二二八事件」中的特色。此外,在民眾的肆應上,本文加入部分嘉義市 參議會因應事件之協商內容。本文另一主題,為嘉義地區外省人的立場與困境, 以外省人在事件中遭遇到的迫害和台灣人的保護外省人作探討。筆者欲藉此一主 題,說明「二二八事件」的造成,並非和所有的外省人有關,反而,外省民眾也 是受害者,也希望今天台灣的每一個人,都能清楚「二二八事件」的真正緣由, 如此,必能減少本省、外省的族群衝突,使台灣社會更和諧。最後,本文敘述國 軍的報復、肅清和政府的綏靖、清鄉工作。 嘉義「三二事件」的發生,使嘉義喪失了多位菁英人才,為政者的不當決策, 鑄下大錯,使往後的政治社會不安定、不和諧,也使得無數的家庭破碎。希望記 取歷史的教訓,勿重蹈覆轍。 吳勇正 2005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戰後台灣戶政變革之研究 ─從「接收復員」到「清鄉戒嚴」(1945~1949) 本文主要探討台灣戰後初期戶政重建和變革,時間界定在 1945 年到 1949 年 之間,橫跨戰後初期台灣的兩個地方行政體制,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到台灣省 政府,直到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為止。1945 年政府接收台灣後,成立台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重新建立台灣戶政,到了 1947 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促成台灣省政府 成立,也是台灣戶政的轉折,台灣統治者因為局勢的不同,統治政策也有所轉變, 從戰後接收的復員時期,到二二八事件發生及國府遷台的統治緊縮,期間戶政執 行和變革的過程,以及對政府來台後的台灣戶政奠定基礎,是本文最主要研究的 目的。 林碧芳 2004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參與 者之研究-從政治組織的互動看彭孟緝出兵前後 本論文以<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參與者之研究-從政治組織的互動看彭孟緝出 兵前後>為研究題目,著重於高雄市二二八事件最早的九日(民國三十六年二月 二十七日至三月七日)真相進一步的挖掘,建構當時具體歷史,以釐清事件衝突
早期攻擊者的組織情形及其行動,並試圖從地方士紳的參與及組織互動情形,找 出在高雄的二二八事件的性質。 第一章「緒論」。本章闡明筆者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探討相關之文獻及研究 現況,提出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及探討課題。 第二章「衝突的發展過程」。本章探討高雄市衝突的發展過程及造成之傷亡 情形。自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台北因緝煙事件而引起事件後,三月二日高 雄出現小暴動,直到三月三日,由台北南下的「流氓百數十人」。由台南方面分 乘卡車進入市區,而台南工學院學生也抵達高雄,高雄市的二二八事件因而爆 發。民眾攻擊國軍、包圍憲兵隊、警察局、攻擊專賣局局長等公營事業單位及其 職員與外省人,短短數日,衝突迅速擴大,日益嚴重,並造成許多無辜的傷亡與 犧牲。 第三章「早期衝突攻擊者的行動及其組織情形與身分背景」。從衝突的發展 與擴大情形中,可以看出早期衝突之攻擊者的行動方式與攻擊目標、攻擊對象; 但是如何看出衝突擴大的程度?當時的衝突擴大的範圍有多廣?參與的人數有 多少?衝突情形的嚴重性如何?早期衝突攻擊者的組織情形與身分背景為何? 特別是各機關單位的成員及高雄地方士紳的參與情形。這些問題都是本章探討的 內容。 第四章「衝突的因應與處理」。本章探討市政府與市參議會的因應與處理情 形,高雄市處理委員會如何運作?談判條件及談判代表如何產生?談判的過程又 是如何?其次是受陳儀之命,擔任南部防衛司令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如何因應 與處理?其處理方式與衝突情勢之演變又有何關聯?彭孟緝對外與上級機關陳 儀及相關單位,以及衝突雙方的互動情形如何?。再次之,彭孟緝對內如何調度 部署兵力。最後是用兵的經過。 第五章「衝突造成之傷亡情形」。本章探討衝突期間國軍、各機關及各行政 區,以及彭孟緝出兵後所造成的傷亡情形。 第六章「結論」。本章總結筆者的研究發現和本論文可能的貢獻,並提出在 研究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限制,最後提出研究建議以作為往後相關研究的參考 林秀玲 200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中學與「二二八 事件」 「二二八事件」期間,各地有不少青年學生自發性的組織治安隊,出面維持 地方治安,後來卻遭政府視之為暴徒,加以圍剿。高雄中學曾於「二二八事件」 中成為南部反抗軍警群眾的聚集地,該校學生亦與其他幾所學校組織學生聯盟。 鑑於此一特殊性,本論文以高雄中學作為研究的對象。 高雄中學成立於 1922 年,在南部地區享有極高的評價,學生也以進入該校 就讀為榮。日治時期,在師生多是日籍的學習環境中,臺籍學生的學業雖然遭受 不平等待遇,平日師生相處感情尚稱融洽,同學之間則存在一定之隔閡。隨著日 本戰況惡化,1945 年三年級以上學生多數被徵召為學徒兵,學業中斷,又因政
權交替,21 屆(1942 年入學)以下的學生經歷了日、中兩種截然不同的教育體 制。隨著日籍教師逐漸遣返、中國教師師資嚴重不足、教學課程大幅度調整,面 臨時代的劇烈變動,學生仍然謹守分際,校園可說是相當穩定。 隨著「二二八事件」的風暴逐漸擴大,高雄地區在 3 月 3 日也出現省籍衝突 的失序情形。改制後的省立高雄第一中學學生雖然對光復以後的施政及軍隊表現 不滿,但未直接參與處委會之行動。高中部學生僅因學校外面逐漸出現不明人士 聚集,在維護校園安全的前提下,延續日治時期的學長制精神,由高中部高年級 生領導低年級生,負起校園秩序維護工作。由於一中為高雄地區最高學府,又鄰 近火車站,交通便利,其他學校學生也自發的聚集一中校園商討應對之策,不過 學生仍然以一中居多,校外人士人數不多,組織極為鬆散,開會也無定論,實為 烏合之眾。 彭孟緝視聚集開會抗議的群眾為暴徒,加上民間代表上山提出在其眼中無異 叛亂的要求,因而提前出兵,高雄地區成為事件中最早恢復秩序的地區。高雄中 學在「二二八事件」中,因為群眾的聚集也成為唯一遭受軍隊攻擊的校園。事件 結束後,一中校長林景元被以領導無方為由遭到撤換,部分教師受此事件影響被 逮捕或通緝,一、二中合併,由二中校長林一鶴擔任合併後的一中校長。 政府檢討學生參與此事件的原因,認為是臺民受日式奴化教育的遺毒,因而 除了寬大的處理參與此一事件的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更強調訓導工作的重要性, 加強宣導祖國認同工作,儘速恢復受創的校園。。殊不知「二二八事件」期間高 雄中學學生留校純粹基於護校的目的,以及對行政長官公署執政的失望、軍隊的 不信任。由於官方與臺灣人對該事件的認知差距太大,導致學生並不認同教育當 局的處置原則及方式。高雄中學學生雖然事後無論就學及生活上未有太大改變, 但許多學生則以實際行動表達其心中的不滿,包括不配合教育當局的國語政策, 不認同校方的精神講話,少部分學生甚至對中華民教育體制失望,畢業後不願繼 續在國內升學,日後政治立場傾向臺灣獨立自主。 肆、研究方法 在此處的工作中,我們至少涉及到兩項議題:(一)對 1949-1950 年間「澎 湖案」這項歷史事件的再現;(二)結合數位典藏的資訊傳播平台,使這項系統 性研究成果,能夠積極成為台灣社會公眾記憶中的一部分。 在社會科學與史學界中,對於如何理解「事件」已有長遠的討論。大致上來 說,研究者大多同意,事件既牽涉到「客位(etic)」的結構性因素,但也同時 到「主位(emic)」的自我認知、行動策略、與記憶。用更通俗的方式來說:澎 湖案這樣的歷史事件,既牽涉到國共會戰、與戒嚴時期的治理策略等共同的結構 性背景;而每個受難者的本身如何應變這樣的變局,卻又賦予了相對自主、獨特 的個人生命體驗與記憶(Giddens,1985)。因此如何同時掌握這兩層面向,便成 為研究與數位典藏計畫中的重要課題。
首先,在進行正式的數位典藏工作前,我們將全面收尋關於本案件的相關文 書、檔案、報章資料。誠如研究者指出,許多法律判決的真理性,並不在於其指 出了任何「實際上發生過」的事物,而只是具備形式上合理的生產流程與修辭形 式(Foucault,1978)。在目前可見的檔案局文件,與當時報章上的報導,這個 案件多呈現為毫無疑問的「匪諜伏法」案件。對於社會大眾來說,這也是在 1949 的社會脈絡中,去認識與理解這個事件的主要角度。我們將以此為起點,從大眾 舊有的理解角度出發,經過一連串受難者現身的過程,而重新賦予這個歷史事件 不同的詮釋角度。 進一步說,在這個事件裡牽涉到各種基於不同社會位置、立場、關懷與動機 而採取行動的能動者(agency)。基於研究計畫的需求,我們策略性的將這些能 動者分類為:(一)受難者;(二)受難者親友;(三)當時於三十九師中任職的 官兵;(四)試圖援助流亡學生的外界救援者;(五)五十多年來試圖替此岸平反 的伸冤者;(六)於 1997 年協助爭取國家正式平反的協力者。 在第一類的「受難者」範疇,我們主要針對 1949 年在澎湖歷經此案件的山 東流亡學生進行訪談,訪談重點在於當時的受難歷程,包括自故鄉流離到澎湖的 經驗、對澎湖的初印象、軍方的恐嚇與施暴、問訊與刑求、過程中受難與冤死的 同袍、入獄或入軍中服役、步入台灣民間社會、及事隔數十年後,重新回顧此冤 案對個人生命的意義。除聲音與影像檔案外,我們也試圖收集個人生命史與本事 件密切相關的相片、書信、手記、回憶錄等資料,進行數位化工作,以周全事件 的呈現與詮釋。 在第二類的「受難者親友」範疇,我們則針對 1949 年受到槍決或囚禁的受 難者家屬、親友進行訪談,一方面著重在親友受冤獄所導致的心理挫折與傷痕以 及身為「外省人政治犯親屬」在融入本地社會時所面臨的困境。同時,除了聲音 與影像檔案外,我們也計畫收集受難者親友,書寫給受難者的紀念文字、詩歌、 及其他創作等資料,進行數位典藏工作。 在第三類「當時於三十九師任職的官兵」中,我們將對當時在軍中任職的官 兵進行訪談,以呈現出與流亡學生不同的事件觀點。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在三十 九師中,許多同情流亡學生際遇的官兵,試圖寫信與發送電報向台北高層求援。 而這隨即構成了當時澎湖島上的第二大冤案「南下工作團」。針對該案件的受難 者,我們也將進行聲音與影像檔案的生產,並收集與本事件相關的各種文書、檔 案、個人生命資料加以典藏。 在第四類「試圖援助流亡學生的外界救援者」中,我們將針對當時試圖透過 議會與輿論力量救援流亡師生的行動者進行研究。尤其當初參與救援行動的山東
籍國大與社會賢達多已過世,因此我們擬以主要救援者-吳鏞祥先生的私人日記 為典藏材料:在吳鏞祥先生 1949-1951 年的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他如何試圖透過 同鄉會力量與其他管道,力陳煙台聯中師生所遭遇的冤屈,以及在救援失敗後導 致的挫折心情。而在張校長面臨軍法審判的過程中,吳鏞祥先生亦曾接濟校長夫 人一家的生活,而這些過程在日記都有詳細記載。對於澎湖案來說,這是第一次 出土的關鍵史料,而這項史料的數位化工作,將有助於以多元的行動者角度呈現 事件輪廓。 在第五類「五十多年來試圖替此岸平反的伸冤者」中,我們將系統性的收集 山東流亡學生於 1950 年代後,不斷透過向立委與國大申冤,或編寫各種紀念文 集、詩集、小說、甚至是回憶錄等方式,而替死去與蒙冤的校長及同學申冤的各 類文本。其中,例如:在民國七十八年由流亡師生們自行刊印的「煙台聯中師生 罹難紀要-張鄒校長先生及同學蒙冤四十年」文集就收集了大量的相關創作與論 述。這些絕版或未曾見世的資料,也成為我們進行數位化的重要對象。 在第六類「1997 年協助爭取國家正式平反的協力者」中,我們將專訪九零 年代竭力協助此冤案平反的立委與人權工作者,並收集相關的文件、會報、與其 他資料。從這個面向進行梳理,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澎湖案」如何由「國家權力 所製造的冤案」,最後獲得「國家承認為冤案」的平反過程。當時,「澎湖案」的 平反是由民進黨、新黨、國民黨三黨立委聯合推動,而此案的平反,隨後導致了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的進一步推動。因此這方面數位 典藏工作,不但呈現了「澎湖案」的歷史詮釋如何在半世紀後歷經戲劇性的轉變, 也構成國家對「白色恐怖」下冤案反省、補償的象徵性起點。 換言之,我們試圖透過多重的角度切入,透過對事件中不同行動者進行訪談 與資料收集工作,而呈現「澎湖案」一個較為周全的面貌。 在執行步驟上,我們將分為兩個階段展開工作。在第一個階段,我們將透 過對公部門檔案、及既有研究成果的研讀,以為「澎湖案」的發生,在較為廣遠 的社會、歷史脈絡中進行定位。透過對事件的結構性位置進行定位,我們將按照 前述對於「事件」中結構與能動者關係的理解,對不同的事件相關人展開訪談, 並蒐集相關資料,以作為詮釋事件原貌的重要材料。在這個階段的過程中,史料 的陸續到位,與研究、分析論述的生產共伴展開,以達成既再現(representation) 或詮釋 ( interpretation ) 歷史事件 , 並同時賦予其規範計畫(normative project)意涵的雙重目的。 在第二個階段,我們將對既已收集的資料,結合第一期計畫中已發展之「網 站內容管理系統(web-based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WCMS)」,將各類型
資料按照「事件的結構性特徵」而予以分類、建檔、典藏,使其構成能提供大眾 閱聽、瀏覽之資料庫。在這個階段中,我們將建置簡易、動態、與兼具使用者互 動流程之資料閱讀與輸入系統,並建立透過數位網路合作機制的範例,讓深受資 訊技術能力限制的閱聽人,亦能夠在網站精靈的輔助下,對「澎湖案」的歷史意 義提出個人的詮釋與再詮釋。 實際上,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工作中,我們歷經了對事件理解與再現的 結構性轉變。在第一個階段中,我們試圖依照事件的結構性條件,以及參與者或 能動者個人主觀的認知、記憶、評價,而在事隔約六十年後的現代去重建、或詮 釋事件的原貌。這裡所做的,毋寧是一種「儘可能貼近既有脈絡的詮釋工作」。 而第一階段轉換到第二階段,則是透過數位典藏獨特的媒介性質,將據以形成的 詮釋進行「再結構」的歷程,例如呈現在閱聽人眼前的是單篇的日記手稿、或私 人照片,將呈現為電腦螢幕上的一系列檔案。因此,在這個轉換的過程中,我們 計畫仰賴學者對典藏物的的細緻注解與詮釋,以提供讀者相關的註解、說明,而 積極創造對事件既有脈絡形成連結的可能性。 基於數位典藏平台能有效整合文字、圖像、聲音、影像等不同性質資料的優 越特性,也將有助於閱聽人能以多重管道,去理解事件的歷史、社會脈絡。結合 數位典藏的資訊傳播平台,本年度計畫整合了以下幾種類型的資料: (一)文字史料的數位典藏:這裡包括以下幾類資料的典藏(a)吳鏞祥國大 於 1949-1951 年間的救援日記;(b)1950-1990 年間各種尋求伸冤、平 反的史料與相關文件;(c)受難者與本事件相關的各類文本、影像資料, 及生命體驗的文字創作,如回憶錄或各類詩歌;(d)1997 年推動國家 承認冤案平反的相關歷史文件。 (二)影像與聲音檔案:這裡又包括兩類資料(a)對「澎湖案」受難者、受 難者親友、三十九師士兵、救援者、平反者的口述訪談影像;(b)對「澎 湖案」紀念活動的相關紀錄:由於本案是近代「白色恐怖」中的第一樁 案件,因此我們也計畫對建碑過程做影像紀錄,作為詮釋事件意義的重 要視角。在拍攝過程中,我們將聘請專業的影像工作者協同採訪,以確 保影像的最佳品質。 ●外省老兵的返鄉運動 (一)文字與照片的數位典藏:這裡包括了以下幾類資料的典藏(a)運動文 獻與文物、照片與會議紀錄;(b)1950-1987 年間各種尋求推動返鄉的 書信與陳情書;(c)生命史相關文件包括推動者、參予者不同時期的照
片、信件、文章等返鄉相關文件。 (二)影像與聲音檔案:這裡又包括兩類資料(a)包括推動者、參予者、 協助者的聲音、影像檔案。我們訪問事件相關的重要人士;(b)年返鄉運動 二十周年紀念活動,相關影音檔案。 伍、結果與討論 攤開世界地圖尋找台灣的位置,它是中國大陸東南方旁邊的一個小小島嶼。 有些地圖設計因為島嶼跟大陸之間的相對比例太小,沒有將台灣放在版面上。再 拉近點看,兩岸相隔平均 200 公里,若有機會來到距離最近的金門島的話,還可 以看到清楚的對岸風景。然而這麼短的距離,1940 年到末開始,有一群從中國 來到台灣生活的人們,在特殊的時空背景及法令底下,相近 40 年無法回家,或 葬身台灣,少數想盡迂迴返鄉之路。等到 1980 年代後期,經過抗爭,終於打開 回家的途徑。地圖上看似短小的間隔,卻是這些人想要回家的話,最漫長的一段 路。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布「戒嚴令」,台灣至此進 入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體制。在這段時間中,依據「懲治叛亂條例」等法規,政 府可依據「叛亂」罪名,將一般人民移送軍法審判。民間所慣稱的「白色恐怖」, 狹義的定義,大多是指在長達三十八年之中,依據戒嚴體制,而以軍法審判人民 的各類案件。 但是,首先必須注意,所謂「白色恐怖」,恐怕只是視為口語上的一種泛稱, 還不足作為對歷史的具體解釋。實際上,就每個時期的實際情況做考察,可以發 現到,在不同時期,國民黨政府利用戒嚴體制所展開的軍法審判,所意欲解決的 問題、面對的反抗形式、乃至於審判的具體實作,都有著不間斷的轉變。就現有 已公開的國家檔案來說,所謂「一九五零」年代,可以說是「白色恐怖」判決的 最高峰,無論就案件數目、量刑程度、槍決與囚禁人數,都較後續的六零、七零 年代為高。現在,我們就一九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相關背景,與案件類型與 族群構成的關係,作一個概覽式的介紹。 要了解這段時期,必須稍稍回到當時的歷史場景。一九四九年五月,國民黨 政府發布台灣地區的戒嚴令後,中國大陸上的國共戰況亦亟劇惡化;一九四九年 十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因戰 況無可挽回,國民黨政府中央遷入台灣。對於國民黨政府來說,一九四九年的情 勢極為不利,在幾乎不確定能否維持政權的情況下,台灣成為國民黨政府最後棲 身的避難所。
早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間,中國共產黨位於上海的華東局,便派遣日 治時期前往中國的台籍人士蔡孝乾來台,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企圖在台 灣發展列寧式的「革命先鋒黨」,以作為解放軍攻台時的本地內應力量。「台灣省 工作委員會」的組織,於一九四六前便開始發展,但直到歷經了一九四七年的「二 二八事件」後,在本地民氣可用的情況下,才足以動員更多的本地菁英參加。在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間,地下組織持續發展,其中雖有部份參與者因故被捕 (如李薰山等人),但因被捕者多對組織關係保密,故國民黨政府在這段時間, 尚未發現中國共產黨已在台灣社會發展出頗為有力的活動網絡。 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秋天,「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秘密散發的地下黨報《光明 報》被查獲,連帶使地下組織的「基隆市工作委員會」破獲,才使得國民黨的情 治機關,注意到台灣確實有大規模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存在。隨後,便開始大規模 的嚴格整肅──由於地下組織上級領導者的紛紛自新、中級幹部(如林源枝、李 媽兜、李水井)等人的和盤托出、乃至於基層組織幹部的訓練不足,使得地下黨 的各支部、外圍團體,快速的被特務機關破獲。再加上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 韓戰爆發後,導致美國決議派遣第七艦隊駐防台灣海峽,更使中國共產黨隔海攻 來的可能性降低,也使得國民黨能更專心轉向對本地社會進行內部整肅。至一九 五三年左右,大多數的組織都已破壞殆盡,而到一九五五年左右,包括名單上的 「漏網之魚」,也都差不多逮捕宣判。 晚近由於檔案解密,我們得以瞭解到在很多政治上的受難者,所謂「冤假 錯」,以及少數真的「地下黨」,外省人背景有相當高的比例。但是這一段歷史, 或者生命者、倖存者、過往的記憶與討論,經常不為人知。以下,將以「澎湖山 東流亡師生案」(林傳凱主稿)、「老兵返鄉運動」(王佩芬主稿),分別陳述。
澎湖山東流亡師生案
1949 年臺灣發生了民間慣稱為「澎湖案」、「山東案」、或「山東流亡師生案」 的事件。本期典藏計畫呈現此一事件的相關文書檔案、當事人的影音紀錄等資 料。通稱的「澎湖案」,大致具有兩種說法:(一)狹義的說法是指發生於 1949 年 7 月,並於 1949 年 11 月 10 由保安司令部軍法處以「膠東區委會」及「新民 主主義青年團」等名義宣判張敏生、鄒鑑等七名流亡師生槍決的軍法案件;(二) 廣義的說法則是指發生於 1949 年 7 月 13 日,在澎湖漁翁島等地,因軍方強制徵 兵,而導致軍方與山東流亡師生的一連串衝突,遽聞在該事件中,許多學生遭受 軍方的毆打、刑求、甚至殺害。此後,軍方將張敏之等師生移送台北審理,並宣 判七人槍決後,更強制眾多山東流亡學生入伍從軍。就廣義的定義來說,事件相 關的歷史紀錄,自然不僅僅存在于軍法審判的檔案之中。這起事件發生的時間點,正值國民黨政府在內戰中潰敗,大陸各省人士或隨軍,或隨黨政機構,或自 行渡海來台。由於本案牽連人數甚廣,因此在台灣社會始終較為人所注意的白色 恐怖冤案之一。本期的數位典藏計畫,就以這個事件為題材,收集各類相關的檔 案、文書、影音資料,呈現事件的不幸面貌與始末。 以下將分成兩個部份討論:(一)事件的起因、影響,及本案在一九五零年 代「白色恐怖」中的特殊性;(二)對一九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案件中,關於 「省籍」之族群因素,與案件類型的關係,做一簡要概述。
典藏一:山東流亡學生「澎湖案」始末
近代戰火下浮現的「流亡學生」
就廣義來說,事件的開端,必須溯及 1945 年中日戰爭結束後,逐漸形成的 各山東流亡學校。所謂「流亡學生」一詞的濫觴,大約始自中日戰爭期間,自 1931 年(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件」發生起,就開始有大批東北地區學子逃入 關內。又聞,到了 1937(民國二十八年)年「七七事變」,平津地區的學生為避 日軍戰禍,開始向南逃亡,當時流亡學生中,便有人自發的稱逃亡隊伍為「平津 流亡學生第一大隊」。至此之後,「流亡學生」一詞,便廣泛的在各種報章雜誌上 迅速傳開。換言之,所謂「流亡學生」的興起,與中國近代屢興不息的戰亂狀態, 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中國各地的「流亡學生」中,卻唯獨山東地區,開始出現由政府主導,進 行計畫遷校的作法。山東的「流亡學生」與「流亡學校」,大致可分為「中日戰 爭(1937-1945)」與「國共內戰(1947-1949)」兩個時期,大多數前期所形成的 流亡學校,在中日戰爭結束後便宣告解散;僅有少數的學校,跨越了兩個時期而 持續經營。而在所謂「澎湖案」或「山東案」之中,所牽涉到的「流亡學校」, 則是指在後期所形成者。1947 年(民國三十六年),國共戰況日炙,山東大多數 的重要城市都已為共黨所佔領。許多學校與學生,因為擔心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家 庭背景,或者因為校長、老師的領導,而走上了紛紛離開故鄉之途,形成了大規 模的遷徙浪潮。許多「流亡學生」逃離了故鄉,在青島集合,先由山東省教育廳 集體收容,成立了「省立青島臨時中學」、「國立青島臨時中學」、「昌濰臨時中學」 等學校。等到 1948 年(民國三十七年)七月至九月,濟南等地又相繼失守,許 多學生又組隊南行,集合南京一地,準備跟隨國民黨政府南遷。教育部與山東省 教育廳為了安置學生,因此先後在京滬、滬杭、浙贛、粵漢等鐵路沿線,設立了 魯南聯中五所、魯南臨時師範兩所,以及海岱、岱南、煙台、與國立濟南第一、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等聯合中學(其中,第六聯中最後並未來到台灣,其餘學校則流亡來台,來台學校則合稱「八聯中」)。在國共戰爭時期,於各地所 組成的山東流亡學校,先後於 1949 年(民國三十八年)4 月份於廣州會師,計 畫先經由澎湖,爾後遷入台灣。此後,大批的山東籍「流亡學生」,於 1949 年 6 月 25 日及 1949 年 7 月 7 日,分兩批抵達澎湖。
「山東流亡學生」進入澎湖
為何在 1949 年的時刻,收容山東地區「流亡學生」的各校,會決議遷入海 角一隅的台灣躲避戰火?根據曾任山東省教育廳督學,並在當時兼任「山東遣湘 學生總領隊」的王志信先生回憶:在 1949 年 4 月 22 日共軍南渡前,當時山東「流 亡學生」停駐的湖南各地,就已經停止使用金元卷,並有中共地下黨人與群眾, 組成各種反對國民黨政府的組織、集會,局勢動盪。當時,山東各「流亡學校」 多面臨斷糧危機。因此,「流亡學校」主持者,便於這段時間商議,決定將山東 「流亡學生」,帶到中共軍隊較不可能追擊的海島──台灣。此項決策提報後, 由於教育部無力支持護送流亡師生,轉而與山東籍的四十軍軍長李振清商洽,由 其接洽山東「流亡學生」來台事宜。此後,經由各校校長商議,最後由教育部擬 定了「山東煙台聯中濟南第一、二、三、四、五、六聯中,昌濰聯中等八校員生 安置辦法」,並商得國防部與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同意後實施,並於 1949 年 6 月 20 日頒佈「穗中字第五四一一號副令」,要求山東省教育廳與各臨時中學遵照辦 理。 1949 年 6、7 月,為數約八千名的山東流亡學生,分為兩批,先後搭乘「上 海輪」抵澎湖,隨後依據教育部的前述指令,將年滿十七歲的男生編入「青年教 導總隊」,而其餘的男女生都編入「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奉令於馬公開課; 而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則為總代表,與該校教職員駐守於馬公國小。在山東「流 亡學生」抵達澎湖初期,學生與軍方關係尚稱良好,軍方亦能按照承諾,讓「青 年教導總隊」的學生以半日上課方式維持學業,但為時甚短。隨即,軍方將「教 導總隊」改編為一般軍隊,即陸軍第三十九師一一五團、一一六團、防衛司令部 特務營、防衛司令部通訊營等,開始種下澎湖駐軍與學生之間衝突的種子。一九四九年,澎湖「七一三」事件
山東「流亡學生」抵達澎湖後不久,政府力量有限,便受當地駐軍的保護與 「照顧」。當時澎湖防衛司令部設於馬公,由司令李振清(原四十軍軍長)與三 十九師師長韓鳳儀等人駐守。據當時的流亡學生周紹賢回憶,由於韓鳳儀的部 隊,多於國共戰爭中亡佚失散,抵達澎湖時陷入「有將無兵」的困境,為補充兵源,便開始有私捕學生充其兵額的舉動,並對私捕學生施以嚴苛的軍訓。到了 1949 年 7 月 13 日,澎湖防衛司令部軍官,更召集各「流亡學生」聚集於防衛司 令部大操場,按照身高排列,無論年齡大小,凡身高到達軍方「自訂標準」者, 一律強制編為軍隊。對軍方突然其來的強行徵兵的舉動,引起學生強烈鼓譟,軍 方開槍示警,並以刺刀刺傷部份上前表達抗議的學生(請見影音檔案中當事者唐 克忠先生、見證者黃端禮先生的見證)。 由於軍方的強勢震攝,師生陷於驚恐,只能任憑軍方違反約定,將符合「自 訂標準」的學生強制徵兵入伍;而其餘學生仍編入「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 而軍方更進一步懲制帶頭抗議的校長與學生,假借有共產黨員潛伏於「流亡師生」 中的名義,先後逮捕包括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煙台聯合中學第二分校校長 鄒鑑在內的五十餘名流亡師生,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審訊。此外,根據流亡學生 中廣為流傳的說法,有不少師生在軍方凌虐之下,在夜間以布袋投海的方式處 決。惜相關傳聞未能獲得具體的檔案或資料佐證,因此無法確認相關情事、與具 體牽涉人數。 自「七一三」事件之後,軍方與學生間的關係日益緊繃。1949 年 8 月,山 東省政府曾派秘書長楊展雲、民政廳長傅立平、財政廳長石毓嵩、新聞處長尹殿 甲、保安司令部參謀長史耀東、行政督察專員徐振溪、劉振策,以及秘書曹緯初 等人,抵達澎湖視察。該日,許多學生向視察官員訴苦,抱怨 7 月份強徵學生入 伍之事。視察官員旋與澎湖防衛司令部李振清等人商談,最後在防衛司令部大操 場集合全體從軍學生,提出「達到軍方自訂身高標準,但十六歲以下的學生,如 果想要繼續讀書,可以從軍中出列,撥歸子弟學校就讀」的談話。期間,部分學 生因恐懼軍方強勢手段,而不敢出列要求繼續受教。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等 人,則鼓勵學生出列,復歸子弟學校就讀。此件事情,更種下軍方日後報復的心 理。 1949 年 9 月,軍方開始著手整肅反對徵兵的「流亡師生」,逮捕五十餘名師 生。被逮捕者先由澎湖防衛司令部韓鳳儀、陳復生等人的指導下,由軍中的政工 人員負責刑訊,以構作「匪諜案」為目標,逼迫被捕的師生,承認加入共黨地下 組織,以羅織口供。於澎湖防衛司令部的審訊期間,即擬定由張敏之、鄒鑑、劉 永祥為主犯,由煙台聯中三分校校長徐承烈、教員季道章、蘇若冰及五十三名學 生為從犯,稱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據多名當事者回憶,軍方為了羅 織口供,以構陷被捕師生為共產黨員,多以毆打、灌水、電刑、脫光衣服逼迫於 礁石上翻滾等方式,以非人道之身體、精神凌虐,迫使流亡學生於恐怖之中做出 不實陳述。 被送往台北青島東路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審訊的流亡學生共達五十餘 人,旋即以張敏之、鄒鑑等七名師生為共產黨潛伏人員的名義,將七人判處死刑, 並於 1949 年 11 月 10 日清晨,於新店溪畔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七名死難者分
別為:張敏之(山東煙台聯合中學校長,享年 43 歲)、鄒鑑(山東煙台聯合中學 第二分校校長,享年 43 歲)、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以上 五名均為山東煙台聯中學生,分別享年為 23、19、20、19、19 歲),相關判決可 參照「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8)安戒字第 009 號」。咸認為為台灣戰後「白 色恐怖」極早期的案件。 根據官方羅織的罪名,七名死難者,均冠上「參加叛亂組織」的名義。其中, 根據判決書的說法:「張敏之於民國三十五年,在青島由匪要周英、劉次蕭介紹 入匪黨,鄒鑑於三十五年任共黨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吸收劉永祥等入團」, 指稱張敏之與鄒鑑兩人,於山東期間,便已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其中張敏 生還冠以「於三十六年秋,升任共黨膠東區委執行委員,奉派在煙台聯中領導『新 民主主義青年團』」的罪名。實際上,張敏之為中央黨校畢業之國民黨員、鄒鑑 為山東黨政軍幹部學學生,兩人於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期間,均為忠於國民黨政 策之教育家。此案之形成,實際上為 1949 年澎湖駐軍於顛沛遷徙過程中,澎湖 防衛司令部因缺乏兵員的窘境下,試圖以非法方式徵兵,並整肅反抗聲浪下,所 羅織出的產物。 據檔案記載,於澎湖問訊完後,約於 1949 年 10 月底到 11 月初,被捕的「流 亡師生」由澎湖送往台北宣判。此外,自 9 月至 11 月間,軍方仍於臺灣其他地 點,逮捕與張敏之等人的關係者,以「參與組織」的名義一併逮捕:如曾於山東 海陽指導游擊隊的周紹賢,因於中日戰爭期間,與在牟平、青山辦理「山東第六 聯合中學」的張敏之相識,便於台中被捕,同時送往保安司令部偵訊。由於軍方 的強勢作為,與當時國民黨特務機構的恐怖手段,使得山東籍人士即使明知此為 誣陷成分居多,仍多不敢出面救援,僅有少數同鄉試圖救援被捕師生(如本計畫 收入之吳國代日記)。除張敏生、鄒鑑等七名師生被送往馬場町槍決,其餘數十 名牽連師生,分別以「無罪感訓」名義送往內湖國小新生職訓總隊或綠島新生訓 導處囚禁,部分人士則無罪釋放。 除了張敏之、鄒鑑為首的案件外,在澎湖防衛司令部韓鳳儀等主導下,除本 案逮捕的五十餘人,同時還製造出其他「判亂」案件,例如逮捕山東省議員任新 舫、山東前教育廳長李泰華、及相關友人劉澤民、弓英德、毛儀亭等七人,與荷 澤游擊司令兼縣長張奎生、青島團管區副司令王敬為、學生教官郭益增、煙台中 學教員孫喬南等人。此外,於張敏生等師生槍決後,原本於三十九師師中擔任通 訊員的殷穎等人,也因曾經在事發過程中,通知外界澎湖「流亡學生」所遭受到 的慘狀,於張敏生等人槍決後逮捕,冠以共黨「南下工作團」名義,送往台北內 湖或綠島施以感訓。
主因:兵源短缺,與國民黨軍隊的「強徵」策略
目前,關於「七一三」事件,與後續數起叛亂案件的成因,識者大多以為是 反抗強行徵兵所導致,並用當時澎湖防衛司令部的駐軍兵源狀況,來解讀軍方何以會在 1949 年 7 月,違反教育部原本的命令,試圖「自訂標準」強徵身高到達 標準之學生入伍,進而引發抗爭,最後軍方更以捏造「匪諜」冤案以構陷多名師 生於死地。 1949 年,有近百萬計的外省籍軍名移入台灣,成為今日所謂的「戰後新移 民」。在當時的情境中,對大多數外省籍人士而言,遷至台灣恐怕是在一連串戰 爭失利下所「始料未及」的結果。其中,進駐澎湖的原四十軍與三十九師,大多 在撤退過程中,因交戰失利更喪失了大部分的兵員。因此,於 1949 年駐守澎湖 的時候,澎湖防衛司令部實際上陷入了「有將無兵」的窘境。對於亟欲鞏固自己 在軍中地位的將官來說,這批甫來台灣的「流亡學生」,便成為「填補兵員」的 理想來源。雖然教育部曾頒布山東流亡學生來台後的安置方案(「穗中字第五四 一一號副令」),但是在 1949 年的內戰中,許多部隊經常以非常時期,「抓兵」、「拉 伕」、「非法強徵」的手段進行兵員補充。因而,1949 年在澎湖發生的衝突,其 導火線,也可視為是當時國民黨軍中慣見的「強徵」策略所致。因此,在學生堅 持命令中所授與的「受教權」,與軍方堅持以「強徵」改善兵源短缺的情況下, 最後導致衝突,引發了「七一三」事件與後續的誣陷案件。 時下對於臺灣的「白色恐怖」的詮釋,大都追溯於 1949 年 5 月 19 日,台灣 省政府頒布了「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佈告戒字第壹號」的戒嚴令開始,自此進入 了長達三十八年的「白色恐怖」統治時期。但是 1949 年於澎湖發生的「七一三」 與張敏之校長等冤案,有其特別的「抓兵」而引爆的偶然因素,與隨後一連串於 台灣島內的大規模「抓潛伏共產黨份子」的政治整肅,在內涵意義上,有顯著的 差異: (一)首先,如下文會詳細說明者,在 1949 年至 1955 年間的大逮捕中,國 民黨政府主要的任務是「鞏固最高領導」並藉此剷除潛伏在台灣島內的中國共產 黨地下組織,尤其是於 1946 年後在台灣發展的「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以及 其他共黨系統的情報組織。因而「山東流亡學生」案的發生直接原因,與隨後展 開的「大逮捕」相對無涉。 就判決資料來看,在中共「省工委」、「台盟」案件中最先破獲的「台灣民主 自治同盟林正亨等案」(見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8)安潔字第 0406 號)、「台 灣民主自治同盟陳崑崙等案」(見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9)安潔字第 1293 號) 等案,時間都略晚於本案判決。換言之,當時的判決,是基於軍方為達鎮壓、威 嚇不從者的目的,而在澎湖捏造「匪諜」冤案,藉由「殺一儆百」的手段以震攝 其他的群眾,和以後由國民黨政府中央授意下追捕「地下黨人」的情形不同,而 是地方駐軍與上層官官相護,將「軍民衝突」冠以「共黨滲透」羅織的冤案。 (二)本案的審理過程,相對於後續由保密局、保安司令部、調查局等系統 所主導的政治案件,也不相同。被捕的流亡師生由軍方的政工人員,甚至是一般 軍人負責審訊,因此許多偵訊、刑求的場所,多不如前述機關辦案時,採取了高 度「秘密訊問」的原則。根據許多當事者的見證,包括對學生的各種刑求,有時
甚至在光天化日的海岸礁石邊進行。因此,曾目睹當年山東「流亡學生」慘狀的 目擊者不少,甚至包括了澎湖當地居民。也由於軍方當時急於捏造不利於張敏 之、鄒鑑等師生的口供,因此廣泛的逮捕學生刑求,使得本案的「實際判決人數」 與「審訊過程所牽涉人數」,前後呈現出不成比例的關係。 (三)綜觀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案件,本案可說是特殊的少數類型,牽 涉 1949 年外省籍軍民大規模遷入台灣過程中,軍方雖然在戰場上潰敗,但是相 對其他無組織的平民百姓,尤其是無生產力的孤苦流亡學生,仍然享有絕對的強 勢。如果不能使後者順服,則恐怕任何人都可反抗。為了自己的生存,重整並壯 大自身的力量,維持在抵台後的政治地位,當試圖將「流亡學生」充數為為補充 兵員失敗後,更透過直接鎮壓與戒嚴體制的軍法審判制度,將反抗者加以處決,, 整肅異己。換言之,這可以說是外省人「流亡」「離散」過程中的一場權力整肅, 而非國民黨政府全面遷台後,在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駐防之加持下,對 「台灣島內」本省、外省籍人民大規模展開的「內部」整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