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以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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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以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 The Study of Vote Equalization in Taiwan: The Case of the 2001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 紐奧良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王宏忠. Wang, Hung-Chung (Ph.D.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 *. 本論文所使用之資料採自「2001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民國九十年立法委員選舉全國大型民意調查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為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黃紀教授，該計畫資料由國立中正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以及國立中山大學民意調查中心執行並釋出。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同時本論文之內容將全由作者自行負責。再者，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游清鑫主任以及陳陸輝副研究員於本論文寫作過程中，提供諸多寶貴的意見，使本論文得以順利完成，作者在此表示最誠摯的謝意。本文初稿發表於2002年12月14日「台灣政治學會2002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世新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梁世武教授對於初稿的評論與建議，作者表示誠摯的謝意。.

(2) 40. The Study of Vote Equalization in Taiwan: The Case of the 2001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 Wang, Hung-Chung (Ph.D.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 Abstract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the system Taiwan adopts, is a unique electoral system. Given this system, Kuomintang used to be the only party which could equalize vote by using “responsibility zone system” to mobilize and allocate potential votes of its electorate to gain more seats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Without strong local organizations as KMT did,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and New Party (NP) still tried to look for alternative ways to mobilize their supporters to equalize vote and thereby maximized their seats in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s. Nowadays, the success of vote equalization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parties’ mobilization ability but also on voters’ cooperation. Voters also try as much to equalize the votes as the political parties do to ensure the victory of their preferable candidates. In addition to following political parties’ instructions, some voters allocate votes within their family and among their friend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find out factors that encourage voters to equalize their votes. The author tries to figure out that what kinds of voters would follow his or her parties’ instruction of vote equalization and voluntarily allocate their votes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in private. Based on the data set collected in the 2001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 I examine whether the vote choice of Taiwanese is on the basis of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The results show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between vote equalization and variables such as sex, ethnicity, education, information,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 direction in the 2001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 Keywords: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SNTV), Strategic Voting, Party Identification, Vote Equalization.

(3) 41.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以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王宏忠紐奧良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SNTV）是我國特有之民意代表選舉制度，在過去的選舉經驗中，國民黨透過其嚴密的組織系統，以責任區方式有效地動員群眾進行有組織的配票，為其贏得選戰中的多數席次。其他政黨雖無法仿效國民黨之責任區配票制，但開始尋思透過其他方式，促使選民依照政黨的指示將選票平均分配給該黨候選人，避免浪費選票，以達到席次極大化的目的。配票之運作成功與否，除了政黨的強力動員之外，更重要的是取決於選民是否願意配合，除了接受政黨指示配票之外，亦有民眾是私下與家人或親友自動配票。本篇論文的主要目的便是從SNTV制度下所導致的選民配票行為為切入點，探討哪一類型之選民願意接受政黨的配票，或者私下自動配票，而影響其接受配票的重要因素又是為何。本論文所使用之資料採自「2001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民國九十年立法委員選舉全國大型民意調查研究」計畫，該筆資料由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及國立中山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執行並釋出。作者依據該筆資料針對民國九十年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中選民之配票行為進行分析，歸納出若干可能影響選民配票與否之模型，並加以驗證。在結論中，本文認為選民的性別、省籍、教育程度、資訊吸收程度以及政黨認同之強度及方向等因素，可能是影響選民配票與否的重要變數。. 關鍵詞：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策略投票、政黨認同、配票.

(4) 4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壹、前言「民主政治」通常所指涉的是「代議政治」，其意涵為政府乃是由人民依其自由意志選出之代表所治理。1選舉亦是落實並確保民主政治運作的制度安排，透過定期、公開之選舉方式，一方面可滿足民眾對政治參與之需求，另一方面亦賦予執政者治理之合法性與正當性，既然選舉在民主政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贏得選舉便成為民主國家之政黨所追逐的首要目標。自解嚴以來，台灣在政治上開始朝向民主化的方向大步邁進，最明顯之處便是各項政府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之職位紛紛開放由民眾直接投票選舉產生。目前，我國之公職人員選舉及其產生方式有二：一為各級政府行政首長之選舉，其選舉方式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Single-member District Plurality System）；另一則為民意代表選舉，所採行之選舉方式為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Multi-member District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 SNTV），我國現今之立法委員選舉採行的便是SNTV制度。在此制度下，政黨必須衡量其實力，提名適當之候選人人數，並且為候選人平均分配票源，以每一位候選人皆當選為最終目的。關於政黨提名人數之研究，學界至今已有頗為豐碩之研究成果；2相對而言，針對政黨配票之研究則少了許多。過去，劉義周曾對國民黨特有之責任區配票制度進行一系列深入的研究，3游清鑫針對民進黨在1995 1. Arend Lijphart,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 2. 謝相慶，「單記不可轉移得票法下候選人的當選門檻及政黨提名策略：以我國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為例檢證」，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4卷第2期（1995年12月），頁309~339；John Fuh-Sheng Hsieh and Niemi Richard, “Can Duverger’s Law Be Extended to SNTV? The Case of Taiwan’s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s, ” Electoral Studies, Vol. 18 (March 1999), pp. 101~116. 「國民黨責任區輔選制的效果」，政黨政治與民主憲政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 劉義周，（台北：財團法人民主文教基金會，1991），頁269~298；劉義周，「國民黨責任區輔選活動之參與觀察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64期（1992年3月），頁209~233。.

(5)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43. 年及1998年北市南區立委選舉之聯合競選與配票策略做了個案研究，4包正豪則實際深入新黨內部，觀察1995年選戰時該黨配票之決策與操作過程。5 配票能否成功除了政黨的強力動員以外，選民是否願意配合是另一項關鍵因素，換言之，選民在配票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角色。然而，上述有關配票之研究皆是以政黨為研究對象，研究之區域亦有限。迄今，以選民為觀察對象之配票研究仍十分罕見。有鑑於此，本研究以2001年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為分析之基礎，嘗試以選民為研究之焦點，以期了解選民之配票行為，探索哪一類型之選民願意接受政黨的配票指令進行投票或者私下自動配票，而影響選民接受配票與否的重要因素又是為何。. 貳、SNTV制度與政黨的配票策略 SNTV制度為我國特有之民意代表選舉制度，過去韓國與日本亦曾使用此種選制，但自兩國分別於1988年及1996年放棄SNTV制度改採混合制後，目前便僅剩下極少數國家繼續採行之。 6 所謂 SNTV制度係指在複數選區中，不論應選名額之多少，每一位選民均只能投一票，而不管候選人得到若干選票，均不可將多餘之選票轉讓給其他候選人。在此制度下，政黨為贏得較多的席次，勢必會提名不只一位候選人參與選戰。由於同黨候選人之間可能面臨票源 4. 游清鑫，「選舉制度、選舉競爭與選舉策略：84年北市南區立委選舉策略之個案研究」，選舉研究，第3卷第1期（1996年5月），頁137~177；游清鑫，「競選策略的個案研究：1998年民進黨台北市南區立法委員選舉的探討」，選舉研究，第6卷第2 期（2000年7月），頁163~190。 5. 包正豪，「新黨平均配票策略效果之研究－以84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選舉研究，第5卷第1期（1998年5月），頁95~138。 6. 韓國自1988年廢止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改行混合制，在總共299席國會議員中，243 席以單一選舉相對多數決方式選出，56席以政黨比例代表制選出；而日本則於1996 年10月20日眾議員選舉時首先採用新選制，3/5（300席）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 2/5（200席）為比例代表制。至2000年6月25日眾議員改選時又將兩者比例略做修改，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維持300席；比例代表制則減為180席，參見王業立，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2006），頁31~32。.

(6) 4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重疊的問題，因此，政黨必須仔細衡量該黨的實力，提出適當的候選人數並且適當分配票源，避免發生提名過多或是提名過少的現象，導致票源不足或浪費選票的遺憾。7 為了避免票源過於集中或分散，SNTV制度下的政黨必須有一套完善的配票機制，使其選票效果極大化，以期贏得選戰中的多數席次。但前提是政黨的配票能力必須精確而公正、黨紀嚴明、且候選人的配合度高，如此才能使當選席次極大化。8過去，「國民黨長於組織戰，黨外長於宣傳戰」，是民進黨尚未創立時，對台灣選舉實況的最佳寫照。以往國民黨利用穩固而綿密的地方組織，進行配票工作，其配票方式乃是依照地理區位進行區隔，即所謂的「責任區」制。關於責任區制，劉義周提出其看法：「責任區」簡單地說，就是在民意代表選舉中，把同一選區劃分為若干「票源責任區」，每一責任區分配給一位黨規劃的候選人，作為其活動之地盤。在責任區內，全力輔選此一特定之候選人是全體黨幹部的責任。候選人的活動，以責任區內的競選為主，區外的競選為輔。因此，責任區制在事實上把一個複選舉區劃分為多個單一責任區，其目的在減少同黨籍候選人間的票源衝突，並提高黨提名人當選的席位數目。9 此責任區配票制在過去的各項選戰中發揮了強大的輔選作用，國民黨籍候選人在分配的責任區所獲得的選票皆高出非責任區甚多，其成效卓著，為國民黨贏得多數席次，穩固其執政地位。責 7. Gary W. Cox and Frances M. Rosenbluth, “The Electoral Fortunes of Legislative Factions in Jap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September 1993), pp. 577~589; Gary W. Cox and Emerson Niou, “Seat Bonuses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6 (January 1996), pp. 221~236. 「單記非讓渡投票制的政治影響：我國民意代表選舉制度的探討」，選舉 8. 王業立，研究，第2卷第1期（1995年5月），頁153。 9. 劉義周，「國民黨責任區輔選活動之參與觀察研究」，頁209~210。.

(7)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45. 任區配票制得以發揮其功效，劉義周認為是兩項因素所致：一、大部分的選民資訊不足，對於選舉時的各項議題，特別是爭議性議題，常常是缺乏資訊，甚至一無所知；二、正因為自身缺乏獲取資訊的管道，故常仰賴他人提供消息，此時身邊的家人、鄰居及親友等人際關係網絡便成為選民接收選舉資訊及形成投票決定的重要管道。10國民黨透過其地方組織長期的經營，將其影響力滲透進此人際關係網絡中，成為資訊的供應者，相當程度地控制了選民的投票行為與態度，促使其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此外，責任區配票成功與否亦有賴於候選人是否遵守遊戲規則，不私下跨區進行競選工作，瓜分同黨候選人的票源，若遇上候選人陽奉陰違或是出現超人氣之候選人，都將損及責任區配票制的輔選功效。在強而有力的反對黨出現之前，責任區配票制的成效卓著，一直是國民黨勝得選戰的法寶，候選人一經國民黨提名，幾可宣告當選。11但隨著反對勢力的興起，強力挑戰國民黨之競選優勢，國民黨的責任區配票制不再成為勝選的萬靈丹。盛杏湲曾針對1983至 1995年間立委選舉候選人之票源集散度進行分析，其指出「國民黨責任區配票使得候選人的票源趨於集中……。然而，研究發現亦指出，從長期來觀察，國民黨候選人的票源即使比其他黨候選人來得較集中，卻有越來越分散的趨勢，此一越趨分散的趨勢尤以自1989 年以降最為明顯……。這在在顯示出當反對黨崛起並漸漸茁壯之後，國民黨的責任區配票制已不像過去一般具有成效。」12責任區. 10. 劉義周，「國民黨責任區輔選活動之參與觀察研究」，頁210。 11. 過去，國民黨候選人參與競選之當選比例極高，甚至可達到九成以上。但隨著民進黨與新黨等新興反對勢力相繼投入選戰，國民黨候選人提名當選率逐次下降。 1980年代跌破八成，至1990年代更跌至六成五左右，國民黨提名已不再是當選的保障，參見盛杏湲，「政黨配票與候選人票源的集散度：1983年至1995年台灣地，頁79~80。區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選舉研究，第5卷第2期（1998年11月） 12. 盛杏湲，「政黨配票與候選人票源的集散度：1983年至1995年台灣地區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頁90。.

(8) 4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配票制失靈，代表國民黨將無法贏得選戰中的多數席次，至2001年第五屆立委選舉，國民黨終於將國會第一大黨拱手讓人，不再掌控立法權。13 國民黨之責任區配票制是特殊時空背景下所形成的產物，國內其他政黨並不具備實行責任區配票制的條件。然而，在SNTV選制下，政黨為避免浪費選票，追求席次極大化，不得不重視選票分配問題，因而，隨著選戰經驗的累積，各政黨開始尋思其他可行的配票之道。 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在此之前，通稱其前身組織為「黨外」。「黨外」平時雖無政黨之名，但選舉時卻有政黨之實，不但推薦候選人參與選戰，並且有共同之競選政見。然而，「黨外」卻因為缺乏常設組織，無法在平時為其累積競選資源，選舉期間只能依靠文宣廣告向選民訴求其理念，爭取選民的支持，故其力量有限，無法對國民黨的競選優勢造成威脅。至民進黨初起時，由於尚未能站穩腳步，無法做好提名與配票工作，致使常遭受選舉挫敗。此一方面是因為選戰經驗不足，未能衡量其實力提出適當名額的候選人，另一方面則是支持該黨的票源有限，卻未能推動組織性的配票工作，導致選票不是過於集中某一候選人，造成選票的浪費，14就是過於分散至每位候選人，但卻皆未達當選標準的窘境。15 此一狀況隨後逐漸有所改善，一來民進黨組織架構漸趨成熟， 13. 2001年第五屆立委選舉，國民黨僅獲得68席，次於民進黨的87席，不再是國會多數黨，僅為「在野第一大黨」，其他各黨之席次分別為親民黨46席、台聯13席、新黨1席，以及其他10席。關於造成國民黨失去立院主導權，淪為在野黨的原因，除了責任區配票制成效不若以往之外，黨內分裂出新政黨瓜分票源以及本身超額提名等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14. 過去，民進黨並未採取配票制度，因而在選戰過程中常有高知名度候選人意外落選的情況產生，例如，1983年的康寧祥、1986年的謝長廷以及1995年的李慶雄選前皆被看好篤定當選，結果卻意外落選。 15. 盛杏湲，「政黨配票與候選人票源的集散度：1983年至1995年台灣地區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頁76~78。.

(9)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47. 組織性選戰的經驗不斷累積，跳脫過去以純粹宣傳為主的游擊戰方式，競選策略趨向制度化；再者，民進黨的群眾基礎漸漸擴張，得票率穩健成長，16民進黨開始思索如何在選戰中獲取更多優勢，贏得更多議席。1995年第三屆立委選舉，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沈富雄有鑒於SNTV制度下，政黨若欲求議席極大化則非配票不可，因而在其參選的台北市南區與另外三位候選人葉菊蘭、顏錦福及黃天福喊出「聯合競選、平均配票」的口號，期望可以四人一同當選。聯合競選與配票的目的是為了因應SNTV選制下特殊的選舉生態，在此制度下，政黨可在同一選區推出若干候選人，因此候選人除了得面對來自其他政黨候選人的黨際競爭（Intra-party Competition）外，同黨同志間的黨內競爭（Inter-party Competition）往往也是十分激烈，甚至較黨際競爭更為激烈。17此種互挖牆角式的競爭方式除了消耗政黨自身的實力外，並不能開拓更多的票源，故為政黨所不樂見。聯合競選和平均配票的實施就是為了改變過去候選人單打獨鬥，甚至同室操戈、相互競爭的局面，並且制定一套配票方式，說服支持者依照指示投票。18當時，四人當中實力最為雄厚的沈富雄，不僅帶頭推動聯合競選工作，向選民訴求依照出生月分投票給指定的候選人，並且在呼籲部分支持自己的選民轉將選票投給實力最弱的黃天福的情況下，最終達成四人皆上榜的目標。王業立指出，政黨提出強制配票要能成功，必須具備四項要件：（一）必須有一定比例具有高度政黨認同的選民，「認黨重於認人」，願意執行政黨的配票指令；（二）政黨必須具備充足的票源、 16. 民進黨（包括黨外時期）在立委選舉中的得票率呈現逐漸成長的趨勢，歷屆得票、1983年（18.9％）、1986年（24.0％）、1989年（29.9％）、率為1980年（13.0％） 1992年（31.4％）、1995年（33. 2％）、1998年（29.6％）、2001年（33.4％）。 17. Gary W. Cox and Frances M. Rosenbluth, “The Electoral Fortunes of Legislative Factions in Japan,” p. 579. 18. 游清鑫，「選舉制度、選舉競爭與選舉策略：84年北市南區立委選舉策略之個案研究」，頁161。.

(10) 4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精確估票的能力、公平的配票方式；（三）同黨候選人必須願意配合配票作業，不陽奉陰違，私下互挖牆角；（四）同黨提名之候選人的形象、理念等各方面條件不可差異過大，否則即使選民所認同之政黨發出配票指令，但分配的候選人與其心中所設定之投票對象差異過大，恐怕亦難以配合。19 民進黨在該次配票模式中，大致符合上述四項要件，故能達成選前所設定的目標。不僅民進黨明白在SNTV選制下必須配票不可，當時甫成立不久的新黨亦明白箇中道理。新黨不同於國、民兩黨，是一個新成立、力量有限的小黨，只能在各選區中推出少數的參選人，並且在不得浪費其選票的情況下，才有全數當選的可能。因此，在1995年立委選舉中，新黨於台北市南北兩區、台北縣及桃園縣，分別向該黨支持者發出以出生月分或身分證末位數字為投票依據的配票指令。選舉結果顯示，除了台北縣兩名候選人落選之外，北市南北兩區及桃園縣皆全數當選。20包正豪針對新黨該次選戰之配票策略進行深入的研究並指出，提名人數適當與否、候選人的條件差異程度、競選策略以及支持者的教育程度等，都是影響新黨配票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21 有別於國民黨的責任區配票制，以透過地方組織的方式「間接」地向支持者傳達政黨的配票指令，民進黨與新黨因並不具備國民黨施行責任區配票制的條件，無法以地理特性或組織界線為候選人平 19. 王業立，「單記非讓渡投票制的政治影響：我國民意代表選舉制度的探討」，頁 156。 20. 1995年立委選舉，新黨於北縣選區提名五人（周荃、傅崑成、蔡正揚、楊世雄、張馥堂），落選兩人（蔡正揚、楊世雄），歸咎其原因，在於北縣一開始是仿效國民黨責任區配票制，隨後又改成依身分證末位數字配票方式，兩種方式相互干擾。再者，該區候選人條件差異過大，較難以說服民眾配票，故其成效不如其他選區，參見包正豪，「新黨平均配票策略效果之研究－以84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頁95~138。 21. 包正豪，「新黨平均配票策略效果之研究－以84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頁 95~138。.

(11)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49. 均分配票源。因而民、親兩黨在該次選舉中，直接向選民提出配票的訴求，以選民的出生月分及身分證末位數字為配票依據。此種配票方式與責任區配票制相較，其優點在於較能客觀區隔各候選人的主要票源群所在；而缺點則是因為無特定社會團體或地理特徵作為依據，無法與目標選民進行直接接觸，只能向隱身於廣大群眾的支持者進行文宣喊話，尋求支持，候選人可能因此產生不安全感，除了聯合競選活動外，仍私下進行個人宣傳，損及聯合競選之公平性。此外，向選民訴求以出生月分及身分證末位數字為配票依據，對民眾而言並不具備任何社會意涵，相同月分出生或身分證末位數字相同的民眾，並不一定是具有相同背景的一群人，因此，說服民眾依照指示投票，對候選人而言便成為更重要及困難的工作。221998 年第四屆立委選舉民進黨仍依照1995年模式進行聯合競選及配票，但選舉結果並不如預期，未能全數當選，無法說服民眾接受配票就是其中一項因素。然而，我們也不能為此就否定配票之成效，因為影響該次選舉最終結果的因素有許多，並不能完全歸因於此。23 況且，2004年第五屆立委選舉的結果也再次印證了配票在SNTV制度下的影響力。 2004年第五屆立委選舉，民進黨開始實施大規模的配票行動，分別在台北市南北區、南投縣、台南縣、台南市、高雄市北區，對其支持者下達配票動員令。24選前民進黨不僅全力動員宣傳配票，黨主席陳水扁亦公開呼籲該黨支持者平均配票並親自下達動員令。25投票結果顯示，除了台北市南、北兩區各提名五人，各當選 22. 游清鑫，「競選策略的個案研究：1998年民進黨台北市南區立法委員選舉的探討」，頁168。 23. 關於民進黨1998年選舉立委之聯合競選及配票措施，何以無法如1995年般順利，可參考游清鑫，「競選策略的個案研究：1998年民進黨台北市南區立法委員選舉的探討」。 24. 該次選舉民進黨在台北市北區、台南縣是以身分證末位數字決定選票歸屬；而台北市南區、台南市、高雄市北區、南投縣，則以選民之出生月分決定。 25. 楊金嚴，「民進黨耳語，綠營有人要求羅文嘉分選票」，聯合報，2001年12月2日，.

(12) 5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四人之外，南投縣提名兩人、台南縣提名五人、台南市提名三人、高雄市南區提名三人，皆全數當選。總計六個下達配票令的選區所提名的二十三名候選人中，共當選二十一人，僅僅兩人落選，可見此次民進黨的配票動員效果極佳。除此之外，第一次參與立法委員選舉的親民黨也在台北縣第一選區發佈配票令。選戰前夕，黨主席宋楚瑜指示以「三比二」分配選票予該黨兩位候選人周錫瑋及鄭志龍，亦即一戶中若有五票，則分配三票投周錫瑋，二票投鄭志龍，期望可以藉此穩固現任的周錫瑋並且拉抬初試啼聲的鄭志龍。26結果顯示，兩人皆順利在北縣第一選區脫穎而出。因此，若單就當選人數來看，各黨所發出的配票動員都獲致豐碩成果。. 參、選民之策略投票與配票行為上述所論及之配票行為研究皆是由政黨運作的觀點出發，然而，配票能否成功不僅關乎政黨的運作，選民是否願意配合是另一項重要關鍵。黃秀端認為，選民配票給某一政黨的候選人在投票行為上是屬於策略投票（Strategic Voting）的一種。27 策略投票，其指涉的是選民為影響選舉結果，使其符合自己的期望，而將選票投給自己最喜好的政黨或候選人之外的政黨或候選人。28關於策略投票，Anthony Downs自理性選民理論出發，提出其見解。Downs以為，在多人競爭的局面中，一個理性的選民首先會估算哪一候選人勝選對其最為有利，然後評估該候選人是否有勝選的機會，若有勝算就投給他；若無勝算，且不希望最不喜愛的候選. 第3版。「宋楚瑜籲一選區自動配票」，聯合報，2001年11月30日，第20版。 26. 許俊傑， 27. 黃秀端，「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下的選民投票策略」，東吳政治學報，第13期（2001年9月），頁55。 28. John W. Galbraith and Nicol C. Rae, “A Test of the Importance of Tactical Voting: Great Britain, 1987,”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9 (January 1989), p. 126..

(13)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51. 人當選時，則投給有勝算的且次喜愛的候選人，這是因為理性的選民不願將自己的選票浪費在不能當選的候選人身上。倘若選民缺乏權衡選情的資訊，則將一本初衷支持自己最喜愛的且有勝算希望的候選人。29 在理性考量之下，為了使選情不致於導致最不欲見到的結局，所以選民放棄真誠投票（Sincere Voting），亦即不將選票投給心中原本屬意的候選人，轉而支持有勝算的候選人中較不排斥的一位。因此，此投票行為可以稱之為深思熟慮的投票（Sophisticated Voting）或是戰術性投票（Tactical Voting）。研究選民策略投票行為最知名者當屬法國學者Maurice Duverger，其指出選舉制度本身的「機械性因素」（Mechanical Factor）將造成政黨得票數與議席之間的落差，形成兩大黨之外的政黨出現代表性不足（Under Representation）的情況。30自選民角度而言，Duverger認為在多數決制度下，選民較傾向於放棄小黨，其他選制則較無此情況，其原因在於選民了解將票投給小黨如同是浪費選票（Wasted Vote），不如支持具競爭力的兩黨中較不排斥一方，以防止最不喜歡的候選人或政黨勝選，Duverger 將此稱為選民投票行為的「心理性因素」，31亦即上述之策略投票或深思熟慮的投票。若以選制作為區別，在單一選區中，策略投票是指當選區中有三位以上候選人競選，選民從所獲得的資訊中得知，自己最喜愛的候選人並無當選的機會，為了不讓最不喜愛的候選人當選，遂將選票投給次喜愛且具勝算的候選人，以避免浪費自己的選票，此種現. 29.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pp. 48~50. 30.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New York: Wiley, 1966), pp. 224~226. 31.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p. 226..

(14) 5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象便是近幾年在台灣政壇上屢見不鮮的「棄保效應」。32 不同於單一選區，SNTV制度下民眾的策略投票行為，則呈現不同的面貌。在複數選區中，無論應選席次多寡，選民均只能投下一張選票，而候選人的票數不得轉讓給他人。在此情況之下，政黨為了獲取更多席次，通常不會僅提名一位候選人參選，如此一來，候選人所面臨的挑戰不僅僅來自其他政黨的候選人，亦來自同區參選的黨內同志。然而，兩相比較，「候選人發現說服支持同黨候選人的選民轉而支持他，遠比說服支持他黨候選人之選民要容易。」 33. 因而有時黨內的競爭較黨外的競爭更加激烈。 Gary W. Cox曾針對尚未改行混合選制的日本進行研究，其指出. 在SNTV制度下，選民若是關心選舉結果，則在策略上將會放棄實力「太強」及「太弱」的候選人，轉而搶救在當選邊緣的候選人。 34. 對理性的選民而言，投票給太強或太弱的候選人，前者為錦上添. 花，後者則於事無補，都無法發揮手中選票的最大功效，突顯其關鍵性，不如將其投給同黨中有勝算的候選人，增加當選之席次。換言之，不同於單一選區策略投票的選票轉移是在於黨際間的轉移， SNTV制度下的策略投票則是同黨候選人之間的選票轉移。35由此可知，SNTV制度下選民策略投票的目的，一是為了避免浪費手中的選票，轉而使其發揮關鍵性作用；二是為了增加所認同的政黨之席次，以達到影響選舉結果之目的。策略投票可能是選民自發性的行為，但亦可能不是，當政黨或 32. 「棄X保X」近年來屢屢成為政黨或候選人為求勝選，向原本非支持自己的選民的重要訴求，自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開始的「棄黃保陳」、1996年總統選舉時的「棄彭保李」及「棄陳保林」、1998年台北市長的「尊王保馬」以及2000年「棄連保陳」、「棄連保宋」、「棄宋保連」等皆可看出政黨或候選人欲操控選民投票決定的痕跡。 33. 黃秀端，「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下的選民投票策略」，頁40。 34. Gary W. Cox, “Strategic Voting Equilibria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September 1994), pp. 608~621. 35. 黃秀端，「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下的選民投票策略」，頁48。.

(15)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53. 候選人了解選民之策略投票行為，並認知其重要性時，此時可能化被動為主動，在投票之前提出以政黨或候選人自身利益為考量的策略投票方式，尋求選民的認同與支持。在SNTV制度下，假設全體選民皆採取策略投票，則只有那些處於當選邊緣的候選人可能當選。實力太強或者太弱的候選人，將被選民所放棄，慘遭落選，如此反而使選票與席次之間無法達到平衡狀態。然而，若政治菁英發出動員令，呼籲選民依某一法則進行分配選票的工作，反而可以使選票重新分配，達到平衡狀態。36依政黨指示配票正是政黨與候選人對Downs理性選民策略投票理論的具體實踐，是政治菁英與選民彼此互動的現象，更精確地說，是政治菁英欲操縱選民行為的企圖。所以，策略投票並不全然是選民自發性的投票行為，亦可以是由政黨或候選人所發動，要求選民配合。由上述可知，政黨與選民皆嘗試盡其所能適當地轉移選票，使其平均分配給每一位候選人，以提高當選更多席次的機率。因此，配票方式可依照發起對象，將其略分為政黨指示配票以及選民自動配票兩種模式。簡而言之，所謂的政黨指示配票指涉是政黨為求極大化其選舉效益，公開呼籲其支持者依照政黨所提出之特定投票規則將選票平均分配給該黨的每一位候選人，以求全員上壘擴大其當選席次。不論是國民黨長期採行的「責任區制」，或者近年來民進黨、新黨、親民黨推動的以身分證末位數字或者出生月分為分配準則的配票方式皆屬於此一類型的配票模式。至於選民自動配票則是選民為了使自己偏好的候選人皆能當選，因而彼此私下串連將選票分配給特定的幾名候選人。其目的雖然等同於政黨指示配票，為的也是極大化當選席次，但兩者間的差異有二：一是在於發動者不同，前者為政黨，後者則是選民本身；二 36. Gary W. Cox and Michael Munger, “Closeness, Expenditures, and Turnout: The 1982 U. S. House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3 (March 1989), pp. 217~232..

(16) 5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是配票準則不同，前者以政黨公佈的配票令為準，而後者則不再是依據政黨的指令而行動，而是選民自己心中的一把尺。黃秀端的研究發現，確實有部分選民會與家庭成員進行自動配票的工作，如果選民所認同的政黨在該選區無法獲得足以令所有候選人皆當選的票數時，那麼在民調當中落後的候選人可能在選民的自動配票過程中被放棄。此外，自動配票的選民也會根據政黨所提出的候選人進行篩選，若有候選人不為其所好，或者形象、操守不佳者，則選民會將其先行排除，然後平均配票給其他的候選人。37 然而，台灣地區的選民向來呈現出「選人不選黨」的投票傾向，亦即以候選人取向為主，政黨認同並非是投票時最重要的參考依據。「選人不選黨」既是我國選民最主要的投票傾向，政黨向選民提出配票的要求，無異是對此投票傳統的一項強而有力的解構性挑戰，並對政黨未來的選舉與提名產生一定的影響。38因為配票行為必須強化選民對政黨的認同感，同時削弱政見及候選人因素的重要性。游清鑫指出：「對以往依候選人或政見取向的選民而言，政黨、候選人、與政見對其而言，可能代表三種截然不同的意義，配票指令卻改變其以往決定政治忠誠的憑藉。因此，需要有更大的誘因促使選民改變其投票傾向，才能進而支持配票。」39 既然接受政黨配票指令與我國選民傳統的投票習慣存在著一定之差異，那麼選民是否願意遵照政黨指示進行配票呢？根據以往的研究指出，民眾對配票的配合意願低落，願意遵照政黨配票指令的選民的比例並不高，顯示大多數選民尚且難以接受依政黨指示配 37. 黃秀端，「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下的選民投票策略」，頁55~56。 38. 王業立，「單記非讓渡投票制的政治影響：我國民意代表選舉制度的探討」，頁 156。 39. 游清鑫，「選舉制度、選舉競爭與選舉策略：84年北市南區立委選舉策略之個案研究」，頁161。.

(17)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55. 票的投票方式。40此現象即使至第五屆立委選舉時亦然，根據「2001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民國九十年立法委員選舉全國大型民意調查研究」（2001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計畫所釋出的資料顯示，願意依據政黨指示配票的選民僅約占全體選民當中的10%；私底下主動配票的選民比例亦不高，亦約為全體選民的10%（見表一），此結果顯示我國選民之自主意識極高。表一. 選民配票模式分佈統計. 項目類別政黨配票. 單位：個、% 人. 數 183. 百. 分 11.3. 自動配票. 157. 9.7. 無配票. 1,279. 79.0. 總. 1,619. 100.0. 和. 比. 資料來源：2001 TEDS。. 配票成功與否有賴於選民是否看政黨的招牌，願意接受政黨的指示投票，或自行分配選票給該黨候選人，而非看候選人政見以及本身的資歷或能力。政黨配票與自動配票民眾比例偏低，顯示大部分選民仍未能接受以政黨為核心的投票模式，「選人不選黨」依然是目前為多數選民所認同的投票依據。然而，願意政黨配票或自動配票的選民數目雖不多，但在SNTV選制下，候選人並不需要獲得選區過半數選民的支持，只要一部分選民將選票集中在某位候選人身上，該名候選人就有當選的機會。41因此，儘管願意配票的民眾雖不多，但卻仍有足以影響選情的能力。政黨若能動員這些選民， 40. 游清鑫，「競選策略的個案研究：1998年民進黨台北市南區立法委員選舉的探討」，頁163~190；黃秀端，「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下的選民投票策略」，頁37~75。 41. 在SNTV制度下，候選人只要獲得(V/N+1)+1張以上的選票即篤定當選（V為有效選票數，N為該選區應選席次），而實際的當選最低票數甚至更低。因而，候選人只要爭取足以使其當選的一小比例的群眾即可，無須獲得選區多數選民的支持，參見王業立，比較選舉制度。故在此情況下，雖然願意配票的選民比例不高，但政黨或候選人若能有效動員其支持者進行配票，便可提高其勝選機率。.

(18) 5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便有機會使原本面臨落選危機的候選人獲得扭轉局勢的票源，擠下他黨候選人，為該黨再增多一個席次。所以，儘管願意配票的選民占全體選民的比例尚低，但因其具有左右選情的影響力，故政黨仍不敢小覷，紛紛提出策略誘使選民進行配票。既是如此，究竟具有何種特質的選民願意接受政黨指示配票，亦或是私底下進行自動配票？而影響其配票意願的因素又是為何？上述問題正是本文嘗試探討的核心議題。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影響選民配票行為之可能原因，筆者根據相關文獻與理論架構，擇取若干變數，以選民的配票模式作為依變數，嘗試設立並檢證分析模型。. 肆、資料來源與模型設定本文旨在探討選民個人之各項人口變數，是否影響其投票策略，進而採取配票行為。研究之範圍則界定於2001年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採用2001 TEDS實證資料，該研究於2000年4月中旬完成全國性民意調查，面訪2,022個年齡滿20歲以上，並具有投票權之公民。本文分析該實證資料，探討並比較選民之依政黨指示配票以及自動配票，兩項策略投票行為之異同，藉以了解影響選民採行配票策略的可能原因。本研究之依變數「配票模式」屬於「無序多分變數」（Non Ordered Polytomous Variable），根據依變數之性質，本文設定「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nal Logit Model），以「無配票者」作為參照組，分別分析其與「依據政黨指示配票者」、「自動配票者」之差異。42筆者依據研究目的，選取選民之性別、年齡、省籍、教育程度、關心選舉結果與否、資訊吸收程度、政黨認同（區分為強度與方向兩項）. 42. 黃紀，「質變數之計量分析」，謝復生、盛杏湲主編，政治學的範圍與方法（台北：五南，2000），頁387~411。.

(19)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57. 以及選區競爭程度等各項變數，作為本研究之自變數。其相關理論架構，茲分述如後。在性別方面，一般說來，男性普遍對於政治事務抱持較高度的參與興趣，對於政治議題的接收與參與政黨動員活動的程度較高。研究指出，這種性別上的差異起源於個人政治功效意識強弱的不同；相較於女性選民，男性擁有較強烈的政治功效意識，認為自己具有處理複雜政治事務的能力和知識，43女性選民則相對地趨於保守，易受長期性的政黨認同因素的引導。因而，可以推測男性選民之配票意願，應該不若女性選民來得強烈。部分研究指出，選民年齡與其本身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有著顯著的關係；大體而言，個人政治資訊的取得與政治經驗的累積，經常會隨著年紀的成長而增加，「心理涉入感」（Psychological Involvement）亦逐漸增強，促成本身政治參與程度的升高。44就「生命週期」（life cycle）觀點來看，年齡愈輕的選民對於政治體系的認知較為薄弱，對於政黨的情感依附不深且不固定。相反地，在考量家庭與事業因素之下，年齡愈長的選民通常其政治行為較保守，隨著對於政治事務的熟悉而強化其政黨認同。45前已述及，配票策略與政黨認同有 43. Lester Milbrath and M. L. Goe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7), p. 117. 44. 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p. 515~519; M. Margaret Conwa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1), pp. 42~49; Arend Lijphart,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teven J. Rosenstone and John Mark Hansen,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n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pp. 136~141. 45. 胡佛，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三）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為（台北：三民，1998），頁 161~163；洪永泰、陳義彥、黃德福，臺北市民眾市政意向之研究（台北市：台北市政府研考會委託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執行，1995）；黃德福，「臺灣地區78年底選舉分裂投票之初探研究：以臺北縣、雲林縣與高雄縣為個案」，政治學報，第 19期（1991年12月），頁55~80；Paul R. Abramson,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 Formation and Change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pp. 81~82..

(20) 5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著密不可分之關係，若由此觀之，則年齡愈長之選民其配票意願應較年輕選民來得高。省籍因素向來是國內研究投票行為相當重要的變數，一般說來，本省籍選民偏向於支持民進黨，外省籍選民則較其他族群更支持國民黨。46若干文獻指出，相對於人數最多的本省閩南族群，大陸省籍人士對於某些政治態度有相當顯著的取向，或者因為凝聚力較強的「團體意識」（group consciousness），使得政治參與的程度較高，因此更易受政黨動員的影響。47由此推論，外省籍選民相較於其他省籍的選民，應具有較高的配票意願。教育程度亦可能是影響選民配票意願的關鍵之一，胡佛指出，教育程度高的民眾，相較於教育程度低的民眾，其政治功效意識高，有明顯的政治偏好及自主意識。認為其投票行為可以影響政府的決策。同時，教育程度越高者越會去投票；教育程度低者則不常投票。一般而言，高教育程度者接收資訊的管道較多元，也較關心政治訊息，因此，高教育水準的選民依據候選人或議題因素投票的比例會增高，故不願接受政黨指示配票或私下配票的比例應較教育程度低的民眾來得低。48關於教育程度之高低與選民配票與否之間的關聯性，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結果呈現。盛杏湲的研究指出，選民教育程度越高，政治資訊越多，越能使其在政治事務上更成熟，自主意識越強烈，難以接受政黨指示而配票。49然而，包正豪的研究卻指出，選民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思考配票背後所隱含的 46. 徐火炎，「『李登輝情結』與省市長選舉的投票行為：一項政治心理學的分析」，選舉研究，第2卷第2期（1995年11月），頁1~36；徐火炎，「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與選民的投票行為」，選舉研究，第5卷第2期（1998年11月），頁35~71；，選舉研究，第2卷第2 黃秀端，「1994年省市長選舉選民參與競選活動之分析」期（1995年5月），頁51~76。 47. 胡佛，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三）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為，頁164。 48. 胡佛，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三）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為，頁165。 49. 盛杏湲，「政黨配票與候選人票源的集散度：1983年至1995年台灣地區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頁89。.

(21)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59. 政治意義，因此越傾向接受新黨所下達的配票指令。50兩者所呈現的研究結果背道而馳，顯示教育程度是研究配票行為時，必須檢證的重要因素。「唯有那些關心選舉結果者才會有策略投票的行為」，51是否關心選舉結果亦可能是影響選民配票與否的關鍵因素之一，當選民關心選舉結果時，便會試圖以各種方式幫助其所支持的，但卻可能落選的候選人贏得選舉；反之，若選民並不關心選舉結果，或為某候選人的死忠支持者，即使所支持的候選人已無獲勝機會，仍會從事真誠投票，支持該候選人而不會進行策略投票或配票。52相關研究指出，對選舉結果關心程度與配票行為之間有著顯著之關係，無論依據政黨指示配票或私下自動配票，非常關心選舉結果的民眾都是配票比例最高者，而很不關心選舉結果的民眾，其配票意願則相對低落許多，53由此可見，是否對選舉結果關心應是影響選民配票與否的重要因素之一。關於資訊吸收程度是否為影響選民配票意願的因素，研究者之間亦有不同的意見。劉義周指出，國民黨責任區配票制之所以成功，在於選區選民普遍缺乏資訊，選民自身資訊不足，便有賴於其它管道提供資訊，使國民黨得以藉由人際關係網絡提供選舉資訊並動員選民。54然而，黃秀端的研究指出，與其他投票模式相較，自動配票方式對於資訊的需求更甚。選民必須知道候選人在民意調查中是屬於領先集團、當選邊緣或者是落後群之中，唯有擁有充足資訊的選民，才知道各候選人在民調中的位置，才能決定將選票分配. 50. 包正豪，「新黨平均配票策略效果之研究－以84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頁119。 51. 黃秀端，「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下的選民投票策略」，頁54。 52. 舉例而言，1998年台北市長選舉投票支持王建火宣的選民，明知其勝選機會渺茫，卻仍堅定支持，依然將選票投給他，便屬於真誠投票者。 53. 黃秀端，「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下的選民投票策略」，頁60~61。 54. 劉義周，「國民黨責任區輔選活動之參與觀察研究」，頁210。.

(22) 6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給哪些候選人，放棄哪些候選人。55由上可知，選民資訊吸收程度與其配票行為之關係，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檢證。研究者指出，政黨認同是影響選民配票與否的關鍵因素之一。 56. 在複數選區中，政黨認同越強烈的選民，為了增加政黨的席次，. 進行配票的比例會較政黨認同弱的選民要來得高。前已述及，配票行為，無論是政黨指示配票亦或私下自動配票，都是一種以政黨為核心的投票模式，而非以候選人或政見為投票依據。既是如此，則政黨認同感越高的選民，在理論上願意配票的可能性越高；反之，政黨認同感較低的選民其投票依據受政黨因素的影響較淺，候選人或政見因素可能亦是其投票時的考量因素，願意配票的可能性便相對降低。除了檢證選民之政黨認同感強弱與其配票行之關係外，本文亦嘗試探討選民配票行為與其政黨認同方向是否有關，比較國內主要政黨之認同者於政黨配票及自動配票行為上之差異。此外，筆者以為，除了上述幾項因素之外，選區競爭程度與選民配票與否兩者間應有所關聯。競爭激烈的選區，其戰況渾沌未明，候選人或政黨難以預測是否可以贏得選戰，在此危機意識下，便會極力動員選民，汲取更多的選票以支持其勝選。另一方面，危機意識亦存在選民心中，對選民而言，選區競爭激烈象徵其認同的政黨或支持的候選人欲當選的難度相對提高，為了使其認同的政黨或支持的候選人順利當選，選民接受政黨指示配票或私下自動配票的意願便相對提高。反之，選區競爭程度不激烈，選民對於認同的政黨或支持的候選人是否可以當選較有把握，因而缺乏配票的動機，故其配票的意願不若選區競爭程度激烈的選民強烈。關於選區競爭程度之界定，筆者嘗試以各選區勝負選票比例進行計算，採用「FL Ratio」統計值（the ratio of the first loser to the last winner’s vote 55. 黃秀端，「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下的選民投票策略」，頁55。 56. 黃秀端，「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下的選民投票策略」，頁58~60。.

(23)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61. ，其計算方式是以落選第一名之得票數除以當選最後一名之票 total）數，所得數值越大，代表該選區之競爭程度越激烈；反之，數值越小，象徵該選區之競爭態勢越和緩。57關於2001年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各選區之勝負差距及其競爭程度，可見於附錄一。在分析模型中，年齡、政黨認同強度以及選區競爭程度屬於「連續變數」（ continuous variable ）。另外，多項變數屬「質變數」（qualitative variable），故須以虛擬變數登錄之。在性別部分，女性受訪者登錄為1，男性受訪者登錄為0。在省籍部分，區分為原住民、本省客家人、大陸各省市人、本省閩南人等四類，而以本省客家人為參照類。在教育程度方面，共區分為國小程度以下、國中程度、高中程度以及大專程度以上等四類，其中以國小程度以下者為參照類。在選舉關心程度部分，區分為關心選舉結果以及不關心選舉結果兩類，以不關心選舉結果者為參照類。在資訊吸收程度方面，區分為閱讀報紙類選舉新聞半小時以上以及半小時以下兩類，以半小時以下為參照類。58在政黨認同方向部分，區分為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以及無黨籍等四類，其中以無黨籍為參照類。59. 伍、實證分析與討論首先，就選民性別與配票行為之交叉分析來看，女性選民無論是在依據政黨指示配票或者自動配票上，其配票比例皆較男性選民 57. FL Ratio之設定作者是根據Cox對於SF Ratio (the ratio of the second to the first loser’s vote total) 的設定加以修改所得出，有關於SF Ratio可參照Gary W. Cox, Makes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 (New York: Cambridge, 1997). 58. 在資訊吸收程度變數部分，筆者是以選民平均每天閱讀報紙類選舉新聞的時間作為判定資訊吸收程度多寡之依據，將其分為閱讀時間超過半小時以上，以及不到半小時兩類。 59. 必須說明的是，由於2001 TEDS資料中，新黨支持者之樣本數過少，故基於意識形態光譜位置之分布，本文將新黨認同者納入親民黨支持者之中，以利研究分、建國黨，以及綠析。基於相同理由，本文亦將台灣團結聯盟（樣本中僅20人）黨支持者納入民進黨認同者。.

(24) 6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來得高。特別是在自動配票部分，兩者之間的差異更大，顯示女性選民在私底下比男性選民更積極於運作配票策略（見表二）。表二. 選民性別與配票模式之交叉分析. 類. 別. 依據政黨指示配票. 自動配票. 未配票. 合. 男性. 10.7% (86). 7.7% (62). 81.6% (657). 100.0% (805). 女性. 11.9% (97). 11.7% (95). 76.4% (622). 100.0% (814). 11.3% (183). 9.7% (157). 79.0% (1,279). 100.0% (1,619). 總. 數. χ2 = 8.506. p =.014. D.F=2. 計. N =1619. 註：（）內數字表人數。資料來源：2001 TEDS。. 在省籍部分，原住民選民依據政黨指示配票的比例最高，然其樣本數過少，並不足以據此推論原住民選民的配票模式。除掉原住民選民之外，外省籍選民依據政黨指示配票的比例居於首位，高於本省客家及本省閩南兩類選民，在自動配票的部分亦然，顯示外省籍選民私下主動為心儀的政黨或候選人配票的意願要高於其他省籍的選民（見表三）。表三. 選民省籍與配票模式之交叉分析. 項目類別. 依據政黨指示配票. 自動配票. 未配票. 合. 原住民. 17.4% (4). 13.0% (3). 69.6% (16). 100.0% (23). 大陸各省市人. 17.4% (28). 16.2% (31). 69.1% (132). 100.0% (161). 本省客家人. 11.3% (22). 5.7% (11). 83.0% (161). 100.0% (194). 本省閩南人. 10.7% (129). 9.1% (110). 80.1% (965). 100.0% (1,204). 11.4% (183). 9.6% (155). 79.0% (1,274). 100.0% (1,612). 總. 數. χ2 = 18.627 註：（）內數字表人數。資料來源：2001 TEDS。. p =.005. D.F=6. N =1612. 計.

(25)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63. 從選民的教育程度來看，選民參與配票比例大致呈現隨教育程度之上揚，而漸趨增強的態勢。無論依據政黨指示配票或者自動配票，四類選民中皆以大專程度以上選民採行配票策略的比例最高。此結果顯示出，相較於其他選民，高教育程度的選民更傾向於使用配票方式，以提高其中意的政黨或候選人勝選的機會（見表四）。表四. 選民教育程度與配票模式之交叉分析項目類別. 依據政黨指示配票. 自動配票. 未配票. 合. 國小程度以下. 9.0% (42). 7.1% (33). 83.9% (391). 100.0% (466). 國中程度. 8.4% (18). 9.3% (20). 82.2% (176). 100.0% (214). 高中程度. 12.0% (55). 9.2% (42). 78.9% (362). 100.0% (459). 大專程度以上. 14.1% (67). 13.1% (62). 72.8% (346). 100.0% (475). 11.3% (182). 9.7% (157). 79.0% (1,275). 100.0% (1,614). 總數. χ2 = 20.177. p =.003. D.F=6. 計. N =1614. 註：（）內數字表人數。資料來源：2001 TEDS。. 在關心選舉結果與否方面，自表五可知，關心選舉結果的選民，在兩種配票模式中，皆較不關心選舉結果的選民有更高的比例在投票時採行配票策略。由此可知，選民的配票行為與其關心選舉結果與否息息相關，而關心選舉結果者，更傾向於配票。表五. 選民關心選舉結果與否與配票模式之交叉分析依據政黨指示配票. 自動配票. 未配票. 合. 不關心選舉結果. 7.5% (27). 6.1% (22). 86.5% (313). 100.0% (362). 關心選舉結果. 12.7% (153). 11.0% (133). 76.3% (923). 100.0% (1,209). 11.5% (180). 9.9% (155). 78.7% (1,236). 100.0% (1,571). 總. 數. χ2 =17.037 註：（）內數字表人數。資料來源：2001 TEDS。. p =.000. D.F=2. N =1571. 計.

(26) 6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再從選民資訊吸收程度進行分析，表六的結果顯示，在依據政黨指示配票及自動配票兩種配票模式中，每天閱讀報紙上選舉新聞半小時以上的選民，其配票比例皆較閱讀時間半小時以下的選民來得高。該結果顯示，無論依據政黨指示配票或自動配票，選民採行配票行為的比例，隨著資訊吸收的程度而增高。選民資訊吸收較多者，更傾向於配票，反之，資訊吸收較少，則配票的傾向較不明顯。表六. 選民資訊吸收程度與配票模式之交叉分析. 項目類別. 依據政黨指示配票. 自動配票. 未配票. 合. 半小時以下. 10.2% (133). 9.2% (119). 80.6% (1,011). 100.0% (1,263). 半小時以上. 15.6% (50). 11.9% (38). 72.5% (232). 100.0% (320). 11.3% (183). 9.9% (157). 78.8% (1,243). 100.0% (1,583). 總. 數. χ2=10.637. p =.005 D.F=2. 計. N =1583. 註：（）內數字表人數。資料來源：2001 TEDS。. 表七顯示的是選民之政黨認同方向與其配票行為之關係，亦即各政黨之支持者對於配票行為的接受程度。在依據政黨指示配票方面，以民進黨之支持者接受政黨指示進行配票的比例最高，次為國民黨支持者、親民黨支持者，無政黨認同者最後。關於此結果，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解釋，民進黨向來就是最熱衷於推動政黨指示配票的政黨，自1998年起連續三屆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皆在部分選區推動配票，灌輸其支持者配票的重要性，故其支持者願接受政黨指示配票的比例最高，實屬意料中事。國民黨則以責任區制為其配票模式，責任區制成效雖已不若以往，但仍能影響一部分的支持者，依照政黨的指示進行投票。親民黨則為一新生政黨，政黨組織尚未成熟，本次選舉並無特意突顯其配票措施，故其支持者配票的比例不若另兩黨，至於無政黨認同者配票比例居末位，則毫無意外。.

(27)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表七. 65. 選民政黨認同方向與配票模式之交叉分析. 項目類別. 依據政黨指示配票. 自動配票. 未配票. 合. 國民黨. 13.5% (36). 7.9% (21). 78.6% (209). 100.0% (266). 民進黨. 18.0% (93). 12.2% (63). 69.9% (362). 100.0% (518). 親民黨. 11.0% (24). 16.4% (36). 72.6% (159). 100.0% (219). 無黨籍. 4.8% (29). 6.0% (36). 89.2% (535). 100.0% (600). 總. 11.4% (182). 9.7% (156). 78.9% (1,265). 100.0% (1,603). 數. χ2=80.713. p =.000. D.F=6. 計. N =1603. 註：（）內數字表人數。資料來源：2001 TEDS。. 在自動配票部分則以親民黨支持者比例最高，其他依序為民進黨支持者、國民黨支持者以及無政黨認同者，此結果應與各政黨支持者對該黨的自發性凝聚力有關。筆者以為，親民黨之支持者多為該黨黨主席宋楚瑜的堅定追隨者，向心力極強，而本屆立委選舉為親民黨創黨後，首次參與之公職選舉。在黨未公開下達配票指令下，支持者為避免出現政黨實力未明而將選票過分集中於特定高知名度參選人的情況，遂私下自動進行親友之間的配票策略，故該黨支持者自動配票的比例最高。至於國民黨部分，該黨長期以組織動員、地方派系為選戰主軸，疏於對支持者的經營，故其自動配票的比例位居三大黨之末，應是預期中的結果。以上所示為各項變數與選民配票模式之交叉分析結果，而表八則是在將所有變數納入分析的情況之下，所得出之影響我國選民配票模式的分析結果。第一列所呈現之數據，其意指相對於「無配票者」，影響「依據政黨指示配票者」配票行為的各項因素之迴歸係數、標準差及Exp(B)值。相同地，第二列則為相對於「無配票者」，影響「自動配票者」配票與否的迴歸係數、標準差及Exp(B)值。由表中結果可知，性別、省籍、教育程度、資訊吸收程度，以及政黨.

(28) 6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認同方向、政黨認同強度等變數，為預測選民配票行為的重要指標。反觀，年齡、選區競爭程度，以及關心選舉結果與否等各項變數均未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水準，顯示這些因素對於選民配票的行為之影響並無明顯之差異。表八. 配票模式之多項勝算對數模型分析結果. 自變數常數. 政黨配票者／無配票者迴歸係數（標準差） -3.536. (0.770). 迴歸係數（標準差） Exp(B) -4.900. (0.832). (0.174) *. 1.458. 0.695. (0.185)***. 2.003. -0.064. (0.007). 0.994. 0.072. (0.007). 1.077. 原住民. -0.270. (0.822). 0.763. 0.866. (0.7300. 2.377. 大陸各省市. 0.310. (0.349). 1.364. 1.017. (0.393) *. 2.765. 本省閩南人. -0.128. (0.265). 0.880. 0.433. (0.336). 1.541. 國中程度. -0.306. (0.325). 0.736. 0.259. (0.331). 1.296. 高中程度. -0.101. (0.283). 0.904. 0.230. (0.304). 1.258. 大專程度以上. 0.242. (0.283). 1.274. 0.671. (0.302) *. 1.956. 0.215. (0.239). 1.240. 0.454. (0.259). 1.574. 半小時以上. 0.395. (0.198) *. 1.484. 0.160. (0.215). 1.174. 政黨認同強度. 0.437. (0.091)***. 1.548. 0.224. (0.094) *. 1.252. 國民黨. 0.332. (0.327). 1.394. -0.149. 民進黨. 0.805. (.293)**. 2.236. 0.570. (0.283) *. 1.767. 親民黨. 0.011. (0.360). 1.011. 0.502. (0.318). 1.653. 選區競爭程度. 0.641. (0.655). 1.899. -0.502. (0.695). 1.653. 性別（女性）年齡. .377. Exp(B). 自動配票者／無配票者. 省籍. 教育程度. 關心選舉結果與否關心選舉結果資訊吸收程度. 政黨認同方向. χ2= 159.154;. Pseudo R2 = 0.101;. (0.338). .862. N = 1500. 註1：.05顯著水準下之臨界值為t = 1.960；.01顯著水準下之臨界值為t = 2.576；.001顯著水準下之臨界值為t = 3.291。註2：*p<.05；**p<.01；***p<.001；顯著水準係採雙側檢定（level of significance for two-tailed test）。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9)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67. 就性別因素來看，實證資料顯示，性別對選民配票行為的影響力不容小覷。相較於男性，女性選民分別在「依據政黨指示配票者」及「自動配票者」兩項配票模式中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此實證結果與本研究先前之假設頗為契合。其意味著女性選民較為重視其手中選票之實際功效，不願浪費選票於無勝選機會的政黨或候選人，因而更積極於運作配票，務求極大化其選票之效用。在教育程度因素部分，相對於其他教育程度的選民，大專程度以上的選民其配票模式以「自動配票者」為主。由此可知，高教育程度的選民，相較於其他選民，更傾向於採行配票策略。此結果與包正豪之研究成果近似，60顯示選民的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思考配票背後所隱含的政治意義，進而將其轉化於實際的投票行動。省籍因素，外省籍選民在「自動配票」部分呈現顯著的結果，此結果與先前之假設一致。顯示相較於其他省籍的選民，外省籍選民凝聚力、政治參與程度確實較高，其希望手中選票可以發揮最大的價值，以期將自己中意的候選人送進國會殿堂。再者，資訊吸收程度的高低亦顯現出對選民配票行為的影響力。每日閱讀報紙上選舉新聞半小時以上的選民，相較於閱讀時間不足半小時的選民，在「依據政黨指示投票」一項上達到顯著的統計水準。此研究發現顯示，相較於資訊充足的選民，資訊吸收不足的選民，可能無法獲知來自於政黨方面的配票訊息或指令，因而無從進行配票工作。至於，政黨認同強度對選民配票行為的影響顯然是不可忽視的。分析結果顯示，「依據政黨指示配票」以及「自動配票」兩項都是政黨認同強度高的選民主要的配票模式。換言之，政黨認同強度越高的選民，越傾向於投票時採行配票策略；反之，政黨認同感 60. 包正豪，「新黨平均配票策略效果之研究－以84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頁 95~138。.

(30) 6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越低的選民，則越不傾向於配票，這種情況與本文之預期方向相當一致。就政黨認同方向因素來看，政黨認同傾向於民進黨的選民，在「依據政黨指示配票」以及「自動配票」兩項上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足見認同民進黨的選民，除了依照政黨的配票指令投票外，也願意私下為該黨候選人進行配票的工作，顯示其對於政黨支持的「死忠」程度要高過於其他政黨的支持者。至於年齡、選區競爭程度，以及關心選舉結果與否三項變數未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水準，筆者推測應該是受到其他中介變數（例如選民政黨認同之強度）之影響，以致於無法顯現出預期之效果，而此一推論則有待未來更進一步之研究加以驗證。此外，為了更方便解釋各項變數對於選民配票行為影響的程度，筆者另根據表八之參數，計算出不同變數影響選民配票模式之機率。附錄二所顯示的，即是依據理論意涵以及變數的顯著性所節錄出之機率變化表，此表有助於讀者了解在Multi-nominal Logit Model下，各項自變數的變化對依變數之影響大小。. 陸、結論藉由分析「2001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民國九十年立法委員選舉全國大型民意調查研究」資料，本文認為，以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為例，選民是否採行配票策略，乃是受到若干重要因素之影響。總而言之，本研究之結果顯示，選民的性別、省籍、教育程度、資訊吸收程度以及政黨認同之強度及方向是影響其是否進行配票工作的關鍵因素。性別為女性、每日閱讀報紙選舉類新聞半小時以上、政黨認同強度越強、政黨認同方向為民進黨之選民，較其他類選民採行政黨指示配票的可能性為高；另一方面，性別為女性、外省籍、大專以上教育程度、政黨認同強度越強、政黨認同方向為民進黨之選民則越可能私下為中意的政黨進行自動配票的行.

(31)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69. 為。其餘因素雖然大致上與筆者預期之方向相同，然卻未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尚待往後更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來加以檢證。如上所述，過去對於配票行為之研究大多是以政黨運作作為研究的主軸，較少研究者以選民為主體進行相關研究，黃秀端之研究可謂是最早將觸角延伸至此的著作。61黃教授之著作為選民之配票行為描繪出一清晰之輪廓，提供研究者一個初步的研究方向與架構。本文則進一步嘗試加入一些過去未曾使用但可能極重要的變數以及更完整的統計模型對配票行為進行研究討論，而本文研究結果也證實這些變數之中確有部分是影響選民配票行為的關鍵因素。簡言之，相較於黃教授以第三屆、第四屆立委選舉為對象之研究成果，以第五屆立委選舉為觀察對象之本研究除了更進一步印證黃教授研究成果之延續性，更顯現出一些新變數如性別、資訊吸收程度以及教育程度等對於選民配票行為之影響，此結果表示出過去在這方面的研究有所不足，有待學者專家從事更進一步的研究、探討。總而言之，從五屆立委選舉民進黨之得票率及席次率來看，筆者肯定選民的配票行為是影響SNTV選制下之選舉的重要因素。藉由配票行為的啟動，政黨達到其席次極大化的目標，62而選民心中所偏好的候選人也因此得以多數上榜。然而，此研究結果僅來自於單次的實證資料分析，吾人並不宜因而斷言某些因素對於選民配票行為的影響力。不可諱言，在研究者進行選民配票行為探討工作的同時，仍有若干尚待克服的問題存在。例如，各政黨並不是在所有的選區進行配票的工作，主要仍集中在台北市等都會地區，非都會地區普遍缺乏政黨指示配票的實際經驗。63再者，民眾是否認知其 61. 黃秀端，「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下的選民投票策略」，頁37~75。 62. 以民進黨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總體得票率為33.4％，但所獲得的席次率卻為38.7％，此結果雖不能全然歸功於單一因素，但配票操作的成功仍是極為重要的因素。 63. 以民進黨為例，過去兩次的配票經驗都是在台北市。直到2001年才擴大將台北市南北區、南投縣、台南縣、台南市、高雄市北區列為配票選區，對選民發布「配.

(32) 7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投票行為是屬於配票模式中的一項？以受國民黨的責任區配票制動員的選民為例，究竟該類選民認為自己所投下的一票是受政黨之驅使而遵行配票策略，亦或者是受到親友的鼓動而為之？如何自問卷中真實測量出選民對其投票行為的認知，是進行配票議題研究時，不可不正視的問題，也是研究者所必須謹慎思量之處。前已述及，目前以選民配票行為為研究主旨的相關文獻仍十分罕見，然而在推動選制改革之前，配票策略仍將是我國選舉生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現象。有鑑於此，配票行為議題的研究，不僅深具理論意涵，更可提供實際選舉運作參考之用。然而，筆者亦承認配票乃是一複雜的投票行為，而影響選民配票決定的因素頗多，因此很難自單一角度窺探其全貌，此實為本研究略顯不足之處。筆者希冀透過本文以為往後研究之延伸，引起學界對此議題之重視，為本文加以針砭，並進行較為全面的研究，以補不足之處，此乃本文所期盼能達成的目標。. 票動員令」。可以看出，配票地區雖增加，但仍多是以都會地區為主。.

(33)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71. 參考書目一、中文部分王業立，「單記非讓渡投票制的政治影響：我國民意代表選舉制度的探討」，選舉研究，第2卷第1期（1995年5月），頁147~167。。 ------，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2006）包正豪，「新黨平均配票策略效果之研究－以84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選舉研究，第5卷第1期（1998年5月），頁95~138。胡佛，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三)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為（台北：三民，1998）。洪永泰、陳義彥、黃德福，台北市民眾市政意向之研究（台北市：台北市政府研考會委託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執行，1995）。徐火炎，「『李登輝情結』與省市長選舉的投票行為：一項政治心理學的分析」，選舉研究，第2卷第2期（1995年11月），頁1~36。 ------，「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與選民的投票行為」，選舉研究，第5卷第2 期（1998年11月），頁35~71。許俊傑，「宋楚瑜籲一選區自動配票」，聯合報，2001年11月30日，第20版。盛杏湲，「政黨配票與候選人票源的集散度：1983年至1995年台灣地區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選舉研究，第5卷第2期（1998年11月），頁73~102。游清鑫，「選舉制度、選舉競爭與選舉策略：84年北市南區立委選舉策略之個案研究」，選舉研究，第3卷第1期（1996年5月），頁137~177。 ------，「競選策略的個案研究：1998年民進黨台北市南區立法委員選舉的探討」，選舉研究，第6卷第2期（2000年7月），頁163~190。黃秀端，「1994年省市長選舉選民參與競選活動之分析」，選舉研究，第2 卷第2期（1995年5月），頁51~76。 ------，「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相對多數制下的選民投票策略」，東吳政治學，頁37~75。報，第13期（2001年9月）黃紀，「質變數之計量分析」，謝復生、盛杏湲主編，政治學的範圍與方法（台北：五南，2000），頁387~411。黃德福，「臺灣地區78年底選舉分裂投票之初探研究：以臺北縣、雲林縣與高雄縣為個案」，政治學報，第19期（1991年12月），頁55~80。.

(34) 7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7月第三十七卷第二期. 楊金嚴，「民進黨耳語，綠營有人要求羅文嘉分選票」，聯合報，2001年12 月2日，第3版。劉義周，「國民黨責任區輔選制的效果」，政黨政治與民主憲政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民主文教基金會，1991），頁269~298。「國民黨責任區輔選活動之參與觀察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 64期（1992年3月），頁209~233。謝相慶，「單記不可轉移得票法下候選人的當選門檻及政黨提名策略：以我國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為例檢證」，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4卷第2 期（1995年12月），頁305~324。. 二、英文部分 Abramson, Paul R.,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 Formation and Change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Conway, M. Margar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1). Cox, Gary W. and Michael Munger, “Closeness, Expenditures, and Turnout: The 1982 U. S. House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3 (March 1989), pp. 217~232. ------, Frances M. Rosenbluth, “The Electoral Fortunes of Legislative Factions in Jap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September 1993), pp. 577~589. ------, “Strategic Voting Equilibria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September 1994), pp. 608~621. ------, Emerson Niou, “Seat Bonuses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6 (January 1996), pp. 221~236. ------, Makes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 (New York: Cambridge, 1997).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35) 我國選民配票行為之研究. 73. Duverger, Maurice,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New York: Wiley, 1966). Galbraith, John W. and Nicol C. Rae, “A Test of the Importance of Tactical Voting: Great Britain, 1987,”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9 (January 1989), pp.126~136. Hsieh, John Fuh-Sheng and Richard Niemi, “Can Duverger’s Law Be Extended to SNTV? The Case of Taiwan’s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s, ” Electoral Studies, Vol. 18 (March 1999), pp. 101~116. Lijphart, Arend,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Lipset, Seymour M.,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Milbrath, Lester and M. L. Goe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7). Rosenstone, Steven J. and John Mark Hansen,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n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聯絡作者：地址：高雄市三民區立德街一巷9號之三 E-mail：[email protected] 收稿日期：2006/1/20 審查通過：2006/5/12 責任編輯：詹為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