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白虎觀會議緣起與重塑-兼論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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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東漢白虎觀會議緣起與重塑──兼論白虎觀會議與《白虎

通》之關係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計畫編號： NSC94-2411-H-032-016- 執行期間： 94 年 08 月 01 日至 95 年 07 月 31 日執行單位：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計畫主持人：周德良報告類型：精簡報告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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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東漢白虎觀會議緣起與重塑

──兼論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之關係

研究計畫摘要

元大德本《白虎通》問世至今已逾七百年（1305~2006），當前學界研究《白虎通》之趨勢，逐漸由經學會議所遺留的歷史文件，轉向建構國憲制度的成文法典，形成一種以經學指導政治之詮釋向度，而《白虎通》則是從經學會議之資料轉型為制定禮憲之政治原則。長久以來，《白虎通》一直被視為東漢章帝所詔開白虎觀會議之文獻資料，然而，當時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乃為講議《五經》同異的學術會議，如今《白虎通》則被視為具有組織規模的國憲法典。白虎觀會議的形成之緣起與《白虎通》文本性質之因果關係，頗耐人尋味，亦啟人疑竇；因此，白虎觀會議之緣起與重塑，有助於確立白處觀會議之性質，並且釐清會議與《白虎通》之關係。本研究計畫乃以東漢章帝詔開之白虎觀會議為主軸，研究範圍有三層次：首先，探討白虎觀會議之緣起；其次，重塑會議之經過始末；最後，比較白虎觀會議之性質與《白虎通》文本兩者之關係。本研究計畫首先分析促成章帝詔開會議之原因，由原因以推測會議結果，以會議緣起確立會議之性質。其次，本會議是由天子下詔，廣詔太常以下及諸儒等菁英，共商學術，章帝親「稱制臨決」，無論是與會者之階級，或是人數，皆世所罕見，且會議進行「連月乃罷」，盛況可謂空前。因此，由與會者之學術專長與特色，可以推估會議資料內容可能涉及之範圍；而在重塑白虎觀會議過程中，亦可得知記錄會議資料之可能形式。最後，探討白虎觀會議之緣起與重塑議會過程，以此兩項研究所得，推測會後可能產生之資料，比對《白虎通》文本之形式與內容，確立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兩者之關係為何。本研究計畫之成果，可提供學界在研究《白虎通》、白虎觀會議、或是東漢經學思想、讖緯學說、禮樂制度，甚至是訓詁考據時，一項新的參考資料與思考角度。 關鍵詞：東漢．經學．白虎觀會議．《白虎通》．石渠閣會議．〈石渠禮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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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一、前言《四庫全書．總目》評論《白虎通》曰：「書中徵引六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讖，乃東漢習尚使然。又有〈王度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則《禮》之逸篇。方漢時崇尚經學，咸兢兢守其師承，古義舊聞，多存乎是，洵治經者所宜從事也。」白虎觀會議乃是東漢章帝以天子之名詔諸儒講議《五經》同異之經學會議，故《四庫全書》以為《白虎通》是治經學者必經之途徑；至於《白虎通》「書中徵引六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讖」之部分，則以為「乃東漢習尚使然」。《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歷史》（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年3月）「白虎觀會議」（Balhuguan Hulyl）條釋之：東漢章帝時召開的一次討論儒家經典的學術會議。東漢初年，經今古文學的門戶之見日益加深，各派內部因師承不同，對儒家經典的 解說不一，章句岐異。漢光武帝劉秀于中元元年（公元 56），〞宣 布圖讖于天下〞，把讖緯之學正式確立為官方的統治思想。為了鞏固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使儒學與讖緯之學進一步結合起來，章帝 建初四年（公元 79），依議郎楊終奏議，仿西漢石渠閣會議的辦法 ，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洛陽白虎觀，討論五經異同，這就是歷史上有名的白虎觀會議。這次會議由章帝親自主持，參加者有魏應、淳于恭、賈逵、班固、楊終等。會議由五官中郎將魏應秉承皇帝旨意發問，侍中淳于恭代表諸儒作答，章帝親自裁決。這樣考詳同異，連月始罷。此后，班固將討論結果纂輯成《白虎通德論》，又稱《白虎通義》，作為官方欽定的經典刊布于世。這次會議肯定了〞三 綱六紀〞，并將〞君為臣綱〞列為三綱之首，使封建綱常倫理系統 化、絕對化，同時還把當時流行的讖緯迷信與儒家經典糅合為一， 使儒家思想進一步神學化。 此條釋文描述白虎觀會議之由來與《白虎通》一書之內容，大致吻合史書對白虎觀會議之記載與現存之《白虎通》文本所反映之內容。東漢建初四年（79）章帝下詔集合當時學術菁英會於白虎觀，講議《五經》同異，班固將討論結果纂輯成《白虎通德論》一書，又稱《白虎通義》、《白虎通》，而會議是由天子下詔而開，並親稱制臨決，乃是當時學術界一大盛事。然而，隨著元大德本《白虎通》重新問世之後，學者對《白虎通》文本之研究與詮釋，有一明顯轉向：即是將《白虎通》由官方學術會議之資料彙編，代表當時經學諸儒之共識者，轉向成為促進封建綱常倫理系統化，甚至是為日後建立國憲法典提供學理基礎之文本。雖然，講議《五經》同異的經學會議可以提供人倫秩序、甚至是國憲法典之學理基礎，但是，白虎觀會議的緣起與宗旨卻明顯與《白虎通》文本性質不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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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自元大德本《白虎通》問世七百年以來，學界研究《白虎通》，常因其性質介於會議資料與國憲制度之間，為綰合兩者，形成一種會議以講議經學之名而行制禮之實的論述，白虎觀會議不僅成為國憲制度之起草大會，而《白虎通》文本則成為章帝制定國憲之階段工具，為日後之制憲工程奠定理論基礎。質言之，目前《白虎通》之研究階段，處於一種以文本性質之結果以推論白虎觀會議之起因。然而，白虎觀會議之緣起為何？會議之過程與會議記錄資料是否符合會議之期待，進而使《白虎通》成為白虎觀會議之歷史文件？事實上，隨著《白虎通》的出現，非但不能使上述問題迎刃而解，反而招致更多的疑慮。而這些諸多啟人疑竇的問題，亦是源自白虎觀會議的緣起與《白虎通》文本性質間的不相應。因此，分析並釐定白虎觀會議之緣起因素，應有助於推論會議本身之目的與預期結果，並以此結果與《白虎通》文本進行比對，從而說明會議與文本間之關係。故本研究計畫之目的，便試圖從發生之因推論可能之果，意即：從白虎觀會議之緣起，及其會議整體進行研究，希望從會議之緣起，以建構白虎觀會議之目的與預期成果，達到正本清源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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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白虎觀會議（79）距元大德九年（1305）本刊印，兩者相距超過壹千貳佰年，張楷感歎《白虎通》「是書韜晦於世何止數百歲而已」！自東漢以來千百年間，《白虎通》文本之完整記錄，甚為罕見，而史書及私人藏書，亦僅記載其書目。相較於漢代其他典籍，《白虎通》則明顯晚出，開始刊刻始於元代，自此《白虎通》流行於世，而補闕、注疏、考證等工作，則從清代開始。自清代以來，學者研究《白虎通》，大致可以區分為義理詮釋與文獻考證兩方向：（一）、義理詮釋方面：清代陳立《白虎通疏證》是開研究《白虎通》風氣之先，亦是全面性對《白虎通》進行研究之專著。陳立主要是以傳統注疏闡釋《白虎通》，一方面考訂《白虎通》文本，並且大量補充文本引述文獻之出處。可以說，陳立《白虎通疏證》確立後世研究《白虎通》之向度，成為近現代研究《白虎通》必經之津梁。北京中華書局以陳立《白虎通疏證》為範本，由吳則虞點校，並加以文字考定，是現代研讀《白虎通》之普及本。除上述兩本，有關《白虎通》之義理詮釋，以專書形式論述者，主要以大學研究所之學位論文為主要來源，其餘則散見於專題式之典籍中，或者以短篇論文形式發表，而收錄於相關論文集。夏長樸《兩漢儒學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74年）論文中明確指出《白虎通》文本具有組織法之性質。陳玉台《白虎通義引禮考述》，（（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74年）與王新華《白虎通義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75年）兩部學位論文幾乎同時進行，而且研究《白虎通》之方向，皆以文本中之禮制思想為重點，透顯出現代研究《白虎通》之特色。唐兆君《《白虎通》禮制思想研究》，（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年）是二十年後繼前兩篇再度以《白虎通》之禮制思想為研究範圍，展現學界對《白虎通》研究持續關注之焦點。此外，林聰舜〈帝國意識形態的重建──扮演「國憲」的基礎的《白虎通》思想〉一文，（國科會1996年度哲學學門專題計劃研究成果）。論文總結當前學界對《白虎通》之詮解，強調《白虎通》在東漢政治上之作用，並整合白虎觀會議之性質與章帝制定禮憲兩者間之關聯性，使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文本之關係，得到暫時性之安頓。筆者之《《白虎通》讖緯思想之歷史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 1997年）則是以《白虎通》文本中所引之三十一則讖緯條文為研究範圍，做歷時性之思想探源。邱秀春《白虎通義與東漢經學的發展》，（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99 年）本篇論文則是從漢代學術發展以詮釋《白虎通》在歷史上之定位。此文比對《白虎通》文本所引經傳，認為《白虎通》不但沒有統一今文家說，而且雜引經傳，完全沒有一致的引文規範，所以《白虎通》實未能達成學術大一統目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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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論述凸顯《白虎通》文本與白虎觀會議不相應之問題，提供本研究計畫另一事證。至於《白虎通》文本「所引書傳偏向《禮》學，詮釋經典時側重禮制、典儀、禮文等範疇」之現象，此文認為：「乃因當時世族豪強具有割據自雄的物質力量，使大一統局面削弱，統治階級企圖憑藉儒家思想的權威，訴諸倫理規範，強化思想統治，解決當時階級矛盾等社會問題」，「其政治目的超越學術目的」之理由解釋；諸如此類詮解《白虎通》之時代意義，乃是現代流行之學說，亦加深本研究計畫解決此一問題之迫切性。（二）、文獻考證方面：關於考證《白虎通》之研究成果，大多散見於專題式之書籍，或者是與《白虎通》文本有間接關係之「序」之短文形式發表，殊少以專書形式出現。大致而言，學者考證《白虎通》與白虎觀會議之關係時，大多環繞在《白虎通》、《白虎通義》與《白虎通德論》等不同書名討論，試圖從不同名義之中，以解釋文本與文獻記載不相應之問題，並合理化文本與會議所以產生之差距。時下流行之《抱經堂叢書》所收之《白虎通》，乃是盧文弨就何允中之《漢魏叢書》本校訂。然於付雕之際，始見南宋以前小字舊刻本，但因其所校刻本即將付梓，遂捨棄小字宋本，其校刻仍依《漢魏叢書》元大德本之重印本；而其所刻之版本與小字宋本相參校，間有更改者，具著其說於「補遺」之中。莊述祖之抱經本〈白虎通義攷〉，考證以為應當正名為「白虎通義」。莊述祖以為，章帝命史臣所作之「通義」，即是現存之《白虎通》，而李賢注以「白虎通義」視為「白虎通」並不正確。莊述祖以為，「白虎通」乃是指稱議奏全文，而「白虎通義」是議奏全文（即「白虎通」）之部分。莊述祖考證，乃是著眼於「白虎通」與「白虎通義」二者之篇數不同。依莊述祖推論，《隋志》之「白虎通」與《崇文總目》之「白虎通德論」，皆是指「白虎通義」，而且「白虎通義」之卷數與篇數，甚至其〈爵〉、〈號〉以至〈嫁娶〉之篇目，乃後人編纂而成，非當時原貌。因此，依莊述祖所考，章帝命班固撰集其事即是「白虎議奏」，即所謂之「白虎通」全文，此議奏當有百篇以上，且在隋唐時已亡佚；而現存之《白虎通》即是章帝命史臣所作之「白虎通義」，「白虎通義」乃「白虎通」之略本，故以「白虎通」指稱「白虎通義」易生歧義。孫詒讓〈白虎通義考〉（《國粹學報》第五年第二冊第五十五期，1909年）承莊述祖之說，亦以為今之《白虎通》應為「白虎通義」；不過，莊述祖以篇數不合考證，而孫詒讓則是從西漢石渠閣議之議奏探討。孫詒讓以為，白虎觀會議既是仿傚西漢石渠閣會議之模式，其會議成果，亦當仿效石渠閣編列之議奏形式，故石渠閣會議有專論一經與雜議《五經》之書，而白虎觀會議「必亦有」專論一經與雜議《五經》之書。然而，石渠議奏雜議《五經》已亡佚，專論一經者又僅存〈石渠禮論〉；而白虎觀會議則是專論一經者全部亡佚，卻僅存雜議《五經》之「《五經雜議》」；故今之《白虎通》即是白虎觀會議之「《五經雜議》」。因此，孫詒讓以為，以「白虎通」或「白虎議奏」之名名今之《白虎通》不可行，而當以「白虎通義」之名名之，以別於「白虎議奏」，以正其「雜議《五經》」「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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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劉師培〈白虎通義源流考〉亦同意《白虎通》應正名為「白虎通義」。劉師培以為，白虎觀會議所有議論呈奏章帝，章帝依議奏內容評騭裁淮，其後史臣依章帝稱制臣決之結果，要刪議奏而成《白虎通義》，故《白虎通義》與《議奏》有別。劉師培認為，《白虎通義》之體例異於《議奏》者，主要有二點：其一，《通義》雖亦宗一說為主，但仍以「一曰」、「或云」（或曰）之文，並存其他異議，此做法之目的不在於正經義，而是在建立禮名制度，故《通義》有別於「雜議」之論。其二，班固集合眾家之說，調節整理，撰成《通義》，但因《通義》不記發言者之姓名，為保留會議原貌，並存《議奏》以供後人檢索。因此，《議奏》保存至桓、靈之時，賜予蔡邕，此後《議奏》亡佚，僅存《通義》，後人不知始末，而岐名滋生。直接觸及到《白虎通》之真偽問題者，當推洪業為前導。洪業在〈《白虎通》引得序〉即明確質疑《白虎通》為「偽作」。（燕京大學圖書館引得編纂處編，1931 年）其所持理由大要有三：其一，比較班固之行文氣韻與《白虎通》不相類，故「疑其書非班固所撰」；其二，考證《白虎通》書中鈔襲宋衷之緯注甚多，且書中所涉及之典章制度多與當時漢制不符，故「疑其非章帝所稱制臨決者」；其三，《白虎通》既鈔襲宋衷之緯注，並綜合其說，故其必作於建安十八年（213）之後；而繆襲生前得見《白虎通》，且引用其文句，其作似在正始六年（245）之前，故「疑其為三國時作品」。洪業結論認為，《白虎通》乃後世好事者運用「白虎議奏」，再加以「撮合經緯注釋」而成，而更有好事者將《白虎通》作者比附於班固，晉宋以後，遂成為定論。故基本上，洪業依然肯定《白虎通》仍白虎觀會議之議奏，只是其中摻雜後人損益部分材料編纂而成。于首奎之《兩漢哲學新探》，此書以較大篇幅論述《白虎通》，且在書中批評洪業考證之缺失；不過，于書在考證論述上，基本多承襲孫詒讓之說；而思想義理，亦與侯外廬、任繼愈之說一脈相傳。林聰舜〈帝國意識形態的重建──扮演「國憲」的基礎的《白虎通》思想〉，（發表於中研院社科所主辦「85年度哲學學門專題計劃研究成果發表會」）一文指出，章帝為使整個漢代國憲具有合理性，必須先統一經義，故《白虎通》是章帝欲制定「國憲」之手段工具。因此，《白虎通》不僅具有「國憲」性質，而且更能夠提供在往後制憲過程中最重要之理論基礎。王四達之〈是〞經學〞、〞法典〞還是〞禮典〞？──關于《白虎通義》性質的辨析〉一文，（《孔子研究》第六期，2001年）從會議與文本之雙重性辨析《白虎通》之性質，此篇論文適足以凸顯出研究《白虎通》所面臨之處境與糾結所在。至於筆者之博士論文《《白虎通》研究──《白虎通》暨《漢禮》考》，（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2004年）則是從《白虎通》之文本建構其禮制思想與政治制度；從白虎觀會議之性質考證《白虎通》做為會議資料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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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選擇與決定研究方法，乃以研究之對象為考量，以研究之目的為前提。本研究計畫之目的乃在探討白虎觀會議之緣起，與重塑會議整體與細節，故本研究計畫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必須達到本計畫之預期目的方稱有效，而勞思光之「基源問題研究法」頗能符合本研究之要求。以基源問題研究法之操作程序而言：第一步，「就是一切個人或學派的思想理論，根本上必是對某一問題的答覆或解答」。此乃涉及「發生問題」，目的在導出問題出處。運用於本計畫，便可轉化成，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根本上必是對某一問題之解答，或是試圖透過會議想要解決什麼問題？此一基源問題，可分內外兩個方向:對外，考量當時外在社會與學術環境；對內，可以再細幾個子題，會議之目的為何？試圖要解決什麼問題？或者是要達成什麼目標？透過問題還原方式，應可找出白虎觀會議之緣起。第二步，「掌握了基源問題，我們就可以將所關的理論重新作一個展示，在這個展示過程中，步步都是由基源問題的要求衍生的探索」。本計畫一旦確立白虎觀會議之緣起，則應可從會議之整體程序諸如：會議之操作程序、與會者之學術背景、會後之資料紀錄，逐次展示白虎觀會議之整體過程，故透過重塑會議過程，應可推測會議可能之任何形式之歷史文件，並以此貞定白虎觀會議之性質。由於基源問題研究法是為解決中國哲學史而有，且此一研究法的第三步驟，與本研究計畫無直接關聯，故本計畫未加以引用，且不涉及哲學史上的「設準」問題。然而，本研究計畫研究範圍第三層次，便是以白虎觀會議之緣起與重塑會議之經過始末為結果，比較白虎觀會議之性質與《白虎通》文本兩者之關係。此一歩驟涉及語理解析、系統分析與詮釋學之問題，故本計畫依外緣之考察，以判斷會議之性質與《白虎通》文本之性質，比較兩者之同異，最後再提出本研究計畫之判斷。雖然勞思光基源問題研究法存有一些內在問題，而遭到些許學者質疑；不過，基本上它仍是一種操作簡易、具體有效之研究法，且此一研究法最貼切於本研究計畫所欲達成之對象與目的。若研究操作得當，則本研究計畫考證白虎觀會議之緣起與重塑會議整體，進而比較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之關係之目的，應可達到「事實紀述的真實性」與「理論闡述的系統性」之學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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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論（一）、白虎觀會議緣起與宗旨《後漢書》中所謂「作白虎議奏」、「著為通義」、「作白虎通德論」等，內容所指並不明確，而後世史書目錄指稱此資料亦未統一名稱，衍生至現代學者，各自以不同之名稱表述不同之資料內容。但無論是「白虎通德論」、「白虎通義」、「白虎議奏」或者是「白虎通」，皆是指東漢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之資料，意即：《白虎通》是白虎觀會議的產物，會議與文本兩者存在著因果關係，此一基本立場殆無疑義。東漢建初元年(76)，由於章句之學離析經義，致使經義產生嚴重分歧。楊終上疏言：「『宣帝博徵群儒，論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句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論考同異焉。」（《後漢書．楊終傳》）楊終建議章帝仿傚西漢宣帝，博徵群儒論定《五經》於石渠閣。至建初四年 (79)《後漢書．章帝紀》下詔曰：「漢承暴秦，褒顯儒術，建立《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不厭博，故遂立大、小《夏侯尚書》，後又立《京氏易》。至建武中，復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禮》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年詔書，《五經》章句煩多，議欲減省。至永平元年，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行。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令學者得以自助。」章帝不僅呼應楊終之疏，更清楚界定下詔講議白虎觀會之宗旨。自西漢武帝以政治權力建置《五經》博士，促使經學成為日後學術主流價值所在。此舉影響所及，從表面上看，使儒術獨步當時官方學術，同時排擠其他學術發展的空間，博士學官既坐擁官方學術資源，學習經學成為追求利祿之途；從經學內部而言，則是限制學者的研究領域，造成所謂「章句之學」的興起。章句之學的興起，乃是經學內部詮釋分歧的具體化過程，本是無可厚非；然而，詮釋經學的分歧，勢必侵犯博士學官的正統地位，進而影響學術資源的再分配。劉歆便曾移書痛陳當時章句之學是「因陋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老且不能究其一藝」；而太常博士則是「信口說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猶欲保殘守缺，挾恐見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不考情實，雷同相從，隨聲是非」，「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吏之議」，（《漢書．楚元王傳》）劉歆之指責，正反映出當時學官與非學官間之學術關係互為齟齬，勢難兩立。從經學發展的進程而言，經學乃因獲得政治權力的大力支持而獨尊，亦因伴隨政治權力附帶政治資源，刺激學術間的彼此競爭，造成學術的對立；為化解學術間的彼此對立，最後訴諸政治權力，以天子名義出面調停學術紛爭，西漢宣帝的石渠閣會議即是前例，而白虎觀會議的緣起，即是與石渠閣會議如出一轍。因此，白虎觀會議的緣起，起於章句之學引發經學詮釋的分歧，造成不同學說理論間的齟齬，且與博士學官所附加的利益衝突；章帝為化解此一日益嚴重的學術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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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試圖仿傚西漢宣帝的石渠故事，以博徵群儒講議《五經》同異之方式，尋求當時的學術共識，以調停這場學術紛爭。此一經學會議之宗旨目標，在形式上，可以舒緩學術的緊張態勢，同時避免詮釋經學的再分裂；而就會議結果言，此一由諸儒共正經義後之成果，可以視為學術共識，一方面統一日益分歧的《五經》章句，並提供學者得以自助，另一方面，則冀望經學從此得到穩定且健全的永續發展。（二）、白虎觀會議議程 1、會議場址《後漢書．章帝紀》下詔曰「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異，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臨決，如孝宣甘露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史稱「白虎觀會議」乃是以此事為證。因會議場址設在白虎觀，故《後漢書》稱當時所作議奏名之曰「白虎議奏」，李賢（651~684）注之曰：「今《白虎通》。」《隋志》以後之史料，便稱此次會議資料為「白虎通」，或「白虎通義」、「白虎通德論」。可知，「白虎通」一辭乃是以地名書。東漢光武帝於建武元年（25）建都洛陽。依現代考古學所知，東漢洛陽在今河南省洛陽縣東北二十里處。 全城平面略呈長方形，南北約漢代九里，東西約漢代六里，故稱 ”九 六城 ”。城墻用土夯築，厚約 14~25米。東、西、北三面城墻，遺迹 尚存；南面城墻因洛河改道被沖毀，但仍可復原其位置。經實測並 復原，東城墻長約 4200 米，南城墻長約 2460 米，西城墻長約 3700 米 ，北城墻長約 2700米，總長合漢代約三十一里。 洛陽城內主要由南、北兩宮殿構成，兩宮相隔七里（其實只一里），中有複道交通。東漢洛陽城圖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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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轉印自《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南宮是西漢之前已有之古老建築，光武帝建都之初即居南宮却非殿，建武十四年續有增修工程，至中元二年光武帝於亦「崩於南宮前殿」。而北宮至明帝永平三年（60）開始建造，歷五年而完，佔地規模明顯大於南宮，其中著名之「德陽殿」可容萬人以上，北宮規模之大，由此可見一斑；亦透顯出東漢天子以洛陽做為長久定都之政策。洛陽城中兩大學術重鎮之建築，恰巧分據兩宮之中：其一「東觀」在南宮之內；其二「白虎觀」在東漢新建之北宮西門之白虎門內。所謂「觀」，《說文》曰：「諦視也」，指一種專意注視之動詞；《釋名》曰：「觀，觀也，於上觀望也」，既指以目視物，又指建築物之名稱。從兩觀之性質而言，東觀是一個常設機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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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國家典藏檔案、圖籍和秘書之處，同時具有撰述國史及制作典章制度之功能，所謂「著作東觀」，乃成一專有名詞。東漢章和元年（87），章帝敕命曹褒撰寫《漢禮》，即在「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至靈帝建寧三年（170），蔡邕「召拜郎中，校書東觀」，亦在此處；可見東觀之性質與重要性。而白虎觀是當時講議學術之場域，其性質猶如西漢之石渠閣，章帝指示會議在白虎觀詔開，亦是有意與西漢宣帝之石渠閣會議相呼應。洛陽城中南、北兩宮毗連而建，白虎觀與東觀兩觀亦近在咫尺；可知，東觀與白虎觀，兩觀不僅性質相近，且地緣相鄰。且從兩觀之性質與地理關係推論，若當年白虎觀會議有資料彙集留存，極有可能由東觀庋藏？ 2、與會者及其學術專長實際參與白虎觀會議之成員，可考者凡十四人。其中章帝「稱制臨決」不在此列，魏應「承制問」，淳于恭「奏」，班固「撰集其事」，三人職責分明，應非會議中之講議者；因此，實際參與講議者，可考者只十一人。在講議者之中，治《春秋》者：楊終以深曉《春秋》，李育少習《公羊春秋》（且博覽書傳），樓望少習《嚴氏春秋》。治《尚書》者：丁鴻少年從桓榮受《歐陽尚書》，桓郁傳父業以《尚書》教授，張酺少從祖父張充受《尚書》，三者係同出桓榮《歐陽尚書》。治《詩》者：召馴少習《韓詩》（且博通書傳），魯恭習《魯詩》。而賈逵悉傳賈徵學業（賈徵從劉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劉羡則「博涉經書」，二人非專治一經而名。至於成封之學術則無可考。然而，章帝下詔太常以下，以至於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異，歷經「連月乃罷」，其規模之大不難想像；因此，實際參與講議者，理應不止上述十一人，且此十一人之學術背景亦不能代表與會全體。不過，由此十一人之官銜而言，已經涵蓋以太常為首，以經學為主軸之博士、儒生一系，與以光祿勳為首，以顧問論議為主軸之大夫、議郎一系等二大系統，此項頗能符合詔書中之論述。至於諸生、諸儒，乃是一種總稱，概指博士門下之諸弟子；也正因為諸生、諸儒不具官銜，若無顯赫之事跡，亦難登錄青史。 3、會議程序白虎觀會議以天子之名詔開會議以討論經學問題之方式，會議進行的程序是：由魏應「承制問」，以天子之名義提出問題供大會討論，而與會諸儒依魏應所提之問題各抒己見，其後由淳于恭整理大會討論結果，上奏章帝；最後，章帝依大會討論所得，做最後的裁定。依與會者之頭銜而言，代表著官方學術相關部門，幾乎囊括當時學術菁英；而會議「連月乃罷」，歷時約莫二個月，可見會議規模之盛大。因此，白虎觀會議不僅是以天子之名召開，廣徵諸儒講議《五經》同異，最重要的，在於其講議之具體成果，是以天子之名義統一學術，具有合法的正統地位，象徵學術與政治最緊密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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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白虎觀會如此重要，然而史書對於白虎觀會議之實際進行程序，記載甚少；所幸白虎觀會議有意效法石渠閣會議，故從石渠閣會議之程序中，可以推測白虎觀會議之過程形式。《漢書．宣帝紀》載甘露三年：「詔諸儒講《五經》同異，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臨決焉。」史書記載石渠閣會議之程序所言亦甚略，亦無法得知石渠閣會議程序，但依唐代杜佑《通典》所輯與清代洪頤煖撰集〈石渠禮論〉殘存部分佚文，可以推敲石渠閣會議之梗概。（一）、漢石渠禮議曰：「『經云：「宗子孤為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傅曰「因殤而見孤也」，男二十冠而不為殤，亦不為孤，故因殤而見之。』戴聖曰：『凡為宗子者，無父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父雖在，得為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見孤，冠則不為孤者，《曲禮》曰「孤子當室，冠衣不純釆」。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異。《記》曰「父母存，冠衣不純素；父母歿，冠衣不純釆」，故言孤。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然則子無父母，年且百歲，猶稱孤不斷，何也？』通漢對曰：『二十冠而 不為孤；父母之喪，年雖老，猶稱孤。』」 （二）、漢石渠議曰：「『鄉請射告主人，樂不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樂，主所以樂賓也，故不告於主人也。』」（卷七十七，禮三十七，〈天子諸侯大射鄉射 〉） （三）、宣帝甘露三年三月：「黃門侍郎臨奏：『《經》曰鄉射合樂，大射不，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樂者，質也。大射，人君之禮，儀多，故不合樂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樂者，人禮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不合樂者，諸侯之禮也。』韋玄成曰：『鄉射禮所以合樂者，鄉人本無樂，故合樂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諸侯，當有樂，《傳》曰「諸侯不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必須合樂而後合，故不云合樂也。』 時公卿以玄成議是。」 （四）、石渠禮曰：「『諸侯之大夫為天子、大夫之臣為國君服何？』戴聖對曰：『諸侯之大夫為天子當繐縗，既葬除之。以時接見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見之義，不當為國君也。』聞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為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祿，反無服，何也？』聞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不與士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之為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又問曰：『諸侯大夫以時接見天子，故服。今諸侯大夫臣，亦有時接見於諸侯不？』聖對曰：『諸侯大夫臣，無接見諸侯義。諸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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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為接見。至於大夫有年，獻於君，君不見，亦非接見也。』侍郎臣臨待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為有接見義。」（卷八十一，禮四十 一，〈諸侯之大夫為天子服議〉） （五）、漢石渠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不祿，夫人曰寡小君不祿，大夫士或言卒死。」皆不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不祿，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不祿，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神也。其言卒而不言不祿者，通貴賤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神也，故服其服。士曰不祿者，諱辭也。孝子諱死者曰卒。』」（ 卷八十三，禮四十三，〈初喪〉） （六）、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為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為父後則不服。」韋玄成以為：『父歿則母無出義，王者不為無義制禮。若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不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不養舅姑，不奉祭祀，下不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不為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卷八十九，禮四十 九，〈父卒為嫁母服〉） （七）、石渠禮議：「又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韋玄成對『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為子無絕母，應三 年。」（卷八十九，禮四十九，〈父卒為嫁母服〉） （八）、漢石渠禮議：「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不從而去，君不絕其祿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為文。』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遺體也。大夫在外，不得親祭，故以重者為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 卷九十，禮五十，〈齊縗三月〉） （九）、漢石渠禮議：「戴聖對曰：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大夫之嫡妻之子，養於貴妾，大夫不服賤妾，慈己則緦服也。其不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卷九十二，禮五十二，〈小 功成人服五月〉） （十）、漢石渠禮議：「問曰：『大夫降乳母邪？』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不降者，報義之服，故不降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 皆降乳母。』」（卷九十二，禮五十二，〈緦麻成人服三月〉） （十一）、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不？戴聖云：『大宗不可絕。言嫡子不為後者，不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不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卷九十六，禮 五十六，〈總論為人後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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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漢石渠禮議曰：「《經》云大夫之子為姑姊妹女子子無主後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不報何？戴聖以為：『唯子不報者，言命婦不得降，故以大夫之子為文。唯子不報者，言猶斷周，不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為父母周是也。』」（卷九十九，禮五 十九，〈為姑姊妹女子子無主後者服議〉） （十三）、漢石渠禮議：「蕭太傅云：『以麻終月數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不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為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問蕭太傅：『久而不葬，唯主喪者不除。今則或十年不葬，主喪者除否？』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不葬，子義不可以除 。』」（卷一百三，禮六十三，〈久喪不葬服議〉） 從上述輯佚文獻中可知，〈石渠禮論〉中每則條文皆以「問答」方式記錄，文本要素，可分為「問題」、「回答」與「結論」三種。在「問題」部分，可概分成二種來源：其一，是「大會問題」；其二，是「與會者問題」。在「回答」部分，主要是與會者根據上述之「問題」，發表個人對該問題之意見。在「結論」部分，可分成兩種來源：其一，是「天子之制」；其二是「大會共識」。前者是宣帝根據與會者所發表之意見，從中選擇一說做為大會討論之結果，此即所謂「稱制臨決」，是議奏之中最重要部分亦是大會討論最終之仲裁機制；而後者「大會共識」，可能是宣帝對發言內容未表示意見時，交由與會者根據發言者之意見，表達傾向支持某說之多數決議。依〈石渠禮論〉推測石渠閣會議之進行概況，夏長樸〈論漢代學術會議與漢代學術發展的關係〉歸納出四種程序：「其一是先由提問人提出經書中的疑難問題，分由不同學者就這個問題發表自己的意見，與會學者彼此交換心得，也順便提出質疑，最後做出大家都接受的結論……；其二是提問人提出問題後，與會學者各自陳述意見，最後由大家決定哪一個人的見解最合適……；其三是提問人提出問題後，學者各自說明一己之見，最後由皇帝提出個人的看法，決定何人的見解最可接受，何人的見解最妥當……；其四，也是最後的一種是，問題提出之後，學者分別提出個人的見解，最後由皇帝裁決……。」這是合理的推測，而且這四種會議進行方式，亦大致符合《漢書》對石渠閣會議之論述。《漢書》載：「詔諸儒講《五經》同異，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臨決焉」，此一經學會議，是宣帝下召諸儒，集於石渠閣討論《五經》同異，講議結果交由蕭望之等平奏，最後由宣帝稱制臨決。因此，若白虎觀會議落實章帝詔書之宗旨，以石渠閣會議為樣本，則白虎觀會議議程理應有如石渠閣會議之講議過程；更進一言，白虎觀會議所產生之文獻資料，理應如〈石渠禮論〉之文本形式展現，如此方能符合史書之記載與論述。（三）、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之關係比較推論白虎觀會議資料可能留存之著述性質，應當以討論經學相關問題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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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以「講議《五經》同異」為目的，並以西漢甘露石渠故事相當。故白虎觀會議之文獻資料，理應以討論《五經》為內容，以石渠故事之〈石渠禮論〉為形式範本；然而，以《白虎通》之性質內容與文本形式比對史書之記載，則產生諸多不相應問題。 1、會議宗旨與《白虎通》性質比較東漢白虎觀會議之後，所謂「白虎通」，在百年之內乏人問津。自元大德本《白虎通》問世之後，世人始有完整文本閱覽，進而一睹白虎觀會議之概況。觀照《白虎通》之篇章結構而言，論述對象，以王者為核心，下至大夫、士等貴族之禮法制度；而所論述之範圍，上起天子之爵號，以至嫁娶、喪服之禮儀規則。儘管《白虎通》所論述之對象與範圍極為廣泛，但其內容呈現出縝密且具體之組織結構，可知《白虎通》並非散漫無目的之雜論彙編，而是具有強烈企圖之長篇鉅構。夏長樸認為《白虎通》「是一部粗具規模的組織法，也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立身行世的根本；而侯外廬說：「我們認為白虎觀所欽定的奏議，也就是賦予這樣的〞國憲〞以神學的理論根據的讖緯國教化的法典。」（《中國思想通史》，北京：人民出版社，1992年），這些論點，無疑證成《白虎通》是部國憲法典的文本性質。不論從篇目之名義，或是書中問答之內容，以至於由各項問答所構成之性質，在在顯示出：《白虎通》乃是一套具有縝密組織之成文法典，建立東漢禮法制度之企圖十分明顯，此乃無庸置疑。在以白虎觀會議是一場經學會議之前提下，會議所產生之資料勢必反映出會議宗旨目標，然而，《白虎通》文本中具有國憲法典之性質，是不爭之共識；面對此一因果不相應之問題，便有學者試圖綰合會議與文本之關係。任繼愈言：「從形式上看，這套決議雖然只涉及到五經同異中的一些問題，屬于經學的範圍，不算作國家正式頒布的法典，但是它的內容規定了國家制度和社會制度的基本原則，確立了各種行為准則，直接為鞏固統治階級的專政服務，所以它是一種制度化了的思想，起著法典的作用。」（《中國哲學發展史》，北京：人民出版社，1985 年2月）林聰舜更進一步解釋：「白虎觀會議的召開，正是與章帝制定「國憲」的熱切企圖心息息相關。我們可以把《白虎通》的產生，視為章帝制定「國憲」的努力的一部分，而且就今日的角度來看，《白虎通》的重要性甚至遠超過本想作為「國憲」的漢禮百五十篇，因為《白虎通》探討的是更為根源性的經義統一的問題，唯有作為漢帝國指導思想的經義整合成功了，才能有效論證整個體制的合理性，包括『國憲』的合理性，也才能企求『永為後世則』。」（〈帝國意識形態的重建──扮演「國憲」的基礎的《白虎通》思想〉）。上述學者論述之理據，乃是為顧及《白虎通》之成書背景，與反映文本內容性質，同時為化解經學會議宗旨與建立國憲典法兩者間之不相應問題；因此，白虎觀會議成為東漢時期政治指導學術、學術服務於政治之御用文人的活動，而《白虎通》則成這場活動歷史文件。其實，經學會議成果與國憲法典之間，兩者並非不相容，亦不矛盾。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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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白虎觀會議詔開之目的乃為「講議《五經》同異」，《白虎通》未見其目的，而《白虎通》在內容上所呈現之「國憲」性質之具體成果，則顯得突兀；換言之：白虎觀會議詔開之目的與《白虎通》文本之內容兩者不相應。此外，章帝詔書中明白揭櫫白虎觀會議之宗旨在「講議《五經》同異」，而《白虎通》不僅出現徵引《孝經》、《論語》、《爾雅》、《管子》等非會議之材料，書中更引讖緯文句三十一條，明顯違反章帝詔書旨意。 2、與會者學術與《白虎通》性質比較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之目的，乃在講議《五經》同異，然由與會者之學術背景言，要皆集中在《尚書》（如丁鴻、桓郁與張酺等）、《春秋》（如賈逵、楊終、李育與樓望等）與《詩》（如召馴、魯恭等）三經，即使再加魏應治《魯詩》、淳于恭治《老子》、班固治《齊詩》，缺乏《易》、《禮》二經專家。然而，章帝詔書明白宣示，白虎觀會議之目的乃在「講議《五經》同異」，與會代表之學術所長，豈可偏廢《易》、《禮》二經專家？尤其甚者，從《白虎通》文本引述典籍之統計數量而言，《白虎通》文本引述典籍，各含經、傳凡十一類，共五百九十五則。全書引述之總數比例如下：《詩》類：五十八則（9.74%）《書》類：七十九則（13.27%）《禮》類：二百三十一則（38.82%）《易》類：二十則（3.36%）《春秋》類：一百一十四則（19.15%）《孝經》類：九則（1.51%）《論語》類：五十一則（8.57%）《爾雅》：一則（0.16%）《管子》：一則（0.16%）「讖緯」類：三十一則（5.21%）其中，引《禮》經傳者近四成，幾近於引《春秋》、《尚書》、《詩》經傳者之總合，但是與會學者之中，章帝竟然遺漏詔集治《禮》學家？相較於史料對於白虎觀會議之論述，實與《白虎通》文本差距甚大；若非史書記載缺漏太多，今就現有可考之與會者之學術背景而言，著實無法滿足白虎觀會議「講議《五經》同異」之宗旨目標，而且與《白虎通》文本內容不相應。 3、〈石渠禮論〉與《白虎通》比較從兩會與會者之學術背景比較，亦可再探《白虎通》可疑之處。據《漢書．儒林傳》中可考石渠閣會議出席者名單之中：《詩》家有韋玄成、張長安、薛廣德；《書》家歐陽地餘、林尊、周堪、張山拊、假倉；《易》家施讎、梁丘臨；《禮》家戴聖、聞人通漢；《公羊》家嚴彭祖、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穀梁》家尹更始、劉向、周慶、丁姓、王亥、蕭望之等二十三人。此一名單，不僅包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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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五經》家皆有人員出席，且出席人員之頭銜包含博士、議郎等，完全符合西漢宣帝詔開石渠閣會議，「詔諸儒講《五經》同異」之論述。反觀白虎觀會議可考十一位與會者之中，並無治《禮》經專家，而《白虎通》文本引述《禮》類經傳者近四成最多；若謂這部深具「國憲」、「法典」意味之《白虎通》出於上述十一位非治《禮》專家之手，實在不近情理。再比較〈石渠禮論〉與《白虎通》兩者文本之差異，亦可見兩者之體例不同：（1）、講議《五經》同異：〈石渠禮論〉內容以討論《禮》一經為主，辯論大抵專注於經文同異之說，亦只限於講論經義為範圍；《白虎通》之內容則明顯以立建禮制為主，解釋當時名物制度方是本書用心所在，且更有部分條文僅有問題與回答，並非每一條文必然引據典籍以證成其說，故引述《五經》之文句乃淪為建立禮制之注腳。（2）、與會者記名發言：〈石渠禮論〉每則條文或不記大會問題之發問人，然必明載與會諸儒發問者、發言人之名及其發言內容，並詳細記載與會諸儒間相互論難之過程，若偶有天子之意見參與其間，亦有記錄；而《白虎通》文本只有問答內容及其引述經典文句，全書通篇不載發問人、發言人之身分姓名，更無從稽核與會諸儒相互答辯之過程。（3）、帝親稱制臨決：〈石渠禮論〉每則條文之結論，輒有天子稱制臨決之詔制，若無天子之詔制，亦有與會諸儒之意見做成共識，此大會共識雖出於與會者之同意，亦當是經過天子所認可；《白虎通》文本每則條文之結論，未見天子詔制之記載，其結論是出於天子稱制臨決或學者共識則不得而知。（4）、問題與討論：〈石渠禮論〉記載大致可見當時大會之「講議」過程；而《白虎通》通例只是一問一答，即便有一問二答之例，亦只是並存二說，並未申論二說之優劣而做一取捨，且《白虎通》所預設之問題，實已隱含結論，無論是論證之內容為何，或是援引其他經典文句，其結論皆為闡發此一問題而來，因此，《白虎通》並無「講議」過程之記錄。由以上比較可知，《白虎通》與〈石渠禮論〉之文本形式，兩者之表現方式大相逕庭。〈石渠禮論〉純粹記錄與會者及其發言內容，並載宣帝之詔制，明顯是會議記錄之彙編；《白虎通》則不載與會者之名與章帝之詔制，預設之「問題」呈現禮制法典之完整結構，實不與〈石渠禮論〉同類。因此，若將《白虎通》視為史書所傳之「白虎通」，則楊終之疏與章帝之詔書中所揭示，冀望白虎觀會議倣效石渠故事，顯然未能如願；且詔開白虎觀會議所欲達到「講議《五經》同異」之目的，亦無法完成。 4、《白虎通》名實問題雖然有學者主張，章帝試圖透過統一經說之會議，以達到制定禮憲之目的，此說法固然可以化解《白虎通》文本性質與會議緣起宗旨之不相應問題，但卻與事實不符。第一，會議後七年，元和三年（86）章帝下詔欲刊立朝廷禮憲，詔書隻字未提「白虎通」，而且隔年（87）章帝「章和元年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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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命曹褒依班固所上叔孫通之《漢儀》十二篇，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亦未提及「白虎通」。其次，章帝熱切期盼「朝廷禮憲，宜時刊立」，乃召班固詢問改定禮制之事宜，班固應之曰：「京師諸儒，多能說禮，宜廣招集，共議得失。」章帝則反駁曰：「諺言「作舍道邊，三年不成」。會禮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異，筆不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帝以為「群僚拘攣，難與圖始」，改定禮制之事，若以召諸儒共議禮制得失之方式，終必引發更多糾紛，成事不足；故章帝一貫主張由少數人，甚至應由一人制定。章帝既深刻體會制禮作樂之事，無法從眾人之共識中得到結果，則白虎觀會議召集「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及諸生、諸儒」，「連月乃罷」，如此龐大之會議，豈會是章帝達到制憲目的之手段？故白虎觀會議及其可能文獻「白虎通」，與章帝制定禮憲無關。亦有學者認為，因為《白虎通》具有統一經義之義意，同時能有效論證政治體制之合理性，故其「國憲」內容當可「永為後世則」。然而，依楊終其疏「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之語脈而言，當是指白虎觀應以西漢宣帝之「博徵群儒，論定《五經》於石渠閣」，以天子之名詔諸儒講議經學同異，且「親稱制臨決」為模仿對象，其目的在解決「章句之徒，破壞大體」所衍生之經學問題，實與建立「國憲」無直接關聯。而且，楊終上疏建言之目的在「論定《五經》」，白虎觀會議在楊終上疏之後，會議文本資料具有法典性質斷非楊終上疏之初衷，而會議資料造成「國憲」之結果，亦是楊終始料所未及。究其實，如果白虎觀會議之後有文獻資料遺留，則理當公諸於世，以達到減省章句、「頗令學者得以自助」、「永為後世則」之會議緣起目的。但是，白虎觀會議後四年，建初八年（83）章帝復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句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後漢書．章帝紀》，卷三）章帝何以在會議四年之後，依然感歎「《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句遺辭，乖疑難正」？其次，會議之後百年間，「所以不僅許慎馬融不能得其書而讀之，且蔡邕鄭玄並不曾舉引」（洪業，〈《白虎通》引得序〉），且當時太常博士與鴻儒諸生從未曾提及此書？再者，《後漢書》及後世史料記載白虎觀會議之資料，未有固定名稱，亦未記載卷數與作者，面對此一具有「永為後世則」之重要資料，史書之記載未免過於輕忽？因此，本研究在此提出大膽推測：終東漢之世，所謂白虎觀會議「講議《五經》同異」之文獻資料「白虎通」，在當時極可能並未集結成冊，公諸於世？即便是有文獻資料公諸於世，亦顯然未達到「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令學者得以自助」之預期成效；即便是有文獻資料流傳，其文本形式與內容，亦應與元大德本《白虎通》迥然不同。參考文獻：周德良：〈論《白虎通》與漢代經學之關係〉發表於「易學與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山東大學易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主辦，2005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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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良：〈七百年來《白虎通》的研究向度〉

發表於《古典文獻的考證與詮釋──第 11 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周德良主編，臺北：學生書局 2006 年 8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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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計畫成果自評傳統對於元大德本《白虎通》的詮釋，與當前學界之共識是：現存《白虎通》文本乃東漢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之資料，並肯定《白虎通》內容屬於為漢制作之成文法典，為化解會議緣起宗旨與建立國憲法典兩者間之異質性，《白虎通》成為東漢時期政治指導學術、學術服務於政治之歷史見證。然而，不論從篇目之名義，或是書中問答之內容，以至於由各項問答所構成之性質，充分顯示：《白虎通》乃是一套具有縝密組織之成文法典，建立禮制之企圖十分明顯；相較於會議之緣起，《白虎通》在內容上所呈現之「國憲」性質則顯得突兀。白虎觀會議詔開之目的乃為「講議《五經》同異」，《白虎通》未見會議目的，而《白虎通》具體成果形成國憲法典，亦非章帝詔開會議之旨示；因此，本研究推論：《白虎通》不論是在形式與內容方面，皆與白虎觀會議無必然因果關係；質言之：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文本，兩者不相應。若把《白虎通》視為白虎觀會議之任一形式資料文獻，而強為之解，恐怕只會徒增困擾，治絲益棼。本研究釐清白虎觀會議之緣起，及其會議過程整體，有助於推論會議本身之預期結果，確立白虎觀會議之性質，達到正本清源之目的。本研究論證成果，可提供學界重新省視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文本兩者間之關係；特別是《白虎通》做為東漢官方學術的代表，甚至是儒學集體講議經學後的共識之合理性。推而擴之，本研究成果可以提供學界研究東漢經學思想、讖緯學說、禮樂制度，甚至是訓詁考據時，一項新的參考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