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內容 前言： 本人歷年研究聚焦在現代時期英國文學，91 年計畫對現代都市空間裡「行走馬 路」這個概念及其在現代文學裡的重要表現尤其感到高度興趣，在對 Benjamin, Simmel 有關都市現代性的論著仔細拜讀後，同時也發現女性行走人的缺席和被 壓制/邊緣化，因此決定對此議題深入研究。計畫最後以學術論文成形，發表於 《中外文學》32 捲 1 期 71─108 頁（參見附錄）。 研究目的： 自 1974 年Gesanmmelte Schriften 開始出版後，班雅明的著作掀起研究熱 潮，其中有關其城市論述的文章（1983─1992）就有 40 多篇，專書有Fragments of Modernity (Daivd Frisby),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Buck-Morss),
Profane Illuminations (Margaret Cohen), Myth and Metropolis: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City (Graeme Gilloch)等，使其成為都市現代性的代表性框 架 (Gilloch 3)。班雅明承繼 Simmel 對現代的研究，雖承認城市遊人本身即是 現代社會的產品/消費者，但更強調解剖現代城市，刺破和褪去其神話/欺騙/商 品崇拜之表面的必要性，以現出背後的真實歷史，此架構加上傅柯的視覺/權力 理論，給後世對都市遊人的移動式凝視的研究定下了基調。 班雅明雖意圖讓現代秩序體系下被邊緣化的人物(“periphera”)發聲，如乞 丐、拾荒者等 (Gilloch 9)，但城市遊人的性別解讀無疑是男性的，對現代城市 的剖析凝視也就男性化，女性在現代城市空間的邊緣化也就無可避免。八十年代 的女性主義學者承繼這種架構，尤其認定「城市遊人」為典型表現男性權力、而 非體現男性權力受到挑戰的位基，因此如 Janet Woolf 認定不可能有女性城市遊 人的存在，現代街道的女性要麼是不相關（如娼妓）、要麼是不具代表性（如一 瞬及逝的 passante）。但是世紀之交時期的女性和上一代相比，確實有大量增加 的公共空間，在這其中又尤以逛街和行善最值得注意，女性行走其實早已超越原 先認定的簡單/空白，而具有更多面性。有關此點，國內研究似仍以城市遊人的 男性掌控凝視為主，而國外研究近年來主要有City of Dreadful Delight
(Walkowitz), Walking the Victorian Streets (Nord), Streetwalking the
Metropolis (Parsons)為主，前者從社會文化資料角度簡略提及此兩種女性行
走，中者討論維多利亞文學中對公共空間裡女性的描述，強調女性的顛覆性形 象，也對哈妮斯和女性社工的貧民區行走有重要討論，但未觸及消費/逛街女性， 而後者對本計畫的影響甚多，尤其在理論框架上，和 Gilloch 的Myth and
Metropolis是本文背景框架的主要參照，此書則從小說探討女性行走，提供重
要貢獻，但僅以半頁篇幅略提及吉辛作品，也沒有提到行善女性的行走；另外也 有 Nava 和 Chaney 兩學者從社會學角度討論女性和新公共空間的論文。因此本 計畫試圖綜合各方，這兩種女性行走看似強力，主動，有掌控權，一反過去的形
象，尤其行善女性似乎更是，消費/逛街女性則更為模稜，本計畫將多方解讀其 行走背後所含的意義，以探索是否有真正的超越傳統形象，多少是模仿、囿於傳 統，多少是真正的女性主體建構。吉辛和哈妮斯的城市故事提供女性行走的文學 再現，近年來國外對吉辛的興趣日漸增加，重點放在兩性婚姻、倫敦市景、消費 文化上，對哈妮斯的研究注重其城市社會問題的寫實框架，國內相關研究不多。 本人欲以女性行走人這個議題，將兩位同時期描述倫敦的作者連係起來，探索這 個現代都市文化中的重要議題，填補女性的「缺席」。 研究方法 班雅明對現代都市及都市遊人的理論，結合傅柯相關視覺理論，無疑是本文的 基本背景框架，班雅明的理論，正是體現了現代文化強調秩序分工、界線/疆域 分明的特色，而女性欲打破和顛覆疆域/界線，由邊緣入侵形塑而成的中心，則 De Certeau 有關日常生活和城市、尤其後現代馬路行走的理論，則成為本文「女 性軋馬路」的依據。本文探討兩種女性行走，在消費/逛街部分，注重在種種限 制之下的編織「行走修詞辭」/個人主體建構的空間，並結合瀏覽/消費於百貨公 司、大型展覽、電影院等景觀地點的幻想/遊戲/裝扮可能。第二部分的女性行善， 在其複製男性的中心/權力地位、複製帝國觀光的窺獵及分類秩序的凝視時，有 其共犯的一面，但在反思自身的性別角色時，也仍有救贖自己、達到顛覆的空間。 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的理論架構資料蒐集完備，吉辛的資料和女性社會調查敘述也有相當，唯 哈妮斯的資料相對薄弱，另外與文本具有互文性質的同時期女性雜誌、報章報道 資料的取得也可能遭遇限制。經本人英國倫敦大英圖書館找尋資料後，發現吉辛 和女性雜誌的資料取得相當豐富，但哈妮絲的資料一直無法獲得充分，結果在撰 寫論文時，只得以吉辛的部分為重點，完成學術論文，並發表在《中外文學》上。 計畫成果自評 原計畫探討吉辛和哈妮絲兩位作家，卻因資料蒐集的困難，最後只得以吉辛為重 點，這是與原計畫預期目標最大的不同。但在吉辛的資料蒐集上，卻所獲甚豐， 最後完成相當成果的論文，並發表在廣受尊重的《中外文學》第 32 捲 1 期第 71 道 108 頁，參見下文。 軋馬路、消費景觀和女性的現代市景：吉辛筆下世紀之交的倫敦城市小說 陳音頤
現代時期的都市街道向來被視為男性的公共空間，城市藍圖被性別化的結 果，即是景觀被女性化，而視線/觀景被男性化和權力化，這其中波德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的城市詩曲最常被用來引證都市馬路行人/藝術家/觀察 家的男性性別。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對波德萊爾的銓釋和引申，影響後世 對現代都市的觀感甚巨，班雅明將波德萊爾的都市馬路行人進一步引申為筆下的 男性中產階級都市遊人 (flâneur)，並賦予其將破碎和混亂強力重組、掌控解讀 的權力，波德萊爾的觀察家所要求的肘制空間(elbow room)被延伸擴大， 「人 群中的人」(“man of the crowd”)似變為「窗邊的人」(“man at the window”)1
， 試圖更進一步將街道和人群置於其分類、秩序、剖析和解讀的凝視之下，以便「從 眾多人群的臉上解讀其職業、社會淵源、性格特徵」（1983: 540）。與之對照的 是，在這幅現代市景中的女性逛馬路者則幾乎被視作是娼妓的代名詞，是做為景 觀和商品的「公眾」女人，只會如班雅明所說的被動映照他人而毫無主動觀看的 能力 (1983: 25)。至於馬路上的普通良家女人，則被視為是一瞬即逝的女性過 路人(passante)，正因為她的消失/缺席，方能使男性漫步者產生愛欲的靈感─ 「都市詩人的愛─不是一見鍾情，而是起於最後一眼」(1973: 125)。 班雅明筆下的都市遊人，似已多少緊縮了波德萊爾的都市觀眾/行人所蘊含 的空間。波德萊爾並未使用 flâneur 一詞，在他筆下，藝術家，紈挎子，收集家， 「人群中的人」，拾荒者，應都在都市行人之列，與班雅明的都市遊人相比，後 者對視覺權威的掌控意圖則更為強烈。但即使是班雅明的都市遊人，也仍無法擺 脫在「現代都市化的劇烈振盪中進退失據、移置失託」(Wilson 1992: 109)進而 產生的焦慮、矛盾和不安，因此也並非如稍早女性主義有關現代都市空間的論述 中(Davidoff and Hall; Pollock; Ryan; Wolff 1985)所批躂的那種具有男性全 能掌控式凝視的觀察者。女性主義論述有力的揭露具有性別歧視的隔離領域 (separate spheres)觀念是造成女性囿於家庭而缺席於公眾街道的重要原因，但 其在詮釋班雅明的都市遊人時，因首重其中的「男性掌控之凝視」的概念，進而 否認現代時期有「女性都市遊人」（flâneuse）的存在空間；如此直接將男性─ 公共─觀景，與女性─室內─景觀等疆域完全對立，反而似有接受或加強此疆域 之虞。近年來的評論(Chaney; Chialant; Nava 1997; Nord; Parsons; Walkowitz 1992; Wilson 1992; Young)則開始強調現代都市遊人的性別模糊性，也指出在 19/20 世紀之交、商品消費文化快速發展的現代時期，適合女性單獨逛遊並可被 接受的公共都市空間，其實已快速增加，儘管來自家裡的反對或是在街上受到騷 擾仍時有發生。倫敦西區充滿時尚和樂趣的街頭，提供了女性享受閒逛及消費的 1 柏克莫絲（21─5）重建和擴展了班雅明未完成的
Passagen-Werk (The Arcades Project)，她
指出班雅明將 flâneur 的定義首要等同於波德萊爾筆下的藝術家，雖反映波氏時期巴黎的社會歷 史環境，但更著眼於襯托班雅明自己有關現代的理論。在其Charles Baudelaire: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裡的第一篇文章”The Flâneur”裡，班雅明仍舊沿用波德萊爾的「人
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之概念定義 flâneur，「人群中的人」，如同波德萊爾的一樣， 雖要求肘制空間，但也能在人群中肆意忘卻、神入其中，體驗這種「能將其從種種屈辱中補贖的 麻醉劑」（55）。但在修正過的第二篇”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裡，「人群中的人」已變 成更多是「窗邊的人」(the man at the window)，強調其和人群的隔離。班雅明更指出「人群 中的人」不可能是 flâneur（128）。
公眾空間，在某種程度上滿足她們做為消費觀眾的瀏覽樂趣，也包含了消融公共 /家庭之傳統疆域的可能。這些新興的女性行人以動態之姿瀏覽櫥窗和街景，宣 告女性不再缺席、不再退縮於看的權力，從而將傳統的倫敦市景注入新的，「陌 生」的色彩，也挑戰都市現代性的男性化建構。 本文選擇吉辛 (George Gissing)的倫敦城市小說來探討「女性閒逛」議題 在世紀之交文學中的體現。女性閒逛和女性消費，可以說是當時眾多女性雜誌熱 衷探討又不斷炒作的話題，但在同時期的文學作品裡卻相當少見，某種程度上變 成了主流價值（女性應缺席於公共空間）在文學上的另一種複製，舒華特(Elaine Showalter)就指出，連當時的「新女性」作家，也大多忽略了此新興現象，而仍 舊以家庭等室內空間為關注重點(45)。2 從這點上講，吉辛的城市小說可謂是最 早觸及此文學新類型的作品之一，也是他的作品在最近幾年再受重視的主要原因 (McCracken 51)。吉辛對倫敦情有獨鍾，自己就以都市遊人之姿遊遍倫敦大小街 道，無論是倫敦西區或是東區的街景人物都細微入紙，連當時著名的社會調查家 蒲斯(Charles Booth)都推薦他的作品為瞭解倫敦的必讀之書。3 吉辛舉著自然主 義的顯微鏡，在倫敦街頭的柏油路上「採集植物」(“botanizing on the asphalt”) (Benjamin 1983：36)，新興的女性行人也不過是其充斥性別和權力優勢的視線 下觀察、分析的樣本，但他的作品的確認知和呈現了都市公共空間裡的女性行 人，也觸及了這個議題所帶來的影響，在一片同時期文學的寂聲靜音中，也不啻 是替勾勒女性的現代都市足跡開啟了重要窗口。 吉辛倫敦小說裡的女性角色，已自信而大膽的行走和穿越城市的街道，倫敦 街頭的公共空間和室內一樣成為她們生活的重要內容，這些中下階級女性行人， 沒有上班族的匆匆行色，也不受目標性購物的必須壓力，閒逛和享樂消費似乎是 她們行走的主要特色。這種新興女性行人，到底在何種程度上與女性作為被動景 觀的傳統角色建構有所區分？欲討論現代都市馬路行走的議題，班雅明有關都市 遊人的經典論述是個必然的參照框架，不過本文的新興女性行人卻又有別於班雅 明式的都市遊人，除了性別差異外，前者做為現代商品消費文化裡的大眾消費者 色彩更為強烈，且多以復數的方式出現，也是人群──傳統上被具有強烈個人色 彩的男性都市遊人所凝視的對象──中的一部分；要討論現代市景裡的女性行 人，無可避免的牽涉到幾個重要議題，首先是她們的閒逛是否有主體建構意義的 空間，其次是作為商品化街景和娛樂的廣義消費者，女性行走和商品拜物、消費 主體的關係，因此本文的討論以班雅明的都市藍圖為出發點，漸次引申至晚進對 消費者和普通馬路行走人的理論探討，尤以瑟多(Michel de Certeau)在其《日 常生活的演習》(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一書裡有關日常生活層次4
的 行走和消費論點為主要參照。本文將以吉辛描寫倫敦中下層階級女性的小說《落 單女人》(The Odd Women)（1893）、《女王登基六十週年》 (In the Year of the
2 舒華特所稱的「新女性」作家雖然自己已是行走城市公共空間的獨立人物，但卻很少以城市為
創作題材，除非是位於城市的室內空間，特別是維多利亞式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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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和助理合作的十七卷巨著Life and Labo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1889)成為瞭解維 多歷亞晚期倫敦的最佳信息寶庫，文中他以社會調查家的姿態自居，以所謂科學和理性的標竿呈 現倫敦各階層特別是中下階層的生活習俗，「照亮」未被認知的「黑暗角落」。參見 Walkowitz 1992: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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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層次並不是一個不重要、只有瑣碎的層次，愈是表面看起來很平常、很自然，背後卻 愈是充滿了主流價值和意識型態的浸透。瑟多在其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則將日常 生活層次視為可對主流意識型態進行抵抗和顛覆的地點。下文有更詳細的討論。
Jubilee)（1894），《漩渦》(The Whirlpool) (1897)和《夏娃的贖金》(Eve’s Ransom)(1895)為例，兼與同時期的女性雜誌互為映照，探討反映在現代女性行 走這個論述場域背後，互為錯綜的都市現代性、消費、性別、公共空間等議題， 最後指出，儘管各種物化女性的限制和阻礙確實存在，女性行走作為一種瑟多所 指的「演習」(“practice”) (Certeau 100)，確已與傳統的公共空間和消費生產 的統治價值產生落差和分歧，進而提供顛覆傳統市景、建構新興都市空間、強化 女性主體塑造的潛能。 不可能的女性都市遊人？走逛、瀏覽和消費 波德萊爾將「現代」定義為「瞬忽及逝的，無法捕捉的，隨時偶發的」(1964: 13)，雪莫（Georg Simmel）則認為都市性格的心理基礎是「基於外在和內在刺 激的快速不間斷變化而產生的敏感刺激的加劇」（原文重點）(409-10)。十九世 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世紀之交， 又是伴隨著商品消費文化的重要加速發展5 ，本 文所指的都市現代性，正是指這時期，此時的現代商品都市如倫敦，開始有大量 新興女性行人出現。 新興女性行人不同於以往之處，在於作為中產階級的體面女性，她們可以獨 自、不需陪伴且悠閒的行走街道，而以消費者的角色出現又是她們馬路行走的重 要特色，這點可以在同時期眾多的女性雜誌中找到例證。女性雜誌和眾多針對女 性的倫敦導覽在此時興起，銷售的既是商品也是時尚的生活方式，面向的是以消 費者和遊覽者之姿出入倫敦街頭尤其是倫敦西區的中產階級及中下階級女性。資 料顯示，自 1880 年到 1900 年期間，光是新創立的女性雜誌就有 120 種，其中《皇
后》(The Queen)雜誌地位最高 (Beetham 122)。1882 年登載在《皇后》的一篇
題為〈獨自閒逛〉(“Wandering Alone”)的文章就寫到，「在上一代人時，出身良 好又優雅的年輕仕女要想獨自上街可是件有傷名譽的事，如今的現代女性，愛好 自由更甚於安全，最討厭的就是如影隨形的陪護人(chaperone)。」另一篇登載 在《女性雜誌》(The Woman’s Gazette)的文章則是興致勃勃的提到「現在不分 性別、不分階級，對所有人來說交通都變的意想不到的方便和便宜……大家動不 動就往倫敦跑……女仕們動輒就獨自坐火車，要是在她們的祖母時代，就連最近 的小市鎮也很少光顧。」(qtd. in Rappaport 80, 138) 僅僅在 1860 年代，中 產階級女性出門都需年長女性陪伴，到了 1880 年左右，倫敦的女性要獨自逛街， 郊外的女性獨自坐火車去西區觀光消費，早已是蔚為風行(Walker 77-9)。這其 中，包括公車、火車和地鐵等幅員廣大的便捷大眾交通系統的興起扮演了重要角 色，不過倫敦都市區域的加速商業化，尤其是集中重要街道和商業機構的倫敦西 區快速成為大眾消費、逛街和娛樂的大型中心，應是帶動這種新興女性行人人潮 的關鍵。 本文所指的新興女性行走，既以走逛、瀏覽和消費為宗旨，則滿足這種樂趣 的倫敦西區主要街道，亦即吉辛所稱的「商業和樂趣的中心要道」(《女王登基 六十週年》20)，就成為本文所指的現代城市公共空間。倫敦西區向來缺乏固定 的界線，資料顯示，自 19 世紀中期起，位於中心的攝政街、牛津街、龐德街、 5
有關十九世紀後期商品消費文化的加速發展，詳見 Debord, Edwards, Featherstone, Rappaport。
河灣大道、匹卡德利、來斯特廣場等，就構成全世界最密集的精美商場、創意櫥 窗、畫廊、展覽和餐廳/茶室的集中地(Walker 71, 79; Rappaport 8)。商店的 商品展示和顏色用料，大量借用戲院和展覽的招攬技巧，不停的推陳出新，以視 覺的強烈刺激來吸引和爭取行人四處流動的目光(Nava 1997: 66)。也因此，整 個西區本身，就變成了一個具有強烈消費性的商品和景觀，難怪《皇后》雜誌在 1866 年把西區比作是「博覽會」，「集體的櫥窗展示」。在西區走逛，除了購物之 外，空間和時間更是變成了可消費的快樂視覺體驗。根據百貨公司自己發行的館 內雜誌顯示，號稱是「全世界最優雅最寬敞」的哈羅茲百貨公司(Harrods)，就 強調自己是「廣受推崇的時尚社交場所」，「女士和紳士會面的最適合場所」。位 於牛津街的賽立茲(Selfridge’s)顧客多為中下階層，打出口號則是「比家裡更 明亮溫暖」、「可度過一整天」的「社區中心」(Nava 1997:69)。來自「東方」的 異國商品琳瑯滿目，百貨公司更是直接上演真人土著秀，滿足消費者實地「觀光」 的視覺欲望(Lysack 18)。6 西區街道所提供的樂趣，顯然已不只是購買和獲得商 品而已，正如《晚間新聞》1907 年的一篇文章所用的「走馬觀花賞倫敦」一詞 (“doing the sights of London streets”)，以及 1870 年另一篇文章提到的「倫 敦人特別擅長只看不買」(Walkowitz 1998: 5)一樣，更多的樂趣來自於視西區 街道為閒暇消費的景觀和商品。德博得(Debord 13)指出，西區街道的魅力，最 主要源自 1851 年倫敦水晶宮舉辦博覽會(the Great Exhibition)所啟始的「商 品化景觀」，因此也使得現代時期的消費，並不僅是為明確需求而購買必需物品， 而更多的是「視覺的迷醉，是心盪神怡的觀看事物」。也因此，本文所指的女性 行人，相當程度上也是消費西區街道之商品文化的廣義消費者。這種閒逛一定包 含了與人群混合及和陌生人近距離相遇的結果，又在何種程度上區分於女性在公 共街道上扮演的傳統被動角色？何種程度上符合都市遊人所謂的自由閒逛、主動 觀察呢？這兩個問題在晚近女性學者有關女性遊人和現代城市空間的爭論中都 成為重點。 這場爭論的背景框架都是基於班雅明詮釋波德萊爾的現代城市詩曲，其中沃 爾夫 (Janet Wolff)首開爭端，提出女性主義有關都市現代性的重要代表觀點。 沃爾夫認為，現代化的經歷首要發生在公共領域（如工作、政治和城市生活）， 公共/家庭疆域區分的強力施行和性別建構，造成現代化的經歷也首要等同男性 的經歷，正如現代時期的文學也是男性意識的天下，而有關現代化過程（即現代 公共領域的變遷）的眾多理論也就忽視了普通女性。7 因此，體現班雅明所謂的 現代經歷中「瞬忽及逝的相遇，和漫無目的的閒逛」、「在柏油路上採集植物」、「觀 察人群但從不與其互動」（Benjamin 1983: 36, 40, 170）「現代英雄」──都市 遊人，就只能是男性，而女性都市遊人則是不可能/無形的。沃爾夫沿用班雅明 6 值得指出的是，這裡顯然體現出現代消費的另一個層面，商品消費和景觀的蓬勃發展，和帝國 的政治擴張有密切聯繫，不啻於在國內商店複製另一個小型帝國，逛街消費也變成另一種帶有強 烈探索和觀光色彩的帝國旅遊。因此中產階級女性的消費及其對女性自我的塑照，也有和帝國擴 張的共謀關係。參見 Walkowitz (1998) 3-4; Lysack 19-20。另例見吉辛《漩渦》中愛爾瑪(Alma) 好友西碧爾(Sibyl)以購買東方藝品和商品而展現品味(175)。 7 沃爾夫的書目裡列舉了以雪莫, 班雅明和克羅克(Siegfried Kracauer)為代表的理論，值得指 出的是，即使是在 1985 發表的弗利茲比(David Frisby)對此三人理論的總結和評論，仍舊是相 當忽視性別議題。哈柏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談及其「公共領域」的概念時，注意到這是個 首為男性的領域，但正如女性主義者所指出，哈柏馬斯並沒有體認到性別的意識型態正是建構公 共領域的重要基礎。詳見 Frisby (1985), Fraser (1992)。
對波德萊爾的銓釋，將女性馬路行人分類為妓女，寡婦，老太太，女同性戀，兇 殺案受害者，或是匆匆走過（穿著孝服）、不知名的女行人（passante），她們引 起都市遊人包含同情、厭惡、欽佩、好奇和愛慕的複雜感受（Benjamin 1983: 45, 90, 125），但卻無一不是他「凝視」的物體、「採集」的對象，缺乏相類比的主 體性 (Wolff 1985: 37-46)。另一評論家波露克(Griselda Pollock)也以女性畫 家只能以室內而無法以咖啡館等公共題材作畫為例，強調女性無法踏足現代城市 空間，再次指出公共領域中「男性凝視」的無所不在，「都市遊人的凝視既道出 也形塑了男性性慾──擁有觀看、打量和佔有的強勢自由」(79)。 沃爾夫和波露克的文章強力揭示了現代街道的性別政治運作，但亦暴露幾處 弱點，因此在隨後陸續遭到其他評論家的批評。首先是在都市遊人的定義上，兩 人將其定位在班雅明後期的解釋（見前文註解一裡第二篇文章）上，但就連班雅 明的都市遊人也並不完全等同於具有全能掌控凝視之男性，班雅明的文字中也相 當點出都市遊人對都市現代化過程不滿、幻滅、日益的流離失據和緬懷過去的被 動一面，也因此，全能掌控的男性角色對其來說是種幾臨絕望的夢想，而遠非事 實。正如晚進女性學者威爾森 (Elizabeth Wilson)指出，班雅明筆下的都市遊 人，非但不是男性中產階級權力的磐石般化身、男性權力的勝利，而是現代化焦 慮的投射及建構、男性權力的消減(Wilson 1992: 104)。沃爾夫認定都市遊人是 男性和非女性的專利，但既然她所理解的都市遊人並不存在，則其認定女性都市 遊人不可能的觀點就站不住腳。但這並不是說沃爾夫指出的街道性別政治就不存 在，亟欲恢復全能掌控卻又無法如願的男性都市行人確實存在，但關鍵在於這種 行人作為現代街道行走的原形代表或「現代英雄」(Wolff 1985: 40) 是否依舊 有效。除了這種都市遊人和現代化進程的格格不入以外，班雅明既已不再認定他 是「人群中的人」，又賦予他試圖回復全面綜觀的期望，則其引申之意應是指某 種必須退出街道、佔據一種可疏離觀察和全面俯視街景、「窗邊的人」的位置， 也就是說是種本質為靜止、脫離街道的位置，已經和移動的、走逛的行人位置相 當不同，既然如此，則其作為現代街道行走的代表性就受到根本動搖。正如帕森 (Deborah L. Parsons)指出，這種觀察狀態是「返回靜止」、「對過去權威的懷舊、 退縮及尋求慰籍」，「無法代表現代街道的行人」(Parsons 36)。既然都市遊人失 去代表性，則衡量現代街道的多數行人、包括新興女性行人，就必須適用新的標 準。其實沃爾夫也並沒有完全忽視新興女性行人（尤其女性消費者）的存在，只 是在她看來，這些女性行人完全缺乏主體性，因而可以「忽視不計」(Wolff 1985: 44)，這其實也就是沃爾夫觀點的第三個弱點所在。沃爾夫儘管批評現代經典理 論首重男性、忽視女性，批評「隔離領域」的性別意識型態，自己卻也是同樣採 用自上而下、菁英式「英雄」般的審視角度，方會認定以群體出現的新興女性行 人/消費者，因完全不具主體性而在實質上仍「缺席」於現代街道，因此納瓦(Mica Nava)就指出沃爾夫缺乏對推動疆域分明、垂直式權力架構的現代意識型態的足 夠警覺，方會過於強調女性行人的「邊緣化」而否認其主體性(Nava 1997: 58-9)。 8 8 這場由沃爾夫燃起的爭論，在九年之後，多少以沃爾夫自己修正早年的立場而劃下了暫時的休 止符。在 1994 年發表的<藝術家和都市遊人>一文裡（111─37），沃爾夫再次指稱歷史現實中的 性別疆域的確強勢存在，但也坦承，以性別隔離領域的社會歷史觀出發而得出女性缺席於公共領 域的結論，確實是「過於簡化」了女性在現代城市裡實際上的更多選擇性。沃爾夫承認以「結構 地理觀」(“structural geography”)看城市，只能看到疆域鮮明的都市結構或是社會生活的物質
綜述這場女性和現代城市空間的爭論，有幾點值得指出，其一就是班雅明的 城市遊人作為現代街道行走的代表性已受到相當質疑，晚進學者的論述多已日漸 跳出、脫離都市遊人的傳統概念，而由其引伸而來的「行走」（flânerie）一詞 雖仍使用，但意義上已有變化，轉而涵蓋普通行人、多數人群（包括新興女性行 人）的動態行走和閒逛，也因此晚進論點的第二個特色就是將關注點從個人菁英 式的都市遊人轉向傳統上被視為被動觀察對象的街上人群，也尋找更能關注這種 所謂「被動」行人的理論框架，因此其對都市空間的的切入角度，由所謂客觀理 性、綜觀而下的層面轉為由下而上、強調詮釋和感受的層面，在此角度下，現代 城市空間不再只是層次分明、疆域對立的靜態空間，而是充滿逾越可能、攪亂和 混淆既定界線的空間，而現代馬路更有代表性的行走，則就如帕森所說應是充滿 「疆域跨界」和「流動」的馬路行走，包含找尋自我、建構主體的內涵(Parsons 39)，現代時期大量出現在都市街道的新興女性，就被定位在此。本文的論點立 足於這場女性和現代城市空間的爭論，在認同晚進學者觀點的立場上，本文進一 步將新興女性行人定位為女性消費者的角色，也強調其在現代商品文化中的位 置。9 討論新興女性的馬路行走，瑟多有關都市空間和日常行為如走路和消費的理 論就相當重要。瑟多關注的對象是屬於權力架構中所謂「被動」和被統治的階層， 據瑟多看來，現代城市空間的組織、管理和劃分，雖被自上而下、理性、擴張和 集權式的社會文化生產過程所主導，但所謂被統治的階層在「使用」這種都市空 間時，仍可有「挪用」、「偷襲」和「運作」的空間，瑟多稱之為日常生活層面的 「演習」(“practice”)和「策略」(“tactics”)，它並非是正面或全面衝突，而 是以一種分散、繞路、偏離軌道、臨時湊興和「逮住」時機的檯面下行為，來表 現在種種限制下的抵抗可能，因此瑟多強調的城市空間，並非只是理性圖劃的結 果，而是充滿顛覆和逾越可能、強調使用者角度的「生活面」的空間。瑟多將現 代城市規劃下幾何分割、界線鮮明的都市空間稱為「概念城市」，裡面的街道空 間規畫（如只能順著馬路從一點到達另一點，而死巷或禁止標誌則限制行人的空 間自由）綿密有序，構成一套利於綜觀管理的體系，但普通行人在使用城市空間 時，卻也能以繞路、抄捷徑或違規的「策略」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抵抗原先的城市 規劃，行人不斷移動交織的動態腳步，不斷重新挪動「概念城市」的原有疆域， 重新交涉和劃分原有設計/限制的空間，編織/構寫出新的城市藍圖，因此瑟多所 狀況，卻忽略了在這些大架構下的人們/個體是如何在事實上「穿越」和「感受」城市、如何將 城市視為一個包含心理和解讀層次的空間，因此她終於認定世紀之交的女性「確實能夠越過 （negotiate）公共街道」（原文重點），而不僅只是囿於家庭、或是緊張不安的匆匆穿越馬路以 保住體面，也坦承「女性主義對 flanerie 的批評是否屬於誤置(misplaced)就值得討論」。
9茜藍(Maria Teresa Chialant)針對吉辛小說中的女性行人和女性都市遊人的角色也有仔細的探
討，不過僅提及小說女主角曾經當過女店員謀生，但未觸及本文後半部的重點─女性消費者和城 市商品文化的議題。在討論女性都市遊人行走的前半部分，本文已將新興女性行人跳脫班雅明式 現代英雄和個人色彩鮮明的都市遊人範疇，而視為複數的街上人群的一部分，故以瑟多有關所謂 「被動」人群的行走理論來探討，似乎更為合適。茜藍的文章非常精闢的點出吉辛文本的複雜矛 盾之處和其筆下女性行人的模稜位置，但在討論女性行人角色的其中顛覆性一面時，似乎仍將其 放置於班雅明式都市遊人的框架之下，著重都市遊人所向來內涵的顛覆角色（將街道視為某種室 內空間，故多少混淆空間疆域）。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新興中下階級女性之所以可以在世紀末大 量出現在公共街道，最重要的原因即是商品文化的加速發達和女性消費者角色被公眾的逐漸接 受，這也是為何早期階段體面女性不能單獨上街的重要因素，也因此，將新興女性行人和商品文 化和消費者角色做詳細的關連和討論，就至為關鍵。
說的日常生活的街道行走，也就成了顛覆限制、「演習」出抵抗和展現某種個人 主動性的場景，而瑟多將行走比做寫作行為，寫作必須遵循既有的語言體系，但 寫作者也可以對各種語言符號做出選擇，或是通過個人使用而加以某種程度的 「移位」(“displacement”)，因此行人對疆域/規限的移動、改寫和抵抗，就成 為他口中的「空間敘述」(“spatial narrative”)和「行走修辭」(“walking rhetorics”)(Certeau 100-106)。 以瑟多的觀點，則行走馬路的普通行人都應有某種對抗外在限制的可運作自 動空間，對於現代時期的新興女性行人來說，因為增加了「隔離領域」意識型態 的限制，及其體現在空間使用上的明確限制──公共/私人空間、可行/禁足地方 的區分，女性行人相較於人群中的男性行人，確實遭受到更大的壓力，但女性行 人也絕非只是全然被動或「隱形」的行人，對於長時期囿於家庭私人空間、初次 大量進入街道的中產階級女性來說，現代街道行走所蘊含的顛覆和解放可能，應 該更有意義，儘管外在限制重重，但她們大量的公共出現和無聲綿延的腳步，就 已經開始挪移和改寫了既有疆界、建構新的市景，也不啻是提供一個靜悄悄從邊 緣侵蝕中心的顛覆性空間，讓現代時期的女性馬路閒逛，成為一個充滿衝突、爭 鬥和逾越的場景。 瑟多有關日常生活層面的「演習」和抵抗論點也涵蓋商品文化下的消費行 為，而消費和消費者（尤其是女性）又是本文討論現代新興女性行走時另一個重 要層面，新興女性之所以在世紀末的公共街道大量出現，不需陪伴，最重要的原 因就是商品文化的加速發展和女性消費者角色被公共逐漸接受，因此討論女性行 人的消費者角色，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在細述瑟多的消費論點之前，本文將先對 消費議題作一探討。消費雖時來已久，但十九世紀後期大量化生產模式的形成確 實是加速了消費社會的「量眾化發展」（Edwards 49），現代消費的加劇興起，也 是女性消費者大量進入街道購物的同時，因此消費者長久以來都被和女性消費者 聯繫在一起，消費過程被塑造成女性化、消耗性（和肺結核的雙關詞）、瑣碎而 被動的過程，受制於男性化商/產業的掌控和操縱（詳見下文），這種價值觀在吉 辛作品裡就有相當體現。上文的討論中已建立新興女性行走的顛覆和建構市景的 層面，但是本文所指的新興女性行走又不可否認是一種商品文化之下產生或加劇 的馬路行走，商品消費的興起使得中下階級女性的馬路行走日漸可能和被接受， 消費瀏覽又本身又是女性走逛的重要內容，本文中的女性行人既以商品的消費者 姿態出現，這種特別層面到底在何種程度上會減少其行走的顛覆和主動性意義， 反而加強其被資本主義商品文化掌控和與其共謀的層面？女性試圖掙脫傳統的 「隔離領域」意識型態進入公共空間，是否又陷入另一種被資本主義商品文化物 化的圈套？除了傳統的街頭性別政治，消費作為新的等級符號象徵，現代消費和 帝國擴張的共謀關係等等，使得商業化的倫敦街道，同樣是浸透性別、階級和種 族等政治論述的衝突場景。10 欲討論這些議題，其中相關的重要概念如商品拜 物、消費者主動性等就必須先一一釐清。在本文裡，商店、展覽、戲院林立的倫 敦街道，被視為廣義的商品化景觀，女性受商品化的街道吸引而至，其中又和商 品拜物有什麼樣的聯繫？女性行人在街道櫥窗前流連，是否是像飛蛾撲火一樣處 於一種被迷幻、完全被商品化景觀掌控、佔據的被動狀態？ 10 大眾消費模糊了傳統階級區分，但也使得消費成為新的等級區分（即以金錢衡量）的利器 (Glennie 426)。對於缺乏消費能力的勞工階層來說，商品文化和景觀反而加深及確認其低下的 社會地位 (Abbott, 197)。
在消費研究裡，尤其在消費者主動性議題上，同樣也存在現代時期的理論框 架和晚進論點的區分。由於吉辛在其世紀之交的倫敦小說中，針對商品文化和消 費者（尤其是女性）所體現的價值觀，與現代時期的經典理論常常不謀而合，因 此後者的基本主張值得先進行討論。在消費研究中，馬克斯學派的經典理論向來 相當重要，其論點也貫穿在有關消費者被動性和主動性的長期爭論中。其實馬克 斯從來首重能夠凝聚政治意識和政治組織的生產勞動過程，視消費過程為附屬性 質而沒有詳細相關的探討，但其有關商品價值、商品拜物和虛假意識這幾個概念 卻對後世的消費研究影響甚遠。11 首先，馬克斯指出商品的交換價值掩蓋了其真 正的使用價值，而消費和商品崇拜看似能滿足工人在生產過程中因疏離而產生的 不滿足/渴求，但實際上卻是對意識的欺騙和幻覺，掩蓋了生產過程的經濟剝削 本質；其次，商品拜物又使人類將情慾投射在無生命的物體上，反映出性慾的扭 曲 (Marx 77, 361)。在隨後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中(Adorno and Horkheimer 38)，消費者更進一步被視為毫無辨識能力的被動愚昧角色，儘管消費的範圍擴 及到涵蓋休閒工業和文化體育消費，但大眾消費被視為是維持資本主義價值觀的 宣傳手段和掩蓋社會掌控的麻醉劑。12 現代時期的經典理論大多強調生產過程而相對貶低消費過程，但晚進的後現 代理論則批評前者過於強調經濟決定因素而忽視文化層次，也批評「虛假意識」、 「真正需求」、「表面幻覺」、「真相」等舊有觀念的正確性。晚近論點（Featherstone, Friedman, Lury, Nava 1992, Shields）轉而強調消費才是社會和社會認同的構 成原則，強調消費和商品符號通過新型媒介在社會中佔據日益的重要性，這點波 希亞 (Jean Baudrillard)的影響明顯可見13 ，但同時這些晚進觀點又摒棄波希亞 晚期的悲觀看法，強調消費者的主體性，突出消費的正面可能，尤其指出消費能 建構和創造消費者個人和社會身份的新空間。在女性消費者議題上，現代理論將 消費女性化、間接暗示女性消費者為被動、受商品控制和盲目不理性的論點也已 受到更多挑戰，有學者提出(Dowling, Nava 1992, Radner)，消費提供女性運用 知識和權力的機會，也促進她們對消費者權益的意識，通過掌控家庭費用和練習 理性經濟能力，確實有既滿足視覺樂趣又訓練自我控制、建構和發覺自我的可
11 有關馬克斯經典理論對消費研究的重要影響，詳請參 Amariglio and Callari 的編著 204-208
頁。
12這些早期馬克斯學派的理論中，在當年曾遭受阿多諾批評的班雅明(Gilloch 122), 似乎對消費
過程有更同情的解釋，班雅明因多少捨棄經濟決定論而強調消費的文化和審美層次(Edwards 21)，故其消費理論在近年來受到更多的重視。班雅明所謂的”phantasmagoria”近似於馬克斯所 稱的商品拜物(Rolf Tiedemann, qtd. in Gilloch 117)，在他看來帶來虛假的幻覺，但也是「人 性、社會主義的潛能僵睡之處」，具有烏托邦的可能(Buck-Morss 211，101)。在其標題為〈整理 我的圖書館藏〉( “Unpacking my Library”)（由後人收集在《啟釋》(Illumination)一書裡） 的文章裡，班雅明對消費購物中的主動空間有更富同情的間接描述，他提到愛書人購書的種種「光 明正道和旁門歧道」，還有大拍賣時的興奮，逛二手書店的樂趣，和如何抓住機會搶先得到好書 的技巧，「得書的關鍵不只是錢或是專家知識而已……還要有敏銳的眼力和風采」(“flair”) （1973b: 63）。儘管班雅明指的是書籍蒐集，但正如米樂(Miller 36)指出，這裡描述的心情， 其實也相當適用普通消費者在購物時的經歷。 13 波希亞 (1998: 25)認為，消費在後現代社會中日益重要，顯示社會日益朝向另類意義、另類 溝通發展的趨勢，商品生產和信息科技的結合導致符號的過量生產，符號日益商品化，商品日益 符號化，社會生活的原有意義和區分被掏空、消失，成為一個失去所指、符號當先的虛擬「超級 現實」。波希亞指出了消費的重要性，但卻視後現代消費社會為反烏托邦(dystopia)，仔細剖析 他對消費者/商品的主體/客體關係的倒轉，乃至於強調符號（相對於真實）的壟斷、人體的物化， 似乎反而和法蘭克福學派的被動消費者理論有某種相似性。
能。這些學者承認女性消費者處於諸多限制之中，但將關注點轉向這些傳統上的 被動角色抵抗限制、編織主動軌道的層面，也因此，瑟多的理論成為這些學者引 以為據的重要參照體系。瑟多在談到日常生活層面的「演習」「策略」時，除了 馬路行走，也包含消費行為，他摒棄經典理論以商品為主軸的消費論點，轉而強 調商品和服務的使用行為，消費者使用商品和服務，本質上和行走一樣可以類似 寫作行為，寫作時的語言系統雖已被主流價值佔用，但讀者可以此「湊合」(“make do”)，「寫出」自己的語言和「偷渡」(“poach”)自己的文本，同樣消費者儘管常 常處於弱勢，但仍能通過各種「策略突襲」走出抵抗的「軌道」和空間。瑟多在 談到消費者的主動性展示時，強調消費者的「知識」運用和「抓住」時機出手， 這點其實和班雅明所說的購書「眼力」、「風采」和知識運用相當近似，譬如瑟多 談到女性消費者購物時，指出她必須綜合各項資料如流行、自己已有的收藏、如 何展現個人品味、預算限制等後做出的決定，其實是一種知識的展現，而購買時 的抉擇和「抓住」機會，也是判斷力的運用。而消費者個人也不再只是一味的被 大眾流行而同化，仍是有空間對各種規範進行挪用甚或逆反，變成自己的風格， 也因此，消費過程也有機會變成「另一種主動的生產過程」， 通過「偷渡」，台 面下持續不斷但並不醒目的抵抗，生產出另一種如何「使用」商品的「藝術」， 以及新的自我( Certeau 31, 166)。以瑟多的看法，消費過程也如同馬路行走一 樣，變成了某種戲劇舞臺，消費者似可跳脫日常生活角色的限制，通過角色扮演 和面具裝扮嘗試新角色、新自我的建構。 運用瑟多的日常生活「演習」的論點，來討論現代時期的新興女性走逛，確 實可發現在重重外在的限制之下，女性走逛人不再只是現代經典理論框架下全然 被動、缺乏主體性、甚或「無形」的人群，而現代的城市街道也成了浸淫了眾多 複雜議題和爭鬥/顛覆可能的場域，那麼吉辛對此場域的文學再現，又呈現什麼 面貌呢？下文將詳細討論。 吉辛的倫敦新市景：女性走逛和空間顛覆 作為一個作品發表於 1880 年至 1905 年期間的的世紀之交作家，吉辛共創作 22 部小說，文風注重細節，偏向所謂的自然主義風格，作品題材多數取自於倫 敦的城市生活。吉辛的作品，正是反映了倫敦都市加速商品化擴張的背景之下、 班雅明所謂社會生活也日益「眾量化」(“massification”)和「冷漠」 (“impersonality”) (Benjamin 1973: 40)的都市現代性，其中吉辛又對性別關 係、公共空間和商品文化著墨甚多。 吉辛自己的觀點，並不例外的以現代知識 份子自居而對商品文化提出典型菁英式批評，而他在性別議題上強烈體現的對盧 斯金式(Ruskinian feminine ideal)女性家居理想和傳統性別隔離領域價值觀的 懷念，尤其使得長久以來吉辛的名字和男性沙文主義劃等號之後，幾乎別無他 物。14
近年來隨著現代都市空間和空間/性別議題的興起，吉辛的城市小說因反映 相關議題，尤其是女性在城市公共空間的出現，故又引起一波新的討論
(Chialant, Harman, Ledger, McCracken, Parsons, Sanders, Selig)。 14 多數評論家批評吉辛的大男子主義傾向及對女性解放的強烈反對（Fernando），不過也有人認 為他在女性議題上常自相矛盾，他並不反對「女性成長和解放」，但只有在不影響傳統女性特質 的保持基礎上，這也是為何他在《落單女人》的前半部對女性主義相當同情，但在結尾又否定女 性對公共空間的嚮往，回復傳統家居理想 (Michaux 101)。
本文以吉辛在世紀末創作的所謂「女性問題」小說(Harman 373)為重點（以 《落單女人》和《女王登基六十週年》為主，《漩渦》為輔），這幾部小說的中心 議題皆觸及大量出現在倫敦街道的新興女性，將女性的公共出現和都市的商品文 化直接掛勾，最後又將婚姻的和諧/維持和女性馬路行走/女性在城市公共空間的 出現逕自放上天平的對立兩端。吉辛的作品體現出新行女性的大量公共出現已是 必然潮流，已然是「完全符合她那時代的風潮」（《女王登基六十週年》88），而 倫敦街道更是對女性有如漩渦般席捲的吸引力，但文中的男性角色又採取極為不 滿和試圖制止的角色。在《落單女人》裡，出身仕女卻遭遇家變而不得不來倫敦 商店工作的莫妮卡(Monica)，在街頭閒逛時認識年長有錢的先生，卻在婚後不顧 先生強力反對、堅持婚前獨自上街出遊的自由，最後差點出軌、難產而死。在《女 王登基六十週年》裡，南西(Nancy)背著父親上街出遊，導致一時魯莽結下孽果， 最後幾經磨難，終於約束自己、接受由先生安排的遠離城市、退隱鄉間的賢妻良 母生活。《漩渦》裡的愛爾瑪(Alma)，也是不甘鄉間生活、不顧先生不滿，沈迷 於倫敦的刺激和熱鬧，為實現自己成為職業演奏家、舉辦巡迴演奏會的個人理 想，荒廢家庭又差點名節受污，最後也是以精神崩潰而自殺收場。這幾部作品都 表現出一個共同現象，就是文中的男主角，無論就現代城市空間變化還是商品消 費的議題，皆採用和現代經典理論相近的立場，在城市空間中扮演不滿現代化進 程又欲求綜觀掌控的都市遊人角色，在現代商品消費議題上採取斥其為虛假、鄙 夷消費者愚蠢和被動的立場，但文中同時對女性的新興公共生活表現出矛盾的取 向，雖然一方面通過男主角對反映在性別、家庭和公共空間議題上的傳統價值進 行強力維護，但另一方面也體現出這種反對的無奈，體現出男性角色本身的不合 時宜，文中通過對女性挑戰傳統觀點的陳述，及對女性大量出現在城市街頭的討 論，相當呈現和認知了都市馬路和倫敦市景上出現的這股新力量的必然趨勢，以 及女性對公共生活的渴望。下文將針對這些相關議題逐一分析。 吉辛筆下的男性反映出一種英國文化所特別強調的對現代城市的悲觀和恐 懼，正如納瓦指出，波德萊爾和班雅明筆下的歐洲都市，儘管亦有都市廢墟的墮 落一面，但是現代都市豐富錯綜的生命力也得到相當的承認甚至迎合，相較之 下，英國的現代都市更常被拿來和理想化的鄉村相對比，現代都市常被視為代表 混亂、污染、道德和性慾的放縱，而鄉村則代表一種即將逝去的和諧純潔的理想 家居生活 (Nava 1997: 51)15 。這種城市公共污染/性氾濫的最終象徵符號就是娼 妓，娼妓的「公共性」代表各種社會和身體疾病的傳染、連接，象徵城市生活的 骯髒、街道的垃圾，以及某種無法控制、不斷蔓延、衝擊私人自我的險惡威脅 (Wordsworth 274)。公共街頭的妓女是和私人家居裡的仕女相對照，但是中產階 級女性開始大量從私人家居走上公共街頭，顯然是擾亂了以鮮明對立和疆域劃分 來維持秩序的傳統價值觀。以吉辛的作品為例，其情節發展和最後結局都強烈暗 示，女性走上倫敦的公共空間，和性失控、喪失名節乃至婚姻家庭的破裂有某種 必然的聯繫。三部作品裡的男性角色（主要是丈夫或父親）都代表對女性公共生 活深感不滿和威脅的男性觀點，以這種觀點來看，公共馬路是區分女性名節的界 線/疆域，中產階級女性的馬路行走打亂了公共街道上既定的身份和欲望的鑑定 符號(Walkowitz 1998: 5)，有模糊淑女/娼妓界線的危險。 15 有關鄉村和城市的區別，詳見 Williams； 有關英國和歐陸對城市看法的區別，另參見 Davidoff and Hall 和 Walkowitz（1992）。
《女王登基六十週年》裡南西的父親就多次對街上到處可見的「招搖低俗」 的「摩登女性」大加鞭躂（60），嚴格規定南西不可單獨上街，為深怕死後無法 管束女兒，又特意處心積慮在遺囑中詳立規範，以剝奪女兒財產為威脅，強制南 西遵循傳統的在室女生活。中產階級女性的新興馬路行走，集中在商店雲集的倫 敦西區，但西區同時又是倫敦「浪女的博覽會」、娼妓的群聚處(Walker 75; Rappaport 10)，因此新女性跨上街頭，帶來新的疆域混淆，也使各種意義的社 會交易、地域衝突更加複雜。最能體現這種對視覺監制的新挑戰，莫過於倫敦警 察常將中產階級女性錯當妓女逮捕的「身份錯辯」(Walkowitz 1992: 69)。16 當 然良家婦女和娼妓在裝扮和舉止上還是可有一定的區分，吉辛的《落單女人》 ( 297)裡，莫妮卡在街上遇上多年不見的昔日女店員朋友易黛小姐，一看到她「廉 價又豔麗之至的衣著」和「擦上腮紅」的臉，就知道她已淪落為娼。但是對於吉 辛的男主角來說，衣著和舉止，顯然遠不及女性在公共街頭的身體存在(embodied presence)更能劃分仕女/娼妓的疆域界線。吉辛同時期寫的另一部小說《夏娃的 贖金》 (Eve’s Ransom 1895)裡，男主角希立德愛上了夏娃留在老家的一張照片 而一路找到倫敦，但第一眼看到夏娃走在街上「悠閒又享受的樣子」，就馬上強 烈懷疑她的「純潔」，懷疑她是不是那種「習慣性」追求「都市最典型樂趣」 (“pleasure in its most urban form”) 的女人，儘管夏娃的外表裝扮中規中距 (25, 32)。《落單女人》裡的男主角威得森，雖然本身就是在街頭漫逛時認識莫 妮卡，但是又對此種不盡「體面」的認識方式耿耿於懷，莫妮卡婚後衣著體面富 貴，比起婚前的女店員素服絕對更映襯其體面的仕女地位，但威得森卻嚴禁她單 獨上街，一再向她灌輸盧斯金的家居理想，可見在他看來，良家仕女不管外表舉 止多麼體面，一旦跨入公共空間，就和娼妓多少相差不遠。 吉辛的男性角色對女性公共缺席的堅持，常是基於一種失去對女性性慾的私 下掌控力和擁有權的危機感。在《女王登基六十週年》中，南西的父親明確以金 錢（剝奪遺產）來點明對女兒行走權和婚姻的交易性擁有權，而《落單女人》和 《漩渦》中的主要婚姻關係更是建立在某種程度的購買上，莫妮卡嫁給年長拘謹 的威得森，主要是為了擺脫貧窮、尋求安定；愛瑪之所以下嫁以前並不愛搭理的 洛爾夫，與她父親因破產而自殺，她家經濟一落千丈有重要關係。威得森反對莫 妮卡閒逛，最主要是其中牽涉的「公共」層面，而洛爾夫雖當初就是被愛瑪的提 琴演奏吸引，卻不願意太太開職業的音樂會，也無非就是反對太太「公開」露面 (“go public”)。三部小說不約而同安排了女主角堅持涉入公共空間，結果因真 實或可能的性放蕩而遭受懲罰的情節，顯示對吉辛的男性角色來說，反對女性公 共存在，堅持認為仕女上街即是娼妓的傳統價值，其實也是堅持對女性身體的掌 控權，不願他人染指。 在很多程度上，吉辛的男性主角對現代城市採用了一種自上而下、試圖綜觀 掌控的觀察位置，試圖以瑟多所說的「太陽之眼」將城市視作是幾何對襯、結構 清楚、疆域鮮明的有秩序文本/身體，「將城市渾沌的動態靜止下來、變成透明的 文本」(Certeau 93-4)，以便讓觀察者獲取某種全面、望遠鏡一樣的綜觀視覺。 但是正如唐那(James Donald)在談到動態的現代都市帶給都市遊人的疏離感時 16 Walkowitz (1998: 26)提到三個案例，世紀末一位相當活躍的「新女性」曾被警察誤以為妓女， 一個從外地來倫敦購物的太太也因被誤抓而引起當時媒體的一陣熱烈討論和聲援，另外當時也流 行一則笑話，一個教士在街頭走向一位女士，向她宣導上帝對淫蕩的處罰，女士回答說，她不是 他所說的社會之惡，她只不過是在等公車而已。.
所指出的，現代都市種種破裂和陌異的空間、漫無方向的人群、迷宮一般散亂蜿 蜒的街道，「打亂」和「混淆」他們的企圖(Donald 78-9)，因此他們都有很強的 班雅明式都市遊人的色彩，在他們漫無目的的都市漫步之中，深深感到對都市現 代化的極端不適應和反感，對一種過去的更純潔的時代強烈懷舊，也極力試圖將 這種即將逝去的價值加在城市藍圖上。譬如威得森在意外獲得遺產不需工作之 後，整日漫步街頭日漸煩躁，結婚只是他減緩自己日趨乏味(blasé)和孤寂生活 的途徑，也是他渴望最後遠離城市、退隱鄉間的必經一步，莫妮卡堅持外出，更 堅定他搬至鄉下的決心，最後兩人決裂，威得森喊出「都是倫敦橫在中間妨礙了 我倆關係」（198），將他對太太的失控、家庭秩序的破裂歸咎於現代都市的強大 破壞力；愛爾瑪的丈夫洛爾夫深愛鄉間純樸的生活，為了滿足妻子搬到倫敦，卻 受不了城市的喧嘩和繁鬧，只能靠常到鄉間散步才能一解日益陷入「流沙」之感， 看著太太熱切投入這種「漩渦」更是無可奈何；而南西的丈夫塔倫特(Tarrant) 更是因為祖母錢財被股票經紀人騙光而不得不靠當週刊記者維生，因此對現代城 市極其充滿欺詐性的商品文化痛恨之至，與南西幾經交涉終於最後成功將妻兒安 置在鄉間。 當吉辛的男性角色多以個人色彩鮮明、亟欲將動態的都市靜止下來以利掌 控、卻又日漸疏離的都市遊人角色出現時，吉辛的女性角色則以綿綿的腳步不斷 加入大量擴張的動態都市人群之中，而這種傳統上的「被動」人群，卻也以其默 默伸延的足跡刻畫出某種特有的迂迴抵抗，這種抵抗最重要的是表現在空間界線 的默默挪移上。吉辛的男性角色往往有相當地位財富，可以悠閒出入到處林立、 服務高階男性的俱樂部、高級餐廳等等空間設施，因此現代都市的空間規畫，原 本充分體現這些佔據優勢的上層使用者的需求，但是大量出現的普通人群，不斷 擴張的動態城市版圖，打亂和混淆原有的界線，在這些男性角色的不適和不滿 中，中產階級女性的大量上街，尤其是城市空間混亂和失序的重要表現。吉辛作 品中的女性，一開始面對的是個拒絕和否認她們存在的現代城市空間規畫（如沒 有女性公廁或是允許女性進入的俱樂部和餐廳），之後又面臨可行/禁足地方的空 間界線劃分（如購物區和紅燈區的劃分，晚上不可上街等），但女性對這些界線 的默默挪移，表現在對服務女性的空間設施乃至市景的改變上，也體現在可去地 方愈來愈多、滯留時間愈來愈長上，吉辛作品中的女性也就發出另一種相反的聲 音，不時削弱和顛覆男性角色看似主導的價值體系。上文提及作為可被接受的公 共購物中心的倫敦西區街道，到了晚上又同時是娼妓雲集的場所，因此體面女性 接近傍晚避免單獨上街，就成了區分可行/禁足公共空間的無形疆域，譬如在吉 辛的《落單女人》裡（46），威得森在和莫妮卡的婚前約會後，因已入夜而堅持 護送她到車站，對莫妮卡提出可自己走路回家的說法深深「不以為然」。但對於 莫妮卡和吉辛文中的其他女性角色來說，深夜獨自行走街道已是日漸經常、「精 神振奮」（25）的行為，《夏娃的贖金》裡的夏娃看完戲後已過晚上十點仍在街上 閒逛不想回家（32），《女王登基六十週年》裡的南西沈浸在華燈初上的街頭人群 裡感覺到「街上的生命力」（295），而《漩渦》中的愛爾瑪更是可以在動不動造 訪倫敦鬧區之餘，因晚上趕不及火車回郊區的家，還可以直接在倫敦旅館獨自過 夜（188）。儘管莫妮卡在深夜行走時必須持續腳步不能停步過久，以免被當成鄰 近不遠蕩笑等客的妓女（64），但這也充分顯示體面女性已逐漸闖入傳統被視為 娼妓空間的夜晚街道，混淆了可行/禁足的空間疆域，也默默擴大了可被容許的 界線。
仔細閱讀吉辛的文本, 不難發現女性這種因不斷默默挪移、擴大可被容許的 空間疆域而帶來的強烈躍然紙上的自由和解放感覺。當她們用腳步和眼睛的不斷 動作來使用和經歷城市空間時，對舊有疆域的不斷逾越而構織出新的改變中的城 市藍圖，以及展現個人主動性和身份建構的可能新空間，這種由女性所感受、所 涉越的現代城市，不同於文中男性角色所試圖維護的疆域鮮明的靜態城市，而是 一個隨腳步不斷「遷移」和不斷逾越的開放動態城市。《漩渦》中的愛爾瑪因可 獨自在旅館過夜而享有遠較其他女性更多的「完全自由」，（188），文中所有其他 的女性都強烈想往這種自由，並且以愛爾瑪為榜樣，漸漸群起而效之，她們的腳 步也就日漸擴展可被接受的空間；《女王登基六十週年》更是多次提到南西在行 走倫敦街頭時的強烈「個人自由」和「獨立」（250）感覺，南西「決定要嘗試獨 立的滋味，奮然投身無邊無際的街上人群中，而毫不在乎將走向何方」（56）。正 是因為街道是被父親禁止的疆域，南西獨自上街行走來進行「冒險」和「蹺家」 的決定，就具有愈加突出的反抗性和自主性。幾年之後南西歷經挫折，個性較早 年成穩許多，但在經歷倫敦街道所帶來的自由感覺仍讓她一樣喜愛，讓她「自各 種糾纏不清的限制中解脫出來」（250），每當孤立無助、陷入絕望之際，她就會 「漫步倫敦街頭尋求答案」（296）；儘管沈浸於「生意和享樂」的繁忙城市，街 上「一望無盡直至天際的街燈」，「燦爛」的商店櫥窗，還有「匆匆而過的數不清 人群」（296），也讓尋找工作不順遂的南西感覺「被遺棄」、「被排擠」而一度「絕 望」，但在來回不斷走動以「克服內心煩惱」（295）後，南西終於做出決定，感 到「希望」和「資源」（297）。正因為南西穿越和行涉城市公共空間的自信及能 力，她才能在失去遺產後獨力謀得商店的工作，甚至幫助記者生涯不甚順遂的丈 夫，也正是因為文中對南西這種公共能力及其解放潛能的多次提及，使得最後故 事情節安排她心甘情願退出城市、回歸鄉下家庭生活、作全職母親和兼職太太（先 生只偶爾回來）的結局缺乏說服力，文中安排南西將城市空間讓給對城市生活不 滿不適、行涉能力也似不及她的先生，似乎是亟欲恢復從前未被女性侵入、由男 性獨佔的傳統公共領域。 和南西一樣，莫妮卡有意識的選擇離開老家來到倫敦，是因為相對於在「不 得不舉止極端謹慎」的傳統家鄉，倫敦都市生活代表「不受拘束」的自由和「冒 險」的可能性（《落單女人》25,31, 73）。莫妮卡的姊姊受傳統的仕女教育，只 會家居領域的仕女工作──家庭教師和仕女陪伴，她們失業已久、幾已飢不果 腹，來到倫敦只盲目的為離唯一的妹妹近一點，但卻仍死守足不出戶的「仕女」 家居生活，天天乞求新工作從天而降。她們雖然住在倫敦，卻怕死了倫敦的街道， 頭腦裡還是延續以往鄉下的生活。文中通過莫妮卡和她姊姊的對比，也點出了涉 入城市公共空間的女性和傳統家居女性的區別，相較於自如穿越倫敦街頭、享受 公車、遊輪、商店樂趣、甚至獨自提著箱子、利用地鐵搬家的莫妮卡，她兩個姊 姊的被動、無助和可憐更加突出。二姊維吉妮亞(Virginia)更是只有在偷偷酗酒 後，藉著酒意才膽敢在倫敦街頭享受短暫的放鬆和樂趣 ──「她走進特拉法廣 場，面帶微笑，饒富興趣的看著四周，像是第一次見到的樣子。」街上「喧鬧的 生活」讓她「又高興又躍動」，她很少有那麼「振作」，也感到一股「新的力量」， 心裡覺得「很平靜」、「滿足」、又「下意識的充滿希望」（18）。文中突顯此刻情 景強烈不同於維吉妮亞平日縮居在家、前景黯淡的被動可憐生活，也間接襯托出 行涉公共空間和某種充滿力量和希望的新生活之間的聯繫，維吉妮亞就是因為無 法有意識的跨越馬路/公共空間的傳統疆域，才無法改變被動的地位。
文中到最後，莫妮卡為了避免和威得森再次衝突，遂以出去透氣或看朋友名 義繞道參加女性聚會和展覽，以迂迴方式走出自己的軌跡，也跨出抗拒丈夫強加 的傳統家居形象、拓展和挪移可被允許的疆域、建構新興女性公共自我的重要一 步。莫妮卡所拒絕扮演的，其實也是早期體面女性在街頭的傳統角色──女性過 路人，女性過路人的原型來自波德萊爾的同名詩曲〈一名過路女人〉（“A Une Passante”）(1975: 170)，她匆匆低頭路過，瞬忽即逝，不敢多停，成為男性藝 術家高度色欲化的解讀和視覺擁有的被動對象，因此女性過路人和佔據視覺優勢 的男性藝術家之間，構成了現代都世的經典式性別化了的「主導性街頭故事」 (Bowlby 1992: 32)。這種和女性過路人間的情慾化相遇，建築在女性過路人必 須短暫停留、最終消失的基礎上，如此男性詩人也就全權掌控了對女性過路人的 情慾化建構形象。同樣，吉辛的威得森也力圖維持這種傳統的都市遊人角色，他 在婚前的街頭漫步中巧遇莫妮卡，在欲望驅使下幾經跟蹤；威得森試圖將莫妮卡 置於其解讀和色欲掌控的視覺之下，也因此莫妮卡婚後回歸家庭、不再長時間獨 自停留街頭，就成為威得森維持這種視覺權威的必須條件。但是莫妮卡堅持在婚 後仍舊以自在瀏覽、隨欲停留的姿態回到街頭，也躲避和斥責威得森以及他雇用 的私家偵探對她的跟蹤，否定他對自己的視覺掌控權，莫妮卡的馬路行走就演變 成對抗丈夫視覺霸權的「諜報」, 這種拒絕扮演男性色欲物化/操縱對象的姿態， 顯然讓威得森的都市遊人角色也顯得備受威脅、極不穩固，甚或有些許萊治 (Sally Ledger)口中的「可笑」色彩（Ledger 1）。在《落單女人》裡，吉辛雖 然最後安排莫妮卡死於懲罰性的難產，但莫妮卡通過自己的腳步已構織出抗拒和 逾越既有疆域的新足跡，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瑟多所稱的「淨空」和「磨退」 （Certeau 105）舊有分界和疆域，莫妮卡通過默默的行走「演習」，給城市文本 賦予了新的意義，不同於男性所嚇阻的危險、墮落，女性用腳步編織的城市藍圖 富含自由和成長的可能。 儘管吉辛文中的男性角色大多視城市代表性墮落，尤其強調女性在城市中的 性迷失和出軌危險，但文中女性角色在經歷過程時，城市的公共空間反而似乎是 代表成長和自我知識的獲得。莫妮卡在未完全瞭解婚姻和自我需求的狀況下匆匆 結婚，反倒是藉由婚後堅持的出外行走，藉由體驗城市帶來的自由但又在關鍵時 刻運用自控力、抵擋性誘惑，才逐漸釐清對自我、丈夫、情欲和婚姻的認識。同 樣南西在小說一開始缺乏明確的自我，無法藉由自己所受的教育或是父親的財產 來確定自己的社會地位，但在失去遺產、丈夫又暫時杳無音訊之下的獨自倫敦生 存經歷後，卻能建立一個完全基於自己的公共行涉能力之上的自我定位。兩位女 性最後達到的自我認識、以及既體認城市生活的危險又能運用其開放潛能的都市 智慧，反而是男性角色所無法企及的。莫妮卡和南西的女性經歷顯示，城市的公 共生活，無疑是提供女性成熟和知識、避免囿於室內的仕女教育所無法得知、無 法避免犯錯的另一種教育。 吉辛的女性角色在馬路行走時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善於利用人群所帶來的保 護作用。這裡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本文所指的新興女性行人的抵抗和顛覆層面， 是強調放置在女性行人作為復數化街道人群一部分的框架下，而非僅是個人單獨 的抗爭。現代街道上新興女性的出現方式是大量的、集體的，而吉辛也一再宣稱 筆下的女性角色行為是反映「時代的潮流」，正是因為這種新型女性公共現身的 群體性，使得早期遵循菁英式價值的女性主義者如沃爾夫認定其缺乏主體性而勾 消其主體存在，也因此，某些晚進吉辛學者如茜藍，在強調新興女性行人和深具
個人色彩的都市遊人之內在關連的基礎上提出女性的「逾越」和「顛覆」（Chialant 54, 55, 65），似乎未能足夠呈現新興女性的群體性層面。吉辛作品中的女性在 街上熙攘的人群中找到保護，這點也是文中個人色彩鮮明的男性角色和以復數出 現的女性行人間的重要區別。在都市現代性的經典理論中，人群向來被視為被動 的群體，是都市遊人的觀察對象，但同時人群和大眾又有脫序、庸俗、混亂、失 控和吞噬個人的集體意象，代表不理性、混亂的威脅，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讓都 市遊人「厭惡、恐懼、衝擊、迷惑和失去自我」(Benjamin 1973: 131)。吉辛作 品中對人群也同樣採用既鄙夷又恐懼的態度，人群和現代城市、侵入私人領域的 商品化公共空間是相關連的，最明顯的就是《女王登基六十週年》裡滿街潮水般 的慶祝人群，夾雜著小販的吆喝、電車和私家汽車的叮龍喇叭聲、醉漢的酒臭、 吵罵打架聲，黑壓壓人群的「無數腳步砰砰逼近，低沈單調的聲音嗡嗡作響，像 是一只愚笨又恐怖的咆哮巨獸」（56─62）。吉辛的男性角色無一例外視人群為庸 俗、極其厭惡而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這種群體性，女性角色 卻相對表現出更多的歡迎和陶醉，也將其視為逾越限制、獲得某種力量的來源， 正因為吉辛的女性是復數人群的一部分，都市遊人所恐懼的模糊各種等級和疆域 的人群特質，卻給她們提供不被認出、匿名乃至釋放的空間。譬如文中就一再批 評南西在慶祝人群裡如魚得水、滿臉興奮和忘乎所以的表情簡直和庸俗下女相差 無幾，忘卻了自己的仕女身份（54），但正是這種人群帶來的身份/界線的模糊， 讓南西首次嘗到街頭的自由，歡慶之夜南西故意鑽進人群，逃脫父親指派的男伴 監視，隨著人群盡情玩樂。當然人群帶給女性的並不全然是完全的自由/釋放， 南西雖得以享受因階級表症模糊而帶來的自由，但途中仍有陌生男性跟她搭訕， 顯示出某種程度的騷擾可能性（Chialant 65），這是向來習慣室內生活、須人介 紹方能和異性認識交談的中產階級女性所不熟悉的，但是南西的反應卻是非常的 自信，甚至相當享受其中的冒險、刺激和主動感，她和第一個獻殷勤的陌生男性 「毫無節制的交談」，直到覺得對方過於殷勤就「把他甩開」，對第二個膽大的陌 生男子，南西則嚴厲的正視對方叫他滾開，不惜以叫警察為威脅，男子怏怏然走 開後，南西反而覺得是「冒險」、「非常好玩」，「如果她願意的話，隨時可以把對 話和冒險結束」；最後南西玩夠了，才選擇露臉，主動找到了急著四處找她的男 伴（61─3）。正是人群給了南西某種程度的保護和主導權，也讓她重寫了和欲圖 掌握視覺權威的中產階級男伴間監視和被監視的關係。 波德萊爾筆下的城市人群是現代化的最佳藏身所，是「波希米亞人和逃犯的 停留之處」(Gilloch 142)。正是這種掩蓋個人痕跡的特色，才使得人群成為統 治者視覺監制對象的「逃犯」的庇護所，也因此，人群對於抵抗權力中心的視覺 監制，就有了抵抗和某種運作的空間。對於同樣是視覺監制對象的中產階級女性 來說，人群的匿名性顯然帶來保護和各種可能，正如南西鑽進人群後的感覺一 樣，「她現在只要隨著四周的人群一起移動就好，除非是巧合，不然她不會被發 現」，「她逃進來是為了享受自己，而自由的感覺很快就蓋過了不安」，「沒人注意 到她是獨自一人，她只是芸芸大眾中的一員在街上行走。」（《女王登基六十週年》 61）。其實對於吉辛的男性角色來說，反對女性上街的一個重要理由，也是因為 人群模糊階級區分、混淆疆界的特性，中產階級仕女幾和下層女性難以分辨，文 中才會有對南西在人群中狂歡、自降身份的批評。這種對難以分辨人群中的女性 行人的不安和不滿，也反映在當時如由男性執筆和閱讀的雜誌《星期六評論》 (Saturday Review) 中，1881 年的一篇文章就針對街上的一群群時髦女性提出
責問：「她們到底是什麼人，這些女人，她們從哪裡來？她們有丈夫嗎？有男人 愛她們嗎？她們既然在公共場合這麼缺乏教養、毫無禮貌，不知在自己家裡又是 怎麼樣？」(Rappaport 123) 人群給予女性的匿名性，似乎獨立於任何可辨認的 隸屬於男性的身份，也使得這種女性行走，提供了被看但卻不被認出、定位的可 能，因此構成了對男性優勢凝視的抵抗。有了這種匿名性，人群熙嚷的倫敦街道， 就又有可能進一步成為讓女性進行遊戲、角色扮妝、幻想和表演的舞臺，成為表 演和建構女性公共身份的空間。波德萊爾筆下的人群，讓城市觀察者「無論哪裡 都能享受自己的匿名性」，身分的偽裝讓觀察者既「在世界的中心」環視四周， 又「不讓世界看到」（Baudelaire 1964: 9），而在世紀之交的新興女性加入倫敦 街頭的人群之後，這種不被認出的匿名性也應能提供相應的觀察者位置，讓女性 行走在傳統的被動景觀位置之外，加上主動的空間。正如南西後來將自己的倫敦 經歷寫成一本書，雖遭先生反對而最終未能出版，但也佐證南西對倫敦街頭的主 動觀察能力；倫敦熙熙攘攘的街道，讓人群中的女性行人得以扮演走動中的觀景 者，她的漫步瀏覽則因默默挪動、擴大空間疆域，編織/遊戲自我角色而帶上了 主動甚至不乏創造性的色彩，以復數出現的新興女性的現代行走，其迂迴抵抗的 意義就在這裡。 商品文化、城市空間的消費和經歷 吉辛筆下的男性角色反對女性公共出現的另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女性行走和 現代城市的商品文化和消費生活的密切關係，不過這也從另一方面點出了新興女 性行人同時也是商品文化消費者的角色。晚進吉辛學者 (Chialant, Harman, Ledger, McCracken, Parsons, Sanders)多注重吉辛筆下的女性行人和城市空間 的議題，對其重要的消費者角色較少觸及，這也是本文的不同之處。在吉辛小說 裡，威得森怪罪倫敦將妻子從他身邊拉走，南西爸爸嚴禁她成為倫敦街上「低俗 招搖」的摩登女孩，而愛爾瑪丈夫也是哀歎太太無法抵禦倫敦漩渦般街景的誘 惑，在這些男性角色看來，舊有理想秩序的打亂，新興女性的公共出現，和現代 城市的快速商業化、現代街道對消費者尤其是女性產生的強烈又虛幻的誘惑力密 不可分，因此在他們眼裡，對女性上街的不滿，和對商品文化的不滿是息息相關 的。吉辛作品展現現代城市生活的日益商品化、展現廣告等視覺商品符號的無所 不在，也觸及消費的性別議題，這種種使得吉辛的作品成為探討現代消費的重要 文本，在價值觀上，吉辛作品基本上是複製了典型現代經典理論的觀點。 吉辛作品大肆批躂商品文化侵入和墮落城市的公共領域每一個角落、甚至打 亂公私領域疆界，在這點上，其對公共領域的觀點和哈柏馬斯稍有不同。在《公 共領域的結構變遷》（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一書中，哈柏馬斯將公共領域定位在介於家庭私領域和市場/國家機構之間的、 適合理性論述的理想區域，這個理想領域主要形成於 18 世紀，體現在與啟蒙價 值相關的文化世界如報界、咖啡館、俱樂部、研討會和文藝沙龍，但是 19 世紀 私人利益、商業消費、女性和大眾的侵入導致國家和社會的互為糾結，破壞了公 共領域的基礎並導致其日漸瓦解(177)。17 在吉辛作品裡，正如同很多維多利亞中 17 哈柏馬斯的觀點引起熱烈的爭論。女性主義者批評其公共/私人領域的性別化區分，卻沒有意 識到性別層面的建構性，也有學者認為 19 世紀的公共領域與其說是衰落，不如說是轉向建築在 經濟、技術和政治組織的新階段上。詳閱爭論細節，參見 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