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Item 987654321/28104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

詮釋空間/刻劃疆界：前現代時期戲劇和旅行記述中之性

別、商業、及殖民主體之建構 (1/3) 三年(1/3)

中 華 民 國 93 年 5 月 27 日

香料東方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梭羅（Lester C. Thurow）的經濟理論裡，用「全球化」和

《勇者致富》（Fortune favors the bold）的概念來說明資本主義、知識經濟、和全

球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在梭羅「勇者致富」的理論中，從中世紀末期，至前現代

時期初期偉大的探險家，如哥倫布、德伽馬、麥哲倫、維普西（Americo Vepusci）、

和杜瑞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等都是具有行動力，利用科技進行經濟探險的

例證（註一）。梭羅的經濟思維是以古溯今，強調全球化的情境中屈服於挑戰的 人必定毫無勝算。在歷史與文學的架構裡，西方的探險者經常在旅行和冒險的途 中，以貿易和商業做為建構社會地位和文化主體的籌碼。在前現代時期，西方世 界首次以無比積極的手段，跨越了疆界，往東方拓展；此時的探險者的確引起了 亞洲不同地區的騷動。而來自不同國家的探險者不僅互相爭戰，企圖建構自身的 勢力範圍，而且對原住民威脅利誘。在建構殖民主體的過程之中，這些探險者都 流露出複雜的離散情節，以及國族認同的問題。在十七世紀所出版的兩部戲劇， 佛萊契爾（Fletcher）的《南島公主》（Princess Island, 1621）和德萊登（Dryden）

的《安汶之役》（Amboyna, 1673），就先後呈現出來自西方的商人建構商站、型 塑國家主體的歷程。佛萊契爾企圖捕捉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的紛爭，而德 萊登刻劃了在海上霸權爭奪戰的背後，英國和荷蘭在東方香料之島的廝殺。在兩 個以東方為背景的劇本裡，異質文化與異質空間對應了人在探索空間時，所面臨 的離散情節和生存競爭互為表裡的商業壟斷和殖民慾望。本篇論文將映照歷史旅 行記事和兩部戲劇文本，探索香料之島在異族爭霸情境下的空間定位，和西方霸 權在建構國族與商業主體時，所產生所謂的錯置的離散。本文將以戲劇文本和當 時旅行記事的文本相互觀照，分段解析殖民論述的主體建構，殖民者建構他者的 策略，和西方國族與商業主義進軍東方的過程。 一、 香料群島與西方探險模式 歷史文獻中第一批來到東方香料之島的葡萄牙人，是在一五一二年，在安東 尼奧（Antonio de Abren）的帶領下來到安汶（Amboina）和附近的島嶼，而耶穌 會士也在一五二Ο年代在提那地（Ternate）設立學校。這個時期，在整個歐洲的 東亞發展史中，可謂是商業和軍事之敵對最嚴重的時期，因為在十六世紀的中 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都陸續加入了香料爭奪的市場。十 五歲就踏上探險之旅的荷籍的探險家林斯喬頓（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1563-）就曾經在他的航海見聞錄 ( Ilinerario Voyage ofte Shipvaert, 1596. English translation 1598 )記述他行旅所至的東西印度諸國。這位被喻為荷籍馬可波羅的探 險家不僅記述了不同的西方前來東方的海上路線，而且用肯定的語氣宣稱葡萄牙

海上霸權逐漸消失的命運。他批判葡萄牙人的腐敗與佔領異地的野心，也描述 了：遠來東方的葡萄牙人，並非訓練有素的團隊，他們腐敗、貪婪，隨時可以擊 敗（註二）。以當代文化批評的角度而言，林斯喬頓最大的貢獻就是提供給他的 國人最多的「知識」經濟，促使荷蘭至東方經濟的開展。因為他的東方文化批判， 對早期被「殖民」或侵犯的香料市場的評估，和東方之旅各類航行地圖的提供， 都直接與間接促使了「荷屬聯合東印度公司」（Dutch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的成立。林喬斯頓的論述不僅是航海論述，也是國族認同的論述，國家主義，商 業策略和族群認同的意識型態和東方景觀 （exotic landscape），和來自異族和本 土的各種生存威脅相互交織成的各種西方主流文化和東方「次文化」價值衝突的 所在。誠如一位牛津大學畢業的英籍牧師泰瑞（Edward Terry）的紀錄，廣大富 饒的蒙兀兒帝國 ( Mogul ) 像是一個大「伊甸園」，充滿著美麗的山川、礦產和 各種可供維生和壯大的自然資源。泰瑞紀錄了東方文化和東方的世界觀，也陳述 了伊甸園可能失落的原因。至於這個劇本和另一著名英國航海家杜瑞克 ( Drake ) 的紀錄相互呼應，前者記敘西方人的殖民片段，後著紀錄了女皇賦予的使命以及 旁觀葡萄牙人在東方營運及商業的內容，和書中所記載的東方珍奇異資。前面所 述的三個旅行記事卻展現了歐洲對東方的好奇卻也暴露了這些觀察者在歐洲中 心的思維架構中在宗教、商業和政治上的盲點，此外這兩個敘述文類的文本卻不 約而同的編織了歐洲人的東方幻夢，而這個東方幻夢的深層架構就是商業機制和 冒險的精神，其中和異族的抗衡揭露了地理發現時期所發展出來的殖民願望。 佛萊契爾的《南島公主》出版於 1621 年，一般認為是由巴特勒梅 ( Bartoleme Leonardo de Argensola ) 所著的《攻佔摩鹿加群島》( Conauista de las isles Maluccas, 1609 ) 和貝蘭 ( Le Seigneur de Bellan ) 的小說《狄亞式傳》( L’Historie du Ruis Dias, et de Quixaire, Princess des Moluccas, 1615 ) 所改編。

《南島公主》的故事架構是摩鹿加群島部族在異族商業競爭所遭受的困境。 故事中的提多島 ( Tidore ) 的國王被鄰近島嶼提那達 ( Ternada ) 族人的綁架，但 提那達的國王卻愛上提多國王的妹妹奎莎拉 ( Quisara ) 而且加以追求。奎莎拉一 心想要搭救兄長，因而宣佈令下嫁給任何一位勇於搭救提多國王的英雄。當時葡 萄牙人在島上的首領是歷史人物狄亞式 ( Ruy Dias )，但是狄亞式卻無意展開救 援行動，反而另一位年輕的葡萄牙人阿慕西亞 ( Amusia ) 成功的救出提多國王。 此時的戲劇重點展現另一高潮，因為奎莎拉竟以宗教不同而拒絕阿慕西亞的追 求，而且得寸進尺的宣稱當阿慕西亞改信當地宗教之時也就是她們的結婚之時。 佛萊契爾的劇中大力表彰英雄氣概和國族精神，也竭力宣揚狄亞式和阿慕西亞為 兩種經營東方的代表人物。狄亞式代表的是蠻力征服東方的舊勢力，而阿慕西亞 所代表的才是殖民事業下的人道精神代表。但是佛萊契爾劇中的吊詭現象是不論 狄亞式還是阿慕西亞的個人風格為何，他們畢竟都是殖民主體的代表人。 殖民主體論述的首要特徵是強調殖民國家的特有國族的特色，而且他們善於 利用建構「他者」的策略，以達到強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差距。洪米．巴巴 ( Homi Bhabha ) 在解析殖民論述時曾經表示，建構他者亦即 “顯示文化 ／ 歷

史 / 種族的差異性”(46)。從巴巴的觀點來看，當然在建構他者的過程中，觀看 ( gazing ) 與刻板印象的塑造是無可避免的模式，佛萊契爾劇中同為殖民國家人 民的論述有兩個層次，一是凸顯葡萄牙人為惡質的殖民者，並且透露新型的殖民 策略必須取而代之；另一個層次則為旁觀者對葡萄牙人進行批判，卻流露出西方 觀察者的心態。因此，當殖民論述者本身陷入殖民主體的意識時，早已對東方的 的事務懷抱著異質的評價，而此種異化他者的景象貫穿了劇本的前半段。劇本一 開始是葡萄牙船隻來到摩鹿加群島中的提多島場景，年輕的船員皮臬耶羅 ( Pyniero ) 就警告手下的士兵和夥伴，做生意的時候一定要小心謹慎，還得盡其 職責，因為「島上的居民都是虛情假意，無所不用其極之人。」( 4-5 ) 皮臬耶羅 的朋友克利斯朵夫 (Christopero) 加以肯定提多島上的政府首長是個凶狠之徒 ( fierce knave )，不僅沒有誠信 ( unfaithful ) 而且卑下無比：「如此窮困、享受卑 下娛樂的人，僅具備划槳掌舵的能力，也能成為治國之君。」( 15-18 ) 皮臬耶羅 和克利斯朵夫的對話建構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歐洲民族和摩鹿家群島的文化 異質性，在這兩個歐洲香料商人的思維裡，法國人、英國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 人都各有其優點，但是提多島除了美麗的奎莎拉公主外，則一無是處。這些來到 摩鹿加群島的西方人似乎用鄙視眼光看同處於摩鹿加群島的提多島的國王和提 那達國王之間的嫌隙，這宗綁架政治事件，讓前來探險搶奪香料市場的歐洲人更 加深了東西之間的距離。 誠然，東方的西方探險者、商人和殖民者的文化認知來自於跨越疆界時的歷 史瑕疵；這個瑕疵涉及性別、種族與階級的特權( Clifford 110 )，而間接產生了感 情上的移位作用 ( displacement )。同時，遠離家鄉，身處異域的動作涉及了常化 意識 ( familiarization ) 和異化常事 ( defamiliarization ) 的過程，而使得異地而居 的現象充滿者離心 ( decentered ) 的危機暗喻。 巴巴曾經表示，跨文化的觀點不 僅呈現文化的相異點，舉凡行為、話語、儀典、風格等等 ( 205 )，都是建構的意 符，得以和「家鄉」( home ) 做成一個比較。換句話說，在離鄉的驅動力之下， 建構「異己」( Other )，探尋自我就成了一種命定式的程式，難以更改。 作者佛萊契爾顯然意圖強化葡萄牙人在摩鹿加群島的崇高地位，而刻意塑造 了不同的英雄形象，但又將這些英雄形象和香料市場串連，來建構西方文化比較 「崇高」的價值觀。比如，在劇本開始時，皮臬耶羅就闡明「危險」的局勢是表 現士兵英勇情操的最佳時刻。他又進一步標榜狄亞式不飲酒、隨時保持年輕及崇 高價值觀的探險家風格。另一個可以和狄亞式匹敵的是另一個來自葡萄牙的軍人 阿慕西亞，但是佛萊契爾所塑造的阿慕西亞卻不帶絲毫征服者或是殖民者的習 氣。阿慕西亞出場時即讚美提多島微風中所散發的香氣、結實纍纍的果樹，河流 出海口所出產的珍珠，和提振自然氣息的各種香料 ( I. iii. 15-25 )。阿慕西亞又讚 美了提多島的百姓和婀娜多姿的少女。事實上，全劇中最迷人的少女就是奎莎拉 公主，而她以自己當作是救援其兄的贖金 : 能成為我情人的男人 必將是我兄長的救援者，他將

不論是活是亡都將我敬愛的兄長 帶到我的懷抱。( I. iii. 146-50 ) 但是，狄亞式顯然對救援不感興趣，倒是阿慕西亞打扮成商人，進行救援工作， 讓奎莎拉公主不知所措。「我為何要委身於一個 / 從來沒見過、沒交談過的男 人？」( II. V. iii 87-88) 奎莎拉公主對於阿慕西亞的認知發生在第 幕，之前的 奎莎拉公主只是一個迷戀冒險英雄狄亞式的東方公主而已。 佛萊契爾的劇本塑造了兩個極端不同典型的葡萄牙人，狄亞式冷靜而以歐洲 為中心的意識形態，造就了狄亞式與奎莎拉親近但卻不介入島上政治的疏遠性 格，所有發生在島上的政治動作都不干擾狄亞式在島上經營商業的「超然」個性。 佛萊契爾似乎有意強調在異質文化交會時，堅守大歐洲為中心的理念必然是探險 拓張時代中一個國族英雄必須懷抱的信念。當阿慕西亞成功的搶救被綁架的提多 國王並且試探奎莎拉是否承諾以身相許的約定時，奎莎拉的答案是否定的，並且 進一步要求阿慕西亞放棄基督教的信仰，阿慕西亞以嚴正的態度以對 : 我如何能忘了自己？我如何能忘卻記憶？ 當我祈禱，乞求上天 是否有某種心靈的力量指引我…… 我如何能為一個女子墮落？ 因為她的擁抱只帶來我靈魂的毀滅？ ( 45-6, 81-2) 阿慕西亞和奎莎拉公主的信仰之事越演越烈，阿慕西亞似乎已經成為基督教的代 言人，以死亡來抗拒被強迫放棄基督教的羞辱，最後不僅贏得奎莎拉公主的仰 慕，改奉基督教，而且獲得提多國王真摯的友誼。不過，這個劇本除就呈現東方 exotic 場景之外，又深深牽動了殖民意識的宣傳與批判。 首先，令人訝異的是狄亞式所代表的商業帝國竟然並未涉及血腥的場面與貪 婪的意圖。佛萊契爾所呈現的殖民架構和十七世紀的劇作家阿法兒．班（Aphra Behn）所呈現的白人和印地安人之間的衝突大相逕庭。在阿法兒．班的《藍特

寡婦》（The Widow Ranter）中，印地安酋長為了捍衛領土和一組壯士和白人決戰。

而且酋長的妻子雖是白人殖民者追求的對象，而且也的確對此白人頗具好感，但 未曾接受白人的誘惑。但是，在佛萊契爾的《南島公主》中，年輕的奎莎拉公主 對於外來的族群絲毫沒有戒心，當她的兄長被鄰國綁架時，她求助的對象是西方 的探險者和商人，而非自己的同胞。她未曾瞭解，西方探險者最明顯的特質就是 商業利益。英國是在一六 OO 年成立東印度公司，具體加入歐洲商業競爭的行 列。十七世紀時代的世界觀傾向於認知世界應該是同質的，在這個世界觀（註三） 的詮釋下，可以容許無窮盡的探索，因此世界充滿了各種可能性。但是佛萊契爾 劇本中所呈現的西方探險者狄亞式顯然是屬於理性的經濟拓張者，他的生活與他 的生活目標一致，完全不受外在環境與女性的干擾。此外，西方探險者與摩鹿加 群島的關係，反映出十七世紀的作者生動的把握住了西方經濟變動時所需要的社 會的流動性和知識層面推波逐瀾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知識經濟的開展， 和國族主義相輔相成。國族主義的根基是認同與忠誠。這種認同和忠誠的態度訴

諸於文化和國族主義下所潛伏的種族與宗教認同。佛萊契爾筆下的摩鹿加群島居 民都信奉回教；對於東來的西方基督教而言，穆斯林（Muslim）這個族群狡詐 不可信任。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衝突始於中世紀，基督徒的變節與基督徒精神 的淡化都象徵西方世界絕大的恥辱。所以從狄亞式對提多政治不介入的態度，到 阿慕西亞寧願以生命換取作基督徒的光榮的情節都強化了西方探險者和殖民者 對國族的堅持，並且暗示著探險者、殖民者之類遠離家鄉之人，對於其原鄉 （home）的認同。只不過，從同為探險家和殖民者的狄亞式和阿慕西亞這兩位 來看，主體的認知似乎是帝國藉探險而擴張的具體呈現。至於他們所觀察到的人 所構成的場域（body scapes）和地理的場域（landscapes），其實都是商業帝國擴 張的基礎。雖然狄亞式和阿慕西亞在島上的行為，還是對當地宗教及民眾的看 法，彰顯是西方「秩序」的社會。但是，他們將「批判」東方合法化和「貿易」、 「經商」的自我合法化（self-legitimation）卻無形中流露出建構「自我」與「他 者」的過程。而這個商業主體建構的終極目的就是商品的取得。 佛萊契爾在劇本的開始，就藉著阿慕西亞描述摩鹿加的美景和各種誘人的珍 奇異寶，奎莎拉的出現立即對應了摩鹿加女性對等於珍奇異寶的事實。奎莎拉不 具理性的迷戀狄亞式也意味著狄亞式和其手下在摩鹿加群島予取予求的可能。值 得探討的是，奎莎拉和狄亞式及阿慕西亞之間的關係顯示，香料群島上的珍奇異 寶其實並未加以妥善保護；狄亞式和其姪子來到提多，建立了碉堡，成為防禦之 事（military garrison）的隊長，而阿慕西亞和他的隨從則是「商人打扮，暗攜槍 械」（“like merchants, armed underneath”（I. iii. 16-7））。雖然劇作家刻意將阿慕西 亞建構為英雄式的探險家，但是劇本中也可清楚的追溯阿慕西亞的商人和物質主 義者的特質。這個物質的追求力量終將潛藏於摩鹿加群島，讓東方逐漸消蝕。 物質的追求始於劇本的第二幕，當阿慕西亞決定援助提多國王。為了掩飾身 分，阿慕西亞和他的手下都喬裝成商人，但他把救援行動比喻成商人的前進策 略，甚至坦白道出此項救援行動的回報將「何值百萬 / 如此豐富炫爛的回報 / 真 不敢相信竟是我的福報。」（II. vi. 141-3） 雖然阿慕西亞的英勇可以比擬成中世 紀以來的騎士精神，但是，阿慕西亞將救援等同於商業前進策略的觀點卻強化了 西方探險者對香料群島的野心。雖然提多國王可以認同阿慕西亞對基督教的堅 持，提多國王的敵人提那達省長（Governor Ternata）卻早已認知這些西方探險者 的異質性及潛在的危險。他說：「這些商人絕非平和的商人，他們的目的是剝奪 我們的國土。」（?）他也一語道破殖民者的企圖： 他們帶著裝備、登陸、威脅、 富有、權勢、自肥、肆無忌憚 讓這幸福的島嶼顫慄 （IV. i. 44-48） 不過，佛萊契爾似乎有意將提那達省長塑造成覬覦提多國王王權又意圖強佔奎莎 拉公主的狡猾之徒。是故，當他指控當葡萄牙人登陸摩鹿加群島，當地的民眾居 然視這些東來的殖民地者為神仙下凡，完全無視外來者的霸權，提那達並未得到 他人的認同。佛萊契爾也企圖醜化這個對西方不友善的東方代表，佛萊契爾筆下

的提那達喬扮成祭司來到提多島，進行分化奪權的行動，此種不甚光明的行為與 殖民者的強佔、奪取並無太多差異。因此，在劇本嘉年華式的呈現下，提那達將 逐漸被去冠，並且失去主體。 劇中最吊詭的事莫過於劇尾大軍攻進城內，狄亞式救援阿慕西亞的行動。有 鑑於阿慕西亞因不願臣服於奎莎拉而被囚禁一事，狄亞式頗感震怒。基於國族意 識於是起兵轟炸提多王宮，劇中提多國王的哨兵驚嚇地報告說： 快拿武器、武器， 我們得護衛城堡，… 全城遭擊、民房四裂， 人民在害怕中死亡，狄亞式船長 發了毒誓絕不留下一磚一瓦 甚至絕不留下城市的記憶， 除非阿慕西亞得以安然釋回。（V. iv. 142-8） 麥可•尼爾（Michael Neill）認為，狄亞式和阿慕西亞同為殖民者，相互護衛、 相互標榜的事實在此情節中展露無遺，因為對於誤攻土著城堡一事，兩個英雄的 好漢的主角完全不帶任何歉意。提多國王也不見有任何不悅之意。此外，本劇中 的一個驚人架構竟是東方「邪惡」與西方「聖潔」的對峙（120）。誠然，佛萊契 爾所隱射的東方「邪惡」包括提那達省長的潛在掠奪提多的慾望，奎莎拉公主不 具理智判斷的傾向，其實《南島公主》一劇不僅呈現「東方」遇見「西方」時的 焦慮和妥協，也呈現出「東方」在特殊情境下可能出現的認同錯置和殖民情境下 的「模擬」行為。提多島主權未來將移轉至阿慕西亞手中似乎暗示東方的香料群 島連同島上的女性也都將落入西方殖民地的懷抱。 三、 商業、帝國殖民與（反）國族記憶 當你的目光超越東邊的大洋 數不清的島嶼延展 提多島提那達島，山岳隆起之處 山峰頂處似燼似火， 看那高高的丁香樹， 葡萄牙人以鮮血採買。 金色鳥群活著的時候卻不降臨

這片大地，除非到生命終結之時。（Luis de Camòer Os Lusiadao 1572） 前現代時期的經商路線，掌握在具有冒險特質的商旅手中，歐洲的威尼斯更 是中亞與歐洲經商的重鎮。在前現代時期各國的經濟關係中，商品及貨物的擁有 意味著財富，也意味著商品交易中潛在的利潤。當葡萄牙人東來經商時，所採用

的具體策略即是武裝經商（Armed Trading），亦即藉由船堅砲厲達到經商的目 的，錫蘭、爪哇、摩鹿加群島都是葡萄牙人的拓展範圍，而且掌握摩鹿加的行動 甚至可以追溯至一五一三年，當葡萄牙籍的 Joab Lopes de Alusm 攻佔了麻六甲

（Malacca），之後成功的將安文（Amboina）、班達（Banda）提多和提那達的香

料運往歐陸（Chaudhuri 75），而其經商努力也在十六世紀中葉延伸至澳門和日本

的長崎（Nagasaki），直到十六世紀末葉，葡萄牙人的海上經濟霸權才真正受到 英國和荷蘭的挑戰。

檢視英國的通商史，伊利莎白在一五八一年就在地中海地區的黎凡得 （Levant）建立通商公司（English Levant Company），企圖與中東與亞洲進行貿 易。英國的第一次東印度之旅是由詹姆士•蘭開斯特船長（Captain Games Lancaster）（1591-4）所執行，這次航行雖然失敗，但從杜瑞克（Drake）和其他 航海的資料顯示，東行的目的無非是尋找新市場和新的航海路線。但是，不爭的 事實在於英國以及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所發揮的實質效益。這些西方的經營模式建 構於資本和經營分行的策略，英國和荷蘭這兩個東印度公司是十七世紀時歐洲在 亞洲經商的根據地，主要在提供歐陸亞洲的貨物如絲、茶，而香料是其大宗。印 度的布料也是向摩鹿加群島各島嶼交換胡椒、香料（pepper and spices）的秘密 武器（Chaudhuri 83）。如同喬德哈瑞（Chaudhuri）所言，這些歐洲所建立的商 站具有其政治目的，和執行守則，用以規範當地土著和西方商站的關係（83）。 雖然喬德哈瑞並未進一步的詮釋當時商站和土著酋長之間的實質的貿易情形，但 是從十七世紀的旅行記事不難發現，身為見證者（eyewitness）的歐洲探險貿易 商的旅行日誌，佛萊契爾《南島公主》劇中的敘事模式融合了族群記憶，將西方 與東方文化相遇的焦點放在摩鹿加群島中的提多和提那達兩個島嶼，並且企圖透 過兩個葡萄牙籍探險者和提多與提那達的互動，刻劃出香料群島主權將淪落到西 方人手中的事實。的確清楚的看到殖民者將東方的商業殖民合法化，他們建構敘 述者之主體性和真實客觀之特性（authenticity），建構基督教與本土回教的二元 對立，及強調本土宗教文化之野蠻特質，甚至跨越疆界，透過離散（diaspora） 異邦的氛圍建構出複雜的認同政治。 如前所述，《南島公主》劇中兩個前來東方探險的商人構成了劇本的主軸， 他們英勇精神和國族主義的情操掩飾了殖民東方、剝削東方的事實。在前現代時 期的旅行文本裡，族群記憶中的東方探險過程，殖民行動豐碩的成果都和史詩中 為人歌頌的英雄事蹟同樣有震撼人心的效果。葡萄牙籍的探險家和歷史學家費拿 歐•羅培（Fernào Lopes de Casianheda）在一五五一年的作品《印度之發現與征 服》中，將葡萄牙及探險家建構為具備高貴情操和偉大格局的行動者，他們的事 蹟與貢獻無人得以超越。手札中，費拿歐•羅培甚至將葡萄牙人冒險犯難替國家 民族灑然西行的探險通商歷程，和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豐功偉 大相提並論(註四)。雖然，亞力山大大帝歷史角色和葡萄牙人在世界各地的探險 歷程並無太大關連，但是，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遠征波斯與印度的事蹟成為 後世殖民者的典範，也是可以理解的。費拿歐•羅培將歷史和傳奇交織刻劃新時

代的探險英雄，並且將探險推向地理發現與國族建構的里程碑。 西方前現代時期的英國戲劇家佛萊契爾，在探索殖民地的過程中，也和當時 代的作家一樣，捕捉到探險歷程中的文化疆界和族群記憶。一般認為，莎士比亞 的劇本《暴風雨》透露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相抗衡的局面，實際上和當時英國殖 民美洲的事實有所相符（註五），佛萊契爾所描述的東西文化交會的局面也成為 前現代時期西方國家企圖壟斷香料市場的縮影。不過《南島公主》畢竟是一個改 編的文學作品，結合了《攻佔摩鹿加群島》（Conquista de las isles Moluccas）的 史實和《狄亞式傳》（L’Historie du Ruis Dias, et de Quixaire Princess des Moluccas） 中的劇情。佛萊契爾的《南島公主》首次再一六二一年的確是繼《暴風雨》之後 另一以殖民為架構的劇本。西方的共同殖民文化記憶的模式，在佛萊契爾筆下分 文兩個層次，其一是宗教，其二是勇敢的特質。但是在東西方文化交會的摩鹿加 群島，奎莎拉公主具備東方商品的特質，並且再藉由英雄人物阿慕西亞，佛萊契 爾建構了對於葡萄牙殖民者的批判。在文化記憶方面，佛萊契爾建構了西方殖民 者對基督教的宗教認同，而且這種認同不因時地而有所改變。阿慕西亞說：「我 怎能忘記我的記憶！」這個深層記憶，是狄亞式和阿慕西亞的價值觀，也是狄亞 式救援阿慕西亞的基礎。反而，在提多島上的國王及公主對自身的主體卻沒有明 顯的堅持，以致於在劇尾當地的回教被象徵性地去除了中心點。以文化記憶的角 度論，若伊•狄亞式（Rui Dias）使人想到西元十五世紀的葡萄牙籍航海家巴特 羅謬•狄亞式（Bartolomeu Dias），他受當時的約翰二世派遣至西非探察航道， 發現好望角，曾經航行多次，但在船難中失蹤。佛萊契爾筆下的狄亞式也具備相 當的英雄氣質，所以奎莎拉公主願意越過種族與文化的界線，委其援救其兄提多 國王，並答應嫁給狄亞式。其實佛萊契爾所呈現的葡萄牙人東來的經商情節中可 以約略推斷，雖然葡萄牙人出現在島上不久，但是，西方價值觀似乎在島上已佔 優勢。所以，雖有宗教的差異，和商業的拉鋸，提多國王的妹妹雖未向西方價值 靠攏。雖然她未像一般被殖民地區被統治時呈現出「秘密客」的情節（mimic）， 但是這個《南島公主》劇本卻藉由奎莎拉公主並不向當地族群中的英雄好漢求援 一事，強烈暗示西方勇者的強勢，也同時替奎莎拉公主將來歸化基督教，嫁給阿 慕西亞的舉動埋下伏筆。不過，提多島呈現的多元文化情境，和提多島和提那達 島的政治立場相抗衡的事實，造就了提多島向葡萄牙商人靠攏的契機。或許如同 提那達省長的指控與提醒，這些商旅來到東方，愈為富有，愈為強勢，在島嶼間 自由來去（IV. i. 50-1）。但是，這個指控，隨著阿慕西亞的英勇，和奎莎拉對阿 慕西亞的認同被徹底的解構。奎莎拉公主說： 「我擁抱你的宗教和財富，」 讓我幫助你，我覺得有一道光 閃閃發亮點燃了我的感情。 它預言了未來的榮耀。（V.ii. 121-4） 奎莎拉公主的誓言象徵了東方甘願受西方商業宰制的事實，和狄亞式砲攻提多皇 宮搶救阿慕西亞，而提多國王並未有所抱怨的事實相互呼應。砲攻不僅象徵東方

體制的崩潰，砲攻也象徵了西方霸權強勢的進佔。所謂歐洲為中心（Eurocentrism） 的意識型態呈現在這兩位所謂的英雄人物身上。劇中狄亞式和阿慕西亞的結盟關 係也反映歷史上東方殖民地區西方人互為盟友的事實。如同歷史學家莫若 （Frederic Mauro）所說，商旅所營造的社區是他們進軍世界的基礎，他們是結 盟的會社（sworn association），具有團結和互助的基本道義（225）。根據莫若的 資料，當葡萄牙人東來的時候，在麻六甲海峽附近諸島早有廣大的商業人口，其 中包括來自中東的穆斯林（Muslim）、波斯人、索馬利亞人、土耳其人和孟加拉 地區的商人，都比西歐的商人更早來到麻六甲地區（277）。不過，在這些東方的 商業大城，各國商人卻或多或少享受到特殊的商業優惠，尤其是薰香、麝香 （musk）、肉桂（cinnamon）、 番紅花（saffron）、丁香（clove）等等。凡德威（Vander Wee 24）過去靠阿拉伯和義大利商人經營的商品，如今更是靠著精通科技和掌握 知識的商人，運輸至歐洲各大都市，前面所述阿慕西亞和狄亞式的身份，其實是 結合了職業商人和冒險家的特質。他們遊走在政治局勢的東方世界，以財富為第 一目標。對於前現代時期威尼斯遠航商旅當時所有的配備，凡德威如是說，威尼 斯政府所擁有的商船是行使政治與外交海上霸權的重要策略。而且，這些商業都 市建構了廣大的外交代表網路，不僅向國家政府提供商業情報，而且替商人提供 安全上的訊息（Vander Wee 23）。因此，佛萊契爾的《南島公主》劇中的兩個騎 士型的商人在面對東方財富時都顯得相當自信，而且歐洲為中心的主體性暗示了 奎莎拉公主將遭受被同化的命運。 結論 《南島公主》所建構的殖民論述以女性代表被欲求的客體，並且在一次重覆 了寶嘉康蒂與殖民者結褵的故事（註六）。至於奎莎拉公主棄穆斯林宗教和文化 傳統，投向基督教信仰的事實也重述了西方人「殖民／救援」的幻夢。辛爾（Jyotsna G. Singh）針對殖民文學中經常出現的西方「救援」行動，評論說，這救援行動 不只是文學作品中常出現的主題，它也流露出英國人自己所背負的同化其他族群 的願望與使命（81）。在這種理念下，新興的帝國主義，隨者地理大發現的腳步 來到了新大陸、東方世界、和其他地區，修辭學上所謂的「發現」（discovery） 經過不斷的修飾，在東方／落後性，與西方／現代性（modernity）的二元比對 之下「異化」（othering）、援救（rescuing）其他族群，頓時他者等同於蠻族、妖 怪、魔鬼的概念逐漸拉近。商人帶回珍奇異寶的旅行記事也標榜了西方在東方探 索的成就。以《南島公主》為例，佛萊契爾以阿慕西亞和奎莎拉公主的結合作為 本劇終結，無形中呈現出西方價值觀下，阿慕西亞最大的成就就是奠定了摩鹿加 群島的香料市場。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方人進駐摩鹿加群島，大肆進行香料市場的經營的原 因，除就歐洲中心思想，原料開發的訴求、探索通商之路之外，西方世界進入「現 代性」（modernity）是其最大因素。所謂「現代」（modern）源於西元五世紀的 拉丁字（modernus），這個字的原始定義在區別基督教所代表的當下與羅馬所代

的探索新大陸，文藝復興所建構的現代性都區別了中世紀的封閉（Ashcroff 145），是故在後殖民論述中，「現代性」和歐洲為中心與征服的理念息息相關， 因為西方世界已然藉由他們探索殖民的理念將非歐洲的領域歸為根深蒂固的舊 世界（145）。《南島公主》是一齣刻劃族群的劇本，其中多元文化情境沖淡了島 嶼公主對異族的戒心，這個劇本也訴說了歐洲人在致力於擴張疆界同時所面臨的 文化認同問題。

註解

註一、梭羅是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及經濟學教授，其著作《勇者致富》（Fortune

Favors the Bold: What We Must Do to Build a New and Lasting Global Prosperity. HarperBusiness, 2003）為中譯天下財經系列之一，本文所涉及

的梭羅理論，採用此譯本的中譯《勇者致富。全球化：在拒絕與接受之間》。

譯者：蘇育琪、陳景蘭、鄭新嘉（台北：天下，2003），30-45。

註二、Linschoten, J. H. van. Itenerario, Voyage ofte Schipvaert van Jan lluygen van Linschoten naer Oost ofte Portugaels Indien, 1579-1592 (Amsterdam, 1596), edited by H. Kern.

註三、Geller, Ern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註四、見 Fernào Lopes de Casianheda, “Historia do Descubrimento e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Portugueses.” 該文為至葡萄牙國王 Joao III 之手札，英譯者為 Nicholas Lichefield，並出版於 The First Book of the Historie of the

Discoverie and Conquest of the East Indias。其片段收錄於 Travel

Knowledge European “Discoverie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Ivo Kamps and Jyotsna G. Singh. (New York: Palgrave. 2001)。

註五、參考 Charles, Asselin. “Colonial Discourse Since Christopher Columbus.”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26:2 (1995), 1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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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all, Tristan. “The Tempest and the British Imperium in 1611.”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1:2 (1998), 375-400.

Skura, Meredith Anne. “Discourse and the Individual: The Case of Colonialism in The Tempest.” Shakespeare Quarterly. 40:1(1989), 42-69. 註六、王儀君.「寶嘉康蒂再現︰美洲原住民女性、場景文化與十七世紀戲劇《藍

特寡婦》和《印第安酋長》中之殖民論述」，《中外文學》。32:7(2003)。

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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