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相關回憶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值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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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文革相關回憶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值之評析＊. A Study on the Memoi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Value.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鍾延麟. Chung, Yen-Lin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本文作者感謝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關向光老師、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悉心評論和指導，謹此致謝。.

(2) 134. A Study on the Memoi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Value Chung, Yen-Lin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first-hand historical data for studying history.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historical data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R), among them the memoirs especially arouse much attention.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know more about the CR by reading the memoir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status of the authors, these memoirs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types: the power holders, radicals, beneficiaries, exiles, relatives of the leaders, workers assigned to serve them and the common people. By reading these memoirs, we can learn how these people acted and felt during the movement and how they understood and perceived it many years later. It also helps us to know the processes, inside stories and so-called secrets of the CR. These memoirs are first-hand historical data, which are multi-faceted and contain a lot of detail about the CR. These merits are very useful for studying the CR. However, on no account can the reality be ignored, as these memoirs are easily influenced and disturbed by the individual bias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human memory. Deep involvement by officials and control on publication played a great negative role too. Thus,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when we use these memoirs to study the CR, we must compare them with other kinds of historical data.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analyze and distinguish them carefully. By doing this, we will not only find out many important clues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R, but also learn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described and explained the history of the CR by observing their power hegemony from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showed from these memoirs. Furthermore, it provides the experience to find out how the CCP dealt with other great historical events.. Keyword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s, Historical Data.

(3) 135. 文革相關回憶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值之評析鍾延麟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從事歷史研究，如能直接掌握一手史料，進行分析與比較，勢必能為相關研究帶來可期的豐碩成果。有關文革的各種史料甚為多元，其中，當事人之回憶錄特別引人注目。欲認識文革，回憶錄是一個重要的途徑。藉由不同身分的當事人（當權派、激進派、受益派、貶謫類、家屬類、侍從類以及一般人士）的描述與舖陳，既可了解其人當時對文革的感受和事後對文革的理解與認知，亦有助於認識文革發展的歷程、內幕以及所謂的秘辛。文革回憶錄所具備的原始性、細節性以及多面性，更對文革研究有佐證、補充和開拓的意義與價值。然而，文革回憶錄亦受到個人主觀因素、記憶若干缺陷以及中共官方強力介入的干擾與影響。因此，在使用文革回憶錄時，一方面須與其他文獻比對與結合運用；另一方面，將之具體分析，歸納特色、釐清意義，並正視其侷限與曲折之處。使文革回憶錄不但成為認識文革的一種重要線索與有用資料，甚至透過其所展現的解釋權力壟斷情形，有助於了解中共處理文革問題的邏輯與方法，進一步為檢視中共對其他重大歷史事件的觀點與手段，提供一些經驗與借鏡。. 關鍵詞：文化大革命、回憶錄、史料.

(4) 13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1月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壹、前言「文化大革命」結束至今已二十餘年，但文革對中國大陸各方面，無論是總體或個體所造成的影響與衝擊，仍教人難以忘懷。中共在評價文革的問題上，採取全盤否定的立場，視之為「十年浩劫」、「全面內戰」以及一次「所費不貲」的歷史教訓。然而，官方的定案不表示對文革認識已有了最終的答案，相反地，對於文革的理解與澄清仍有許多未開發、待突破的環節與領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從事歷史研究，必須要有充分、詳盡的史料作為支撐，如能直接掌握一手材料，進行分析與比較，勢必能為相關研究帶來可期的豐碩成果。有關文革的各種史料甚為多元，包括：官方文件與報告、報章雜誌、信函、日記、大字報、回憶錄、宣傳單、圖片…等。其中，當事人之回憶錄特別引人注目。1 一方面，文革相關回憶作品的紛紛出爐，著實令人有目不暇給之感；另一方面，相較於若干檔案文獻管理的限制與蒐集上的困難，回憶錄的取得則較為方便。更重要的是，傳主自身的傳奇性、內容的新奇性以及寫作背後的弦外之音，亦每每引起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視和深思。鑒於回憶錄的大量、易得以及秘辛的特性，如何對其做一個總體的檢視與評價，進而妥善加以利用，對於文革研究的深入與進展，不但存有正面意義，亦具一定的必要性。因此，本文目的不在於對文革議題本身的探討，而是從文革研究的史料角度著手，分析回憶錄的內容特色與其對文革研究之價值與意義。此外，考量到文革回憶錄主要產地—中國大陸特殊的出版環境，特別是官方介入的興趣與深度，相關回憶錄在文革解釋上所表現出來的權力關係，也將是文中欲討論的問題。 1. 有關文革之回憶錄，包括：專門記述文革時期人物、事件經歷的回憶錄，以及在記述生平經歷（life history）的回憶錄中對文革的追憶。為了處理上的方便，乃一併加以討論。.

(5) 文革相關回憶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值之評析. 137. 本文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包括了四個部分：一、文革回憶錄之種類及各自具有的特色；二、回憶錄對文革研究的意義與作用；三、文革回憶錄的問題與侷限；四、在文革回憶錄背後所顯現的解釋權力之壟斷；最後在結論則將探討吾人對之應抱持的態度。. 貳、類別與特色文革相關回憶錄，各形各色皆有，實難一概而論。為了有助於認識與瞭解，進而歸納特色和取向，本文將文革回憶錄概略分為七類以利探討。分類的標準主要有三：一、就高級政治、社會菁英而言，依據傳主在文革中的地位、角色來劃分。因為此關乎傳主在文革中的際遇和作為，以及其後來對文革的感受和評價。據此劃界可分為：「當權派」、「激進派」、「受益派」以及「貶謫類」。二、根據傳主的身分與職務性質，又可劃分出「家屬類」與「侍從類」兩種。最後，統將較無政治影響力或默默無名者，歸作「一般人士」一類處理。2. 一、當權派所謂「當權派」，係指文革爆發前後身居要職者，也可稱之為「老幹部」。文革可說是對當時中國大陸的既得利益者—中共各級幹部的一次全面性衝擊，耐得起「考驗」的人，俟「撥亂反正」後，雖不必然官復原職，但最起碼沒被文革這場大火「燒焦」，猶有「撰書明志」的幸運和機會。這類回憶錄的例子不勝枚舉。聶榮臻、徐向前兩位元帥的回憶錄中即有對文革的記事。3多名時任中央官員與. 2. 此處難免因傳主非單一的角色與身分，而產生跨類別的重疊情形。例如：劃分為「家屬類」的康克清、曾志，同時也可算是「當權派」；歸類為「受益派」的章含之，曾擔任高級領導人的翻譯，亦具「侍從類」的性質。但為了避免劃分界線混淆，本文選擇側重、突出傳主主要的特徵，作為分類參考的依據，特此說明。 3.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香港：明報出版社，1991），頁752~775。徐向前，歷史的回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頁818~850。.

(6) 13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1月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地方要員的高幹，晚年在回憶錄的寫作中，也有對文革的專章回憶，前者如：從事外事、外交工作的伍修權、耿飆以及與聞國家經濟決策的薛暮橋；4後者如：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廣東副省長兼廣州市長曾生，以及黑龍江省級領導楊易辰。5 內容上，這類人的回憶錄中的文革歲月，可說是大同小異：對乍來的文革抱持相似的反感與不理解；在運動勃興下有雷同的境遇：不是被奪權而靠邊站就是被打倒遭羈押；在有形或無形的牢中包括：居家隔離、監護、牛棚以及幹校，面臨對自己從政以來歷史的種種不符合實際的質疑，以及不合理甚至是非人道的生活待遇。其中對「野心家」、「陰謀家」的「惡行惡狀」的揭發是重點，當然也不乏自身擇善固執、針鋒相對的情形與事蹟的描寫。另外，「案情較輕」又是「知錯能改」者，在「林彪夜遁逃，大火自焚燒」後，6 有幸經歷、參與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首帶領的短暫中興（或名之為整頓）。爾後，又因「四人幫」鬧事，使得初獲好轉的局面有停滯倒退的可能，直到在毛屍骨未寒時，「宮廷政變」的成功發動，7才讓局勢撥雲散霧、山河日月重光。中共耆老的白首話文革，有助理解當時中共高層的政治運作、權力鬥爭、派系衝突以及「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的心理狀態。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黨國要人的回憶錄雖止筆於文革前，例如：李維漢、. 4.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400~465。耿飆，耿犬犬犬風回憶錄，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20~283。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292~311。 5. 江渭清，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508~586。曾生，曾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頁719~745。楊易辰，楊易辰回憶錄（北，頁210~262。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6.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與毛澤東衝突白熱化之下，出逃未果，機毀人亡於蒙古。時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長之喬冠華賦詩評之：「月黑雁飛高，林彪夜遁逃。無須輕騎逐，大火自焚燒。」 7. 此係指1976年10月9日華國鋒、葉劍英等採取行動，成功逮捕「四人幫」要員一事。.

(7) 文革相關回憶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值之評析. 139. 宋任窮、薄一波。8他們對文革回憶的空白，或是與其在此期間的完全失勢的遭遇有關。但對如何評價、認識「文革前十七年」，卻也提供了詳盡的資料，這對於認識文革的起源和肇因仍有不容忽視的作用。. 二、激進派此乃文革期間的「風雲人物」，他們因為依附毛澤東，作為毛個人的「馬前卒」，爬上人生事業的最高峰，呼風喚雨，風光一時；卻也因文革政治風雲變幻無常而轉眼成為階下囚，褫奪政治權利終生，永世難以翻身。更難堪的是被冠上「壞人」、「野心家」、「一小撮」、「眼鏡幫」的惡名，由人笑罵，卻沒有公開抗辯的機會與權利。他們晚年無法循「正規管道」公布其對文革之回憶，在「四人幫」中，據聞姚文元有撰寫回憶錄，可惜無緣公開面世。最後借道海外發行者，實屈指可數。現在流通的有：陳伯達的遺稿與王力的反思錄以及上海「秀才」徐景賢的十年一夢。9 非屬「四人幫」的「激進派」，撰寫回憶錄的動機首在實現「要留清白在人間」（王力語）。在內容中，雖不諱言自己在文革裡所曾犯過的錯誤，但努力證明沒有外界所說的那麼惡劣，至少要與罪惡滿盈、罄竹難書的「四人幫」作出區別，不但不是一丘之貉，甚至還遭受「四人幫」的迫害。這些「千古罪人」曾位居要津，旁觀甚至親歷「無產階級司令部」中的核心運作與人事互動，他們對文革 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宋任窮，宋任窮回憶。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人民出版社，1997）。薄一波宣稱此書乃「回憶並帶有研究性質」，主要寫的是1949 年到1966年文革前「黨和國家有關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些重大決策的形成過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此外，薄另有回憶其生平、其中亦包括文革時期經歷的寫作計畫，然目前出版者僅敘及其對中共建政前的回憶。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戰爭歲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王力， 9. 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王力反思錄上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

(8) 14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1月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若干人事的描述，與中共出版物中一些耳熟能詳的提法相較，存有不少歧異出入之處。10. 三、受益派所謂「受益派」，除了指其仕途不但未因文革而受影響，反而在此期間獲得拔擢，（這由對文革積怨深重的老幹部看來，分外眼紅、憤忌），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文革態度或是本人與文革反面人物的互動關係。文革結束、鄧小平主政地位確立後，由於他們的政治思維（特別是對文革）無法「與時俱進」而不見容於當道，他們在文革中的爭議作為特殊角色，雖有別於兩個「反革命集團」，但也成為眾矢之的，不點名批判的對象，因而被迫離開政界。此類撰有回憶錄的人物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外交部長喬冠華之續絃章含之。11 在「受益派」的回憶錄中，傳主對於自身為人爭議、詬病之處，泰半採取略過不提、隱晦莫深的處理方式。他們的動機不在發揮政治「餘熱」（有些老幹部確有如此盤算），12而是認為本身縱有過錯（無心或是情勢所逼），仍瑕不掩瑜，要突出自己應受肯定的一面，還原應有的歷史地位。他們在文革中能站得穩與其「通天」有關，特別是毛的庇蔭與憐顧，是故，其對中央核心的動態的觀察乃可資一讀。13 10. 例如：王力對於「二月逆流」、「武漢七二○事件」、「八七講話」等文革要事，即提出基於自身親身經歷的看法。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冊，頁238~280。 11.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台北：正中書局，2002）。 12. 許多老幹部的文革受害者的悲情身分，在「撥亂反正」後，名正言順地成為他們議政、論政的政治資格與資本，這種因文革蹉跎而產生的時不我予的急迫感，或是他們不時干政的潛在心理因素。他們在撰寫回憶錄時，不吝表示其猶有「一番雄心」、「體雖殘而心不殘，人雖老而志尤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講究論資排輩的中共政治中，回憶錄顯現的正是傳主的功績、經歷和人脈，以及隱含的政治能量。最擅於、亦是最樂於撰寫回憶文章與回憶錄的即屬薄一波。除了前述回憶錄之外，薄尚有將回憶文章集結成冊出版的領袖、元帥、戰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13. 章含之宣稱，其夫喬冠華後遭華國鋒整肅之關鍵原因之一，乃在於喬知曉毛澤東.

(9) 文革相關回憶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值之評析. 141. 四、貶謫類此乃在文革前，即已在先前的政治運動和鬥爭中遭受打擊者，文革爆發時，他們不是賦閒散置就是已遭降謫罷黜。文革對他們而言，是「老案新審」、「一罪再罰」的另一波更激烈、更漫長的政治運動。他們亦通常被冠稱為「死老虎」。14這類包括在中共黨內鬥爭中落敗者以及被打成「右派」的著名黨外人士。前者如：因1959年廬山會議而失勢的將領萬毅以及張聞天之妻劉英。15他們回憶錄的出版，代表的是當年獲罪的理由已得平反，至於他們回憶錄中的文革歲月，對於文革期間高層決策與運作根本無緣置喙，實為「不知兩漢，何論魏晉」，多以個人所受的悲慘境遇為主。後者如：因1957年「反右」而落難的文匯報創辦人徐鑄成、經濟學家千家駒。16從這些當年選擇跟共產黨走的「民主人士」與「社會賢達」的晚年自白中，可以觀察到他們對新政權從寄予重託、懷疑不安以至含冤莫名遭受長期迫害、打擊的心境轉折過程。. 五、家屬類這類的著作相當的豐富，包括重要領導人的伴侶與晚輩。領導人的伴侶方面，例如：陶鑄之妻曾志、朱德之妻康克清、王稼祥之妻朱仲麗的回憶錄皆有對文革的回憶。17領導人的晚輩方面，例如：手書「你辦事，我放心」給華之原委，實為毛對具體問題之指示，而非授權、交班予華的證明。故為華所忌憚而予以驅逐。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頁 358~370。 14. 此種謔稱意指這類人物先前耀武揚威、不可一世，被打倒後威風不再，政治上也淪落低下、次等的地位；在後續的政治運動中，更每被作為反覆批判的對象，任由打擊而無法抵抗。 15. 萬毅，萬毅將軍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頁264~268。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頁212~227。，頁299~329。千家駒， 16.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99）從追求到幻滅：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自傳（台北：時報文化，1993），232~270。 17.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

(10) 14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1月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鄧小平之女鄧榕、羅瑞卿之女羅點點、周恩來之姪女周秉建也有對其長輩的回憶作品。18 其可讀性與特殊性在於：許多中共的重要領導人並沒有撰寫回憶錄，而經由其「革命伴侶」與「革命後代」的回憶，可以透露出其本人當時對文革若干事件的立場與想法，甚至於中共高層的一些內幕。19這些重要領導人的家屬，在文革期間的經歷是同丈夫或家長在政治上的遭遇休戚相關的，其境遇普遍是黯淡、難過的。「老大姐」們早年多與後來被視為造成文革浩劫的主要元兇江青有過私人的交往，在後來揭發江青的問題上，特別是對其罪惡「溯及既往」時，不但有一定的發言權，20在「好男不跟女鬥」的傳統下，也或有一些男同志所不具備的方便。. 六、侍從類這類係指在中共領導人身邊的工作人員，包括：醫生、警衛人員、秘書、翻譯、以及攝影師。21其回憶錄數量之眾可自成一類， 431~564。康克清，康克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頁465~489。朱仲麗，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自傳三部曲第三卷（北京：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94 年），頁739~896。 18.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台北：雙大旅遊出版社，2000）。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回憶（海口：南海出版社，1999）。周秉德著，。鐵竹偉執筆，我的伯父周恩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19. 眾所周知地，毛澤東利用文革打倒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走資派」，但在處理劉、鄧的問題上卻有明顯的不同。據朱仲麗回憶，在發動文革的前一年，毛澤東在醞釀更換劉少奇、另覓接班人選時，猶將鄧小平作為考慮的對象之一。由此可見毛看待兩人問題性質的重大差異。朱仲麗，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自傳三部曲第三卷，頁763。，其主要的批評集中在：一、江青奪權其來 20. 這場針對江青的「女人之間的戰爭」有自，早有脈絡可循；二、江青私生活的奢侈不檢點。朱仲麗就指稱，江青初來延安，就想藉由親近王稼祥，向黨中樞伸手。劉英回憶說，毛早在四九年即當面批評江青不安分，「認為我（毛）這棵大樹遮了她的蔭」。見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頁197~198。 21. 醫生方面，例如：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1993）。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警衛人員方面，例如：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香港：三聯書店， 1999）。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秘書方面，.

(11) 文革相關回憶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值之評析. 143. 其重要性亦不容小覷。這些曾在「紅牆」內為高幹服務的勤務員，或因工作性質所限，僅接觸事情的一面而未識全局，然因職務之便，一方面有機會對其服務對象做直接的觀察，再者亦能旁觀、見證甚至具體參與一些重大情事的發生過程。譬如：在文革後期，高齡多病的領導需要醫療人員的頻率必高於往昔；在文革期間突發的緊急事件中，擔負安全與警戒重責的戍衛人員，在維安任務上更占有舉足輕重的分量。此外，這類回憶錄內容主要圍繞在幾位重量級的高層人物，對於其形象的刻劃與強化有一定的作用。. 七、一般人士所謂「一般人士」，是指相對於政治人物、社會名流的知名度較不高的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這類人對於政治走向沒有任何實質的影響力，是中共推行所有重大政策的承受者。文革對社會各方面造成的衝擊與失序，他們即便心有不甘亦無從閃避，各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例如：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22身為高幹子弟卻做了「造反派」、進而成為「反革命政治犯」的楊曦光。23 這些來自基層的聲音，雖不如高層政治詭譎多變地扣人心弦，但也少了政治權謀與利害計算，較能樸質地表現一般群眾和個別群. 關於周恩來：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吳慶彤，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關於江青：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秘書（香。關於林彪：張雲生，林彪秘書回憶錄：毛家灣港：共和出版有限公司，2002）紀實（九龍：存真社，1988）。關於葉劍英：張廷棟，我陪葉帥走完最後十七年：一位身邊秘書的回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翻譯方面，例如：見證中共與美國關係突破，後來成為中共駐英國大使、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冀朝鑄。冀。朝鑄，從「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鑄口述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攝影師方面，顧保孜撰文，杜修賢攝影，紅鏡頭：中南海攝影師眼中的國事風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 22. 季羨林，牛棚雜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 23.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12) 14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1月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體在文革中的面貌與感受。如前述之季羨林即將知識分子在「新中國」下，誠惶誠恐帶有愧疚、欲洗心革面卻苦無機會，反而屢遭鄙視的無奈心境，刻劃地淋漓盡致。. 參、意義與作用在對文革回憶錄作完分門別類介紹之基礎上，此處將探討文革回憶錄對文革研究所具有的意義以及可發揮的作用。. 一、原始性回憶錄乃以個人為主體，主要記錄個人記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和自身對生活中刻骨銘心的感受。這種當事人、知情者事後的追記，在史料價值上，屬於直接史料的一種，意即是與已發生的事件有直接關係的史料。其價值自然在非原始、經轉手的間接史料之上。24 面對滾滾而來之文革風潮，首當其衝的「當權派」及其遭受牽連的親人遺屬、激揚文字、指點江山而叱吒一時的「激進派」、未蒙文革之害而暫獲其利的「受益派」、近侍臥榻之處的身邊工作人員，以及概括承受、深刻體會的平凡人物，在文革事過境遷後所留下的相關證詞與記錄，正可為文革研究提供第一手的寶貴材料和證據。. 二、細節性鄧小平曾表示，談文革要「宜粗不宜細」。這有利於記取文革教訓，團結一致向前看，卻不利於文革研究。回憶錄作為一種史料，其內容具有相當豐沛的細節，只要細心閱讀，仔細爬梳，雖說不上是「落花水面皆文章」，但亦不難分辨出一些有價值的觀點與記載，對文革相關的研究能予以必要的補充。可分別從人、事、物三方面作分析： 24. 杜維運，史學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99），頁155~157。.

(13) 文革相關回憶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值之評析. 145. （一）對人方面中共黨內人際網絡關係，既是人事互動、更迭的基礎，更是派系形成、活動的背景，外界對之雖重視卻感難以捉摸、估量，因為「圈外人」由於不得其門而入，難以一窺其中究竟，因而常引起諸多揣摩與聯想。回憶錄可提供一些關鍵的人脈線索，有助證明、理解文革一些重大情事的背景。例如：眾所周知毛澤東借重江青籌劃發動文革的準備工作，但毛本人對此並無直接說明，然而，據與毛結識多年的曾志回憶，毛曾以「政治上很敏銳」、「政治上還是對我有幫助的」評價江青，即可輔助證成毛對江所扮演角色的態度。25文革期間沸沸揚揚的「楊、余、傅事件」，倒楣遭殃不只是這三位被點名批鬥的將軍，聶榮臻亦飽受威脅與敵意。這與聶在中共建政前後任職「華北軍區」司令員時，楊成武為其下屬有關。林彪打擊楊有意在削弱聶「山頭」的勢力，進而牽動政局的權力態勢。26 （二）對事方面一般的檔案文獻，通常注重記錄政治、社會事件和行為的結果與影響，對於其發生的過程與情節則較不注意。在文革回憶錄中，當事人對於其親身經歷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回憶，即能相應地填充過程描述上的空隙，有助於還原事件的全貌。這方面的例子甚多，例如：聶榮臻評析「二月逆流」，陳再道講述「武漢事件」，王力解釋「八七講話」。對於同一事件，如果寫回憶錄的當事人不只一人，彼此內容還可互相參照、比較，若有相異之處或各執一辭的情形，即須作進一步的分析與解讀並比照其他史料。例如：作為文革「二月逆流」的重要組成部分之1967年2月16日於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 25.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頁320。 26.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756~761。.

(14) 14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1月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行的第二次中央碰頭會，王力就不記得聶榮臻有出席該會。27 （三）對物方面此處主要講的是重要的文件與單位。在中共體制運作上，「文件政治」乃為一大特色，透過對文件的分析，有益於檢視當時政治動態的發展。有時一些重要文件產生背景、起草過程，以及其中各方的態度與角色，對於認識該文件的意義的重要性，不亞於文件本身的內容。回憶錄可作為重要的相關資訊來源，例如：對保持解放軍穩定、不受文革衝擊卓有作用之軍委八條命令，徐向前可說明其倡議原因、形成過程和與聞其事的相關參與者。28在特殊的機構建制方面，主事者或相關成員的追憶，亦有助對該單位成立目的、性質以及作為的瞭解。例如：曾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之傅崇碧，在其回憶錄中即著重交代：一、文革初始，擴編北京衛戍區的時機與意義；二、北京衛戍區在文革中的角色與作用。29. 三、多面性文革研究無論在分層或分領域上，都仍有相當大的空白，亟須開發、深究。文革回憶錄的豐富與多樣，正為文革多面性的研究，提供認識的基礎和佐證的材料。自縱切面來看：長期以來，文革研究存有以「北京－上層菁英－權力鬥爭」為中心的傾向。30事實上，文革並不侷限於北京中南海與黨政領導人，還包括中國大陸各地以及基層單位，意即有高層政治、中層政治與基層政治三個層面。31權力鬥爭亦不盡能對各層 27.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記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31。 28.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頁826~831。，頁175~240。 29. 傅崇碧，傅崇碧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30. 安秉俊的觀點：毛澤東與劉少奇兩種不同的革命經驗、領導方式、政治風格發生碰撞，演化為權力衝突，造成文革的起源與爆發。即是「北京、上層菁英、權力鬥爭」的典型例子。見Byung-joon Ahn,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Revolu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 31. 王紹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視野」，劉青峰主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

(15) 文革相關回憶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值之評析. 147. 次的文革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32文革回憶錄包容面寬廣：上至中央部會首長、中至地方省級領導幹部、下至普羅大眾。既有高層權力鬥爭的描寫，亦不乏基層工廠、學校的人際關係與互動模式。各層次與各研究途徑的文革研究，在回憶錄上可各取所需，物盡其用。從橫切面來看：文革是政治高度掛帥的時期，但權力政治以外領域的發展亦不能完全漠視。回憶錄可拓展相關的視角，將文革研究向其他領域延伸。例如：對於中共文革時期的外交，一般將焦點集中於當時中共外交部的混亂，以及中共與「第一世界」美、蘇大國之外交關係。中共外交官回憶錄的大量推出，有關中共與「第二世界」與「第三世界」的交往詳情，有助完整地重組當時中共外交的全景。33. 肆、問題與侷限回憶錄如同其他史料，要供作歷史研究的證據，本身亦須接受鑑識加以驗證。由於當事人在遙想當年的過程中，個人主觀好惡的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頁524。 32. 以文革時期的上海地區為例，Lynn White以為，中共對人民貼標籤、植入扈從關係以及群眾運動的使用的三大政策，刻劃出上海文革的主要面貌。裴宜理、李遜則主張，文革期間，上海的保守派、造反派以及「經濟主義風」的組織緣由與行為成因，應分別由黨組織網絡、心理文化傾向以及團體特徵三個途徑加以解釋，不能一概而論。參閱Lynn White,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e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e Revolu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 33. 這類回憶錄甚多，例如：文革期間參與中共與西德建交歷程、後來出任中共駐西德大使的王殊；出任中共駐柬埔寨大使的康矛召（在柬國國家元首施亞努親王流亡至中國大陸後，康繼續作為負責與該流亡政府進行外交聯繫工作的中共代表）；先後主持中共駐坦尚尼亞使館工作、擔任中共駐希臘、阿爾及利亞大使的周伯萍；從1965年至1973年在中共駐蒙古使館，見證兩國關係惡化，經歷林彪墜機事件之處理、交涉過程的孫一先等。見王殊，中德建交親歷記（北京：世界知。康矛召，外交官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周識出版社，2002）伯萍，非常時期的外交生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孫一先，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機事件與中蒙關係波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16) 14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1月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影響，無意或有意表現出來的記憶限制，以及官方的介入與審定，皆使得文革回憶錄使用的價值受到質疑與挑戰。. 一、自我辯解與保護許多人撰寫回憶錄時，常表現出「存史、資政、育人」的心跡與使命感，然而回憶錄本質上更多的是傳主對自身生平所做的一番「傳道、錄業、解惑」（傳揚致身之道、記錄勳功事業，以及為己辨疑釋惑），具有白紙黑字自我功過論定的意味。由於強烈的個人主觀性，揚長抑短、趨美避醜的選擇性回憶，亦即「心之所欲，常在其憶」的情形充斥可見，甚或可視之為一種常態。文革是一場公認的全局性錯誤，在哀矜且勿喜的心態下，在文革回憶錄中「丑表功」，替自身標功立業者寡；相對地，為自己在文革所受委屈或冤情加以解釋與辯解者眾。因為文革可以說是對當事人革命歷史與文革作為的一次徹底總審查，任何大小的政治、歷史疑點，都有被刻意無限上綱的危險，常令當事人唇焦舌蔽、疲於應付。34中共政壇中長期屹立不搖的周恩來，晚年猶為「伍豪事件」而惶惶不可終日，遑論其餘幹部和普通人。當年的被審查者後來在撰寫回憶錄時，皆會長篇累牘地對自身在文革中被舉發的政治、歷史問題做一個說明與了結。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許多縱使沒有談及文革的回憶錄，事實上也試圖回答文革期間遭人質疑的陳年老帳，與文革進行另一種形式的「對話」。為了歷史地位與評價，傳主努力洗刷強加於己的不實指控，出於同樣的考量，對於自身過往行徑中不榮譽或有失妥當之處，避重 34. 被審查者在文革期間反覆所做的交代與報告，事實上，也為晚年寫作回憶錄提供經驗與腳本。1959年廬山會議要角彭德懷，雖不能熬過文革，但是具有回憶錄性質的彭德懷自述，實是文革「專案審查」、「逼供信」下的產物。該自述是在彭平反後，將彭身陷囹圄時，歷次針對「專案審查」所提的題綱或問題所寫的交代、申訴材料彙編、整理而成的。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出版說明頁1~2。.

(17) 文革相關回憶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值之評析. 149. 就輕，甚至隻字不提者，亦比比皆是。例如：言必稱受害的「當權派」，不厭其煩地詳述造反派、專案組對其施加的無理罪名與恣意暴力；卻鮮少提及「運動」之初，其為了跟上情勢，對一些提出批評、反對意見者或政治經歷有瑕疵者所曾給予的打擊和傷害。35. 二、後見之明的影響使用回憶錄的風險在於：基於一己經驗出發，其所見所聞必有限制，記憶不全或有誤更是難免。回憶另有一特性，亦即會受到後續事件的影響，改變原初對特定人、事的觀點和評價，今是昨非，甚至於出現「船過水無痕」的變化。36此乃因本人認知結構的改變，對歷史的描述與解釋即會受到影響。例如：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巡視南方向數省黨政領導人通聲息、打招呼，為壓制林彪勢力「製造革命輿論」。毛在與各地領導人會面時，每每扳指細數中共歷史上的十次重大路線鬥爭，一路陪同的汪東興對此詳細紀錄、反覆記載。耐人尋味的是，在汪文中卻無提及1959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批判、1966年文革對劉少奇攤牌的兩次重大黨內衝突。37這顯然是因為彭德懷與劉少奇後來獲得平反，不再被視為政治異己之故，以致汪在回憶錄中的口徑對當年的實情有所保留，而不是完整地呈現毛澤東當年數反黨人物的原話了。. 三、集體記憶之作祟對於不光彩的過去，當事人可能會產生記憶扭曲或空白的集體現象。例如：在德國、義大利，常遇對「法西斯主義」、「猶太人屠 35. 例如：在文革初始，中共外交部高層對運動部署的方針，一方面直接拋出一些幹部作為橫掃的對象；另一方面，發動群眾寫大字報，除了通過大字報再拋出一批幹部群眾作為批判的目標，更要從大字報中發現反對部黨委領導的異議分子。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14~23。 36. 唐諾．里齊(Donald A. Ritchie)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Doing Oral History）（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55。 37.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頁87~140。.

(18) 15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1月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殺」患有「健忘」的事例。中國大陸在面對大躍進與文革的錯誤時似亦不可免。綜觀中共重要人物所出版的回憶錄中，專門記述中共建政前歷史的「革命回憶錄」不在少數；38在有提到建政後歷史的回憶錄中，輕描淡寫、浮光掠影的又占多數，這種情況愈在早期又愈是明顯。之所以出現這種比重上的差異與篇幅上的不成比例，或許是一種中共「得天下」是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光榮歷史，理應流傳千古；「治天下」所走過的彎路、錯路，則較不值大書特書的心理投射。當事人對文革時期的回憶，則有可能因此而石沉大海。39. 四、官方介入與審核對文革回憶錄的外部孕育環境，亦須加以檢視。文革相關回憶錄多數係在中國大陸出版，然由於官方的高度介入、干預以及有目的之操作，因此常令人感到官方色彩濃厚，有時更簡直是官方說法的複製而了無新意。（一）黨歷史決議之設限中共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被認為能「反映歷史真實和客觀真理」，對中共建政以後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的重大政治、歷史問. 38. 李一氓，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寫的是其參加大革命、蘇維埃運動、抗日戰爭的三個時期。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著重寫四十年代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毛主席怎樣在四十年代領導中社，1994）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一些中共軍事將領，例如：李聚奎、楊得志也只敘及「抗美援朝」。李聚奎，李聚奎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39. 有些傳主僅主要記述其主要的活動與功業。例如：在余秋里的回憶錄中，其內容著重於：一、建政前的軍事經歷，二、是建政後大陸石油工業的發展軌跡，特別是大慶油田的開發歷程。余在文革期間是一掌有經濟實權的高幹，但其文卻無觸及文革議題。余秋里，余秋里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1996）。.

(19) 文革相關回憶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值之評析. 151. 題，所做的「公開的、鄭重的、系統的和明確的結論。」 40易言之，該決議不但是中共對自身歷史經驗的一次總結，更成為其黨員、人民檢視歷史的最高圭臬與唯一標準。當事人在撰寫文革相關回憶錄時，歷史決議提供了一條為集體所認同、信服的準繩，不脫軌、出格就算是「實事求是」，而且遵守決議內容還是一種「黨性」的表現。決議雖提供了寫作的架構，卻也成為無形的框限。（二）黨在審查程序與寫作過程之角色回憶錄在中國大陸之所以能出版、面世，最起碼要具備兩個條件：內容的可看性與觀點的正確性。前者涉及傳主的身分地位、知名度、以及情節的傳奇性，與市場價值有關；後者則指相關描述與官方論調的契合度，與政治價值有關。兩者相較，中共對出版書刊的管制，觀點正確與否和造成影響的評估，更是不能忽視、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條件。依照中共相關宣傳、出版的規定，有關文革選題的出版物（包括文革回憶錄），皆須向主管單位報批。即便中共高幹（當權派為主）也不能隨心所欲地撰寫回憶錄，必須獲得黨組織的同意與幫助。41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高幹回憶錄的創作過程與方法，多是以「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的方式進行。老幹部的合作對象，又是官方史觀強烈的工作人員，口述歷史製作過程中所產生的「共同創造」（shared creation）、「分享職權」（shared 40. 龔育之，黨史雜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頁81~83。 41. 囿於資料的有限，其撰寫回憶錄的相關規定與程序大概如下：有一「規定的立傳範圍」。本人若考慮撰寫，經黨組織批准，成立編寫組幫助工作；本人進行談話並錄音後，編寫組在其指導下寫出初稿；本人審閱修改，編寫組依本人意見修改初稿後，本人再審，若無問題則定稿。書稿中涉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經歷，按有關規定需送審相關權責單位（新聞出版總署或中央文獻研究室）審核後方可出版。參閱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509、515。.

(20) 15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1月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authority）的問題，42他們自然亦無法避免，留下官式版本論述的痕跡就更深了。. 伍、文革解釋權之壟斷在內容上須遵從黨的決議、程序上要徵求黨的核定的環境條件下，根據官方黑白分明的歷史劃界，處於灰色地帶的「受益派」未能暢所欲言；被掃入歷史黑暗角落之「激進派」更是「無話可說」，完全被剝奪解釋的機會。「死老虎」對文革除了自己外也無從說起。作為某種形式的歷史講台與論壇的回憶錄，主要是由「當權派」所享有、把持與占據。在解釋傾向上，「當權派」對文革的解釋不外乎：一小撮壞人趁機利用偉大領袖晚年所犯的錯誤，給全黨、全國、全族造成前所未有的災難。歷經考驗、衛國干城的老革命最終還是克服了種種「文革新生事物」，繼續帶領中國前進。這類人的說法是與中共官方的解釋版本最為貼近的一種，事實上，他們就是官定版本幕前幕後的作者與推手。在具體描述上，特別是涉及文革責任歸屬問題時，「當權派」雖認為毛澤東難辭其咎，然在所犯「錯誤」的性質上，始作俑者毛與其他惡名昭彰的「壞人」之間又有所區別。前者是在理念的走火入魔與對環境的杯弓蛇影下「好心辦了壞事」；後者則在此國難當頭中，興風作浪、為了私我而無所不用其極。相較之下，深居宮闈的毛的角色是抽象、模糊的，「壞人」張牙舞爪的反面形象卻顯得具體、生動、鮮明，從文革「大將」變成遭人任意舞弄的「丑角」。對反面人物「濃妝豔抹」的處理方式，正是文革回憶錄的一種「約 42. 口述歷史作為一種資料蒐集的方法，主要是由口訪者運用其所設計的問題去激發受訪者，促其回憶以回應。藉此參與過程，口訪者對口述成果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張中訓，「口述歷史理論與實務初探－以臨溪社區錄音訪談為例」，東吳歷史學報，第6期（2000），頁102。.

(21) 文革相關回憶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值之評析. 153. 定俗成」的普遍傾向。例如：聶榮臻在其回憶錄裡敘及文革的專章，以「關於林彪的幾個問題」作為章名，反映的即是「壞人作惡，鑄成大錯」的觀點。諉過於文革反面人物之動機與目的，最直接的是將毛澤東高舉輕放，終而維護其歷史地位，不損及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對於傳主而言，既可一吐為快、回報當年之仇，又可在揭惡辨邪中，「板蕩識忠貞」地襯托自身的政治美德，更能在牆倒眾人推的情況下，進行歷史投機。例如：陳伯達在文革中被鬥倒、鬥臭，其在1948年河北阜平大轟炸中救毛澤東一命的功勞，被一筆勾消外，還有遭人冒名頂替之虞！43 「家屬類」與「侍從類」亦有類似只此一家「一言堂」的獨占情形。康克清可為被批為「黑總司令」的朱德抱不平，曾志能為「中國最大的保皇黨」陶鑄鳴冤，死後被開除黨籍的康生之妻曹軼歐又如何？相較於以回憶「革命先賢」為目的的一系列「父輩叢書」的大量出版，44「大右派」章伯鈞之女章詒和，因不加修飾地追述其父對「反右」與「文革」的所思所感，而使其著作橫加遭受出版的管制。45「侍從類」方面，「巨人」的偉岸身影與「壞人」的邪惡幽靈是彼此對照、相互依存的。毛澤東的錯而不昏、亂中有節，周恩來的力挽狂瀾、宵旰勤勞，「四人幫」的奢糜奸巧、得志猖狂，都是題中應有之義。與「主流」說法不協調的作品，往往「出口轉內 43. 聶榮臻在其回憶錄中指出，該次轟炸事件中，正因其本人當機立斷將毛帶離居所，方化險為夷。對此，陳伯達認為，「陳功聶代」之說法，「意在改變他曾救護過毛主席的事實」。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頁605~608。陳伯達，陳伯達遺稿— 獄中自述及其他，頁172~174。 44. 此乃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後代對其長輩的回憶，包括：對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彭德懷、陳毅、劉伯承、張聞天以及王稼祥等回憶的叢書。由中國大陸遼寧人民出版社蒐錄、出版。。中共有關單位曾對該 45.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書作出「不報導，不推崇，內部淡化處理」的通知，試圖抑制其之影響與流通。見劉彤，「三波大禁書內幕」，開放（香港），2004年4月號（2004），頁14~19。.

(22) 15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1月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銷」，最有名的即是毛澤東私人醫生的回憶錄，它的出版不久即激起置身大陸的當年同事之「義憤」，在「組織的協助」下合力出書以爭「歷史的真實」。46 至於為數不少的「一般人士」回憶錄，不代表市井小民說文革的權力受到尊重（保守派或造反派孰多孰寡，有待商榷），或是官方對之網開一面，而是官方刻意的「因勢利導」、「為我所用」。因為讓深受其禍且居位不高的中、小知識分子用寫回憶錄的方式控訴、譴責文革，由於不會涉及理論問題與敏感的高層內幕，使得當權者金蟬脫殼地無須為歷史負責，又可在撻伐文革的過程中鞏固自身的權力。47 如上反映的是，中共當局經由回憶錄，對文革歷史解釋權與發言權的一種壟斷；而歷史回憶更被中共利用作為普及其官方意識型態，達成現實政治目的之方式與工具。中共慣用的正／邪、善／惡二元對立史觀，雖然有助旁人初步認識文革大體輪廓，卻侷限對文革進一步地思考，成為一種固定的模式與教條，無法深究文革之成因與教訓，更重要的是，作為所謂「革命愛國主義教育」重要媒介，其所具備的傳遞與教化作用，反將縮減文革教訓的警惕效果。. 陸、結論欲認識文革，回憶錄是一個重要的途徑。藉由不同身分的當事人（當權派、激進派、受益派、貶謫類、家屬類、侍從類以及一般人士）的描述與舖陳，既可了解其人當時對文革的感受和事後對文革的理解與認知，亦有助於認識文革發展的歷程、內幕以及所謂的秘辛。文革回憶錄所具備的原始性、細節性以及多面性，更對文革 46. 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47. 高默波，「文化大革命及史論方法：評回憶錄」，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16期（2000 年），頁153。.

(23) 文革相關回憶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值之評析. 155. 研究有佐證、補充和開拓的意義與價值。無可諱言地，如同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言：「人們早已銘記在心，不能盲目接受所有的歷史證據。」作為歷史文獻之一的文革回憶錄，雖富有史料價值，但亦受到個人主觀因素、記憶若干缺陷以及中共官方強力介入的干擾與影響。面對同時兼具價值與侷限的文革回憶錄，吾人無須簡單化地將之看做「揭了蓋子」而予以「照抄照搬」；亦不用僅視之為「鸚鵡學語」而「懷疑一切」。一方面，要依據任何史料皆須與其他文獻結合研究運用的法則，48在使用文革回憶錄時，同其他歷史證據加以比對，從而「兼聽則明」；另一方面，將文革回憶錄作具體分析，歸納特色、釐清意義，正視其侷限與曲折之處，進而「去蕪存菁」。使文革回憶錄不但成為認識文革的一種重要線索與有用資料，甚至透過其所展現的解釋權力壟斷情形，有助於了解中共處理文革問題的邏輯與方法，進一步為檢視中共對其他重大歷史事件的觀點與手段，譬如：反右、大躍進、「六四」事件，提供一些經驗與借鏡。. 48. 周一平，中共黨史文獻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56~59。.

(24) 15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1月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參考書目一、中文千家駒，從追求到幻滅：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自傳（台北：時報文化，1993）。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記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王力反思錄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王殊，中德建交親歷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唐諾．里齊（Donald A. Ritchie）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Doing （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Oral History）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台北：雙大旅遊出版社，2000）。朱仲麗，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自傳三部曲第三冊（北京：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94）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江渭清，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李一氓，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1993）。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李聚奎，李聚奎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余秋里，余秋里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1997）杜維運，史學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99）。周一平，中共黨史文獻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周伯萍，非常時期的外交生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周秉德著，鐵竹偉執筆，我的伯父周恩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25) 文革相關回憶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值之評析. 157. 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季羨林，牛棚雜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憶周總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孫一先，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機事件與中蒙關係波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台北：台灣商務，1999）。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高默波，「文化大革命及史論方法：評回憶錄」，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16 期（2000），頁151~156。耿飆，耿犬犬犬風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康矛召，外交官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康克清，康克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台北：正中書局，2002）。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童小鵬，風雨四十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第二部。曾生，曾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張中訓，「口述歷史理論與實務初探－以臨溪社區錄音訪談為例」，東吳歷.

(26) 15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1月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史學報，第6期（2000），頁91~146。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張雲生，林彪秘書回憶錄：毛家灣紀實（九龍：存真社，1988）。張廷棟，我陪葉帥走完最後十七年：一位身邊秘書的回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香港：三聯書店，1999）。傅崇碧，傅崇碧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楊易辰，楊易辰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秘書（香港：共和出版有限公司，2002）。楊曦光，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萬毅，萬毅將軍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劉彤，「三波大禁書內幕」，開放（香港），2004年4月號（2004），頁14~19。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劉青峰主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冀朝鑄，從「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鑄口述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七十年奮鬥與思考：戰爭歲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香港：明報出版社，1991）。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回憶（海口：南海出版社，1999）。顧保孜撰文，杜修賢攝影，紅鏡頭：中南海攝影師眼中的國事風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

(27) 文革相關回憶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值之評析. 159. 龔育之，黨史雜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二、英文 Ahn, Byung-joon,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Revolu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 Perry, Elizabeth J.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eRevolu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 White, Lynn,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e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聯絡作者：地址：台北市指南路二段64號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E-mail：93260501@nccu.edu.tw ; cyl@ms54.url.com.tw 收稿日期：2005/2/21 審查通過：2005/4/18 責任編輯：孫國華.

(28) 16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6年1月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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