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大後兩岸政治關係之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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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大後兩岸政治關係之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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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宗海 (政治大學中山所教授兼所長)

一、前言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第一次中央委員會議，已於 2002 年 11 月 15 日正式閉幕。這項可說是中共史上人事調整幅度最大的一次會議，由於涉及到不僅是權力接班與領導班子的更替，而且也是思想與意識型態因「三個代表」寫入黨章可能有轉型的改變。因此包括歐美各國、日本以及亞太地區國家莫不對中共十六大發展給予高度的關注。至於作為與中國大陸互動與牽連最深的臺灣，當然就更不例外。綜合來說，下面三項議題應是台灣民眾與媒體較為關切的焦點所在：（一）中共十六大的人事佈局：包括江澤民的「全退」或「半退」；胡錦濤的順利接班與佈局；以及整個領導班子的換血，這些調整到底對台灣的影響是如何？（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寫入黨章：這是否證明了江的影響力不僅只是在歷史有所定位，也含有在現實政治的持續。另外，這是否也代表了中國大陸開放政策與政治改革的遠景可期？（三）江澤民十六大政治報告，其中涉台部份再次納入專章發佈，並且提出多項具體內容，這應否可視為是中共對台政策一貫性的延續？或者說這也是對台工作新局的展開？不過，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在台灣因為一般民眾對它並不很熟悉而且也沒有普遍被討論，加上它對大陸未來政經改革的影響雖然重要，由於這涉及到需要長期的觀察，因此只止於知識分子的探討範圍。對於「兩岸關係」所可能締創的影響，遠沒有「人事更動」與「政治報告」來得直接。因此本文的分析重點比較集中在上述三項為台灣民眾所關心議題中的第一項十六大人事佈局與第三項江澤民政治報告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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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大人事及權力更動對兩岸關係造成之影響因素

中共十六大人事的佈局，實際上就是權力的轉承。因此江澤民等第三代領導人是否全數退下，而胡錦濤等第四代接班人是否順利承接，就成了舉世聚焦的重點。有學者認為，十六大之所以受到矚目，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中共的人事繼承問題迄今並未完全的制度化、透明化，其中又隱含了許多政治運作與權謀。1_不過，基本上外界觀察的重點，還是在於江澤民是否全退、胡錦濤是否接班的「權力繼承問題」。而對台北來說，同樣的一場人事佈局，它關心的層面，與其說是誰上誰下的問題，還不如說在這權力承接之際，對兩岸關係所造成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一）兩岸關係可望持平，因為胡錦濤必須面臨「安內攘外」的困境 江澤民在中共掌權十三年，不論處理國內或國際事務，均稱得上成熟而且完全掌握。一旦換上胡錦濤上台當家，以他過去長期謹慎、低調的作風，加上不輕易對任何事件評論的個性，除了很難讓外界捉摸到他內心真正的想法不說，而且也不易讓人將胡錦濤的「能力」與「魄力」聯想在一起。台北有許多觀察家是視胡錦濤的「接班」為「弱勢領導」，特別是對涉台事務，由於胡在過去很少接觸與處理，相對江澤民在這方面的強勢領導，更突出他必須倚重別人多些擔當的弱勢。因此一位在大陸採訪多年的媒體記者在一篇評論稿中便指出「胡錦濤等第四代領導人…多數在黨內不具一言九鼎的權威，短時間內，很難完全掌握中共的黨政軍，未來當他們處理敏感性和困難度極高的『臺灣問題』時，是否能夠如同江澤民等第三代領導人圓熟，將為兩岸關係的發展和穩定加添了諸多變數」。2 但是，胡錦濤是否「弱勢領導」，進而為兩岸關係發展與穩定上添加變數，可能還有不同看法的爭議。因為胡錦濤在順利接班之後，至少在黨內已建立領導核心地位，依一個總書記的權位來說，在「黨指揮槍」的傳統原則不變情況下，胡多少還是有其發言的份量。加上對台政策有其一貫性與延續性，而且政治局常委九人多數曾受江澤民思想的薰陶，因此，除非台北爆發不可預測的變向，或是胡本人有意想不到的創新，否則對台政策即使在「弱勢領導」之下，兩岸關係還是維持「走穩」的方向。倒是胡錦濤上台之後，他的施政項目優先順序應是如何，才是「臺灣問題」或「兩岸關係」最後走向的關鍵所在。一般來說，當中國大陸的領導人甫告上台 1 蔡瑋，「中共權力交替與兩岸關係」，中央日報「地圖周刊」，復刊號 75 期，民國 91 年 11 月 18 日 15 版。 2 王綽中，「弱勢領導為兩岸穩定添變數」，中國時報，91 年 11 月 11 日，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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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必然是將施政重點置在內政的穩定發展，其次才是外交的修好與調和。對胡錦濤來說，他可能不會例外於這種趨勢。以目前中國所面臨種種困境，頗多是偏重在內政方面的事務，譬如說： 1. 國企改革與城市下崗工人再就業的困局如果維持不變，那麼其中人事精簡的「下崗」作業就待持續。這批高達數千萬的下崗工人，既沒固定工作，收入也嫌微薄甚至在都市地區尚不足糊口的下崗職工，如不加以審慎處理，可能會是導致城市社會秩序不穩的潛伏因素。胡錦濤的領導核心，過去均未在第一線處理此一問題，顯見在接班之後，要全力來處理。 2. 「三農」問題3的困局：特別在中國進入 WTO 之後，農民面臨產銷的困境。其實在朱鎔基赴美簽訂協定，以及北京最後要決定加入 WTO 時，都曾考慮過佔大陸人口八成以上的農民所會面臨到的困境。只是加入 WTO 是中國無法避免的趨勢，農民的問題只好邊戰邊打，希望盡量克服困難與安撫農民情緒，如今輪由胡錦濤當家，這個問題還是繼續要去面對。 3. 「反貪」的力度與尺度問題：在江澤民退位之前，處理了幾個重大的貪污案件，譬如說，廈門的遠華案、廣東湛江走私案。說明了中共當局對官員不法行為絕不寬恕的決心，但處理力度有了，處理的尺度卻因可能影響到中共高層而有所深淺不同，留下詬病。使得新的領導班子要向「貪污」全面開鍘，以收人心。在內政急待全面應對與提昇之際，台灣問題由於在變局與影響層面均不足引發中共高層隱憂，進而在優先的順位裡也不致會「突顯而出」，除非台北在如此兩岸僵局對峙之中再出現更為挑釁北京的言語或動作。否則，依目前胡錦濤必須全神灌注在「內政」事務之中，加上必須先做到「安內攘外」的地步，然後新的領導班子才有餘力來處理所謂的「台灣問題」。況且，「台灣問題的解決」對胡錦濤來說，也必須正視中國與美國外交關係的發展而才能定奪。儘管北京曾多次重申「兩岸的問題由中國人自行解決」，同時華府也多次強調「台海之間的爭議美國無意也不會介入」，但是 1995 年至 1996 年的導彈事件，1999 年的兩國論，以及 2002 年的「一邊一國」主張，所引發台海緊張的情勢，其中均見到美國有介入兩岸要求和平解決彼此爭端的痕跡。因此，胡錦濤今後處理「台灣問題」，必然要把美國的因素考量在內。而且更重要 3 所謂「三農」問題是指目前中國大陸農村、農民與農業所面臨的困局。譬如農村裡中共黨組織的再造、農民收入減少（負擔相對就加重）與農業技術現代化均有許多困難，「三農」問題已影響到農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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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先妥善處理好「中美關係」，然後再來面對「兩岸關係」就能得心應手。因此，在胡錦濤計劃近期內正式訪問美國之前，只要中美雙方高層尚未完全就「台灣問題」解決達成共識，兩岸關係的現狀將還得以持平的維持一段時間。 （二）兩岸關係或有變數：因軍方年輕一代將領進入中共對台決策系統 在這次十六大人事佈局裡，軍方的人馬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以及中央軍委會的改組中扮演的角色，是被視為對未來兩岸關係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作用。4_{這理由無它，因為軍方一向在「兩岸關係」中是被歸類為屬於鷹派的角色。} 4 下列資訊是摘自於中國網有關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以及特別是中央軍委會的背景資料：中央委員會：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在代表大會閉幕期間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黨的工作，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每屆任期 5 年；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中央書記處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的辦事機構。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並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國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國防領導體制的突出特點，就是國防領導權集中在中共中央，國防建設和國防鬥爭的大政方針由中共中央制定，武裝力量的最高領導權屬於中共中央。 1、歷史沿革 中國共產黨很早就成立中央軍事委員會，負責領導和指揮人民軍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繼續履行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權。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同時也逐步演進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的軍事統帥機構。 1954 年憲法規定，國家設立國防委員會，由國家主席統帥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但由於軍隊是由黨指揮的，因此政府與軍隊的關係主要是透過中國共產黨與軍隊的關係而體現出來的，1954 年憲法未對國防委員會設專節予以規定。 1975 年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帥全國武裝力量”，取消了國家機構中的軍事統轄機關的建制，國防委員會也隨之取消。 1978 年憲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統帥。” 1982 年憲法對 1975 年憲法和 1978 年憲法中的上述規定作了重大修改，在國家機構中增設中央軍事委員會作為最高國家軍事機關，明確了國家武裝力量在國家體制中的法律地位。 2、制度設置 1982 年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中央軍事委員會實行主席負責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並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名，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這使武裝力量納入了國家機構的原則在形式上得到重新確認。根據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中共中央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黨組織，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指示進行工作。中央軍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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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問題」的解決一向很偏傾在最後訴諸於武力的方案。我們試以解析中共十六大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以及中央軍委會在改組之後有哪些軍方背景人事進入這些機構，作為評估軍方對台灣問題的動向。 1. 就中央委員會改組的名單來看，軍方有四十四人上榜，比上一屆四十一名增加三名，佔全體中央委員一九八名的 22.2﹪，也比上屆 21.2 ﹪來得高。其中年齡在六十歲以下的將領佔了多數，而老一代的軍方代表人物，特別是中共中央軍委會成員，除了郭伯雄、徐才厚和曹剛川三人連任之外，包括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與張萬年、軍委委員的總參謀長傅全有、總政治部主任于永波、總後勤部長王克、總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都未能進入中委。顯示有年輕化的趨勢。除此之外，與台海情勢有關的南京軍區、廣州軍區以及作為戰略預備的濟南軍區，包括司令員、政委以及重要軍職幹部均列名中委，說明了中共當局對「台灣問題」的高度重視。5 2. 在政治局成員廿五人之中，有兩位軍方高級將領，它們分別是現任的副參謀長郭伯雄與總裝備部長曹剛川。另一位將領徐才厚則進入書記處擔任書記。以現有名額來說，好像未見軍方在政治局會有較大的發言力量。根據中共黨章規定，政治局會議每二至三個月才舉會的政治工作機關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黨的中央委員會有權向全國人大推薦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人。” 黨的中央軍委和國家中央軍委實際上是一個機構，組成人員和對軍隊的領導職能完全一致。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防領導體制，不但能夠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而且更有利於運用國家機器，加強軍隊和國防建設。中央軍委設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委員若干人。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軍委主席有權對中央軍委職責範圍內的事項作出處理決定，並承擔由此而產生的責任。中央軍委每屆任期 5 年，其組成人員可以連選連任。中央軍委主席一般由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擔任。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除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外，始終擔任的重要職務就是黨的中央軍委主席；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雖然從未擔任過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職務，也未擔任過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但他長期擔任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作為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除了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外，同時兼任中央軍委主席。請查閱中國網，2002 年 9 月 4 日。 http://202.130.245.40/chinese/zhauanti/203109.htm 5 有關這幾個軍區重要領導幹部進入中央委員會，包括南京軍區司令員梁光烈、政委審鳴球、副政委劉永治、參謀長宋文泉為候補中委；廣州軍區司令員劉鎮武、政委劉書田、政治部主任周遇奇；濟南軍區司令員陳炳德、政委張文台等。此項資訊可查中共十六大中央委員名單，中國時報，民國 91 年 11 月 15 日，11 版。「中共十六大中委軍系人馬點將」，中央社消息，刊於中央日報，民國 91 年 11 月 15 日，6 版。或參考方樂義，「軍方 44 人上榜，蘭州、南京軍區搶眼」，中國時報，民國 91 年 11 月 15 日，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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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次，對於中共中央實際上的決策比起每月多次甚至每週一次的政治局常委會來說，可能並不具實質上的功能。不過與上一屆一樣，這次也是沒有一名軍方背景的將領進入政治局常委。但這並不代表軍方對台灣問題的決策影響力的減低，因為真正決定對台灣是否動武的決策階層還是在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手上。 3. 這次備受外界關注的中共中央軍委會改組，最重要的當然是江澤民的續任軍委會主席，胡錦濤雖然貴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但在軍委會中仍然擔任常務副主席一職。6_{另外副主席尚有二人，分別是政治局} 委員郭伯雄與曹剛川連任。原先老一輩將領年齡超過七十歲的張萬年、遲浩田、傅全有、于永洪、王克與王瑞林全數退出。這次軍委會的改組雖有新人如徐光烈、廖錫龍、李繼耐等加入，不過若計入前述軍委會正副主席四人加上現任總政副主任徐才厚，也就是說在總共八位的軍委成員裡，仍有五位續任，表示對台灣的基本概念仍然繼續存在。加上新加入的將領徐光烈，曾任南京軍區司令員三年，也曾經領銜主編一本登陸作戰專著，演練對台作戰多年，而且對台灣問題持穩健而不冒進的看法，一直為江澤民器重與賞識。7 儘管有軍方背景的人士自十五大之後在江澤民主導之下不再有人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但是在台灣問題上，軍方始終還是有一定的發言權。像在這次十六大會中，解放軍代表徐成雲就是嚴詞的說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全國人民不答應，人民解放軍更不會答應。如果有人要搞『台獨』事變，我們必將採取斷然措施，堅決予以粉碎」。8_{因此這次中共十六大一方面將軍系的中央委員名額提} 高，另方面又讓中央軍委會的成員多數留任，多少說明了在屆退與年輕化之間做了一些妥協與周延，希望鼓舞軍方，不因人事更動而對台灣問題採取「冒進」的政策。不過，大批軍方年輕一代將領進入中央委員會與中央軍委會，雖說他們的國際視野較老一代軍頭來得寬廣，對台灣問題也較運用多元角度來觀察，但是軍人的天賦是在要求戰場上的表現，年輕一代將領進入中共決策核心，到底對兩岸關係發展是正面還是負面，在短期內很難有定論出現，因此這項「變數」如何影響兩岸情勢，反而是大家關切的焦點。 6 江澤民續任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可能與他擔任國家軍委會主席一職要到明年三月兩會召開時才能辭去有關。因此，為了避免中央軍委會主席人選與國家軍委會不一致，進而產生決策的混淆，加上對江澤民的尊重，因此中央軍委會主席一職暫由江續任。這應是過渡之際，明年胡錦濤應可扶正。根據淡江大學大陸所教授張五岳在 2002 年 12 月 12 日遠景基金會一項座談會上表達的看法，江澤民應該會在第二年（2003）二中全會交出黨軍委主席，並隨即在人大會與政協兩會交出國家軍委主席。張教授並補充，若到明年 3 月，並未將國家主席暨國家軍委主席一併交給胡錦濤，則顯示出中共世代交替，不論在形式上與實質上都未完成，但打破以黨領軍的慣例，而凸顯槍桿子領導黨及人治大於黨治的色彩。張教授同意作者可引用他的看法。 7 升樂義，「軍委新秀，戰功突出」，中國時報，民國 91 年 11 月 16 日，2 版。 8 請參閱新華社 2002 年 11 月 8 日發自北京的報導，標題是「十六大代表：祖國統一是全民意志，解放軍代表說，如有”台獨”事變必將堅決粉碎」，請查新華社網站， http:big5.xinghuanet.com/gate/big5/news.xing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3/content.6276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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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台工作位階將提昇，因中央台灣領導小組的成員變動 中共十六大高層人士全面洗盤，中央委員又換上一批新的面孔，加上許多重要領導階層需要屆齡退休，因此新的負責對台政策制定的中央台灣領導小組成員，亦要面臨「換血」的過程。就十六大之前的中央台灣領導小組八名成員江澤民、錢其琛、王兆國、汪道涵、曾慶紅、許永躍、熊光楷、陳雲林來說，前二位已可確定離開小組。至於負責對台工作多年的王兆國雖離開統戰部，不管是否接任人代會常委會副委員長一職，由於他豐富的對台工作經驗，仍有留任可能。其副手劉延東是否能夠接任並不明朗，而汪道涵由於近來年邁而且健康情況不佳，過去因頗受江澤民器重，一直很難辭掉現職，如今江已全退，汪可能因此得以順理成章離職，接任人選也不明朗。另外後四人之中，只有曾慶紅與陳雲林較具連任架勢，曾慶紅在傳說中將要接錢其琛的副小組長的職務，實際來操盤對台決策工作，繼續執行江八點對台溫和的路線，至於錢其琛所遺留的行政系統成員缺額，可望由將升副總理的吳儀接任。對於陳雲林，一直有傳說他將調離中央台辦主任一職，但由於事前被傳說最有希望接任的副主任周明偉，因只佔有候補中委的缺額，雖然不能完全排除周接替陳在台辦與中央台灣領導小組職務的可能性，不過機會已在下降之中。另外代替軍方系統的熊光楷與公安系統的許永躍，在對台工作完全是新手的胡錦濤甫接任領導小組小組長一職之時，憑藉熊、許兩人長期對台事務的瞭解，可能會讓他們繼續留任一段時間。中共台灣領導小組一向負責制定對台政策的機調與決策，而且在台灣海峽爆發重大事件中，也扮演過中共黨內高層之間折衝的角色，因此其成員可能的變動當然影響到今後的對台工作與兩岸關係。特別日後小組的成員包含兩位政治局常委，胡錦濤與曾慶紅，當顯示其地位的上升與重要。加上曾慶紅特別受到江澤民的信任與重視，又主導過九○年代初期與李登輝的親信進行的秘密談判，在胡錦濤上台初期因過去對台事務涉獵的缺乏，更可想像中共未來的對台工作，將多數出自曾的規則。而曾長期受到江澤民的栽培與薰陶，正好說明江過去對台政策的路線將在十六大之後維持不變。

三、江澤民十六大政治報告涉台部分的重要意義

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的政治報告裡有幾個重點非常值得提出來提醒：9 9 江澤民在十六大政治報告涉台部分的全文內容，可參考聯合報，民國 91 年 11 月 9 日，13 版；中國時報，民國 91 年 11 月 9 日，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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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中新解」的重要性：江澤民重申一個中國原則，認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兩岸關係和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江澤民並對「一中原則」擴大解釋，把「一中新解」的三階段論，首度放進十六大政治報告，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由於江澤民在如此重要場合說明有其一言九鼎份量，說明中共對「一個中國原則」意涵在未來四年內將定調在此。 2. 「三個可談」的務實性：江澤民呼籲兩岸展開對話進行統一談判，希望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至少擱置某些政治爭議，儘早恢復兩岸對話與談判。而且，江澤民並建議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可以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問題，可以談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分適應的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空間問題，也可以談台灣當局的政治定位問題」。儘管過去這段時間，時有所聞，但是這一次是在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提出，而且具體的指明一些兩岸均急待解決的議題，在在顯示北京對復談一事又從過去喊話的層次進入到務實面對的階段。 3. 擴大兩岸交流的必要性：江澤民重視兩岸交流的持續，特別是「兩岸應該擴大交流交往，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實現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商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所在，完全應該採取實際步驟，積極推進，開創兩岸經濟合作的新局面」。這段話可以證明北京當局在陳水扁宣示「一邊一國」主張之後，更加寄望於台灣人民，不希望兩岸關係的僵局影響到兩岸民間實質的交流，要把兩岸政治關係與兩岸經貿文化關係分開來處理。實際上這也是北京在近幾年台灣情勢的強烈變動之後所悟出的體會，深知只有寄望台灣人民民心向背才能促成兩岸的一統大業。中共中央台辦主任陳雲林在解讀江澤民的政治報告涉台部分時，認為這是中共中央依據國家發展戰略，全面研究圍繞台灣問題的總體形式而作出的重大決策。對今後中共對台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陳雲林強調，十六大報告宣示了今後對台工作的領導思想，包括：1) 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深入貫徹江澤民八項主張，毫不動搖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台獨等任何分裂圖謀，爭取在一個中國原則上儘早恢復兩岸對話與談判；2) 貫徹寄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與人員來往，實現直接三通；3) 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同時絕不承諾放棄武力使用武力，不允許台灣問題無限期的拖延下去，爭取早日實現祖國完全統一。10 10 陳雲林的談話內容，請見朱建陵，「江澤民十六大報告有關對台工作論述，陳雲林：具重大指導意義」，中國時報，民國 91 年 11 月 12 日，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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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上述江澤民在十六大的政治報告重點來看，顯見談的都是台灣所關注的問題，也是目前兩岸面臨的考驗。實際上，從上述的重點尚可延伸到一些更具深度的問題，可能更具有探討的意義，譬如說「一中彈性解釋是否會衝擊到台北的大陸政策？」，又譬如說，「台北主張『兩岸一邊一國』在十六大後對未來的談判和影響會是什麼？」，因此，以下的兩點分析便是這些重點的討論。 （一）北京彈性的「一個中國」說辭對台北的影響 江澤民將「一中新解」三階段論正式列入十六大政治報告之中，當然有其權威影響所在。這個重點包括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以及這個「一個中國」已與過去北京將它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等同」的立場有了較大的調整痕跡。雖然有台灣學者認為「此類政治宣示僅作為自身政策宣示，以維持政策的一貫性。換言之，其僅作為自身滿足需要，而非以台灣政府接受為要件」。11_{但是「一中} 新解」三階段論正式列入政治報告仍具政策宣示重大意義。可能對只是形式的說法有所差別。我們試以分析如下：譬如說，除了前述陳水扁「一邊一國」主張對兩岸關係有所衝擊之外，北京當局近年來對「一個中國」採取比較彈性的說辭，恐怕在陳水扁持續強調「一邊一國」主張的情況下，會對台北造成某種程度的衝擊.。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外長唐家璇在今年九月十三日於聯合國大會一般辯論會上發表演說，首度公開在聯合國中宣示北京當局較具彈性的「一中新三段論」，其具體內容如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容分割」。12 就內容而言，唐家璇的談話內容並沒有特別的新意。早在二○○○年九月十一日，唐的前輩與長官，擔任中共副總理的錢其琛，在紐約接受香港鳳凰電視台訪問時，就已經提出一中原則的新意涵，主張「大陸和台灣同屬中國」。即使到了今年一月廿四日在江八點發表七週年紀念會上，錢其琛仍然如此強調。他說：「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海峽兩岸儘管尚未統一，但雙方應積極創造條件，努力緩解矛盾」。13 再就時機而言，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對這樣「一中新解」的說法比錢其琛還較早提出，當然更是在唐家璇的談話之前。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五日在美國華府智庫閉門會議上，汪已經大膽提出「一個中國既不是一種抽象的中國，也不是指 11 張五岳教授 2002 年 12 月 12 日遠景基金會座談會上的觀點。 12 傅依傑，「唐家璇在聯大提一中新三段論」，聯合報，民國 91 年 9 月 15 日，4 版。 13 「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努力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在江澤民主席＜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重要講話發表七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錢其琛，人民日報 2002 年 1 月 24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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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江澤民所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上海接見許歷農率領的一個代表團時，更是清楚地說出「一個中國並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所謂一個中國，應是一個尚未統一的中國，共同邁向統一的中國」。至於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一日在人民日報上的撰文，汪道涵則有另一種「一中原則新三段論」的觀點。他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目前尚未統一」。14 就在唐家璇在聯合國大會發表談話之前，同樣擔任過駐外人員，嫻熟國際社會環境的前大陸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在今年九月一日訪問舊金山時，向當地僑社提出了一個概念，那就是「兩岸之間，要淡化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符號」。根據唐的說法，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謂的「九二共識」，雙方都沒有說出這「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於「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唐樹備在再度重申之後也沒有忘記去澄清「這不能說成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屬一個中國」，因為唐說，這兩者概念完全不同。15 唐樹備的「國號淡化論」與唐家璇的「一中說法內外一致論」，基本上已構成北京在十六大正式拍版定案對台政策基調之前的一些配套措施。不過，最重要的是現行對台政策有關一中原則部分，除了前述有了「彈性」與「軟化」的趨勢之外，尚有兩點值得注意的是： 1. 當中共官方提及「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時，並沒有完全否認「海峽兩岸上尚未統一」的事實。而目前北京統一口徑所謂的這個「一個中國」，當然是還未完全統一。應是屬汪道涵口中「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也是屬唐樹備口中「沒有說出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中共對台政策有關一中原則部分，將會在這方面對台北採取攻勢。如果政府認為拒絕一中原則仍然遵循過去模式，認為只是拒絕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主體，恐怕在中共論調再有修正之時，陳水扁的「一邊一國」主張就會變成台北在推動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國會否視為這是「挑釁」動作，可能又招致台北走向辯解的劣勢。基本上，台北應該要仔細推敲，中共近年來「一個中國」說詞的演變，當然也需要認真來因應「一個中國」的問題。 14 汪道涵 1991 年 1 月 15 日的說法，引述於中國時報駐華府記者冉亮的報導，請見該報民國 86 年 1 月 17 日九版。至今汪 1999 年「一個中國」新解，台北各報均是引用新同盟會所發布的新聞通稿。有關新同盟會所公佈的汪道涵談話節錄內容，可見聯合報，民國 86 年 11 月 17 日，2 版。最後有關汪在 1999 年 1 月 11 日在人民日報上的撰文可上人民網查閱。 15 聯合報記者藍功中發自舊金山得一篇報導可做參考，聯合報，民國 91 年 9 月 3 日，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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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共一個中國原則在增加「大陸和臺灣同屬中國」與「兩岸尚未統一」的較鬆條款之後，對台北過去要求「對等定位」以及「承認分治事實」已漸備具體回應。因此，兩岸未來給予國際社會的觀察焦點會集中在「台北是否接受一個中國」的問題上，進而會逐漸減少對「中共不合理對待台北」的不滿。在這情況下，陳水扁的「一邊一國」主張如果持續堅持為兩岸為國家與國家的基礎，即使強調這樣的立場是為保障臺灣的權益，一旦台灣海峽因為中共不容而引發新的軍事對峙情勢，當形成另一個戰爭潛在的地區時，台北在那時候想要尋求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恐怕說服力得需要費上更多力氣。而且民進黨政府採取以靜待變的策劃：會失去很多對他有利的機會。首先當是台北政治定位的契機，其次則是兩岸經濟交流產生的互補作用，沒有適當的協商，大陸市場將沒有台商的大餅。（二）台北主張「兩岸一邊一國」對未來談判的影響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十六大政治工作報告中特別指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可以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問題，可以談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具有身份相適應的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空間問題，可以談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等問題。」這項談話的最基本的意義，是顯示目前兩岸一些爭議解決的問題，都必須透過雙方都要支持的「一個中國原則」才能予以進行。台北執政黨當局當然不會輕易接受這項前提，但是面對江澤民近似於「定調」的說明，可能需要多加思索中共近機年來在「一個中國」說詞上的演變，認真來思考如何因應「一個中國」的說法。江澤民同時也說「國家要統一，民族要復興，臺灣問題不但不能無限期的拖延下去」。這句顯示江澤民個人與中共當局對統一問題或者說藉由兩岸談判來解決統一問題的緊迫感。因此，當北京設定了談判議題，這些議題既是台北所關心的問題，又是邁向統一過程中必須釐清的問題，那麼陳水扁「一邊一國」主張，因與北京「一個中國的原則」有所牴觸而導致兩岸談判問題一再拖延，則那麼屆時北京企圖將責任推至台北身上，儘管不一定得逞，但是台北脫不了「兩岸談判僵局」共同擔任者的責任。而且重要的是，在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主張之後，美國重申其一個中國政策以及不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並且鼓勵兩岸儘早開啟對話。這些聲明顯示美國不會同意陳水扁在未來與中共接觸或協商之時欲建立「國家對國家」基礎的企圖。當然台北有其獨立自主的立場，但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不會天真到認為「無須考量美國態度」的地步。中共十六大之後，新的領導階層會逐漸遵循江澤民已經定調涉台路線，提出相對程度更為柔軟的對台政策以及恢復談判的條件，如果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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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陳水扁仍然不放棄「一邊一國」為因應中共談判攻勢的條件基礎，那麼台北面對的挑戰，將不只是對岸，更多部份是來自於太平洋的彼岸。

四、評估兩岸政治關係之走向

從前面內文部份分別解析中共十六大的「人事佈局」因素與江澤民的「政治報告」意義，基本上我們可以得出幾個會影響到兩岸關係發展的結論： 1. 中共十六大的人事佈局，儘管新陳代謝的功能增強，老一輩的領導成員開始退居第二線，但是對台政策的基調顯見仍將維持江澤民時期的路線。而且江澤民的重要親信多數均進入政治局常委，在胡錦濤個別威望尚未全面建立之前，所謂的「集體決策」至少在涉台部分，仍會見到江澤民理念的影子。 2. 江澤民的「政治報告」顯示未來四年中共中央對台政策的基調，除了持續強調「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基本方針與「一個中國」的原則基礎之外，將全面走向兩岸政治性談判的議題，企以一舉處理兩岸均關注而且急於解決的問題。而且，江澤民在報告中也首度透露對「台灣問題」解決或「兩岸統一」商談的不耐與急迫感，也助長了兩岸復談的必要性。 3. 兩岸關係不影響到兩岸經貿、文化、人員交流的關係進行，已見證於江澤民的政治報告，這是中共多年來處理兩岸關係的立場。展望未來兩岸之間的發展，如果沒有特別意外的事故發生，那麼北京將兩岸關係與兩岸交流分開來處理的原因將會持續。但是這些評估主要是建立在台灣海峽的情勢靜態的分析上，或者說在這個地區不會發生特別事故的基礎上，當然基本前提是兩岸之間不會發生再有台北刻意挑釁的情事出現。如果再一次類似「一邊一國」主張台北予以強調並付諸於行動，當然就會見到中共對台政策的更弦易轍。實際上未來的兩岸政治關係走向的評估，其觀察切入的角度應該要從下列兩點著手：1)台北對於十六大所透露出的訊息會是如何回應，進而也可揣摩未來兩岸政治關係走向；2)中共新的領導班子在短期對台政策維持不變情況下，總得思考長期對台工作的突破，特別在江澤民提出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兩岸可就多項政治議題進行談判後，這項建議如何落實，不但得從長計議，而且也可捉摸出兩岸政治關係走向的一絲訊息。 （一）台北對十六大回應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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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大從揭幕到結束，台北當局始終抱有高度重視與關切，因為這樣會議的結果牽涉到中共未來幾年對台政策的走向，同時也會影響到兩岸關係的發展，當然必須予以深度觀察。但是即使台北有如此審慎之心，不過，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並沒有在預期之中對中共十六大的「人事佈局」及「政治報告」有著墨的反應。這樣的反應也許可有二點原因可來解釋：第一當然是中共十六大的開會過程與結果，均與台北事先預估相差不遠，因此回應一事也就可以趨於平淡；第二則是台北對於自己要走的方向已有定見，中共十六大任何的結論都不會構成對台北既有決定的影響，因此有無意見回應已不是一件重要的措施。從十六大開幕典禮江澤民的政治報告出爐之後，由於內容中有江建議的幾項重要政治議題向台北喊話，台灣媒體遂追向陳水扁來詢問有關他的反應。陳當天正南下在高雄助選，面對這樣問題並沒有直接回答，他只是重申台灣如果接受一中原則與一國兩制就會被矮化，另方面他則再度強調「一邊一國」主張，表示台灣要走自己的路，走台灣路，走出自己的前途。16_{從陳水扁回答內容可以發現，} 陳既排斥一中原則與一國兩制，並企圖以「一邊一國」主張作為反駁，那麼對於江澤民所建議在一中原則下兩岸要談的政治議題，當然就不會再感到興趣，而且說出「台灣走自己的路」，更顯示出即使中共十六大的任何變局都不會改變陳之既有政策。其實就政治敏感度不高的「三通」議題而言，北京已將其降至兩岸企業與企業或民間與民間的談判層次，但是陳水扁仍然在尋求降溫。除了「三通不是萬靈丹」的說辭之外，在中共十六大開幕當天，陳水扁還趁著巡視左營海軍基地時提醒國人，不要「以為中共高喊所謂的『三通』，所謂的『兩岸直航』的背後就是和平」。17_{這些論調聽起來似乎有異於行政院游院長與陸委會蔡主委希望三通能} 透由官方談判來促成的主張。其實瞭解游蔡兩人所處行政部門必須受到國會監督的位置，是有其不得不提「需經談判」程序的說辭。但實際上，民進黨政府的政策從來無意在一中原則下走上談判桌。代而取之的，是希望北京在尚未定位台北之前就能以對等地位原則要求談判。這樣的「要求」現階段對北京來說，的確沒有辦法就立刻予以接受，加上北京自行提出來兩岸「不是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平等協商」又無具體內涵，因此，喊出「對等談判」為前提，「一中原則」為議題，反而就變成了台北的護盾，進而也就技巧躲開北京要求復談的喊話。譬如說，行政院長游錫堃針對江澤民的建議就在立法院說明，只要不預設政治前提，擱置爭議，兩岸什麼議題都可以坐下來談，進行交流與對話，儘速復談。游院長也說，中華民國已做好準備。而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下，他也願意代表政 16 有關陳水扁總統接受記者詢問後的回應內容，可見聯合報，民國 91 年 11 月 9 日，頭版。 17 許正雄、楊羽雯，「陳總統：沒有實力就沒有和平」，聯合報，民國 91 年 11 月 9 日，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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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與對岸去談。18_{這些話聽起來固然是鏗鏗有力，擲地有聲，但隱約中似乎也發} 現與上述「籌碼論」有點相似。其實說白點，就是民進黨先建立起台北並不畏懼也不排斥兩岸談判的印象，但是相對的卻可先去除北京「一中原則」這樣不合理前提，然後再換上「對等尊嚴協商」的前提。在明知北京無法接受的情況下，就可技巧迴避了台北原本不曾想去規劃的兩岸政治談判。其實，游院長非常清楚這樣策略上的要求，中共絕對不會接受，當然這樣的談判兩岸也不會舉行，因為游院長在稍後的一段補充裡根本就是存心讓談判的預產期成為死胎。例如游院長說：「中共十六大涉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這是國際的大事，所以在尚未完全瞭解相關情況之前，對『另一個國家』的事情我不方便置評」。19_如果把游院長這段談話對照江澤民政治報告中所指出「對任何旨在製造『台灣獨立』及『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言行，我們都堅決反對」這一段文字，實在看不出來兩岸恢復或進行談判的基礎在何處，更遑論尚需要兩岸各自定位的政治性談判。所以台北對十六大的回應立場已是非常清楚的表達，下列的簡要說明正好顯示台北在這場「攻防之戰」的策略措施： 1. 台北對自己要走的路已有定見，因此對中共十六大仍在「一個中國原則」框架下的建議，採取冷漠回應的態度。 2. 台北不願造成國際社會誤解它仍在拒絕兩岸復談，因此想塑造一種不畏懼不排斥兩岸談判的形象是個重點，而希望剔除北京「一中原則」不合理的前提要求則是另一個重點。因此提出只有沒有前提，雙方可以談任何問題包括一中議題，便植因在此。 3. 台北強烈不接受「一中」前提，但另方面自己卻不經意提出「對等尊嚴」前提。這固然是「嚴他人寬自己」，不過台北的想法是從「弱者生存」理論出發，認為這樣說法可獲得外界的同情與支持，可是卻無意間締造對兩岸談判的困境，就是兩岸之間除「一中之爭」還有「前提之爭」。如此情況，北京會受到責備，但台北又哪能豁免？當然歷史的經驗法則告訴我們，沒有任何一個立場是永遠不會鬆動的。而原則與前提之所以會存在，就是因為在如此的大環境下有此需求。所以一旦「大環境」開始改變或轉型，是否意味著兩岸雙方立場會各自退讓一步以求更具彈性可 18 行政院長游錫堃是民國 91 年 11 月 8 日在立法院回答國民黨籍立委羅明才等人以中共十六江澤民談話為題，提出時所做的立場說明，詳細內容可見對羅明才委員、曾永權委員、孫國華委員、王昱婷委員以及張昌財委員的回答，參閱立法院公報初稿，第五屆第二會期，第 25 期，立法院公報處印行，頁 53- 75。另可參考中國時報，民國 91 年 11 月 9 日，2 版。 19 這是游院長對立委張昌財的答詢，見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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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方接受？這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而且沒有理由去排除任何一項可能，只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年裡，的確看不到兩岸關係有突破的現象。 （一）北京是否考量在長期規劃下落實江澤民的談話內容 就如同前面的敘述，在胡錦濤上台之後短期之內，他必須先求「安內」才能有餘力來處理對台工作與對美關係。況且他也需要「江規胡隨」，對台政策一旦在遵循江澤民路線之後，短期內也看不出有調整的必要。不過，中共考量「台灣問題」的解決或「統一大業」的完成並非只基於兩岸之間的情勢，更需要的是把整個國際格局一起擺在平台上來處理。當這樣思考模式確定，那麼中共在衡量台灣問題時就必然要有長期規劃的心態。特別針對江澤民政治報告中幾項政治議題的談判，與整個報告中突顯出對台灣問題解決的時間緊迫感，20_{顯見要去落實之} 前必然需要整體設計。這樣的設計是否會對兩岸政治關係產生影響，則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江澤民十六大政治報告中對兩岸終止敵對狀態協議簽署需要雙方談判協商來達成一事，已是多次提及。1995 年 1 月江八點宣佈之時，這項議題建議便是八點中的其中一點的看法。而在此之前的「告台灣同胞書」（1978）、「葉九條」（1981）、「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1994）均有提到到兩岸應透由國共兩黨或雙方來終止彼此的敵對狀態，甚至於 1993 年 4 月辜汪新加坡會談之前，汪道涵、王兆國、唐樹備均不諱言希望與台北在會議中提及「和平協議」或「終止敵對狀態協議」的討論。21 而在江八點之後，亦有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2000 年兩岸關係白皮書有提及這樣的建議，顯見這樣議題的談判在北京當局的心目中是最優先順序的排序。為什麼北京會對這項議題有這麼高度的重視，作者曾經在稍早一本專著中提及三個原因： 1. 設法來爭取台灣民眾對其政策的認同，台海的和平環境一直是台灣民眾最樂見的結果。另方面，也是減少台灣民眾對其統戰活動的反感。 2. 終止敵對狀態，是符合中共對台政策中「和平統一」的原則。 3. 在「國統綱領」或台北其他重要聲明裡，有關不使用武力、不杯葛國際空間以及不否定政治實體，一直是台北當局認為可使中共有善意回應的著力點所 20 江澤民政治報告中，有幾點說法是帶有「時間」的概念，譬如說在第一段提到「早日解決台灣問題」到最後一段「祖國的完全統一就一定能夠早日實現」，這其中「早日」有其時間的緊迫感，若再加上「台灣問題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這段話，更加說明中共對此問題又有不耐的跡象。可參考江澤民政治報告全文。 21 有關汪、王、唐三人對辜汪會談中可插入「和平協議」或「終止敵對狀態協議」討論的背景資料，可參考邵宗海，兩岸關係：兩岸共識與兩岸歧見，台北：五南，民國 87 年出版，頁 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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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但是從過去的雙方互動情況來說，這三項條件北京兌現，顯然也有其現實政治上顧慮與困難。不過若以三項條件各自開來單獨檢視，又發現不使用武力的條件，會比另外兩項條件來得比較容易實現。22 雖然這是稍早前的解析，仍可發現可以適用在現階段解釋江澤民為何優先建議這項議題的背景上。實際上，更有力的說法則是江澤民另外二項建議的議題：「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身分相適應的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空間問題」與「台灣當局的政治定位問題」，若需進入兩岸談判的程序，依北京的立場，可能必須要先解決兩岸目前敵對狀態的問題。因為根據北京的說法，兩岸自 1949 年以來內戰尚未結束。23_{這也就是說，台灣的政治地位必須在內戰狀態的背景消失之後才能賦} 予，而「台灣與其身分相適應」的國際組織參與，也可在台灣政治定位確定之後就能合理解決。這說起來似乎是北京一廂情願的想法。但是就北京目前面臨兩岸現實環境來看，卻是它最能務實的提供出所謂的「解決方案」。其實台北要求的敵對狀態終止，不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的談判達成。只要中共在台北 1991 年 4 月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之後也能做到同樣片面宣示「不再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便已足夠。至於「國際空間」的不予杯葛，台北最希望的可能是所謂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能予參加，譬如說申請加入聯合國仍是台北最盼望的外交努力目標。即使在「台灣的政治定位」方面，不用言辭上的「國與國」或「一邊一國」來定位，也至少要說明在「台灣不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上。就此而言，北京的接受程度當然相對就會很低。但是為什麼明知台北最後會有如此要求，江澤民仍然願意把議題搬上檯面呢？這之中的考量當有其不為人知的奧妙，但是至少有兩點是可以摸索出來的。 1. 當然這些議題在經過談判之後，會與北京原先構想有所差異，或許結論會較偏向台北。不過由於前提是「在一個中國原則前提下」，任何江所建議的議題即使談判至變質的地步，仍然脫不了「一個中國」的框架。只要不會形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北京就願意塑造主動提供兩岸關心議題的談判形象，希望藉此贏得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認同，讓無意走上談判桌的台北更形困境。 2. 這些議題也是北京目前認為急待解決的困境。兩岸之間沒有和平的環境中共對台任何動作或部署都會動輒得咎，同時國際社會對北京不願意放棄對台灣用武也一直頗有微詞。而另方面，由於兩岸對比之強弱懸殊，弱者的形象往往也讓台灣在任何國際間的訴求得到同 22 作者這三點看法，是寫在上述專著中第八章「兩岸終止敵對狀態的共識與推行」，頁 268-270。 23 北京曾說：「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實上已歸還中國。之所以又出現台灣問題，與隨後中國國民黨發動的人民內戰有關」。請參閱前述書，附錄部份，〈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頁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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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與支持。北京當然希望在給予台灣適當的政治定位與國際空間之後，能扳回一城。因此，在不會導致台灣走向分離主義的保證下，如何在這方面議題讓兩岸有更寬闊的討論空間，就成為中共在十六大之後最重要的考量。因此，就此推論，北京會在十六大進行更強一波的「要求談判」攻勢，而且這項攻勢的目標並非只會鎖定在台灣一地，很可能會遍及歐洲、北美與亞太地區，贏取國際輿情的支持。除此之外，北京對兩岸復談的用辭，將可能不會遵循傳統的喊話方式，是否參考美國一直使用「鼓勵兩岸對話，用和平方式解決雙方爭執」的文句，透過華盛頓來建議台北商談「兩岸終止敵對狀態」協議簽署，導致台北最後對此建議贊同或反對均有其不得不的窘境，這應是北京長期策略的規則所在。相對之下，台北若仍以排拒或迴避回應，很可能就中了北京的誘餌之計，對整個兩岸關係來說，台北的拒談或另提「前提」反而形成自己攻守戰中的劣勢地位。

中共十六大後兩岸政治關係之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