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最早的近代中文報刊《中外新報》（1854-1861）原件及其日本版之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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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最早的近代中文報刊

《中外新報》（1854-1861）原件及其

日本版之考究

卓南生

＊投稿日期：2007 年 8 月 23 日；通過日期：2008 年 2 月 23 日。 * 作者卓南生為日本龍谷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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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外新報》（1854-1861）是中國寧波最早的一家中文報刊，創刊於 1854 年，比香港最早的中文報刊《遐邇貫珍》（1853-1856）僅晚九個月，比起上海最早的中文報刊《六合叢談》（1857-1858）還早了兩年又七個月。論其出版期間，則遠比這兩家著名月刊為長。儘管如此，報史學者對於《中外新報》知之不多。本論文嘗試根據現存《中外新報》之原件、江戶時期日本官方刪定的《官板中外新報》及當時日本知識界流傳的手抄本等，對《中外新報》創刊、閉刊日期、版式及其內容的特徵進行一番考究和梳理。關鍵詞：《中外新報》、近代中文報刊、《官板中外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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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史學界知之不多與產生混亂緣由

緊隨著 1842 年，《南京條約》的簽署以及隨後西方列強一系列迫使中國開放東南沿海五個通商口岸及賦予各種特權條約的實施，等候已久的西方傳教士也相繼湧入中國。他們或以淪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為據點，或以中國沿海五個通商口岸作為「醫療播道」和「文字播道」（亦稱為「文字傳道」）的中心。1854 年，早在 19 世紀 40 年代初期就曾在寧波行醫，進行「醫療播道」的美國浸禮會傳教士瑪高溫（Deniel Jerome MacGowan, 1814-1893）就在寧波創辦了一家中文報刊《中外新報》（英文名為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揭開了寧波近代報刊史

的序幕。這家由美國傳教士首次在中國創辦的中文「新報」，1比英國

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在 1853 年於香港創刊的《遐邇貫珍》（1853-1856）僅晚 9 個月，而比另一名倫敦佈道會傳教士偉烈亞力（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在上海創辦的《六合叢談》（1857-1858）還早了兩年又七個月。論其出版的期間，則始自 1854 年 5 月，而停刊於 1861 年 2 月（詳情容後論述），比起同年代的前述兩刊還要長的多。換句話說，當時寧波的《中外新報》不僅與香港的《遐邇貫珍》和上海的《六合叢談》齊名，曾在同一時期發行，《中外新報》的編者瑪高溫還目睹著《遐邇貫珍》的盛衰及《六合叢談》的誕生和消亡，並對此有所評述。針對《遐邇貫珍》的停刊，瑪高溫就曾經寫道：香港新報、名曰遐邇貫珍、現已停止不刊、因刊印之費大、而見售者少、予觀其報、與予所著之新報為較勝、而在廣售賣者何以見少、在寧售賣者何以見多、此蓋江浙人之善於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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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勝於廣東人、又觀今年進士錄江浙二省地圖不及廣東之大、而中進士者、江蘇有十三名、浙江有十八名、而廣東則止五名、由此二事觀之、則廣東人之不及江浙人遠矣（中外新報， 1856.7.16: 4）。他也曾為文向讀者介紹《六合叢談》即將出版的如下消息：明年正月初一日、上海墨海書館有新刊新報、名曰六合叢談、其紙賬（按——原文）有六頁每本計賣價錢十二文、予思新報一事、為中外修好之法、蓋彼此事務、得有新報載明、則瞭如指掌、甚願五碼頭人民具有新報可買、則消息不隔遠近、一切國事民事、以及商賈買賣均有利益焉（中外新報，1857.1. 10: 1）。在《六合叢談》緊隨《遐邇貫珍》結束發行之後，瑪高溫更引為戒，籲請讀者給予《中外新報》強有力的支持；他同時也在尋求其接班人（詳情容後敍述）。1858 年年底，一名通曉中文、已在寧波傳教兩年的美國傳教士應思理（Elias B. Inslee, 1822-1871），終於接替瑪高溫主持《中外新報》，並持續至1861 年才告停刊。然而，對於這麼一家在當時名氣不遜《遐邇貫珍》和《六合叢談》，出版期間遠比兩者為長的《中外新報》，報史學者知之不多。原因之一是由於《中外新報》的原件大部分散失與不易尋覓；另一因素是該刊曾由前述的兩名美國傳教士，即瑪高溫和應思理先後主持，後者所編的《中外新報》未繼承前者所編的序號，致使一部分只接觸其中一名編者主持的《中外新報》的後來研究者對該刊的創始年月和內容等有所誤解和混亂。特別是由於應思理主持的《中外新報》在日本幕府文久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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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1863 年）曾被翻刻為《官板中外新報》（共十二號，其中第 9 號欠缺），2其中第一號第一頁的影印件曾刊載於 1927 年和 1928 年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戈公振，1927: 4-5；1928: 70-71）上，一部分研究者即依此而誤將日本版（根據應思理主持的《中外新報》而刪定的翻刻版）的《中外新報》第一號出版日期（咸豐八年十一月十五日，即 1858 年 12 月 19 日）視為該刊之創刊日，而更嚴重的則據此孤證而創立「新說」，片面否定了更早時期瑪高溫於 1854 年創刊的《中外新報》的存在。3 除此之外，也有將寧波的《中外新報》和《香港中外新報》混為一談的。最明顯的例子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2003 年出版的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插圖整理本）。該書的插圖整理者在戈氏論及《香港中外新報》的「中文日報」部分，穿插了兩張圖片，其一是原載於戈氏原著中有關「中文雜誌」的寧波《中外新報》的圖片，即《官板中外新報》第一號（見插圖本第 85 頁）；其二是將拙著《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增訂版）（卓南生，2002）中的《香港中外新報》封面版圖片原封不動的刊印於插圖本的第 86 頁，予人兩者系同一報刊的錯覺。由此可見，「插圖整理本」的這一侵權行為（從拙著中移圖過紙而不加任何說明者不下 20 張），不僅妨礙了人們對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這部經典著作原貌之認識，還增添了讀者對報史的混亂。為了還原寧波《中外新報》的真實面貌，筆者謹將多年來所收集與發掘的《中外新報》原件（瑪高溫主持時期的 29 期，應思理主持時期的4 期）、日本《官板中外新報》（即應思理主持，由日本官方審核、批准翻刻的刪定版）11 期和同年代日本知識界流傳的多種《中外新報》抄本等，對《中外新報》創刊、閉刊日期，版式及其內容的特徵做進一步的考究與梳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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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瑪高溫編輯的《中外新報》（1854-1858）考

一、創刊日期之推斷

有關寧波的《中外新報》，報史學界基本上是沿襲 1927 年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商務版）的說法，認為該刊系由瑪高溫創辦於 1854 年，後歸應思理主持，而停刊於 1860 年。《中國報學史》對《中外新報》的相關敍述全文如下：

中外新報（原名 Chinese and Foreign Gazatte），為半月刊，於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發刊於寧波；每期四頁，所載為新聞、宗教、科學與文學。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改為月刊，始由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cgowan）主持。後彼赴日本，乃歸應思理（E. B. Inslee）主持。至一八六○年停刊（戈公振，1927，第三章）。據筆者考究，上述說明基本上符合事實，但「後彼赴日本」及「一八六○年停刊」之說並不準確。因為據偉烈亞力之記載，瑪高溫確曾於 1859 年到過日本，但只是短暫的居留（Alexander Wylie, 1867: 243），因此與其說他把編務工作轉給應思理是由於「彼赴日本」，不如說是「彼離寧波」更為妥當。至於停刊日期，正如筆者在拙著《中國近代新聞成立史 1815-1874》一書中所述一般：「筆者看到的日本翻刻版《官板中外新報》收錄著『中外新報第十二號、一千八百六十一年咸豐十一年正月初一日刊』（即1861 年 2 月）的內容，可見至少是在 1861 年 2 月，《中外新報》尚未停刊。」（卓南生，1990: 16；1998: 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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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另據前述偉烈亞力同文之記載，編者應思理及其家人是在 1861 年 4 月 27 日離開寧波返回美國的，從時間段來看，正好是在《中外新報》第十二號發行之後不久。在這短短的兩個月的期間，臨別寧波而又忙碌的傳教士應思理，似乎不太可能再為這不定期的中文報刊《中外新報》付出心血。因此，在未有任何新資料佐證之前，我們可以推斷 1861 年 2 月號的《中外新報》就是該刊的停刊號。至於《中外新報》最初「為半月刊，一八五六年改為月刊」一事，這與該刊的創刊編者瑪高溫在第三卷第一號（「一八五六年、咸豐六年正月十五日刊」）的「小序」中的敍述是相吻合的。「小序」寫道：第一卷第十九號第二卷二十號今年第三卷只十二號因逢月朔見售故也、諸君子如共見愛、可至本寓合買、其價另議（中外新報，1856.2.20: 1）。換句話說，《中外新報》最初是每逢朔望刊印（即每逢農曆初一和十五日出版），但從第三卷（咸豐六年正月，即1856 年 2 月）開始，則改為每月十五日發行。不過，對於《中外新報》究竟創刊於何時一事，戈著只寫 1854 年，而偉烈亞力的記錄則只提到「1854 年 5 月起每月呈現兩次」及「第一卷共收錄 18 號」，而未註明其具體創刊的日期（Wylie, 1867: 133）。由於《中外新報》的卷號系以咸豐年號排序，假設《中外新報》第一卷真的只出版 18 號，按照每月初一、十五各刊印一號推算，該刊的創刊日期應為咸豐四年五月初一日（即1854 年 5 月 27 日）。但據瑪高溫編者本人在上述「小序」中所述，他所編的《中外新報》的第一卷共刊印了 19 號，如果編者所述無誤，按照推算，《中外新報》的創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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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應為咸豐四年四月十五日（即1854 年 5 月 11 日）。由於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原件為大英圖書館所藏的第二卷第二號（咸豐五年正月十五日、即1855 年 3 月 3 日），本論文雖無法肯定其確切的創刊號日期，但傾向於同意編者本人的自述，即第一卷共刊印了 19 期，而推斷為 1854 年 5 月 11 日。

二、從半月刊改為月刊之緣因

那麼，《中外新報》為何要從「每月朔望編售」（見第二卷第二號原件封面）出版的「半月刊」改為只在「每月之望編售」（見第三卷第一號原件）出版的「月刊」呢？瑪高溫醫生在上述「小序」中的前部分也有所敍述。他寫道：吾每欲遍謝兩江諸君子、來賣吾報雖吾所作之報、未必見悅于諸君子然而行之已久矣、今已第三卷、餘非挾此以試、甚願諸君子樂觀不怠、俾吾報可以久行、並可以廣行、吾且欲廣刻博物等事、又欲刻圖明指、但現苦虧本、不能如願耳、報內之故有一二從吾已意所出、吾雖不能道其詳亦可以知其略、一從外面借抄吾、雖知其跡而未能探其原、且報中屢有差誤、因報限於時日、倘日已臨近、報尚未刻、未免急遽、即刻報者亦只知依期亦不得細心查究、望諸君子鑒原可也（中外新報， 1856.2.20: 1）。很清楚，「現苦虧本」，是他不能「如願」繼續出版半月刊的主要原因。此外，編者也對報刊中「屢有誤差」表示歉意並作一說明，即「限於時日」（半月刊的截稿期限）的壓力、「只知依期」而無法「細心查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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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外新報》從半月刊改為月刊事宜，編者瑪高溫在另一篇相關的文章中就說得更清楚了。他寫道：予作新報非以謀利蓋欲利益於人、前本每月二次刊著、因買者少、故一月一次、然每月終耗費洋銀數元、惟前月買報者較往時約多一半、竊望以後買報者日漸加多、則予或仍可每月刊著二次、或每報添增頁數、或可減價以售、庶不至於虧截（中外新報，1858.6.25: 1）。換句話說，「買報者少」、一直出現赤字（「每月終耗費洋銀數元」），是該刊無法長期維持半月刊，而被迫改為月刊的直接原因。瑪高溫希望在「買報者漸加」，《中外新報》不虧損的情況下，該刊可以恢復為半月刊，或者以增頁和減價的方式回報讀者。為此，他緊接著在同篇刊於首頁，類似告讀者書的文章中奉勸「未買者」購閱其報，「已買者」則「勸諭同人使雅俗得以共賞」。他還列舉同年代香港與上海等地「新報」由於赤字影響相繼停刊一事，既有所感慨但又有所寄望地寫道：昔香港新報、名遐邇貫珍、上海新報、名六合叢談、因買之者少、虧截浩繁、故皆截然中止、惟予所作新報浙寧人稍有買之、故每月雖有虧截、而巍然獨存、尚日後能廣行吾報、予雖回國不能刊著、而繼予作者必有人焉（中外新報， 1858.6.25: 1）。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當年西方傳教士在華辦報之不易。不管是在已淪為英國殖民地香港所辦的《遐邇貫珍》，或者是開埠五口之一的上海所辦的《六合叢談》都未受到中國讀者（受眾）的歡迎，皆因「買之者少、虧截浩繁」而被迫停刊。相對而言，據美國傳教士瑪高溫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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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評價，他本人在寧波所辦《中外新報》雖然也處在慘淡經營、每每虧損的狀況，但其生命力總算比前二者為強（用編者本身的原話說，是「浙寧人稍有買之、故每月雖有虧截、而巍然獨存」）。對此，瑪高溫一面自我慶幸，另一面則希望這「稍有買之」的《中外新報》今後能夠「廣行」（擴大銷路），從而鼓勵後來者在他「回國不能刊著」時繼承其事業，維持該報之出版。瑪高溫對《中外新報》發行的上述總結與期待是發表在該刊「一千八百五十八年咸豐八年五月十五日刊」（即1858 年 6 月 25 日）的第五卷第五號。在這之後，該刊的發行狀況相信不會有太大的改變。不過，結合後來的美國傳教士應思理在同年年底接管《中外新報》，並於「一千八百五十八年、咸豐八年十一月十五刊」（即1858 年 12 月 19 日）印其《中外新報》第一卷第一號來看，瑪高溫在抒發其上述感慨時，實際上已經在積極接觸與尋找在他「回國不能刊著」時繼承其事業，續辦《中外新報》的後來者。

三、應思理續編於

1858 年 12 月的根據

瑪高溫編輯的《中外新報》究竟停刊於何時？由於手頭上沒有確切的資料，無法很準確的判斷。但在現存的原件中，最後一期是「一八五八年、咸豐八年六月十五日刊」印的「第五卷第六號」的《中外新報》，足見瑪高溫主持的該報至少是出版至「一八五八年咸豐八年六月十五日刊」印（即1858 年 7 月 25 日）的第五卷第六號。不過，值得注意的是，瑪高溫在該號有關《天津和約》的新聞報導的結語中，還寫有「此意予容下報詳之」的字眼（中外新報，1858.7.25: 4），由此可以推測「咸豐八年六月十五日刊」印的「第五卷第六號」並非瑪高溫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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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新報》的停刊號（至少是編者本身當時尚未有停刊的決定）。另據小野秀雄個人藏書之手抄本《外國新文集》，其中還錄有《中外新報》（「我安政四年丁巳、西洋一千八百五十八年、清咸豐八年八月十五日刊」）中有關日本和中國割地給俄羅斯的消息，足見瑪高溫編撰的《中外新報》，至少是持續至「清咸豐八年八月十五日」，即 1858 年 9 月 21 日刊印的第五卷第八號。至於在此之後，瑪高溫是否還持續編撰其第五卷第九號（咸豐八年九月十五日號）和第十號（咸豐八年十月十五日號），由於目前尚缺乏資料佐證，不能定斷。不過，有一點可以推定的是，「一千八百五十八年咸豐八年十一月十五日」（按照原本的序號，應為「第五卷第十一號」）的《中外新報》已經由應思理接管。果真如此，瑪高溫總算找到了他「回國不能刊著」時的接班人。筆者之所以深信「一千八百五十八年咸豐八年十一月十五日刊」的《中外新報》系由新編者應思理編撰，最主要的依據是日本版《官板中外新報》以此期為第一卷第一號（見圖一）。針對這一點，日本新聞史學界一向以日本新聞史權威小野秀雄之說為準，即：《官板中外新報》第一卷第一號的原報系瑪高溫主編，從第二號（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八年十二月十五日刊）開始才由應思理主持，理由是從第二號，也就是 1859 年度的第一號開始，《官板中外新報》的首頁才有署名「浙甯應思理撰」的字眼（小野秀雄，1928，4； 1952: 68）。《官板中外新報》第一卷第一號為何未有編者的署名？署名「浙甯應思理撰」為何在第一卷第二號才出現？由於「第一卷第一號」，即「一千八百五十八年、咸豐八年十一月十五日刊」印的《中外新報》原件之散佚，目前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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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據目前完整保留下來的相關年份的《中外新報》原件，計有下列 3 冊（皆依原件首頁首行書寫）：第五卷第一號耶穌降世一千八百五十八年咸豐八年正月十五日刊第五卷第五號耶穌救世後一千八百五十八年咸豐八年五月十五日刊第五卷第六號耶穌救世一千八百五十八年咸豐八年六月十五日刊上述第五卷3 冊的《中外新報》正如前四卷一般，皆在其封頁上左側寫明係「耶穌門徒醫士瑪高溫撰」，足見當時的編者仍然是瑪高溫無疑。從一般常理而言，已在咸豐八年正月十五日（即 1858 年 2 月 28 日）發行「第五卷一號」的同名編者，不可能在同咸豐年號的十一月十五日（即1858 年 12 月 19 日），另改期刊之序號而將同報名的《中外新報》列為「第一卷第一號」。可以推斷，日本官方特許翻刻的《官板中外新報》（包括第一卷第一號），皆為應思理編撰，日本的兩卷《官板中外新報》其實都是應思理接管後的《中外新報》的刪定版。與此同時，應該指出的是，如果將《官板中外新報》第一卷第二號與現藏於哈佛大學、應思理所編的第二號原件相比較，不難發現原件內文的首頁並無《官板中外新報》內文首頁第二行的「浙甯應思理撰」之字眼，可見日本版的「浙甯應思理撰」只是翻刻者為向日本讀者說明之方便而加上的（何況日本版的其他期號並非每號都有寫明系應思理所撰），不足以說第二號起才是應思理所編。（詳情參照下文之說明）此外，另一間接佐證編者易人的是體現在《官板中外新報》第一卷第一號首頁的文章中。這篇由編者撰寫，類似當時「新報」新刊時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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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小序」之類的告讀者書有著如下之記載：竊思中外新報所以廣見聞、寓勸戒、故序事必求實際持論務期公平、使閱者有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然一人之耳目有限、報內如有記載失實者、願翻閱之諸君子、明以教我、又或裏巷中有事欲載報內、可至敝寓、商酌補入、無非人求多聞、事求實跡之意、覽者願之（官板中外新報，1858.12.19: 1）。這篇刊於第一頁、類似開場白的告讀者書，雖未直接提到《中外新報》「創刊」、「續刊」或編者更換之事宜，但從其內容，特別是編者積極邀請讀者今後至其住所進行交流或購閱其報刊的內容來看，編者與其說是即將離開寧波，準備卸下編務工作的瑪高溫，不如說更像是新任編者應思理的口吻。

參、應思理編輯的《中外新報》（1858-1861）考

一、《官板中外新報》與日本手抄本的微妙差異

長期以來，報史學界除了少數學者（如小野秀雄、戈公振等）曾在大英圖書館閱讀過瑪高溫編撰的《中外新報》的原件並對此有所記載之外，一般研究者只能從戈著《中國報學史》（1927 年或 1928 年上海商務版）的電版插圖「中外新報第一號咸豐八年十一月十五日刊」，看到應思理編輯的該報第一號第一頁的版面。正如前面所述，這「中外新報第一號」第一頁版面的電版並非複製自《中外新報》的原件，而是取自日本版的《官板中外新報》。4原來在日本文久年間，幕府當局在被迫結束其原本奉行的鎖國政策時，為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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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當時對海外知識的要求，曾將當時從中國東南沿岸傳入的中文報刊，由洋學研究所的「蕃書調所」（1862 年改稱為「洋書調所」）審核、批准而翻刻成小冊子（即所謂「官版翻刻新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寧波的《中外新報》與上海的《六合叢談》和《中外雜誌》（ 1862）等，作為「記載海外各國變革的新聞書」而被翻刻為「官板漢字新聞」（即官方特許翻刻的漢字報紙）。由於這些報刊都先經過「蕃書調所」或易名後的「洋書調所」教授們的檢閱，上述「漢字新聞」在翻刻時，有關傳教的文章（因為當時嚴禁外教）或被認為已經過時的有關貿易狀況的記載等，皆被刪除。為了有別於中國的原報或者清楚表明係官方特許的複刻版，這些在文久年間由日本官方審核、翻刻的漢字小冊子皆在其原有報名前加上「官板」或「官版」二字。與此同時，為了方便讀者的閱讀，「官板」都注上日文句號和訓讀的符號（小野秀雄， 1952: 54-56；1928: 4-5）。發行者為當時的御用書商「老皂館東都堅川三之橋萬屋兵四郎」。也許，最忠實交代此官方「刪定」特性的是《六合叢談》的日本版，其封面版頭就明明白白寫著《官板六合叢談刪定本》。《中外新報》的日本版封報頭雖未寫上「刪定本」的字眼，而只註明《官板中外新報》，但從《官板中外新報》11 冊的內容中全未收錄傳教的文章來看，可以推測《官板中外新報》也和《官板六合叢談刪定本》一樣，難逃被刪定的命運。對於應思理主持的《中外新報》，長期以來由於原件未被發掘，報史學界只能通過日本版進行研究。為此，筆者在上世紀 80 年代為《日本初期新聞全集》撰寫有關日本官版漢字報紙及其原報的「題解」時，只能從兩方面介紹《中外新報》。其一是偏重介紹筆者於20 世紀 70 年代在大英圖書館所看到的，係瑪高溫主持的《中外新報》的原件及其面貌；其二是從瑪高溫編撰，頗富宗教色彩的《中外新報》版頭與相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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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推測應思理主持，但被「蕃書調所」或後來的「洋書調所」審閱與刪定的《官板中外新報》的原報的原有面貌（卓南生，1986: vi）。除此之外，另一可以嘗試的做法是從同年代日本知識界私下流傳的手抄本（即寫本）著手，從而印證與窺視《官板中外新報》原報《中外新報》的一部分面貌。以下即對日本手抄本與日本《官板中外新報》進行比較與考核。原來在日本文久年間官方大量翻刻官版漢字報紙之前，當時精通漢文的日本知識份子為了獲取海外的消息和知識，已在輾轉抄寫來自中國東南沿海城市的漢字報刊。其中流傳最廣、版本最多的寫本，莫過於香港發行的《遐邇貫珍》。推究其因，一來是因為《遐邇貫珍》不僅詳細記錄了1853 年 6 月培利（M. C. Perry, 1794-1858）抵達日本及第二年 3 月美日友好條約締結的經過和內容，同時還連載與培利同行的中國人羅森的《日本日記》（卓南生，2002: 80-81、83）。這些報導和日記，引發了當時日本知識界的廣泛興趣而輾轉抄錄；另一個原因，也許是由於《遐邇貫珍》流傳入日本較早，當時尚未有官方翻刻版的緣故。在蕃書調所（或易名後的洋書調所）批准翻刻的漢字報刊大量出現之後，抄自原件的寫本雖較少見，但仍不間斷。這些寫本不少是經過輾轉抄寫的，其中難免有所疏漏或差誤。但從另一個角度來看，這些未經官方正式審核或受其條條框框的限制而抄寫的抄本，其內容比起官版的翻刻本往往更能接近原報的面貌。在原件無法覓得之前，這些日本民間留傳下來的不同版本的寫本，無疑是我們窺視與印證官版漢字報紙之原報面貌的另一可行的寶貴途徑。與多版本的《遐邇貫珍》寫本相比，寧波《中外新報》的寫本，除了已故小野秀雄個人收藏的一部分手抄本《外國新文集》（以日本相關資訊為主）和京都大學收藏的《中外新報鈔錄》（只錄與日本有關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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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見圖二）之外，較為人所知且較完整的是收錄於《鈴木大雜集十六》的抄本。《鈴木大雜集十六》收錄的《中外新報》共7 期（第一至第八號，其中第六號欠缺）（早川純三郎，1918: 57-117）。其具體的序號與日期（依各號內文首頁首行之原文書寫）為：第一號耶蘇救世後一千八百五十八年咸豐八年十一月十五日刊第二號耶蘇降世後一千八百五十八年咸豐八年十二月十五月刊第三號救世耶蘇降世後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三月初一日刊第四號救世主耶蘇降生後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六月初一刊第五號救世主耶蘇降生後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八月初一刊第六號（欠缺）第七號耶蘇降世後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十一月初一日刊第八號救世主耶蘇降世後一千八百六十年咸豐九年十二月初一日刊（按：據原件第二號、第四號、第七號和第十號，原文並非「耶蘇」，而是「耶穌」）仔細比較《官板中外新報》11 期與《鈴木大雜集十六》收錄的 7 期抄本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到不少微妙的差異。為了方便說明，謹將《官板中外新報》每期首頁有關刊號與日期的大標題（依「官板」原文書寫）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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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新報第一號一千八百五十八年咸豐八年十一月十五日刊中外新報第二號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八年十二月十五日刊浙甯應思理撰中外新報第二卷第一號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三月初一日刊浙甯應思理撰中外新報第四號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六月初一日刊浙甯應思理撰中外新報第五號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八月初一日刊中外新報第六號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十月初一日刊浙甯應思理撰中外新報第七號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十一月初一日刊浙甯應思理撰中外新報第八號一千八百六十年咸豐九年十二月初一日刊浙甯應思理撰中外新報第九號（欠缺）中外新報第十號千（按：抄本之原文）八百六十年咸豐十年四月初一日刊中外新報第十一號一千八百六十年咸豐十年九月初一日刊中外新報第十二號一千八百六十一年咸豐十一年正月初一日刊從《鈴木大雜集十六》收錄的 7 期抄本和 11 期《官板中外新報》的序號、日期等的說明中，首先可以發現到抄本在各序號之後與西曆年份之前都加有諸如「耶蘇降世後」、「救世耶蘇降生後」或「救世主耶蘇降世後」的字眼。與此相反，《官板中外新報》皆未出現此類的文字。抄本中的「耶蘇降世後」等的文字，相信不是杜撰而系抄自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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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耶蘇降世後」等字眼之不統一，究竟是原報如此，還是抄者之誤，則有待進一步的考察。不過，可以肯定的是，遵循禁止外教等編審方針，執行審閱工作的蕃書調所或洋書調所的教授們不會讓「耶穌降世後」或「救世主耶穌降世後」之類的文字輕易過關。比較上述手抄版與《官板中外新報》之差異，不難發現到負責審閱的教授們對《中外新報》中與傳教相關的文章採取下列的三種編審方針與態度。其一是刪除相關的全篇文章或新聞。例如，《中外新報》抄本「第八號救世主耶蘇降世後一千八百六十年咸豐九年十二月初一日刊」中一篇題為《原教》長達600 餘字的傳道文章就未見諸於《官板中外新報》的第八號（一千八百六十年咸豐九年十二月初一日刊）（早川純三郎，1918: 116-117）。另如，抄本「第二號耶蘇降世後一千八百五十八年、咸豐八年十二月十五日刊」中一則有關美國傳教士的出版消息（全文為「花旗耶蘇教士丁韙良先生新著喻道傳一書即淺見深無深非淺最足引人入勝」）（早川純三郎，1918: 116-117），亦未見於《官板中外新報》的第八號。其次是採取部分刪減的做法。例如抄本「第三號救世主耶蘇降世後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三月初一日刊」中，一篇題為《民數》長達200 餘文字的文章（早川純三郎，1918: 116-117），雖然也翻刻於《官板中外新報》的「第二卷第一號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三月初一日刊」中，但後者只刻印該文的前半部分，即有關地球上「四大洲」人口之分佈與各宗教信仰人口的統計。至於評述各宗教之盛衰，富有傳道色彩的後半部皆被刪除（官板中外新報，1859.4.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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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官板中外新報》的審核教授們另一刪稿或改稿方式是將原文中有關「耶穌」、「天主教」等字眼刪除，或改稱為「西教」或「洋教」。例如，抄本「第四號救世主耶蘇降生後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六月初一日刊」中的《亞美利加土人》中提到的「英國耶蘇教士」（早川純三郎，1918: 89-90），在《官板中外新報》的第四號（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六月初一日刊）的同篇文章中，就被刪為「英傳教士」；至於同文中提到的「天主教」，則被刪改為「西教」（官板中外新報，1859.6.30: 7）。又如抄本「第八號救世主耶蘇降世後一千八百六十年咸豐九年十二月初一日刊」中「歐羅巴」消息中提到的「天主教」（早川純三郎， 1918: 110），在《官板中外新報》第八號的《歐羅巴》消息中，則被刪改為「洋教」（官板中外新報，1859.12.24: 2）。

二、《中外新報》原件與抄本及《官板中外新報》之差異

在仔細比較《官板中外新報》與《鈴木大雜集十六》收錄的抄本之差異之後，如果我們再將它們與現存的同時期《中外新報》之4 期原件作進一步的核校，《官板中外新報》的編審方針及其刪減或刪改的原則就會更加清楚。這無疑有助於我們對《官板中外新報》及應思理主持的《中外新報》全貌的認識。由應思理主持，現存已知的《中外新報》4 期原件，其具體序號與日期（依各號內文首頁首行之原文書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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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號耶穌救世後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八年十二月十五日刊第四號救世主耶穌降世後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六月初一日刊第七號救世主耶穌降世後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十一月初一刊第十號救主耶穌降世後一千八百六十年咸豐十年四月初一日刊其中第二號、與第四號和第七號既翻刻於《官板中外新報》中，也有抄本收錄於《鈴木大雜集十六》。比較三者之微妙差異，不難印證前述的推論：日本知識界流傳與保留下來的抄本比《官板中外新報》更忠實於原報。前述的抄本在各號首頁首行年號之前保留原文的「耶穌救世後」等字眼（雖然也有筆誤，將「耶穌」寫為「耶蘇」之處）是一個例子；一部分被「官板」刪除或修改的宗教傳道或文字保留於抄本是另一個例子。儘管如此，對於原報中比較直接宣傳基督教的文章，抄本也是採取較為謹慎的態度。例如原件第二號一篇題為《辯教說》和原件第四號、第七號與第十號封二刊載的《勸讀耶穌聖經說》，皆未被抄錄。第七號原件中的《明鏡無遺》（中外新報，1859.11.24: 4）與第十號原件中刊載的一篇題為《回心向道說》（中外新報，1860.5.21: 5）的傳教文章也未見諸於《官板中外新報》和寫本。此外，原件第十號另一被《官板中外新報》刪除的文章，是和約中牽涉到在中國行教的問題，如條約中對耶穌教與天主教二者採取莫辨其異的態度深表不滿而抒發的評論（中外新報，1860.5.21: 5）。現將應思理《中外新報》4 期原件的目錄，與《官板中外新報》及手抄本的目錄作一比較與梳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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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新報》原件《官板中外新報》《鈴木大雜集十六》抄本第二號耶穌救世後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八年十二月十五日刊中外新報第二號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八年十二月十五日刊浙甯應思理撰第二號耶蘇降生後一千八百五十八年咸豐八年十二月十五日刊寧波寧波寧波南京南京南京鄞縣公案鄞縣公案鄞縣公案東鄉安始末續前東鄉安始末續前東鄉安始末續前第二號辨教說（欠缺）（欠缺）（封二）勸讀耶穌聖經說（欠缺）（欠缺）第四號救世主耶穌降世後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六月初一日刊中外新報第四號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六月初一日刊浙甯應思理撰第四號救世主耶蘇降生後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六月初一刊寧波寧波寧波上海上海上海南京南京南京廣東廣東廣東日本日本日本外國新聞外國新聞外國新聞亞美利加土人亞美利加土人亞美利加土人第四號附寧波附寧波附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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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新報》原件《官板中外新報》《鈴木大雜集十六》抄本（封二）勸讀耶穌聖經說（欠缺）（欠缺）第七號救主耶穌降世後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十一月初一日刊中外新報第二號一千八百五十九年、咸豐九年十一月初一日刊浙甯應思理撰第七號救主耶蘇降世後一千八百五十年、咸豐九年十一月初一日刊寧波寧波寧波上海上海上海廣東廣東廣東日本日本日本天竺天竺天竺歐羅巴歐羅巴歐羅巴亞美利加亞美利加亞美利加亞非利加亞非利加亞非利加金剛石金剛石金剛石第七號明鏡無遺（欠缺）（欠缺）（封二）勸讀耶穌聖經說（欠缺）第十號救主耶穌降世後一千八百六十年咸豐十年四月初一日刊第十號一千八百六十年咸豐十年四月初一日刊寧波寧波第十號舟山舟山（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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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新報》原件《官板中外新報》《鈴木大雜集十六》抄本杭州杭州上海上海潮州潮州香港香港黑龍江黑龍江日本日本天竺天竺薩爾蓋西亞薩爾蓋西亞西班牙西班牙茄佛島荷蘭屬茄佛島荷蘭屬英吉利英吉利佛蘭西佛蘭西花旗花旗造醋法造醋法造綢法造綢法回心向道說（欠缺）附蘇州附蘇州綜合上面的考察及對應思理主持的《中外新報》三種版本（4 期原件、7 期手抄本和 11 期《官板中外新報》）的辨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初步結論：應思理主持的《中外新報》前後共出版 12 號。它始於 1858 年 12 月 19 日（咸豐八年十一月十五日）的「第一號」，而閉刊於「第十二號」的1861 年 2 月 10 日（咸豐十一年正月初一）。除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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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內容不詳之外，餘者基本上皆收錄於日本官方刪定（刪除、刪減或刪改有關西教的宣傳文章和字眼）的《官板中外新報》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從這 12 期（第九號欠缺）的出版間隔週期來看，不難發現編者雖嘗試按其目標，在農曆「每月或間月」之朔（初一）或望（十五）刊印，但在實際上往往脫期，其中有者之間隔甚至長達半年之久。從這層意義上來看，應思理主持的《中外新報》與其說是定期的宗教期刊，不如說是不定期的宗教刊物。

肆、瑪高溫與應思理主持的《中外新報》的連續性與非

連續性

那麼，這家由應思理編撰，前後為期兩年有餘，但只發行 12 期的《中外新報》，與由瑪高溫創刊，始自1854 年而停刊於 1858 年的《中外新報》，是否有其連續性呢？要回答這問題，首先得對兩名編者的簡歷及他們兩者發行報刊的宗旨有個明確的認識。

一、兩名編者經歷之異同與對待定期刊物態度之差異

《中外新報》創刊編輯瑪高溫是一名美國浸禮會傳教醫師。1843 年 2 月底，也就是英國佔有香港殖民地後不久，他奉派前往中國從事「醫學播道」抵達香港。同年9 月，他離開香港北上，途經舟山抵達目的地寧波。11 月，他在當地開辦診療所，但在 3 個月後就將它關閉而離開寧波。1845 年 4 月，他重返寧波並重新開辦診療所，繼續開展其「醫學播道」的工作。1859 年，他曾往日本作短暫的居留，但鑒於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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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理由，旋即與其英籍夫人前往英國（Wylie, 1867: 132-133）。創刊於 1854 年 5 月的《中外新報》，便是瑪高溫定居於寧波期間，在從事「醫學播道」的同時，出版的一份中文定期刊物。從瑪高溫的上述簡歷，不難看出他是奉派至中國「拓教」的最早一批美國傳教士中的一名成員，也是最早前往寧波活動的美國傳教士。他兩度在寧波開辦診所，正好是在寧波正式開埠（1844 年 1 月 1 日）及美國政府迫使清朝政府簽署包括同意美國人得以在五個通商口岸建立教堂和醫院等協定的《望廈條約》（1844 年 7 月 3 日）前後的敏感期間。在這麼一個中外（特別是中美）關係十分微妙時刻抵達通商口岸寧波，並以寧波為據點開展拓教活動的美國傳教士瑪高溫，他在掌握了中國語言與當地的風俗、文化與民情之後，正如其他歐美傳教士一般，也開始以中文撰寫和刊印其宣傳基督教或宣揚西方科技與文明的中文印刷物，積極進行其「文字播道」的工作。據記載，瑪高溫在創辦《中外新報》之前，曾先後在寧波刊印的中文印刷物計有如下3 種（Wylie, 1867: 33）：（1）1851 年刊印的《博物通書》（Philosophical Almanac，共 40 頁）。

（2）1852 年刊印的《日食圖說》（Plate of the Solar Eclipse with Explanation，圖文並茂並附中英文字的一大張圖片）。（3）1853 年刊印的《航海金針》（Treatise on Cyclones，共 35 頁）。正是在連續三年刊印且累集了以中文撰寫、編譯的小冊子等的「文字播道」經驗之後，瑪高溫在 1854 年 5 月 11 日（咸豐四年四月十五日）於寧波創辦了初為半月刊，後改為月刊的《中外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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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接替瑪高溫，挑起編撰《中外新報》任務的美國傳教士應思理，也與瑪高溫有著近似的經歷。他是奉基督教長老會派遣而於 1856 年12 月抵達上海，旋即前往目的地寧波的。從 1857 年 1 月 1 日抵達寧波至1861 年 4 月 27 日離開寧波返回美國 4 年多的日子裏，他都以寧波為據點開展其「播道」的工作（Wylie, 1867: 243）。據記載，他在接管《中外新報》期間，也曾在寧波刊印了下列兩本傳教的中文小冊子（Wylie, 1867: 244）：

其一是1858 年刊印的《聖山諧歌》（Hymn set to Music. pp. x 80）其二是1860 年刊印的《聖教鑒略》（Church History, 38 頁）由此可見，與前輩的美國傳教士瑪高溫相比較，應思理前往中國傳教的日子可以說是非常短，他在寧波的期間也僅僅是 4 年有餘。1858 年年底，也就是應思理抵達寧波快滿兩年的時刻，他肩負起續編長年以來瑪高溫一手撰編的中文定期刊物的工作。這顯然不是一項輕鬆的任務。也許是意識到定期出版中文刊物任務之沉重，應思理在接替臨別寧波的瑪高溫編撰這份被瑪高溫形容為「浙寧人稍有買之」，但仍有虧損的《中外新報》時，不敢掉以輕心，全面繼承瑪高溫「每月之望（農曆每月十五日）編售」之傳統，而在其封面版頭上聲稱「或每月或間月編售」。換句話說，應思理在接管《中外新報》時，對於能否按期出版並不具有充分的信心，而將其出版週期定位為「或每月或間月編售」的「月刊」或「雙月刊」。在這一點上，應思理與創刊編者瑪高溫先將《中外新報》定位為「每月朔望編售」的「雙週刊」，後因「買者少」、「每月終耗費洋銀數元」而被迫改為「每月之望」發行的「月刊」的態度是截然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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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名編者對編撰定期報刊《中外新報》的自信與熱忱，顯然有著巨大的差距。也許，最能反映瑪高溫編者重視定期報刊之時宜性與定期性原則的，莫過於他對「截稿消息」所採取的編輯手法，及他對延遲出版所處的嚴肅態度。對於截稿以後的消息，瑪高溫採取兩種編輯方式。其一是將之附加於小冊子末頁的空白處（其中也包括有些只是為了填滿末頁的空白者），而在分類的欄目小標題上，註明「附寧波」、「附廣東」等，以別於正文中的「寧波」欄、「廣東」欄等。其二是在其刊物內相關欄目的欄外上方空白處補刻其最新消息。關於前者，應思理在接編《中外新報》後也繼承其傳統。在現存的第四號（咸豐九年六月初一日，即1859 年 6 月 30 日）和第十號（咸豐十年四月初一日，即1860 年 5 月 21 日）的原件中，就可以分別看到附於末頁的「附寧波」與「附蘇州」的最新消息。至於將最新消息簡短地刻於相關新聞欄外上方空白部分的編輯手法，應思理也蕭規曹隨。最能體現此精神的，莫過於惟妙惟肖，翻刻自原報的《官板中外新報》（見《官板中外新報》第一卷第一號，即咸豐八年十一月十五日、1858 年 12 月 19 日刊印的首頁版面）。對於應思理繼承的這一編輯手法，前述的《中外新報》日本手抄本也十分重視。也許是由於手抄本不易體現這一特徵，抄本將此「截稿消息」附錄於同號的頁末。抄本《中外新報》第五號（咸豐九年八月初一日，即 1859 年8 月 28 日）便有此「附錄」。為了忠實反映原報的狀況，抄者還在「附錄」的欄目標題下加註如下的說明：「此條原本在寧波欄外蓋編成後追錄者故今附錄於此」（早川純三郎，1918: 101）。然而，對於首任編輯瑪高溫嚴守定期性原則，或者在延誤出版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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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者致以歉意或說明的態度，應思理顯然並無法辦到。縱覽現存瑪高溫編撰時期的《中外新報》29 期原件，不難感受到編者竭盡所能，按期刊印其定期報刊的精神。換句話說，編者在最初的一年多裏（即咸豐四年的第一卷和咸豐五年的第二卷），爭取每兩週出版一期（每逢農曆初一、十五刊印），但從第三卷（咸豐六年）開始，則改為每月十五日刊印而未脫號。在無法如期刊印而延誤時，瑪高溫編者也有所交代。例如，在第三卷第二號（咸豐六年二月十五日，即 1856 年 3 月 21 日）的首頁，編者便寫道：中外新報向依期無誤今之稍遲誤者實因帶新聞之火輪船在洋上船內火輪機忽壞故耽擱數日始得倒也。又如第四卷第一號（咸豐七年正月十五日，即1857 年 2 月 9 日）首頁的上方欄外空白處，編者有此聲明：新報向限每月十五日刊印近來數報何以較遲因寄信火輪每月十五到上海而到寧波或遲數日若於十五日刊出而遲到數日之新聞紙可於下報刊印則廣東打仗一案何以辨謠言之真偽故近來數報遲刊數日。反觀應思理在接替瑪高溫編輯此中文定期刊物時，從一開始對其「定期性」與「時宜性」就不那麼重視，而是採取較為含糊的態度。他在接編《中外新報》時，將原來封面版頭上的「每月之望編售」改寫為「每月或間月編售」，主要當然是為了減輕截稿期限的壓力，但在實際上多少已有為他不能如期刊時作好下臺階的準備。至於他後來斷斷續續之出版，其間隔甚至長達半年之久，則正如前面所述，已將瑪高溫的半月刊（後改為月刊）的定期報刊，編撰成徒有「新報」之名而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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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之實的不定期刊物。從這個角度來看，應思理的《中外新報》與瑪高溫的《中外新報》是有其非連續性的。

二、封面設計、版式與編輯方針之比較

在本文最初的部分，筆者曾提到由於應思理所編的《中外新報》未繼承瑪高溫所編的《中外新報》的序號，致使一部分只接觸其中一名編者主持的《中外新報》（有者在實際上只看到刊于戈公振《中國報學史》[1927 年商務版]的《官板中外新報》第一號的電版版面）的研究者對《中外新報》的創始年月和內容等有所誤解和混亂。有關這一點，只要我們認真對比現存兩者原件的封面設計、版式和內容，就不難發現兩者不管是報刊的名稱，還是編輯方針與自我定位都是一脈相承的。正如現存瑪高溫編撰的《中外新報》最早的原件（第二卷第二號，咸豐五年正月十五日，即1855 年 3 月 3 日）（圖三）與現存應思理編撰的《中外新報》的最早的原件（第二號，咸豐八年十二月十五日，即 1859 年 1 月 18 日）（圖四）所示一般，兩者封面都以斗大「中外新報」四個字的報刊名稱作為版頭，兩者的右側都寫道：拜真神尊帝王畏官長親愛兄弟聖經之要旨也故是報以此數者為宗旨不敢悖理妄錄。「拜真神尊帝王畏官長親愛兄弟聖經之要旨也故是報以此數者為宗旨不敢悖理妄錄」云云，實際上是開門見山，向讀者清楚表明《中外新報》是一家以宣傳基督教的《聖經》為宗旨，提倡「拜真神」（拜上帝）的宗教報刊。緊接著，它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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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據道光廿四年九月十三日萬年和約奉宣宗成皇帝欽定章程第廿四條內准議彼此書籍可以互相發賣云云然其中所言惟謹守名分耳。這段話，無非是要向讀者表示，《中外新報》這份宗教報刊是根據中法在1844 年 10 月 24 日（「道光廿四年九月十三日」）簽署的《黃埔條約》（「萬年和約」）之條文，並經中國皇上欽定批准「相互發賣」彼此書籍的「合法刊物」。正當西方列強緊隨著〈南京條約〉之簽署，紛紛迫使清政府結束閉關政策，相繼簽署不平等條約的時刻，美國傳教士報人在其報刊開宗明義，既表明報刊旨在宣傳「拜真神」之《聖經》，又強調它具有中國皇上認可的「合法」地位，是有其特殊的含義的。因為，以往的宗教定期刊物雖然也旨在宣傳基督教，但限於當時的客觀環境（清政府的嚴教政策及中國民眾，包括遠離中國到南洋謀生的華僑對西教難以接受的態度），都還採取比較含蓄的態度。例如，1815 年在馬六甲創刊的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其封面版頭的右側就只寫一行引自中國《論語》的「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同樣的，1823 年在巴達維亞（現雅加達）創刊的《特選撮要每月紀傳》也在封面版頭的右側引用《論語》的語錄：「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即使是被認為比較「圓滑」但更具攻擊性的傳教士郭士立 1833 年在廣州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時，他在封面版報刊名的左側所引用的語錄，也是源自《論語》的「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卓南生，2002，第三至四章）。從這角度來看，在中文報刊的封面版上，露骨且詳盡表明旨在宣傳基督教並聲明是合乎「萬年和約」的「合法刊物」者，還是首創自《中外新報》。應思理在接編之後，繼續使用同樣的封面版頭，並保留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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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直截了當闡明其「拜真神」的宗旨，又強調其「合法」地位的「說明」，也揭示了他將繼承瑪高溫對《中外新報》的編輯方針，兩者對《中外新報》的基本定位是一致的。不僅如此，一反過去宗教月刊的編者在封面以筆名署稱（《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編者自稱「博愛者纂」、《特選撮要每月紀傳》的「尚德者纂」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愛漢者纂」）的傳統作風不同，《中外新報》的創刊編者瑪高溫在其報刊名左側最後一行堂堂正正地寫著：「耶穌門徒醫士瑪高溫撰浙寧北門外愛華堂刊印」。這一切充分地反映了在 1844 年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簽署之後，美國傳教士瑪高溫自認在中國已取得「合法播道」的身份，《中外新報》的宗教色彩及他本人的傳教士身分，可以更為大膽地表露於報刊的封面。不過，也許是意識到「耶穌門徒」四個字過於刺眼，應思理接編後的《中外新報》將此行文字改為「浙甯大府前應先生撰」。當然，編者自稱為「應先生」是不合乎常規的，這也許是日後改為「浙甯應思理撰」（見原件第四號的封面版）的原因所在。至於出版週期、發行地點和售價等，應思理也沿襲瑪高溫的做法，寫明在《中外新報》的報頭左側。有關出版週期，正如前面所考察一般，瑪高溫時期的《中外新報》最初兩卷為半月刊（封面上寫明「每月朔望編售」），從第三卷起則改為月刊（封面上寫明「每月之望編售」）；至於應思理，則雖表明《中外新報》是「每月或間月編售」，但在實際上卻淪為不按期出版的不定期期刊。對於該報的銷售地點和報費，瑪高溫在封面版上也有如下的交代：定於寧波日月街汲綆書莊發賣或靈橋門內福音醫館西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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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堂對門寄售每本計錢十文凡外府縣書莊來兌可至本堂另議。應思理則寫道：定於寧波大府前禮拜堂內發賣每本計錢十文凡外府縣書莊來兌可至本堂另議（見原件第二號封面版。另，原件第四號還注明該報同時「寄至上海洋涇濱豐順洋行內發售」）。兩相比較，可以發現兩者的具體售報地點雖略有所異，但兩名傳教士編者都以自己在寧波的「播道」地點或住宅為據點，「每本計錢十文」出售（儘管在實際上購買者甚少），且都特別歡迎「外府縣書莊來兌」，應思理的《中外新報》甚至還在「上海洋涇濱豐順洋行內發售」，以圖擴大其影響力。由此可見，不管是瑪高溫編撰時期，或者是後來應思理的續編時期，兩者都把《中外新報》定位於立足寧波，進而對周邊地區推行「文字播道」的宗教刊物。

伍、小結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之結論：寧波最早的中文新報《中外新報》創刊於1854 年 5 月 11 日（咸豐四年四月十五日），首任編輯為美國傳教士瑪高溫。該刊最初為半月刊，從1856 年 2 月開始改為月刊。1858 年 12 月 19 日（咸豐八年十一年十五日），另一美國傳教士應思理接替瑪高溫的編務工作，並另改序號出版，一直持續至1861 年 2 月 10 日（咸豐十一年正月初一日）。日本文久年間官方核准翻刻的《官板中外新報》及當時日本知識界流傳的各種《中外新報》手抄本等，皆源自應思理編輯時期的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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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戈公振《中國報學史》1927 年和 1928 年上海商務版刊載的「中外新報第一號」影本插圖，並非來自原件，而係攝自日本的《官板中外新報》。足見 1858 年刊行的「第一號」係應思理續編後的第一號，而不能據此否定在此之前由瑪高溫主持、現存原件不下 29 期的《中外新報》的存在。換句話說，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問世以來報史學界的「一八五四年創刊」之說並無錯誤；與此相反，「一八五八年創刊」之說純係對戈著插圖的錯誤解讀。總體而言，儘管應思理編撰的《中外新報》，無法全面堅守創刊編者瑪高溫遵循定期刊物的「定期性」與「時宜性」的出版原則，且未繼承前任編者編纂之《中外新報》的序號而呈現「非連續性」的現象，兩者對《中外新報》的定位及其編輯方針是一脈相承的。有關這一點，如果我們對該報兩個時期的內容作進一步的比較，兩名美國傳教士編者對該報的此一自我定位及其總體的編輯方針，就更加清楚了。簡單的說，不管是瑪高溫或者是後來的編者應思理所編的《中外新報》，有著下列三條鮮明的主線。其一是，正如前面所述，兩個時期的《中外新報》在各號內文第一頁寫明其序號之後，皆在西元年號之前寫上諸如「耶穌救世後」的字眼。與此同時，除了直接刊登傳教的文章之外，兩者在新聞報導或兼夾的評語中都不忘宣傳基督教的教義或為「播道」的傳教士說好話，充分體現了該報作為宗教刊物的濃厚色彩。其二是，《中外新報》兩個時期有關新聞欄目的分類和排序，基本上都以「寧波」欄為頭條，其次是周邊地區的新聞（十分重視社會新聞），再來才是其他大城市如「上海」「南京」「廣東」「廈門」等新聞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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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對於中外關係，《中外新報》十分重視，可以說是該報的報導與評論的重點之一。其中特別是「花旗」（即「美國」）欄，在相對上不僅數量多，且多正面之報導；與此同時，在不少的相關報導中，美國傳教士報人還經常為美國「國益」出謀獻策與辯護。6這是該報有異於過去以英國傳教士為主的編者所辦的中文宗教報刊之處。可以這麼說，上述有關「宗教」、「寧波」和「花旗」三條主線的內容始終貫穿於不同年號的《中外新報》的新聞報導與評論中。前後期兩名編者的新聞嗅覺與視野基本上是相一致的。至於兩個時期的《中外新報》如何立足於寧波，既重視地方新聞，又不忘其「播道」的任務，且為其「花旗」之「國益」服務，則有待另文對其內容進行詳盡的具體分析。

註釋

1 為了與傳統的「邸報」及「京報」等有所區別，19 世紀中期以後的中文報刊常以「新報」為其報名或「新報」自居。瑪高溫在寧波創刊的《中外新報》雖然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也頗重視內容的時宜性，它是中國最早以「新報」為報名的中文報刊。 2 有關日本的「官版漢字新聞（報紙）」，本論文在談論具體的報刊名時，皆根據其原文寫法（如《官板中外新報》、《官板六合叢談刪定本》等），但在談論這些日本版漢字報刊時，則統稱之為「官版」報紙。另，《官板中外新報》最後之編號為「第十二號」，照理應有12 冊，但日本各圖書館現在保存者只有 11 冊，皆欠缺「第 9 號」，這是因為《官板中外新報》未翻刻第 9 號，還是翻刻版第 9 號已散佚，原因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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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例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寧波市委員會文史資料研究委員會編的《寧波文史資料》收錄的一篇報刊錄就指出，「戈公振認為此報於 1854 年創刊」是「不確」的，而主張《中外新報》創刊於「1858 年 12 月 19 日（咸豐八年十一日十五日）。」見鄭芬華（輯），〈寧波報刊錄〉，《寧波文史資料》（第三輯），1985: 146。又如，《寧波晚報》在一篇題為《寧波最早的中文報紙—— 數張珍貴原件從國外找回》的新聞報導中，就配以原本刊於戈著的《官板中外新報》第一號的插圖（誤信為《中外新報》原件的影印件），稱之為「圖為《中外新報》報紙影本」。其新聞導言是：「今天是寧波最早的中文報紙《中外新報》創刊145 週年紀念日， 1858 年 12 月 19 日，第一號《中外新報》在寧波創刊發行。」見中國寧波網，2003 年 12 月 19 日，http://www.cnnb.com.cn/gb/ node2/channel/node13890/node14068/node14073/node14113/userobject 7ai1018130.html。與此新聞相關的是，在一篇探討寧波《中外新報》的署名論文中，兩名研究者即以前述數張從國外找回的珍貴原件（即應思理編輯的《中外新報》）為據，而對「戈公振曾經在大英博物館看過 1855 年出版的第二卷，及稍後幾年出版的第三、四卷部分原件（即瑪高溫編輯的《中外新報》）」持懷疑態度，並聲稱「戈公振所公佈的《中外新報》創刊號影印件（按：實為日本《官板中外新報》第一號的影印件）是可靠的」，進而推斷「《中外新報》正確的創刊時間應為 1858 年」。同文還斷定方漢奇說「該報為半月刊」是「不對」的。見龔纓晏與楊靖，〈關於《中外新報》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2005 年第 3 期，第 316 頁。 4 關於戈著《中国报学史》（1927 年及 1928 年上海商务版）刊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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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版《中外新报》等兩面插圖，小野秀雄在前引論文〈翻刻新闻杂志の原书について〉中稱係他當時借给戈公振複製的（原文中將戈公振誤稱為「戈振青」，見前引《新聞學評論》第一号，日本新聞學會，1952 年，第 53 頁）。由於《中國報學史》當時未清楚寫明係複製自日本的官版漢文報刊，這也許是後來研究者對《官板中外新報》與《官版香港新聞》等產生混亂的主要原因。針對這一點，小野在同文中表示他曾考慮致函給戈氏澄清，但可惜戈氏已離開人間。 5 從前後的序號來看，《官板中外新報》的「第二卷第一號」正確的排序號應該是「第三號」。這究竟是中文版原編者之錯，還是日本版編審者之誤，小野秀雄就曾提出質疑。前引小野秀雄：〈翻刻新闻杂志の原书について〉。 6 最明顯的例子是，針對英國欽差邀請花旗國欽差一同向中國施加壓力，促使後者統一在各碼頭公然發售鴉片事宜，《中外新報》編者便斷然表示「花旗人皆不悅是議」。理由是：「因鴉片本出自天竺、天竺為英之屬國、英之所以利其土者、以其地可產鴉片、于英大有利耳、若我花旗、本不產鴉片、即商人為是業者、亦甚寥寥、中國禁與不禁、於花旗無關緊要、何必與我花旗、同允是議、以立為定例耶」（《官板中外新報》第一號，咸豐八年十一月十五日，即1858 年 12 月 19 日，第四頁。）換句話說，對於擁有栽種鴉片的殖民地印度的英國來說，與中國商議鴉片解禁問題事關英國利益甚大，但這與鴉片商相對不多，又未擁有栽種鴉片殖民地的美國來說，是完全不同的。站在美國的「國益」，應思理表示美國沒有必要在鴉片禁與不禁的問題與英國同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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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文獻

瑪高溫編（1854 年至 1858 年）。《中外新報》，（寧波），第二卷第二號、第三號和第十九號；第三卷第一號至第十二號；第四卷第一號至第五號、第八號至第十三號；第五卷第一號、第五號和第六號。應思理編（1859 年至 1860 年）。《中外新報》，（寧波），第二號、第四號、第七號和第十號。應思理編（1858 年至 1861 年）。《官板中外新報》（由日本官方審核、批准翻刻的刪定版），（日本），共11 期。早川純三郎編（1918）。《鈴木大雜集十六》，日本史籍協會。《中外新報鈔錄》（無日期）。京都大學收藏。《中外新文集》（無日期）。小野秀雄收藏。戈公振（1927、1928）。《中國報學史》，上海：商務。戈公振（2003）。《中國報學史》（插圖整理本），上海：古籍。鄭芬華輯（1985）。〈寧波報刊錄〉，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寧波市委員會文史資料研究委員會（編），《寧波文史資料》，3: 146。葛穎（2003 年 12 月 19 日）。〈寧波最早的中文報紙——數張珍貴原件從國外找回〉，《寧波網》，上網日期：2007 年 2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cnnb.com.cn/gb/node2/channel/node13890/node 14068/node14073/node14113/userobject7ai1018130.html 龔纓晏、楊靖（2005）。〈關於《中外新報》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3: 316。卓南生（1990）。《中国近代新聞成立史 1815-1874》，日本：ペリ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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ン社。卓南生（1998）。《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繁體版），台北：正中書局。卓南生（2002）。《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增訂版），北京：社會科學出版社。卓南生（1986）。〈解説官板華字新聞及び中国語原紙について〉，《日本初期新聞全集》，日本：ペリカン社。小野秀雄（1928）。〈我邦初期の新聞とその文献について――本書に採録させる新聞及び書籍の解題に代ふ〉，《明治文化全集》第十七卷《新聞篇》，頁2-23，日本：日本評論社。小野秀雄（1952）。〈翻刻新聞杂志の原書について〉，《新聞学評論》，1: 52-73。

Wylie, A., (1867).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China. American,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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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arliest Modern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in Ningbo: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 (1854-1861)

and Its Japanese Edition

TOH Lam 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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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 (1854-1861), established in 1854, is the earliest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in Ningbo, appearing only nine months later than The Chinese Serial (1853-1856)—the earliest Chinese monthly in Hongkong, and two years and seven months earlier than Shanghai Serial (1857-1858)—the earliest Chinese monthly in Shanghai. In addition, its duration of publication is far longer than those two famous periodical. However, very little has been written by historian about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accurate date of its establishment and its close, the format of the pres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contents,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materials: (1) the original paper; (2) the Kanpan Chugai Shinpo, re-edited by the Japanese officials from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 and the manuscripts of the same press circled around 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in Ido Period.

* TOH Lam Seng is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Ryukoku University, Kyoto,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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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 Kanpan Chugai Shinpo, Modern Chinese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