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學術之爭與晚清書目分類的歷史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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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1021-7851 DOI：10.6238/SIS.201506.01

中西學術之爭與晚清書目分類的歷史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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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榮賢

* （收稿日期：104 年 3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4 年 7 月 8 日）

提要

書目分類既是對文獻世界的整序，也是對文獻背後知識本體的界定以及對知識結構的全面規劃。近代書目分類的發展大致經歷了──（1）在傳統四部框架內容納西學書籍，（2）增補四部書目類別以統攝西書，（3）西書獨立編目，（4）中西書籍分列於一編，（5）以中學為主建構統一分類體系，（6）以西學為主建構統一分類體系等變化，它們大致對應於「西學中源」、「中體西用」、「中西異學」、「學無中西」、「西體中用」等學術理念。而總體上，中國近代書目的歷史演進，與對傳統知識分類的逐步清算，以及對知識體系的西方化重建相同步。關鍵詞：中西學術、晚清、書目分類 * 本文是 2015 年度國家社會科學基金一般項目《近代書目與中國傳統學術的學科化轉型研究》（15BTQ039）系列成果之一。＊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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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書目分類既是對文獻世界的整序，也是對文獻背後知識本體的認知和對知識結構的全面規劃。就此而言，被洋務重臣李鴻章（1823-1901）描述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晚清，若單純從文獻及其書目分類的角度來看，此一「變局」主要體現為傳統四部分類不能從容應對日益「東漸」的西學新書。誠然，「西學東漸，新書迭出，舊有部類，勢難統攝，當時之時，書籍之分類，在中國乃成為一大問題。1 面對西學新書品種益滋、數量日增的時代境遇，晚清書目分類不斷調整著自身的形態，它們的發展大致經歷了──（1）在傳統四部框架內容納西學書籍，（2）增補四部書目類別以統攝西書，（3）西書獨立編目，（4）中西書籍分列於一編，（5）以中學為主建構統一分類體系，（6）以西學為主建構統一分類體系等變化。這一變化的譜系大致對應於「西學中源」、「中體西用」、「中西異學」、「學無中西」等學術理念。顯然，書目所選擇的分類形態，反映了人們看待中西學術的基本態度，分類形態的發展過程，則大致對應於人們看待中西學術關係的歷史演進過程。而總體上，晚清書目的歷史沿革，與對傳統知識分類的逐步清算以及對知識體系的西方化重建相同步。本文擬重點分析 1840 年以訖 1911 年間，中西學術之爭視域下的我國書目分類的歷史變遷過程，以及該過程與中西學術關係定位的互動性。而這一學術努力，又必須追溯到《四庫總目》對西學書籍的基本態度。

二、「西學中源」理念與《四庫總目》對西學書籍的分類

自西漢《七略》以來的我國古代書目，其分類對象主要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世俗文獻。南朝王儉（452-489）《七志》、阮孝緒（479-536）《七錄》等書目雖曾間收佛、道文獻，但未及旋踵即被類似東晉釋道安（312-385）《綜理眾經目錄》、梁釋僧祐（445-518）《出三藏記集》等佛教目錄，以及劉宋時期陸修靜（406-477）《三洞經書目錄》等道教目錄所取代，深刻地反映了目錄具有相對獨立的知識邊界。清乾隆年間（1735-1795）的《四庫總目》雖酌收釋、道人士所作的世俗文獻，但不收釋、道二教的經典。《四庫總目‧子部‧釋家類小序》曰：「惟錄諸家之書為二氏作者，而不錄二氏之經典。」《四庫總目‧凡 1 蔣元卿：《中國圖書分類之沿革》（北京：中華書局，1937 年），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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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十三》亦曰：「故釋、道外教，詞曲末技咸登簡牘，不廢搜羅。然二氏之書，必擇其可資考證者。其經讖章咒，並凜遵諭旨，一字不收。」佛、道文獻之見黜，是世俗目錄固守自我知識觀念和知識結構的清晰表徵。然而，《四庫總目》著錄及存目共收錄西洋傳教士的著述約 30 種，開啟了我國書目大規模收錄西學書籍的先河。這 30 種左右的西學書籍集中在「史部‧地理類」和「子部‧ 天文演算法類」之下，前者如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的《職外方志》、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的《坤輿圖說》，後者如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的《乾坤體義》、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 1575-1620）的《表度說》、陽瑪諾（Emmanuel Diaz, 1574-1644）的《天問略》等。這批典籍雖主要局限于天文、算學和地理學，但「溺水一瓢」，反映的卻是近代西方科學知識觀念：以學術分科為原則、以客觀方法為手段從事知識的理性研究。而中國古代的天文、算學和地理學迥異於此。拿天文學來說，「從目驗的天象推論至微妙的玄理，又從微妙的玄理推廣於具體的生活，才是中國人處理所有問題的總體框架。2同樣，《四庫總目‧天文演算法類》小序認為：「算術、天文相為表裏，《明史‧藝文志》以算術入小學，是古之算術，非今之算術也。今核其實，與天文類從焉。」簡言之，中國古代的天文學以及與之「表裏」的算術，不僅包含西方「科學」意義上的「分曹測驗，具有實徵」的客觀知識，還包含「妙契天元」、「精研化本」的超越內涵。相應地，由「測驗」、「實徵」而轉入「天元」、「化本」的過程，亦絕非單純的理性科學方法所能勝任。將非自我的西方學術典籍融入《四庫總目》，其理論基礎是「西學中源」。所謂「西學中源」，即認為西方遠邁中土的科學理論（「推算之密」）和技術應用（「工匠製作之巧」）3 皆來源於中國。例如，清初學者梅文鼎（1633-1721）引康熙（1662-1722 年在位）《御制三角形論》之語曰：「西學實源於中法。」梅氏又曰：「算術本自中土傳自遠西，而彼中學者專心致志，群萃州處而為之，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出於水而寒于水。」4 「西學中源」說，較為合理地解決了作為中國古典書目體系的《四庫總目》何以能夠分類西學文獻的問題，也暗含了以中學知識觀念解讀西學知識的取向。例如，徐光啟（1562-1633）《刻幾何原本序》曰： 2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1 年），頁 351。 3 《四庫總目》浦汛際《寰有銓》六卷，案語曰：「歐羅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 4 清‧梅文鼎：《測算力圭‧序》，《績學堂文鈔》六卷、《詩鈔》四卷（宣城：清乾隆梅瑴成刻本，1782 年），卷 2，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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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惟（利瑪竇）先生之學，略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理；物理之一端別為象數。……而餘乃亟傳其小者。5 即是在《大學》「格物致知」的知識序列中認知西學的。事實上，用「格致」一詞翻譯西方自然科學，正是運用中學知識體系解讀西學知識的結果。同樣，《總目》在陽瑪諾所著《天問略》的提要中指出：「其考驗天象，則實較古法為善。今置其荒誕售欺之說，而但取其精密有據之術，削去原序，以免熒聽。」這在本質上涉及對西書的分類以及對其「術技」的定位，從而也預設了西方知識在《四庫總目》所勾勒的總體知識地圖中的邊緣地位。總之，《四庫全書》「稽古右文」，重視對文獻思想內容的嚴格界定。作為「中國」文獻的總結和知識反省的體系，《四庫全書》雖酌收「外國之作」，但「外國之作」在「西學中源」的理念下未能越出中國知識的固有邊界。

三、「中體西用」理念下的書目分類

「西學中源」論有助於國人消解學習和借鑒西方先進學術時的心靈震撼，有一定的社會影響。1880 年，張自牧（1832-1886）即曾指出：今欲制機器，測量萬物，運用水火，誠不能不取之於三角八線及化器電火諸藝術，然名之為西學，則儒者動以非類為羞，知其本出於中國之學，則儒者當以不知為恥，是在乎正其名而已。6 然而，近代西方學術淵源有自，「中源」之說不啻自欺欺人。誠如徐仁鑄（1863-1900）曰：「西人藝學原本希臘，政學原出羅馬，惟能繼續而發明之，遂成富強。」7 於是，「中體西用」論應運而生。馮桂芬（1809-1874）《采西學議》首倡「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8 之說。張之洞（1837-1909）曰：「以中學為體， 5 明‧徐光啟：《徐光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年），上冊，頁 75。 6 張自牧：〈瀛海論〉，見：清‧葛士浚：《清經世文續編》（上海：清光緒石印本，1888 年），頁 2043。 7 徐仁鑄：〈輶軒今語〉，見：清‧梁啟超：《中西學門徑書七種》（上海：上海大同譯書局，1898 年），頁 236。 8 馮桂芬：〈采西學議〉，見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年），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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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學為用，既免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叛道之弊。」9顯見，「中體西用」的本質是在固守中學之「道體」的同時，兼修西學之「器用」。廣義上的「西學中源」已經包含「中體西用」的思想，但前者強調中學對於西學的本源地位，而後者更強調中西二學之「異」，以及西學的獨特之「用」。正是在「中體西用」理念的指導下，1875 年張之洞《書目答問》以二千多種傳統書籍為主，但在史部地理類下酌收《職方外紀》、《新譯地理備考》，以及在子部天文演算法類下酌收《新法算書》、《幾何原本》等西學書籍，反映了張氏以傳統經史為「體」，以西方地理、天文演算法之學為「用」，並將西學之「用」納入中學之「體」的思想。正如姚名達（1905-1942）指出：以其平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態度卜之，殆亦未能進一步而廢棄《四部》也。10 然而，將西學書籍強「就」中國傳統書目體系之「範」，在當時即遭到了的質疑：第思目錄之學最難配隸適當。《四庫提要》所列門目，與昔之目錄家頗有出入。中堂《書目答問》，與《四庫》復有異同。移甲就乙，改彼隸此，要亦難為定論也。章實齋致慨於《四部》不能復《七略》，猶史籍不可附《春秋》，文集未便入諸子。然處今之世，書契益繁，異學日起，匪特《七略》不能復，即《四部》亦不能賅，竊有疑願獻也。且東西洋諸學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詰，尤非《四部》所能範圍，恐《四庫》之藩籬終將沖決也。蓋《七略》不能括，故以《四部》為宗；今則《四部》不能包，不知以何為當？11 這裏，時人獻疑的本質在於：以中學知識為邊界的傳統書目，能否分類西學書籍。用姚名達的話說：「《四庫》的分類法在現代之所以行不通，一方面卻固然是因為其本身的分類不精密，而其大部分的原因則在乎西洋許多新進來的學術，非《四庫》所能包得住的緣故。」12它深刻地說明，今人所總結的「文獻保證」13、「用戶保證」14等圖書分類法編 9 清‧張之洞：〈兩湖經心兩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見：《張文襄公奏議》（《中國基本古籍庫[DB]》），卷 47，頁 821。 10 姚名達：《中國目錄學》（上海：上海書店，1984 年），頁 142。 11 同前註，頁 140-142。 12 姚名達：《目錄學》（上海：商務印書館，1934 年），頁 147。 13 即分類法的類目設置，應當取決於文獻的出版和入藏情況，以足夠的文獻作為保障。 14 即分類法的類目設置，應該充分考慮用戶經常按某一檢索習慣和辭彙使用的現實，作為編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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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原則，以及「與知識發展同步」15的圖書分類法修訂原則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於是，在「中體西用」理念未被突破的背景下，晚清書目分類只能採取重新界定中學之知識邊界的形式以容納西書。姚名達曰：對中外新舊之學術綜合條理而分為若干科目者，據吾所知，以袁昶為最先。昶以光緒二十年主講中江書院，略仿當時「四明之辨志文會、滬上之求是書院、鄂渚之兩湖書院，分科設目」，計十有五。每目之中，再分子目。曰經學，小學、韻學附焉。曰通禮學，樂律附焉。曰理學。曰九流學。曰通鑒三通政典之學，歷代正史，則繫傳分代，史志分門，部居散隸，以便檢閱善敗起訖與夫因革損益之跡焉。曰輿地學（宜詳於圖表）。曰掌故學，宜詳於國朝，以為根柢，漸推上溯，以至於近代。曰詞章學，金石碑版附焉。曰兵家學（宜有圖），仍略仿班《志》形勢、技巧、權謀、陰陽四目，宜添製造一門。曰測算學。曰邊務學。曰律令學，吏治書分類附焉。曰醫方學。曰考工學。曰農家學。此十五目皆有益國故政要，民生日用。16 該目編制於 1894 年，所分十五目雖突破了傳統四部，但仍以經學、通禮學、理學等傳統類目為根柢；製造、測算學、邊務學等類目，顯然是考慮到「有益國故政要，民生日用」的現實之「用」而增設的。這些新增類目既方便容納西學書籍，但又在中學之「體」的規約之下，堪稱用心良苦的書目創新，亦反映了西學之「用」對於中學之「體」的反向能動作用。並且，袁昶（1846-1900），書目的類名皆綴以「學」字，例如，改「經」為「經學」，也是西學反作用於中學的體現。袁昶書目考慮到傳統四部分類不能容納西書，而增益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類目，同時又固守了「中體西用」的理念，成為 1902 年編制的《杭州藏書樓書目》的先導。《杭州藏書樓書目》將中外典籍統一分為九類：（1）經學，小學附；（2）史學，掌故、輿地附；（3）性理，哲學家言附；（4）辭典；（5）時務；（6）格致，醫學附；（7）通學，即叢書；（8）報章；（9）圖表。其中，經學、性理等類目以古籍為主而兼收西書；辭典、格致等類目，則以西書為主而兼收古籍。綜上，「中體西用」理念下的書目，或對反映西學的類目作出基於傳統分類的理解（如「兵家學，仍略仿班《志》」）；或將新增西學類目從屬於傳統類目（如在兵家學下「添製造一門」）；或將針對西學的新類名緣飾以中學術語（如醫方學、考工學、農家學），等等， 15 即分類法的修訂，要充分反映新學科、新技術、新主題。新的知識一旦出現在文獻中，分類法就應當有它的位置。 16 同註 10，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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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具有將作為異質文化的西學書籍，納入中學知識觀念和知識結構的用意。另一方面，這類書目對傳統四部分類的「突破」，也為最終顛覆「中體西用」理念，及其相關書目分類埋下了伏筆。歷史上，郭嵩燾（1818-1891）最早提出：西洋立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賈。造船、制器，相輔以益強，又末中之一節也。故先欲通商賈之氣，以立循用西法之基，所謂其本未遑而始務其末者。17 倡言「中體西用」的張之洞也明確指出，儘管中學是「體」、是「源」，但不能代替西學，他說：「然謂聖經皆以發其理，創其制，則是；謂聖經皆已習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用西人之法，則非」；中西二學應該「各司其職」，以「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18由西學自有體用、中學不足以包容西學的觀念，進一步導致了「中西異學」思想的產生。羅振玉（1866-1940）所謂「海禁未開以前，學說統一，周孔以外，無他學也。自西學東漸，學術乃歧為二」19，也是要強調中西之學實屬「歧二」而非「統一」。

四、「中西異學」理念下的書目分類

面對「學術乃歧為二」的現實，吳汝綸（1840-1903）於 1899 年指出：人無兼材，中、西勢難並進，學堂自以西學為主。西學入門，自以語言文字為主，此不刊之寶法。他處名為西學，仍欲以中學為重，又欲以宋賢義理為宗，皆謬見也。20 吳氏強調，應該對自有體用的西學予以專門研究，而不應受到中學的羈絆。嚴復（1854-1921）亦認為： 17 清‧郭嵩燾：《郭嵩燾奏稿》（長沙：嶽麓書社，1983 年），頁 345。 18 清‧張之洞：《勸學篇》（蕪湖：清光緒中江書院刻本，1898 年），頁 44。 19 清‧羅振玉：《本朝學術源流概略》（大連：中日文化協會，1930 年），頁 27。 20 清‧吳汝綸：《吳汝綸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2 年），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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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所詔設之學堂，乃以求其所本無，非以急其所舊有。中國所本無者，西學也。則西學為當務之急明矣。且既治西學，自必用西文西語，而後得其真。21 總體上，「中西異學」理念下的書目分類概有兩大類型：

（一）西書獨立編目

所謂「西書獨立編目」，是完全以西學書籍為對象而編制的目錄。這類目錄因不涉中學典籍，其類目設計也完全脫離了四部分類體系。 1878 年，英國人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編制《江南製造局譯書事略‧西書提要》，收錄西學書籍 138 部，設 15 個類目。蔡元培（1868-1940）《東西學書錄‧序》評價曰：英傅蘭雅所作《譯書事略》，嘗著其目，蓋從《釋教錄》（《開元釋教錄》））之派，而參以《答問》（《書目答問》））之旨者也。其後或本之以為「表」，別部居，補遺逸，揭精詁，繫讀法，駸駸乎藍勝而冰寒矣。22 所謂「從『釋教錄』之派」，是指傅目對純屬西學的書籍單獨編目，類似《綜理眾經目錄》等佛教專門目錄；所謂「參以『答問』之旨」，是說傅目兼有導讀性質，與張之洞《書目答問》堪稱同調；所謂「其後或本之以為『表』」云云，是強調傅目對梁啟超（1873-1929）《西學書目表》的示範和影響作用；所謂「駸駸乎藍勝而冰寒矣」，是說由傅目肇端的西方分類日趨壯大，逐步取代了傳統書目分類的主體地位。傅目之後，1889 年王韜（1828-1897）《泰西著述考》、1896 年梁啟超《西學書目表》、 1897 年康有為（1858-1927）《日本書目志》、1903 年沈兆褘《新學書目提要》等，皆是西書獨立編目的成果。而「徐維則又撰《東西學書錄》，顧燮光補充之，於光緒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一再刊行，分類凡三十八。及三十年，燮光復續一編，近年始刊為《譯書經眼錄》」23，也是典型的西書獨立編目。此外，1902 年漸齋主人收集西書，「分輯各門，為《新學備纂》一書」，將「諸科學所應習者」分為天學、地質等 26 門24，也都具有西書獨立編 21 清‧嚴復：《嚴復集》（北京：中華書局，1986 年），第 3 冊，頁 562。 22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北京：中華書局，1984 年），第 1 卷，頁 224。 23 同註 10，頁 144。 24 陳平原、米列娜主編：《新學備纂‧序言》，見：《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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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性質。這批書目中，以《西學書目表》影響最大，「頗有仿行之者」。25《西學書目表》將三百餘種西學書籍分為三大類 28 小類： 1. 西學（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汽學、天學、地學、全體學、動植物學、醫學、圖學），共 13 類； 2. 西政（史志、官制、學制、法律、農政、礦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共 10 類； 3. 雜類（遊記、報章、格致總、西人議論之書、無類可歸之書），共 5 類。由西學、西政和雜類構成的三大類目，大致相當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綜合性圖書。《西學書目表‧序例》曰：「西學之屬，先虛而後實。蓋有形有質之學，皆從無形無質而生也。故算學、重學為首，電、化、聲、光、汽等次之；天、地、人（謂全體學）、物（謂動植物學）等次之；醫學、圖學全屬人事，故居末焉。」總體上，以上書目的文獻著錄對象主要是傳入中國或譯為漢文的西書，而不包括傳統中學典籍。並且，這批書目皆強調西學所具有的個性特徵逸出了中學的知識邊界，西書分類完全可以擺脫傳統四部體系的藩籬。由此，進一步令人質疑：在「西學中源」理念下將西書納入傳統四部分類體系，以及在「中體西用」理念下將西書納入稍事更張，但本質上仍屬於傳統性質的分類體系，是否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另一方面，西書獨立編目在凸顯西書個性特徵的同時，也迴避了西書與中學書籍的關係問題，更不可能成為以兼收中西書籍為常態的現實圖書館的書目分類原則。於是，秉承「中西異學」理念，將中西書籍分列於一編，遂成為當時大多數圖書館首選的書目分類策略。

（二）中西書籍分列於一編

所謂「中西書籍分列於一編」，是以四部法分類舊籍，別立「西學部」以分類西書，並將兩者合編於一目。 1898 年，黃慶澄（1863-1904）所編《普通學書目錄》：原為指授初學，融貫中西而設。雖非藏書目錄，且淺之無甚精義。然混合新舊之目錄於一編者，固未之或先也。是後遂有以新書為「時務部」，列於四部之後者。流 2007 年），頁 132。 25 同註 10，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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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所扇，入民國後猶有若干公立圖書館慣用此種新舊分列之辦法。26 該目將中外圖書分為三部分：卷一為中學入門書、經學、子學、史學、文學、中學叢刻書；卷二為西學入門書、算學、電學、化學、聲光學、汽機學、動植學、礦學、製造學、圖繪學、航海學、工程學、理財學、兵學、史學、公法學、律例學、外交學、言語學、教門學、寓言學、西學叢刻書；卷三為天學、地學、人學（即醫學）。顯然，《普通學書目錄》最大的特點是將中西書籍分別編目，並將兩者機械地組合為「一編」。其中，中學書籍基本以傳統四部分類為依據，而西學書籍主要以學術分科為類別原則。這就對現實圖書館如何統一編目與管理中西書籍提供了思路，正所謂「流風所扇」，影響甚廣，幾乎成為清末民初興辦的新型藏書樓，以及近代圖書館書目分類的主流形態。例如，1907 年，《浙江藏書樓書目》分甲乙二編，「甲編收舊學之書，分四部，設有子目。……乙編為新譯書，分十六類，附日文書。」271911 年，《黃岩九峰圖書館書目》「分五卷，前四卷為經、史、子、集四部古籍，按四部分類法編排，第五卷為『科學書』」28；1914 年，《京師圖書分館藏書目》「包括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古籍圖書，按傳統的四部分類法編排，分為經部、史部、子部、集部、叢書五部分。……第二部分圖書為中文類與外國文學類。其中前者又分政法類和科學類兩類」29；1915 年，《教育部圖書目錄》「共八卷。第一卷為經部書籍，第二、三、四卷為史部書籍，第五卷為世界史及科技類書籍等，第六卷為子部書籍，第七卷為集部書籍，第八卷為叢部書籍」30；1915 年，《山東圖書館書目》將館藏圖書分為經、史、子、集、叢、科學、外國文、山東文藝、補遺 9 部31；1917 年，《河南圖書館藏書總目》將館藏圖書分為經、史、子、集、叢、時務六部32；1917 年，《江蘇省立第二圖書館書目續編》將文獻分為經、史、子、集、叢、「新」六部33；民國時期的京師中央公園圖書閱覽所「舊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新書分為總匯、精神科學、歷史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藝術七部」。34 總體上，中西書籍分列於一編，以經史子集為主的類目只收舊籍而不收西書；名之為 26 同註 10，頁 144-145。 27 ﹝日﹞長澤規矩也著，梅憲華等譯：《中國版本目錄學書籍解題》（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年），頁 84。 28 郝潤華，侯富芳：《二十世紀以來中國古籍目錄提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年），頁 14。 29 同前註，頁 2。 30 同前註，頁 5。 31 同前註，頁 10。 32 同前註，頁 10。 33 同前註，頁 13。 34 中央公園圖書閱覽所：〈中央公園圖書閱覽所民國七、八年度年終工作報告〉，《教育公報》（1920 年 5 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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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新學」或「時務」的類目則只收西書而不收中籍，兩者各行其道，不相統攝，因而只是對兩者簡單的疊加和生硬的湊泊，缺乏內在的有機聯繫。但問題是，「新舊二字，並無絕對界限；且平行之制，管理上頗多不便，此則以上諸法之根本缺點耳」35。並且，「新舊之書，標準難定，類分多無所依據，管理上亦多有困難」。36誠然，今天之「古籍」概以時間（ 1911 年）為斷，然 1911 年之前既有同文館等翻譯的西籍，也有徐壽（1818-1884）、華衡芳（1833-1902）等中國學者撰寫的西學著作；1911 年以後，羅振玉、王國維（1877-1927）、葉德輝（1864-1927）、章太炎（1869-1936）之倫，又每有舊學書籍問世。

五、「學無中西」理念下的書目分類

「中西異學」褪盡了「中學西源」、「中體西用」賦予中學的光環，但過分強調中西二學之「異」，未能有效溝通兩者之間的學理聯繫；「中西異學」規約下的書目分類，也將中西書籍分疆畫界為兩個不相聞問的獨立領域，這無疑既不便於中西二學的交流，也不利於圖書館的實際文獻管理。於是，「學無中西」理念下的書目分類便應運而生了。孫寶瑄（1874-1924）認為天下學術約分窮理之學、探賾之學、習法之學三大類，所謂中西、新舊，皆無所逃乎是。他說：愚謂居今世而言學問，無所謂中學也，西學也；新學也，舊學也；今學也，古學也。皆偏於一者也。惟能貫古今，化新舊，渾然於中西，是之謂通學，通則無不通矣。…… 是地球之公理通矣，而何有中西，何有古今。37 王國維則指出：世界學問，不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類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類皆有之。所異者，廣狹疏密耳。……學問之事，本無中西。38 35 金敏甫：《中國現代圖書館概況》（廣州：廣州圖書館協會，1929 年），頁 37。 36 劉簡：《中文古籍整理分類研究》（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1 年），頁 203。 37 孫寶瑄：《忘山廬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年），上，頁 80。 38 清‧王國維：《王國維全集》（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 年），第 4 卷，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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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無中西」強調學術是古今中外「天下人」的學術，所謂中西、新舊之別，只反映了針對「天下」學術的對象聚焦與研究取徑的差異。相應地，書目應該對中西圖書予以統一分類，即在統籌考慮中西書籍現狀的基礎上，編制統一的類表、確立共同的類目。總體上，「學無中西」理念下的書目分類概分二系：

（一）以中學為主建構書目分類體系

徐樹蘭（1838-1902）以「存古」和「開新」為宗旨，於 1904 年創建古越藏書樓，其《藏書章程》曰：學問必求貫通。何以謂之貫通？博求之古今中外是也。往者士夫之弊，在詳古而略今；現在士夫之弊，漸趨於尚今蔑古。其實不談古籍，無從考政治學術之沿革，不得今籍，無以啟借鑒變通之途徑。故本樓特闡明此旨，務歸乎平等，而杜偏駁之弊。39 這是典型的「學無中西」的理念。相應地，《古越藏書樓書目》分學政二部、47 類、331 子目： 1. 學部，專收理論方面之典籍，包括：《易》學、《書》學、《詩》學、《禮》學、《春秋》學、《四書》學、《孝經》學、《爾雅》學、群經總義學、性理學、生理學、物理學、天文算學、黃老哲學、釋迦哲學、墨翟哲學、中外各派哲學、名學、法學、縱橫學、考證學、小學、文學，共 23 門。 2. 政部，專收史學及有關實用方面之典籍，包括：正史、編年史、紀事本末、古史、別史、雜史、載記、傳記、詔令奏議、譜錄、金石、掌故、典禮、樂律、輿地、外史、外交、教育、軍政、法律、農業、工業、美術、稗史，共 24 門。正如作者徐樹蘭指出：明道之書，經為之首，凡倫理、政治、教育諸說悉該焉。包涵甚廣，故不得已而括之曰學部。諸子，六經之支流，文章則所以載道，而駢文詞曲亦關文明、覘世運，故亦不得蔑棄。至實業各書，中國此類著作甚少，附入政類中。40 39 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錄學》（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6 年），頁 228。 40 同前註，頁 229。

(13)

總之，《古越藏書樓書目》從「天下」中西書籍總體系的高度予以統一分類，「學部」既包括《易》學、《書》學、《詩》學等典型的中學類目，也包括生理學、物理學等典型的西學類目；「政部」既包括正史、編年史、紀事本末等典型的中學類目，也包括外史、外交、教育、軍政、法律、農業、工業等以西學為主的類目，從而強調「學無中西」，無論中學、西學，皆含學、政（即「學理及實用」）二端。不僅如此，諸如中外各派哲學、名學、法學、小學、文學、教育、軍政、法律、農業、工業、美術等類目也不再為中學或西學所專有。例如，「名學」類目之下既收中國先秦公孫龍等「名家」著作，也收《穆勒名學》、《名理探》、《辯學啟蒙》等西方邏輯學著作。另一方面，《古越藏書樓書目》雖然「自學理及實用二義分部，而中外學術，則歸於平等，實較前人或勉強列入四部，或新舊分目較為進步」41，但仍是以中學為主體的。例如，學部以《易》學、《書》學等為首，政部以正史、編年史等為首，尊經重道仍是其思想根柢。當然，他又將《易》、《書》、《詩》、《禮》等這些典型的傳統類目綴以「學」字，改為「《易》學」、「《書》學」、「《詩》學」、「《禮》學」，並改子部為哲學、改集部為文學，等等，則又是以西方學理為尺度對中學的大膽改造，暗含著從西方學術分科的角度解讀中國傳統文獻的取向。而這一取向的進一步發展，則導致了以西學為主建構書目分類體系的嘗試。

（二）以西學為主建構書目分類體系

倡言「中體西用」的張之洞，在 1903 年《奏定大學堂章程》新學制中提出了經學、政法、文學、醫科、格致、農科、工科、商科「八科方案」。該方案雖仍以「經學」居首，但實際上卻是以西學框架配置中學知識，反映了中西二學的真正的現實社會地位。而觀雲於 1905 年則指出：近日有唱中國一切學問，皆當學於西洋，惟倫理為中國所固有，不必用新說者。是言也，其為投中國人之時好而言與？……夫今日中國之待新倫理

學，實與他種學

科，其需用有同等之急。

42 41 同前註，頁 229。 42 觀雲：〈平等說與中國舊倫理之衝突〉，《新民叢報》（1905 年 12 月 11 日）。

(14)

這裏，作為中學最後底線的「倫理」，也瀕臨顛覆的邊緣。顧頡剛（1893-1980）亦認為：舊時士夫之學，動稱經史詞章。此其所謂統系乃經籍之統系，非科學之統系也。惟其不明於科學之統系，故鄙視比較會合之事，以為淺人之見，各守其家學之壁壘而不肯察事物之會通。43 以中西學術之間的差異，或可以西方學術體系提供中國古籍之目錄分類。在此背景下，以西法統一分編中西書籍也就變得水到渠成了。誠如劉國鈞（1887-1978）指出：近世學術，側重專門，故西方之圖書分類亦主精詳。中土學風，素尊賅博。故圖書類部，常厭繁瑣。窺測將來之學術界，則分工研究，殆為不二之途。44 1911 年編制的《涵芬樓新書分類目錄》，是用西方近代學科分類整理中西文獻的最早書目。該目分為哲學、教育、文學、歷史地理、政法、理科、數學、實業、醫學、兵事、美術、家政、叢書、雜書 14 類，「每一類中，各有子目。在十進法未輸入我國以前，此《涵芬樓新目》實為新書分類之最精最詳者」。45與上述《古越藏書樓書目》一樣，《涵芬樓新書分類目錄》中的西學書籍不再是附錄、外編或湊泊而已。所以，諸如「哲學」、「教育」等等，這些類名都是同時皆兼收中西書籍的。但不同的是，《古越藏書樓書目》的類表設計具有明顯的中學特色，類名的選擇也大多取自傳統書目；而《涵芬樓新書分類目錄》則完全以西方學術分科理念為原則，類名的選用也完全不見了傳統書目的蹤跡。綜上，在「西學東漸」的晚清語境下，書目分類的歷史演進，集中反映了傳統四部分類益趨式微、西方學術分類逐漸蔚為大國的史實，這是與整個中西學術地位此消彼長的現實密切聯繫的。然而，上述書目分類尚沒有出現分類標識；其類目等級亦多以二級為主，超出三級類目者概付闕如，等等，說明它們與以《四庫總目》為代表的傳統四部分類法之間仍然存在明顯的淵源關係。於是，「到西洋杜威十進法傳入我國，經過改良以使適合部 43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石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2003 年），頁 31-32。 44 劉國鈞：《劉國鈞圖書館學論文選集》（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 年），頁 55。 45 同註 10，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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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我國典籍後，這些過渡時期所創訂的分類，遂歸於淘汰，沒有人再沿用它們」。46 所謂「十分法」，即美國人杜威（Melvil dewey, 1851-1931）於 1876 年創制的《杜威十進分類法》，該目於 1909 年被介紹到中國。1917 年，沈祖榮（1883-1977）、胡慶生（1895-1968）「根據新法，混合中西」而成《仿杜威書目十類法》，「分圖書總目為十類，以一千號數為次序，如零到九數，分總目為十類」，其中，零為總類，其餘為：一哲學，二宗教，三社會科學，四政治，五科學，六醫學，七美術，八文學，九歷史。每類分十部，每部分十項，例如五百為科學類，五百一十為算學部，五百一十一為珠算項，餘以此類推；如某項書多，十數不能容納，則於十數之後，以小數志點之法代之以濟，例如四百為政治類，四百八十為財政部，四百八十三為租稅項，四百八十三又點一為海關稅，餘亦以此類推。據此編法，所有書籍均以類、部、項三者依次分別，以某數目，代表某書名，開明某數，取閱某書，較為簡便。47 於茲而還，杜氏十進分類法逐漸被我國各圖書館所採用，並出現了大量的仿杜、補杜、改杜等形式有別但本質相同的書目。以《仿杜威書目十類法》為代表的這批書目，在圖書分類的西方化道路上遠邁《涵芬樓新書分類目錄》等「過渡時期所創訂的分類」，集中表現在：第一，類表的總體設計和類名的選用基本做到了徹底地「去中國化」，以此分類中西書籍，本質上意味著對中學書籍的西方化解讀。正如吳康指出：我以為要從最新式的分類，如分哲學、文學、社會學、博物學……等學，舊日經史子集紀中國圖書館的分類法。……按照現在的分類法做來，《易經》要歸哲學類，《詩經》要歸文學類，《書經》、《禮經》要歸政治學、社會學、風俗學等。而舊日的分類，只用一「經」字括之，「簡則簡矣，其如不明何」。48 這裏，處於傳統知識核心層次的經學，也被從西方學術分科的角度予以分類和支解了。第二，類目等級化。例如，「四百八十三又點一為海關稅」即達到了四級類目，從而意味著，除了上述學科屬性原則之外，西方式的形式邏輯成為圖書分類的另一個重要依據。換言之，類名與類名之間、以及文獻與文獻之間都是有邏輯層次關係的。相比而言，中國傳統分類的類名雖有等級層次，但文獻與文獻之間並沒有等級關係。在傳統書目中， 46 同註 39，頁 232。 47 沈祖榮：《仿杜威書目十類法‧自序》（武漢：漢口聖教書局，1917 年），頁 1-2。 48 吳康：〈「重編中文書目的辦法」之商榷〉，《北京大學日刊》，第 6 分冊（1920 年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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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類目只要能劃分出下位類——例如，《四庫總目》「子部」之下有「天文演算法」類，而「天文演算法」再分為「推步」和「算書」——那麼，只有最下位類（「推步」和「算書」）具有安置文獻的職能，如《周髀算經》入「推步」、《九章算術》入「算書」，而沒有任何文獻被安置在「子部」或「天文演算法」等可以劃分出下位類的類名之下。這樣，類目之間的等級關係並不映射到被類分的文獻之上。亦即，文獻主題並不隨著類名而作形式邏輯類項上的劃分。第三，由阿拉伯數字（以及拉丁字母）結構而成的分類標識，一方面強化了類目以及文獻之間的邏輯等級關係；另一方面，「以某數目，代表某書名，開明某數，取閱某書，較為簡便」，既方便了排架，也方便了文獻檢索，從而在技術層面上回應了近代 public library 的「公共」特徵。從大處說，也為近代圖書館「開啟民智」的訴求提供了技術可能。第四，杜威式分類以文獻整理和檢索的現實效用為目標，以完善分類標識等技術為取向，在形式上不涉及到提要、序言等內容；在本質上也對中國古代書目「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乃至「大弘文教」和「申明大道」的內涵完全忽視。更為重要的是，以學科屬性和文獻主題概念的邏輯類項為核心的分類本質，事實上並不能揭示中學典籍的全部意蘊。例如，中國古代的《詩》既是文學作品意義上的「歌詩」，又包括「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49的內容；《天文》既是「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的一門技藝，又可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50 從西方學科角度對《詩經》和天文著作的分類，無疑丟失了它們各自「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和「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的內涵。就此而言，今天的圖書館古籍分類仍以四部書目為主體，當非偶然。

六、結語

總體上，西方近現代學術重視分科治學和理性精神。分科治學以培養學有專長的專家為職志，強調學術研究的深入和細化；而理性精神則重視研究過程和研究結論的客觀確定性。相比而言，中國學術強調賅博，以培養「全面人」為職志，尤其重視在治學中砥勵個人品德。而研究過程和研究結論中的客觀性原則亦每每讓位於價值原則，所謂「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求「善」的目標高於「求真」和「求美」的動機。就此來說，杜威式分類體系——包括大陸具有國標地位的《中國圖書館分類法》以及「臺灣目前較通行的賴永祥所 49 東漢‧班固：《漢書》（北京：中華書局，1962 年），第 6 冊，頁 1706。 50 同註 49，頁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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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十進法」51——雖然頗多「中國特色」，但本質上皆可視為《仿杜威書目十類法》的嗣響。由此也印證了朱家治（1894-1977)於 1926 年的預測：「中國圖書館現行之分類法，已受杜威之潛移默化，趨勢所向，必歸於十進原理之一途。」52 分類體系的轉向意味著知識觀念與知識結構的遷移。自 1917 年沈祖榮、胡慶生「根據新法，混合中西」撰就《仿杜威書目十類法》以來，中國傳統文獻和知識體系完成了基於西方學術分科為核心理念的近代化重組，由此也帶來了對中國傳統學術的誤讀。而就「晚清」這一時間斷限來看，這種重組和誤讀，是以 1911 年《涵芬樓新書分類目錄》為總結性以及終極性標誌的。迄今為止，對這一誤解的充分性反省，尚未引起學界的重視。 51 同註 39，頁 229。 52 朱家治：〈杜威及其十進分類法〉，《圖書館學季刊》，第 1 卷第 2 期（1926 年 4 月），頁 26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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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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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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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1021-7851

DOI：10.6238/SIS.201509.01

The Academic Debat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Bibliography Classification

Fu, Rong-xian

（Received March 30, 2015; Accepted July 8, 2015）

Abstract

Bibliography classification is not only the order of literature, but also the definition of knowledge ontology behind the document and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knowledge stru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bliography classification approximately experienced: (1) accommodating western books in traditional four-part framework. (2) supplement four-part system to govern western books. (3) independent cataloging on western books. (4) Chinese and western books particularized in one compilement. (5) constructing unified classification system meanly with East learning. (6) constructing unified classification system meanly with Western learning, etc. They approximately correspond to “western learning being used in China” “westernized Chinese style” “ Chinese and Western different study” “no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learning and western learning” “use the west for China” etc. Overall,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modern bibliography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radually liquida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the westernized re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ystem.

Key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y; the late Qing Dynasty; bibliography class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