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來明代江南社會經濟史
研究之回顧(1991-2009)
陳 智
* 明代江南地區，農工商業發達，商品經濟繁榮，市鎮勃興，是全國的 經濟中心。近二十年來兩岸學界對此地區之社會經濟史研究，有豐富的成 果，本文將選取相關研究成果，從人口與賦役、農業、手工業、商業與商 人等四個部份進行回顧。 關鍵詞：明代、江南、社會經濟史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教育部歷史文化學習網專任助理一、前言
近世以來，中國各地區的發展過程中，江南地區，尤其是太湖 流域及長江三角洲一帶，無疑居於最顯著的地位。這是因為江南地 區自從唐宋以來即已成為中國經濟史上的樞紐地帶；無論就人口、 稅額、農業生產與商品經濟，甚至人文政治的發展，在全國都是首 屈一指的1。誠然，以江南地區作為研究中心，不能忽略其區域特色 的侷限性，也就是說不能舉「一隅」而推全國。但是筆者認為，唐 宋以降長期作為中國經濟及國家財賦重心的江南地區，仍然有其作 為研究的一定代表性。而與江南地區這一區域有關的制度、經濟、 社會及文化等專題研究，成果均極為豐富。本篇文章將回顧研究成 果的時間、範圍，界定於1991年迄今的「明代江南社會經濟史」相 關論文、專著。2 再者，有關「江南地區」範圍的界定，學界的說法不一，大則 涵蓋蘇皖南部；浙江全省乃至江西大部，小則僅有太湖東部平原之 一角。界乎其中者，則有蘇松常鎮或蘇松嘉湖四府說、蘇松杭嘉湖 五府說、蘇松常杭嘉湖六府說、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說、蘇松常鎮 寧杭嘉湖八府說、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徽九府說、蘇松常鎮杭嘉湖甬 紹十府說3。根據李伯重的整理，在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與 1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地區的專業市鎮〉，《食貨》，8:6、8:7、8:8（臺北， 1978.9-11），頁26。另見氏著，《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87），頁1。 2 張祖興、許華安在〈近年來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綜述〉一文中，專題式地概 述了1987至1990發表的相關論著。本文擬不重覆該文之內容，故以1991年為回 顧起始。有不少著作是將明清時期一併納入研究，在回顧時將側重明代部份的論 述。 3 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1 （廈門，1991），頁100。另見氏著《發展與制約：明清生產力研究》（臺北， 聯經，2002）及《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北京，三聯書局， 2003）等書。斯波義信的理論基礎之下，界定出明清「江南」所包含的地域是蘇 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江寧府（應天府）、杭州府、嘉 興府、湖州府及太倉州等八府一州的範圍；這是因為八府一州同屬 太湖水系，內部生態具有統一性，經濟方面的聯繫亦十分緊密。本 文使用「江南」一詞所指稱的即為李氏所界定的範圍，在選擇討論 篇目時也以此為準。 以下擬就近二十年來海峽兩岸中文期刊、專著中，與明代江南 社會經濟史相關的研究成果作一回顧，凡是外國學者刊載在中文期 刊之文章，亦納為討論之列。為便於資料的掌握與瞭解，分為人口 與賦役、農業、手工業、商業與商人等四個部份，除概略性的介紹 外，也將針對若干特別的文章或專書進行說明與評論。在明代江南 社會經濟史中累積了很豐富的關於「市鎮史」的研究成果4，由於已 有學者針對相關作品進行研究回顧與研究史的探討，本文擬不加以 討論。
二、人口與賦役
有關中國歷史人口問題，向來受到史家重視。在人口數量的 4 根據范毅軍在〈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所歸納，范氏認為 江南市鎮的研究大體可以分成五大趨向：(一)市鎮的起源與定義；(二)關於江南 市鎮在明清兩代盛衰起伏的時序及數量上的變動；(三)江南市鎮的地理分佈趨 勢，網絡與層級的關係。(四)市鎮的類別、功能與活動內容。(五)市鎮在明清 社會經濟發展史中的作用與意義。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 與展望〉，《新史學》，9:3（臺北，1998），頁87。范氏並隨後陸續發表〈市 鎮分佈與地域的開發－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大陸雜誌》， 102：4（臺北，2001.04），頁16-47。〈明中業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 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3（臺北，2002.09），頁 443-552。〈明代中葉太湖以東地區的市鎮發展與地區開發〉，《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5：1（臺北，2004.03），頁149-216等論文，對於江南市 鎮經濟之研究貢獻很大。大陸學者累積的研究成果也很豐富，礙於筆者能力，無 法於此文處理。分析上，曹樹基〈洪武時期東南府、縣治城市人口數量研究―以京 師、福建和江西為例〉指出，明代初年東南地區為數眾多的普通 府、縣治城市體現了中國農業社會的基本特徵：絕大多數的農業人 口和少部分非農人口構成社會穩定的基本框架5。不過這種現象隨著 永樂朝後持續安定的政局，人口增長、經濟發展之後，似乎有了不 同的面貌。在明代江南的流動人口研究中，孔潮麗〈明清江南流動 人口初探〉探討了於八府一州活動、不具備當地戶籍的各類人口。 他們或從外地流入江南，或在江南各府、州、縣之間流動，有「量 多」、「類雜」的特點，其中客商、小手工業工人是最為顯著的流 動人口6。孔潮麗〈明清江南人口流動發展的五個階段〉一文，將 明清時期江南人口流動分成五期，分別是「聚集期：成弘年間」、 「第一個高峰期：隆萬年間」、「混亂期：明末清初」、「第二個 高峰期：乾嘉年間」、「蕭條期：咸豐之後」。由於明中葉政府放 鬆了對人口的管理，加上江南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吸引了大量的流 動人口7。這樣的分期，有助於我們初步理解明清社會流動的大趨 勢；不過，實際的內涵則有待再深入的研究。 除了人口數量、人口流動之外，大陸學者還透過個案分析「家 族人口狀況」、「生育控制」等方面的問題，前者如余新忠〈從蘇 州《彭氏宗譜》管窺明清江南的人口狀況―兼論譜牒與人口史研 究〉，提供了家族中有關「育齡、人口增長率、人才狀況、生子狀 況、壽命、納妾狀況」等實際的數據8；而在後者的研究中，侯楊 5 曹樹基，〈洪武時期東南府、縣治城市人口數量研究―以京師、福建和江西為 例〉，《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1（北京，1999），頁19-33。 6 孔潮麗，〈明清江南流動人口初探〉，《安徽史學》，1997:1（合肥，1997）， 頁40-43。 7 孔潮麗，〈明清江南人口流動發展的五個階段〉，《學海》，2002:4（南京， 2002），頁195-197。 8 余新忠，〈從蘇州《彭氏宗譜》管窺明清江南的人口狀況―兼論譜牒與人口史研 究〉，《鐵道師院學報》，14:2（蘇州，1997），頁50-54。
方〈明清江南地區兩個家族人口的生育控制〉則認為在人口壓力較 為嚴重的時期，不同階層的中國人口通過推遲男子的婚齡、保持獨 身，以及婚內節育來應付環境的挑戰9。著名中國社會經濟史學者李 伯重則在〈「最低生存水準」與「人口壓力」質疑―對明清社會經 濟史研究中兩個基本概念的再思考〉一文中，以實際的例證指出明 末江南平均生活水準有緩慢提升的現象；並認為要重新給「人口壓 力」定義，以人口增加的速度超過耕地增加的速度最為主要立論依 據的說法，必須改以「人口與生產關係」來重新解釋。如此一來便 可以解決明清江南地區人均耕地雖較其他區域為低，但由於其他產 業的興盛，如絲織業、棉織業等，仍可提供較多的收入，維持一定 的生存水準10。這樣的觀點也適足以補充有關人口流動的研究，儘 管人口數量不斷增加，有明一代移居江南地區的現象卻持續不斷。 吳 建 華 《 明 清 江 南 人 口 社 會 史 研 究 》 一 書 ， 則 開 拓 了 有 關 明清江南人口的研究，吳氏以其博士論文《江南人口與社會研究 （1644-1911）》作為基礎，將原本討論清代的時段，向前延伸至 明代。他自言研究的重點在社會史上，而非人口史上11，但的確為 以往的人口研究另闢蹊徑。吳氏在〈人力所至與明清江南人口社會 系統的漸變〉一文中提到，針對江南人口社會系統，他將之視為一 獨立的自我發展的社會經濟文化區域，具有容納人口增加壓迫的能 力，或者說具有自行減輕人口壓力的方式，有以下五種方式或渠 道： 第一，存在自身控制人口數量增長的意識與行為，進而能保 9 侯楊方，〈明清江南地區兩個家族人口的生育控制〉，《中國人口科學》， 1998:4（北京，1998），頁23-31。 10 李伯重，〈「最低生存水準」與「人口壓力」質疑―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兩 個基本概念的再思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1（廈門，1996），頁 31-37。 11 吳建華，《明清江南人口社會史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持明清人口低於全國速度的增長；第二，不恥言利，用心用智，勤 敏勞動，發展經濟，頑強地尋求一切可謀生之路。主要是指農業的 商品化、手工業、商業、服務業的發展，解決一批人的就業問題； 第三，宗族家庭人口世代以教育為重，盡可能培養子弟讀書，進行 人口智力投資和開發、提高人口文化素質，增強個人、擇業的競爭 能力，確保能夠立於競爭之世；第四，人口流移，改變了人口空間 分布，鬆動了江南長江―北京錢塘江流域人口增加的絕對壓力；第 五，人口思想觀念的首先開放，影響了人口行為。因為江南教育文 化的發達，提高了普通人口的文化素質。不到萬不得已，不輕易動 亂，簡單地想靠武力攫取財富，而是依靠自我設法解救12。 余同元與闕靜紅在書評〈創新的江南人口社會史研究―評《明 清江南人口社會史研究》〉中指出，本書嘗試運用歷史人口社會學 的理論和方法，建構明清江南人口社會史的研究框架，即人口變化 引起社會裙帶反應，而社會變化又引起人口數量和質量的變化。全 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為第一部分，論述明清江南人口 的增長情況，包括「明清江南人口增長的低速度與人口絕對數量的 增加」、「明清江南宗譜人口增長與世代間隔」、「明清江南人 口密集及其對社會的壓力問題」；第二部分由第四章至第九章組 成，分別研討「明清江南人口與土地、糧食、物價、住房關係的變 化」、「明清江南人口職業結構與職業人口構成」、「明清江南的 市鎮密度和城鄉人口結構變動」、「明清江南社會的人口流移」、 「明清江南人口的文化教育與人口文化素質」、「明清江南人口社 會管理」，說明明清江南人口變化對同期江南社會各方面發生的變 動與影響，以及江南社會發展對江南人口變化的反作用；第三部分 12 吳建華，〈人力所至與明清江南人口社會系統的漸變〉，收於王衛平主編之《明 清時期江南社會史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2006），頁190-191。
專門論述「明清江南人口社會系統問題」。《明清江南人口社會史 研究》一書視角新穎，內容充實，資料豐富，是開拓江南人口社會 史研究新領域的創新之作。仍可利用其他角度來展開討論，如明清 江南環境變化對於人口生育能力的影響與江南人口低增長率之間的 關係，可從人類學的角度加以分析。從處理普遍性與特殊性關係方 面看，作為研究個案的士紳、商人與地主家庭人口史的情況，能否 代表明清江南整體人口發展的情況，值得進一步去把握。13 另外，馮賢亮〈明代江南的爭田問題―以嘉興府嘉、秀、善 三縣為中心〉指出，明代後期以嘉興府所屬嘉興、秀水、嘉善三縣 為代表的爭田事件，在江南地區影響很大，其中以嘉善縣的「民 本」、「揭帖」、「上疏」等為表徵的「奪田」最為著名。這是受 疆界錯壤與利益分配失衡的影響，與嘉興府一開始分縣，及賦重役 繁與負擔不均有關。也表現了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衝突，地方政府 代表的國家利益與鄉紳、下層貧民利益間的矛盾，及鄉紳、下層貧 民間的利益分配失衡等分化14。 而針對賦稅問題的研究，范金民〈江南重賦原因的探討〉指 出，從江南賦稅不斷增加的過程和全國其它地區重賦產生的情形來 看，江南重賦在於朱元璋沿用了前一個政權的老辦法，接收了前朝 的全部官田，又加大了打擊江南富豪的力度，通過各種手段增加了 大量官田，而從江南重賦形成後的歷次減賦來看，否認重賦存在和 所謂重賦是經濟發展結果的說法都是沒有說服力的15。另外，范金 民〈明代江南重賦問題述論〉一文再深入探討重賦政策對江南地區 13 余同元、闕靜紅，〈創新的江南人口社會史研究―評《明清江南人口社會史研 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3（廈門，2006.9），頁106-109。 14 馮賢亮，〈明代江南的爭田問題―以嘉興府嘉、秀、善三縣為中心〉，《中國社 會經濟史研究》，2000:4（廈門，2000），頁24-37。 15 范金民，〈江南重賦原因的探討〉，《中國農史》，14:3（南京，1995)，頁 46-53。
發展帶來的正反面影響，以及為實施這種政策，朝廷和地方採取了 哪些配套措施，地方與百姓又付出了怎樣的代價16。范金民〈明代 嘉靖年間江南的門攤稅問題〉17與尹玲玲〈明清江南的河泊所與漁 課雜稅—以寧鎮及揚州地區為例〉18則是針對特定的賦稅徵收的機 構與款項的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蔣兆成〈明代杭嘉湖地區役制的 演變〉對明代小區域役制演變的研究，則有助於我們更精準的掌握 明代役制實施狀況19。
三、農業
在農業生產的相關研究中，學者分別針對江南地區農業生產 （水稻、蠶桑等）的產量，以及氣候、土地、災害防治和人類努力 的變化對水稻生產的影響，農民經營的規模、產地分布及其利潤進 行研究20，有助於我們更明瞭明代江南地區農業的實際情形。其中 16 范金民，〈明代江南重賦問題述論〉，《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3（北京， 1996），頁108-123。 17 范金民，〈明代嘉靖年間江南的門攤稅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2002:1（廈門，2002），頁149-153。 18 尹玲玲，〈明清江南的河泊所與漁課雜稅—以寧鎮及揚州地區為例〉，《中國社 會經濟史研究》，2002:2（廈門，2002），頁67-74。 19 蔣兆成，〈明代杭嘉湖地區役制的演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2 （廈門，1993），頁25-38。 20 相關論文有參見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地區的蠶桑業〉，《中國經濟史研 究》，1991:4（北京，1991），頁93-105；濱島敦俊，〈明末江南鄉紳的家庭 經濟―關於南潯鎮莊氏的家規〉，《明史研究》，第二輯（合肥，1992），頁 83-92；李伯重，〈「天」、「地」、「人」的變化與明清江南的水稻生產〉， 《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4（北京，1994），頁105-123；李伯重，〈明清江 南蠶桑畝產考〉，《農業考古》，1996:1（南昌，1996），頁196-201+212；李 伯重，〈「人耕十畝」與明清江南農民的經營規模―明清江南農業經濟發展特 點探討之五〉，《中國農史》，15:1（南京，1996），頁1-14；李伯重，〈明清 江南地區肥料需求的數量分析〉，《清史研究》，1991:1（北京，1999），頁 30-38+108；唐立宗，〈明清之際江南地區農業生產及其利潤―《補農書》研究 史的檢討〉，《史原》，21（臺北，1999），頁41-85；林榮琴，〈明清時期太林榮琴〈明清時期太湖地區蠶絲業的分布與變遷〉指出，明清時期 太湖地區蠶絲業是由中心區不斷向外擴展的。明末天啟年間，本地 區蠶絲業出現第一次影響較大、持續時間較長的擴展21。 李伯重〈十六、十七世紀江南的生態農業(上)、(下)〉指出，在 十六、十七世紀的江南農業中，出現了一種新經營方式。這種經營 方式體現了今日我們所說的「生態農業」的主要特點，通過改造資 源，進行多樣化的生產，同時利用食物鏈原理，對廢物進行循環利 用，從而降低了投入而增加的產出，達到了較高的生產率。這種生 態農業最早出現在明代中期常熟的大經營中，明清之際時在嘉湖一 帶已相當普遍，並為小經營所採納。這種生態農業在江南平原逐漸 普及，為江南農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22。汪家倫〈明清長江 中下游圩田及其防汛工程技術〉23是針對長江三角洲農業特殊水利 組織「圩田」所作的研究，除了技術層面有關防汛工程的研究介紹 外，吳滔〈明清江南地區的「鄉圩」〉更針對以圩田網絡為基本紐 帶的農村社會組織―「鄉圩」，進行較深入的研究24。 孫景超〈潮汐灌溉與江南的水利生態（10-15世紀）〉則指出， 湖地區蠶絲業的分布與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8:3（西安，2003），頁 106-118+159-160；李伯重，〈十六、十七世紀江南的生態農業(上)〉，《中國經 濟史研究》2003:4（北京，2003），頁54-63；李伯重，〈十六、十七世紀江南 的生態農業(下)〉，《中國農史》，2004:4（南京，2004），頁43-57；周邦君， 〈明末清初江南農業生產與災害防治―以張履祥的視野為中心〉，《鹽城師範 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8:5（鹽城，2008.10），頁63-66；周邦君， 〈明末清初江南作物栽培與災害防治問題―以《補農書》為中心〉，《三峽大學 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1:1（湖北，2009），頁91-94。 21 林榮琴，〈明清時期太湖地區蠶絲業的分布與變遷〉，頁106。 22 李伯重，〈十六、十七世紀江南的生態農業(上)〉，頁54-63；李伯重，〈十六、 十七世紀江南的生態農業(下)〉，頁43-57。 23 汪家倫，〈明清長江中下游圩田及其防汛工程技術〉，《中國農史》1991:2（南 京，1991），頁96-103。 24 吳滔，〈明清江南地區的「鄉圩」〉，《中國農史》，14:3（南京，1995），頁 54-61。
明代江南地區的水利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終的結果是塘浦圩 田體系的崩潰和黃浦江取代吳淞江，使得江南（長江三角洲）的水 利格局為之一變，部分地區改以潮汐灌溉，但因為必須承受渾潮泥 沙的危害，並承擔繁重的疏濬任務，最終導致這一灌溉方式的衰 落25。這類的研究正可以為江南的研究提供一個不一樣的思考，江 南不同區域間的自然環境仍存在著相當的差異。 概略地談過有關農業生產現象的研究後，值得注意的是黃宗 智在〈略論農村社會經濟史研究方法：以長江三角洲和華北平原為 例〉所提出的有關農村社會經濟史的方法論26，及其所提出的「過 密型（內捲化）生產模式」引起的廣泛討論27。黃氏的研究以「華 北與江南對比」，以兩者相互對照，突顯區域差異不失為一個增強 認識的好方法；但是，兩個「巨區」之間如何各自找到「典型的 現象」以供比較則不無問題。其次，黃氏主張要「歷史與現實對 照」，其研究的時間，又超過六百年之久，這種觀點下的研究成 果，恐有「以今論古」、「倒果為因」的疑慮。再者，黃氏提到要 運用跨學科的研究，諸如「經濟人類學」及扎基於社會史與人本價 值的觀念的經濟史和經濟學等。最後則是強調「從實際到理論再回 25 孫景超，〈潮汐灌溉與江南的水利生態（10-15世紀）〉，《中國歷史地理論 叢》，24:2（西安，2009.4），頁45-54。 26 黃宗智，〈略論農村社會經濟史研究方法：以長江三角洲和華北平原為例〉， 《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3（北京，1991），頁91-96。 27 相關論文有，千里，〈「過密型增長」理論―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把鑰匙 《1368-1988年間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讀後〉，《中國經濟史研 究》1993:1（南京，1993），頁87-94；趙岡，〈評黃宗智過密型增長的理論〉， 《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2（北京，1995），頁113-116；趙岡，〈過密型農業 生產的社會背景〉，《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3（北京，1997），頁130-135； 馮小紅，〈中國小農經濟的評判尺度―評黃宗智的「過密化」理論〉，《中國農 史》，2004:2（南京，2004），頁79-85；趙岡，〈過密型生產模式的提法錯了 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2（廈門，2004），頁2-4；許檀，〈明清 時期區域經濟的發展―江南、華北等若干區域的比較〉，《中國經濟史研究》 1999:2（北京，1999），頁21-39。
到實際的認識方法」，黃氏認為一般運用的社會科學分析模式貌似 客觀，其實基本出發點常常脫離不了政治性的理論。例如把歷史上 中國農村想像為美國式的農場經濟，忽視了中國農村人口過剩以及 市場經濟不完全發展的問題，和廣大農民為糊口、為生存而生產的 動機28。他便以此為背景，提出了「過密型生產模式」的理論，為 明清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帶來熱烈討論的現象，正反意見都有。以筆 者管見，黃氏的研究成果十分符合其所提出的「從實際到理論」的 方法；但是當要完成「理論再回到實際」時，則必須認知到，中國 不同「巨區」之間的巨大差異。千里〈「過密型增長」理論―江南 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把鑰匙《1368-1988年間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 與鄉村發展》讀後〉指出，如以長江三角洲的耕地開發為例，明末 集約化經營達到頂點之後，在清代確實有「過密型生產模式」的 現象29；但是中國「巨區」之間的連繫並不乏見，經濟相互影響之 下，一方面貿易帶動各地區的生產活動；另一方面，生產技術從 「已開發區域」隨著移出人口到達「開發中區域」，造成王業鍵所 說的「廣泛性的成長」30的現象。這恐怕是在建構理論與使用理論 時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此外，2002年李伯重總結了一系列有關「明清江南農、工業 生產力」的研究，出版了《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的 專著。前四章講「發展」，包括重、輕工業的介紹，指出生產集 約化、資源利用合理化，造就了明清江南的發展；後四章談「制 約」，點出由於能源（燃料）、材料、肥料及外部市場的限制，使 28 黃宗智，〈略論農村社會經濟史研究方法：以長江三角洲和華北平原為例〉，頁 91。 29 千里，〈「過密型增長」理論―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把鑰匙《1368-1988年 間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讀後〉，頁86。 30 王業鍵，〈清代經濟芻論〉，《食貨月刊》，復刊2：11（臺北，1973.02），頁3。
江南未能持續發展31。李氏的研究方法極為嚴謹，耙梳史料的功夫 相當縝密，並透過與同時期的英國社會相比較，了解兩地的差異， 增加讀者的印象。
四、手工業
明代江南手工業中，絲織品與棉織品是兩項重要的全國性商 品，32一直到明末清初時期，松江地區和鄰近的蘇州地區已成為全 國棉紡織生產的重鎮，乃至有「衣被天下」的俗諺出現。關於棉 花耕種畝數與產量研究，先是何泉達〈明代松江地區棉產研究〉 認為：「明代松江地區」的棉花種植面積絕對不超過耕地面積的 50%，更精確地講，只有140﹒3萬畝，占耕地面積的22﹒75%， 「僅及傳統說法的一半量」。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推算明代松江地 區籽棉的常年產量當在7015萬斤至8418萬斤之間，而其時松江地區 年產棉布約2000萬匹，需籽棉至少11250萬斤，「由此可見，明代松 江地區棉紡織業在全國的獨占鰲頭與本地的植棉業之間沒有必然的 關係33。侯楊方〈明清上海地區棉花及棉布產量估計〉則提出反駁 31 李伯重，《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2）。另有書評，邱業超，〈評李伯重著《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 究》〉，《史匯》，2003:7（中壢，2003.9），頁271-276。 32 其中松江地區的植棉業可以溯及宋末元初從閩廣傳入植棉，由於氣候、土壤和 技術條件的配合，植棉地區日漸擴大，這在明末徐光啟所著《農政全書》「木 棉條」裡有參考的數量，「官民軍灶墾田凡二百萬畝，大半植棉，當不止百萬 畝」。據元末明初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載：「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 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木棉之種，初無踏 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明 初）時有嫗黃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作造桿彈紡織之具。」明代松江府的棉業遂 從單純的原料生產，發展成手工業的階段，陸深在為其母所撰的《先孺人吳母行 實》中有提及：「……嘗冬夜風寒，率群婢紡木棉……」可為研究家族經濟中的 極佳佐證材料。 33 何泉達，〈明代松江地區棉產研究〉，《中國史研究》，1993:4。意見，一方面從氣候條件及官方數據反覆論辯何氏推論的錯誤，一 方面則透過收集方志及明人文集的史料，估算出明清時期松江地區 人口數、棉花及棉布產量34。透過兩者的正反意見論證，使讀者能 夠更深入此一議題。 羅麗馨〈明代蘇州織染局〉與范金民〈明代南京絲織業的發 展〉指出，在絲織品與棉織品的生產地點上，最顯著的差異是絲織 品除了與棉織品一樣，會在市鎮、農村製造外，更重要的生產地點 為「城郡」，例如明代的南京絲織業，不論官營織造的機構數目、 生產規模，或是民間絲織業的生產實力，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35。 趙岡〈明清江南市鎮的絲業與棉業〉點出這與絲織品所須的資金較 高有關係，相較之下，棉業紡機與織機的結構都較簡單，購置成本 不太昂貴。棉花價值也極便宜，加以生產週期短，江南的農戶通常 一天就可以織棉布一匹，立即可以在市上出售，所積壓的流動資金 微少，很適合作為農村副業36。 而在有關明代江南農村副業勞動力的研究上，李伯重〈從「夫 婦並作」到男耕女織―明清江南農家婦女勞動問題探討之一〉與 〈「男耕女織」與「婦女半邊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農家婦女 勞動問題探討之二〉兩篇有關明清江南農家婦女勞動問題的探討， 勾勒出昔時隨著江南產業結構的變化，在人均畝地下降，耕地收穫 有限的情況下，農村副業的在家庭經濟中的重要性逐漸提高。認 為由於明清江南地區是農村棉織業發達的地區，所以「男耕女織」 34 侯楊方，〈明清上海地區棉花及棉布產量估計〉，《中國史研究》，1997:1，頁 158-163 35 羅麗馨，〈明代蘇州織染局〉，《興大歷史學報》，1（臺中，1991.2），頁 91-111；范金民，〈明代南京絲織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1993:2（廈門，1993），頁44-51。 36 趙岡，〈明清江南市鎮的絲業與棉業〉，《大陸雜誌》，82:3（臺北，1991）， 頁1-13。
才得到加強。而且在農家男女勞動專業化之後，婦女的勞動生產率 佔家庭收入的比重逐漸提高，終有「婦女撐起半邊天」的情況，甚 至有男子遊手好閒，家中營靠婦女一人撐持的現象。也只有在農村 副業發達的江南地區，這種現象才較為突出37。再從明清江南農村 和城鎮人口職業結構變動的角度，思考明清江南社會經濟的變動 軌跡。學者認為明清江南農村人口職業的非純農化、城鎮工商服 務業、人口的增加等因素，促使人口職業結構和社會經濟發生了變 動38。 以蘇州為例，在明中葉至清中葉的三個世紀（1650-1850）中， 蘇州城市有顯著的擴大。這個擴大同時表現為城市地域範圍的擴展 與城市人口的增加。而蘇州城市變化的主要趨勢，是城市從府城 擴大到城廂附郭和郊區市鎮，從而形成一個以府城為中心、以郊 區市鎮為「衛星城市」的特大城市。城市變化的主要動力來自城 市工業的發展，而城市工業的發展並非單純的府城工業向外轉移， 而是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形成的合理的區域分工。在經過三個世紀 的發展，到了清代中期，城市工業在蘇州地區經濟中已經居於主導 地位，在此意義上可以說蘇州已經成為一個工業城市。在此文中李 氏採用其師傅衣凌先生的觀點，將這類型城市發展稱為「蘇杭型城 37 李伯重，〈從「夫婦並作」到男耕女織―明清江南農家婦女勞動問題探討之 ㄧ〉，《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3（北京，1996），頁101-109；李伯重， 〈「男耕女織」與「婦女半邊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農家婦女勞動問題探 討之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3（北京，1997），頁10-22。另可參 閱王仲，〈明清江南勞動中婦女的角色地位〉，《中國農史》，14:4（南京， 1995），頁49-57，王氏認為江南婦女的辛勤勞動使自己的家庭、社會地位都有 一定的提高，並在地區風俗上有所反映。 38 相關論文請參閱馬學強，〈試論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內變遷」與勞動力轉移〉 《史林》，1993:1（上海，1993），頁31-37；孫競昊，〈明清江南勞動力的市 場結構與功能探析〉，《江漢論壇》，1997:1（武昌，1997），頁47-49；吳建 華，〈明清江南人口職業結構變動的思考〉，《中國農史》，2004:4（南京， 2004），頁106-111。
市」39。 羅麗馨在《十六、十七世紀手工業的生產發展》一書中提到， 十六、十七世紀，因經濟作物區的開發、工礦原料的新開採、水陸 交通網的建立，手工業呈地域性發展特別明顯，如杭、嘉、湖是蠶 桑地帶，蘇、松二府盛產棉花等。羅氏並針對官手工業生產的轉 化、手工業生產結構、產品的流通進行綜合性的說明，並延伸討論 手工業發展下的社會與思想意識形態。不過，由於是用全國性的 角度進行探討，忽略了區域之間的差異，地域社會的不同屬性等面 向40。 相較之下，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一書 中，較有聚焦的討論，在以往研究成果的積累之後，李氏大膽地提 出「早期工業化」41理論，取代已漸被廢棄不用的「資本主義萌芽 論」42。這樣的嘗試受到其他學者的讚揚，宋立中、范金民認為這 本書突破性進展有，一是理論與實證的有機結合，二是多種史學方 法的成功運用，三是立論新穎，拓寬了人們研究的視野。不過，仍 有學者提出關於「分工和專業化」的問題；還有明清江南早期工業 化前景研究所涉及的問題，如「可比性」、「工業革命的發生是否 等同於資本主義的產生？」、「不確定性」等；某些論述有舉證不 39 李伯重，〈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蘇州〉，收入李伯重、周 生春主編，《江南的城市工業與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04），頁7-65。 40 羅麗馨，《十六、十七世紀手工業的生產發展》（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 41 李氏提出「早期工業化」一詞後，有不少研究也運用了這樣的說法，如樊樹志， 〈明清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4（上 海，2005），頁60-70；余同元，〈江南市鎮早期工業化中工業行業與職業團體 之發展〉《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7：2（蕪湖，2009）， 頁214-219。本文將之歸類為市鎮志的範疇，在此不加以討論。 42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
足，或是相互矛盾的情況43。謝美娥、江長青與何淑宜〈評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則提出另一個問題，即李氏 對「早期工業化」一語的理解和應用，以生產部門的分劃觀察總體 經濟成長的問題，以及敘述概念或推論的瑕疵44。
五、商業與商人
45 在有關棉布市場的問題上，張海英〈明清江南地區棉布市場 分析〉指出，明清時期江南地區棉布市場與生產技術脫節，市場商 品的大量需求並不能直接促進生產技術的改進與提高，棉布市場主 體結構的功能基本仍屬內耗性，作為起始主體的生產戶（織戶）， 缺少擴大再生產的能力，中介主體牙人、牙行與終止主體商人的不 合理結合，擾亂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轉和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建 築於全國市場的需求的支持與政府軍事需求的「用戶保證」及賦稅 徵收的變相刺激基礎之上的江南棉布業的發展，缺少與之相應的生 產技術為後盾，當江南棉布市場最終走向衰落時，也使江南地區的 43 宋立中、范金民，〈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一部力著―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 工業化（1550-1850）》〉，《新史學》，12:4（臺北，2001），頁193-205；周 婷，〈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評介〉，《中國社會經濟史 研究》，2002:2（廈門，2002），頁111-114。 44 謝美娥、江長青、何淑宜，〈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0（臺北，2002），頁159-176。 45 有關商業與商人的期刊論文十分豐富，茲將本文未討論的文章列出，以供參 考：范金民、夏維中，〈明代江南絲綢的國內貿易〉，《史學月刊》，1992:1 （開封，1992），頁31-37；馬學強，〈論明清時期松江府的經濟特色〉，《史 林》，1997:4（上海，1997），頁26-33；王衛平，〈論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市 場體系〉，《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4（廈門，1998），頁26-35；李琳 琦、秦璐，〈蕪湖在明清江南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 版）》，25:3（合肥，2008.5），頁3-7。；金孝真，〈從明清話本小說考察江南 的商業活動〉，《潮州師範學院學報》，30:6（出版地，2008.12），頁55-60。商品經濟失去了騰飛的最後機會46。不過，綜合張隆志〈明清時期 松江地區棉業產銷路線之研究〉47、陳學文〈明清時期江南商品的 流通與水運業的發展〉48與趙金鵬〈明代江南糧、布對北部地區的 貢獻〉49的研究可知，透過北棉南運，而後由山西商幫經運河北銷 至華北各省，江南的棉布以及糧食，供應北方京師及軍事集團的需 求，沿著這條運輸路線，興起了很多市鎮，也使的江南水運網絡逐 漸構築完成。 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業〉指出明代江南商業化的出版 印刷業，官營出版印刷業占有重要地位，最值得注意的印刷技術進 步，是活字印刷的推廣與彩色印刷術的出現與改進；在明代初年， 政治性與教化性讀物比重較大，明代中期以後，以牟利為目的、面 向廣大中下層社會民眾的商業化出版業日益發展；也出現「外向 化」的趨勢，即生產所需的原料與完成後的書籍，都與外地有緊密 的聯繫50。陳學文〈論明清江南流動圖書市場〉則提到明清江南圖 書文化市場繁榮，私家經營書坊遍布蘇杭及一些城鎮，還出現了專 業圖書市鎮和鄉村。專業販書船充當了流動圖書市場的載體，營造 了江南商品經濟發展的新環境51。尤其值得一提的郭孟良〈書船略 說―明清江南圖書貿易的個案分析〉指出，書船貿易不僅是國內書 46 張海英，〈明清江南地區棉布市場分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1991:1（上海，1991），頁167-173。 47 張隆志，〈明清時期松江地區棉業產銷路線之研究〉，《史原》，18（臺北， 1991），頁181-198。 48 陳學文，〈明清時期江南商品的流通與水運業的發展〉，《浙江學刊》，90（杭 州，1995），頁31-37。 49 趙金鵬，〈明代江南糧、布對北部地區的貢獻〉，《社會科學》，1995:5（上 海，1995），頁61-65。 50 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業〉，《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3（北京， 2001），頁96-109+148。 51 陳學文，〈論明清江南流動圖書市場〉，《浙江學刊》，113（杭州，1998）， 頁107-111
籍流通的重要渠道，而且將這種傳播延伸到了海外，推進了國際特 別是中國與朝鮮、日本的亞洲各國的文化交流52。 除了上述範疇，關於商業的研究，近幾年來則開始對服務業進 行探討。如宋立中〈論明清封建政府的消費政策及其對江南服務業 的影響〉針對明清政府的消費政策，認為對服務業是產生抑制的負 面影響，但因為與民間消費實踐背道而馳，政策的實踐效果並不理 想53。對於個別商業的研究，則有宋立中〈論明清江南旅館業的經 營實態及其變遷〉指出旅館業其因商品經濟的發展與交通的改善而 日益繁榮，官營旅館的種類增加、功能齊全，建設經費並非全由官 府財政支出，多為翻修書院或寺廟等改建而成，也由官員、地方士 紳出俸募捐修建，隨著時代變遷，傳統官營旅館日漸式微，逐漸由 私營旅館所取代54。此一議題值得更廣或更深的取材並加以探析， 惟文中旅館業一詞的用法與定義要再商榷。宋立中〈論明清江南游 船業的經營空間、服務方式及其變遷〉也對游船業進行研究，認為 游船業的發展除推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外，還可滿足 人們休閒娛樂的需要和商業貿易往來，從而提高人們特別是城市居 民的生活質量，他也分析了地方政府對游船業的正反面的政策，例 如遇到水旱天災、戰亂等，官府便會明令禁止，但卻實踐不易。一 是不符合經濟運行規律，剝奪了不少以此為生的小民生計；二是傳 統社會娛樂活動相對有限與單調，此途一禁，人們的商業往來、社 52 郭孟良，〈書船略說―明清江南圖書貿易的個案分析〉，《中國出版》，2009年 9月下、10月下合刊（北京，2009），頁97-100。 53 宋立中，〈論明清封建政府的消費政策及其對江南服務業的影響〉，《江南大學 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4（無錫，2006.8），頁44-48+54。 54 宋立中，〈論明清江南旅館業的經營實態及其變遷〉，《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 會科學版）》，23:2（蘇州，2006.5），頁97-104。
交活動空間便被限制，造成許多不便55。其他諸如農村牙行組織56、 農村典當57都屬初步討論，如能積累更多的材料，當能更深入的探 究其原貌。 而在張海英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中，我們瞭解明清時期江南與全 國其他區域的經濟交流是非常密切的，並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就全 國範圍的經濟發展而言，無論是閩粵地區絲棉紡織業、果木、煙草 等經濟作物種植業的發展和出口貿易的崛起，還是兩湖等地最大商 品糧基地的形成，江西過境貿易的繁榮，以及華北地區棉紡織業的 發展、東北地區的開發等等，無不與江南經濟密切相關。江南在同 各區域的經濟交流中，互相開拓市場，共同促進了各地的商品經濟 活躍，體現了江南區域市場與全國市場密切的互動關係及江南經濟 在全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影響58。而張氏以博士論文為基礎修改而 成的《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一書，更於第五章集中探討 江南市場與海外市場的聯繫，將商業研究中最重要的「通路研究」 做了全面的考察，實在很有貢獻59。 55 宋立中，〈論明清江南游船業的經營空間、服務方式及其變遷〉，《西南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33:4（重慶，2007.7），頁50-57。 56 常紅萍、張磊、王亞軍，〈明清江南地區農村牙行組織的社會學分析〉，《安徽 農業科學》，2007:35（合肥，2007），頁11720-11722。 57 常紅萍、王亞軍，〈明清江南地區農村典當探析〉，《安徽農業科學》， 2008:36（合肥，2008），頁1252-1253。 58 相關研究有：張海英，〈明清江南與江西地區的經濟聯繫〉，《華東師範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3:3（上海，2001），頁81-86+129；張海英， 〈明清江南與閩粵地區的經濟交流〉，《社會科學》，2002:1（上海，2002）， 頁68-72；張海英，〈明清江南與華北地區的經濟交流〉，《歷史教學問題》， 2003:2（上海，2003），頁5-8；張海英，〈明清江南地區與其他區域的經濟交 流及影響〉，《社會科學》，2003:10（上海，2003），頁93-102；范金民， 〈明清時期江南與福建廣東的經濟聯繫〉，《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2005:1（福州，2004），頁17-26；張海英，〈明清江南商路的經濟內 涵〉，《浙江學刊》，2005:1（杭州，2005），頁100-109。 59 張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經由孫競昊〈明清江南商人資本市場結構與功能初探―兼析 該地區貨幣財富形態的品性〉的研究得知，明清江南地區市場上的 商人資本由外地資本與本地資本組成。江南市場機能主要受資金雄 厚的外地商人資本控制，由於多重阻障，它們的商業資本無法在當 地向生產資本轉化，卻通過長途販運貿易、高利貸業、舊式金融信 用業帶走大量財富；活動範圍局限於市鎮等地方小市場的本地商人 資本分散、細小，無力轉化為從事擴大再生產的產業資本，而且妨 礙著外地商人資本的轉化。故此該地區財富雖然普遍表現為貨幣形 態，但大都滯留在流通領域，或用作貯藏手段。孫氏認為由於缺少 產業資本投入，商品性生產沒能出現質的躍進，這是資本主義生產 方式難產的一個重要原因60。 但是，黃敬斌〈明清以來江南蠶桑區葉市上的遠期交易〉指 出，在蠶桑區葉市上卻出現一種類似今日期貨交易的遠期交易方 式「稍葉」，所謂「遠期交易」，就是交易雙方就某一商品買賣 的數量、價格達成一致之後，並不馬上進行商品的實際交割，而是 約定在未來的某一時點進行這種交割。在進行貨物交割的時候，市 場價格可能已經發生了變動，但交易雙方仍必須按照交易協議達成 時規定的價格完成交易。「稍葉」兩種付款方式，有預先付款者稱 「現稍」，（蠶一斤用葉八個）約用銀四錢（大致是一個長期平均 價格）；有收繭後付款者稱「賒稍」，約用銀五錢、雜費五分。買 者透過預購以規避風險，避免蠶無葉可食，或價高時賣出獲利；賣 60 孫競昊，〈明清江南商人資本市場結構與功能初探―兼析該地區貨幣財富形態 的品性〉，《浙江學刊》，99（杭州，1996），頁97-100。孫氏另有相關研究可 參考：孫競昊，〈明清江南地區商品生產結構窺測〉，《學術界》，1995:3（合 肥，1995），頁43-48；孫競昊〈明清江南商品經濟與消費結構關係探析〉， 《齊魯學刊》，1995:4（曲阜，1995），頁55-60；孫競昊，〈明清江南商品經濟 與分配結構關係探析〉，《史林》，1996:4（上海，1996），頁29-36；孫競昊， 〈明清江南商品市場結構與市場機制探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1996:5（上海，1996），頁93-98。
者則透過預賣，一方面可以得到資金，另一方面則可以確定收入， 避免價賤時不符成本。但因其價格變動十分劇烈，增加了投機的機 會。雖然這是在特定地域及市場範圍內出現的，並無合約交易或交 易所的出現，但是對這些問題背後的原因作進一步的分析，對於 深入理解江南傳統社會經濟的內在特點及變遷邏輯，無疑極有意 義61。 范金民〈明清地域商人與江南市鎮經濟〉指出，明清時期各地 地域商人特別是外地商人在江南市鎮中十分活躍，在江南市鎮的發 展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江南市鎮從其命名、性質、功能 以及作用影響來看，都與商業發展、商人活動有著十分密切的內在 聯繫。江南市鎮的大量興起和迅速發展，完全是由商業發展和商人 活動促成的，新增加的市鎮絕大部分就是隨商品貿易和商人活動發 展起來的。江南市鎮由小到大、由興到盛的持續發展過程，也有賴 於各地商人的經營活動。明後期到清前期，江南市鎮日益興盛，各 地商人極為活躍，江南市鎮的繁盛程度與商人活動的程度相一致， 地域商人成為江南市鎮規模擴大、市況繁盛的有力因素62。例如陳 劍峰、陳國燦〈明清時期浙北杭嘉湖市鎮的徽商〉提到，明代中期 起，越來越多的徽商進入浙北杭州、嘉興、湖州三府市鎮，開展多 種形式的經營活動，尤以在絲織、米糧、木材、鹽、典當等行業最 為活躍。徽商不僅在促進當地市鎮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方面起了很 大的作用，而且對提升市鎮品味，提高市鎮的知名度、美譽度，也 產生了積極的影響63。 61 黃敬斌，〈明清以來江南蠶桑區葉市上的遠期交易〉，《復旦學報（社會科學 版）》，2009:1（上海，2009），頁119-126。 62 范金民，〈明清地域商人與江南市鎮經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3:4 （廈門，2003），頁52-61。另可參考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 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63 陳劍峰、陳國燦，〈明清時期浙北杭嘉湖市鎮的徽商〉，《安徽師範大學學報
六、結 語
除了上述分別討論明代江南社會經濟史單一範疇的論文、專書 外，蔣兆成著有《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史研究》64一書，匯集了蔣 氏長期以來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本書以杭嘉湖為研究的區域， 以專題的方式分別探討農業經濟、土地制度、賦役制度、官私營手 工業、商業與城鎮以及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並且能夠聯繫全國政 治、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來展開分析。不過這又產生一個問題，即如 何在兼顧全國背景說明下，又能突顯區域特色？不至於令讀者有閱 讀全國經濟史的錯覺，而削弱了界定為區域經濟史的意義。此針對 蔣氏一書的商榷，同時也是針對明代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種反 思65。在研究開展的過程中，是要以江南的發現，作為建立全中國 （人文社會科學版）》，31:2（合肥，2003），頁56-60。 64 蔣兆成，《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史研究》（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 65 對於明清江南經濟研究的回顧性文章頗為豐富，如鄭衛榮，〈近十年來明清江 南區域經濟研究綜述〉，《湖州師範學院學報》，25：4（湖州，2003.8），頁 68-71。其以宏觀（以江南區域為單位考察江南與全國其他區域或海外的經濟聯 繫）、中觀（以江南區域為系統，江南市鎮為元素，分析區域經濟的層次、結 構）、微觀（個案研究，集中於個別市鎮）三個視角進行研究回顧。研究回顧中 不乏提出反思者，如夏明方，〈老問題與新方法：與時俱進的明清江南經濟研 究〉，《天津社會科學》，2005:5（天律，2005），頁116-122。本文著重對20 世紀以來大陸明清江南經濟史研究中幾次大的「範式轉換」過程進行了批判性的 反思，主張運用環境史方法，以一種不斷變動中的人與自然的關係為出發點，深 入探討人口壓力、環境變化、市場變遷、階級分化等諸多因素錯綜複雜的交互作 用，進一步揭示明清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演化和轉變，努力建立一種新的研究範 式；又如王家範，〈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與檢討〉，《學術月刊》，38：6（上 海，2006 .6），頁148-152。他強調或許需要暫時把許多誘人卻消化不良的西方 社會科學概念擱置一旁，不計較研究的結果，更看重研究的過程，讓真切的實證 求是取代名不符實的宏論。例如，明清江南「城市化」概念以及所謂比率的計 算，因為勉強附和「現代化理論」，反而有整容與變性之嫌，妨害我們直面當時 歷史的真實。再如馮賢亮，〈史料與史學：明清江南研究的幾個面向〉，《學術 月刊》，40：1（上海，2008.1），頁134-143。文中指出如果從明清時代人們的 認知與相關史料出發，明清時代人們心目中的江南，既與明代以前有很多不同， 有與清代的行政概念和現代學者們的界定有許多差別，應當是以蘇州為中心的太普遍認知的素材？還是努力追求江南的特殊性？ 如王家範指出，綜合觀察過去的明清江南研究群體，有三個特 點比較明顯：（一）多數止步於1840年前，延伸至晚清不多，更少 「入侵」到民國時期；（二）多數偏好於狹小的太湖流域，江南成 了只有「中心」而無層級、邊緣推衍演變的「瓊島」，研究的整體 意義大為減弱66；（三）主要以開發方志、筆記（附以少數文集） 見長，以全「江南」、大時段的綜合居多，各種專題分解不全（集 中於城鎮、經貿），較小單位（一縣、一鄉、一村）個案考察與區 域內比較研究也相對薄弱，且沒有形成擴散性效應，一定程度折射 出目前存在史料取材重複、開發不足的缺陷，成了制約明清江南研 究的瓶頸67。 其次，明代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隨著大陸的改革開放以來，由 於此一地區的發展較快速，所以能夠培養較多的研究者，同樣的情 況也發生在福建、廣東等地。以上海區域研究為例，在張仲禮的主 持下，展開了一系列的研究，並在慶祝上海建城七百年達到一波高 潮。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在「熱點」時期進行的研究成果，數量雖 多，但是品質卻有待檢驗。尤其是能否「執中而論」，而不至於太 過「政治性」，更是考驗研究者的史學素養。舉例來說，劉石吉在 1978年發表的〈明清時代江南市鎮之數量分析〉一文，一直以來被 湖平原地區。而無論是傳統認知，還是在歷史文獻的重新解讀中，市鎮無論如何 都不能被認定為城市的範疇。以往有關鄉紳或地主的城居、鄉居觀點，因此必須 重新考量。至於當下頗受關注的比較研究與全球視野，主要表現在社會經濟史層 面。許多研究只是剝離出若干有利於理論說明的材料，而棄其他反證於不顧，在 此基礎上作出的比較分析，其實缺乏堅實的史料背景，遑論全球化視野下的任何 對比分析。明清江南的任何研究，都應該重視原始史料的接觸與正確解讀，簡單 地以現代學術框架來對歷史作概念判定和理論推導，都不可能真正體現歷史實 際。 66 李琳琦、秦璐〈蕪湖在明清江南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一文即表示因此觀點而研究 蕪湖，頁3。 67 王家範，〈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與檢討〉，頁151。
大陸學界廣為運用，但范毅軍在〈明中業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 與擴張性質〉一文中，提出他極為嚴謹研究後的論點，即劉氏一文 過於高估市鎮的數量，此乃忽略考察市鎮的興衰所致。68唯劉氏一 文對昔時的史學界已有相當之貢獻，尤其是他大量運用方志進行統 計分析，這在當時還是開風氣之先。 至於學界對於明清時期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往往將前後兩朝 視為一個性質相近的時期，在進行研究分析時，用概括性的論述模 式進行說明，舉證不足或前後矛盾的現象常常可見，尤其研究的區 域範圍越大、時間越長，越有這種現象。用「想當然耳」的思考模 式進行論證，結果就是習焉不察，導致研究不夠嚴謹，造成立論無 法成立的結局。 （責任編輯：林益德 校對：劉瑤君、許翔曦） 68 范毅軍，〈明中業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頁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