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柔性平衡」：歐洲聯盟與美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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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國際關係理論中的「柔性平衡」：歐洲聯盟與美國的關係

研究成果報告(精簡版)

計畫類別：個別型計畫編號： NSC 95-2414-H-004-037- 執行期間： 95 年 08 月 01 日至 97 年 07 月 31 日執行單位：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甘逸驊計畫參與人員：此計畫無其他參與人員：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處理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7 年 09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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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一個以美國為首的後冷戰單極國際體系中，次級強權與美國之間對應關係的可能性，包括在系統層次一個平衡關係的形成，將影響單極體系是否得以持續存在。依照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有關「權力平衡」的論述，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裡，強權之間藉由權力分配的過程，避免權力過於集中，因此「權力平衡」是維持國際社會與區域安全的穩定要素。但是傳統權力平衡的理論，針對的是強權間為維持軍事戰略利益所採取的軍事力量之平衡關係，對於後冷戰時期美國與其他次級強權的互動，似乎缺乏解釋的效力。在後冷戰時期的次級強權當中，歐洲聯盟扮演一個非常特殊的角色。雖然歐洲與美國仍分享重要的文化與宗教價值，但藉由其多面向力量的發展，歐盟已逐漸建立起全球的戰略地位，並運用國際多邊機制推動歐洲所主張的價值體系，因此屢與美國的立場相違背。在冷戰時期，歐洲與美國或許對於戰術性的問題具有不同意見，但對於全球戰略議題則意見幾乎一致；但是後冷戰時期兩者的差異，卻張顯了歐美在戰略議題的歧見。歐盟在重大國際議題上與美國的背道而馳，已形成對於此一超強的抗衡作用，但是傳統強調軍事力量的「硬性平衡」概念，無法有效解釋歐盟所發揮以軍事以外手段進行對美國的平衡。本研究試圖提出「柔性平衡(soft balancing)」的相對概念，亦即次級強權試圖以軍事力量以外的手段，獲致抗衡超強達成其戰略利益的目的，來檢驗歐洲與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關係，是否存在系統性的柔性平衡。首先，本研究提出現實主義對於權力平衡的主要論述，接著討論後冷戰時期學者們所提出的各項柔性平衡理論，在實際的個案方面，本研究特別著重在歐洲聯盟於後冷戰時期與美國在重要國際議題上的歧異，並因此檢驗是否形成對美國的柔性平衡策略；本研究在結論部分，除了試圖在理論的層次，提出柔性平衡對於權力平衡理論的適用與補充之外，也期待在政策方面，提出次級強權的個別或聯盟可能藉由柔性平衡方式，產生對於新時期國際體系的影響。

理論層面的發現

歐洲聯盟在後冷戰時期的對美政策，是否在主觀或客觀的環境下，形塑出柔性平衡的態勢？這一問題實際上可以為國際關係中權力平衡的理論，以及政策的意涵兩方面，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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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論的層次方面，對於柔性平衡的爭辯，主要集中在柔性平衡到底能否視為權力平衡理論的一部份。依照 T.V. Paul 等支持者的看法，如果平衡意味著限制超強的權力，以及壓縮其行為的自主空間，則不論是傳統的硬性平衡，或是採取軍力提升與軍事同盟以外的任何行為，如果能達到約束超強的目的，都應被視為權力平衡的形成。但是與傳統權力平衡理論不同的是，具有獨佔優勢的最大強權不一定會遭致次級強權以個別或集體方式所形成的平衡作用，對於超強所產生具有限制其權力與約束其行為的柔性平衡是否發生，將端視超強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手段與目的而定。如果超強能夠避免採取威脅其他國家主權的帝國建構式的作為，區域或全球的平衡較不容易發生；相對地，如果次級強權認知到超強逐漸成為具侵略性的獨霸，則這個超強即變成破壞現狀的修正主義國家。因此，在判斷後冷戰時期是否已經形成制衡美國的平衡力量，發展至今的柔性平衡概念試圖提供一個有別於傳統權力平衡的另類思考方向。首先，單極國際體系中霸權獨大的狀態，是否必定發展出平衡的作用，因而逐漸衍生出是否產生雙極或多極國際體系的辯論。實際的狀況，不必然如同傳統權力平衡理論的預測而發展；其次，柔性平衡提供對於「平衡」概念重新界定的機會，傳統理論對於平衡的界定，幾乎完全著重於軍事力量的相關因素，但對於新時代所存在完全不同的國際間利益互動模式，幾乎無解釋的能力。然而，儘管柔性平衡的提出或許有助於緩解現實主義者對於傳統平衡無法出現的憂慮，但是依照硬性平衡概念直接修正的柔性平衡概念，正如本研究前述的論證，仍存有解釋上的困難。無論是傳統權力平衡理論，亦或是上述「傳統」柔性平衡觀的界定，對於次級強權所欲限制超強的政策範圍，都顯得過於狹隘，認為次級強權產生平衡的要因是限制超強採取軍事侵略行動的能力空間，以及提高其達成軍事目的的成本，因為超強以軍事手段對付第三者容易造成對於次級強權生存的威脅；再者，由於現代國際體系的利益已經多元化，國家利益的範圍不再侷限於軍事層面，次級強權有可能以獨力或聯合的方式，針對超強非軍事性的作為，產生平衡的作用；最後，傳統權力平衡或柔性平衡理論都忽視平衡聯盟形成中，不同的次級強權可能有主動與被動角色的區分，唯有直接感受到超強威脅其國家利益的國家會採取主動平衡的策略，但對於其他次級強權，由於可能在其他政策面向上亦產生對於超強的不滿，因此容易成為「主動」次級強權拉攏的對象，而形成平衡聯盟，所以並非在特定政策上同時受到威脅的次級強權們，才會組成這樣正式或非正式的聯盟關係。因此，為有效解釋後冷戰時期的國際行為，擴大柔性平衡的適用性，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並界定此一概念的內涵，賦予新的定義。第一，「柔性」不應僅限定於次級強權採取對應霸權的手段，而應擴大檢視手段對應的目的是否超越軍事的範圍，例如氣候變遷、能源政策等。傳統權力平衡概念在相當程度上講求對應於霸權的「對稱」關係，如果次級強權的軍事實力與超強的差距過大，即表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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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強權的個別或其聯盟無法有效形成抗衡關係，目前柔性平衡的概念亦受到傳統概念的影響，也因此使得批判的意見得以有效的反駁主張柔性平衡者，認為柔性平衡不足以威脅到超強的單邊軍事行動。相反地，如果我們將柔性平衡的範圍從單純的手段，擴大到次級強權意欲對應的目的，亦即超越軍事的範疇，則得以解釋歐盟在軍事面向以外對美形成的平衡關係。另外，擴大適用的範疇將有助於解釋柔性平衡的效度，因為傳統的平衡觀強調超強與次級強權的軍事「對稱」關係，如果將柔性平衡觀念之範圍予以擴大，則可以將「非對稱」的關係納入，亦即雙方權力的不對稱亦可發揮制衡的作用。第二，衡量次級強權平衡關係的建構，必須將權力本質是否多元化(除軍事力量外，尚須參酌經濟、文化、科技等實力)列入考量。後冷戰時期的一個重要特色即是全球化的趨勢，其中影響國際行為最關鍵的因素即屬權力本質的多元化。軍事已不再是衡量國家強弱的唯一標準，也非最重要的因素，其他因素的強化，亦足以改變一個國家或實體的實力。以歐盟為例，雖然軍事的整體力量落後在美國之後，但在其他面向上，包括經濟的力量、國際建制的主導力、普世價值的適用、環保與貧窮問題的推廣，歐盟至少具備與美國相近(甚或超越)的全球影響力。藉由這些影響力的提升，歐盟在重要的國際議題上足以發展出對應於美國的平衡能力，以及被其他角色視為足以與美國相提並論的認知。歐盟在非軍事政策領域整合實力的提升，促使其他角色重視歐盟在全球議題上的關鍵影響力，如此的認知甚至具有對歐盟軍事面向能力整合的深遠意涵。例如歐盟整體雖未發展出具威脅性的實際戰鬥整合力量，但國際間有關維和、危機管理與人道救援等重要任務，歐盟均被視為重要的角色。第三，國際體系的界定是否仍舊依照單一(軍事)的標準(例如多元實力)？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體系特質被普遍視為一個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體系，因此我們很容易的將焦點放在是否具有對於此一體系中單一超強的抗衡產生，但是如果我們將國際體系的界定標準予以多元化，例如將經濟、文化、價值的散播等因素納入考量，則必須重新思考當前或未來國際體系的特質。如果國際體系已非傳統的界定方式，單極國際體系亦無法解釋當前的國際環境，則柔性平衡的概念，似乎更能有效的解釋一個全球化時代中多元的國際體系。第四，綜合上述對於柔性平衡、權力本質與國際體系的重新檢視，對於討論有關歐盟是否有意識地形成抗衡美國力量的問題，可以獲得進一步的瞭解。如果將柔性平衡概念從傳統的定義擴張包含上述新的意涵，則柔性平衡的範圍得以從次級強權單純的手段擴充至意欲對應的目的，由於非軍事面向在權力本質內涵的重要性日增，也由於界定國際體系的標準必須思考軍事以外的層面，使得歐盟在處理重大國際事務時，逐漸發展出各會員國對於歐盟整體對外與安全政策的一致性，並且衍生出具高度自主對外行動的能力。歐盟相當清楚地將其他強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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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視為在處理重大國際事務時具全球影響力的「夥伴」或是「對手」，亦即歐盟與其他強權間的相互關係可能是「合作」，抑或是「對抗」，因而歐盟可能採取與美國「相似」或「相異」的態度與政策。無論歐盟是否與美國在重要議題上立場一致，歐盟已將美國視作一個強而有力的「他者」，是非常明確的事實。形成歐盟相較於美國的國際認同，主要建立在歐盟逐漸將美國視為單一超強的認知，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特別凸顯的軍事力量，以及因單邊主義所彰顯出以軍事手段為解決國際糾紛的政策，更加強化了美國做為一個獨霸的形象。因此，美國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的單邊主義政策，加強歐盟以及其他次級強權視之為獨霸的認知，並藉由在本身與美國差距較小的權力面向，產生針對美國非軍事面向的抗衡力量。

政策意涵

至於在政策的意涵方面，主張柔性平衡已然成形的學者認為，如果美國持續採取具侵略性的單邊主義，次級強權的柔性平衡將會更為明顯，這將使得美國意圖進行軍事行動的成本增加，有意加入美國軍事「探險」的盟邦減少，並進而衝擊美國在經濟及其他層面的優勢。更重要地，如果次級強權使用柔性平衡的策略成為一個長期的模式，有可能使柔性平衡轉化成為硬性平衡，則國際體系的結構將有可能從單極轉變為多極。在美國以侵略性的單邊主義入侵伊拉克之後，不論是支持或反對美伊戰爭的國家，基本上都對於美國持續對伊朗、北韓等國的態度，賦予高度的關切，並試圖以聯合的方式，防止美國再度採取類似對付伊拉克的政策。例如，歐盟由三個大國代表主導伊朗停止核子計畫的努力，即在防止美國對不具直接威脅歐盟利益的國家，進行軍事行動。另外，歐盟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問題上所提供的經濟誘因，使得以色列在依賴美國安全保證之餘，亦需歐盟在經濟上的支持，因此歐盟在此一議題上得以平衡美國的態度。最值得觀察的次級強權聯盟連結的是歐盟與中國。從大幅增加的國防預算與軍事現代化的進程而言，中共致力於提昇相較於美國的相對權力，並可能在未來形成對美的長期平衡策略。中共已經發展出數項予以抗衡美國單邊主義的潛在能力，包括利用國際多邊機制，例如聯合國安理會，增加對美國採取單邊行動的阻擾、轉移中國外匯存底以支持歐元、發展與俄羅斯在貿易與安全上的合作，但是最重要的是與歐盟的全面性戰略夥伴關係。柔性平衡轉化為硬性平衡的可能方式之一包括將武器或軍事技術轉移至霸權潛在的對手或敵人，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得知為何中共積極發展與歐盟全面性的合作，包括國防與太空科技，也可以因此理解為何美國極力反對歐盟解除對中國武器禁令，以及可能因此衍生的軍事合作。但是更為重要的是，中歐在軍事層面以外，已經開始進行多元面向的深度合作，包括太空與衛星、替代能源等戰略性科技的共同研發計畫、公民社會建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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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等，如果中、歐兩個主要次級強權未來逐漸建構出軍事或非軍事的柔性平衡聯盟，就可能衍生出抗衡美國的力量。然而，美國處理重要國際事務的態度，尤其是對於可能挑戰美國的次級強權之潛在競爭者，美國的認知與對應，將是決定柔性平衡甚至硬性平衡是否形成的主因。如果美國習於將次級強權的不同態度視為抗衡，並且在處理區域安全或其他重要國際非軍事議題上都採取強硬措施，則相關的次級強權將可能產生相對應的強硬態度，而且次級強權間的非正式聯盟的成形更可能發生。另外，如果美國執意將冷戰對峙的型態，移植到後冷戰時期，例如將中國視為潛在競爭者，則中國勢必也將美國視為對手，並且給予第三者，例如俄羅斯，一個得以從兩邊「議價」的空間。新世紀美國獨霸的優勢是否受到次級強權的柔性平衡，甚或硬性平衡的挑戰？國際體系是否回到冷戰的雙極對抗體系，亦或發展成為建立在多元實力基礎上的多極體系？超強的絕對權力並不必然導致次級強權形成正式或非正式聯盟予以平衡，其對其他角色的認知、處理區域事務的目的、應對國際事務的手段，以及因此建構出次級強權對超強的認知，才是形成平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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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計畫前往歐洲差旅心得報告

甘逸驊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參訪國家

法國巴黎、德國柏林、比利時布魯塞爾

日程

2007 年 10 月 12 日至 2007 年 10 月 28 日

法國

2007 年 10 月 16 日 (週二)

CERI 法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就法國甚至歐洲普遍而言，對於中國議題、兩岸關係與台灣在過去數年逐漸產生探討的動機與興趣，但在研究與政策之間具有落差。在學界與學生之間，由於台灣的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的特殊性，開始興起對於台灣研究與中國研究的興趣；然而，在政府的政策方面，無論就個別國家，例如法國，或是歐盟整體，未見戰略性的規劃。主要原因之一是東亞與中國並非歐洲對外關係的最重要範疇；另外一個原因是外交政策的主導權幾乎在總統手上，國會與民意幾無影響力。對於兩岸關係，法國盡量採取所謂的平行政策，一方面強化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另一方面加強與台灣的實質關係，尤其是經濟、文化與學術層面，法國在台代表處人員均為官方身份，雙邊關係的實際運作實為半外交承認關係。法國對台政策的另一作法是盡量不與北京討論台灣議題，例如在歐盟是否對中解除武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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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問題上，法國不會拿台灣做為代罪羔羊，做為交換的條件。

Centre for Social Sciences Studies on Defence, Ministry of Defence 法

國國防部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法國認為美國布希政府的整體全球戰略是失敗的，尤其是伊拉克政策，但所謂「反美」乃言過其實。美國對伊拉克用兵，造成伊朗坐大。然而，歐洲整體對於美國的全球戰略所抱持的態度相當矛盾，一方面反對美國策略，包括單邊主義與軍事手段，但歐洲無法提出替代方案。法國人民並不相信所謂的 soft power 可以取代，也對於一些歐洲的價值與概念，例如預防外交、人類安全，抱持懷疑的態度。歐洲的普遍民意並不認為歐盟必須擔負更重的國際責任，未做好任何軍事戰爭的準備，缺乏社會意願來推動歐盟軍事力量的整合。法國新任總統薩克奇的外交政策仍有待觀察，但似乎對於亞洲事務不抱太大的興趣。由於剛上任，因此在對大國如中俄等雙邊關係上，致力於道德外交的推動，包括強調人權、道德價值等，然而，在最近發生在緬甸的民主示威與軍事鎮壓問題上，薩克奇總統並為站在第一線呼籲國際社會採取行動。法國一般對於亞洲的興趣主要集中在核子武器擴散、人權與朝鮮半島等議題。在歐洲各國軍事政策的整合上，一方面歐洲相信單靠 hard power 無法解決國際爭端，但另一方面歐洲也有意繼續強化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ESDP，歐盟已經建立的快速反應部隊即可說明歐洲的決心。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法國外交部遠東局

法國外交部主管遠東事務官員表達對於兩岸關係的關切，詢問近來的發展，本人表示現在是關鍵的時刻，並從「一中」原則、中共軍事現代化、兩岸缺乏正式溝通管道、雙方缺乏信任等角度，分析兩岸關係的緊張層面；但另一方面，在人民對人民的層次，雙方往來密切，相互依存程度提高。法方並對於中共十七大胡錦濤演講中提到的兩岸關係部分，詢問是否存有任何正面的訊息，本人分析目前兩岸似乎並無關係到現狀改善的迫切因素。法國新任總統薩克奇的對中政策，將不會有重大改變，但對以往過於偏向中共作法，將會有所調整，對於對中武器禁令的議題，歐盟將不易在短期內獲致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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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 Asie: Cross-Strait Relations: Variables and Prospects 法國電

台—亞洲辯論系列

在這一場由法國記者參與的記者會中，法國媒體主要對以下問題表達興趣。 2008 年台灣新政府的產生，將對兩岸關係具有深遠影響，但目前進行對台灣加入聯合國議題的相關公投，是否將帶來危機？另外，法國記者也對於中共主席胡錦濤在十七大開幕所提兩岸簽訂和平協議一事，詢問兩岸關係是否得以舒緩？也有記者問到兩岸在經貿關係的發展對於政治互動的影響。最後，有法國記者提出，在中共快速進行軍事現代化的過程中，台灣似乎並不關切本身的安全。

德國

2007 年 10 月 17 日 (週三)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愛德諾基金會

愛德諾基金會相當重視亞洲的關係，在亞洲派有二十個代表，在中國一地即分別在北京與上海設有代表處。該基金會亞洲部主任 Stefan Friedrich 關切正在進行的中共十七大有關對台政策是否有任何改變，胡錦濤的對台政策似乎稍有軟化，是否代表與台灣有任何妥協的可能？本人回答中共內部仍舊存有對台政策的不同態度，包括外交與國防部門仍主張對台強硬，因此胡錦濤的說法未必代表中共對台政策的軟化。兩岸所需的是互信，以便雙方得以採取較為溫和的態度，如此亦才能對於區域安定有所貢獻。德方亦表達對於台灣聯合國公投的關切，他們表示雖然德國人民對於台灣基於民主運作進行公投感到同情與理解，但事實是歐洲能夠幫助的空間非常有限，歐洲不會刻意碰觸台海兩岸間的真正問題，但會保留更多模糊的空間。

2007 年 10 月 18 日 (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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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rich Boll Foundation 德國綠黨智庫—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

該基金會亞洲部主任 Julia Scherf 指出，雖然歐盟與中國建立所謂「全面性戰略夥伴關係」，但歐盟並未對中國形成一致的共識與政策，主要的歐洲對中政策仍建立在 27 個會員國各自對中的雙邊關係。德國的政黨智庫有其淵源，最高法院曾經通過決議，認為德國有需要在各政黨下，由國家的力量協助各自智庫的運作，以建立政策公共辯論的平台。德國各政黨智庫在海外的運作，其相互之間合作的程度，甚至高於在國內時的合作，尤其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政策時，可能就某些重大議題，例如人權問題，進行更為廣泛的合作。德國綠黨的亞洲政策主要著重在「柔性」議題上，除了傳統上綠黨強調的環境議題，也逐漸將關切的焦點放在人權、環保與公民社會建立的議題。當被詢問在全球暖化、溫室效應等問題逐漸受到世人重視，美國前總統高爾也因提倡環保議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肯定，綠黨是否會受到更多選民的支持，該基金會認為綠黨的理念已被廣泛接受，也成為其他政黨主張的價值，但綠黨並不認為自己會成為「主流」政黨。

European Academy Berlin 柏林歐洲學院研討會

在歐洲學院的研討會中，主要問題集中在兩岸關係的近期發展，以及歐盟得以在東亞扮演的角色。德國學者提出歐盟可以在台海問題上扮演中間的協調角色。通常歐洲在處理兩岸關係議題，總是認為唯有美國有其角色可以扮演，但是由於台海經常處於衝突情況，歐洲可以發揮柔性力量，協助兩岸建立互信基礎。歐盟在東亞的主要利益仍是經濟與貿易，但是台海的安定有助於歐洲在此一地區的利益，因此歐盟提升對東亞安全議題的興趣。在達賴喇嘛與西方國家領袖會面的議題上，德國學者認為包括德國總理與達賴喇嘛的會面，是在探觸中共得以接受的界線。歐盟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在數年之前，歐洲一面倒的認為中國的崛起對於歐洲而言是機會，但僅僅在過去一兩年之間，歐洲已逐漸將中共視為一個競爭的對手，儘管仍非如美國一般視之為潛在的敵人。從歐洲的媒體報導可以看出，媒體已逐漸從較為負面的角度報導中國，包括中國的貿易政策、能源安全、非洲與人權狀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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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方面表示，從他們的瞭解中，中共駐歐洲各國的大使均強調，對於北京而言，2008 北京奧運固然重要，但是台灣議題的重要性更高於奧運。有些德國學者建議台灣在有關國際空間議題上，應該要具有更大的耐性，等待機會之窗的到來，就如同 1989 年中東歐國家脫離共黨統治一般，如果不是戈巴契夫，中東歐的民主與繁榮不會如此快速到來。中共也必將逐漸改變與轉型，台灣必須做的是醞釀適當的環境，等到中共有所改變，屆時時空環境的變遷或許更適合台灣。如果台灣過於急切，將給予中共藉口以對台進行打壓，損害雙方的利益。

2007 年 10 月 19 日 (週五)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德國對外關係協會

Eberhard Sandschneider 主任簡介德國對外關係協會，以英國 Chatham House 為範例於 1955 年成立，主要是以會員制為主，屬於獨立且非營利性為目的，年預算約為三百五十萬歐元，其中 23%來自政府，目前有 24 位全職研究人員，其功能逐漸從單純研究機構轉型為智庫。Sandschneider 主任表示雖然歐盟逐漸重視亞洲，但歐盟無法像美國一般，得以對於亞洲情勢有較為精細的觀察。該協會主任評估兩岸的最新情勢，認為中共為自己設立一個圈套，他們視台灣議題的重要性高於奧運，但當台灣真的跨越中共所定的紅線，屆時如果中共無法有所行動，將置中共於非常危險的地步，但如果中共果真採取不理智的行動，將使得兩岸同時遭受傷害，因此中共應該在兩岸關係上保持彈性。中共希望在經濟議題上按部就班，以使得中國的地位持續提升，但如果中共對台採取非和平手段，將破壞其成長，內部的不安將更形嚴重，並可能威脅到中共政權。有關台灣的聯合國公投案，雖然具有高度象徵意涵，但問題是不可能成為事實時，就不論公投的內容是否具有正當性。中共善於利用大國之間的矛盾加以操作，因此如果美國、歐盟與日本能夠在對中政策上加以合作，將能降低中共外交操作的衝擊。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德國外交部東亞處

德國在亞洲的利益仍集中在經貿議題上，在處理與亞洲關係時，主要集中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德國期待各國繼續就多哈回合進行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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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德國在雙邊貿易關係上，進展快速，歐盟與中國已經成為各自的最大貿易夥伴。歐盟對中的政策主要在於將中國置於國際多邊機制下，促使中共發揮應有的影響力與善盡應盡的責任。德國外交部官員表示，當台灣試圖以公投手段詢問兩千三百萬人民的意願時，在如此重大議題上，中共也可能要求大陸十三億人民的民意亦必須列入考量。當被問及西方是否受到中共壓力，要求各國口徑一致施壓台灣停止繼續對公投的運作，中共是否向西方各國提及，如果台灣繼續進行公投，中共將採取何種反制措施？德國外交部官員的答覆是中共並未就將採取何種措施提出明確的說明，只是強調將會有嚴重的後果。

德國國會

德國國會議員 Pflung 在國會大廈接見代表團並帶領全程參觀國會。Mr. Pflung 表示在新任總理梅克爾上任以來，德國外交政策更為強調道德外交層面，當國會副議長參加陳總統的視訊會議，梅克爾遭到中共抗議後，梅克爾總理表示，任何國會議員均有自己的權利從事各項政治活動，梅克爾最近接見達賴喇嘛則是另一個例子。台灣拓展外交空間的作法應更為務實，台灣獲得國際社會的友善支持，進而得以實質的參與國際組織，比大張旗鼓的彰顯某些政治動作，來得更有意義。在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例子上，歐盟積極協助台灣獲得有意義的參與，但由於台灣突然改變作法，要求以台灣名義成為完全的會員國，如此歐盟不可能支持台灣的立場。在能源安全方面，中共做為一個急速發展的國家，到處尋找能源來源的作法或許是其權利，但也逐漸被視為正在重複西方在十七世紀的作法，成為新殖民主義的象徵。

German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SWP 德國科

學與政治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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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drun Wacher 與 Dr. Sebastian Bersick 對話中，德方表示未來德國的外交政策將更形「歐洲化」，亦即在歐盟的框架下，尋求對於外交政策的共識。在被問到所謂更為獨立的歐盟外交政策是否意含將與美國的政策有所區隔時，Dr. Wacher 表示，歐盟主張國際間的衝突與合作必須在多邊機制架構下，如果美國的政策符合多邊主義，則歐盟當然與之相互配合，如果美國仍堅持單邊主義，則歐盟應該採取不同的態度。德國媒體習於將中國描寫成超級大國，民意也受其影響，但似乎忘了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與相當貧窮的國家，如此遭受扭曲的形象會影響到歐洲人民的整體觀感與歐洲政府制訂的對中政策。在歐盟對中武器禁令解除的問題上，各會員國國會與歐盟議會都表達對於解禁的反對，但在此一議題上，國會只受到政府的徵詢，並無決定的最後決定權，以德國為例，當時的總理施洛德強烈支持解禁，儘管外交部門持保留態度，但最後仍由總理決定。歐盟對中武器禁令議題的重大影響是，台灣開始出現在歐盟對外決策的「雷達螢幕」上。歐盟對中國政策的主要問題是缺乏深入的瞭解，因此對中政策缺乏如同美國般的細膩。中共關切台灣政情的發展，擔心陳總統離任後，仍將主導政治的情勢。陳總統設下一個陷阱，使得兩個不同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在當選之後均無法跳脫，其中以公投方式加入聯合國的作法即是如此的陷阱。目前有此一說，台灣在過去數年當中也多次跨越中共的紅線，但中共並無任何過激的實際作法，因此中共應不會對於台灣公投議題採取激烈手段。但如此將中共視為「紙老虎」的態度，是極其危險的。台灣所需要的是喘息的空間，但過去數月來台灣的作法，顯然對此無所助益。

比利時 (歐盟)

2007 年 10 月 22 日 (週一)

魯汶大學社會科學院

在魯汶大學的訪問中，主要由本人提出「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展望」講演，並由大學中的教授與博士生提問。魯汶大學具有比利時最大的社會科學學院，主要關切的議題是安全與和平研究、歐洲統合、歐洲的對外政策與歐盟在國際多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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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角色等。該學院近來也將興趣擴展至亞洲區域。在問答時間中，比利時教授提出有關台海兩岸衝突解決的憲政方式，強調如果兩岸無法藉由憲政的解決方式，是否將對任何台海情勢與區域安全造成不安定的狀況？另外，與會者也提及，雖然台海兩岸的經濟相互依存度不斷升高，但並不代表政治的緊張即會降低，並舉美日與中國的高度緊密經濟關係為例，美日與中國在政治層面的緊張關係仍然存在。也有與會者提出當兩岸的主權問題仍然是雙方關係發展的障礙時，兩岸可考慮以替代議題，例如能源安全，做為雙方共同關切與合作的議題，如此或能淡化雙方衝突的焦點，進行實質的合作。

European Policy Centre, EPC 歐洲政策中心

歐洲政策中心是由歐盟支持的智庫，無論是其研究的能量、研究人員的數目、對於歐盟決策的影響力、在地理位置上，歐洲政策中心可視為最重要的智庫之一，值得台灣方面繼續加強與其關係。

由 EPC 主任 Hans Martins 主持的座談會當中，Martins 主任表示該中心在傳統上將研究興趣集中在歐盟內部事務上，但近年來也開始注意到對外關係，包括對非洲與鄰近區域的關係，至於在對亞洲甚或對中國事務上，則屬於開始階段。傳統上，歐洲對亞洲的關切集中在經濟與貿易的利益，但隨著新的「里斯本條約」的漸次開展，這種狀況應會改變。歐盟在「憲法條約」受到法荷兩國否決後，其統合進程曾經受到挫折，但期待新的條約通過可使得歐盟在全球的地位再度提升。從 EPC 與中國學者與官員的互動中，中國表達對於歐盟發展區域政策 (regional policy)的興趣，歐盟對於境內發展較為遲緩的區域，進行特別的計畫，中國有意從中加以學習，以彌補中國內部日趨嚴重的發展不均衡問題。從歐盟的角度而言，除了將自身的經驗與其他地區分享之外，也將區域合作的經驗，擴展至其他議題，例如區域安全，包括對於非洲辛巴威與亞洲緬甸的關切。歐盟不再單純的將中國視為機會，最近由歐盟主管對外貿易的執委，英國籍的 Peter Mandelson 發表一篇對中國措辭強硬的報告，提到中共在人民幣的匯率問題上態度強硬，這可以彰顯歐盟對中態度與以往的不同，歐盟已開始採取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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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角度對待中共。歐洲內部已經開始出現一些聲音，要求歐盟必須對中共施以壓力，例如利用中國舉辦奧林匹克的機會，呼籲中共改善人權。但從歐盟產業的角度，並不希望歐盟對中共採取過於批判的態度，以免形成與中共改善關係的障礙。

2007 年 10 月 23 日 (週二)

Belgium Parliament 比利時國會

在與比利時基督教民主黨國會議員的對談中，比利時方面表示歐盟新的條約有可能在對外關係上進一步整合，因為將有一常設性的歐盟外長職位，也有一個常設的歐盟高峰會主席，能夠統合各會員國的不同外交政策。里斯本條約提供歐盟持續發展共同外交政策的框架，但實質的內容仍有待實際運作後加以界定，尤其在共同安全議題上，歐盟的決策仍有賴各會員國的共識。在台灣擴大國際參與議題上，比利時國會議員表示同意在全球化時代，台灣參與功能性國際組織的訴求應獲得重視，但是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將有相當困難。比利時基督教民主黨是比利時唯一特別重視台灣的國際空間，曾經發起支持台灣國際空間的決議，但該黨國會議員認為歐盟具有雙重標準，對於非洲或緬甸等地區，會以人權標準要求改善，但面對與中國的關係，則從經貿的角度出發，忽略中國仍是一個缺乏人權的發展中國家。

EUR-Ifri

Pierre Defraigne 主任表示歐洲可能仍存有「一個中國」的文化當中，但世局應該往前推進，而非朝退步方向，發展、民主與個人自由等概念應該受到重視，而非單純停留在主權概念之上。中國本身應該轉型成多黨政治型態，但是應該按部就班，而非一蹴可幾，畢竟一個一統的中國仍是中國與區域穩定的必要因素。在此一區域內展現多元活力的民主應對中國產生重大衝擊。西方可以做的事繼續保持中國發展，保持其領導人繼續專注於內部事務，台灣應避免採取過激行為，使得中國可以不必將注意力放在台灣。中國持續的發展未來將碰到瓶頸，未來在內部發展不均、社會不安等議題上，中共的極權統治將無法因應快速的變遷，必須及早進行良善治理、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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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民主政治等政治改革。在這些方面，歐盟可以提供十三億中國人民主化的經驗。在歐盟內部產生「雙速」統合情況，以法德等國為首主張進一步整合，與以英國為首主張各會員國仍應掌有主權的論調，影響歐洲統合的進程。英國非常微妙的維持歐盟統合的平衡關係。歐盟整體可說是一個良善行為的成功典範，但從個別會員國的對外政策而言，卻常常因為個別國家的利益不同，各自從事有害於歐盟整體利益與高道德標準的政策。

核心議題

2008 北京奧運議題：幾乎是各單位都極為關切的議題，其焦點主要著重在 台灣的政治環境與北京奧運之間的關連性。一方面中國會盡一切努力試圖辦好奧運，藉此確認其做為強權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台灣的政治變遷是否牽動到中共的反應。一般而言，歐方認為兩者的關連性值得賦予高度關切。 歐盟對中武器禁令問題與美國的態度：依據本人比較去年十一月來訪與此次 訪問，在歐洲關切議題所展現的興趣，武器禁令問題逐漸降低，台海兩岸關係(包括北京奧運與台灣大選)成為主要關切議題。歐方對武器禁令問題關切程度降低的主因，在於現階段歐盟 27 個會員國不可能產生解除禁令的共識。原來較為熱中解除的法國與德國，在領導人替換後，均不認為此一議題是迫切需要解決的。法國提出另一看法，外界認為禁令解除有助於歐洲武器與科技外銷至中國，事實上，歐洲的軍火工業在目前反而能夠利用漏洞，將所謂非致命性武器輸至中國，如果一旦武器禁令解除，開始援引「武器輸出行為準則」，屆時這些漏洞將消失，歐洲軍火工業反而可能損失商機，因此它們未必支持解禁。 中共在非洲的政策：由於傳統上歐洲對於歐洲在地緣政治與利益的密切程 度，歐洲國家逐漸對於中國在非洲的政策與行為開始表達關切。歐洲為了改善非洲的政治與經濟狀況，因此在推動與非洲關係時，均有附帶條件，包括改善人權與政治或經濟改革，但近年來，中共對於非洲的援助，基本上不附帶條件，影響所及，將牽動整個區域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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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政策與歐盟形成中的對中共同立場：在代表團訪問法、德、比各國智 庫與官方人員時，幾乎一致的共識是歐盟必須尋求對於中國政策的一致聲音。中共善於周旋於各國之中並加以操作，使得歐盟難以獲致一致的對中政策共識。許多受訪者表示寄望於新的「里斯本條約(原名改革條約)」，能夠統合歐盟各會員國對外政策的利益，以尋求獨立於美國之外的外交政策。如果歐盟得以獲致對外政策的共識，則歐盟可以在對大國(美國、中國與俄羅斯等)關係上、具道德性的議題(如緬甸)上、以及如全球暖化、區域安全衝突等問題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