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記憶之形塑－－以1937年淞滬會戰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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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呂芳上. 先生. 戰爭記憶之形塑── 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研究生：高宜宏.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謝辭碩士生涯以此論文畫下句點，首先必須向指導教授呂芳上先生致謝。呂老師總在百忙之中抽空指導，從最初的題目、架構以及資料蒐集，到內文的編排、邏輯與字句之修飾，均不厭其煩地指點。亦承蒙劉維開、李君山與邵銘煌先生，於擔任論文大綱與口試審查委員期間，提供相當多的寶貴意見並指正論文缺失，使本文得以更為完備。回首研究所的四年光陰，相當感謝林麗月與陳登武老師，在我對學業徬徨無助之際，予以諸多幫助；博士班的淑惠學姊、范維學長與政哲學長，則曾引領我學習史料判讀與學界諸多重要理論，使我受益匪淺。母校國立中正大學的楊維真及張建俅老師，以及高中時期的蔡沛真老師，多年來對我諄諄教誨，並在有限的見面次數當中，仍針對我的論文方向提供建議，同樣在此致上最深的謝意。再謝謝智誠、子正、文義、哲漢、育麒、宣頤、寧揚、哲翊、怡伶、芮吟、建德及國儲等多位學長與好友們，於資料蒐集及論文寫作之經驗分享等協助。更感謝讀書會的惠婷、秋均、珮文、佩蓉、君川、宗達與龍昇，儘管彼此領域不相同，卻反而激盪出更多撰寫論文的靈感與方向。而壘球隊則是使我能夠放鬆心情的去處，並在四年當中帶領我取得多次佳績，讓我體會不同於學業的另一份成就感。最後，感謝我摯愛的父母與家人們。這一路上，多虧有你們的支持、體諒與鼓勵，讓我毫無後顧之憂，終於完成學業。.

(3) II.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摘要歷史記憶為近年相當熱門的研究議題之一，相關理論經 1980 年代以後的開展已漸趨完備，並逐漸地受到人文與社會學科的注意，而近現代史學者尤其關注戰爭記憶。戰爭記憶與國家塑造及認同有相當大的關係，尤其近代民族國家的發展，使國家當權者相形重視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於是透過宣傳與教育手段，使人民對某個時期的歷史有共同的記憶，進而達到目的。 1937 年爆發的淞滬會戰，即於中華民國政府的營造下，透過報刊與紀錄片等文字及非文字的宣傳，成為中國全面抗戰的象徵。儘管會戰本身以失敗坐收，然而會戰所出現的英雄人物卻並未在戰後消失，而是加諸於教科書、影像與紀念活動當中，使會戰本身的失利被淡化，並對臺灣民眾加以文化、教育灌輸，從中建立以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合法繼承者之史觀，並連結臺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然而，戰爭記憶形塑的過程，因不同時期，面對不同敵人而有所波動。尤其到了 1980 年代以降，臺灣本土意識高漲，更是對過往以中國認同為軸心的戰爭記憶形成嚴峻挑戰。不過中國認同為主體的戰爭記憶並未因此消逝，而是與日籍臺灣兵等臺灣認同之記憶並存。至今，臺灣認同與中國認同對於戰爭記憶的詮釋，仍是學界內外各勢力的必爭戰場。關鍵詞：戰爭記憶、集體記憶、文化記憶、淞滬會戰、宣傳、國家認同.

(4)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目錄本文目錄：謝辭．．．．．．．．．．．．．．．．．．．．．．．．．．．．．．．．. I. 摘要．．．．．．．．．．．．．．．．．．．．．．．．．．．．．．．．. II.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及目的．．．．．．．．．．．．．．．．．．．．．. 1. 第二節史料運用及研究方法．．．．．．．．．．．．．．．．．．．. 6. 第三節研究回顧．．．．．．．．．．．．．．．．．．．．．．．．. 9. 第四節章節架構．．．．．．．．．．．．．．．．．．．．．．．．. 26. 第二章戰爭宣傳與記憶理論．．．．．．．．．．．．．．．．．．．．．. 28. 第一節歷史記憶理論的源流與發展．．．．．．．．．．．．．．．．. 28. 第二節民國以後的國家塑造與認同．．．．．．．．．．．．．．．．. 34. 第三節國家宣傳與媒體運用．．．．．．．．．．．．．．．．．．．. 42. 第三章淞滬會戰的集體記憶形塑．．．．．．．．．．．．．．．．．．．. 72. 第一節淞滬會戰的背景與經過．．．．．．．．．．．．．．．．．．. 72. 第二節淞滬會戰的新聞宣傳．．．．．．．．．．．．．．．．．．．. 79. 第三節淞滬會戰的影像宣傳．．．．．．．．．．．．．．．．．．． 104 第四章淞滬會戰的文化記憶形塑．．．．．．．．．．．．．．．．．．． 121 第一節英雄形象的塑造與宣傳．．．．．．．．．．．．．．．．．． 121 第二節歷史文本與紀念標誌中的淞滬會戰．．．．．．．．．．．．． 129 第三節影視作品中的淞滬會戰．．．．．．．．．．．．．．．．．． 153.

(5)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第五章結論．．．．．．．．．．．．．．．．．．．．．．．．．．．． 172 徵引資料．．．．．．．．．．．．．．．．．．．．．．．．．．．．．． 177. 圖表目錄：表 2-2-1：1940 年重慶主要報紙使用中央社稿比例．．．．．．．．．．．．. 55. 表 4-2-1：國、高中學生認定對日抗戰相關事件於本國史重要性之比例．．．． 142 表 4-3-1：1970 年代以後中央電影公司攝製之抗日相關電影．．．．．．．．. 161. 圖 2-1-1：歷史記憶的轉化．．．．．．．．．．．．．．．．．．．．．．. 32. 圖 3-3-1：《戰時畫報》介紹空軍飛行員及其戰果．．．．．．．．．．．．．. 107. 圖 3-3-2：《戰時畫報》以組圖呈現上海地區中外人士的避難情形．．．．．．. 108. 圖 3-3-3：《戰時畫報》呈現上海閘北地區民房被毀之情形．．．．．．．．．. 109. 圖 3-3-4：《戰時畫報》刊登平民遭砲擊身亡的慘狀．．．．．．．．．．．．. 110. 圖 3-3-5：《戰時畫報》刊登日本飛行員斧田卯之助其妻的信函．．．．．．．. 111. 圖 3-3-6：《辛報戰情畫刊》介紹電影界的募款活動．．．．．．．．．．．．. 112. 圖 3-3-7：《戰時畫報》刊登暗夜砲火下的閘北．．．．．．．．．．．．．．. 114. 圖 3-3-8：《戰時畫報》登載民眾隔著拒馬遙望四行倉庫．．．．．．．．．．. 114. 圖 3-3-9：《世界畫報──日支大事變號》介紹日本最新的愛國電影．．．．．. 116. 圖 4-3-1：楊惠敏與林青霞共同主持電影《八百壯士》開鏡儀式．．．．．．. 162.

(6)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第一章第一節. 緒論研究動機及目的. 近十餘年，民國史的研究發光發熱，許多的檔案史料陸續開放出土。也由於 1980 年代新文化史等新領域之推展，使民國史研究不再僅侷限於政治、軍事與經濟層面，而將探討層面擴及到人物的日常生活、物質文化、性別、語言，或某個時空下的集體記憶等，1並以此重新建構政治、軍事的新看法。其中探討集體記憶為近年的熱門議題之一，西方學界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經展開論述。記憶的概念自古希臘時期便已存在，但直到二十世紀初才明確出現「集體記憶」一詞，2正式地理論化則在 1920 至 30 年代，由 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以及 Aby Warburg （1866-1929）所奠基；31980 年代以後又有 Pierre Nora（1931-）、Jan Assmann（1938-）、Aleida Assmann（1947-）等學者相繼將歷史記憶系統化。臺灣學界對歷史記憶的研究起步較晚，約在 1900 年代開始引介 Halbwachs 的觀點，4同時報章雜誌也出現這個詞彙，並透過不同的主. 1. 王笛，〈新文化史、微觀史和大眾文化史──西方有關成果及其對中國史研究的影響〉，《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年 2 月），頁 126。蔣竹山，〈「文化轉向」的轉向或超越？──四本論著歐美新文化史著作的介紹〉，《新史學》第 12 卷第 1 期（臺北市：新史學雜誌社，2001 年 3 月），頁 233-242。 2 Jeffrey K. Olick、Joyce Robbins 著，周雲水譯，〈社會記憶研究：從「集體記憶」到記憶實踐的歷史社會學〉，《思想戰線》第 37 卷第 3 期（昆明市：雲南大學思想戰線雜誌社，2011 年 5 月），頁 9。 3 Jan Assmann, translated by John Czaplicka, “Colle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65（New York: The Department of Germa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Spring-Summer, 1995）,pp. 125. 4 臺灣學者引介集體記憶之概念與理論，如 Lewis Coser 著，邱澎生譯，〈阿伯瓦克.

(7) 第一章. 緒論. 題進行討論。5至今，學界已有不少成果，從教科書、文學作品等文本資料或區域文化概念以探究歷史記憶或認同議題的著述有逐年增加之勢。6 不過整體而言，臺灣學界所出版或發表的歷史記憶相關著作，多趨向臺灣族群認同的視野，大多從二二八事件、黨外運動等戰後臺灣的議題切入，試圖區別「中國史觀」與「臺灣史觀」，材料來源也多半來自教科書之課綱與課文內容，或電影以及歌曲。7戰爭經驗則以 1990 年代以前的文學作品最為豐碩，然而往往屬於填補臺灣人戰時記憶之. （Maurice Halbwachs）與集體記憶〉，《當代》第 91 期（臺北市：合志文化事業， 1992 年 11 月），頁 20-39。蕭阿勤，〈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第 35 卷第 1 期（臺北市：思與言雜誌社，1997 年 3 月），頁 247-296。夏春祥，〈媒介效果與集體記憶〉，《新聞學研究》第 58 期（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1999 年 1 月），頁 295-298。胡正光，〈從柏格森到阿布瓦希：論集體記憶的本質〉，《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21 期（臺北市：巨流圖書，2007 年 6 月），頁 147-201。 5 如晏山農，〈當黃絲帶自天而降，棒球──我們的集體記憶〉，《聯合報》，臺北市， 1993 年 6 月 22 日，版 11。〈記憶對抗遺忘〉，《中國時報》，臺北市，1997 年 4 月 2 日，版 3。 6 以文本資料為中心，探究歷史記憶的學術論著如邱坤良，〈重現臺灣文化史的集體記憶──拱樂社劇本的整理與出版〉，《表演藝術》第 84 期（臺北市：國立中正文化中心，1999 年 12 月），頁 95-98。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臺灣史研究》第 6 卷第 2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0 年 10 月），頁 77-138。柯喬文，〈殖民化與與集體記憶──以「三六九小報」（1930-35）古典小說為考察〉，《島語》第 3 期（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3 年），頁 66-73。蔡佩均，〈老作家與戰後臺灣文學研究的建構── 從個人記憶、集體記憶到歷史記憶〉，《臺北文獻》第 190 期（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年 12 月），頁 63-86。區域研究如翁安雄，〈傳說、歷史與集體記憶：文化史的側寫──從澎湖七美故事及地名談起〉，《西瀛風物》第 8 期，（2001 年 5 月），頁 38-59。溫采婕，〈從集體記憶看北投公園文化地景的變遷〉，《北市教大社教學報》（臺北市：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2012 年 12 月），頁 75-95。 7 如夏鑄九，〈國族建構、歷史記憶與紀念空間：二二八紀念碑的建構〉，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吳乃德，〈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思想》第 8 期（臺北市：聯經出版，2008 年 1 月），頁 39-70。施正鋒，〈歷史教育、轉型正義及民族認同〉，施正鋒主編，《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各國歷史教育》（臺北市：臺灣國際研究學會，2014 年 7 月），頁 12-72。.

(8)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空白，而刻意與外省族群區別的一種表現。8儘管這類研究成為近年史學界的顯學之一，卻忽略臺灣歷史的大背景：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將中國國土上重要的歷史事件，與臺灣的歷史連結，亦即「國家塑造」與「國家認同」的概念。西方學界有很長一段時間重視國家塑造的討論，並對近代中國的國家塑造感到興趣，亦有豐碩的成果。然而，大多研究仍將國家塑造或認同放在制度、法令層面的探討，遲至近十餘年才有較多以戰爭本身，結合歷史記憶而與國家塑造交織探究的著述，且多能引據文學、歌曲、紀念碑、節慶以及歷史書籍等元素書寫，使歷史記憶研究蔚為風潮。9故吾人試圖探究歷史、集體記憶時，不僅可從教科書戰、文學作品、日記或回憶錄等文本為切入點，而亦能關注歌曲、儀式與紀念性產物，進而觸及國族建構、國家認同的議題。較為特殊的是，過去對記憶的研究，較少從圖像、影像等「非文字史料」為切入點，甚至歷史研究本身，也大多僅將非文字史料作為各類研究的輔助史料。然而不僅歷史學界陸續體認影像對於歷史詮釋的重要性，攝影學界亦致力探討攝影如何成為歷史記憶的來源。10實 8. 許俊雅，〈記憶與認同──臺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 期（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05 年 4 月），頁 60、77。 9 相關研究如宋佩芬，〈歷史教學與國家認同〉，《教育研究月刊》第 177 期（臺北市：高等教育文化，2009 年 1 月），頁 90-98。羅志平，〈民族主義、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第 7 卷第 1 期（臺中：朝陽科技大學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編輯委員會，2009 年 6 月），頁 229-254。 10 以兩岸而言，臺灣從 1996 年起便有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臺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蒐集 1960 年代以前的老照片，近年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國立政治大學人文研究中心等也紛紛投入影像史料編纂與研究的行列。中國近年亦蒐羅諸多照片並爭相出版，如馮克力，《老照片裡的家國記憶》（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13 年 9 月 1 版 1 刷）。參閱馮爾康（Feng Erkang），〈關於建設中國社會史史料學的思考〉，.

(9) 第一章. 緒論. 際上，中國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影像非常豐富，自從十九世紀中葉攝影技術傳入中國以後，外國攝影師相繼於中國拍攝人物、風景，中國便開始出現大量的動靜態影像。1920 年代，中國有了本土的職業新聞記者，官方與民間的報社紛紛派駐「紀實攝影師」於各地進行採訪、拍攝，並有各種畫報刊登各類攝影作品，包含國家建設、社會事件、政府要員及娛樂名人動態，或是國民革命軍的動態等，在報紙內都有涉略。尤其 1931 年以降，中日雙方軍事衝突多有所聞，中國國內抗日情緒高漲，中外記者對戰爭的報導亦隨之增加，並於抗戰全面爆發以後攀向高峰，舉凡照片、紀錄片或劇情電影，在當時都為了滿足宣傳所需而大量出現。是以，既然民國時期有豐富的文字與影像史料，便能取材以供研究。呼應歷史記憶，綜觀近現代中國史，能將單一事件訴諸於教育與生活當中，並且誘發國家認同議題者，對日抗戰之記憶乃一個可以探究的時段。尤其戰爭與革命又是當代中國重要的集體記憶，國家面臨動亂、衝突之際，必然發展一套屬於自己的歷史論述，且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包裝下，所有誇大的敘事都顯得合情合理，並透過媒體宣傳，一步步地走進節慶、教育、娛樂等日常生活，於是「戰爭之框」便不斷地被加強與重塑。11. 《漢學研究通訊》第 21 卷第 4 期（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2002 年 11 月），頁 9-10。張美陵，〈攝影領域的擴展〉，發表於「刺點：博物館影像典藏之管理與賦權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13 年 5 月 10 日。 11 汪宏倫，〈東亞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臺灣的考察〉，收錄於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市：聯經出版，2014 年 7 月.

(10)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臺灣學界對於對日抗戰（中日戰爭）中的著名戰役或英雄印象，往往集中於初期戰事，如蘆溝橋事變、淞滬會戰，或是後期的滇緬公路開發等。12此情形尤以教科書的敘述為然，13以某些特定戰役或英雄人物所拍攝的愛國電影及創作的歌曲、文學等藝文作品，亦同樣存在類似的現象。其中淞滬會戰屬於抗戰前期，儘管以失敗坐收，並因此損失大批精銳部隊，但這場會戰的失利卻往往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被賦予中國「全面抗戰」的象徵。期間所出現的八百壯士形象，或是高志航為代表的空軍與八一四空軍節的由來，更是很多國人共有的戰爭記憶。本文所擬探討的，即是淞滬會戰如何在戰爭中被宣傳、被塑造，而成為當時中國人民的集體記憶。又為何這場損失慘重的會戰，會在戰後出現於臺灣土地上，透過文本、影視作品來塑造人民的戰爭記憶。另外，由於文字與非文字同等重要，彼此得以互為補證。因此試圖藉. 初版），頁 195。羅志平，〈民族主義、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第 7 卷第 1 期（臺中縣：朝陽科技大學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編輯委員會，2009 年 6 月），頁 245。 12 依據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 9 月初版），對日抗戰分為兩期，第一期為 1937 年蘆溝橋事變至 1938 年武漢會戰；第二期則自武漢會戰結束，直到 1945 年終戰為止。 13 尤其 1980 年代以後的教科書，對於抗戰的敘述大為刪減，多半只以蘆溝橋事變為抗戰爆發起因，接著簡述淞滬會戰打破日本「三月亡華」的美夢，便跳至重慶時期的建設與後來美國參戰後，中國在國際地位的抬升，以及中緬印戰區的發展。參閱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歷史教科書》第三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89 年 8 月三版）。國立編譯館主編，《高級中學歷史教科書》第三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1 年 8 月七版）。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歷史》第二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2 年 1 月正式本三版）。許雪姬、劉妮玲著，《高級中學歷史》下冊（臺北市：三民書局，2000 年 2 月）。林能士主編，《高級中學歷史》下冊（臺南市：南一書局，2005 年 2 月修訂版）。.

(11) 第一章. 緒論. 由影像、文字兩種對戰事的報導，乃至於戰事後的各項宣傳、教育與紀念標誌等，以說明政府、媒體與藝文界三個面向所建構的戰爭記憶。並進一步探討政府或黨派如何塑造戰爭記憶並尋求國家認同，以及此戰爭記憶與認同到何時面臨挑戰。. 第二節. 史料運用及研究方法. 本文以對日抗戰初期的淞滬會戰為主軸，探究國民政府在會戰期間如何運用媒體宣傳「全面抗戰」的開始，與媒體論述會戰過程的變化。另以淞滬會戰塑造的英雄，如空軍高志航事蹟、四行倉庫保衛戰為個案分析。全文撰寫將以新聞報導、教科書、歌曲、紀念活動與影像，多方面地探討抗日戰爭當時，媒體界以及政府對於戰事的記憶塑造。同時分析這項記憶如何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進一步地塑造與強化，而從戰爭記憶當中建構國家認同。戰爭期間的集體記憶探討，主要援引報紙中的戰地新聞與評論，如中國國民黨黨營的《中央日報》，其政治色彩鮮明，配合當時提供戰訊最主要的黨營新聞事業「中央通訊社」，使其刊載消息的速度在全國性的大報當中顯得最快，亦最符合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的宣傳要點。另外，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於 1926 年所接辦的《大公報》，在全中國的閱報量一向予以《中央日報》相當程度的競爭壓力， 14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前後，該報上海版與漢口版的戰爭訊息與社論仍舊佔據. 14.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二：中央日報》（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1972 年 10 月初版），頁 14。.

(12)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重要地位。而歷史更為悠久的《申報》，於上海戰事爆發之後也持續發刊，並依戰況需要，於 8 月 20 日起至 11 月 9 日之間增印「臨時夕刊」，以滿足大眾對戰況的需求。15除了大報以外，還有廣為上海地方大眾歡迎的《立報》，或因應戰情而出現的《抗戰三日刊》等，都對戰情有深入的報導與評述，可釐清當下戰事紀載與宣傳。非文字史料方面，主要從各家畫報與雜誌當中的照片，以及因應不同需求，由各單位拍攝的紀錄片與電影著手，可較為理解戰時的宣傳與報導方式。淞滬會戰期間，有《戰時畫報》、《辛報戰時畫刊》等，以圖像為主的戰時刊物出現，其共通點都是為了宣傳抗日而創立，於會戰當時在發行地點提供戰事報導並介紹有功的英雄人物。另外，中央通訊社在淞滬會戰期間是唯一獲得官方認可的新聞機構，得以攜帶通訊器材隨軍採訪並發訊，戰後仍持續為黨喉舌，藏有相當龐大的影像資料。或有西方《生活》（Life）等報刊雜誌社曾派駐或特約不少記者，當時刊登與中國有關的照片同樣豐富。動態影像方面，有些戰鬥過程在淞滬會戰結束後被拍成紀錄片與電影，如 1938 年的電影《八百壯士》、1942 至 1945 年的系列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Why We Fight）及日本海軍省攝製的《支那事變海軍作戰記錄》（支那事変海軍作戦記録），都與淞滬會戰密切相關，前二者並在當時向國內外民眾傳達中國抗日的決心與激起國內民眾的愛國情緒。探討戰後淞滬會戰英雄人物的塑造與愛國意識的宣揚，影視作品. 15. 高郁雅，〈抗日戰爭時期上海《申報》之研究〉，《輔仁歷史學報》第 24 期（臺北縣：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2009 年 12 月），頁 123-124。.

(13) 第一章. 緒論. 仍舊佔據重要地位，如 1970 年代由中央電影公司攝製的《八百壯士》、《筧橋英烈傳》等電影。1990 年代以後，隨著兩岸政治與社會環境的轉變，對於抗戰的影視作品，幾由紀錄片取代了過往以愛國為核心的劇情片，如陳君山導演的《一寸山河一寸血》，有關淞滬會戰的紀錄片段內容便包含口述歷史、影像史料等綜合性內容，對於建構戰時記憶，具有高度的價值。在此期間，中共開始對國民革命軍於對日抗戰期間的表現有所論述，近年因此出品不少與國軍相關的電影及紀錄片，從中可再進一步探討、比較兩岸對抗日戰爭記憶之形構與宣傳。另一方面，透過教育與紀念行為，亦為較易建構或重塑記憶的方式，因此探討中華民國政府在臺時期的宣傳與記憶形塑，得以自國小至高中的國文（語）、歷史與公民（社會）課本等教育文本，或中華民國政府或公家機關所設立的相關紀念碑、紀念館或紀念儀式，解析國家教育對戰爭記憶的塑造，同時注意戰爭記憶面臨挑戰之際，教育與紀念形式之變化。而支撐本文戰爭記憶論述的架構素材，為西方學界近百年來所建構的「歷史記憶」理論。這項理論在 Maurice Halbwachs、Pierre Nora、 Jan Assmann、Aleida Assmann、Paul Connerton 等人的著述之下已顯完備，並能與國家宣傳、歷史文本、影視作品與紀念儀式互為呼應。此外，歷史記憶在新聞傳播學、社會學與攝影學等領域亦有顯著成果，且彼此之間保有互動，相互徵引、比較，使相關研究的面向更為多元。透過跨領域的文獻爬梳，並配合歷史學門長期備受重視的「國家認同」、「國族建構」等論述，探討文字與非文字史料的權力運用，藉以釐清.

(14)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其對記憶的主要作用與對國家認同產生的影響。. 第三節. 研究回顧. （一）歷史記憶理論與國家認同歷史記憶理論乃由 Maurice Halbwachs 以及 Aby Warburg 兩位學者，分別從社會文化以及藝術圖像的觀點而奠基，16尤其 Halbwachs 在 1920 年代末期，提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或譯為「溝通記憶」、「社會記憶」，Communicative Memory）的形構，必然經由社會互動而成，17至今仍有相當的影響力。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未能立刻受到重視，直到社會科學界於 1980 年代的推展，才重新見於世人面前。期間 Eric J.E. Hobsbawn（1917-2012）與 Terence O. Ranger （1929-）以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形式，說明「傳統」的樹立，是因應時局的需要，而不惜以人為方式創造歷史。18另 Pierre Nora 提出「記憶所繫之處」（lieux de memoire，或譯為「記憶場域」），他以法國史為例，將歷史記憶的焦點放置在紀念碑與任何紀念性的物質上，並提出「記憶媒介」如何塑造國族認同的議題；又將記憶分成圖像、書籍與某一場活動的物質性記憶，及書籍、儀式或紀念碑等可以定期喚醒記憶的. 16.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中譯本見華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1 版 1 刷）。Aby Warburg, translation by David Britt, introduction by Kurt W. Forster, The Renewal of Pagan Antiquity: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Los Angeles, CA: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rt and the Humanities, 1999. 17 Maurice Halbwachs 著，華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頁 73-314。 18 Eric Hobsbawn 等著，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初版一刷。.

(15) 第一章. 緒論. 功能性記憶，還有功能性所包裝出的象徵性記憶等三個面向， 19為當今歷史記憶研究立下範式。與 Nora 幾乎同時期，德國的 Jan Assmann（1938-）與 Aleida Assmann（1947-）夫婦，特別提出「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以區別集體記憶。集體記憶的特點是短時段，通常僅存在三到四代而已，且多經由口述傳統而習得；文化性記憶不同於此，具備長時段存在的特性，且透過文獻、儀式與紀念物等媒介，並經由祭司、巫師或檔案本身維繫一套固定的意義，而使人們從神話故事等集體認同當中建構出文化記憶。此外，Assmann 夫婦也針對「儲存性記憶」（Memory as ars）與「功能性記憶」（Memory as vis）進行闡述：前者是片段的記憶，它以權威式的文本存在於文學、藝術品等之中，是個人存在於集體當中的形式；而後者則具歷史連貫性，它透過慶典與儀式，並因應不同社會背景而有選擇性，乃是已經集體化的主體。20 近十餘年，歷史記憶研究較常與國家或族群認同共同探討，但在此之前，國家塑造與認同的議題，西方學界早已有很深的認識，並在 1990 年代將研究對象擴展至歐美以外的其他區域。最初對中國國家塑造的研究，主要著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的敘述，21不過學界有感於對中國國家主權的變化認識不足，遂重新檢視國民黨統治時期的 19. Pierre Nora 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一～三冊），臺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 年 9 月初版一刷。 20 Jan Assmann, translated by John Czaplicka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65, Cultural History / Cultural Studies (Spring Summer,1995), pp. 125-133. Astrid Erll, “The Invention of Cultural History: A Short History,” Memory in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27-37. 21 Joyce K. Kallgren ed., Building a Nation-State: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6)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國家態勢，其中 Lloyd E. Eastman 為代表人物之一，他將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歸因於 1927 年的清黨。此項重大決策，導致作風較為積極、開放的成員被掃出國民黨，加上抗戰期間黨內結構的諸多問題，造成最後的失敗。22亦有學者不從國民黨本身著手，而以國民政府於制度層面的努力為視角，認為對日抗戰前的一系列財經、軍事等措施，實際上已是成功的國家塑造。23其中以較為宏觀角度探查國民政府及國民黨本身制度變革者為 Morris L. Bian，他認為戰前諸多制度層面的變革，乃是受美國公共行政的影響，並進一步討論為戰爭所設立的機構或體制，是否真的發揮功效。24 同時，有愈來愈多學者，開始將對日抗戰納入國家塑造的研究範疇。25楊維真認為，中國從 1840 年至 1949 年，長達一世紀的諸多戰爭當中，對日抗戰無論是戰爭規模、傷亡情形，及其持續時間與後續 22. Lloyd E. Eastman ed.,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1991.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Lloyd E. Eastman 著，王建朗等譯，《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年一版）。 23 認同國民黨在內憂外患之際所做的改革之相關著作：Arthur N. Young, China’s Nation- Building Effort , 1927-1937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Julia C. Strauss,“The Evolution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Frederic Wakeman, JR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 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7. Paul K. T. Sih (薛光前) ed., The Strenuous Decade: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 1927-1937 ,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 Hicksville, New York: Exposition Press, 1977.中譯本見薛光前編，《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出版。 24 Morris L. Bian, “Building State Structure: Guominda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Modern China, Vol. 31, No. 1 (2005), pp. 35-71. 25 Bruce D. Porter,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The Military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s , New York: Free Press , 1994. Michael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 Oxfor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17) 第一章. 緒論. 影響皆為近代中國戰爭之最，且與國家塑造之關係密不可分。 26即便對日抗戰對於國民政府政權的衝擊之研究開展較晚，但由於有助釐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政權聯繫，因此近來成果堪稱豐碩，舉凡戰爭動員到黨、政、軍體制的變革，都有學者投入研究，例如呂芳上〈政治轉型的挑戰──近代中國「黨國」體制的發展省思〉及〈近代中國制度的移植與異化──以一九二○年代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為例的討論〉27，劉維開也有文章討論《國民政府組織法》之沿革。28著述甚多，皆有助於建構抗戰前後中國國家塑造之論述。29 不過對於抗戰期間國家塑造的研究，汪榮祖曾表達擔憂，認為大多著作屬於記事、回憶性質，並牽扯政治敏感神經，而流於客觀性不足之弊。而戰爭期間的人民生活與心理狀態、國共關係以及各地區勢力的 26. 楊維真，〈戰爭與國家塑造──以戰時中國（1931-1945）為中心的探討〉，《漢學研究通訊》第 28 卷第 2 期（總 110 期），2009 年 5 月，頁 5-14。 27 呂芳上，〈政治轉型的挑戰──近代中國「黨國」體制的發展省思〉，收錄於呂芳上，《民國史論》上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 年 12 月初版一刷），頁 155-191；〈近代中國制度的移植與異化──以一九二○年代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為例的討論〉，收錄於呂芳上，《民國史論》上冊，頁 31-101。 28 劉維開，〈訓政時期「國民政府組織法」制訂與修正之探討〉，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市：國史館，2013 年 6 月初版一刷），頁 489-518。 29 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1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年 6 月），頁 641-686；〈無聲的號角── 侍從室的幕僚人員（1936-1945）〉，《近代中國》第 156 期（臺北市：近代中國雜誌社，2004 年 3 月），頁 141-166。陳立文，〈對軍隊動員之我見〉，《國防雜誌》第 10 卷第 2 期（桃園縣：國防大學，1994 年 12 月），頁 87-96。張力，〈足食與足兵：戰時陝西省的軍事動員〉，收錄於《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6 年 9 月）。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 年初版）。呂芳上，〈抗戰前的中央與地方──以蔣介石先生與廣東陳濟棠關係為例（1929-1936）〉，《近代中國》第 144 期，2001 年 8 月，頁 170-198。楊維真，〈戰爭與國家塑造──以戰時中國（1931-1945）為中心的探討〉，《漢學研究通訊》第 28 卷第 2 期，2009 年 5 月，頁 5-14。.

(18)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消長等議題則有更多的研究空間。30對於這方面的欠缺，張瑞德受到新文化史思潮影響，為國內較早從大眾生活與心態角度，探析戰爭時期國家認同的學者。例如以量化的統計數據，解析抗戰時期中國本土非戰區的工人認同問題，31乃較有系統且完整地解析戰時記憶與認同的著述。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學者致力於國家認同與記憶的議題。Ching Kwan Lee 與 Guo Bin Yang 曾從婦女、知識青年來看中國革命以及政治所帶來的歷史記憶問題。32Keith A Crawford 及 Stuart J Foster 則是聚焦在教科書對第二世界大戰的書寫，進行東西方共六個國家的跨文化比較研究，試圖解析教科書對於戰爭記憶及國家認同的影響。 33荷蘭學者 Ian Buruma 則以人類學角度，走訪日本與德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紀念碑、紀念館以及教科書，甚至人們的心態等角度，解構日、德兩國人民對於戰爭記憶的不同思維。34臺灣學界雖亦有不少從教科書探討國家或族群認同的論述，不過較偏向日治與戰後臺灣為切入點，. 30. 汪榮祖，〈民國史研究若干議題的探討〉，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 1057-1058。 31 張瑞德，〈戰爭與工人文化──抗戰時期大後方工人的認同問題〉，收錄於黃克武編，《軍事組織與戰爭：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年），頁 243-273；〈抗戰時期大後方工商業者的心態與行動〉，《歷史學報》第 27 期，1999 年 6 月，頁 121-146 32. Lee Ching Kwan and Yang Guobin,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3 Keith A Crawford and Stuart J Foster, War, Nation, Memor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World War Ⅱ in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 2007. 34 Ian Buruma 著，林錚顗譯，《罪惡的代價：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臺北市：博雅書屋，2010 年 4 月初版。）.

(19) 第一章. 緒論. 而涉及以臺灣本身的認同議題。35另也有學者以臺灣戰後社會、政治與文化的變遷，來探討族群或國家認同，36尤其近年以日本學者若林正丈之著作最為詳盡，探討戰後臺灣面臨各種社會事件、外交困局，以及國民黨的困頓等，試圖解析臺灣地區的國家認同。37 不過綜而觀之，學界對於中國國民黨為首的政府所塑造之認同問題，大致仍以 1945 至 1949 年之間為界，或以「中國認同」為首，探討對日抗戰的記憶；或有「臺灣認同」為核心，試探日籍臺灣兵、臺灣慰安婦之議題，鮮少有綜合性地評述。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面向，為當前歷史記憶理論已堪稱完備，可惜史學界對於歷史記憶的理論還是偏就 Halbwachs 的集體記憶為主，也就是重在回憶與社會群體的互動層面，並籠統地將理論套用於論述上。例如王明珂對於古代器物、文獻以及今人對祖先歷史的瞭解，是以集體記憶或社會記憶的概念探討之。38實際上，諸多觀點已涉及後世闡揚的理論，如「文化記憶」或 35. 杜正勝，〈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臺灣歷史教科書風波的分析〉，收錄於《臺灣心臺灣魂》（高雄市：河畔出版社，1998 年），頁 149-161。周婉窈，〈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日本帝國圈內臺灣、朝鮮和滿州的「國史」教育〉，《臺灣史研究》第 10 卷第 1 期，2003 年 6 月，頁 33-83；〈當前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的幾點看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7 期，2005 年 3 月，頁 247-254。 36 王明珂，〈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臺灣的族群經驗〉，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臺北市：編者印行，1994 年），頁 249-274。尹章義，〈「臺灣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歷史的觀點〉，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年），頁 363-387。劉阿榮，〈全球在地化與文化認同：臺灣文化認同的轉化〉，收錄於《中山文化暨古典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臺灣學生，2007 年）；〈族群記憶與國家認同〉，收錄於《多元文化與族群和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臺北教育大學，2007 年 11 月）。 37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 5 月初版二刷）。 38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年 10 月），頁 136-147。.

(20)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記憶所繫之處」的概念。雖然集體記憶一詞，確實可以概括歷史文本撰寫之所需，不過 Pierre Nora 與 Assmann 夫婦等人提出的論點，更能將 Halbwachs 以社會學觀點出發的記憶理論發揮得更詳盡，尤其得以區別世代記憶的差異，以及形構記憶方式的不同。. （二）國家宣傳與記憶形塑近年來學界紛紛注意到宣傳與記憶型塑之關聯，像是翟志成便以宣傳為分析角度之一，對中共長期以來塑造的「平型關大捷」提出論述，當中引述報紙對戰事的報導，認為這場戰役被扭曲為英雄史詩般的存在，並從抗戰期間，便一直被歌頌直到 1980 年代，成為中共唯一的抗戰戰爭記憶。39在此之前，報刊業發展對於宣傳的重要性，則早已在學界有不少論述。社會科學領域討論新聞報業，多以西方的新聞學角度進行探悉，且幾乎皆以宣傳、說服與溝通等理論，來探討中西方戰爭傳播，以及國家、國軍的宣傳機構、傳播策略與公共關係。40從這些著作當中，可以注意新聞在不同時期受到政府或軍隊決策的影響. 39. 翟志成，〈集體記憶與歷史真實：「平型關大捷」的建構與解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1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年 3 月），頁 131-186， 40 相關期刊論文有：康力平，〈戰爭時期新聞處理與運用──美軍與媒體關係演進歷程對國軍之啟示〉，《復興崗學報》第 83 期（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05 年 6 月），頁 117-142。胡光夏，〈媒體與軍隊關係的演進：戰時新聞媒體管制與運用的發展〉，《復興崗學報》第 89 期（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07 年），頁 77-106。胡光夏．陳竹梅，〈數位時代下的軍事傳播學研究〉，《復興崗學報》，第 98 期（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07 年），頁 1-26。張瑀，〈軍事新聞記者的角色、功能與報導策略變遷研究〉，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另有專書：方鵬程，《戰爭傳播：一個「傳播者」取向的研究》（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7 年 5 月一版）。.

(21) 第一章. 緒論. 而產生質變，並可能影響人們歷史記憶的塑造。可惜的是，新聞傳播學界截至目前仍主要探討西方新聞業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或是作者對史學之應用不足，文獻爬梳不夠充分，難以對晚近臺灣與中國的軍事傳播概念深入地解析。歷史學界則多不套用西方的傳播理論，而以文獻與檔案探討國民政府在戰時的宣傳政策以及政府與報業間的互動關係。41臺灣長期以來皆有作者介紹民國時期以來的報業與報人，並加以論析閱報狀況；42 中國學界則對於抗日與國共內戰期間的中共新聞業之論述開展甚早， 43. 但受限於時空環境，對於戰時國民政府的傳播事業掌握並不深。對. 於第一線的記者，賴光臨在 1980 年代便具體地定義戰地記者，且運用記者的回憶錄，進一步探討記者或新聞從業者在戰時與國家的互動關係。44王凌霄則是運用不少官方與民間的檔案，爬梳國民黨訓政時期，以及抗戰階段的新聞宣傳相關政策，45為目前最有系統的專書，有助於學界瞭解宣傳背後的制度面向。近十年歸功於史料陸續開放，相關研 41. 陳順枝，〈抗戰時期宣傳政策之研究〉，臺北市：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高郁雅，〈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政局變動（1945-1949）〉，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1 年。 42 賴光臨，《七十年中國報業史》（臺北市：中央日報社，1981 年 3 月初版）。蔡曉濱，《中國報人》（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0 年 12 月一版）。 43 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編，《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新聞界》（重慶市：重慶出版社， 1987 年出版）。顧隸、方偉，《中國解放區攝影史略》（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7 月 1 版 1 刷）。穆欣，《抗日烽火中的中國報業》（重慶市：重慶出版社， 1992 年 8 月 1 版 1 刷）。甘險峰，《中國新聞攝影史》（北京市：中國攝影出版社， 2008 年 7 月 1 日一版）。方漢奇主編，〈抗日戰爭時期的新聞事業〉，《中國新聞傳播史》（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二版）。 44 賴光臨，〈抗戰時期軍事記者的角色與地位〉，收錄於《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1937-1945）》，頁 963-988。 45 王凌霄，《中國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1928-1945）》（臺北市：國民黨黨史會出版，1996 年初版）。.

(22)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究更加多元。吳怡萍引用大量中國檔案館所保存的史料，研究國民黨與藝文界之互動，對於瞭解戰時政黨、政府對於藝文刊物或團體的管制與態度，具有很大的貢獻。46 而臺灣人民與中國民眾對 1937 至 1945 年間的戰爭記憶因所屬國家不同而有極大的差異。對此，中華民國接收臺灣後，不僅是對中國人戰爭記憶的再形塑，也是重新形塑臺灣人之記憶。國民黨主要的方式，是廣泛地從藝文界之影視作品著手，學界已有不少戰後臺灣藝文制度與機構的討論。張宏維從中央政府的機構來看戰後臺灣的文化政策，著重探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教育部成立之文化局，以及 1981 年成立的文建會等三大組織為主，47不過其目的在於分析文建會內部的政策問題，而非對於整體國家文化政策的研究，對於文建會實質的政策及其影響，仍有進一步探究的空間。另有從黨的角度來論析國民黨政權對文化之控制，如袁公瑜〈國民黨文工會職能轉變之研究〉一文，以中國國民黨改組以來的多次組織修改為經，並以新聞學的角度為緯，試圖探究黨國體制國家與媒體的互動關係。 48隨後，學者進一步以個案分析，認為國民黨遷臺初期，中央改造委員會底下的「第四組」進行黨文化宣傳任務，但其控制成效並不如預期；後期因出版法的修訂，使國民黨得以展開大幅的收編和鎮壓政策，加上軍. 46. 吳怡萍，〈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其運作〉，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 年）。 47 張宏維，〈由文建會預算結構變化看臺灣文化政策演變〉，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48 袁公瑜，〈國民黨文工會職能轉變之研究〉，宜蘭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23) 第一章. 緒論. 情、政工制度的配合而控制民間。49另〈「國民黨國機器」操控媒介形勢的轉變（1924-1999）〉一文則是從 1924 年國民黨改組後的控制形式為引，並以「黨國機器」為核心，論述國民黨來臺後的文化控制政策，無論是媒體組織，或新聞從業人員的培養和控制都有涉及；50然而，作者在論述的同時，卻過度強調國民黨的黨國機器運行，忽略了實際運作的成效。藝文界與政府的互動方面，則早在 1990 代便有學者相繼探討電影事業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聯繫。《臺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一書，以「國權體制」取代「黨國體制」及「威權體制」等詞，探討戰後國民黨與電影業界的互動，發現國民黨對於電影的「政治肅清」其實並不顯著，其分析當中因素，認為左派電影人大多留在上海，而臺灣本土文化界人士則普遍對電影產業不感興趣。51李天鐸則是進一步評析黨國體制下的電影發展，強調戰後以法制化的檢查系統以及樣板式的輔導獎勵，而樹立以反共抗俄為基準的機制，以及此機制在 1960 年代逐漸以後的崩解。52李氏與盧氏都是將臺灣的電影發展扣緊黨國體制的運作，說明了國民黨在陌生的土地，為了穩定局勢、建立反攻基地，而對文化、思想制定政策，但兩位作者都認為. 49.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2 期（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9 年 11 月），頁 221-262。 50 管中祥，〈「國民黨國機器」操控媒介形式的轉變(1924-1999)〉，《傳播文化》第 9 期（臺北縣：天主教輔仁大學傳播學院，2002 年 4 月），頁 164-201。 51 盧非易，《臺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臺北市：遠流出版，2000 年 11 月 1 日初版二刷）。 52 李天鐸，《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臺北縣：視覺傳播藝術學會，1997 年 10 月初版）。.

(24)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黨國之下的電影產業，即使政策限制多且廣泛，仍然能夠擺脫政府與政黨的控制。鄭玩香在眾多臺灣電影史的相關研究之基礎上，進一步以《電影檢查法》、《電影檢查法施行細則》以及《電影檢查標準規則》來分析 1950 年代中期至 1980 年代初期，政府對電影產業的控制。她認為電影檢查的標準雖然因應時代環境而變化，不過因為沒有客觀的標準，法令或第四組的審查機制皆憑靠「政治判斷」來施行，因此造成片商所呈現的電影，與國家政策之間微妙的關係。53 音樂歌曲方面，李坤城於《再見！禁忌的年代》敘述戒嚴時期各個階段的禁歌。54高仲恆則在《國家、市場與音樂──戒嚴時期臺灣愛國歌曲的流變（1949-1987）》進一步分析國民黨政權治下的愛國歌曲，也是在國民黨反共政策下推行的政策，以獎勵、輔導等政策使民間創作愛國歌曲。1970 年代以後因經濟與社會變遷，愛國歌曲反而回到國軍內部傳唱；而校園民歌出現以後，「國族認同」問題開始被省思。作者更是將「市場」需求視為愛國歌曲性質轉變的重要媒介，並以中小學音樂課本的歌曲為例，可證明在九年國民基本教育之下，愛國歌曲受到廣泛的流傳，55不過是否真的受到市場歡迎，作者則未進一步探討。綜觀學界目前所出版的專書與期刊論文，聚焦於戰爭新聞、圖像 53. 鄭玩香，〈戰後臺灣電影管理體系之研究（1950-1970）〉，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54 李坤城，《再見！禁忌的年代》（高雄市：高雄市政府新聞處，2007 年出版）。 55 高仲恆，〈國家、市場與音樂──戒嚴時期臺灣愛國歌曲的流變（1949-1987）〉，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 年。.

(25) 第一章. 緒論. 所觸發的記憶與認同議題之專文較少，但已有逐漸開展之勢，尤其近年國史館、各家新聞媒體以及民間單位，陸續出版紀錄片或舉辦展覽活動，勢必強化大眾對記憶與認同的關注。而為了塑造記憶與認同，國家推行的「紀念性標誌」所觸發的教育與藝文界議題，需要從機構、機制為首進行討論。在這方面，1990 年代末以來，已有不少前輩學者之研究，得以使論述更為充備。. （三）紀實攝影與攝影詮釋本文的記憶塑造與認同，主要從新聞與圖像為基。在這方面，必須從「紀實攝影」56與文字報導二者著手進行研究：首先，紀實攝影在十九世紀中葉成為攝影界的一種表現方式後，於二十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探究其發展，如 Mike Weaver 曾撰寫十九世紀的英國攝影史，當中所列舉的世紀之交之作品，已有了紀實攝影的雛形。571960 年代以. 56. 紀實攝影始於十九世紀末，主要受到現實主義（寫實主義）的影響，與當時的繪畫創作、文學表現相同，均起因於對資本主義下的現狀感到困惑、憂心與不滿，進而訴諸關懷。紀實攝影乃攝影學下的表現風格之一，理論上不得違反客觀現實的條件。臺灣作家陳映真認為紀實攝影具有新聞性、敘述性與批判性等三大特性，紀實攝影家的照片必須傳達時效，同時表達故事與情感。也因此，紀實攝影可以包含人們日常生活的動態，也能事工作中的表現，或戰場上的狀態以及各地風景，進一步促使後世瞭解人類的制度、環境與行為。而從紀實攝影家所拍攝的對象，可以區分為風景與人文攝影；若依活動範圍與其性質劃分，有戰地攝影、新聞攝影與社會風景攝影等。總而言之，無論拍攝者、被拍攝者或觀眾，紀實攝影都是以「人」為核心，因此也能藉以探究「歷史記憶」之形塑。參閱：〈漫談紀實攝影與藝術攝影的區別〉，《旅遊綜覽》第 32 期（秦皇島市，2010 年 5 月），頁 58-61；陳映真，〈紀實攝影．序〉，收錄於 Arthur Rothstein 著，李文吉譯，《紀實攝影》（臺北市：遠流出版， 2012 年 4 月三版），頁 2-3；〈紀實的攝影概念特點及方法〉，收錄於「中國紀實攝影網」：http://www.docph.com/detailed.php?id=2979（2012 年 12 月 21 日點閱）。 57 Mike Weaver, British Photograph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6)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後，歐美學界相繼出現專書或期刊，不僅介紹世界各地的攝影風格，亦收錄攝影史研究的文章，並對 1930 年代美國紀實攝影展開論述。58 幾乎同一時間，華人圈也開始介紹歐美著名的人文紀實攝影師及其作品，並引入攝影理論，59對於當時攝影界侷限於國內的眼界有開拓作用。其中《中國攝影史（1840-1937）》一書，從攝影技術在中國的萌芽，到民國以後的發展概況都有所論及，並進一步介紹重要的報刊、記者、攝影藝術家以及攝影團體等，更以大量的照片來說明紀實與藝術攝影，60未偏廢任何一類的作品與成就，對於瞭解抗日戰爭前的中國攝影概況也有巨大貢獻。 1980 年代末，臺灣與中國學界各自因政治與社會環境的改變，而讓紀實攝影的概念與成果開始受到重視。61然而往後數年，隨著相機的普及，攝影界轉而著重攝影方法與技術，探討器材的工具書，強調美學、技巧的攝影藝術類書籍，以及名家的攝影集廣泛地在市面上出現，兩岸攝影史反倒乏人問津。期間蔣齊生等人雖出版《中國攝影史（1937-1949）》，自詡為《中國攝影史（1840-1937）》的續集，然而實際上此書出版時已距初稿完成約十年之久，且史料考據不盡理想，學 58. Beaumont Newhall,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From 1839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82(1997 printing). William Stott, Documentary expression and thirties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John Szarkowski, Photography Until Now”.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89.Arthur Rothstein,著，李文吉譯，《紀實攝影》（臺北市：遠流出版，2012 年 4 月三版）。 59 曾恩波編，《世界攝影史》（臺北市：藝術出版，1973 年出版）。阮義忠，《當代攝影大師：二十位人性見證者》（臺北市：雄獅出版社，1985 年初版）；《當代攝影新銳：十七位影像新生代》（臺北市：雄獅出版社，1989 年初版）。 60 陳申等著，《中國攝影史（1884-1937）》（臺北市：攝影家出版社，1990 年 2 月初版）。 61 〈在歷史、文化、政治、倫理中的中國紀實攝影〉，載於「中國紀實攝影網──紀實宣言」：http://www.docph.com/detailed.php?id=175（2013 年 1 月 2 日點閱）。.

(27) 第一章. 緒論. 術價值並不高，唯全書分別將抗戰與內戰時期的國民黨、共產黨各自之攝影發展進行討論，可藉以比較二者的差異。62即便近年以攝影史為主題的專書再起，但不僅歐美作者仍偏廢華人圈的攝影環境， 63臺灣及中國所出版的書籍，亦主要探討華人及亞洲以外的攝影發展史。64 唯鄭意萱另有專書介紹西方的紀實攝影發展，並以專章介紹新聞攝影、戰爭攝影等類型，乃較有系統化的論著。65 對於紀實攝影，抑或其範疇之下的戰地圖像之詮釋，絕不能忽略 Susan Sontag（1933-2004）。她在 1977 年及 2003 年分別出版《論攝影》（On Photography）與《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不但是反戰宣傳，也是人道關懷，更是對歷史記憶形塑的嚴厲警示。其主要論點，是對美國的紀實攝影，尤其是 1960 年代無論是數量或引發之議題皆具爆炸性的越戰照片進行強烈批判。認為紀實攝影師或戰地記者，總以自身的角度完成作品，以為作品就是「世界」；從另一角度視之，Sontag 以為檢視照片的觀眾，也是基於好奇心，或自我滿足的心理，卻往往無條件地接受照片拍攝者所加諸的想法，未能對經過刻意編排的照片加以檢視、批判。因此久而久之，人們也將變得麻木，對許多看似重要，牽涉社會關懷或道德層面的照片，再也無法被挑起. 62. 蔣齊生等編，《中國攝影史：1937-1949》（北京市：中國攝影出版社，1998 年一版）。 63 Reuel Golden 著，鍾聖雄．莊璧綺譯，《目擊的力量：新聞攝影 150 年》，臺北市：城邦文化，2012 年 9 月初版。 64 李文方，《世界攝影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 月 1 版 1 刷）。鄭意萱，《攝影藝術簡史》（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10 年 3 月再版）。 65 鄭意萱，《紀實攝影的故事》（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13 年 1 月初版）。.

(28)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情緒；66而唯一不讓自己變得麻木的方法，便是將人文關懷付諸行動。 67. 藝術史學家 John Tagg 也對攝影本身提出評論。強調攝影在社交地點和其實踐都具有多重性，意即攝影行為的背後，早就與傳播和政治、社會行為互相牽連，因此研究攝影史，必須同時探討攝影的空間環境，才能突顯攝影動機、攝影用途、攝影對象等議題之意義。68Mary Warner Marien 則以十九世紀的攝影名家與作品為例，探究攝影與大眾文化、教育和現代性的關聯，進一步反觀 1990 年代的攝影與社會互動。 69. 受到歐美學界攝影理論批評家的影響，臺灣學界較有系統地定義並評論紀實攝影者為李昱宏。他從攝影批評者的論點歸納紀實攝影之特性，認定紀實攝影本身是由上層階級所發起，其視野建構於既有的意識形態上，因而紀實攝影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偽造。70同一年，David Bate 的著作則意圖讓攝影者或讀者接受他對攝影的詮釋，並以當今的視角審視攝影圖像的傳播與全球化；他也喚起逐漸淪於藝術批評的攝影評論，希望能運用符號學、心理分析等學科重新思考攝影型式。更. 66.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7. 中譯本見黃燦然譯，《論攝影》，臺北市：麥田出版，2012 年 1 月初版六刷。 67 Susan Sontag,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3.中譯本見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臺北市：麥田出版，2011 年 12 月二版四刷。 68 John Tagg,.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London: Macmillan, 1988, p. 118 69 Mary Warner Marien 著，郝紅尉．倪洋譯，《攝影與攝影批評家──1939 至 1900 年間的文化史》（濟南市：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 年 10 月 1 版 1 刷）。 70 李昱宏，《灰色的隱喻：時間、機會、攝影與決定性瞬間》（臺北市：田園城市文化，2011 年初版三刷）。.

(29) 第一章. 緒論. 重要的是，Bate 呼應 Tagg 的基調，希望攝影不能與歷史切割，無論是攝影當下所塑造的歷史意義，抑或相機發明前後的任何一切視覺感官，都與攝影本身密切聯繫。71面對攝影與歷史的結合，香港的攝影學界出現「觀念攝影」一詞，主張攝影只是攝影師或藝術家主觀思維的媒介，故除了承襲既有紀實攝影的影像真實感，也希望傳達更深遠的信念、思想。這項論點除了繼承歐美學者攝影批評家的論點，也是寄望在現代藝術之外，開拓另一條二十一世紀紀實攝影的道路。 72這也如同吳鼎武．瓦歷斯73的數位創作，一系列看似平凡的原住民紀實攝影，其實是以數位影像拼湊而成，意圖告知世人文化邊陲的民族終究逃離不了被消音的命運，更要透過想像秩序喚起記憶深處的意識。74 攝影理論應用上，受到傳播理論與宣傳效果之影響，開始有發揮於歷史記憶研究的趨勢。周俊雄直接以紀實攝影中的戰爭圖像探討對人們發生的作用，他舉出十九世紀以來各大戰爭的著名照片，強調各時期不同技術或科技扮演的媒介作用，讓戰場以外的人們獲取圖像資訊，並觸發一切的觀感。雖受限於篇幅，未能細緻地說明政府或媒體對整體社會層面的傳達，或人們反應的差異，但能關切「接收──反應」，對於探討紀實攝影的歷史記憶形塑具備開路先鋒的條件。 75近期國立 71. David Bate 著，林潔盈譯，《攝影的關鍵思維》（臺北市：城邦文化，2012 年 8 月初版）。 72 樊婉貞，《非關真相──九○年代至今華人觀念攝影》（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2008 年 7 月初版）。 73 吳鼎武．瓦歷斯為現代藝術家，1960 年生，屬賽德克道澤族，全名為瓦歷斯．拉拜（Walis La-Bai）。 74 姚瑞中，《臺灣當代攝影新潮流》（臺北市：遠流，2003 年 6 月初版一刷）。 75 周俊雄，〈新聞攝影與歷史圖像──以戰爭影像傳播為例〉，《宜蘭文獻雜誌》第 85/86 期（宜蘭縣：宜蘭縣文化局，2010 年 6 月），頁 95-111。.

(30)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的「從影像看二十世紀中國」計畫，更是吸引國內外學者投入對照片、紀錄片與電影等影像的研究，使影像不再是文獻研究的附屬品，也讓影像的詮釋權不再被藝術領域完全把持。學界近年出現一種跨足傳播學與接受史的書寫，主張抗日戰爭對於中國而言有兩層意義：其一是擺脫帝國主義的殖民剝削；其二為對現代性蘊藏的暴力之批判，呼應中國長期以來反帝、反封建的思維，並以《南京！南京！》等抗戰影像，分析中國對於現代性批判的過程中，「我者」與「他者」的相對位置。76另也有以歷史敘述為本位的影像分析，如羅國儲據引淞滬會戰當時的影像史料，並以部分篇幅探究、比較中日雙方所出版的畫報之主題。77蕭李居則從日本的《日支事變寫真實記》，研究日方於戰爭期間的宣傳手法，並試圖瞭解日本人對戰爭的感受。78 整體而言，隨著記憶理論的定型，及長期以來對國家塑造與認同的研究，史學界已能將二者契合，不過應用的史料方面，大多還是侷限於教科書、文學作品與報刊等文本，對於影像的運用算是研究的新形態，其發展空間勢必相當地大。. 76. 張慧瑜，〈抗戰影像中歷史記憶的改寫〉，《二十一世紀》第 123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1 年 2 月），頁 106-114。 77 羅國儲，〈淞滬會戰的影像與實像〉，收錄於劉維開編，《影像近代中國》（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13 年 12 月初版一刷），頁 71-90。其他尚有不少與紀實攝影相關但未出版的文章：蕭李居，〈戰爭宣傳──日本《日支事變寫真實記》的圖像敘事〉、張力，〈影像裡的中華民國新海軍〉、李學通，〈美國在華的軍事存在──美軍駐天津第 15 步兵團歷史影像〉、楊善堯〈戰後中華民國陸軍衛生勤務的圖像敘事〉、林佳樺，〈影像中的精神傳遞：蔣夫人文化外交初探〉等，均收錄於《影像與史料── 影像中的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 78 蕭李居，〈戰爭宣傳──日本《日支事變寫真實記》的圖像敘事〉，發表於「影像與史料──影像中的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2014 年 10 月 11-12 日。.

(31) 第一章. 第四節. 緒論. 章節架構. 本文除了緒論及結論之外，全文分為三章，每章各三節。第二章主要探究國民政府在對日抗戰前後，對於國家認同的建構方式及其宣傳運用。第一節概述歷史記憶的源流，並從學者的觀點，綜合歷史記憶、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之別及特徵，藉以理出本文所需的記憶架構。第二節則著重民國以來的國家塑造，尤其探討國民黨在歷經革命挫敗之後，如何建立黨國體制，而逐步塑造認同，同時釐清中華民國在 1930 年代以後，分別於中國與臺灣訂定的文化宣傳措施及成立之機構。第三節探討國家與媒體的關係，以及新聞事業如何在戰前與戰爭期間運行，特別針對黨政系統新聞事業的成立與發展進一步討論。另外，當國民政府與國民黨注意到新興宣傳武器──「影像」的力量時，又是成立哪些機構，提供國家在抗戰階段得以有效地對內外宣傳；同時，將界定戰爭影像之類別，藉以清楚地界定戰時的新聞業概況與國家對之的掌控。第三章探究淞滬會戰期間的集體記憶，主要探查對象為當時的報刊與影像之宣傳內容。第一節概要地交代淞滬會戰的背景與過程，瞭解國軍在會戰中的盛衰，有助於後續章節討論宣傳策略與成果。第二節彙集《中央日報》、《申報》、《大公報》、《立報》等中央與地方大報，及《國聞週報》、《抗戰三日刊》等文字刊物，爬梳報導戰役的過程、後續追蹤或對民眾宣傳抗戰意旨之相關新聞及評述，並進一步探究是否與國家新聞政策及宣傳策略相互呼應，以瞭解對日抗戰期間文字新聞對戰爭記憶的影響。第三節轉以「影像」進行敘述，援引中國的《戰.

(32)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時畫報》、《辛報戰情畫刊》等雜誌刊物所出現的戰爭照片，以及會戰後所出現的紀錄片，詳究照片或動態影像本身拍攝的背景、過程與宣傳方式。這些影像不但可彌補文字對戰役描述的不足，更可進一步探究戰役本身與戰事宣傳、紀念之狀況。第四章的主軸是「文化記憶」，亦即國家或特定單位組織，透過慶典、儀式以及文本等媒介，將戰事本身帶給不曾親身經歷某場戰役的人民，使人們長時間擁有對日抗戰的記憶。為了釐清戰後不同時代潮流所觸動具有差異的記憶與宣傳模式，因此本章將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區分為兩個時期來探討，以區別在中國大陸時期的記憶形塑與宣傳特徵。由於戰爭宣傳在不同時期，會因應不同目的而有變化，因此第一節將對戰後宣傳進行分期，並探討淞滬會戰塑造出的英雄、英雌，如高志航、謝晉元、楊惠敏在戰後宣傳與文化記憶上的意義。第二節著重討論歷史文本與紀念儀式中的淞滬會戰，網羅中小學的國文、社會、歷史教科書，或民間出版的文本與圖錄，以及報章雜誌及紀念儀式當中對於會戰本身或名將的紀念標誌。第三節則轉從藝文界的電影、紀錄片著手。二、三兩節透過不同形式，探討國家對戰役的內容敘述討論戰後臺灣各個時期對淞滬會戰及英雄形象所呈現內容之不同，以研究不同時空背景與觀念波動下，對於同樣戰役所呈現的敘述差異。.

(33) 第二章. 戰爭宣傳與記憶理論. 第二章第一節. 戰爭宣傳與記憶理論歷史記憶理論的源流與發展. 本文「戰爭記憶」，指的是「歷史記憶」架構下的一支。歷史記憶源自於「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它之所以受到關注，源於 1960 至 1970 年代，當時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認為歷史編纂為文化支配之根源，於是挑戰主流的歷史敘述手法；同時，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也抨擊線性的歷史所帶來的認同；再者，文化霸權理論（Cultural Hegemony）論述以階級為觀念為基礎，強調大眾通俗記憶及記憶的爭論與制度化。79於是 1980 年代以後，集體記憶成為諸多學科重視的議題之一。當前各領域主要講述的集體記憶理論，是由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在 1920 年代透過社會學概念所提出，他撰寫的《記憶的社會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又譯為《論集體記憶》），強調人們對於某個時代、某個人或某件事的記憶，都依賴於「社會結構」。人不可能單憑自身的力量，便重現意圖呈現的過去，而必須依附於有同樣共識的社會群體當中。80學者認為，Halbwachs 所謂的集體記憶，是透過小型的社會團體或更為龐大的文化群體為媒介，彼此交流互動，而對某一段歷史有「共同的認知」。81也就說，團體的動力加諸 79. Jeffrey K. Olick、Joyce Robbins 著，周雲水譯，〈社會記憶研究：從「集體記憶」到記憶實踐的歷史社會學〉，《思想戰線》第 37 卷第 3 期（昆明市：雲南大學思想戰線雜誌社，2011 年 5 月），頁 10。 80 Maurice Halbwachs 著，華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1 版 1 刷），頁 73-314。 81 Jan Assmann, translated by John Czaplicka, “Colle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34) 戰爭記憶之形塑──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於個人記憶之上，便能形構集體記憶，小從家庭內部成員共有的記憶，大到全國、全族人民共同之記憶，都能稱為集體記憶。其體現的對象包含某個時代的事件、建築、流行文化與用字遣詞等，由於與社會互動極為密切，因此也有人稱之為「社會記憶」或「溝通記憶」。82 不過，「歷史」與「記憶」在後世學者的研究當中，認為必須分開探討。Pierre Nora 主張歷史尋求「真相」，而記憶則是講求「忠實」，不過二者的共通點都是對於過去的一種管理與操作，並因此常改變現今的認知以及對於未來運行的方向。83李紀祥則將歷史分為 A、B 來解釋。歷史 A 是時間的流逝，屬於不可逆；歷史 B 則為對過去的回溯與回憶，透過歷史 B 的回憶，可以將歷史 A 的自然時間序列呈現於歷史文本上，並且透過選擇回溯之內容，使得歷史書寫出現「可斷性」。再藉由「轉述」，將時間序列中的「情節」具體呈現，便能塑造人物、事件交織的多元歷史敘述。84意即唯有經過重新整理的回憶，或化記憶而成的歷史文本，才會讓歷史與記憶產生交集，塑造集體記憶並誘發認同。85換言之，人們對某個特定時間所發生的事情之概念與認知，. New German Critique, No. 65（New York: The Department of Germa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Spring-Summer, 1995）,pp. 125-133. 82 Aleida Assmann、Jan Assmann 著，陳玲玲譯，〈昨日重現──媒介與社會記憶〉，收錄於 Astrid Erll、馮亞琳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年 1 月 1 版 1 刷），頁 20-24。 83 戴麗娟，〈譯者導言〉、Pierre Nora，〈記憶與歷史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收錄於 Pierre Nora 著，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第 1 冊（臺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2012 年 9 月初版一刷），頁 7-36。 84 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新北市：華藝學術，2013 年 5 月初版），頁 37-58。 85 戴麗娟，〈譯者導言〉、Pierre Nora，〈記憶與歷史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收錄於 Pierre Nora 著，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第 1 冊（臺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2012 年 9 月初版一刷），頁 7-36。.

(35) 第二章. 戰爭宣傳與記憶理論. 都是後天社會環境所發展而來。以「國家認同」為例，青年學子並非天生便有愛國意識並對國家的今昔有所認同，必然經過教育、媒體及學校內教師與同學建構的群體等媒介，傳達國家某一特殊背景下的回憶而成為學生之間的集體記憶，最後進一步地塑造認同。歷史除了有時間意涵，也包含空間概念。Pierre Nora 研究歷史記憶，最重要的論點便是將歷史的時間與空間特性合而為一，他發明「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emoire）一詞，認為存在於特定空間的紀念碑、紀念儀式等，屬於一般性的歷史沿革，稱之為「處所」。但當這個處所極為混雜且具變動性，並且與時間概念密切相關時，便是記憶所繫之處。86這個概念至少有三項共同存在的特性：（一）物質性。例如檔案館為象徵意義，但當想像力賦予光環時，便成為記憶所繫之處。（二）象徵性。例如默哀儀式，卻能用週期性的方式讓它反覆發生，藉由集中精神召回記憶，如此便是記憶所繫之處。（三）功能性。例如教科書，要發揮其功能，則必須有對象，方能成為記憶所繫之處。87而且由於能夠不斷地變化，故記憶所繫之處不會消逝，而會一直蔓延至人們無法想像的地步。 Jan Assmann 對類似的概念，稱之為「文化記憶」（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Cultural Memory）。「文化」是為不斷循環接收某些訊息或機制的總體，它的範圍相當廣大，也因此具有時間性及空間性，使. 86. Pierre Nora，〈記憶與歷史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收錄於 Pierre Nora 著，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第 1 冊，頁 27-28。 87 Pierre Nora，〈記憶與歷史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收錄於 Pierre Nora 著，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第 1 冊，頁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