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難父母、父母難為：1978-2008聯合報親職報導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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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難父母、父母難為：

《聯合報》親職報導內容分析

（1978－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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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賢、楊巧玲

** 投稿日期：2009 年 11 月 16 日；通過日期：2010 年 7 月 27 日。 *_{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家庭的媒體再現》（NSC 94-2412-H-151-001）與《親} 職中的性別、階級與種族及其親職教育意涵》（NSC 97-2410-H-017-016-MY2）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已於2009 年 10 月 18 日「第三屆亞太地區性別平等教育論壇」學術研討會發表（高雄師範大學）。作者感謝審查者及編委會所提供之寶貴意見。 **_{作者陳志賢為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學系副教授，} e-mail: viking@cc.kuas.edu.tw。作者楊巧玲為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e-mail: yangcl@nknucc.nk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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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過去 30 年（1978－2008 年）《聯合報》中與親職相關的報導為對象進行內容分析，研究目的在於透視當代台灣社會「實際與理想親職」的論述變化，了解歷年來成為父母者能從大眾媒體獲得的論述資源與限制。本研究實證檢驗結果發現：「親職隨結構變化」的假設大體上得到支持；「親職性別殊異化」的問題分析與假設考驗則憂喜參半，一方面看到父親依舊很少是教養工作實際與理想執行者，另一方面卻也逐漸出現「兩性化父親」新形象；雖然報導的消息來源仍以來自公領域的居多，晚近也增加許多以「社團主張與行動」為主題的報導，「親職公共化」的假設還是未能成立。關鍵詞：內容分析、性別關係、教養工作、新聞報導、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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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

養育下一代一般會被視為個別父母的責任，也就是歸屬於所謂的私領域。但是 1960 年代以來的第二波婦女運動開始揭發私領域裡的性別不公，直指母職是壓迫女性的罪魁禍首（Craig, 2007），同時也挑戰公私領域的畫分，例如 Ribbens（1994）就認為把公私領域加以區隔不啻癡人說夢，因為當代的國家（the state）對於家庭生活的規範與監控有增無減。而有些學者則直接倡導把親職（parenting）當作公共事務來討論，希望促成一個新的社會運動（Hewlett, Rankin, & West, 2002）。在台灣，1998 年公佈的《家庭暴力防治法》堪稱公權力介入家庭範疇的里程碑，2003 年《家庭教育法》、《兒童少年福利法》相繼公佈之後，親職不只是個別父母的事務，也是公共的議題。親職的本身就是一種性別權力關係的展現，美國學者 Thompson 與 Walker（1989）回顧許多相關文獻後指出，親職的履行往往使性別化的婚姻模式與互動更形性別殊異化（gender differentiation），例如，一旦女性和男性成為母親和父親，便傾向與孩子以及為孩子做不同的事情，也以不同的方式與孩子產生連結。可見「親職」這個詞彙並非性別中立，往往指涉特定的性別，然而隨著社會型態、產業結構的改變，已婚與已生育女性參與勞動市場比例的提升，親職等於母職的觀念已經受到衝擊。另外，在既有的文獻中，有關親職的研究大多立基於父母對子女的影響（Boulton, 1983; Thompson & Walker, 1989），比較欠缺父母被社會與媒體期待成為怎樣的父母之相關研究；其次，最受注目的通常是親職的微觀層面，諸如功能、技巧、方法、步驟，社會的結構性與媒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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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性等因素卻往往未受重視（王麗容，1994；楊巧玲，2004；Fox, 2001），也就是說，絕大多數都是從心理學的視角出發，比較欠缺社會學的想像。學者指出隨著出生人數下降、家庭育兒人數減少，父母對子女的教養態度與內容也受到影響（洪福財，2004）。值得注意的是，現代父母的教養方式可能受到「專家意見」的左右，國外已有學者針對以父母（尤其是中產階級父母）為讀者群的出版品進行內容分析，結果發現在每個時代，專家都會指認不同的育兒目標，而且無論目標為何，父母都被警告在缺乏某種形式的專業協助之下，要獨力實現目標的機會渺茫，因此儘管專家意見未必反映親職的實務，已有不少父母依賴育兒指南之類的書籍、雜誌、報紙等媒體所提供的忠告（Knaak, 2005; Quirke, 2006; Wrigley, 1989）。Quirke（2006）認為報章雜誌的親職內容未必直接與教養孩子的實務相關，但是這些報導與評論某種程度地反映出一般大眾的興趣，也相當接近主流教養孩子的文化模式，有助於了解育兒的理念與實際如何歷時而變遷，其間又蘊含著什麼樣的統治關係（ruling relations; Smith, 1987）。本文以過去30 年（1978－2008 年）《聯合報》中與親職相關的報導為對象進行內容分析，探討當代台灣媒體中「實際與理想的親職」論述為何？在過去 30 年中是否以及有何變化？呈現何等的性別關係？本研究嘗試實證地檢驗「親職公共化」、「親職性別殊異化」、「親職隨結構變化」等假設，探討媒體報導親職工作、提供閱聽人實踐親職的認同模範時，如何因應時、地、人、事的不同而選擇性地呈現與不呈現某些教養樣貌，或策略性地強調與不強調某些價值與意識型態。研究目的在於透視當代台灣社會「實際與理想親職」的論述變化，了解歷年來成為父母者能從大眾媒體獲得的論述資源與限制，並進一步思索媒體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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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述如何強化或挑戰既有的性別關係。

貳、文獻探討

基於上述的研究緣起與問題意識，以下分成親職公共化、親職性別殊異化、親職隨結構變化三個面向進行相關文獻的探討。

一、親職公共化

就國內既有的期刊與碩博士論文以「親職」為關鍵詞進行搜尋，可以發現稍早以兒童福利相關系所產生的論文最多，近來則多源自家庭教育相關系所，但是問題意識的形塑與研究目的的訂定似乎並無二致，大抵都是關懷父母的管教態度、親子關係、教養壓力與親職效能及其對子女的影響，更確切的說，研究者的關懷往往聚集在母親或母職（如王連生，1988；吳柳蓓，2007；陳慧君，2008；蔡淑英，2006），近幾年來甚至有研究者將母親的情緒智力、人格特質與親職壓力以及家庭生活滿意度、幸福感進行相關研究（如李美幸，2004；吳嫦娥，1998；陳玲婉，2004）。儘管此類研究有助於提高親職尤其是母職的能見度並理解其困境，然而由於缺乏關注母職或親職所隱含的社會關係，容易流於個人主義式的解讀或責難，彷彿只要父母尤其是母親的管教態度正確、調適壓力得當，就能發揮親職效能，促進家庭生活的滿意度與幸福感，培養出優秀的子女，若否，則會出現問題孩子，甚至導致青少年犯罪率提高（吳柳蓓，2007；吳嫦娥，1998）。諸如上述「親職個人化」、「責備父母親」的現象直到晚近才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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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儘管十分有限，而且都是透過研究先進國家的相關政策，引伸對我國的家庭、親職政策的啟發，例如黃曉薇（2008）針對瑞典、德國、西班牙三個國家，比較後工業化社會下的親職照顧策略，主張若要建立一套完善的兒童照顧系統並均衡工作與家庭，國家必須先通過相關立法，勞動市場則必須建立對親職友善的職場環境並縮短兩性的薪資差異，蔡宜君（2007）則以歐盟國家中的瑞典、法國、英國、西班牙之單親家庭政策為對象，進行分析，指出提供津貼給有依賴子女的家庭不足以舒緩養育子女的負擔，還要普及化公共的托育服務。相較之下，國外的文獻就有較多針對社會文化、國家政策的討論，例如 Wooden（2002）直接倡議把親職公共化，因為養育子女是現代社會中少數能夠引起共鳴的主題之一，即使有人企圖分化有子女和無子女的成人，或是把有子女者又分成子女未成年和已成年，然而不可否認的是，無分階級、種族、性別，只要身為父母，莫不面臨嚴峻的挑戰，儘管挑戰並不完全相同，卻都需要更多系統性的支持與政策性的協助，畢竟養育子女的結果並不只是父母私人的；Skocpol（2002）則特別為雙薪家庭的父母請命，她認為當今許許多多的全職父母一方面在惡化的經濟中奮力掙扎，一方面又得依賴停滯的薪資與減縮的福利照顧家人，尤其處在高科技、快速變遷的經濟體系，要把孩子養育成有效能的勞動者與公民，需要比過去更多的機構支持，包括對家庭友善的經濟結構與職場環境、不同層級的政府必須鼓勵私部門和民間團體幫忙照顧與監督孩子。英國學者 Redman 與 Taylor（2006）針對報紙的家庭體罰報導進行符號學分析，也發現體罰新聞在過去 20 年間增加許多，而且報導基模從早期著重的體罰有效性轉移到晚近的小孩人權問題上，過去家長關起門來教訓自己小孩是天經地義的事，如今已變成公眾與政府注目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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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開始強調體罰的長遠影響與國家介入的角色。兩位研究者甚至還進一步指出媒體再現的結構化效果：家庭體罰報導固然受前一階段結構的影響，它卻也成為下一階段家長、照護專業者、與決策者採取行動所倚恃的資源與限制，同時為後續體罰報導提供符號戲碼與認知框架。雖然社運團體與學者呼籲將親職公共化，台灣部分的社會文化持續把托兒、教養與家務工作定義為女性的天職，而非集體分擔的公共責任，國家缺席、丈夫袖手旁觀，教養私有化使得女性與女性之間互相為難（藍佩嘉，2004）。在親職公共化與私有化的拉扯過程中，為了解決策者與身為父母者能從大眾媒體獲得的論述資源與限制，媒體的角色與再現便成為本研究關心的重點之一：媒體究竟扮演社會變遷的倡議者角色？還是反映社會既存權力關係？親職報導提供更多結構性議題的討論、引述與呈現更多公領域消息來源與教養工作執行者？或者只是將親職教養的報導、引述、與執行侷限於私領域、簡化為個人的抉擇與責任？本研究假定晚近台灣公權力介入家庭教養的立法與社運團體的提倡動員，使得媒體報導逐漸從親職私有化轉向公共化，因此將針對親職報導的核心主題、最主要消息來源、與報導中選擇呈現的教養工作實際與理想執行者，進行親職公共化假設考驗。假設1.1：越晚近的親職報導會越常呈現政策法規、社運主張等結構性核心主題，越少呈現教養工作心聲、家庭問題等個人化核心主題。假設1.2：越晚近的親職報導會越常引述公領域的消息來源。假設1.3：越晚近的親職報導會越常呈現公領域的教養工作實際與理想執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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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職性別殊異化

有關親職的性別殊異化情形，在官方的統計資料中一覽無遺。根據行政院主計處（2007）於 2006 年所做的社會發展趨勢調查發現，在「照顧孩童」這項家事上，男性為主要負責者只佔 2.4%，女性為主要負責者佔 48.1%，此外，觀察父母與 6 至 12 歲子女的相處時間，約四成的母親花 5 小時以上的時間與子女相處，相對地，只有 17.5% 的父親如此，而且這個現象並不因父母就業與否而有顯著的不同。劉依依（2007）以《嬰兒與母親》這份親職雜誌為對象分析父職角色的再現，是國內少數論文直接探討媒體中親職性別殊異化的現象，結果發現30 年來（1976－2006 年），該雜誌雖然增加準父親以及父親擔任照顧者角色的篇幅與報導，但是僅止於思想與知識上的開放，父職參與的行為則是保守的。相較而言，西方關於媒體親職性別殊異化的文獻相當豐富。Dail 與 Way（1985）在 1980 年代中期曾發現，家庭情境喜劇中體貼照顧的父親角色有增加的趨勢，但是接下來十多年媒體的男性刻板形象卻沒太大改善（Douglas & Olson, 1996）。青少年母親、高齡產婦、與無子媽媽在英國報紙上呈現的形象則分別因左右意識型態與質報小報而各有不同：小報與右派報紙以道德墮落為由污名化很早就懷孕生子的青少年母親，但左翼報刊選擇凸顯她們細心照顧小孩的正面言行；不過當左翼記者批評高齡產婦渴望生子是盲從、危險、與自私時，小報卻只呈現這些婦人有子萬事足的高興模樣；左右兩派報紙都為無子媽媽抱屈，譴責昂貴的育兒成本加上工作與經濟壓力，讓中產階級婦女不敢、也無力承擔親職，不以為然的小報反倒指責中產階級女性將工作置於家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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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尊重養育下一代此一社會最重要的工作」（Hadfield, Rudoe, & Sanderson-Mann, 2007, p. 259）。儘管媒體呈現狀況不一，仔細整理比較，大部分的文獻顯示，男主外女主內的媒體再現模式已經產生變化，不過母親角色變化的幅度遠高於父親角色，男性形象相對地穩定多了（Scharrer, 2001）。電視廣告中，男性甚少煮飯、洗衣、清洗、購物，也不常照顧小孩嬰兒，他們常做的是教導、閱讀、吃喝玩樂，展現的是知識與活力（Kaufman, 1999）。澳洲電視廣告中的丈夫甚至還常生病裝可愛，或家事忙得一團亂，等待妻子的照顧救援。肥皂劇中男性再現就有些差異，澳洲丈夫依然大男人主義模樣，英國丈夫則常愁眉苦臉於食指浩繁與家庭破碎，美國丈夫最不爭氣，全劇常只為了搞清楚孩子是不是自己的（Lupton & Barclay, 1997）。而研究者針對 1938 年至 2002 年曾獲美國圖書館協會頒贈卡爾得考特獎（Caldecott Award）的兒童繪本進行內容分析後，也注意到父母角色出現的次數相差無幾，但是父親與小孩互動的描繪遠少於母子親密關係的呈現。這種差異一直到 1965 年之後單親爸爸角色的增加，與 1980 年代末「新父親」（new father）形象出現而稍有改善（Quinn, 2006）。不過最大的變化是，越來越多電視喜劇中的父親威嚴不再，有的還淪為家人的笑柄，勞工階級的父親特別是如此（Scharrer, 2001）。最近一些育兒雜誌為了行銷方便，擴大銷售閱讀族群，改以「雙親」（parents）取代父親或母親的稱謂，但是內容與親職形象呈現仍然依循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母親還是被視為唯一的或較適合的養育者，父職的參與多半還是口惠而實不至（Sunderland, 2006）。即使母親將部分養育責任分攤給其他人，社會依舊期待她因此而成為更好的母親，而非藉此逃避母職。台灣學者藍佩嘉（2004）的研究就顯示，保母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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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並未能真正減輕母職的壓力，為了符合社會對好母親的看法，母親必須重新調整與子女相處的時間與活動，重新劃分母職的定義與範圍，更要擔負起監督管理保母與外傭的額外責任。相對的，父親的媒體形象在 1990 年代以後已經不再是全能權威了，甚至還經常被譏為笨拙的家事白癡，需要妻子的幫忙指示才能照顧小孩（Danna, 1994）。而在食品與清潔用品的廣告中，父親和小孩一樣都是被照顧的角色，很少拿起鍋鏟與掃帚從事照顧性的工作，即使是簡易的嬰兒奶粉沖泡或即時調理食品烹煮也不例外（張姵瑩，2009；蘇俊豪，2010；Kaufman, 1999）。Lazar（2000）分析新加坡的鼓勵生育廣告，也指出廣告仍然視父親為家庭的主導者，為工作而缺席家事是被諒解的，偶而在家與小孩相處，做的也僅是工具性與陪伴性的教養工作而已，並未積極參與照顧孩子的身心需求。 Wall 與 Arnold（2007）兩位學者比較美國的父職媒體再現與實際父職參與的落差，他們發現儘管新好男人概念已經出現近 20 年了，實際父職參與狀況依舊不理想，而父職的媒體再現又比實際父職參與的進度更為保守落後。在台灣新好男人與共親職的觀念也同樣存在多年，但媒體親職再現的落差還未被實證檢驗，本研究因此擬定兩研究問題，企圖分析台灣親職相關報導的性別殊異化程度，檢視報導中父親作為教養工作的實際執行者與理想執行者的比例與所從事的教養工作內容。問題1：媒體報導是否呈現親職性別殊異化現象？是否不同性別的教養工作執行者傾向從事不同的教養工作內容？問題2：媒體報導呈現教養工作的實際執行者與理想執行者，是否有明顯的性別差異？為進一步考驗親職性別殊異化的假設，參考上述有關父職的文獻，本研究假定媒體會傾向認為父親不需、不宜、也不能執行教養工作，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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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又提出三項假設。假設2.1：教養工作內容是照顧性時，報導對父職重要性的強調最低。假設2.2：教養工作實際執行者是父親時，媒體形象評價最低。假設2.3：教養工作實際執行者是父親時，報導傳遞的性別刻板印象最高。

三、親職隨結構變化

已有研究指出，隨著社會與家庭結構變動，親職的意義與內涵也會有所更動，「理想的父母」（ideal parents）是特定的時空脈絡之產物，例如美國學者 Wrigley（1989）分析 1900 年到 1985 年間出版的 1,017 篇以父母為對象的文章，發現在 20 世紀的前十年，專家的忠告強調的是衛生，之後陸續轉移到母親對嬰兒的管理，到了 1930 年代兒童的認知發展開始受到矚目，至 1960 年代到達顛峰，而且從此以後孩子的智識成長持續被關注，換言之，在每個時代，專家都會指認不同的育兒目標，值得注意的是，無論目標為何，父母都被警告在缺乏某種形式的專業協助之下，要獨力實現目標的機會渺茫。無獨有偶地，Quirke（2006）針對以父母為讀者對象的雜誌進行內容分析，發現親職雜誌自1959 年至 2003 年呈現了相當的成長，市場定位也漸趨分殊化，注意地區性、家庭屬性、孩子特徵的歧異。1970 年代中到 1980 年代初，一半以上的報導聚焦於孩子的健康與安全或是使孩子歡樂的有趣活動，自 1980 年代中期，注意力逐漸轉移到孩子的頭腦，到了 1990 年代，親職雜誌更積極提倡孩子的認知發展。在孩子的學校教育中，父母的角色越來越被呈現為一種介入而非被動，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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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父母越來越被鼓勵積極主動促進子女的學術技能。Basow 則指出，美國民眾一般認為父親有「重要的道德啟蒙與教育者」、「家庭經濟角色」與「孩子的性別角色典範」等三種形象，但 1970 年代中期以後出現積極撫育子女的「兩性化父親」新形象，強調父親參與親職工作對子女的身心發展極為重要，鼓勵父親分擔孩子情緒的、生理的照顧工作，扮演亦師亦友的角色（Basow, 1992 ／劉秀娟、林明寬譯， 1996）。不只親職角色與關係隨結構變遷而改變，親職實踐的方式也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Knaak（2005）對一本影響深遠的育嬰手冊進行歷史性的內容分析，該手冊名為Dr. Spock’s Baby and Child Care (Spock &

Parker, 1998)，從 1946 年的初版到 1998 年的第七版，結果發現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的要求更加嚴格，形成 Douglas 與 Michaels （2004）所謂的「新媽媽主義」（the new momism）。例如早期 Dr. Spock 建議母親餵哺母乳的主要理由是對母親有利，到後來則以嬰兒的利益為主要考量，起初的版本 Dr. Spock 認為以奶瓶餵哺有其好處，到了第3 版（Spock, 1968）這個說法被刪除，但是餵奶粉仍被接受，及至 1990 年代，用奶瓶餵哺被視為最後的選擇，於是餵哺母乳幾乎成為「好媽媽」的黃金準則，這樣的轉變使得母職論述更具道德意涵，亦即母親被期望以孩子的需求為優先，而且通常犧牲自己的需求。其他研究則指出，從1969 年到 1993 年間，美國女性的就職率、民意調查中女性出外工作的同意率、與電視黃金時段女性角色出現比例同時正向增加（Elasmar, Hasegawa, & Brain, 1999）。而 1990 年代台灣家庭夫妻一起從事家務的比例自 1970 年代的 5.9% 提高到 14.1%，丈夫參與家務的比例逐年增加，同時妻子單獨負責家務的比例也隨之減少，這期間，子女出生前丈夫未參與家務的比例更降低了將近兩成（呂玉瑕、伊慶春，2005）。因為 1970 年代以來的婦運發展、婦女教育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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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以及社會結構變遷帶來的結構轉變，台灣的婦女地位顯著提升（林萬億，2006）。台灣大眾傳播媒體的親職再現也於此二、三十年間開始轉變，增加父親居家操持家務的身影與母親職場奮鬥的足跡（張姵瑩，2009；蘇俊豪，2010）。換言之，社會經濟結構、家庭權力關係、與媒體如何再現家庭三者密不可分，家庭的媒體再現既是特定微、鉅觀結構的（structured）產物，也是形成新結構的（structuring）動力。不過，針對卡爾得考特獎的兒童繪本所做的內容分析卻發現，親職呈現隨結構變化的模式並非線性，而是曲折波動的：1950 與 1990 兩年代初期的積極父職形象維持不久，後續時期的父職呈現又都走回傳統男主外女主內模式（Quinn, 2006）。有些學者甚至透過統計分析，宣稱父職「定義的轉變」（definitional shift）和美國社會生育率起伏有顯著的相關，但與婦女勞動參與率無關。戰後嬰兒潮時期的雜誌父親角色多為經濟提供者，1950 年代之後，隨著生育率的降低，父職呈現轉為強調照顧角色，而 1970 年代以來美國生育率變化不大，雜誌中父職形象也較無明顯變動（Atkinson & Blackwelder, 1993）。

不同族群與不同地區養育工作的報導可能因不同的結構變化步調而有不一樣的親職呈現。進入 21 世紀之後，經濟景氣低迷，英國媒體建構的內外兼顧「女強人」（superwoman）論述壓得中產階級白人職業婦女喘不過氣來，被迫或主動選擇晚生與不生小孩，遭部分政治人物與媒體批評為母職的敗壞、女性特質的淪喪（Gillespie, 2001），而勞動階級、非白種婦女早生與多生小孩卻得不到讚美肯定，反倒被媒體標籤為行為偏差的青少年母親（teen mothers; Hadfield, Rudoe, & Sanderson-Mann, 2007, p. 257）。張姵瑩（2009）分析過去五年的台灣電視即時調理食品廣告，雖然整體「男主外、女主內」的再現模式未變，但她也提醒注意不同階級父親處理即時調理食品的媒體形象差異，中產階級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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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使用微波爐或瓦斯爐加熱調理包食物是新好男人象徵，女兒心目中的大廚，而勞動階級父親連煮個泡麵都被呈現為左支右絀、不知所措，需要女兒指導。配合白人中產階級的日常作息，歐美的傳播媒體，特別是廣播電視，一開始就是以郊區生活做為家庭再現的範本，強調穩定同質，避免衝突與差異（Spigel, 2001）。當越來越多電視上年輕夫妻的家庭選擇座落在五光十色的都市，也越來越多的電視家庭敘事以迷惘挫折結束，家庭成員關係不再完美無暇（Tueth, 2000）。有學者就指出，媒體上這類的城鄉二元對立再現其實傳遞頗有問題的性別意涵：鄉村或郊區家庭被陰性化，都會家庭則如自由開放、勇於冒險的男性，而漂浪許久的男性最終卻還是嚮往癡情守候的女性，父權體制的「理想家庭」意識型態仍然在媒體再現中勝出，忽略家庭和諧的表面下女性的辛酸與犧牲（Medhurst, 1997, pp. 241-251）。儘管拜媒體跨國傳播之賜，富裕西方社會的城鄉家庭再現幾乎已成為「全球迷思」（global myth），但不同社會的空間發展與家庭經驗也造就迥異的媒體再現。例如巴西、巴拉圭等拉丁美洲國家並未出現以中產階級為主的郊區，都市周圍反而擠滿被迫到大都市討生活的勞動階級，住的不是城堡式所謂的理想家庭，而是公私領域交雜的違建、貧民窟、或集體住宅。都會中現代化的家庭生活與性別關係才是這些居民追求的理想，而如此的渴望也反映在拉丁美洲電視劇（telenovela）劇情 與再現上（Morley, 2000, pp. 132-133）。台灣城鄉的發展比較接近拉丁美洲國家，並未出現美國式的郊區，都市中的生活資源與家庭模式吸引不少人從鄉村移入都市（章英華， 1997）。而過去研究顯示，台灣都市化較高地區的婦女擁有較高的學歷與經濟所得，性別角色認知傾向非傳統類型，丈夫分擔家務較多，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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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分配較平等，妻子的婚姻滿意度也偏高（林松齡，1997）。相對的，南部家庭對媳婦的角色多仍持有傳統文化規範與出嫁從夫的期待，在托育與教養子女方面較偏向威權管教與工具性工作內容（李青芬、唐先梅，2009）。由於媒體與教育資源分配的落差，國內不少女性主義運動的推動者都憂心於性別平等教育的城鄉差距（蘇芊玲，2002）。研究者分析台南地區發行的《中國時報》與《中華日報》地方版新聞，結果發現軟性新聞居多，而且主題與類型的多元性不足，消息來源呈現男性菁英取向，缺乏在地不同性別、階級、與族群的聲音（蕭蘋、吳秀麗、郭峰淵，2003）。地方媒體資源的劣勢可能在進入新世紀的經濟不景氣中更形不利，隨著報紙停刊潮、中南部編輯部裁撤、地方記者人力緊縮、商業利潤壓力增加，媒體在台北都會區之外推動性別平等的需要更為迫切。有強烈女性主義色彩的姊妹電台便認為中南部女性的性別意識較為保守，所以選擇在雲林縣發聲，希望提供台北之外的婦女較多的性別平等資訊與關懷（鄭進興，2004 年 6 月 18 日）。綜合國內外文獻顯示，理想家庭與理想父母在不同時期與不同地區中有不一樣的意涵，親職的論述與實踐總是隨歷史社會結構而變化。可惜，台灣目前在親職報導的長期分析與城鄉差異比較上累積的研究文獻並不充足。一般人傾向採取所謂的媒體進步史觀（Hardt, 1992），認為晚近的親職報導比以往更進步，但是也有學者認為1989 年至 1998 年是所謂的婦運與社福「黃金十年」（林萬億，2006）。同樣的，台北的報導是否比地方的報導更具有性別平等意識也沒有共識。作為初探性的研究，本文因此選擇無方向性的假設考驗：因為女性勞動參與率與家庭權力關係改變等結構因素，不同時期的親職報導會強調不同程度的父職重要性，也會含有不同程度的性別刻板印象。而台北與其他地區在管教資源與訊息、性別角色認知、與夫妻權力分配上有所差異，以致於不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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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發訊的親職報導會強調不同程度的父職重要性，也會含有不同程度的性別刻板印象。本研究最後的四個假設如下：假設3.1：不同時期的親職報導會強調不同程度的父職重要性。假設3.2：不同時期的親職報導會含有不同程度的性別刻板印象。假設3.3：不同地點發訊的親職報導會強調不同程度的父職重要性。假設3.4：不同地點發訊的親職報導會含有不同程度的性別刻板印象。過往台灣的相關研究大多不是有系統的資料蒐集分析，缺乏本地長期隨機抽樣的代表性樣本，更未直接聚焦在教養工作的內容、執行、與想像上。再者，分析的結果大多是描述性，問題意識不足。本研究希望彌補這些缺失，讓實證內容分析更具有宏觀結構意識，不流於浮面瑣碎。親職教養工作是階級、性別、種族等勢力交戰的舞台，任何親職相關報導皆是知識與權力運作的手段與效果，把台灣過去幾十年社會與家庭變遷中媒體的角色納入問題意識，方能貼近體會一般人實踐親職時遭逢的規範壓力或符號資源，也才能訴說鮮為人知的養兒育女喜怒哀樂。

參、研究設計與方法

國內很少看到相關的親職報導研究文獻。三十年前，湯克遠（1979）的碩士論文從報紙家庭版內容檢視台灣社會價值觀的變遷，多年之後，田裕敏（1998）、江靜芳（1995）、李麗日、古昌平、張鈺姿、陳芳雅、簡士佳（2002）、劉佩詩（2006）、賴信真（1996）、蘇芳瑩（2000）等研究者才又開始分析台灣報紙家庭版的內容與形式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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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倡導父職的重要性，並呼籲尊重教養分工的性別平等關係，已不復見，取而代之的是，許多人事物交代不清、逃避明顯價值判斷、吝於鼓吹改革意念的描述性純新聞。如果媒體的親職報導退縮到浮面的家庭八卦，只專注於社運團體或親職相關社群組織的小動作而非理念的話，媒體改革就應該是這階段性別運動與親職議題關懷者不能輕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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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on a Hot Pan: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United Daily News’ Coverage of Parenting

(1978-2008)

Chih-hsien Chen & Chiao-ling Yang

*

ABSTRACT

The primary focus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into the changing discourse of “practical and ideal parenting”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s well as to understand what resources the being-parents were able to obtain from mass media over the years, and the limitation they may have experienced. A conten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y using the parenting-related coverage of the

United Daily News in the past 30 years (1978-2008) as the sample. Among

the major hypotheses, the hypothesis concerning about “parenting representation varied with structural changes” was generally supported, while “making parenting public” was not. The results regarding “gender differentiation of parenting” were mixed with absent fatherhood being still common; however, an emerging new father image was found. The study at the end also discussed about how the media discourse of parenting could strengthen or challenge the existing gender relations.

Keywords: childrearing, content analysis, gender relation, news coverage,

parenting

*_{Chih-hsien Che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Kaohsiung, Taiwan. Chiao-ling Ya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