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與價值判斷

史學與價值判斷

史學與價值判斷

推介薩著「中國社會政治史」

205

林滿紅

作者及發行人:薩孟武 書 名:中國社會政治史 經售處:台北三民書局 出版時間:第一冊:民國五十五年六月修正再版，第二冊:民國五十一年

十二月初版，第三冊: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初版，第四冊:民

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頁 數:第一冊:四一六頁，第二冊:三二二頁，第三冊:三七二頁， 第四冊:三九一頁。

一、一部有，心之作

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就中國而言，日本侵華，共匪倡亂，惡性通貨 膨脹爆發，種種禍患接腫而至，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時期o 就薩孟武先生而言，逃難、 借債、讀書人所最寶蟹的書籍一再遺失，是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涯。在如此艱困的三十 年中，他完成了一千多頁的「中國社會敢治史Jo 寫這本書，他自己說是: r 既不 求利，亦不求名，不過求『放心』而己」。究竟這部有心之作，想要完成什麼樣的心 願?就筆者的了解，他的根本目的在於運用政治學原理，指出中國傳統政治的得失， 俾使多災多難的中國有更光明的政治遠景o 就史學方法論君來，洞察史事因果、本質之後，于其利弊、得失、優劣、善惡加

以品評，即為價值判斷(value jUdgement)(l)。薩著既以政治學原理品評傳統政治得失， 自為運用了價值判斷的一部史薯。

薩著就目前看來，已是一本舊著。書中很少徵引近人之史學研究成果。書中分析

史事仍以朝代循環為討論架構，對於國史演進的男一面，如人口之於宋元明清時期突破

漢代以來未曾逾越的七千萬上限，如個農對地主黨屬關係的自由化等，殊少探討

。書中用以解釋政治社會現象的理論與方法，已不如當代精密。所論史事，至明代夏 然而止 d 全書篇幅文以秦漢魏晉為重。故不能親為毫無瑕疵之作。 但是，一部有心之作，必有經得起時代考驗的優點。就薩著之價值判斷而言，在

整個中國史學傳統之中，地位即很突出。薩著在這方面所以突出，理由有三:其一，

在中國史學由講求價值夠斷轉而不講求價值判斷的氛圍中，它是一支突起的異軍。其

二，晚近雖有若干史家再度揭藥價值判斷的重要，並提出一些從事價值判斷的方法，

但如所謂的「徒托空言J '不如見諸行事，薩著不但例示了這些方法，而且還運用了

這些學者未曾明言的其他方法。其三，晚近重新提倡價值判斷的史家，並未明白指出 一套價值判斷標準'也未指出當前的價值判斷標準與中國傳統史學的價值判斷標準間 有何分際，薩著則蘊有一套獨特而有別於傳統史學的價值判斷標準。 先看薩著之從事價值判斷，何以是中國史學之中一支突起的異軍。

(1) 史學方法論學者有關價值判斷的論點見:

E. H. Carr

,Wh

at Is

Historγ?，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1962

,

Ch. Ill

, "Hi

story

, Sc

ience

,

and Morality"; R. F.

Berk-hofer

,

Jr.

,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Hi

storical Analysis 1969

,

p.282; H. B. Butterfield

, Th

e

Wh

ig

In

terpretation of

Hi

story

,

1931

,

, Ch. 凹，

"History and Judgements of Value"

, Ch. 呵，

"Moral Judgements in

History"; L. Gottschalk

,

Understanding

Hi

story

,

1969

, 虹橋翻印本，錢穆 史

學導言 中央日報;余英時，歷史與思想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五年， r 史學，

史家與時代 J ;杜維運，史學方語論，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頁 -0 八，頁二七一

二八。所見史學方法論著作中，只有 Morton White 在其

Foundations of

Hi

storical

Knowledge

(1965，虹橋翻印版)頁七一中指出:價值判斷是指史家昕陳述命題真假之判

斷，道穗判斷 (moral judgementR:指史家研研究史事之品評。今從一般學者法，以價值 判斷即為道德判斷，而指史事之品評。

史學與價值判斷

、「價值判斷」在中國史學之中所受重視程度的轉變

207 史學從事價值判斷有兩個根本前提:一為任何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二 為透過對史事的品評，將有助於後世人類生命潛能的充分發揮。因此只有人文思想發 達之後，史學從事價值判斷的觀念才會流行。中國在殷商時期，天命思想依然濃厚， 史學從事價值判斷以引導世道人心的觀念，猶未形成。一直到西元前五二四年鄭于產 說: I 天道遠，人道適J '立下了中國人文思想抬頭的里程碑之後，才有極力講求褒 貶的春秋出現。 自是而後，所謂的「褒貶」、「書法」、「誼法」等等，就成為中國史學一個綿 延不絕的傳統 (2) 。但是，到了盛情時期，以錢大昕、王鳴盛為首的歷史考據學派已明 白表示要揚棄這個傳統。他們認為，寫歷史應該:I 據事直書，不加褒貶J (3) 。清末民初 梁啟超寫「論書法」一文，進而指出傳統史學價值判斷的若平不合理之處(4) 。如烈女的 表揚造成一些女子「為名列而不為夫死」。文如正統的宰論，忽而黨奪者不得為正統

，忽而夷狄入主中國者不得為正統，忽而盜賊出而為天子者不得為正統，結果是無一

朝代為正統，何獨有正統之宰?民國時期，領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更 明白反對「道德判斷」一一著重人心善惡之品評的價值判斷。他說:I 史學即史料學 」、「把些仁義道德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不是我們的同 志 J (5) 。此外，張萬麟在其通史選材的五項標準之中，對於選取「樹立完善模範」

,

I 做為成敗得失鑑戒的史實」的這項標準也作如下的評述說: I 舊日史家大抵以此 標準為主要的標準。近代史家的趨勢是，在理論上身巴這標車放棄，雖然在事實上未必 能徹底做到。依作者的意見 h 這標準在通史襄是要被放棄的 J (6) 。 (2 ) 李宗徊，史學概耍，正中書局，民國五十七年 頁四~五。 (3 ) 參見:杜維運，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民國五十一年，第二 章。 (4 )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新興書局卷三政治類頁一二一、 -0 五。

(5 )

中央研究臨歷史語言研究昕 史料與史學 發刊辭 民國三十二年。 (6 ) 許冠三，史學與史學方法 環字出版社 民國六十年 頁一六 O 。

清代文網甚密，使考樣學派史家不便議論史事得失。若干史家如梁啟超意識到傳 統史學價值判斷的不合理之處，這都是中國本土促使中國史學越來越不請求價值判斷的

理由。除此之外，民國以後中國史學之不講求價值判斷，還受到西方近代史學及其他

科學的衝擊。 西方的宗教思想較中國濃厚，人有原罪的觀念，可能影響到史學對於價值判斷的 重視程度。此外，宗教本身，可以肩負引導世道人心的任務，也使史學在這方面的責任 相對滅輕。因此西方傳統史學對於價值判斷的強調並沒有中國積極。儘管如此，西方 也有以「歷史為國王之鏡」的君法的 ，十九世紀英國輝格學派(四e Whig's) 史家

Lord

Acton 之極力提倡價值判斷，也可以與中國傳統史家相比並。他說:r 歷史之所

以有用，在其能增進社會的道德。史學能發揮維護倫理的功妓，是史學所以有權威、尊

嚴與致力的關鍵J (8) 。 只是，近代西方科學主義的浪潮，很快就淘汰了這種君法仙。近代西方的科學 主義，源起於牛頓萬有引力定律與達爾文進化論。這些定律或理論的提出，使得科學 的客觀研究成為學術界的一種時俏。這種時尚並由自然科學界傳播到人文社會科學的 史學。史學家們開始認為:人類已往的活動，和自然現象一樣，是客觀存在的，史學家 也應當要像科學家一樣，以找出這些客觀存在的現象為首務。找出這些現象之後，也 應如同科學家一樣，無需加以任何價值判斷。這就是以蘭克(L.

V.

Ranke) 為代表的科 學歷史學派的宗旨。這種史學宗旨直接影響到傅斯年的史學主張。 近代心理學的發展更使史學從事價值判斷的根本前提發生動搖。如前所述，史學 從事價值判斷有一個基本前提是: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當理性主義在十八世紀的 (7 )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五年，頁二六一。

(8)

間接引自:王任光譯， E.H.Carr 作，歷史論集 幼獅出版社 民國五十七年 頁六八

( 9)

西方近代史學的發展情形容見:

T. R.

Th

olfsen

,

!!istorical

Thinking1969 虹橋翱印本 Ch.8 刊Theorie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余英時前引書問序J:&I史學、史家與時 f也二文，黃培歷史學 學生書局 民國六十二年。有關 S.Fr

eud

,

1.

P.

Pavlov的理論，

史學與價值判斷 209 西方帽起時， r 人的命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是一種普遍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之下， 史學家也就有從事價值判斷的可能。但是自從S. Freud的理論提出之後，理性(意識 層中的 ego ， superego) 在推動人類行為的動因之中，只像浮出水面的泳山，並無舉足 輕重的地位。人類的大部份行為是受無意識的本能衝動(id) 所推動的。這樣一種理論 流行之後，史家從事價值判斷的範圍已大為縮小。I.P. Pavlov 的學說更進而完全否 定人類的自由意志。根據Pavlo咱告說法，人的一切行為都是受環境長期制約而形成的 。他拿狗的實驗來證明這種君法。狗君到肉會流口水，是一種本能的反應。但如當狗 君到肉的同時，使它聽到鈴聲。久而久之，狗即使采君到肉，只要聽到鈴聲，也會流 口水。這種狗聽鈴聲而流口水的行為反應，是長期制約的結果，並非出於自由意志。同 理，人類很多行為也非出於自由意志。如此一來，人類也就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史家也因此沒有從事價值判斷的餘地。這些學說將使反對價值判斷的史家更為振振 有詞。 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學發展之後，社會科學相繼發展，並傳播到中國。社會科學的 知識原有助於史家從事價值判斷。因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是人類行為的本質。史家有了 社會科學知識之後，對於任何歷史表象，都可就其本質來評論得失。但是，很多史家在與 社會科學家接觸之後，去口不在攝取社會科學知識，來加強價值判斷的方面努力，反而 認為自己價值劍斷的能力不如社會科學家，而將史學價值判斷的工作拱手讓給社會科 學家。張舊麟雖然主張史學應與社會科學結合，但他卸說出了這種無奈:r 所以要放棄 它(史學的訓誨作用) ，不是因為歷史不能有訓誨作用，也不是因為歷史的訓誨作用 無注意的價值，而是因為學術分工的需要。例如，歷史中的戰事對於戰略與戰術的教 訓，可屬於軍事學的範圍;歷史人物之成功與失敗的教訓，可屬於應用社會心理學中 的「領袖學」的範圍J (10) 。此種主張與 H. Butterfield 極為相近。 Butterfield 說:

r

史家是提供證據的人 J

'

r 史家在做歷史解釋時需借助於經濟學、政治學、外交學、 音樂學，東家是僕人而不是主人 J (山。 (1

0 )

同誼 6 。

(11 )

H. Butterfield

,Th

e

Wh

ig

In

terpretation of

Hi

story

,

1931 ，虹橋翻印本 o

Ch. iv.

History and Judgements of Value.

在史學還講求價值判斷的時期，史學真如Lord Acton 所說，有其權威，致力與尊

嚴。如所謂的「六經皆史J '史學是一切學間的樞紐。如由[資治迫鑑」一名，也可以看出古

人視歷史可以佐助政治。但隨著史學之放棄價值判斷，並甘心屈身為社會科學的奴僕

之後，史學已由學術的樞紐地位論為附屬地位。甚而史學的活動天地已多少面臨威脅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中國國民黨中央青年工作會所召集的教授春節年會之中，有人建

議將大學歷史系以外的中國通史必修科廢除，而代以中國文化概論，即為一例(12) 。 這項建議的理由是:當前中國通史教學多偏重人名、地名及年代的記憶，難以使學生

了解中國文化的精神、演變及其特徵，若改從現代社會學及人類文化學的觀點，講述中國

文化概論，或能收效。對當前史學如是的批評，正如三百年前王船山所說:I 所貴乎

史者，繼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其得失之樞

機以敦法之，無諒也，則惡用史為?

J

(即 o 由上可見隨著價值判斷的揚棄，中國史學所能擔負的社會功能亦大為縮滅。在這

樣的氛圍中，薩著是極為講求價值判斷的一本史著'。其實際運用價值判斷的情形，可

分價值判斷方法的運用與價值判斷標準的建立兩者加以討論。

三、價值判斷方法的靈活運用

如上所述，在史學捨棄價值判斷之後，史學的實用妓能大減 o 在此同時，史學方

法論學者如 E.H.

Carr

,

R. F.

Berkhofer 、余英時、杜維運等，則仍主張史學應從事價

值判斷。他們先否定了行為決定論。他們相信，人是意志決定一切的有機體，其行為

絕不是完全不受理智支配。如E.H. Carr 、余英時主張人有自由意志，人的行為絕非

完全是外在環境所決定的〈仙。而R.

F.

Berkhofe更提出d情境釋義說 (Sit聞tionDe

fini-tion) 來加以解釋。他說: I 人類對外界環境的刺激都要經過一番詮釋之後才產生反應

(12 )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教授同志春節年會意見要點及處理經過，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中國國

民黨中央青年工作會編印，頁一八 0- 一八一。

(1 3) 王船山 讀通鑑論 四部備要船山遺書中華書局校刊本卷六 頁十二 A 0

史學與價值判斷

₂₁₁

，故刺激儘管相同，而反應則因各人詮釋不同，而有很大差異。產生詮釋不同的原因 ，有個人的生理因素、又化與社會背景、及其有意識與無意識的意向等等，人們必須對 其有意識的意向負責J CIS) 。 其次，這些學者也針對價值判斷的困難提出一些克服的方法。 1.要為歷史人物設身處地著想之後再做判斷:這也就是王船山所說:I 設身於古 之時勢，為身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J (1的。梁啟超所說的「知

人論世 J (叭，

Max

Weber及 R.

G.

Collingwood所說的體諒研究法 (Sympathetic

un-ders阻nding

approach)

(8) 。這種體諒研究法，不只是要連用於與研究者生活在不同 時間裹的古人，也要運用於與研究者生活在不同空間里的外國人，如此才不會有民族 主義的偏見(19) 。 2 要有思想史的素養再做判斷:要真能研盧於古之謀為，I1lP 需了解古人行為背後 的思想。因此 C.

F.

Berkhofer曾明白指出:在做價值判斷時，史學家應該具有思想史 的素養 (20 )。 1 比較而後再做判斷:為徹底了解一件史事的得失，應、與同類史事比較之後才能 得到公平、客觀的結論。 E.H. Carr 及仕維連等都很提倡這一點問〉。 4 於不斷探討問題本質之後再做夠斷:

Marc

Bloch 曾經指出:任何人在做判斷的 時候常會產生一種快感。史學家在做價值判斷時，則不應為了這種快感而遠下論斷。 (1

5)

R. F.

Be

rkhofer

,

Jr.

,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His切rical

Analysis.Ope cit.

,

Ch.2. "A

Ba

sic

Orien阻tion

to

Human Behavior"

(1 6 ) 王船山，前引害，卷末，敘諭四，頁七 A 0

( 1

7) 罔註 4 。

(18)

Max Weber

,

Methodology for Social

Sc

ience Ch.

I，余英時前引書 「一個人文 主義的歷史說一一介紹柯靈鳥的歷史哲學」。李亞旗，I 歷史主義的危機J '史學評論 第一期 六十八年七月，域文出版社。

(19 ) 喜見李亦圈:人類學與現代社會 牧童出版社 「論歷史學與人類學」部分，及王任光，前引

書 第六章 歷史研究的的展望。

(20)

C.F. Berkhofer

,

Ope cit.

,

pp. 159-168.

史學家應該不斷地追問「為什麼」之後再做判斷(22) 。此種「為什麼」的迫間，即為 問題背後本質的探討。 薩著所運用的價值判斷方法與以上幾點頗能呼應: 1.體諒研究法的運用:如薩氏頗能體諒張居正之交結宜官馮保。因為當時宜權高 張，要推動任何政治改革，不引宜官助己，實難以成功(第四冊，第三O 三頁)。文 如漢代陰陽家以天象預示凶古來警戒天子，君似迷信。薩氏則指出此一現象存在的必要 。因為漢代君權已是至高無上，雖有法家主張用法律來限制君權，儒家主張用賢相來 限制君權，均難發揮實殼。陰陽家之借助天警，反為一種有殼的辦法(第二冊，第三 四七頁〕。 2. 以思想史的素養從事價值判斷:如宋有機議之爭，明有大禮議之爭。這種宮廷 之內的名份之爭，漢代無之，而宋明有之。薩氏認為與宋明理學有關。因為理學家特 別主張「正名J '更注重治國以修身齊家為基礎(第四珊，第四十六頁)。文如宋代 學生運動不能成功，薩氏由忠的觀念的演變來加以說明。薩氏認為中國忠的觀念，原 有忠君與放君兩層意義。越到後代，放君的意義越為淡薄，忠、君的意義越被強調。在 強調忠、君的情況之下，國君即使挑選了一個胡作非為的丞相，知識份子再表示不滿， 也是莫奈之何(第四冊，第七十九頁)。 3. 比較而後再做判斷:薩著全書，比較而後再作判斷的實例，俯拾即是。如品評皇 帝優劣，絕不單獨論列。品評明太祖，則與漢高祖比較，他認為漢高祖豁達大度，明 太祖則性喜猜忌(第四冊，第二五三頁)。如品評商鞍變法，則以之與王安石變法、 王莽變法五相比較，他認為商快變法所以成功，關鍵在其立法簡明，王安石、王莽 變法所以失敗，則種因於其法令滋繁，人民無所適從(第四冊，第三十頁)。如論唐 代刺史，則以之與漢代刺史相比論o 結果薩氏發現，唐代刺史職掌範圍較漢代為廣。 漢代刺史不監察郡太守以下官吏，唐代刺史則州以下官吏一並監察。漢代刺史只科舉 轄內強宗豪右及郡太守有無違法之事，唐代刺史進而負責除暴與推舉賢良，故漢刺史 無侵犯行政權的流弊，唐刺史則有之(第三冊，第一二三頁)。

史學與償值判斷 213 全書對於中國傳統政治與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之比較更為用心。陸民認為， 我國傳統政治，主權操諸君主，西方民主政治，主權操諸人民。由於主權所屬不同 ，很多中國傳統政治之中，與西方民主政治貌似的制度，均難發揮西方民主政治制度 的功殼。如中國的丞相制度，論其功殼，與西方之內閣相似。但因丞相的選任，是由

天子選其私心之所謂賢者，而天子多碌碌庸才，所選乃未必真賢(第一珊，第八九頁

)

，較諸由人民選任之西方內閣，更難發揮作用。次如中國有廷議，亦不能等同於 西方之議會，因廷議僅有建議作用，最後決定權仍操諸君主(第一珊，第二二三至二 二四頁)。再如中國之謀官與西方之議會亦有所不同，因為受謀與否在乎君主一人決 定，而不如西方議會之有積極作用(第三珊，第二七六頁)。文如中國之朋黨，亦與 西方之政黨有別。西方之政黨以民意為依歸，中國之朋黨則以君主的好惡為依歸(第 三珊，第二O 五頁)。他如中國古代三公的分權，丞相掌政事，太尉掌軍事，御史大 夫掌監察，並非民主政治之分權。現代民主政治的分權，是將同一事項的管轄權分為數 種，目的在於預防主政者的專制，以保障人民的自由。古代的分權，則將不同事項的管 轄權分屬不同的職官，目的在於預防大臣的跋盾，以維護君主的權勢(第一珊，第八十 七頁)。 4 探討現象背後的本質之後再做判斷:薩氏在品評史事得失時，常運用專門知識 探討現象背後的本質之後，再做結論。如他運用了軍事學的知識批評王安石保馬法之 不當。他說: r 軍馬與民間所用之馬不同，民間之馬欲其載重行遠，軍馬則要 衝鋒陷陣。散軍馬於編戶，平日未加訓練，一旦調之作戰，何能為之 J (第四珊，第 四五頁)。薩著全書也用了很多監察制度的原理品評中國歷代的監察制度。如元代行 御史台與內台一樣糾察百官善惡，品評政治得失。薩民以為此係將違法問題與政治問 題混為一談。因為行御史台是為監察官，其職責在於科舉違法，內台為諜官，其職責 在於批評決策得失(第四珊，第三五一頁)。薩民也由監察制度的原理析論西漢刺見 的待遇及其功能。他認為監察之貴在於科舉過失，易得罪於人。如待遇原已豐厚，則 科舉將司苛責極。如待遇微薄，但所賞甚厚，則科舉將較賣力。西漢初年刺見以六百石低 官階科舉三千石之郡守，即因由於此。而西漢衷帝以後刺史輔以二千石官階糾舉同官 階之郡守，其監察功能乃隨之式微。

以上乃薩民價值判斷方法，與前述史學方法論學者所強調之方法相近的幾點。除 此之外，薩著運用的價值判斷方法還有幾項可以一提:

1.明白指出各項史事價值判斷的標準:如薩民認為，為政必須順乎人情，人情喜

賞畏罰，因此人才的使用必讀信賞必罰。故賞罰單用得當，則政治易於成功，反之則

可能失敗。薩氏在討論商鞍變法所以成功，兩漠初年與唐朝初年政治所以強廓，及宋

代政治之失敗時，均反覆聲明他的這項君法。 2且多方面探討一件歷史現象的得失:如薩民由經濟、政治兩方面論魏晉門閥政治 之不合理。在經濟方面，世族不勞而獲，客戶終身勞帳而不得溫飽，這種勞獲關係的 不相等稱，造成極大的經濟矛盾。在政治方面，世族未必較寒門富於才智，但世族有

社及之榮，寒門無寸進之路。這種才智與地位的不相等稱，造成極大的政治矛盾(第

二冊，第八十九頁)。

3. 明白指出運用任何原則有其時空限制:如遠交近攻政策在遠國較弱，近國較強

時，為一很好的外交政策，漢唐的富強與此外交政策的連用亦有關連。反之，如果遠

國很強，採行遠交近攻政策反而不刺於己。宋代聯金誠遼，聯蒙、戚金，反致亡國，11\

0

職是之故(第四珊，第五十二頁)。 由以上諸例，可以君出:若能以此種方式對史事加以價值判斷，讀史者當能由史 事之中獲取許多啟京，而不至於索然無味。在由史事之中尋找啟示時，若能如此注意 異時異地時空背景的差異，則亦不至於錯用歷史教訓。

四、以「積極道德論」代替「消極道德論」的價值判斷標準

在史學不再講求價值判斷之後，有不少學者重新提倡史學應作價值判斷。除前列

余英時、杜維理等先生之外，錢賓四先生亦為其→他在「史學導言」之中， 11\0 強調治史要

「辨人物賢奸，論史事得失」。但品評人物賢奸，史事得失的標準為何?賓四先生只 說「要靠個人體會」叫)。其他學者也和賓四先生一樣，未指出價值判斷的標準為柄 ，也未指出當代史學從事價值判斷，與傳統史學從事價值判斷是否應有分際。薩著「 (23) 饒穆，史學導苔，中央日報社印行， r 辨人物賢奸，論史事得失」部分o

史學與價值判斷 ₂₁₅ 中國社會政治史J '則很明顯地在運用一套新的價值判斷標準論史。 薩著討論的既是中國社會政治史。他很直接就討論到中國大一統政榕的形成。他 認為，在中國的自然條件之下，建立大一統政權是必要的。因為中國版圖遼潤，不同 地區有不同的產品，如能將此等地區納入同一個大一統政榷的管轄之下，則各肉之間 可以互通有無，而達到大規模經濟。此外，中國長江、黃河等主要河川都綿延數千里 ，如果不建立一個統一政權，而使各邦割據。洪水到來時，各國之崗必然會以鄰為整 ，而要灌溉時，也會有一些國家獨佔水利。春秋戰國時期間有此種慘痛經驗，故逐漸 在嘗試之中往建立的方向走去。 大一統政權的建立既屬必要，薩民進而關心的是:如何促進這個大一統政權的富 與強?這就發生政權的權力中樞誰屬的問題。薩民以為，中國並沒有將此問題處理好 。他指出中國各派思想家，除了道家主張無政府主義之外，各家都將大一統政榷的權 力寄託給一個君主。這是我國政治思想史上的最大缺陷。因為自古以來，人君如築討 之昏庸，堯舜之賢明者均為極少數，大多數的君主都是中庸之才，很難隻身將此龐大 權力運用得宜。 但是在歷史早期，民智未聞，而中國幅員叉很遼潤，實施民主政治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仍然要有一個君主統轄全國。但在薩氏君來，這位君主所應扮演的角色是:r 使 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按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 能 J (第一冊，二一六頁)。薩著全書的重點也就在於審視歷代人才培育，徵選及任 用的制度是否得宜。除此之外，薩著還論及對外關係與貨幣、商業資本、人口、土地 、游士、游民等等社會經濟問題，但這些都被薩氏視為人才選用制度是否得宜的函數 來討論。所以人才選用制度也就成為全書重心所在。由其人才選用制度的品評，可以 清楚地君出他的價值判斷標準所在。 在教育方面，薩氏很贊揚春秋戰國時期教育內容的重視實用，教育方法的重視啟

發(第二冊，二五七頁，第四冊，一頁)。

在考試方面，薩氏強調考試內容必須活潑，如西漠之試對策，間以當時大事，往 往可以間出足以佐國的忠言嘉訣。東漢以後之試經書，內容趨於空洞，則訴她之士有 時反無法登用(第二冊，二六五頁)。

在任用方面，薩民強調應先給予初仕者以實習機會，如西漠的郎吏、明代的園子 監生。郎吏與國子監生都含有實習政事的性質，，使官員在此期間，一則可以~.fH.厲所旱 ，一則可以增進其處理實務的經驗(第二珊，第二五九頁，第四冊，第三五八頁)。 在考取、升遷方面，薩民強調要重視實績而不要重視資歷。如西漢薛瑄、朱博等 由胥吏可以升到丞相即為很好的事例。反之，東漢丞相必用經明行修之士，政事反難 以勵精圖治。宋代升遷著重年資，有所謂的磨勘制度，政治更沒有生氣(第四珊，二 五八頁，第四冊，第三六四頁)。 由此可見薩民是極端講求實際、講究事功的。由薩氏的人才選用尺度更可君出其 價值判斷標準所在。薩著全書常標舉儒、法兩家人才選用尺度的不同:儒家重賢，法 家重能，儒家重德、法家重才。薩氏叉自稱以法家思想論史。如此也許會使人誤以為 薩民只重才能，而忽略賢德。事實上，薩民不過一心想矯正傳統中國用人較不重視才 能而較重視品性的偏失，而特別強調才能的重要。由薩著全書，可抽離出薩民人才選 用標準的三個層次。由這三個層次的人才選用標準，可以君出薩民不是不強調道德， 而是強調更為積極的道德。 薩民認為用人第一個要考慮的是要用才智之士。薩民會批評儒家將智愚與善惡混 為一談(第四珊，第七十五頁)。他認為:r 智愚，非善惡也，雖下愚之人不害於為善J 。反之，居心善良的人未必有足夠的聰明才智來擔當處理國家事務的重任。所以國家 用人，要用才智之士是最起碼的條件。 用人第二個要考慮的是要用正直而有匡世濟時熱忱的人。這由薩氏之品評歷代

士風可以君出。魏晉士人多放辟邪侈，論者譽之為「循性」、「放達

J '薩民以為是

「縱欲」、「輕薄J (第二冊，一五0 頁)。東漠、宋、明士風，論者以為優美，薩 民以為此三代之士非循常習故，即多空談心性(第二珊，第二五九頁)。歷代士風之 中，薩氏較誇讚西漠、唐初士風，以其較為進取。而在西漢唐初士風之中，薩氏尤稱 許西漠，因其士風較為正直。在西漢士人之中薩民更推許晶錯。因為晶錯不顧身家之 危，提出了西漢帝國的建國大綱，這種謀國之忠、治事之誠早國家所最需要的。

第三，一個人才，只有聰明才智、正直的個性以及匡世濟時的熱忱，仍是不夠的

。薩民認為一個人才，尤其是一個領導人物，更需要有百折不撓、苦心孤詣實現抱負

史學與價值判斷 ₂₁₇ 的修持。這點由薩氏之痛話王安石可以君出。一般史家對王安石是有幾分憐惜的。如 傅樂成教授在所著之中國通史中說:r 他個人在政治上雖然失敗，但無可否認的，他對政治 自有一套高速的理想。他的倡行新法，目的決不只在應付現實，或是為個人建立功名 。他任事的勇敢，操守的廉節，和學識的淵博，都是難得的J (24) 。薩氏並不是不知道 王安石的這些好處。但是王安石在變法期間的驕傲、固執、操切，不但導致贊法失敗 ，還導致黨箏的形成，更由此間接促成北宋的激亡。儘管王安石有前述的那麼多好處 ，但比起他所導致的嚴重後果，史家叉如何能加以憐惜?因此薩民對於人才的品評顯 然還重視其是否有實現抱負的毅力與沈潛。 人心善惡的審視是一種道德的檢查，熱忱、正直、毅力、沈潛的審視，也是一種 道德的檢查。這兩種道德究竟有何不同?由薩氏所著社會學概論有關道德的解說，可 以君出:人心善惡的審視只君一個人是否有善良的動機，熱忱、正直、毅力、沈潛的 審視則更要君一個人是否有實現美好結果的善良動機倒〉。前者的道德意義是消極的 ，後者的道德意義則更為積極。前謂薩氏著重實際，著重事功，其根本目的也在追求 積極的道德。 傳統中國史學雖注重價值判斷，但其價值判斷標準強調人心善惡的審視。如謂塞 浦取得的政權不得為正統，革命取得的政權方為正統。因為塞浦者使人直接感到心存 不軌，革命者給人的這種感覺較不那麼直接。但兩者一樣都搶奪了舊天子的皇位，而 前者不必毒草致生靈塗庚，後者則常造成血流漂件。如果站在老百姓的立場，輩革試所帶來 的後果並沒有此革命嚴重。這種側重人心善惡之審視的價值判斷也是儒家學者常採用 的價值判斷。反之，著重以積極道德論史的價值判斷則較接近於法家思想。而就中國 史學君來，著重積極道德的價值判斷是否很多?根據朱雲影教授指出:r 儒家側重人心善 惡對社會治亂的影響。而關於現實生活對人心善惡之影響，則不甚注意。關於此點， 、 -+ (24 ) 傅樂成，中國通史，中國圖書公司，民國六十一年，下冊，頁五五二~五五三。

(25)

薩孟武，社會科學概論，三民書局，頁六五~六七。薩氏指出:學者之論道德，有自動機 之善惡判定，有自行為之成果中l 定。薩氏自己認為動機與結果實為一體之兩面，若真具有 良好之動機，!0、會努力求其動機之實現，而可得到良好之結果，否則其動機很難鵬為良好 的動機。

法家曾于深刻認識。如管子: IF倉凜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博』。但是法家此種 思想卸沒有開花」叫) 0 強調積極道德的史家在中國傳統史學之中既然較為缺乏，薩 氏之以積極道德論史，在整個中國史學傳統之中，實有其獨到之處。

五、史學與價值判斷問題的再審察

就傳統史學與薩氏所例示的史學看來，兩者都強調價值判斷，但兩者之價值判斷 有所不同，前者強調動機是否善良，後者更強調是否有促成美好結果的話良動機。 介於傳統史學與薩氏所例示的史學之間，史學家另外還選取了一條完全不品評史 事得失的道路。雖然如張藍麟所說，史家很難避免價值判斷。但至少這派史家聲稱他 們要盡量避免價值判斷。在日往史家對價值判斷問題的這三種選擇之中，今後史家應該 何去何從?以傳統史學的價值判斷論史?以薩氏所例示的價值判斷論史?還是根本不 做價值判斷? 在同答這些問題之前，我想史家應先再問一下自己:史學的目的是什麼?那一項 選擇最能達到史學的目的?

在 Lord Acton與 H. Butterfield的左手辯中，我們可以得知，強調史學不應該從事價 值判斷的史家所認同的史學目的是: I 使我們了解，我們是怎麼來的，而不是在增進 人類的良知」。強調史學應做價值判斷的史家所認同的史學目的則為「增進社會的道 德」。 究竟史學在不作價值判斷的情況之下，是否真可以讓我們了解我們是怎麼來的? 所謂了解我們是怎度來的，無非是要使我們了解我們從歷史傳承中，得到了些什麼憑 藉，叉受了些什麼限制。如果不做價值判斷，我們又如何得知所傳承的是些什麼憑藉 ，還是什麼限制。前述牛國國民黨教授年會，有人批評中國通史教學不能使學者了解 中國文化的精神，事實上就是史學家未能作好價值判斷的結果。如此說來，要我們了 解我們由歷史傳承中所得到的憑藉與限制，史家非從事價值判斷不可。 反之，如果史家以傳統史學的價值判斷標準論史，能否達到增進社會道鶴的結果 9 (26) 朱雲影，史學方法講義，師大出版組，頁一三五~一三六。

史學與偵值判斷 ₂₁₉ 這要由古今道德觀的演變說起。政治學者易君博在其政治學論文集中曾指出;在 西方政治理論之中，有目的論(teleology) 與功能論之分。目的論所要求的是能否達到 最高的善，功能論所要求的是能否符合一個社群的需要。早期的政治學者較強調目的 論，近代學者較強調功能論。7) 。很可能，中西雙方有相當長的時期，都以追求最高 的善為最高的道德。這種追求最高的善的道德觀存在的時期，中國傳統史學確能增進 這種道德。傳統史學在傳統社會之中既能增進社會之道德，其具有權威、尊嚴與致力 ，乃是必然之事。但是傳統道德較不將道德與社會的需要串連起來，很可能會培 育出一群善良而不講求事功的百姓。在老百姓不講求事功的情況之下，整個社會的生

活難求改善。但人口仍會自然增殖。人口多了，社會的財富沒有增多，人與人間的勾

心門角必然多了起來。人也就很晰佳持其原有的善良。於是人類的道德觀逐漸由只講求 動機的道德觀，轉而講求追求美好結果的善良動機的道德觀。 隨著道德觀的演變，傳統史學的價值判斷標準已不再能增進當代社會之道德。除 此之外，傳統史學價值判斷方法也有若平缺陷。如將價值判斷完全觀同歷史教訓I (張 舊麟、王船山所說亦為如此，以為古人處理史事的得失，可供後來處理同類事件之準 繩。但古今處境不一，同樣一件事情，古今處理方式可能有別，歷史教訓反而成為一 種歷史包袱。此外，傳統史學為了涵育善良的民德，常有隱惡揚善之事，均有磚客觀 史實的進求。客觀史實若不探討，則有磚於史學達成另一目的:裝讀史者了解我們從 歷史傳承之中得到了一些什麼憑藉與限制。 傳統史學之價值判斷所以遭到揚棄，以上種種，可能均為重要因素。 不做價值判斷或是以傳統史學的價值判斷論史既然都不能達到史學的終極目的。如 果改由積極道德論史，結果叉是如何?這要由積極道德論論史的本質說起。 去日前所示，薩氏所例示的是以積極道德論論史的價值判斷。薩著之品評中國大一 統專制政體，由中國的地理條件，如幅員廣大，大河綿延，社會條件如民智未聞等論 起，薩著之論王安石，也顧慮到保守黨勢力的運用等等。可見以積極道德論論史，事 (27) 易君博，政治學論文集一一理論與方法，頁二O 六，台灣省教育會出版，三民書局經銷， 民國六十六年二版。

實上也就是在於審視歷史人物(包括個人與集體)，是否在其處境之下做了最佳抉擇 。 以這種方式論史之後，史學可以循著兩種途徑增進社會的道德:一為揭藥一種理 想，一為提供一種訓練。揭藥理想，即在使讀史者了解:人生所最應該做的，無非是在 自己的處境之中完成可能達到的最好結果o 提供訓練，則在透過對史事的品評，使讀史 者培育一種習慣。因為對古人從事價值判斷時，臣。不斷思慮古人是否在某種處境下做最 佳抉擇，經常做這種練習之後，讀歷史的人也會在自己的處境中做最好的抉擇。而史 學比起其他學科更能勝任這種訓練，是因為史學是從事事後觀察的學間，歷史人物的 行為後果已可宰握。史學叉是多方面觀察的學間，歷史人物的行為背景及多方面影響 也可以徹底了解。透過這種理想與訓練的誘導，史學將能達到增進社會道德，激發被 世人類生命潛能的目的o 而這樣一個多方面觀察的研究，正有助於客觀史實的重建。客觀史實重建之後， 再審視其得失，史學也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歷史傳承帶給我們的憑藉與限制。如此一來 ，以積極道德論論史應是今後史學界很可以走的一條康莊大道o 雖然以積極道德論論史最可以達到史學的根本目的。但是，前曾述及，從事價值 判斷有一根本前提:人必須為其行為負責。只有我們接受人有自由意志，價值判斷才 能進行。到目前為止，這項前提大抵是為多數學者所肯定的。從事價值判斷的根本問 題仍然在於實際品評史事時可能遭遇到的困難o 史料的殘缺使歷史研究者難以洞察史 事的一切因果。有了史料之後要能洞察其實際因果亦需有相當好的素養。明瞭其因果 之後再要進行價值判斷時，雖然原則上，以積極道德論論史，是要衡量歷史人物是否 在其處境中做了最佳抉擇。但是同樣一個處境，什麼是最好的抉擇，史家之間可能會 有不同看法 o 如某一抉擇可能對甲團體有利，對乙團體不利，此一抉擇是否為最佳抉 擇，史家之間很可能眾說紛耘。此外，價值判斷也應與歷史教訓有所區別。 關於以上從事價值判斷的技術問題。資料殘缺是任何學問都會遭遇的問題。但任 何學問都會有資料較完整的部分可資研究。至於洞察因果關係的素養，薩著所例示的 以體諒研究法為歷史人物多加設想，多做比較研究，具備專門知識以洞察現象背後的 本質，充實歷史知識以多方面考察一件、史事的因果等等，均為可以努力的方向。至於

成:位 w~趴在判斯 _{22 且} 某些價值判斷標準，史家學訟不一的問題，史家並不必要因此而罷棄價值判斷。史家 更要做的是要將自己的價值判斷標準明白說出，因為事實上這也是史家將其智慧貢獻 社會的關鍵所在。關於價值判斷與歷史教訓的釐清，如能強調不同時期時空背景的差 異，則歷史的價值判斷將不至於成為歷史包袱。關於這兩項原則的連用，在釀著之中 ，也明顯可見。

六、推介薩著的動機

薩著所蘊含的價值判斷標準、所運用的價值判斷方法，與當前史學價值判斷所應 努力的方向頗相符合，己如前述。本文之所以特別由這個角度推介睡著，男有真理項線 由: 其一，當前台灣的史學方法論教學常與名著導讀分離 o 如能在詩述某一史學理論之 後，找的運用該項理論極為成功的名著供學生研讀。學生對於該項理論的運用，將更 能得心應手。但這項理論與名著的配合教學，往往有著作難尋的困難。雖是困難，仍 是值得史學界努力。本文之由價值判斷評析薩著，目的之一也在於指出一本可以與史 學與價值判斷問題配合講述之名著。 其二，連用積極道德論及靈活的價值判斷方法論史的作品，薩著只是此類作品中 的一部當代名薯，而非唯一的一部。在當代若干斷代史，專題研究的史著之中也可以 找到這種性質的作品。薩著之所以特別值得注意，是因為此書在性質上實為一部中國 通史著作。中國通史著作與歷史研究，尤其是歷史教學，關係密切。歷史研究者，可 以以之奠定史學知識初基;歷史教學者，可以以之充當教材。而就薩著當前所受重視情 況言，似乎在政治學界較為普遍 (28 )。在歷史學界，其所受重視程度似乎不如同性質 的中國通史著作，如錢賓四先生所著國史大綱、傅樂成教授所著中國通史、柳言台徵先 生所署之中間文化史等叫〉。本文之目的之一，也在籲請史學界更為注意這本著作。 ( 28) 攘筆者接觸的台大法學院學生看來，他們似乎較台大文學院學生更為注意此書。而政大政 治研究所有關中國政治史的博、i說士論文，很多是為薩著的延伸。這些論文有很多出版於 嘉新論文集之中。 (29 ) 筆者先後就讀台大、師大兩校 Q 兩枚歷史系老師推介的中國通史著作常以饒、傅、柳三著 為主。

其三，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清代以前有較豐碩的成果，政府遷台以前的當代史學 ，也有若干零星研究。至於政府遷台以後的當代史學研究，則大抵仍付諸關重日。實則 ，越是當代的研究，越有助於切身的反省。本文之評析薩著，目的之一，也在於拋磚 引玉，衷心期盼遷台以後之當代史學，有人及早出來研究。(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