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位優勢、吸收能耐與創新績效：研發子公司之觀點
Locational Advantage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D Subsidiary View
張元杰1F 1 Chang, Yuan-Chieh 李亭林2F 2 Lee, Ting-Lin 簡文強3F 3 Chieng, Wen-Chiang 秦子閔4F 4 Chin, Tzu-Min 1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聯絡作者，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博士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地址：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Tel: 03‐5742251, Fax:03‐5623770, Email: [email protected] 2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副教授，共同聯絡作者，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博士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Taiwan 地址：811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 號， Tel: 07‐5919246, Fax:07‐5919430, Email: [email protected] 3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地址：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Tel: 03‐5742251, Fax:03‐5623770, Email: [email protected] 4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地址：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Tel: 03‐5742251, Fax:03‐5623770, email: [email protected]
區位優勢、吸收能耐與創新績效：研發子公司之觀點
Locational Advantage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D Subsidiary View
摘要
在跨國企業漸漸赴開發中國家佈局研發的趨勢下，台灣也成為跨國企業研發 國際佈局的重鎮。然而，目前研究較少以系統動態學探討跨國企業海外研發中心 如何吸收地主國區位優勢，進而改善其創新績效之動態與複雜現象。經文獻探討 四大地主國區位優勢與吸收能耐相關理論，提出了區位優勢-吸收能耐-創新績效 之研究架構，並進一步根據經濟部國外研發中心資料庫及國外研發中心高階經理 人的訪談，收集 38 家國外研發中心 2003-2008 年的資料，以系統動態(System Dynamics)模型進行政策模擬至 2013 年，本研究發現：(1) 海外研發中心對地主 國區位優勢的吸收能耐(如政府補助、人才充裕、學研機構完備與產業聚落)，對 其研發績效有正向的影響；(2)研發中心爭取到更多的當地政府補助金額，會提 升其新產品開發數與營收，並進一步帶動在地主國下一波研發投資的良性循環。 最後，對海外研發子公司的管理與地主國政策提供建議。 關鍵詞：區位優勢、吸收能耐、創新績效 AbstractIn the ris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establishing overseas R&D center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aiwan has become one of favorable destinations.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to discuss how overseas R&D centers absorb loca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host countries, in turn, enhance thei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examine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synthesizes four types of locational advantages: (1) industrial clusters, (2) talent pool, (3) research base, and (4) government support. Then, a system dynamic model of locational advantage-absorptive capacity-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proposed. Via MOEA’s MNE R&D Center Program Database and interviews with top managers of MNE R&D centers, the dataset of 38 MNE R&D centers from 2003 to 2008 is gathered. The systemic dynamic simulations reveal: (1) all four absorptive capacities corresponding four locational advantages positively influen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R&D centers; (2) government subsidy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R&D hires, and R&D networks with local innovative actors. Finally, some manageri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MNE R&D subsidiaries to absorb locational advantages in Taiwan
are provided.
Keywords: Locational advantages, Absorptive capacity, Innovation performance
壹、緒論
跨國企業的研發國際化萌芽於80年代，研發活動的地域上，較侷限美國-歐 洲-日本的三個區域(triad regions)。在這初期，研發國際化主要關注於已開發國家 與已開發國家間的研發布局，較少考慮赴開發中國家設立研發據點(Grandstrand, Hankson & Sjolander, 1992)。直到21世紀初，研發國際活動在地域上，漸漸擴展 到開發中國家與亞太區域，特別是中國大陸 (Xue & Wang, 2001)、印度(Kumar, 2001; Reddy, 2000)與台灣(Chang et al. 2008; Chang et al., 2010) 等。
這研發國際化迅速擴張到亞太區域與新興市場的浪潮下，新加坡、韓國等國 政府也積極向跨國企業招手。台灣政府也不例外，經濟部在2002年底規劃推動『鼓 勵國外企業在台成立研發中心計畫』，積極吸引知名國際企業到台灣成立研發中 心。截至目前，已吸引IBM、Microsoft、Dell、Ericsson、Sony、GSK 等知名跨 國企業在台成立了數十個研發中心(附錄1)。在與其他亞太國家競逐跨國企業的 青睞下，對於幅員小、且人口少的台灣到底有何獨特的區位優勢可以吸引跨國企 業來台設立研發中心呢? 這一直是政策制定者迫切想知道的。 面臨研發全球化的趨勢，鄰近台灣的國家當中，包括中國大陸、韓國及新加 坡等國均積極推出政策優惠措施，以吸引跨國企業來台設立研發中心。中國大陸 挾世界最大的市場優勢，加上便宜的勞動力，以及著重於基礎研究的科研機構， 吸引了許多企業基於市場導向而在當地設立研發中心(Chen, 2004; Chen, et al., 2009)；新加坡地方雖小，但向來以高效率的政府自豪，在推動國家政策方面， 該國展現出高度的行動力與企圖心；韓國則在三星、LG等大型企業帶動下，在 國際研發分工價值鏈上逐漸扮演重要角色。 從科技人才實力、產業群聚效應、學研機構等研究基礎環境與政府政策誘因 等角度觀之，中國大陸在豐沛的人力提供及低廉的人力成本方面均有絕對性的優 勢，再加上市場潛力雄厚，令許多跨國企業將中國大陸視為全球性研發布局的重 要戰略點。至於新加坡及韓國，則因其工業化程度較高，IT基礎建設較完備，人 才素質也較整齊，法制環境也較成熟，因此在特定產業領域仍有其吸引跨國企業 設立研發中心的相對吸引力。 從跨國企業的角度，Dunning (1988, 1995)所提出來的海外直接投資的折衷理 論(eclectic paradigm)中，談到三種優勢：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與區位優勢
(ownership, internalization and location, OLI advantages)，前兩者屬於跨國企業所 擁有，後者乃地主國所擁有。Galan & Gonzalez-Benito (2001)更明確指出，所有 權優勢是回答海外投資 “why”的問題，區位優勢是回答 “where”的問題、最後內 部化優勢是回答 “how”的問題。但過去研究較偏OLI優勢的靜態分析，如OLI優 勢種類對海外投資的分工佈局(Chen, 2004; Chen et al., 2009; Dunning, 1988, 1995)，此研究較偏where 與 why的問題；或是OLI優勢因子對海外直接投資的 影響(Galan & Gonzalez-Benito, 2001)，則較偏回答what and why的研究。但對區 位優勢吸收內化的“how”問題，著墨較少。
自從Cohen & Levinthal (1990)提出組織吸收能耐(absorptive capacity)的觀念 後，吸收能耐宛然已成為組織辨識、評估與運用外部資訊與知識的重要能力 (Escribano et al., 2009; Sofka, 2008; Todorova & Durisin, 2007)，在本研究中區位優 勢乃屬於地主國優勢，對海外子公司而言，是一種外在的知識、技術與能力，因 此以吸收能耐的觀點，探討海外子公司吸收區位優勢的過程，在理論上有其正當 性。換言之，本研究主要嘗試以吸收能耐的觀點，來補強折衷理論中，跨國企業 如何吸收區域之優勢與動態學習之過程(dynamic learning )，最後進一步來探討吸 收能耐對研發子公司創新績效的影響。
系統動態學至今已經發展五十年(Forrester, 1971；Meadows et al., 1971），在 近年國內外各領域的實證研究也漸漸廣泛，也發展系統動態學的專業期刊System Dynamics Review (SSCI 管理領域收錄期刊)，而運用系統動態來解決管理的研 究，也不乏發表於創新、組織與管理的領域，如創新政策與管理領域 (Janszen and Degenaars, 1998; Lee and von Tunzelmann, 2005; Lee, 2006; Galanakis, 2006)；組織 與管理領域(Sterman, 1989; Sterman and Wittenberg, 1999; Grizzle and Pettijohn, 2002; Wolstenholme, Monk, McKelvie and Arnold, 2007; Capelo and Dias, 2009)；與 生產與作業管理領域等 (Alonso and Frasier, 1991; Sterman, 1989)。本研究方法採 用系統動態學是適當的，因為系統動態學之系統思考觀念與系統中各因子之因果 關係，可以協助本文來建立區位優勢-吸收能耐-創新績效的系統動態圖。如此不 僅可以揭露區位優勢、吸收機制與創新績效等各子系統的重要因子，並進一步建 立各子系統間的因果關係，瞭解區位優勢的吸收與發展過程的動態，而且系統動 態可以允許對吸收機制加以調變，以模擬這些調變，對創新績效的動態影響。因 此系統動態的研究方法，很適合來回答本研究所欲了解的吸收區位優勢的動態過 程。 本文的架構如下，第二部分經由文獻探討跨國企業研發國際化的趨勢、 Dunning 的折衷理論與區位優勢的種類、吸收能耐與研發中心創新績效的衡量。 第三部分則以系統動態學對於區域優勢、吸收能耐與創新績效進行系統建模，並 說明資料收集方式與模型中的相關因果關係與函數；第四部分則呈現本研究所建
構系統動態模型之驗證與模擬結果。最後，對跨國企業如何有效地吸收地主國區 域優勢，以提升其創新能力；與對台灣政府未來如何有效運用台灣在研發的區域 優勢，來吸引更多之跨國企業來我國設立研發中心提出政策建言。
貳、文獻探討
一、研發國際化：動機與區位選擇
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2005年的「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目前跨 國企業的研發活動逐漸朝開發中國家移動之趨勢有明顯的成長，由1996年的2% 增加為2002年的18%，尤以中國大陸、印度、新加坡等國家成長最快，而台灣與 韓國的排名亦大幅提升，亞洲國家對跨國企業研發吸引力正迅速提升中。而跨國 企 業 在 海 外 的 研 發 據 點 亦 主 要 集 中 於 資 訊 通 信 技 術 產 業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汽車產業與生技製藥產業等產業 (UNCTAD, 2005)。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國家，既處於研發人力成本低廉的開發中國家，配 合發展迅速的電子資訊產業聚落與驚人的市場潛力，已成為國際企業在研發佈局 的新興地區。 在 90 年代多國籍企業主要將海外研發主要設置於已開發國家(developed countries)，Grandstrand et al. (1992)將海外研發設置動機區分成：需求面因素與供 給面因素。需求面因素包括下列三點：(1)總部與子公司間技術移轉需求；(2)需 接觸國外市場反應當地需求，或需回應當地特殊市場需求以增進公司能力；與(3) 產品發展活動中需特定顧客協助。供給面因素則包括下列五點：(1)獨力發展技 術成本提高，透過分工可降低研發成本；(2)公司需透過國際化分工獲得更廣泛 專業知識與技術來源；(3)獲得特定地區發展的新興技術；(4)獲得優秀訓練的海 外專業人才；與(5)結合國外當地科學與學術基礎設施或獲得地區性專屬技術知 識。 二十一世紀初期多國籍企業開始將海外研發設置於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最主要的動機包括：(1)產品的在地化，(2)運用當地的低廉研發人力， 與(3)享受當地研發外溢 (Kumar, 2001; Xue & Wang, 2001)。Xue與Wang (2001) 針對中國大陸前1000大多國籍企業的33個研發中心的調查中發現，多國籍企業在 大陸成立研發中心的動機，由重要的程度排序：(1)聘用當地優秀人才；(2)發展 符合當地市場的新產品；(3)減少研發時程；(4)降低研發成本；與(5)產品客製化 等。Chang et al. (2008)分析跨國企業到台灣設立研發中心的動機，依重要程度排 序為：享有當地政府鼓勵之誘因、當地研究環境作連結、吸收當地優質研發人力、 回應當地市場需求、與獲取當地科技等。總結上述之跨國企業海外研發的動機可歸類成四大類：(1)市場因素，能反應 市場需求獲取資訊並達成最適當之技術移轉，以供應在地市場所需；(2)技術因 素，能獲得海外市場獨特技術、人才、聚落優勢與學術研究合作；(3)政策因素， 能夠配合當地政策促進於當地之發展與業務所需；(4)策略因素，能達成最佳協 調控制成果與能透過選擇最適之地理區位做為未來研發的基地。 在海外研發的區位選擇方面，為使企業更有效率之運作，跨國企業逐漸將其 海外研發單位整合於全球研發網絡中，以尋求最佳的研發資源配置，從而使各研 發實驗室相互依賴、相互滲透(Chiesa, 1996; Gerybadze & Reger, 1999; Serapio & Dalton, 1999)。Kuemmerle(1999a)認為當愈來愈多潛在相關知識在全球各地興起 之際，公司應該廣設據點，以便取得新知識，因此公司應該建立研發網路。此外， 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以取得當地具有優勢的技術與優秀人才也是區位選擇的考 量之一(Anand & Kogut, 1997; Westney, 1992)。Kumar (2001)在研究影響海外研發 活動區位變數的過程中發現，地主國的市場規模、技術、資源及能力，皆深深地 影響海外研發活動，Hegde and Hicks (2008)也指出市場規模會影響美國跨國企業 對於當地的投入程度。
截至目前大部份研發國際化的文獻主要探討趨勢(UNCTAD, 2005; Xue & Wang, 2001)、動機(Gassmann & von Zedtwicz, 1998; Grandstrand, Hankson & Sjolander, 1992; Thursby & Thursby, 2006; UNCATD, 2005; Chang et al., 2008) 、 海外研發中心的功能與分類(Birkinshaw, 2002; Chesia, 1996; Kuemmerle, 1999a & 1999b; Pearce, 1989)、組織與網路(Chiesa, 1996; Gassmann & von Zedtwicz, 1999)、與海外研發據點區位的選擇 (Kumar, 2001; Hegde & Hicks, 2008)等。儘管 過去有關研發國際化相關研究已相當豐碩，但地主國的區位優勢「如何」影響海 外研發中心的績效較被忽略，此亦為本研究之重點。
二、區位優勢
根據 Dunning (1988, 1995) 所提出折衷理論(eclectic paradigm)，其中有三種 優勢會交互影響跨國企業在進行海外投資的布局與獲利，這三種優勢包括：所有 權優勢、內部化優勢與區位優勢。前兩者優勢乃是跨國企業所擁有的優勢，最後 一項優勢乃是地主國所擁有的優勢。
所有權優勢乃是指跨國企業所擁有各項資產的優勢，其中包括設備與廠房、 技術、智財權、原料供應的經濟規模、通路與品牌等有形與無形的資產 (Dunning 1988; Galan & Gonzalez-Benito, 2001)，這些是其他公司在短期無法取得優勢，這
些所有權優勢也呼應策略領域資源論的觀點(resource-based view, RBV)，公司擁 有特殊的資產/資源是其他競爭對手難以在短時間模仿的，因而成就跨國企業在 海外投資的優勢。至於，跨國企業的內部化優勢，乃是企業降低交易成本的優勢 (Dunning 1998; Galan & Gonzalez-Benito, 2001)，內部化優勢包括有效管理控制、 品質控制、價格差異化、消費者不確定的降低與智財侵權的避免等，是企業母公 司將各海外子公司、價值鏈合作夥伴，整合所產生的優勢。Chen et al. (2009) 指 出這些跨國企業相對於台灣與大陸的內部化優勢包括系統化整合、產品規劃能 力、市場通路取得等優勢。 最後，區位優勢是地主國在地理位置上所提供跨國企業子公司營運上的優 勢，如接近市場與客戶，低生產與運輸、成本充沛的人力、政府的獎勵、關稅減 免等(Dunning 1998; Galan & Gonzalez-Benito, 2001)。因此區位優勢對跨國企業的 營運上，屬於外生變數(exogenous variables)。跨國企業的海外子公司如何將地主 國優勢的外生變數內化成企業的優勢，將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主軸。 台灣在這一波趨勢下，由於具有大量優秀工程師人才，及在資訊與半導體等 領域已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規模，因此吸引許多跨國企業紛紛來台投資。 根據 WEF2008-2009 年全球競爭力評比，台灣產業聚落發展指標連續四年領先全 球與發明專利排名第一，顯示出我國產業群聚的優勢；而「經濟學人資訊社」2007 年公布的全球資訊科技產業競爭力指數報告中，台灣排名第 6，領先香港的第 21 及中國的第 49，此傲人成績除了來自於產業聚落因素外，亦包含優秀當地人才 與學研機構完善，前者在 WEF2008-2009 評比中，相 關 資 料 如 高等教育在學率 位居第 9 與科學家與工程師易取得性排名第 8；而後者在 WEF2008- 2009 評 比 中 ， 相 關 資 料 如 產 學 合 作 比 例 在 全 世 界 排 名 第 10 與 研 究 機 構 品 質 排 名 第 21。 本研究將地主國區位優勢歸納成四大類：(1)產業群聚，(2)地主國 人才優勢，(3)學研機構完備，與(4)政府政策優惠措施。 (一) 產業群聚 跨國企業在設置海外研發中心時，會考量地主國是否存在產業相對優勢，例 如投資的地主國有產業聚落所產生的研發外溢效果。Birkinshaw與Hood (2000)認 為子公司角色的分類上，必須考慮當地產業群聚的影響力，Zander (1999)研究也 指出，跨國企業可藉由子公司所在之地主國的科技資源，使企業學習累積更強之 科技能力。Fors與Zejan (1996)研究瑞典跨國企業海外R&D區位選擇，也發現地 主國的產業相對優勢是重要決定因素。 Porter (1990)認為與跨國企業本身有關聯性的產業如互補產業，或是在價值 鏈中可以協調出共同行動、相互支援的上中下游產業，以及企業本身的供應商所
形成的產業狀況，是衡量國家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之一。因此設立研發中心靠近 於產業聚落的另一個原因，即為靠近上下游的供應商與客戶，以就近與合作廠商 共同開發新技術與產品，並可提供當地客戶更好的服務(Chen et al., 2009; Fors & Zejan, 1996)。 Kuemmerle (1999b)說明跨國企業在海外設立研發機構來調整「以 母國為基礎的技術」以符合海外市場需求。我國產業上中下游體系完整，在全世 界分工體系中有明確之角色，許多產業在全球舉足輕重，由 2007 年數據來看， 台灣排名全球前三大資通訊產品（不含海外生產）共計有36項，根據Chang et al. (2010)對於國家政策評估之結果，顯示出半導體相關跨國企業來台設立研發據點 的主要原因為我國半導體產業聚落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 (二)地主國人才優勢 Anand與Kogut (1997)指出造成企業向外移動的原因是為了尋找競爭資源，例 如人力素質能為企業創造更多的競爭優勢；資源不僅是有形的如土地、能源及原 料等，更重要的是知識或是人力素質，故對於在海外從事R&D工作的企業，較 要求地主國必須提供可協助和增加其競爭優勢的要素能力。 在對外投資上，跨 國企業均有當地人才素質的考量。Nachum(2000)研究跨國企業在區位選擇時，指 出區位比較優勢的概念，已從注重製造上有形要素的豐富性，轉變成包含文化、 人力資本及當地機構等無形資產。Kumar(2001)針對美、日跨國企業海外研發據 點選擇進行研究，指出豐沛的研發人力能有效地吸引跨國企業，Westney(1992) 也發現地主國產業研發的人力越充沛，其外資企業的研發密度越高。就台灣而 言，由於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加上國內產業科技發展迅速，長期培育了優異工程 人才，成為吸引跨國企業來台設立研發中心重要因素之一。 (三)學研機構完備 Kuemmerle(1999b)說明跨國企業為了獲取「國外研發創新能力或資源」，而 在海外設立研發機構。地主國學術與研究機構在研發國際化動機中，也扮演重要 角色。一些學者指出有些國家環境知識外溢程度高，包括大學、國家研究單位、 創新的競爭者等機構間知識的流動，這些外部性促使該國家或地區因為具有豐富 的支援產業與企業，而具有相當的吸引力(Florida, 1997; Nachum, 2000)。就台灣 而言，我國自1973成立工研院以來，不斷推動台灣產業發展所需之技術，例如半 導體的CMOS製程即為一例，此外還有中科院、資策會等研究機構致力推動台灣 產業之發展。 (四)政府政策優惠措施 政府政策亦會影響企業研發國際化的行為。Dunning(1988)的研究指出許多
藥商的國外R&D投資，乃因地主國政府的規定所致；Taggart(1998)也指出，政府 的獎勵措施為跨國企業海外研發動機之一，例如台灣政府於1960年引進國外製藥 技術，以進口替代政策，獎勵外資在台設廠。研發是高投入、高風險的經濟活動， 企業進行研發行為通常仰賴資金、人力與設備的投入，其成敗關鍵因素中，研發 環境的良莠佔有相當程度的影響。若地主國能維持良好的研發環境，例如國內智 慧財產權的保障及租稅減免等優惠措施，應可提供吸引跨國企業在國內設立研發 據點的誘因。 由於跨國企業自1990年代之後便開始加速擴大對外進行研發投資(Reddy, 2000)，包括新興工業國家如韓國、新加坡、台灣等以及以龐大當地市場及低廉 勞工成本為誘因的國家如中國、印度等都是跨國企業積極規劃設立研發據點的對 象。而由於研發活動需要人才、資金、技術、法規制度等條件配合，為因應跨國 企業研發往新興工業國家移動的趨勢，台灣政府自2000年底規劃推動「鼓勵國外 企業在台設立研發中心計畫」，藉由提供資金補助，補貼跨國企業在台設立研發 中心所需的必要開支，包括聘請當地人才的人事費用、聘雇來自母公司的資深研 發人力的費用、國外差旅費用、研發據點的租金費用以及與當地產學研機構合作 研究之費用等。 根據Chang et al. (2008)對國外研發中心在台設立動機的研究調查中，享有當 地政府鼓勵之誘因是最重要的動機。另外，台灣在全球研發價值鏈上面，有其一 定的價值與貢獻，包括上中下游體系完整的產業聚落、優秀的工程人才、具有豐 富研發經驗的學研機構等，都足以吸引跨國企業在台設立研發中心，除此之外， 透過政府的招商與對國外研發中心成立時部份資金補助，便能發揮政策補貼的附 加效果(additionality)，進而促使跨國企業的研發資源在台灣產生更高的外溢效果 (spillover effect)。對跨國企業而言，在台成立研發中心，更能讓跨國企業從其企 業內部研發分工的角度，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研發資源分配上，做更合理的調 整，以突顯台灣相對於中國大陸及其他競爭國家之相對區位優勢。
三、吸收能耐(absorptive capacity)與機制
Cohen與Levinthal (1990) 最早提出組織吸收能耐(absorptive capacity)的觀 念，吸收能力乃是組織一種無形能力，其定義為：『先前擁有的知識給於組織能 夠分辨、內化與運用新資訊的商業化價值』(Cohen & Levinthal, 1990: 128)。吸收 能耐(capacity)是組織各種知識與能力(abilities)的複合體，其會影響組織對外界知 識的評估與利用的能力。Todorova與Druisin (2007)更進一步提出取得、內化、轉 化與運用四種能力的吸收能耐-績效互動架構。
先前研究皆陸續探討企業如何發展其吸收能耐，以吸收與運用外部的資訊與 知識，以促進組織的創新績效(Escribano et al., 2009; Sofka, 2008; Todorova & Durisin, 2007)。Escribano et al. (2009) 認為企業的吸收能耐，能更有效率地管理 外部知識流，並進一步促進企業的創新能力。Tsai (2001)認為當一個組織在社會 網絡中位於結構洞(structure hole)的位置，則吸收能耐較高，而若社會網絡集中 度(centrality)愈高，資訊品質愈佳，則吸收能耐愈好，組織愈容易接受到由其他 組織所發展之新知識，並加以複製保存。Sofka (2008)認為企業國際化的過程即 是將吸收能力國際化的程序，當企業對當地的顧客、競爭對手與供應商的知識較 不足時，企業投資在當地的吸收能耐的需求將增加。由於跨組織間知識網路 (inter-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network)日益頻繁，如何運用吸收能耐，來促進組 織在知識網路的知識/ 技術移轉的績效，換句話說，吸收能耐的發展力不僅可透 過內部研發，也可透過組織外的組織彼此之間的合作與知識網路(Chen, 2004; Minbaeva et al., 2003)。 在吸收能耐的機制方面，Cohen與Lenvinthal (1990)認為廠商的內部研發活動 是衡量企業吸收能耐的最好的機制之一，因為研發活動不僅可以創造新的知識與 創新，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企業吸收與學習外部知識的能力，即吸收能耐。因此典 型企業吸收能耐的代理變數(proxy)，乃是以企業研發經費佔營業額的比例表示 (Cohen & Lenvinthal, 1990)。Minbaeva et al. (2003) 認為海外子公司的人力資源， 將是另一個衡量海外子公司吸收能耐的機制之一，其研究發現，海外子公司員工 的動機與能力，對於母公司與子公司知識移轉績效有正向的影響。
除了內部研發活動之外，企業的吸收能力也可展現在其跨組織間的研發合作 與網路 (Minbaeva et al., 2003, Chen, 2004; Fabrizio, 2009)。跨公司間的研發合 作、策略聯盟與網路則是企業吸收能耐的另一種的機制呈現，其鑲嵌的程度愈 佳，則吸收能耐愈好，愈能提高知識移轉的創新績效(Sofka ,2008; Chen, 2004)， 合作研發與策略聯盟的數量、與企業在研發網路的鑲嵌，都是衡量跨公司網路的 吸收能力的代理變數。最後產學研組織間的合作，也是企業在吸收能耐另一種機 制的體現，Escrizio et al (2009) 以企業產學研的外部知識流當作企業吸收能耐的 一部分，發現製藥業與生技業的產學研合作，有助於提升企業對外部知識的吸收 能力，更進一步提升企業的創新績效。總而言之，企業吸收能耐的機制包括內部 研發、公司間外部的研發合作網路與外部產學研的研發網路。
四、研發中心創新績效
有關研發創新績效之衡量，近年來發展出許多衡量的方法如平衡計分卡 (balanced scorecard)等方法，主要源自1980年代開始，技術擴散、產品生命週期縮短等議題，促使企業界普遍重視如何透過設計一套良好的研發績效衡量系統來 衡量研發績效，以及如何讓研發能夠從效能、效率、內外部客戶之關注以及企業 中長期策略之搭配等角度，充分發揮其應有之功能(Pappas & Remer, 1985; Brown & Svenson, 1988; Kumpe & Bolwijn, 1994; Kerssens-van Drongelen et al., 2000; Pearson et al., 2000; Chiesa et al., 2009)。
有部分學者主張研發創新之績效衡量應涵蓋投入(input)-過程(process)-產出 (output)等層面(Schumann et al., 1995; Sanchez & Perez, 2002)，例如投入面的人力 與物力資源投入；過程面的知識管理、創新策略、組織文化與專案管理；以及產 出面的商品化，如包括了專利、論文、研究計畫及新產品開發(new product development；NPD)等(Adams et al., 2006)。 從產出的觀點而言，研發中心之創新績效若以研發的型態來區分，可以從探 索型(exploration)或應用型(exploitation)的觀點來分析，探索型的研發中心，用以 衡量其創新績效的主要指標包括論文、專利及新產品開發等，而應用型的研發中 心，則因著重於市場面之投資報酬等財務績效，因此其衡量創新績效之主要指標 較偏向於新產品開發後所產生之產值。地主國若為新興市場國家，其主要之研發 活動多以後者為主，即主要之研發活動訴求係以當地、鄰近市場或全球市場之新 產品開發為目標，並能產生出可觀之產值。就研發中心的活動而言，海外研發中 心的研發活動多為開發新產品與技術支援。
参、研究方法
系統動態學是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Jay W. Forrester 等人於1956年所提 出，Forrester認為整個世界是循環且互為因果的動態系統，其中目前的狀態會因 為存在的決策而導致某些行動的產生，行動將引起狀態的改變，再回來影響新的 決策，形成一因果循環的系統，這樣的循環因時間變遷而產生錯綜影響的結果。 而本研究目的是在探討我國之區位優勢如何影響跨國企業在台灣設立研發 中心？又這些優勢如何影響外商在台研發中心之績效？此過程中牽涉決策、行 動、狀態等改變，因此本研究希望利用系統動態學，以了解在時間推移過程中系 統的改變。因此以下針對系統動態學的定義、理論基礎、特性、及基本元件之相 關文獻逐一的探討與闡述。一、系統動態學
(一)系統動態學定義與理論基礎Forrester(1961)指出系統動態學可以研究企業內部系統，藉由建構模式來改 善組織結構及引導策略的制定，系統動態學可藉由口語的描述、經驗、實地的觀 察、及其它任何可用的資料，展開數學模式，藉由電腦模擬，顯示組織、企業系 統結構、政策、時間滯延等因素是如何影響組織的成長和穩定(Forrester, 1961)； 不僅如此，系統動態學也能用以處理社會/國家層面的經濟問題(Coyle, 1996)。 Wolstenholme(1990)認為系統動態學是藉由對於問題的描述與運作流程間的因果 關係，以建立量化模型，並利用模擬來進行組織結構及功能的設計；而Senge (1990) 對於系統動態學之定義類似於前述之學者，他認為系統動態學是提供決策者解決 內部與外在動態複雜問題的工具。 綜合上述，系統動態學除了採借數學、物理與工程上的非線性動態與回饋控 制的理論外，也運用電腦模擬以瞭解動態複雜性及政策抗拒的來源，並提供有效 的政策建議(Coyle, 1966; Sterman, 2000)。透過組織內訊息回饋過程的分析與電腦 模擬，系統動態學可呈現出組織或企業系統內的結構、政策、決策與時間滯延間 是如何的互相關連，又如何影響其成長或穩定性。經營管理的政策會影響動態行 為，而動態行為則起因於組織回應外部變化的管理方式。因此，系統動態學也是 一種問題解決的方法，透過模型的模擬來檢測任何動態過程中組成要素的變化與 關係 (Mandinach & Cline, 1994)。
(二)系統動態學的特色 系統動力學最大的優點是消除了實驗風險，決策者不會因政策失敗而使成本 增加，所以決策者較易測試各種政策，亦即能不斷重新檢驗隱含每一流程環節的 假設，且能避免過度跳躍的推理或類比(王思峰，1994)。韓釗(2002)也指出，這 些概念因可透過電腦運算以模擬真實世界的行為特質，以期找出如何撥動槓桿點 的訣竅，從而減少試誤成本，避免不必要的投資浪費。 (三)系統動態學在管理上的應用 系統動態學自從Jay W. Forrester 等人於1956年提出以來，就吸引很多學者 及業界的青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並成立系統動態學會及System Dynamics Review 專業期刊，該期刊乃是SSCI管理領域收錄期刊，應用的領域也越來越 廣，至今系統動態學已經發展超過五十年，除了最早期理論的發展之外(Forrester, 1971；Meadows et al., 1971），在國內外各領域的實證研究也陸續開花結果，近 年來的管理實證研究包括：創新政策與管理研究 (Janszen & Degenaars, 1998; Lee & von Tunzelmann, 2005; Lee, 2006; Galanakis, 2006); 組織與管理研究(Sterman, 1989; Sterman & Wittenberg , 1999; Grizzle & Pettijohn, 2002; Wolstenholme, Monk,
McKelvie & Arnold, 2007; Capelo & Dias (2009)；與生產與作業管理等 (Alonso & Frasier, 1991; Sterman, 1989)。
如上所述, 系統動態學在描述一連串動態系統上是非常有用的，範圍從產業 組織到社會、政治、生態系統等 (Mandinach & Cline, 1994)。 其無論應用在那 一個領域，其實都在強調可透過因果關係的回饋環路，更清楚瞭解它在處理社會 經濟問題上的動態複雜性、非線性上所展現的優點，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將時間滯 延(delay)效果考慮進去，這是目前其他研究方法比較欠缺的部分。 (四)模型建構的基本概念 系統動態學方法是將真實世界的系統作為對象來研究。系統是由相互作用和 相互依賴的若干組成部份所結合而成，系統本身又可以是它所隸屬的一個更大系 統的組成部份；因此，一個特定的系統不可能包羅萬象，需要定義出一個邊界。 在定義好的邊界範圍裡，為了模擬真實世界中的現象，系統動態學創造了存量 (stock)與流量(flow)這兩個基本單元，以顯示事物的數量在動態的過程中如何增 加或減少，因此所有動態系統模型都必須以這兩個概念為發展基礎，才能真正模 擬實際的系統行為（韓釗，2002）。此外，存量與流量建構在因果關連與回饋環 路下，亦即需先有因果關連與回饋環路，才藉由存量及流量兩基本單元建構出來。 (五)模型建構步驟 系統動態學研究的目的，係為管理系統的有效設計提供一項計量性的基礎， 因此運用系統動態學方法於企業系統的設計或研究時，Sterman（2000）認為建 模的過程是極具原創性的，每一個人都有其不同的建模風格與方式，但成功建模 者均遵循相同的程序，Sterman 強調上述程序並非線性之步驟程序，而是一個反 覆不斷修正的過程，任何步驟所產生的新想法都可能影響到其他步驟，形成新的 假說與模式。 (六)本研究建模之理論/資料來源基礎 系統動態模型常因為所要探討的問題不同或者邊界的範圍不同，而有不同的 建模方式，因此，導致其他領域的學者認為系統動態模型偏於個人主觀，實則系 統動態模型的建構，有關變項與變項間的因果關連、變項間的數學函數等等，需 基於現實世界對於該事件或背景的理解，也需要理論的基礎或研究報告來支持， 最後更需要根據參考模型(reference mode)來驗證其模型的堅固性(robustness)與 可靠性。因此，本研究所建立之模型最初植基於廣泛的深度訪談，以便瞭解跨國 企業來台設立研發中心的運作與實際狀況，也透過國內外文獻來建立變項間的因
果關係，及其相互間的數學函數，有更多的數值則來自於官方次級資料，對於缺 漏的資料則又再透過第二次公司內部專家訪談取得。因此，系統動態學並非完全 主觀的方法，其建模的過程中仍需要客觀的理論與實證來支持。
二、研發中心系統模型
(一)系統模型架構 系統動態學的基本概念中提到：一個系統需定義出其疆界，因此在建構模型 時，需針對真實系統中的影響因子做出適當的取捨，考慮對系統結構真正有影響 的關鍵因子，而忽略對系統行為較無影響的因子。本研究對象鎖定在跨國企業在 台研發中心，只探討台灣四大區位優勢，並不考慮匯率、利率、GDP、失業率等 總體經濟指標，因此在本研究系統動態模型中未考慮總體經濟環境因素。 經由相關文獻的檢視，本研究歸納台灣的四個區位優勢：人才、產業聚落、 學研機構、政策補助(如圖1虛線區塊)，本研究以這四大優勢為前提，發展了相 對於四大區位優勢的個別吸收能耐(如圖1灰色區塊)：(1)在吸收政府獎勵的能 力，定義為子公司爭取『台灣政府的研發補助』的能耐(Dunning, 1988, 1995)；(2) 在吸收當地人力的能耐，定義為子公司能運用『當地聘雇』人力資源的能耐 (Minbaeva et al., 2003)；(3)在吸收當地產業群聚的能耐，定義為『建立與當地供 應商，顧客與合作夥伴的跨公司間研發網路』的能耐(Sofka, 2008; Chen, 2004)； (4) 在吸收當地科學基礎的能耐，定義為『建立與當地大學與研究機構研發網路』 的能耐(Escrizio et al., 2009)。然後將以上的吸收能耐，彙整累積到組織層次吸收 能耐，其中包括內部研發(Cohen & Lenvinthal, 1990)與外部研發(Minbaeva et al., 2003; Chen, 2004; Fabrizio, 2009)，由於吸收能耐的累積，帶動研發子公司的研發 成果與產值的提升。圖 1 “區位優勢-吸收能耐-創新績效” 研究架構 (二)資料收集 為提高台灣的國家競爭力，經濟部於2002年擬定「國外研發中心計畫」以推 動國外企業在台設立創新研發中心，執行目標為2006年前至少鼓勵30個跨國企業 在台設立區域研發中心。藉由鼓勵跨國企業在台灣設立研發中心，對於延攬海外 科技人才、促進研發投資、提昇我國科學與產業技術之關聯及促使我國與全球創 新研發資源接軌，可產出具體效益(Chang et al., 2010)。從2002年底開始推動研發 中心計畫迄今，雖已達成2008年國家發展計畫之階段性目標，但因早期支持成立 之研發中心陸續發揮創新研發成效，且為持續擴大吸引跨國企業在台灣進行研發 投資，經濟部仍陸續推動研發中心計畫。 如表1所示，在國籍方面以美國企業在台設立的研發中心數量最多，日本企 業次之，從成立時間觀之，則2004年共有10家研發中心設立，為歷年來高峰，其 後雖因申請家數減少，於2006年時達到谷底，但自2007年起又陸續有跨國企業設 立研發中心，其中不乏2002~2004年間已在台設立研發中心之跨國企業向政府申 請設立新的研發中心，例如Microsoft、Synopsys、DuPont、Alcatel、Telcordia等， 顯見這些跨國企業有逐漸擴大在台研發投資之趨勢。此外，透過政府的補助，有 部分跨國企業就地將在台子公司之研發部門或技術支援部門升級成為直屬區域 總部或總公司之研發單位，以「研發中心」的位階跟總公司內其他國家研發子公 司之間互動交流，也從而提升台灣在其跨國企業內部的能見度。
本研究係以2008年底之前在台灣成立之38家國外研發中心為研究對象(詳見 附錄1)，由於初期成立的研發中心係從2002年底成立，因此考量資料收集完整 性，各研發中心之投入產出資訊從2003年起較完整呈現，因此資料收集期間為 2003~2008年。由於系統動態學所建構出的模型，須是可衡量構面，所以需要數 據來進行模擬，在系統模擬所需要的資料方面，是以經濟部國外研發中心資料庫 為主，爾後針對所缺乏資料，以訪談公司高階經理的方式進行收集。在訪談方面， 由於外商研發中心的資料多屬機密性質，因而以開放性問題詢問微軟與杜邦的高 階經理，一方面收集所需的資料，另一方面確認模型建構是否符合實際狀況。 表 1 研發中心統計：國籍與成立時間 屬性 家數 國籍 美國 24 日本 5 德國 3 荷蘭 1 英國 2 法國 2 瑞典 1 總計 38 成立時間 2002 5 2003 8 2004 10 2005 7 2006 1 2007 2008 3 4 總計 38
肆、模型建構、驗證、模擬與政策分析
本節在說明本研究系統模型的建構、所建構系統動態模型之驗證與未來我國 政府政策走向之模擬。第一節說明模型建構；第二節說明模型之驗證情形，以增 強模型之可信度；第三節為基本模擬，以前一節所驗證的模型及合理之假設來模 擬系統未來之趨勢；第四節為政策模擬，根據文獻的回顧，利用模型與可能的未 來我國政府政策走向進行模擬，並觀察分析其可能結果。一、模型建構
(一)因果環路分析 本研究以跨國企業在台研發中心為研究主軸，分別就第二部分所提的我國四 大優勢來建立因果環路，以觀察此些優勢對研發中心運作有何影響。研發中心運 作模式分為內部研發與外部研發，首先在內部研發方面，我國政府為鼓勵跨國企 業來台設立研發中心，因此有「國外研發中心計畫」，所以外商在台研發中心擁 有此計畫經費後，可以招聘我國之優秀人才，加上母公司派遣之研發人員，一起 從事研發活動，進而增加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的營收。 外部研發方面，由於外商在台研發中心有台灣政府補助，加上我國產學研優 勢，例如我國電子資訊產業價值鏈完整；我國已設立超過150所大學院校，能提 供產業發展所需之人才；工研院、中科院、中經院等研究機構，為我國先導技術 之開發先驅，因此外商在台研發中心會分配某一比例與我國產學研進行合作，在 合作研究中能達到產品的創新與改良，進而增加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的營收 (見圖 2)。 在台研發 中心經費 台灣政 府補助 在台研發 中心產值 新產品 產學研 合作 + + + + + + + 研發人 才聘雇 圖 2 因果環路 (二)模型相關因子說明 本研究自文獻彙整我國四大區位優勢的吸收能耐與創新績效之衡量指標(見 表 2)： 表 2 我國區位優勢與創新績效之衡量指標 構面 吸收能耐 單位 政府政策優惠措施 政府研發補助 百萬元(新台幣) 地主國人才優勢 當地聘用人力 全時間人年產業群聚效果 產- 產合作研究網路 專案數 學研機構完備 產-學合作研究網路 產-學合作研究網路 專案數 專案數 創新績效 技術服務的提供 新產品的開發 件數 專案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模型從研發總經費出發，研發總經費來源自我國政府補助經費與研 發中心產品銷售所得的一比例。在經費方面，外商在台研發中心會事先規劃好經 費的分配，例如多少比例用在人事費、合作研究費、租金費、設備費等，由於本 研究從內外部研發觀點發展模型，所以著重在研發中心人事費與合作研究費；就 內部研發而言，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編列人事費預算數之後，就會決定該年度聘請 的新進人員數，就外部研發而言，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編列合作研究費預算數之 後，再依據公司策略發展，來決定與產、學、研合作要佔合作經費多少比例。 概言之，本研究模型是從金流出發，再推導研發中心產品數，以衡量外商 在台研發中心的績效，本研究考量表 2 有些是概念性指標，如專利權制度之健 全、地主國技術群聚與研發的水準、與公司合作、知識的交流、事實/知識等在 系統動態學中難以進行模擬，有時會利用輔助變數間接地將變項間建立關連，但 為避免本研究模型過於龐雜，僅挑選各構面中最重要的指標來衡量，詳細說明如 下： 1. 政府支持吸收機制：爭取政府研發補助 為了增加台灣的競爭力，經濟部於 2002 年擬定「國外研發中心計畫」以推 動國外企業在台設立創新研發中心。該計畫是政府主要對於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的 計畫，計畫是以補助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的研究計畫，因此本研究以「我國政府補 助計畫金額」來衡量。 2. 人才優勢吸收機制：聘用當地人才 要自行研發需要優秀的研發人才，而優秀的研發人才來源有：自行聘雇與總 部支援，以自行聘雇而言，研發中心的人才多由在台子公司支援，新聘雇人員佔 少數，離職率也低，而這些研發中心的研發人員對於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產品的開 發有所貢獻，由於表 2 所列的人才素質與相關領域等概念較為抽象，但系統動態 學要從可衡量的指標出發，所以本研究是以豐沛人力來衡量，因此，此部分會以 「研發聘雇人數」作為衡量變項。 此外因為本研究是從金流開始推導，因此會 由「研發中心人事費」與「每位研發人員年薪」以推導所需的「研發聘雇人數」。
3.產業群聚吸收機制：與當地供應商、顧客與夥伴建立合作研究網路 研發中心可合作對象包含公司、學校、及研究機構，就公司合作方面，通常 是結合數家獨立公司在產品設計、產品生產、產品行銷以及行銷通路的資源，使 企業能集中資源以發展其核心的能力或獲得所缺乏的資源。這樣的合作模式除了 同業之間之外，異業的合作關係以及上中下游的相關廠商與跨國企業在台研發中 心的合作研究活動更是普遍，尤其研發中心多負有開發新產品之任務，更需透過 合作研究與台灣供應商在設計端及生產端緊密合作。 由於與公司合作是概念性指標，但在系統動態學中難以衡量概念化，所以本 研究在產業群聚效果這部分會以「與公司合作經費」作為衡量變項，由於本研究 是從金流開始推導，因此會由「合作研究費」與「與公司合作佔經費比例」以推 導所需的「與公司合作經費」。 4.學研機構完備吸收機制：建立產學研合作研究網路 研發中心可合作對象包含公司、學校、及研究機構，就產研合作而言，林清 和(1994)指出產學主要合作對象以學校教師為主，利用學校現有設備和充沛的研 究人才，讓學術的基礎研究與企業的應用研究結合，發揮更大的經濟效力，其最 大的目的是讓學校理論與企業單位的需求能有更密切的配合，並提昇其技術水 準。此外藉由產研與產學合作，公司運用其研究開發人才，且研發設備儀器可相 互支援，以節省龐大的經費。 由於與公司合作是概念性指標，但在系統動態學中難以衡量概念化 所以本 研究在這部分會以「與研究機構合作經費」與「與大學合作經費」作為衡量變項， 由於本研究是從金流開始推導，因此會由「合作研究費」、「與研究機構合作佔經 費比例」、「與大學合作佔經費比例」以推導所需的「與研究機構合作經費」與「與 大學合作經費」。 5.創新績效 研發本身是由一連串活動組成，且研發本身也鑲嵌在組織內，因此許多學者 以系統的觀點來做為衡量研發績效的模式。研發中心之創新績效固然可以用專 利、論文等產出作為衡量標準，然而根據實際資料收集與訪談所得，因多數在台 研發中心並不以論文為績效指標，而專利多歸屬母公司未對外技轉，難以衡量其 績效，用此衡量會有偏差，加上跨國企業在台灣之研發中心多以開發新產品(NPD) 為訴求，藉以鄰近市場或全球市場為主，而產-產合作及產-學合作也以能產出新 產品為最終目標，因此本文在創新績效之衡量上係以新產品開發件數及其產值作
為衡量變數，能夠兼具探索型研發中心之主要創新績效指標，亦能顧及應用型研 發中心所強調的市場價值，不僅可短期衡量，亦能做長期之追蹤觀察。由於外商 在台研發中心型態較偏向於產品開發，不屬於純粹探索型的研發中心，因此本研 究以產出中的「新產品」作為測量變數，這新產品包括來自於內部自行開發與外 部合作開發。 新產品可能是完全新的發明或創新，或是現有產品線的修改；而公司現有產 品銷售至新的市場，亦可視為新產品(Keegan,1995)。還有一項在國際行銷裡的特 有定義，即該公司將已在國內銷售的產品行銷至其他國外市場。則對國外市場而 言，是屬於新產品，但以國內市場角度觀之，則不屬於新產品(吳景勝，2001)。 本研究所採取的新產品概念，是指研發中心自行開發的發明或創新，或是針對現 有產品線的修改。 此外，新產品可能來自於內部研發或外部研發，在內部研發方面，不論是海 外總部支援或研發中心現有及新聘雇的研發人員，皆對於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產品 的開發有所貢獻，因此本研究以「自行開發產品數」作為衡量變項，然而非全研 發中心人數皆支援自有產品的開發，因此自行開發產品數會加入「自行開發比例」 變項，與「研發中心總人數」和「平均每人開發產品數」相乘來做推導。 而在外部研發方面，外商在台研發中心與產學研合作中，非全部合作數中都 能成功開發出產品，或是其中的合作目的非開發產品，而是技術開發或技術支 援，而開發產品的合作對於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產品的開發有所貢獻，因此本研究 以「合作研究新產品數」作為衡量變項；因為並非所有合作皆能產生出新產品， 因此合作研究新產品數會以「合作件數」和「商品化比例」相乘來做推導；此外， 如前述所提，本研究模型是從金流開始推導，因此會藉由「與公司、研究機構、 大學合作經費」和「平均每一件所花費的經費」相除以推導合作件數。 最後，自行開發新產品與合作研究中產出的新產品，使外商在台研發中心能 銷售其成功開發的新產品，增加了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的營收，因此在此部分本研 究以「新產品營收」作為衡量變項。 (三)模型因子間的函數 1.積量函數說明 整個模型詳細結構請參閱附錄2，模型主要是由兩個積量所組成，一為「研 發總經費」，另一為「研發中心總人數」，以下說明其數學方程式。 首先觀察的是模型中第一個積量「研發總經費」(見圖3所示)，「研發總經
費」的研發經費受到「台灣政府補助金額」、「產值」與「研發經費比例」所影 響；其研發支出會分給人事費、合作費、租金費、設備等費用，本研究因從內外 部研發觀點發展模型，所以著重在「研發中心人事費」與「合作研究費」。由於 模擬是由2003年開始，所以研發總經費初始值為2003年研發總經費(=83.43)。 研發總經費 合作研究費 研發中心人事費 產值 台灣政府補助金額 研發經費比例 研發經費 研發支出 圖 3 研發總經費結構圖 其數學模式如下： 研發總經費=研發經費-研發支出 初始值= 83.43(百萬新台幣) (式1) 研發經費=台灣政府補助金額(Time)+產值*研發經費比例 (式2) 研發支出=28 (式3) 再觀察模型中第二個積量「研發中心總人數」(見圖 4 所示)，研發中心總人 數的增加受到「聘僱研發人數」與「海外支援人數」所影響，初始值為 2003 年 的人數(=16)。人員流出方面，經由訪談得知研發中心人員流動率低，人員流動 多為研發中心與子公司人員的轉調，真正離職的甚少，本研究認為離開研發中心 的人員，不論是否轉任子公司，皆計入研發中心人員的流出，此比例約占研發中 心總人數的 10%(16*10%=1.6，取 2)。 聘僱研發人數 海外支援人數 研發中心總 人數 人員流入 人員流出 圖 4 研發中心總人數結構圖 其數學模式如下： 研發中心總人數=人員流入-人員流出 初始值=16 (式4)
人員流入=聘僱研發人數+海外支援人數 (式5) 人員流出=2 (式6) 2.常數設定說明 本研究的模型所含的常數分別有「研發經費比例」、「海外支援人數」、「年 薪/人」「平均每一件所花的經費」、「平均每人開發產品數」、「自行開發比 例」等變項，因為2003至2008年的值相近，因此前五個變項是根據實際數值而設 定，最後一個變項：自行開發比例因無實際統計資料，是根據訪談結果而假定的。 3.圖形函數說明 首先，本研究的收集資料期間為 2003 至 2008 年，在此六年間，符合本研究 需求的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申請政府補助的研發計畫分別為 8 件、10 件、7 件、1 件、3 件、4 件，可以看出前期申請家數數較多，而 2006 與 2007 年申請的時間 多為年底，因此導致 2007 年補助金額大幅減緩(圖 5)，直到 2008 年才緩升；加 上研發中心計畫執行期間多為 3 至 5 年，很多研發中心可能尚未執行完畢，所以 不可能申請新的計畫補助。另一方面，藉由訪談得知，我國政府每年編列科技預 算時，是規劃以每年 10%的成長，因此在 2009 至 2013 的模擬假設中，假設每年 政府補助金額為年成長 10%。 圖 5 台灣政府補助金額圖函數 再者，在合作占研發中心總經費比例方面，6 年的比例約在 20%至 25%間， 只有在 2008 年比例較高(圖 6)，原因是 N 公司將總研發經費的 90%皆投入合作 研究中，其餘年度皆未大幅度改變，所以 2009 至 2013 的模擬假設中，皆假設與 2008 年相同。
圖 6 合作占研發中心總經費比例圖函數 第三，在與大學合作占合作經費比例方面(圖 7)，由於研發中心與大學合作 類型包括產品開發或技術研究，在比例上的變動是依研發中心策略，較無規則變 化，因此 2009 至 2013 的模擬假設中，皆假設與 2008 年相同。 圖 7 與大學合作占經費比例圖函數 第四，在與研究機構合作占合作經費比例方面，由於與研究機構合作多屬於 全新產品或技術之開發，因此比例的增加表示研發中心越往這趨勢邁進；而 2008 年此比例增加幅度如此大的原因來自於許多研發中心在完成三期計畫後(圖 8)， 外商因為更了解台灣產業環境，因此在後期申請計畫的經費運用方向，是傾向全 新產品或技術之開發，加上 M 公司在台研發中心的加入，M 公司在台設立研發 中心主要目的為技術開發，因此非常重視與研究機構的合作，也投入許多經費在 與研究機構的合作上，而其他家公司的經費投入也能看出外商在台研發中心越趨 於重視與研究機構的合作，因此 2009 至 2013 的模擬假設中，皆假設與 2008 年 相同。 圖 8 與研究機構合作占經費比例圖函數
第五，在與公司合作占合作經費比例方面，經訪談得知與公司合作類型多屬 於現有產品之改善，早期的研發中心計畫多為此類型，然而隨著研發中心趨向全 新產品或技術開發，因此與公司合作占合作經費比例逐年趨緩，下降的趨勢在 2008 年最為明顯(圖 9)，主要原因也是來自許多研發中心在完成三年計畫後，因 為更了解台灣產業環境，因此在後期申請計畫的經費運用方向，是傾向全新產品 或技術之開發，加上 M 公司研發中心對於與研究機構合作的重視，M 公司研發 中心與公司合作的比例甚少，因此使得與公司合作占合作經費比例在 2008 年大 幅降低，而由其他家研發中心也能看出外商在台研發中心越趨低與公司合作的經 費投入，因此 2009 至 2013 的模擬假設中，皆假設與 2008 年相同。 圖 9 與公司合作占經費比例圖函數 第六，在合作件數中商品化比例方面，我們可以發現 6 年間商品化比例都很 高(圖 10)，如前所述，外商在台研發中心有全新產品或技術開發的趨勢，這樣的 趨勢在 2008 年大幅減緩商品化的比例，但商品化的程度還是相當高，因此 2009 至 2013 的模擬假設中，皆假設與 2008 年相同。 圖 10 商品化比例圖函數 第七，在平均每一件產品產生的價值方面，商品化比例的減緩可能減少產生 的價值，進而降低平均每一件產品產生的價值，所以在 2008 年所產生的價值才 會較前幾年來得少(圖 11)，但總產生的效益對於外商在台研發中心而言依舊相當 可觀，因此 2009 至 2013 的模擬假設中，皆假設與 2008 年相同。
圖 11 平均每一件產品產生的價值圖函數 最後，在人事費占研發中心總經費比例方面，藉由訪談得知外商在台研發中 心人員流動率低，因此新聘雇的人不多，使得研發中心總人數維持在一範圍間， 由於外商在台研發中心有全新產品或技術開發趨勢，所以在 2008 年研發人員有 增加之趨勢(圖 12)，而在 2009 至 2013 的模擬假設中，本研究皆假設與 2008 年 相同。 圖 12 人事費占研發中心總經費比例圖函數
二、模型驗證
系統動態模型所重視的是長時間之變化趨勢，並不特別在意單一變數之數 值，因此其參數及模型驗證不要求嚴謹之統計檢定，但系統動態模型依然有其方 法評估其可信度。由於本研究所探討主題從未有研究使用過系統動態學，加上研 究對象成立時間不長，所以在資料取得上有所限制，然而就所探討主題而言，模 型結構相當重要，因此以「參數值確認測試」、「單位一致性測試」、「極端值測試」 三種方式進行驗證，以增加其模型可信度。 (一)參數值確認測試在此部分本研究將會檢視模型結構及變項與現實系統的比對，本研究主要目 的在於分析我國區位優勢對於海外研發中心績效之影響，為達此一目的，模型的 結構與變項需反映實際的結構與影響參數，亦即模型的結構及影響變項與真實的 環境要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檢定模型的表面效度，及模型的結構及變項能與之 相互對應。 在整體結構上，根據訪談多家跨國企業來台灣設立研發中心之主要原因為我 國政府的支持，假設有當地國政府的支持，跨國企業總部則會對於我國投資環境 具有信心，因此願意讓在台子公司在台灣設立研發中心；除此之外，我國產業聚 落效果、學研機構眾多且完備、及人才優勢等因素也是跨國企業在台設立研發中 心考量的因素，且被訪談者也表示這些我國所具有的優勢，皆會影響外商在台研 發中心的績效；此外，根據訪談多家跨國企業來台設立研發中心之相關人員表示 並不會考慮匯率、利率、GDP、失業率等總體經濟指標，所以在本研究系統動態 模型中並未考慮總體經濟環境因素。因此在形成本研究系統架構與模型上，並無 太大的不同。 模型是現實世界的簡化而非現實世界，所以本研究模型所包含的變項無法涵 蓋所有影響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績效之因素，但本研究提供了重要關鍵影響因素的 變項：台灣政府補助、產學研合作、豐沛之人力，在模型中都能找到相對應的變 項。綜合上述，本研究模型結構與現行外商在台研發中心運作結構相似，也包含 了影響其運作績效之重要衡量變項，在模型中均可以找到相對應的模擬變項，因 此在此表面效度的檢驗標準尚無太大的問題。 (二)單位一致性測試測試 在建模與模擬的過程中，單位並未出現不相符的情況，因此本研究模型的單 位一致性並無問題。 (三)極端值測試 本研究建構模型之目的在於分析我國區位優勢對於海外研發中心績效之影 響，對可能處理之對策進行模擬，期望能於事前預先瞭解政策施行對系統運作之 影響，所觀察是整體系統之行為。雖然缺乏實際之歷史資料進行行為重現之檢 驗，仍可於建構模型的過程中對模型結構隨時予以檢驗，並對模型行為進行極端 值的測試 (圖13-16)，以觀察模擬結果是否穩定。極端值測試是代入不同變數的 極端值，看模型有無異常反應，本研究測試所有圖形變數的極大值與極小值，發 現極端值並不會影響模型行為趨勢。
圖 13 極端值測試-1
圖 14 極端值測試-2
圖 15 極端值測試-3
三、基本模擬
本研究是探討我國區位優勢對於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績效之影響，從上述 2003-2008年模擬圖的多項驗證得知，此模型至少符合現實的狀況，因此可作為 基礎模型以預測未來，並以2008年之數值作為推測未來的基準，加以進行模擬。 本研究所發展之動態模型，在2003至2008年間之數值變化最主要受到政府通過補 助之計畫數以及通過之計畫內容的影響；此外，這些獲得政府補助的計畫，均必 須依照補助合約內容，於計畫期間(2~3年)內固定投入研發資源，因此金融風暴 等外在環境變化對於2008年之數值表現並無明顯影響；再者，本研究係以建構動 態模型為研究方法，關切的重點是研究問題背後的「結構」，結構確定後，結構 本身行為的形態(pattern)不會受到影響。 模型之基本模擬時間以年為單位，總計模擬五年，基本模擬之結果如圖17-19 所示。 圖 17 基本模擬圖之一 模擬結果可以發現自 2003 到 2006 年間，我國政府補助與外商在台研發中心 的研發經費與產值並未呈現相同的趨勢；我國政府補助在 2003 年至 2006 年較多 的原因在於前期申請家數數較多，而自 2007 年我國政府補助金額下降原因為申 請計畫的外商在台研發中心減少，才使得我國政府補助總金額減緩，並不是因我 國政府降低補助金額所致。以經濟部實際核定補助金額觀之，2007、2008 年各 約為 5.7 億元及 5.1 億元，事後經查 2009、2010 年之核定補助經費分為 5.2 億元 及 4.5 億元，雖有些微起伏，但本研究所推導之模型係假設 2008 年之後投入經 費每年成長 10%，實際上 2009-2010 年之投入經費並未呈現 10%之成長，因此對 模型之行為模式（pattern）並不會造成太大影響。而我國政府補助金額的趨勢之所以未與研發經費與產值呈現一致性，是因研 發中心從準備到實際運作與銷售產品需要時間，因此我國政府補助對於外商在台 研發中心績效產生了遞延效果，我國政府的補助對於研發中心績效依然有一定程 度之影響。 圖 18 基本模擬圖之二 在外部研發方面，模擬結果可以發現「與研究機構合作經費」、「與公司合 作經費」、「與大學合作經費」、及「新產品」呈現正向相關，與公司合作類型 多屬於現有產品改善，其中「與公司合作經費」之曲線中，2007-2008年間需要 特別解釋，2008年與公司合作經費會衰退的原因，主要來自於許多研發中心在完 成三年計畫後，因更了解台灣產業環境，因此在後期申請計畫的經費運用方向， 是傾向全新產品或技術之開發，加上其中有一家M公司在台研發中心，因為較重 視與研究機構的合作，所以M公司在台研發中心與公司合作的比例甚少，因此使 得該研發中心與公司合作經費在2008年大幅降低。 此外，與大學和研究機構合作類型多屬於技術研究，但在 2007 年前在台研 發中心多著重現有產品之改善，因此與大學和研究機構合作的比例較少，然而在 研發中心完成三年計畫後，與大學和研究機構合作開始增加，其中 2008 年由於 M 公司在台研發中心的加入，M 公司在台研發中心主要目的為技術開發，投入 了許多經費在研究上，因此使得與大學合作經費在 2008 年上升。
圖 19 基本模擬圖之三 在內部研發方面，模擬結果可發現「研發中心總人數」與「新產品」呈現正 向相關，研發中心由於流動率低，所以研發中心總人數維持在一範圍間，然而隨 著研發人員對於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產品的開發與產值有所貢獻，所需要的資源也 越多，因此估計未來會增加聘僱研發人員。
四、政策模擬
本研究是利用系統動態學來探討我國四大區位優勢對外商在台研發中心創 新績效之關係，因此在此節，本研究會分別刪除其衡量變項，以探討何種優勢對 於外商在台研發中心最為重要；而後再依據此結果調整第一節的假設以做模擬。 (一)刪除變數 首先會刪除衡量各區位優勢之衡量變項(見表 3)，以探討何種優勢對於外商 在台研發中心最為重要，本研究分別從「沒有台灣政府補助」、「在台研發中心沒 有運用當地人力來開發新產品」、「沒有與台灣學研合作」、「沒有與台灣公司合作」 等四種政策情境下，來觀察其對於「總新產品數」及「產值」兩方面的績效是否 產生明顯的變化，從圖 20-21 模擬結果顯示，若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缺乏我國政府 補助，對於績效影響最大。表 3 各區位優勢刪除的吸收能耐變項 區位優勢 刪除的吸收能耐變項 我國政府補助 台灣政府補助 地主國人才優勢 平均每人開發產品數 自行開發新產品數 自行開發比例 產業群聚效果 與公司合作經費 與公司合作占經費比例 學研機構完備 與研究機構合作經費 與研究機構合作占經費比例 與大學合作經費 與大學合作占經費比例 圖 20 政策模擬一之結果-1 圖 21 政策模擬一之結果-2 (二)提高政府補助金額 Chang et al. (2008)發現其在台從事的研發活動主要並非是基礎研究型與突 破性的研發，而是偏向短中期的研發活動，蘇千豪(2006)從實地查訪的過程中， 也指出多數國外研發中心在技術研發屬性上，屬於「短期創新與原型開發(一年 內)」、「中期應用」、「中期研究(一至二年)」，至於屬於研發上游的「基礎研
究」則沒有廠商投入。而在短中期的研發中，又多以新產品開發為主，然而這樣 的結果與我國政府政策預定之目標有所落差，因此蘇千豪(2006)利用德爾非法， 針對此問題提供了政府在補助科目比例的看法，例如降低人員費用、降低國外專 家差旅費、降低研發中心場所租金費用、提高合作研究等補助比例。 然而本研究系統無法詳細看出我國政府對於各補助之比例，只能看出政府補 助之總額，根據訪談得知我國政府每年的科技預算是每年10%的成長，前一節模 擬可以知道我國政府補助對於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的重要性，因此在此部分的模 擬，本研究將觀察在提高政府補助比例的政策情境下（例如從每年的10％提升至 30%），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績效是否有顯著變化(圖22)。 圖 22 政策模擬之變數更改 從模擬結果可發現如我國政府提高三倍補助之情境下，對於外商在台研發中 心績效僅有些微影響，顯見如果單一提高政府的補助比例其實對於研發績效並不 會有等比例的成長，顯見要提升其績效，應該還需要其他的搭配因素，如人才的 支持、產業聚落所帶來的知識與能力的外部效果等因素之加乘下，才能創造更好 的績效。 圖 23 政策模擬二之結果-1
圖 24 政策模擬二之結果-2 由於模擬會牽涉時間的變化，因此可能在政策模擬的過程中，外商在台研發 中心會受到沒有考慮到的變數影響，然而由於是著重在我國四大區位優勢，因此 在政策模擬只探討我國四大區位優勢對外商在台研發中心創新績效之影響。 (三)政策模擬之小結 首先在政策模擬一方面，本研究分別刪除衡量四大區位優勢的變項，以觀察 何者對於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績效影響最大，由模擬結果中發現只有少掉「台灣政 府補助」才會使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績效下降，缺乏產業聚落、人才優勢、學研機 構完備的輔助，是使得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績效沒有突出之表現，而呈現持平的狀 態；而在政策模擬二方面，為更加確認台灣政府補助對於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績效 影響，因此本研究提高了政府補助比例之假設，結果顯示出如我國政府補助有所 成長，是對於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績效有其影響的。
五、小結
模型的優點之一是有助於決策者認清問題癥結，再者可將其視為政策實驗 室，透過模型結構或是參數的調整來觀察不同政策所引發的趨勢變化，藉此可避 免錯誤政策所造成的資源浪費。以本研究之模型為例，我國政府補助金額有助於 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的運作，外商在台研發中心有更多的資源與我國產學研合作， 也更有能力去聘雇新的研發人員，兩種路徑都能增加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的新產品 開發數。 雖然模擬結果顯示出較佳的結果，意味著美好的未來，但由於在圖形函數上 是假設未來每年與2008年數值相同，未來這些比例上都會有所改變，進而影響了 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的新產品開發數。不過，由於本研究所建立之模型通過相關模 型驗證測試，投入經費之變動並不會影響模型之行為模式（pattern），因此儘管 以投入經費為例，本研究所推導之模型係假設2008年之後投入經費每年成長10%，實際上2009-2010年之投入經費並未呈現10%之成長，惟其對模型之pattern 並不會造成太大影響，系統動態模型之建立旨在觀測長期的趨勢，2009-2010年 僅代表短期變動，仍屬系統可容許之誤差範圍內，其結果無礙於模型之patte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