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國際援助對中國大陸愛滋病民間組織發展的影響(第 2 年)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9-2410-H-004-125-MY2 執 行 期 間 ： 100 年 08 月 01 日至 102 年 01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計 畫 主 持 人 ： 趙甦成 報 告 附 件 ：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102 年 04 月 22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分別爰引相關行為者資源交換所形成的網絡對公民社 會部門變遷的影響力以及組織生態學兩個組織理論為架構， 探討國際援助對中國的愛滋病公民社會團體發展的影響。本 研究以具制度化和半制度化兩種不同的愛滋病援助操作模式 為對象，聚焦於三面向的分析，包括探討涉入對中國愛滋病 國際援助的相關行為者等所各自擁有的不同資源、分析各行 為者資源交換的方式所產生依賴的程度及不同行為者所採行 的策略。此外，並運用密度依賴模型探討客觀大環境對愛滋 病民間組織的影響。 中文關鍵詞： 國際援助 愛滋病 非政府組織 資源交換網絡 組織生 態學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has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aid for AIDS relief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GOs working on HIV/AIDS in China. Arguing the latter is subject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former, the model of a resources exchange network linked by actors was used for analyzing this relevance. This would focus upon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to different actors； the exchanges between actors and the
dependencies associated with these exchanges； and the strategies that actors may adopt. Furthermore, the organizational ecology theory has been applied as well, so as to illustr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IDS NGOs.
英文關鍵詞： foreign aid AIDS NGOs the resources exchange network
□期中進度報告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計畫名稱）
國際援助對中國大陸愛滋病民間組織發展的影響
計畫類別：
■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NSC 99 -2410-H-004 -125 -MY2執行期間：99 年 08 月 01 日至 102 年 01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趙甦成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2 份：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4 月 22 日
國際援助對中國大陸愛滋病民間組織發展的影響 中文摘要 本研究分別爰引相關行為者資源交換所形成的網絡對公民社會部門變遷的影響力以及組織生態學 兩個組織理論為架構，探討國際援助對中國的愛滋病公民社會團體發展的影響。本研究以具制度化和 半制度化兩種不同的愛滋病援助操作模式為對象，聚焦於三面向的分析，包括探討涉入對中國愛滋病 國際援助的相關行為者等所各自擁有的不同資源、分析各行為者資源交換的方式所產生依賴的程度及 不同行為者所採行的策略。此外並運用密度依賴模型探討客觀大環境對愛滋病民間組織的影響。
Foreign Aid for AIDS Relief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IDS NGOs in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aid for AIDS relief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GOs working on HIV/AIDS in China. Arguing the latter is subject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former, the model of a resources exchange network linked by actors was used for analyzing this relevance. This would focus upon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to different actors; the exchanges between actors and the dependencies associated with these exchanges; and the strategies that actors may adopt. Furthermore, the organizational ecology theory has been applied as well, so as to illustr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IDS NGOs.
關鍵詞
國際援助 愛滋病 非政府組織 資源交換網絡 組織生態學 foreign aid AIDS NGOs the resources exchange network organizational ecology theory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一、前言
國際援助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手段對受援國民主化的影響，一向是援助發展領域備受關注的課題。 其中，經由促進構建活躍的公民社會組織，開展民主相關的項目，是援助常見的一種直接手段。再者， 後冷戰時期以來，援助內容轉趨強調良善治理、問責及發展，援助方式出現變革，資助在地的非政府 組織成為援助機構的主流策略1 。儘管援助對促進民主化發展因果關係的研究，正反觀點各執一詞，莫 衷一是。但兩類觀點的研究都揭示出援助對民主化的影響是內外交互作用下的結果，無法單一的僅從 境外因素來考量。 近年國際援助轉趨強調人類安全，其中自 2000 年聯合國提出包括對抗愛滋病在內的千禧年八大發 展目標以來，全球啟動了大規模的愛滋病國際援助。中國由於是發展中的國家，同時也是亞洲地區愛 滋病的高風險區域，因此接受了大規模的援助。依據中國國家衛生部的數據，參與中國愛滋病防治的 機構包括重要的多邊國際組織、雙邊政府、國際非政府組織及基金會等境外機構，迄今已達 40 餘個， 先後已履行和正在執行的愛滋病防治國際配合專案已有 276 個，項目經費累計約 35.8 億人民幣2 ，佔 中國愛滋病防治經費不可小覷的份量。 由於當前國際上對愛滋病的援助，無論世界銀行、美國以及全球基金，皆強調非政府組織的參與； 但另方面，這些國際援助也同時強調應尊重受援國，並與當地的國家政策相互整合3 ，並責成受援國政 府對愛滋病防治的表現。在此前提下，國際援助對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影響，格外引人關注。 以中國大陸民間組織的發展而言，民間組織是近三十年來才逐漸開始發展的，但受到宏觀環境侷 限，國家對民間組織實行了嚴格的雙重管理體制，較活躍的組織多具官方背景，而民間性的組織缺乏 應有的政策環境，生存空間及資源均受到制約。基本上，一國的國內背景對其非政府組織的本質、與 政府之關係，以及非政府組織間的互動，都具有極大程度的影響。而傳統上對國家和社會的分析，大 都從國內的背景來探討。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在全球化的架構下，國際社會的規範與價值體系已然衝 擊了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因此對民間社團組織的觀察以及與國家的互動關係，已無法自限於僅從 國內的因素來觀察，而必須將外部因素併同考量。有鑑於中國大量接受了國際愛滋病的援助，這種強 調公民社會參與的援助，提供了觀察境外因素影響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切入點。二、研究目的
有關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研究，早期多從國家、社會結構性的觀點來詮釋，自中國改革開放成為 重點受援國以來，學術界也開始關注援助做為一種外部因素對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影響，同時亦出現 相當多從不同的視野、角度觀察境外援助與中國公民社會發展關連的論述。綜觀這些研究中顯示，當 前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已突破傳統僅偏重國內背景的單向思考，而將外部因素納入，更細緻的從 內外交互作用的觀點來思考。對於近年中國快速發展的愛滋病領域公民社會組織，由於境外資助機構 對中國愛滋病領域的大量投入，因此外部因素對中國愛滋病公民社會組織發展的影響，普遍受到學術 1Erik Thorbeche, “The Evol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Doctrine and the Role of Foreign Aid, 1950-2000,” in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Learnt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edited by Finn Tarp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17-47; Lester
M.Salamon and Helmut K.Anheier,/The Third World.s Third Secto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0[EB/OL].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1997. http://www. jhu. edu/ccss/pubs/pdf/thirdwor.pdf.2005-11-11. (崔開雲,徐勇 冷戰結束 後國際援助的基本態勢及其發展中國家公民社會建設的影響 學術論壇 2006 年第 12 期(總第 191 期, P.56)
2陳江宏，「中蓋專案遭指責折射草根 NGO 窘境」，公益時報，2009 年 12 月 31 日人民網 http://gongyi.people.com.cn/GB/10687349.html
3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HIV/AIDS, “Round Table 4: International Funding and Cooperation, Summary of Discussions” , http://www.un.org/ga/aids/statements/docs/round4.html
界的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傳統的官方援助大都由國際多邊機構以及各國政府所主導，是國家機制的一種體 現。隨著官方援助逐漸轉變為國際發展合作的概念，已開發國家借重非政府組織來協助落實援助項目， 已成為國際上普遍運行的援助模式。由於國際愛滋病援助的設計，一方面強調借重非政府組織，另方 面責成受援國政府對愛滋病防治的表現。此種援助模式下，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是國際援助究竟對 中國的愛滋病公民社會團體可能產生何種影響？國際援助中的相關跨國行為者、中國政府和公民社會 團體間如何互動？此種互動關係所形成的網絡，如何影響各個行為者？在探討此問題上，援助機構並 非唯一的變項，國家仍是變項之一。在此前提下，中國政府與外來援助提供者間所形成的權力關係中， 中國政府如何看待援助機構所設下的條件？如何協商出自身的立場？雙方在合作過程，中國政府是否 依循了跨國行為者所設下的條件？抑或自行創造了一個獨立解釋和行動的空間？ 至於對內方面，在中國當前碎片化的權威政治背景下，各部門間、各層級政府間是否產生權力鬥 爭而損及愛滋病防治效益的最大化？中央與地方基於各自不同的環境背景，對愛滋病防治所抱持的不 同立場，在面對國際援助，彼此間如何協商？如何交換資源和策略運用？中國具官方性質的國家級公 民社會組織，如何與各省市以及社區草根組織互動？地方政府此一層級的態度與立場又對地方公民社 會團體產生何種影響？究竟援助對於社區、草根性組織的本質產生何種影響？援助只是促成社區、草 根性組織的湧現，快速成長但缺乏能力？這些組織間又是何種關係？對於上述這些問題的探討，應有 助於瞭解國際援助可能導致個別國家公民社會部門產生變遷的因素與過程，以及分析在此過程中對所 有參與成員的意涵，這對於瞭解社會變遷和發展的實務有重大的意義。
三、文獻探討
關於愛滋病的研究，國際上的主流研究係以愛滋病重災區的非洲為主，較少對亞洲的研究。一些 關於愛滋病政治的研究，雖觸及對國際援助的探討，但對於援助與公民社會發展的層面著墨有限。 Hakean Thorn and Maj-Lis Foller 指出，關於愛滋病政治中的國際援助，目前研究嚴重滯後，同時， 當前的愛滋病政治究其實質，是一種援助國的政治(donor politics)，這對未來愛滋病政治的研究提 出了一個重要的方向4 。在國內由本計畫主持人之研究指出愛滋病防治已成為當前國際援助的首要重 點，公私夥伴關係的援助方式已蔚為主流，以及巴黎宣言的提出5 ，都賦予了援助與當地非政府組織間 互動研究的重要性6 。在探討援助能否對受援國公民社會團體產生正面效益，Hakean Thorn and Maj-Lis Foller 論證 瑞典對南非公民社會團體援助的成功案例，除了與援助本身的設計應儘量親和降低條件限制外，同時 還必須客觀存在著強大和組織良好的社會運動7 。廖祐德的研究認為全球愛滋病治理實為多層次之治 理，援助機構，包跨世界銀行、美國 PEPFAR 方案以及全球基金的資助方式，造就了公民社會團體的蓬 勃發展8 。 然而愛滋病的公民社會團體是否能扮演倡議、監督的角色，發揮其政治影響力？依據 Patterson 對非洲四個愛滋病的公民社會團體的研究發現，實力越強的非政府組織，較可能對政府行動產生長遠 影響，但其前提是還需外在因素的配合。這些相關的客觀條件包括公民社會運行的政治體系、公民社 4
Maj-Lis Foller, Hakab Thorn, The Politics of AIDS:Globalization, the States and Civil Society, (New York: Palgrave, 2008) 5因愛滋病防治相應促成援助國間應依循的巴黎宣言(Paris Declaration, 2005)更強調援助的效率與效能包括受援國的主體意 識(ownership)、一致性（alignment，尊重使用受援國的現有機制包括政府體系、財政報告以及採購等）、協調（harmonisation， 援助國與受援國的溝通協調）、援助的可預測性、成果管理、以及責任同擔(mutual accountability)等原則
6趙甦成，「消除貧困與愛滋病防治：發展與國際援助的觀點」，非政府組織與全球治理季刊，1 卷 1 期，2010 年 1 月，頁 73-105。 7
Hakean Thorn and Maj-Lis Foller, “Governing AIDS: Globalizatio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Politics of AIDS: Globalizatio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edited by Maj-Lis Foller, Hakean Thorn, (New York: Palgrave, 2008): 277-296 8廖祐德，全球多層次愛滋病治理，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會所處的政治文化、組織所參與的國內、國際聯盟以及組織與國家的關係9 。上述這些研究都反映出了 全球化背景下，跨國行為者固然可能影響特定國家內部的事務，但其影響力尚取決於一國國家內部的 環境背景。至於援助與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關連性方面，相關的研究如 Jude Howell，從國內因素解 釋了境外援助對中國公民社會發展影響力的制約。Howell 強調援助固然促成了中國公民社會組織的出 現，但資助機構所推動任何公民社會的企圖，若欠缺結構或政治的配合，都將受到制約10 。基本上，此 一觀點與國際上研究論述的觀點趨同，然而近十餘年來，援助的領域、手段等的遞嬗演變，例如新興 以愛滋病為主的援助，在援助手段翻新、援助金額龐大的特點下，中國所接受的愛滋病援助，究竟對 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有何影響？值得吾人特別關注。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是國際上防治愛滋病的首要援助-全球抗愛滋病、結核病、瘧疾基金(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GFATM，簡稱全球基金)全球 150 個受援國 中的第四大受援國。由於全球基金特別強調公民社會的參與，並在國家層次上創設了其他援助所未見 的公民社會部門參與的正式機制；再者，全球基金的援助因與中國國家愛滋病防治密切整合，中國全 境的愛滋病民間組織通過全球基金的平台，得以參與到國家層面的愛滋病防治策略，這明顯有別於一 般對中國援助的模式-僅在地方層面局部地區推動的援助模式，因此全球基金此種援助模式，提供了一 個觀察國家、境外援助以及愛滋病民間組織間的互動和對中國公民社會組織影響的不同高度視野。 概括言之，特定國家內部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固然無可避免的受到外部的國際力量的影響，然而 一國內部的制度環境卻是攸關影響的關鍵。就此而言，中國當前碎片化的威權政治所形成的制度環境， 居中扮演的至關緊要的影響因素。西方學者李侃如(Lieberthal.K)、蘭普頓(D.M.Lampton)等用「碎片 化」來描述有關中國的決策體制，強調政府各部門的官僚會根據其所在部門的利益進行政策制定或影 響政策制定過程，中央政府各部門之間、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各級地方政府之間通過在專案談判中 的爭論、妥協、討價還價，最後才制定出公共政策11 。觀諸中國在愛滋病防治國際合作上的首例--「中 英性病愛滋病防治合作項目」，項目協調委員會的建立除了包括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和英國國際發展部 2 個國際組織外，中國內部涵蓋了商務部、衛生部、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 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全國婦聯、共青團中央、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等 10 個部委。此外，也包括了試點 的四川省和雲南省的地方政府在內，這些部門內部各類業務間分割、一級政府各部門間分割以及各地 方政府間分割的狀況所形塑出的國內制度環境，提供了一個探究國際援助對中國非政府組織影響的觀 察面向。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以質化研究的方式，分別採取文獻分析、田野訪談及比較法進行研究。首先依據文獻分 析，掌握中國大陸愛滋病防治的相關國際援助之規模、內涵、項目設計、合作的夥伴，以及在地實際 操作的方式進行瞭解，並從中歸納出不同的援助運作模式。其次，探究國際援助機構與中國政府間之 合作權力關係、援助產業中相關行為者各自擁有的資源、資源交換的關係以及互動的策略，繼之從不 同援助模式、不同省區進行援助對非政府組織影響的比較研究。 本研究執行期間，已先後進行了多次訪談與調研，涵蓋國內十餘個愛滋病民間組織，瞭解國內愛 滋病民間組織運作以及與大陸聯繫合作概況，此外並以對岸組織為核心進行訪談。總計調研單位包括 了兩岸醫藥衛生相關單位如此間歐巴尼基金會、對岸中華預防醫學會、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 衛生部、四川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愛滋病防治協會、預防醫學會、四川省全球基金/中英愛滋病 9Amy S. Patterson, The Politics of AIDS in Africa,(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2006) : 95-129 10
Civil Society and Market Transition: p.145 11
Kenneth G. Lieberthal , David M. Lampton, Bureaucracy ,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278; 谭海波，「论“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径」,
專案辦公室，以及相關非政府組織包括美國蓋茲基金會、成都同樂健康諮詢服務中心、成都愛白青年 同志活動中心、中國男同健康論壇等。 又本計畫執行人有鑑於中國愛滋病全球基金、中蓋項目兩項對中國愛滋病防治影響較深遠的國際 援助期限即將屆滿，乃於 2012 年底前往北京移地研究，以期從社會制度創新與變革的角度實地考察， 俾利掌握最新動態、瞭解後國際援助時期中國公民社會部門的可能發展動向。本次移地研究主要關切 的議題除了全球基金已確定不再對中國提供援助外，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已晉身中等收入國家之列， 未來國際援助勢將逐步退出，在此背景下，長期以來對境外資金極為倚重的中國愛滋病防治民間組織 將會受到何種影響？未來如何尋求可持續的發展？中國官方在愛滋病防治領域又將如何與民間組織互 動？ 經本研究計畫執行多次移地研究，並針對全球基金項目、中蓋項目等對中國愛滋病防治民間組織 的影響、對愛滋病民間組織自身能力等主觀條件的觀察，以及官方對愛滋病防治組織的立場及未來走 向蠡測等進行調研，獲得了相當珍貴的一手資料，有利於從不同層面觀察本研究課題，而在訪談過程 中相繼挖掘出一些重要的觀察層面，值得後續進一步開展跟蹤研究，以縱深研究工作及修繕論文。
五、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過程與成果 本研究雖以中國大陸愛滋病民間組織做為研究對象，但為掌握台灣民間組織在愛滋病防治上的參 與以及與對岸民間組織間的互動，計畫執行人對台灣愛滋病民間織亦進行了全面性的訪談，初步瞭解 了此間的運作情況。基本上，台灣較活躍的愛滋病民間組織與對岸對口組織間有一定程度的合作關係， 經由此種關係網絡，也助益了計畫執行人在對岸安排訪談和台灣經驗的交流。經此訪談完成了「兩岸 愛滋病的防治：民間組織與政府互動關係的分析」會議論文一篇，本論文現階段正修改投稿中。 此外，計畫執行人經先後數次的移地研究及利用國內召開的相關國際會議，訪談了前來與會的在 大陸運作之國際非政府組織，據此先後完成下列之研究成果並摘要研究內容如下： (1)本研究執行迄今，已先後發表會議論文 4 篇： 1) 趙甦成，2010年8月20日，兩岸愛滋病的防治：民間組織與政府互動關係的分析，論文發表於「第 六屆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2010年8月19、20日，高雄，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本研究從民間組織與政府互動關係的理論進行探討，對照於兩岸在愛滋病防治上與外部國際聯繫 上的大相逕庭，中國接受了大量的外來援助，台灣卻兀自孤立於國際社會，本文分別進行了國內因 素及外部跨國網絡關係對愛滋病民間組織和政府互動關係影響的分析。 本研究認為兩岸民間組織與政府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替代補充、互補協力及監督對立多層次互 動關係模式。相較於對岸的情況，台灣愛滋病民間組織與政府的互動上，發揮了較強的角色功能。 兩岸此種公私互動的模式，無可避免的受到國內政治、經濟、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影響，同時也受 到來自境外因素的影響。台灣愛滋病民間組織憑藉著自身的實力參與國際社會，引進新知技能與政 府形成替代補充、互補協力、倡議監督多層次的互動關係，並以互補協力為主要互動模式。對岸愛 滋病民間組織從無到有乃至與政府的合作、倡議，都是經由境外援助項目的促成。外來因素帶動了 民間組織的發展，但相伴而生因過度依賴海外資源而引發民間組織間的惡性競逐、以及政府對民間 組織與境外機構關係密切的隱憂與關切，皆不利於民間組織與政府的良性互動。長遠來看，中國政 府與民間組織建立良性的互動關係，外來的推力固然重要，但民間組織的健康、有序發展仍端賴政 府提供利於發展的環境和條件，俾利建立互蒙其利的互動關係。 2)趙甦成, 2011年10月,全球基金愛滋病防治項目中國的在地實踐：對中國愛滋病民間組織發展的影響, 論文發表於「第三屆發展研究年會」,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愛滋病是近年中國在發展上的一大挑戰，中國政府對愛滋病的防治工作，藉助了來自境外的力 量。其中，中國對全球基金愛滋病援助多所倚賴，居該基金的第四大受援國。有別於其他傳統的援 助，全球基金由於不同的理念設計與操作機制，參與中國全球基金專案的民間組織因而具備了前所 未有的制度化參與的正式身份，中國民間組織從而鑲嵌在全球基金專案的資源網絡內與其他行動者 間形成了錯綜複雜的互賴關係。本研究擬爰引資源交換網絡的模型，探討中國全球基金專案的資源 交換網絡對民間組織發展的影響。 經研究發現儘管全球基金賦予民間組織參與專案的正當性和資源可及 性，促成民間組織數量的快速成長及活力增強，但並未相應孕育出組織資源、機構能力，和組織化 程度較高的成熟組織，多數組織仍為草創階段的社區小組，受全球基金資金以及地方公衛部門的誘 發所驅動，對政府依附性大，欠缺志願組織的公益性和追求社會使命的熱情，絕大多數組織淪為援 助產業中的下游項目承包執行者。 全球基金雖提供了體制外的溝通合作機制，然而民間組織角色與地位並 未如全球基金的政策體系預期下應有的參與權利與機會，其中的關鍵即在於中國政府的立場：中國 政府對於全球基金的原則與架構，運用策略自行創造出的解釋空間，稀釋了民間組織的參與，淡化 多部門參與的精神，民間組織與政府間難以產生真正的夥伴關係，亦無由扮演監督制衡的角色，侷 限了民間組織發展的機遇。 3）趙甦成, 2012年3月,中國政府在愛滋病治理中的角色：以全球抗愛滋病資金國際援助為例,論文發 表於「2012年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愛滋病全球基金援助，形成了多元主體、公私互動的愛滋病防治治理網絡架構。本研究爰 引治理理論，從結構層面的途徑探討中國愛滋病全球基金援助治理網絡的發展與特性，藉此觀察在 此治理網絡中，中國國家力量的變化。 經本文研究認為經由全球基金援助的多元關係連結所形成之治理網絡，有助於公私部門間的利 益及資源的整合，進而強化政府對愛滋病防治政策執行的效率。處於後集權式威權政體的中國政 府，在愛滋病的治理中主導地位依然屹立不搖，藉著權力和資源仍在握的強勢，改變了治理網絡資 源交換的環境並開創出解釋空間，繼續保有其對環境的控制，消除權力由來自不同層次的力量所稀 釋和干預。因此多元行動者的參與治理，協力和輔助了中國對愛滋病防治的政策，但中國政府於此 過程中，國家依然能重新主張對社會所進行的控制力量，國家的力量並未被稀釋削弱。 4) 趙甦成, 2012年9月,非政府組織在愛滋病跨域治理中的角色與發展：以中國雲南省為例,論文發表 於「2012年兩岸社會創新與發展學術研討會，2012年9月21日」, 台灣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本文經修正後即將收編於專書，預定2013年上半年出版） 中國雲南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與東南亞金三角地區毒品利益糾葛的複雜性，其愛滋病的 防治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與協助。由於雲南過去 20 年多來無論在邊境貿易或湄公河區域合作中 都展現極大的地方自主性，因此對此一具跨域治理特質的雲南愛滋病防治工作，雲南政府所秉持 的態度與政策值得觀察。本研究以雲南省為例，以跨域治理的理論為基礎，從治理網絡的觀點切 入，探討雲南在愛滋病防治上所形成的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治理網絡，並聚焦於雲南當 局對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政策與立場，以及跨域因素對雲南本土非政府組織角色與發展的影響。 本研究分析了參與雲南愛滋病跨域治理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類主體，以及藉由項目實 施的制度安排所構成的雲南愛滋病防治的跨域治理網絡。研究發現雲南在愛滋病防治上因對利用 國際合作和國際非政府組織態度開放，已形成了有利於跨域治理的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間的協 作網絡。 正式與非正式制度在合作機制的建構上雖都存在著弊端，且開放合作不足，但境外正式和非
正式制度的參與所開展的項目已與雲南省內防治工作相互交融整合，裨益了雲南跨境愛滋病防治 的工作。此外，檢視多元主體互動網絡的建立，正式制度間已建立了不同層次政府間的合作，其 互動合作緊密性的深廣度與地緣關係的鄰近性呈正相關。非正式制度當中，私營企業參與遠遠不 足，草根組織參與防治的正當性仍然受到制度環境的囿限。國際非政府組織串連起雲南本土草根 組織與正式制度的對接，但草根組織與官方間在資源和權力上的不對稱，尚未發展出有助跨域治 理縱橫結合的互動與協作網路體系，從而削弱跨域治理的效益。 (2) 短文報告1篇 趙甦成，2012年3月，「全球公民社會與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國際與中國大陸情勢發展 2011 年度評估報告，台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以非政府組織為主要行動者的公民社會跨國互動與交流，同樣體現著中國與國際社會的接軌，對於 中國大陸的國際化發展發展影響力不可小覷。本報告從兩個層面探討公民社會跨國互動與交流對於中 國大陸國際化發展的影響，其一是中國非政府組織由內而外主動對外參與國際，其主要組成部分是中 國全國性的非政府組織：中國與國際接軌，除了官方的互動架構外，利用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社會互動， 亦為中共參與國際的手段之一。經由此種互動方式參與國際交流，不僅提供了中國國際交流的視窗， 同時經由人道援助、學術和文化語言交流項目、參與多邊機制等亦成為中國發展軟權力的重要工具。 第二個層面則是由外而內的公民社會跨國互動與交流，主要是境外機構與非政府組織跨境而來與中國 非政府組織的互動連結。前者指涉國際援助與中國非政府組織的連結互動，後者則包括境外國際非政 府組織與中國非政府組織的連結互動。國際非政府組織與本土非政府組織的互動，除了共同開展項目 外，也包括對非政府組織申請項目的補助，甚至補助非政府組織創立的起始資金，例如 2000 年之際英 國貝利馬丁基金會率先協助許多愛滋病草根組織的成立，提供啟始資金、安排至國外培訓進修等。此 外，國際非政府組織亦透過針對非政府組織能力建構的培訓、各類鬆散的串連網絡以及關係較為緊密 的倡議網絡等與本土非政府組織連結互動。 本報告分析公民社會跨國互動與交流對中國民間組織發展的影響認為：從宏觀的社會治理和民主 化層面的發展方向來看，國家樂見非政府組織協助、壯大國家，然而對於公民社會組織政策倡議上的 角色，則仍多所顧忌，絕大多數的組織僅能扮演服務提供的角色，鮮少能發揮推動公民意識和政策倡 導的功能。至於民主化的層面，境外機構對民眾開展基礎性工作，幫助中國建立各類型的非政府組織， 並通過賦權的手段培育民眾能力，以期奠定民主化的基礎。然而中共當局仍對非政府組織不無憂心而 嚴厲控制，迄難出現類似以往台灣經濟起飛，社會力量發展，各類非政府組織發起形形色色的社會運 動所產生的帶動啟發社會權力的意識以及台灣公民社會發展的催化作用。 (3) 投稿 TSSCE 期刊論文一篇：業經審查修改中 「國際援助對中國愛滋病民間組織的影響：以全球基金為例」，預計刊登於2013年中國大陸研究季 刊 愛滋病是近年中國在發展上的一大挑戰，中國政府對愛滋病的防治工作，藉助了來自境外的力量。 其中，中國對全球基金愛滋病援助多所倚賴，居該基金的第四大受援國。有別於其他傳統的援助，全 球基金由於不同的理念設計與操作機制，參與中國全球基金專案的民間組織因而具備了前所未有的制 度化參與的正式身份，中國民間組織從而鑲嵌在全球基金專案的資源網絡內與其他行動者間形成了錯 綜複雜的互賴關係。本研究爰引郝勒彌(David Hulme)針對援助領域所提出的資源交換網絡對公民社會 部門影響的模型，以利於從內外的因素進行分析。此外本研究同時運用強調環境選擇組織形式、從大 環境整體社群的層面剖析的「組織生態理論」(Organizational Ecology Theory) 做為對郝氏觀點的 補充，並構建出本研究的框架。
速成長及活力增強，但迄未能提煉出更多成熟的組織，社群的政策倡導功能至為薄弱，社會組織角色 尚待大幅提昇。這種現象一方面受到全球基金本身的設計與執行落差因素的影響，另方面中國政府本 身所秉持的立場則更是關鍵所繫。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制度環境和政府立場的約束下，鑲嵌於資源交換關係網絡中的愛滋病民間 組織，經由外部動力的催化，民間組織社群也逐漸激發出內部的活力，提煉了政治技巧、公民參與的 素養，提升了其在愛滋病政治中的角色。因此經由援助產業所形成的資源交換關係網絡，對中國政府 與愛滋病民間組織的互動能力和意願產生了正面效益，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同 時有助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 愛滋病民間組織依賴外部動力的此種發展路徑以及與政府的互動模式，大相逕庭於備受矚目同等 活躍的環保民間組織的發展。來自外部的全球基金力量雖然有助推動愛滋病民間組織的發展以及與政 府的互動關係，然而長遠觀之，國內有利於民間組織可持續發展的有利環境，以及愛滋病民間組織如 何強化、提升本身能力與內部動力，都攸關民間社群的可持續發展、其公民社會組織角色的發揮，以 及影響後中國全球基金時期愛滋病領域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發展。 （二）研究總結與討論 本研究以上述援助產業相關行為者所形成的資源交換網絡為架構，進行研究後，針對中國境內愛 滋病防治的國際援助以及對非政府組織的影響歸納為兩類運行模式： 第一類以國際多邊機構為主，並以全球基金為例、非政府組織具制度化角色的運行模式。基本上， 全球基金在受援國贈款的設計，設置了包括受援國政府、公民社會、私部門及感染者群體等公私部門 所組成國家協調機構 (Country Coordinating Mechanisms, CCMs)，此種機制賦予了非政府組織參與 的正式平臺，非政府組織因而具有制度化角色。 第二類運行模式係非政府組織具有准制度化的角色，這類的國際援助分別包括了中英、中美等雙 邊援助項目以及美國蓋茲基金會的中國愛滋病防治項目。此類國際援助的運行模式，係與中國政府合 作，通過官方背景的非政府組織向民間組織購買服務，並設置包括民間組織在內的諮詢小組以為溝通 協調的平台。必須指出的是，這類運行模式儘管大抵相同，但同中仍存在著歧異，從而導致對非政府 組織角色的不同影響。 前述所歸納出的境外愛滋病防治對中國援助的運行模式以及相應對非政府組織角色的影響，經本研 究顯示，運行模式的設計固然對非政府組織的角色產生影響，然而必須強調的是，經由中國政府在國 際合作中所創造出的解釋空間以及各層級政府部門間的條塊官僚體制等的國內制度環境，更至關緊要 的決定了國際援助對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影響。茲總結本研究分述如下： (1)全球基金項目對中國愛滋病防治民間組織的影響 基本上，早期受國際非政府組織資助而已發展成熟並註冊登記的愛滋病防治組織，較不受全球基 金項目資金的影響，但對大多數的愛滋病防治社區小組此類草根組織而言，全球基金的項目資金誘發 了許多社區小組的出現。由於是類組織多由愛滋病病患所組成，能否爭取到項目資金不僅直接攸關著 小組的生存，同時也關係著病患的生死權利，再者，此類組織因污名化之累，社會募款不易，因此小 組間利益的競逐相較於其他領域，表現得較為激進與直接，從而予人亂象感。
此外，由於全球基金在受援國設置國家協調機構(Country Coordinating Mechanisms, CCMs)的獨 特機制運行模式，賦予了民間組織參與的正式平台。依據 CCM 選舉代表的規定，中國民間組織難能可 貴的出現了首次的全國性的草根組織選舉，是中國民間組織發展上的一大躍進。
但不容忽視的是，民間組織對於全球基金項目中國政府下沈到民間組織資金比例不足問題反彈， 並藉全球基金所提供的平台機制發聲，導致全球基金中斷對中國項目的資金提供。目前全球基金雖已 恢復提供資金，並同意無成本延續至項目結束為止，但不再注入資金。經此事件，一方面民間組織社
群已開始反省並著手社群的整合，以替代過往的矛盾與分裂；另方面，中國性病愛滋病協會承擔起民 間組織地方執行機構（Sub-Recipients，SR）的角色，予以了此類與官方關係密切的組織轉型和能力 提升的契機。 (2) 中蓋項目對中國愛滋病防治民間組織的影響 中蓋愛滋病專案是中國衛生部和國務院防治愛滋病工作委員會與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在中國 15 個省市所進行的愛滋病檢測防治合作計畫項目。該專案旨在以提高陽性感染者干預與預防作為中國 愛滋病防治的主流策略，以及將重點干預高風險人群從吸毒者和性工作者轉移到男男性接觸者（MSM） 群體。項目週期從 2007 年至 2013 年總計 6 年，經費 5,000 萬美元，其中提供給中國愛滋病防治領域 民間組織的資金金高達 2 千萬美元，項目推動迄今已有 300 餘家民間組織接受中蓋的資金，該項目已 成為中國迄今動員民間組織愛滋病防治的最大專案。 有別於全球基金的模式，中蓋專案突出了以「醫療機構+疾控機構+民間組織」三位一體的運作特 點，並強調政府和民間組織間的分工合作。其中民間組織負責外展干預，動員高危人群參與檢測，並 參與隨訪、關懷和支持等工作。必須指出的是，民間組織承接中蓋項目的經費係依個案多寡付費，此 種創新方式起初受很大抱怨，但經推動與執行後，普遍受到疾控單位的認同。此外，民間組織經由配 合中蓋專案所制訂的項目操作標準流程的要求，大幅提昇了服務的品質和效率。中蓋項目推動迄今基 本上已達成當初預期能提升中國對男男性接觸者群體愛滋病問題的重視以及提升政府對民間組織角色 的認知和促進重視雙方合作的必要性此兩項目標。 (3) 對愛滋病民間組織自身能力等主觀條件的觀察 1)愛滋病領域出現了一些全國性橫向連結、可共同對話討論的網絡平台 2)大型成熟組織倡議功能日趨強化 3)社區小組經由項目操作方式鍛鍊了民間組織的能力，但社區小組草根性強、規模小、資金缺乏，自 我定位在服務功能，未來的可持續性發展，政府單位尤其是疾控部門的購買服務是關鍵影響因素。 概括而言，相對於台灣孤立於全國愛滋病防治的體系外，中國的愛滋病防治受到國際極大的關注 與幫扶。來自海外公私部門針對愛滋病防治的援助，不但促成中國境內愛滋病民間組織的快速興起， 並經由援助所形成的愛滋病防治治理網絡，提供了愛滋病民間組織與政府合作的平台，顯而易見的例 子如中國全球基金、中蓋項目。以中國全球基金為例，該項目下由接受增款國所成立的國家協調委員 會（CCM），賦予了民間組織以協調委員身份獲得利益代表、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正式管道。此外，經由 項目申請以及公開招標方式，也促成民間組織與政府互補協力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愛滋病防治的援助項目，除了協助中國對愛滋病的防治外，也包括培植社會 力量尤其是扶植民間組織以達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境外機構與中國政府的合作項目，所建構出民間組 織與政府合作的治理網絡，除了間接有利於民間組織的能力建構外，境外機構更直接資助民間組織的 能力建設活動，例如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資助愛滋病病毒攜帶者聯盟先後對華東、河南、西部地區感 染者草根組織進行能力建設培訓等系列活動。這些活動不僅有利於民間組織自身的能力發展，並夯實 了民間組織與政府合作的條件。但整體而言，民間組織倡議角色薄弱。外來因素固然帶動了民間組織 的發展，但相伴而生因過度依賴海外資源而引發民間組織間的惡性競逐、民間組織僅淪為政府購買服 務的承包者角色，以及政府對民間組織與境外機構關係密切的隱憂與關切等，皆不利於民間組織的可 持續發展以及與政府的良性互動。 (三)後續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執行過程中，發展出以下可後續研究的議題： (1)出現了組織理論的趨同性現象：援助機構項目操作與設計趨同 (2)政府購買服務與中國大陸民間組織可持續發展環境
(3)GONGO官辦組織的轉型與發展
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依據核定之計畫內容與方向，循序漸進逐步開展，計畫執行期間已完成多次訪談，執行情 況良好。本研究所開展的訪談涉及了中國境外的多重援助機構以及中國境內的中央、地方各層級政府、 以及不同性質的非政府組織。由於訪談單位繁雜，且事涉敏感度高的愛滋病議題，訪談難度相當大。 但計畫執行人仍透過國內外關係網絡引介，力圖破冰進行預計之調研。 本計畫所進行的訪談因奠基於計畫執行人過往於 2008-2009 年訪問美國喬治城大學一年期間，所 先行取得與國際的連結，經由這些引介與聯繫在克服對中國境外機構訪談的困難上發揮了相當大的作 用。此外，其他的調研訪談，透過國內相關民間組織、大陸地區的相關人士的引介，已如期在大陸展 開，並結識一些關鍵的草根組織和意見領袖，對資料的掌握以及後續的調研及研究均有極大的助益， 基本上，透過多次訪談已完成第一手研究資料的蒐集。 本研究執行迄今，除了依既定目標完成赴大陸移地研究考察外，亦參與多場相關研討會並發表論 文，目前已完成會議論文 4 篇、評估報告 1 篇以及投稿 TSSCI 刊物論文一篇，投稿中的論文目前業經 審查進行修改中。此外一篇會議論文已在修改中即將於 2013 年上半年收錄於專書出版，其他會議論文 亦在修改中。 有關本研究的成果，首先，由於本研究有別於當前以非洲國家為主流的研究，而以中國為背景， 一方面中國對公民社會有較強壓制性，另方面中國較非洲國家具備較強的經濟能力，此種不同的背景， 將可針對國際援助與受援國公民社會發展的關連性，提供一個比較研究的基礎。其次，本研究以全球 基金為焦點的研究，提供援助發展領域檢視、評估援助創新和運作的可行性及障礙。再次，本研究針 對國際援助為追求效益所達成的巴黎共識亦進行觀察討論，有利於重新審視國際援助間的競合。此外， 藉由援助機構、國家和社會互動所形成網絡架構，有助於理解一國內部的公民社會如何與全球公民社 會相互連結、國際援助對於公民社會團體將愛滋病建立為政治議程重要議題的影響力，這些都將對瞭 解社會變遷和發展的實務有重大意義。因此，本研究成果應具學術價值，將陸續於相關學術期刊中發 表。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附件二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會議論文4篇 1)兩岸愛滋病的防治：民間組織與政府互動關係的分析，論文發表於「第六屆兩岸四地公共 管理學術研討會」，2010年8月19、20日，高雄，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2)全球基金愛滋病防治項目中國的在地實踐：對中國愛滋病民間組織發展的影響,論文發表 於「第三屆發展研究年會」,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3)中國政府在愛滋病治理中的角色：以全球抗愛滋病資金國際援助為例,論文發表於「2012 年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 國立中山大學。 4)非政府組織在愛滋病跨域治理中的角色與發展：以中國雲南省為例,論文發表於「2012年 兩岸社會創新與發展學術研討會，2012年9月21日」, 台灣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 短文報告1篇 「全球公民社會與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國際與中國大陸情勢發展 2011年度評估報 告，台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有關本研究的成果，首先，由於本研究有別於當前以非洲國家為主流的研究，而以中國 為背景，一方面中國對公民社會有較強壓制性，另方面中國較非洲國家具備較強的經濟能力， 此種不同的背景，將可針對國際援助與受援國公民社會發展的關連性，提供一個比較研究的 基礎。其次，本研究以全球基金為焦點的研究，提供援助發展領域檢視、評估援助創新和運 作的可行性及障礙。再次，本研究針對國際援助為追求效益所達成的巴黎共識亦進行觀察討 論，有利於重新審視國際援助間的競合。此外，藉由援助機構、國家和社會互動所形成網絡 架構，有助於理解一國內部的公民社會如何與全球公民社會相互連結、國際援助對於公民社 會團體將愛滋病建立為政治議程重要議題的影響力，這些都將對瞭解社會變遷和發展的實務 有重大意義。因此，本研究成果應具學術價值，將陸續於相關學術期刊中發表。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2 年 4 月 22 日一、移地研究過程
計畫執行人在以往文獻資料以及田野研究的基礎上，選擇在中國愛滋病全球基金、中蓋項目兩項 對中國愛滋病防治影響較深遠的國際援助即將屆期滿之際，前往北京移地研究，以期從社會制度創新 與變革的角度實地考察，俾利掌握最新動態、瞭解後國際援助時期中國公民社會部門的可能發展動向。 本項移地研究經事前多次與在地組織的聯繫和安排，已於 2012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 日間完 成移地研究。本項活動全程 11 天扣除往返兩天，共計 9 天期間，進行了包括國際援助機構全球基金、 中蓋項目、援助項目的中國合作夥伴機構及其項目官員、已註冊的愛滋病民間組織、男同志民間組織、 社區小組草根組織、民族地區 HA 草根組織、政府相關人員、學界，以及愛滋病網絡組織等總計 12 個 單位 19 人的訪談。二、研究成果
始於 2003 年的全球基金中國項目以及 2007 年開始推動的中蓋項目，項目週期均將屆滿，全 球基金並已確定不再對中國提供援助。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已晉身中等收入國家之列，未來國際 援助勢將逐步退出，在此背景下，長期以來對境外資金極為倚重的中國愛滋病防治民間組織將會 受到何種影響？未來如何尋求可持續的發展？中國官方在愛滋病防治領域又將如何與民間組織互 動？針對上述問題，經執行本次移地研究後，歸納研究成果共四方面分述如下： （一）全球基金項目對中國愛滋病防治民間組織的影響 中國基於國內疫情的嚴峻性，早期申請的各輪全球基金項目，係針對局部地區為主，未形成全國 性的框架，直到滾動項目（RCC 項目）才與中國國家愛滋病防治工作整合，產生了全面性的影響，尤 其對自發性成立的社區小組此類草根組織影響尤巨。基本上，早期受國際非政府組織資助而已發展成 熟並註冊登記的愛滋病防治組織，較不受全球基金項目資金的影響，但對大多數的愛滋病防治社區小 組此類草根組織而言，全球基金的項目資金誘發了許多社區小組的出現。由於是類組織多由愛滋病病 患所組成，能否爭取到項目資金不僅直接攸關著小組的生存，同時也關係著病患的生死權利，再者， 此類組織因污名化之累，社會募款不易，因此小組間利益的競逐相較於其他領域，表現得較為激進與 直接，從而予人亂象感。 此外，由於全球基金在受援國設置由受援國政府、公民社會、私部門及感染者群體等公私部門所計畫編號
NSC 99 -2410-H-004 -125 -MY2
計畫名稱
國際援助對中國大陸愛滋病民間組織發展的影響
出國人員
姓名
趙甦成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出國時間
2012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 日， 共 11 日出國地點
中國大陸組成國家協調機構(Country Coordinating Mechanisms, CCMs)的獨特機制運行模式，賦予了民間組織 參與的正式平台。依據 CCM 選舉代表的規定，中國民間組織難能可貴的出現了首次的全國性的草根組 織選舉，是中國民間組織發展上的一大躍進。 但不容忽視的是，民間組織對於全球基金項目中國政府下沈到民間組織資金比例不足問題反彈， 並藉全球基金所提供的平台機制發聲，導致全球基金中斷對中國項目的資金提供。目前全球基金雖已 恢復提供資金，並同意無成本延續至項目結束為止，但不再注入資金。經此事件，一方面民間組織社 群已開始反省並著手社群的整合，以替代過往的矛盾與分裂；另方面，中國性病愛滋病協會承擔起民 間組織地方執行機構（Sub-Recipients，SR）的角色，予以了此類與官方關係密切的組織轉型和能力 提升的契機。 （二）中蓋項目對中國愛滋病防治民間組織的影響 中蓋愛滋病專案是中國衛生部和國務院防治愛滋病工作委員會與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在中國 15 個省市所進行的愛滋病檢測防治合作計畫項目。該專案旨在以提高陽性感染者干預與預防作為中國 愛滋病防治的主流策略，以及將重點干預高風險人群從吸毒者和性工作者轉移到男男性接觸者（MSM） 群體。項目週期從 2007 年至 2013 年總計 6 年，經費 5,000 萬美元，其中提供給中國愛滋病防治領域 民間組織的資金金高達 2 千萬美元，項目推動迄今已有 300 餘家民間組織接受中蓋的資金，該項目已 成為中國迄今動員民間組織愛滋病防治的最大專案。 有別於全球基金的模式，中蓋專案突出了以「醫療機構+疾控機構+民間組織」三位一體的運作特 點，並強調政府和民間組織間的分工合作。其中民間組織負責外展干預，動員高危人群參與檢測，並 參與隨訪、關懷和支持等工作。必須指出的是，民間組織承接中蓋項目的經費係依個案多寡付費，此 種創新方式起初受很大抱怨，但經推動與執行後，此種硬指標衡量透明、不易造假，同時政府疾控單 位可依此硬指標和明確的要求，進行購買服務，因而普遍受到疾控單位的認同。此外，民間組織經由 配合中蓋專案所制訂的項目操作標準流程的要求，大幅提昇了服務的品質和效率，同時經由其嚴厲的 評量系統，有些小組知難而退，發揮了大浪淘沙的作用。中蓋項目推動迄今基本上已達成當初預期能 提升中國對男男性接觸者群體愛滋病問題的重視以及提升政府對民間組織角色的認知和促進重視雙方 合作的必要性此兩項目標。 （三）對愛滋病民間組織自身能力等主觀條件的觀察 1)愛滋病領域出現了一些全國性橫向連結、可共同對話討論的網絡平台，如「中國愛滋病工作民 間組織全國工作聯席會議」、「中國女性網絡」、「中國男同健康論壇」等。此外，也一些地區也形 成了地方性的網絡聯盟。基本上，這些網絡都在各種國際資助下成長並日益呈現議題多元化的發展趨 勢，反映出民間組織日趨成熟。 2)大型成熟組織倡議功能日趨強化：如長期從事倡議的「愛滋病病毒攜帶者聯盟」、以及「紅樹 林」等組織，其中前者多年來倡議愛滋病患者手術權利，2009年並提出愛滋病病患手術權的倡議書， 但未有回應，近期由於出現了「小峰愛滋病患手術」問題風波，經該聯盟成員在網路上倡議串聯，引 起極大的迴響和官方高層的正視，中央高層李克強副總理要求合理解決，衛生部也做出允諾，日前已 有圓滿的回覆和解決，未來最終如何發展，尚未有定論，但草根組織發聲與倡議的功能，已受中央高 層認識及重視，並發揮了民主的制衡力量。 3)社區小組經由國際援助項目和政府的愛滋病防治工作結合、國際援助項目以成果為導向的操作 方式鍛鍊了民間組織的能力，例如參與中蓋項目的社區小組改以採用中蓋項目設計提供的各類制式表 格、操作流程及管理規範，大幅提昇了服務的技巧和管控能力，並能以更細緻深入的方式進行服務， 一些參與項目的小組都逐漸和疾控單位建立起穩固的合作關係。 4）從組織功能定位的角度觀之，社區小組草根性強、規模小、資金缺乏，自我定位在服務功能， 未來的可持續性發展，政府單位尤其是疾控部門的購買服務是關鍵影響因素。
（四）官方對愛滋病防治組織的立場及未來走向蠡測 中蓋項目硬指標的運作方式，已由全球基金項目管理機構所借鏡，同時也影響到官方疾控單位 與民間組織互動的思維，官方購買民間組織服務已成為當前主流的思維模式。有關全球基金以及中蓋 項目結束後，民間組織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普遍受到關切。本研究執行期間，適逢世界愛滋病日，除了 小峰愛滋病手術事件成功的成為中國媒體關注的焦點外，國務院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愛滋病防治工作 座談會之前，先行聽取了民間組織的聲音，政府高層與民間組織頻繁對話溝通，顯示官方對民間組織 日益重視。目前已明朗的是，未來國際援助退出後資金的缺口，將由國家資金填補上，但該如何支持， 目前尚無清楚認識，不過可確定的是，政府與民間組織合作擔負起愛滋病防治責任的發展方向，是中 國不可逆轉的道路，當前各相關部門如衛生部、財政部、國愛辦都在研議中。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近年出現了大量的企業基金會、國有公募基金會轉型以及政府加大對民間組 織的關注和投入度，這些外在環境有利的背景下，2013 年將是民間組織關鍵的轉型年，還需進一步的 持續跟蹤與觀察。 概括而言，本次移地研究獲得了相當珍貴的一手資料，有利於從不同層面觀察本研究課題，而在 訪談過程中相繼挖掘出一些重要的觀察層面，值得後續進一步開展跟蹤研究，以縱深研究工作及修繕 論文。
三、建議
隨著中國民間組織的發展以及社會整體環境的變遷，大陸近期對於民間組織服務或倡議角色的定 位問題多所辯證與關注。當前中國民間組織領域，面臨著宏觀理論與基層實踐中，缺乏中間指導的困 境；反觀台灣民間組織超前大陸 30 年，其中大量知識分子融於實踐當中，促進了對台灣民間組織的發 展，台灣此種發展經驗實可做為對岸的借鏡。本計畫執行人於移地研究期間，觀察到大陸無論是研究 和實務界皆對台灣民間組織發展經驗極為關注和興趣，並有意願前來台灣實地考察。又從愛滋病防治 的觀點而言，中國因大量援助項目資金和技術的挹注，在愛滋病防治領域上和國際間密切接軌，我國 顯然不具此優勢。因此從兩岸疫疾防治上的合作乃至民間組織交流學習的立場而言，當前兩岸間在民 間組織發展上有很多值得交流借鑑之處，建議研究計畫經費中可增列邀訪交流經費，由計畫執行人居 中邀訪對岸相關對口民間組織和公益實務界傑出人士前來考察研究，以利兩岸間更深入的交流，並串 接起與學術界的互動。四、其他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2013 年 4 月 22 日一、移地研究過程
計畫執行人在以往文獻資料以及田野研究的基礎上，選擇在中國愛滋病全球 基金、中蓋項目兩項對中國愛滋病防治影響較深遠的國際援助即將屆期滿之際， 前往北京移地研究，以期從社會制度創新與變革的角度實地考察，俾利掌握最新 動態、瞭解後國際援助時期中國公民社會部門的可能發展動向。本項移地研究經 事前多次與在地組織的聯繫和安排，已於 2012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 日間完成移地研究。本項活動全程 11 天扣除往返兩天，共計 9 天期間，進行了 包括國際援助機構全球基金、中蓋項目、援助項目的中國合作夥伴機構及其項目 官員、已註冊的愛滋病民間組織、男同志民間組織、社區小組草根組織、民族地 區 HA 草根組織、政府相關人員、學界，以及愛滋病網絡組織等總計 12 個單位 19 人的訪談。二、研究成果
始於 2003 年的全球基金中國項目以及 2007 年開始推動的中蓋項目，項 目週期均將屆滿，全球基金並已確定不再對中國提供援助。由於中國的經濟 發展已晉身中等收入國家之列，未來國際援助勢將逐步退出，在此背景下， 長期以來對境外資金極為倚重的中國愛滋病防治民間組織將會受到何種影 響？未來如何尋求可持續的發展？中國官方在愛滋病防治領域又將如何與 民間組織互動？針對上述問題，經執行本次移地研究後，歸納研究成果共四 方面分述如下： （一）全球基金項目對中國愛滋病防治民間組織的影響計畫編號
NSC 99 -2410-H-004 -125 -MY2
計畫名稱
國際援助對中國大陸愛滋病民間組織發展的影響
出國人員
姓名
趙甦成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 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出國時間
2012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 日，共 11 日出國
地點
中國大陸中國基於國內疫情的嚴峻性，早期申請的各輪全球基金項目，係針對局部地 區為主，未形成全國性的框架，直到滾動項目（RCC 項目）才與中國國家愛滋 病防治工作整合，產生了全面性的影響，尤其對自發性成立的社區小組此類草根 組織影響尤巨。基本上，早期受國際非政府組織資助而已發展成熟並註冊登記的 愛滋病防治組織，較不受全球基金項目資金的影響，但對大多數的愛滋病防治社 區小組此類草根組織而言，全球基金的項目資金誘發了許多社區小組的出現。由 於是類組織多由愛滋病病患所組成，能否爭取到項目資金不僅直接攸關著小組的 生存，同時也關係著病患的生死權利，再者，此類組織因污名化之累，社會募款 不易，因此小組間利益的競逐相較於其他領域，表現得較為激進與直接，從而予 人亂象感。 此外，由於全球基金在受援國設置由受援國政府、公民社會、私部門及感染 者群體等公私部門所組成國家協調機構(Country Coordinating Mechanisms, CCMs) 的獨特機制運行模式，賦予了民間組織參與的正式平台。依據 CCM 選舉代表的 規定，中國民間組織難能可貴的出現了首次的全國性的草根組織選舉，是中國民 間組織發展上的一大躍進。 但不容忽視的是，民間組織對於全球基金項目中國政府下沈到民間組織資金 比例不足問題反彈，並藉全球基金所提供的平台機制發聲，導致全球基金中斷對 中國項目的資金提供。目前全球基金雖已恢復提供資金，並同意無成本延續至項 目結束為止，但不再注入資金。經此事件，一方面民間組織社群已開始反省並著 手社群的整合，以替代過往的矛盾與分裂；另方面，中國性病愛滋病協會承擔起 民間組織地方執行機構（Sub-Recipients，SR）的角色，予以了此類與官方關係 密切的組織轉型和能力提升的契機。 （二）中蓋項目對中國愛滋病防治民間組織的影響 中蓋愛滋病專案是中國衛生部和國務院防治愛滋病工作委員會與比爾及梅 琳達蓋茨基金會在中國 15 個省市所進行的愛滋病檢測防治合作計畫項目。該專 案旨在以提高陽性感染者干預與預防作為中國愛滋病防治的主流策略，以及將重 點干預高風險人群從吸毒者和性工作者轉移到男男性接觸者（MSM）群體。項 目週期從 2007 年至 2013 年總計 6 年，經費 5,000 萬美元，其中提供給中國愛滋 病防治領域民間組織的資金金高達 2 千萬美元，項目推動迄今已有 300 餘家民間 組織接受中蓋的資金，該項目已成為中國迄今動員民間組織愛滋病防治的最大專 案。 有別於全球基金的模式，中蓋專案突出了以「醫療機構+疾控機構+民間組織」 三位一體的運作特點，並強調政府和民間組織間的分工合作。其中民間組織負責 外展干預，動員高危人群參與檢測，並參與隨訪、關懷和支持等工作。必須指出 的是，民間組織承接中蓋項目的經費係依個案多寡付費，此種創新方式起初受很 大抱怨，但經推動與執行後，此種硬指標衡量透明、不易造假，同時政府疾控單 位可依此硬指標和明確的要求，進行購買服務，因而普遍受到疾控單位的認同。 此外，民間組織經由配合中蓋專案所制訂的項目操作標準流程的要求，大幅提昇
了服務的品質和效率，同時經由其嚴厲的評量系統，有些小組知難而退，發揮了 大浪淘沙的作用。中蓋項目推動迄今基本上已達成當初預期能提升中國對男男性 接觸者群體愛滋病問題的重視以及提升政府對民間組織角色的認知和促進重視 雙方合作的必要性此兩項目標。 （三）對愛滋病民間組織自身能力等主觀條件的觀察 1)愛滋病領域出現了一些全國性橫向連結、可共同對話討論的網絡平台， 如「中國愛滋病工作民間組織全國工作聯席會議」、「中國女性網絡」、「中國 男同健康論壇」等。此外，也一些地區也形成了地方性的網絡聯盟。基本上，這 些網絡都在各種國際資助下成長並日益呈現議題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反映出民間 組織日趨成熟。 2)大型成熟組織倡議功能日趨強化：如長期從事倡議的「愛滋病病毒攜帶 者聯盟」、以及「紅樹林」等組織，其中前者多年來倡議愛滋病患者手術權利， 2009年並提出愛滋病病患手術權的倡議書，但未有回應，近期由於出現了「小峰 愛滋病患手術」問題風波，經該聯盟成員在網路上倡議串聯，引起極大的迴響和 官方高層的正視，中央高層李克強副總理要求合理解決，衛生部也做出允諾，日 前已有圓滿的回覆和解決，未來最終如何發展，尚未有定論，但草根組織發聲與 倡議的功能，已受中央高層認識及重視，並發揮了民主的制衡力量。 3)社區小組經由國際援助項目和政府的愛滋病防治工作結合、國際援助項目 以成果為導向的操作方式鍛鍊了民間組織的能力，例如參與中蓋項目的社區小組 改以採用中蓋項目設計提供的各類制式表格、操作流程及管理規範，大幅提昇了 服務的技巧和管控能力，並能以更細緻深入的方式進行服務，一些參與項目的小 組都逐漸和疾控單位建立起穩固的合作關係。 4）從組織功能定位的角度觀之，社區小組草根性強、規模小、資金缺乏， 自我定位在服務功能，未來的可持續性發展，政府單位尤其是疾控部門的購買服 務是關鍵影響因素。 （四）官方對愛滋病防治組織的立場及未來走向蠡測 中蓋項目硬指標的運作方式，已由全球基金項目管理機構所借鏡，同時也 影響到官方疾控單位與民間組織互動的思維，官方購買民間組織服務已成為當前 主流的思維模式。有關全球基金以及中蓋項目結束後，民間組織的可持續發展問 題普遍受到關切。本研究執行期間，適逢世界愛滋病日，除了小峰愛滋病手術事 件成功的成為中國媒體關注的焦點外，國務院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愛滋病防治工 作座談會之前，先行聽取了民間組織的聲音，政府高層與民間組織頻繁對話溝 通，顯示官方對民間組織日益重視。目前已明朗的是，未來國際援助退出後資金 的缺口，將由國家資金填補上，但該如何支持，目前尚無清楚認識，不過可確定 的是，政府與民間組織合作擔負起愛滋病防治責任的發展方向，是中國不可逆轉 的道路，當前各相關部門如衛生部、財政部、國愛辦都在研議中。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近年出現了大量的企業基金會、國有公募基金會轉型以 及政府加大對民間組織的關注和投入度，這些外在環境有利的背景下，2013 年
將是民間組織關鍵的轉型年，還需進一步的持續跟蹤與觀察。 概括而言，本次移地研究獲得了相當珍貴的一手資料，有利於從不同層面觀 察本研究課題，而在訪談過程中相繼挖掘出一些重要的觀察層面，值得後續進一 步開展跟蹤研究，以縱深研究工作及修繕論文。
三、建議
隨著中國民間組織的發展以及社會整體環境的變遷，大陸近期對於民間組織 服務或倡議角色的定位問題多所辯證與關注。當前中國民間組織領域，面臨著宏 觀理論與基層實踐中，缺乏中間指導的困境；反觀台灣民間組織超前大陸 30 年， 其中大量知識分子融於實踐當中，促進了對台灣民間組織的發展，台灣此種發展 經驗實可做為對岸的借鏡。本計畫執行人於移地研究期間，觀察到大陸無論是研 究和實務界皆對台灣民間組織發展經驗極為關注和興趣，並有意願前來台灣實地 考察。又從愛滋病防治的觀點而言，中國因大量援助項目資金和技術的挹注，在 愛滋病防治領域上和國際間密切接軌，我國顯然不具此優勢。因此從兩岸疫疾防 治上的合作乃至民間組織交流學習的立場而言，當前兩岸間在民間組織發展上有 很多值得交流借鑑之處，建議研究計畫經費中可增列邀訪交流經費，由計畫執行 人居中邀訪對岸相關對口民間組織和公益實務界傑出人士前來考察研究，以利兩 岸間更深入的交流，並串接起與學術界的互動。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2013 年 4 月 22 日一、移地研究過程
計畫執行人在以往文獻資料以及田野研究的基礎上，選擇在中國愛滋病全球 基金、中蓋項目兩項對中國愛滋病防治影響較深遠的國際援助即將屆期滿之際， 前往北京移地研究，以期從社會制度創新與變革的角度實地考察，俾利掌握最新 動態、瞭解後國際援助時期中國公民社會部門的可能發展動向。本項移地研究經 事前多次與在地組織的聯繫和安排，已於 2012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 日間完成移地研究。本項活動全程 11 天扣除往返兩天，共計 9 天期間，進行了 包括國際援助機構全球基金、中蓋項目、援助項目的中國合作夥伴機構及其項目 官員、已註冊的愛滋病民間組織、男同志民間組織、社區小組草根組織、民族地 區 HA 草根組織、政府相關人員、學界，以及愛滋病網絡組織等總計 12 個單位 19 人的訪談。二、研究成果
始於 2003 年的全球基金中國項目以及 2007 年開始推動的中蓋項目，項 目週期均將屆滿，全球基金並已確定不再對中國提供援助。由於中國的經濟 發展已晉身中等收入國家之列，未來國際援助勢將逐步退出，在此背景下， 長期以來對境外資金極為倚重的中國愛滋病防治民間組織將會受到何種影 響？未來如何尋求可持續的發展？中國官方在愛滋病防治領域又將如何與 民間組織互動？針對上述問題，經執行本次移地研究後，歸納研究成果共四 方面分述如下： （一）全球基金項目對中國愛滋病防治民間組織的影響計畫編號
NSC 99 -2410-H-004 -125 -MY2
計畫名稱
國際援助對中國大陸愛滋病民間組織發展的影響
出國人員
姓名
趙甦成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 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出國時間
2012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 日，共 11 日出國
地點
中國大陸中國基於國內疫情的嚴峻性，早期申請的各輪全球基金項目，係針對局部地 區為主，未形成全國性的框架，直到滾動項目（RCC 項目）才與中國國家愛滋 病防治工作整合，產生了全面性的影響，尤其對自發性成立的社區小組此類草根 組織影響尤巨。基本上，早期受國際非政府組織資助而已發展成熟並註冊登記的 愛滋病防治組織，較不受全球基金項目資金的影響，但對大多數的愛滋病防治社 區小組此類草根組織而言，全球基金的項目資金誘發了許多社區小組的出現。由 於是類組織多由愛滋病病患所組成，能否爭取到項目資金不僅直接攸關著小組的 生存，同時也關係著病患的生死權利，再者，此類組織因污名化之累，社會募款 不易，因此小組間利益的競逐相較於其他領域，表現得較為激進與直接，從而予 人亂象感。 此外，由於全球基金在受援國設置由受援國政府、公民社會、私部門及感染 者群體等公私部門所組成國家協調機構(Country Coordinating Mechanisms, CCMs) 的獨特機制運行模式，賦予了民間組織參與的正式平台。依據 CCM 選舉代表的 規定，中國民間組織難能可貴的出現了首次的全國性的草根組織選舉，是中國民 間組織發展上的一大躍進。 但不容忽視的是，民間組織對於全球基金項目中國政府下沈到民間組織資金 比例不足問題反彈，並藉全球基金所提供的平台機制發聲，導致全球基金中斷對 中國項目的資金提供。目前全球基金雖已恢復提供資金，並同意無成本延續至項 目結束為止，但不再注入資金。經此事件，一方面民間組織社群已開始反省並著 手社群的整合，以替代過往的矛盾與分裂；另方面，中國性病愛滋病協會承擔起 民間組織地方執行機構（Sub-Recipients，SR）的角色，予以了此類與官方關係 密切的組織轉型和能力提升的契機。 （二）中蓋項目對中國愛滋病防治民間組織的影響 中蓋愛滋病專案是中國衛生部和國務院防治愛滋病工作委員會與比爾及梅 琳達蓋茨基金會在中國 15 個省市所進行的愛滋病檢測防治合作計畫項目。該專 案旨在以提高陽性感染者干預與預防作為中國愛滋病防治的主流策略，以及將重 點干預高風險人群從吸毒者和性工作者轉移到男男性接觸者（MSM）群體。項 目週期從 2007 年至 2013 年總計 6 年，經費 5,000 萬美元，其中提供給中國愛滋 病防治領域民間組織的資金金高達 2 千萬美元，項目推動迄今已有 300 餘家民間 組織接受中蓋的資金，該項目已成為中國迄今動員民間組織愛滋病防治的最大專 案。 有別於全球基金的模式，中蓋專案突出了以「醫療機構+疾控機構+民間組織」 三位一體的運作特點，並強調政府和民間組織間的分工合作。其中民間組織負責 外展干預，動員高危人群參與檢測，並參與隨訪、關懷和支持等工作。必須指出 的是，民間組織承接中蓋項目的經費係依個案多寡付費，此種創新方式起初受很 大抱怨，但經推動與執行後，此種硬指標衡量透明、不易造假，同時政府疾控單 位可依此硬指標和明確的要求，進行購買服務，因而普遍受到疾控單位的認同。 此外，民間組織經由配合中蓋專案所制訂的項目操作標準流程的要求，大幅提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