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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俄羅斯與中國現代化之比較-政治、社會與經濟層面之分析(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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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yea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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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中文摘要...II 英文摘要...III

第一章 前言...1

第二章 研究目的...4

第三章 文獻探討...6

第四章 研究方法...13

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結論...16

第六章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28

參考文獻...29

附錄 1(2008-2010 台俄研究計畫大事紀)...38

附錄 2(台俄計畫專書目次)...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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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現代化」(modernization)一詞是從社會學借來的詞彙,其原先指涉從原始 社會轉變成現代化工業社會的過程,中間包括更為分化與複雜的社會結構。有些 現代化理論學者認為,在經濟高度發展之下,只有民主體制可以提供政權合法 性。知名學者 Samuel P. Huntington 在第三波一書中對於民主轉型前威權體制的 分類。台灣、俄羅斯與中國皆屬於一黨專制的類型,台灣與俄國民主轉型啟動時 間幾乎都在 1990 年代左右進行,但發展狀況完全不同,反觀中國卻依然維持威 權體制。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台灣在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經濟不再 快速發展,中國卻成為全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而俄國在 90 年代轉型 初期階段經濟發展停滯,甚至於倒退,這幾年在普丁總統的領導之下,自由程度 雖然倒退,但經濟發展快速穩健,被列為金磚四國之一。因此,台灣、俄羅斯與 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尤其時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值得深入比較分析。

「台灣、俄羅斯與中國現代化之比較-政治、社會與經濟層面之分析」為三 年期跨國合作的學術研究案,透過俄羅斯與台灣學者對於這個主題的對話,提供 不同視野的分析角度,瞭解這三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在多重因素的影響 之下,諸如:歷史背景、文化特色與民族特質等,所面臨到的問題也不盡相同。

政治上,俄羅斯與台灣雖屬於民主體制,但都面臨到民主品質如何進一步提升的 問題;中國雖然仍維持威權體制,但面對要求民主的世界潮流,中國也似乎被迫 採取一些對策來因應。經濟上,中國目前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快速起飛的經 濟,也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婦女地位、民族平等等隱憂。本研究匯集 了許多台灣與俄羅斯學者針對此議題的觀點與看法,研究成果可成為台灣、中國 與俄羅斯比較現代化研究之先鋒,能夠引領更多優秀學者在這個領域上繼續努 力。

關鍵詞:現代化、台俄研究、俄羅斯、中國、台灣、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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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ization, borrowed from sociology, refers to the process that a society transforms into an industrial society from an original one. Such modernization involves much more diverse and complicated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Some of modernization theorists propose that only democracy can provide the legal basis for owning the political state power under a highly developed economy. While both Taiwan and Russia started a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nearly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of 1990s, that have developed into completely different patterns. However, China has still remained as a one-party rule state till now. From another view, Taiwan economy has no longer grown swiftly since the year of 2000 when a change in the ruling party occurred. Contradictory, China with one-party rule system is one of the most currently growing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lthough the Russia economy was once backward at the first beginning of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it has been steadily growing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Russian President Putin even at the cost of freedom. Russia is one of the so-called Bricks states. Hence, this research has investigate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aiwan, Russia and China,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its further impacts on political issu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tus via comparative studies.

Our project is sponsored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for three years. We have understood the problems faced by Taiwan, China and Russia during modernization process because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nation’s peculiarity, In political aspect, though Taiwan and Russia are democratic countries, however, they both encounter the problem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The project has collected many outstanding viewpoints from Taiwanese and Russian scholars. The research findings could be the pioneer in Taiwan-Russia research field and attract more scholars working in this fiel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Modernization, Taiwan-Russia studies, Russia, China, Taiwan,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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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現代化是一個從社會學借來的辭彙,其原先指涉從原始的社會變成現代化工 業社會的過程,中間包括更為分化與複雜的社會結構。當現代化應用到政治生活 的時候,是指從部落酋長統治,經過動亂的轉變階段,演變為由現代官僚所形成、

各種政治制度發展與民族國家的建造的過程。1此外,經濟發展會帶來民主是現 代化理論的典型思路。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降,論者認為經濟發展會帶 來社會劇烈變遷、價值多元化,以及用民主制度整合各種利益的要求。他們之中 多數強調經濟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間的關連性,認為先進科技與資本主義社會的 多元文化要求,將會導致一個多元、民主的政治體系。有些現代化理論者認為,

在經濟高度發展之下,只有民主體制可以提供政權合法性。2而流行的理論認為,

政治現代化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政治威權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分化和政治 參與的擴大。但有學者認為,在這三個方面中,只有“參與的擴大”才是現代政體 不同於傳統政體的最重要的標誌。以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伊斯頓

(David Easton)、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等為代表的現代化研究的政治 學方向則認為,政治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核心,現代化最顯著特徵是國家政治 制度的現代化。國家的政治體制、民主制度演化與變遷是該研究方向的支撐點。

然而,政治現代化涉及的面向不可能僅限於政治層面,必然包括經濟、社會,甚 至於文化等各種層面的變遷。

二十世紀末期,人類政治史上最特殊的政治現象之一,就是所謂「第三波」

(The Third Wave)民主化的浪潮襲捲全球。3第三波民主化自從1974 年在葡萄 牙展開之後,至今已經超過三十年。相較於1974 年時,全球只有 39 個民主國家,

在著名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於 2006 年底公布之世界各國自由調 查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全球 193 個國家之中,「選舉式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y)共有 123 個,其中包括了 90 個「自由民主國家」(liberal democracy),

同時也是自由的國家;其餘33 個國家則被評定為「部分自由」。4其中,台灣與 俄羅斯都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時,從威權或極權政體走向民主政體的國家,但 是兩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卻有截然不同的結果。前者雖然荊棘滿佈,卻繼續往民 主鞏固的方向發展;後者雖曾曙光乍現,但卻面臨民主崩潰的挑戰。而造成新興 民主國家之間民主發展不同的原因,乃是一項值得深入研究的議題。然而更値得

1 現代化這個名詞也被引起學術爭議,其被批判為是根源於西方社會與政治理論家(如馬克思與

韋伯)的創造。批評者認為,為何非工業國家一定要照現代化的模式前進,這又有何證據支 持?這種批評也就是將現代化此一名詞當成是西方「智識上的帝國主義」,而智識上的帝國主 義是與全球資本主義掛鉤的。參見 Frank Bealey,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Science.

(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p215。

2 楊穎超,〈現代化典範與中共民主前景:第四條道路〉,《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三期,2007

年 9 月,頁 153。

3 請參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3~26.

4 請參見 Arch Puddington, “The 2006 Freedom House Survey: The Pushback Against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8, N.2, April 2007, pp.125~137.

(5)

注意的是,近年來中國大陸雖然經濟發展快速,但威權體制依舊,自由程度被列 為次低等級,僅比北韓、古巴、緬甸等這些最不自由的國家稍微好一點而已。(台 灣、俄國、中國自由程度變化列如下表)

台灣 俄羅斯 中國 自由等級

政治 權利

公民 自由

政治 權利

公民 自由

政治 權利

公民 自由

台灣 俄羅斯 中國

1995 3 3 3 4 7 7 部分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1996 2 2 3 4 7 7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1997 2 2 3 4 7 7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1998 2 2 4 4 7 6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1999 2 2 4 5 7 6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2000 1 2 5 5 7 6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2001 1 2 5 5 7 6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2002 2 2 5 5 7 6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2003 2 2 5 5 7 6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2004 2 1 6 5 7 6 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05 1 1 6 5 7 6 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06 2 1 6 5 7 6 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資料來源:歷年變化的記錄由作者自行整理自Freedom House 網站,March 28, 2007,

<http://www.freedomhouse.org>。

依據 Samuel P. Huntington《第三波》一書對於民主轉型前威權體制的分類,

台灣、俄國與中國皆屬於一黨專制體制的類型,台灣與俄國民主轉型啟動時間 幾乎在一九九○年代同步進行,但發展狀況完全不同,反觀中國卻威權體制依 舊。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台灣在兩千年政黨輪替以後,經濟不再快速 發展,但中國卻是全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而俄國在九○年代民主轉型 初期階段經濟發展停滯,甚至於倒退,但在這幾年普亭總統領導之下,雖然自 由程度倒退,但經濟發展快速穩健,而被列為全世界所謂的金磚四國之一。因 此,台灣、俄國與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尤其是政治、經濟、社會層面,値得進 一步作深入的比較分析。

如果把理論用於分析中國與俄羅斯等共產國家的政治變遷,就會指出共產 的意識形態會隨著革命元老的故去而逐步失去效果,代之而起的是經濟發展的需 求,因共產制度無法滿足經濟發展必要的多元性,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終會 逐步向多元化與自由化轉型,此即所謂的「發展對烏托邦」(development vs.

utopia)5(Lowenthal, 1970)

5 Lowenthal, Richard , “ Develompent v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In Change in Commu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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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中國的民主前景時,美國學者Gorden White(1993)之《騎虎難下》

(Riding the Tiger)6,便認為缺乏經濟發展會阻礙民主,然而快速的經濟發展卻 可以開創民主的契機。中國之經改已經造成社會分化、中產階級興起、民間社會 力量日益茁壯,長期而言,她對中國走向民主抱持樂觀的看法。Wang Yanlai(2003)

也是以偏向該理論假設的樂觀角度出發,從國內外、意識形態、公民社會、憲制、

以及經濟環境對菁英與制度的交互影響分析,認為中國在以上幾個環境中都往民 主方向轉變,他並以1990 與 2000 年的抽樣問卷調查了上海、江蘇、浙江人民的 態度後指出,私營企業主未如過去文獻所預期,為民主的反對者,而是在問卷中 呈現具有相當民主素養的傾向,因此經濟發展的確改變了中國,使其朝向越來越 民主的未來邁進。

6 White, Gorden,,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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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目的 第一節 跨國研究的價值

台灣、俄國與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值得一探究竟並加以比較的重要性,在於同 屬於一黨體制變遷的各種不同類型,台灣在民主化前國民黨的統治普遍被列為準 列寧主義黨國體制的類型,在杭廷頓民主轉型前威權體制的三種分類中(一黨 制、軍事政權、個人獨裁政權)被歸類為一黨體制的類型。7而台灣在民主轉型 過程中被歸類為杭廷頓所謂的變革模式8,因為1996 年舉行攸關民主判別標準的 第一次總統大選時由當時的執政黨候選人李登輝當選,然而,兩千年舉行的第二 次總統大選就由反對黨推出的候選人陳水扁當選,這在亞洲顯得非常特殊,因為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直到今日的民主發展歷程大致上仍然維持由自民黨一 黨獨大之下派系競爭的民主體制。當然,俄國與中國更是列寧主義黨國體制的典 型。俄國在1980 年代戈巴契夫實施改革開放以來,由葉里欽領導實現從威權或 極權主義體制轉型為選舉的民主體制,但卻因為沒有地方自治經驗,亦缺乏長期 的選舉經驗,加上經濟崩潰的危機,致使普欽上台之後,實施鐵腕統治,雖然經 濟穩定成長與發展,但卻也造成原來的民主體制崩潰為威權體制。反觀中國,自 從1978 年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成長與發展,但政治體制從未發 生根本上的變革,包括1989 年發生六四天安門鎮壓學生運動事件。

從現代化的理論比較觀察台灣、俄國與中國近年來一黨體制的政治變遷過 程,並由雙方學者首度攜手合作進行跨國研究,不僅先瞭解台灣、俄國與中國三 個國家憲政體制中行政、立法、司法體制的異同,進而探討三國選舉制度、政黨 制度與媒體角色的差異,甚至於分析市場經濟與政治變遷,以及公民社會在不同 國家所扮演的角色,相信皆能凸顯本項跨國合作比較研究的特色與重要性。

第二節 台俄跨國研究

從當時擔任政大社科院院長的高永光教授帶隊訪問莫斯科大學,簽訂學術合 作計劃以後,根據一個月來我方與俄國方面研究學者密切用e-mail 溝通,雙方達 成共識,本項研究計畫的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俄方來信想了解台灣:

1. 為什麼一黨獨裁會被多黨體制所取代?到底有那些因素?台灣社會那些力量 支持這種民主變遷?

2. 那些政治、社會因素造成國民黨的分裂,以至於失去執政權?

3. 為什麼國民黨 2000 年、2004 年總統大選皆失敗?國民黨的社會、經濟政策 為何?這兩次選舉為何失去人民多數的支持?國民黨分裂狀態對於台灣的言 論自由,及其他民主自由有何影響?

7 Samuel P.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110

8 杭廷頓認為第三波民主化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變革(Transformation)、替換

(Replacement),以及移轉(Transplacement 或 Ruptforma)。參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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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陳水扁為何能在 2000 年、2004 年總統大選獲得多數支持?他的社會、經濟 政策為何?他的社會、經濟政策與國民黨有何差別?社會對於陳水扁所做的 這些改變有那些反應?陳水扁又如何面對這些反應?

5. 國民黨一黨獨大時經濟發展表現較好,但為何民主化後形成多黨政治,經濟 成長反而趨緩?

6. 台灣有無「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如何面對政府的權威?台灣政府有否限制 公民社會的情形?

(二)我方想了解俄國:

1. 為何普亭(Vladimir V. Putin)總統上臺後,經濟發展變好,但卻從選舉的民 主倒退回威權體制?

2. 從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M.S. Gorbachev)改革開放,經過葉里欽(Boris Yeltsin)的民主轉型時期到現在普欽的鐵腕執政,其社會、經濟政策有何變 化?這些變化對於政治變遷有何影響?

3. 為何俄國一直沒有形成穩定的政黨體制?

4. 為何從戈巴契夫到葉里欽總統競選過程都找不到強而有力的競爭者?

5. 一黨獨大的體制對於人民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媒體自由及其他自由人權有 何影響?

6. 為何俄國民主轉型時期所形成的公民社會在普亭總統執政後輕易被收編?

(三)台、俄雙方想共同了解中國:

1.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為何經濟發展成長快速?

2. 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後,公民社會是否形成?

3. 共產黨一黨專制體制的領導是否在經濟快速成長後受到挑戰?

4. 共產黨堅持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之下一黨專制的必要性如何權力集中所造成的 腐化問題?

5. 中國的政治繼承是否愈來愈制度化?非自由民主制度之下的政治競爭,其政 治領導的正當性是否終究會受到挑戰?

6. 一黨制之下文人領軍的情形與民主國家的文武關係有何不同?

總體而論,本國科會計畫的執行內容共分成四部分:

1. 俄羅斯現代化過程(俄方)

2. 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俄方)

3. 台灣的現代化過程(台灣)

4. 分析比較三國現代化過程的共同點與等性,並作預測(台、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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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

(一)中文部份

1. 在台灣研究俄國與中國最著名的學者為吳玉山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列舉如下:

(1)《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產政權的比較》,東大圖書,1995 年出版。

從1970 年代末期以來,共產主義國家的內部發生了巨大的變動,影響了全 世界。1917 年俄國的十月革命開始,共產世界的興起與迅速崩解都是令人目不 暇給,也是廿世紀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在短短兩年內,東歐與蘇聯的共黨政權宛如骨牌效應般倒下,蘇聯亡國崩解 成十五個獨立的國家。雖然共產世界的老大哥蘇聯已經垮台,然而亞洲依然存在 共產政權的國家,中國大陸、越南與北韓的共黨政權在舉世的民主浪潮中屹立不 搖,絲毫不對社會要求政治開放的壓力屈服,亞洲的共黨政權形成迥異於東歐與 蘇聯的政治變革。

在吳玉山這本書中,提出了「改良式的功能理論」來分析蘇聯、匈牙利、中 國大陸,和越南四個共產政權。這個改良式的危機途徑,解釋了不同共產主義國 家的危機背景、改革策略和菁英對策足以決定了它們不同的命運。

本書是以比較政治的研究途徑來研究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尤其是 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發展,作者將時間定在1989 到1991 年幾個重要的共產國家 所發生的劇烈政治變動,目的是發展出一個一般性的理論,來解釋為何歐洲的共 產政權在維持數十年的高度穩定後,會在1989 年一夕崩潰?為何1989 年的「革 命」在歐洲發生,卻沒有在亞洲發生?而亞洲的共黨政權如何能獨自抗拒市界的 民主潮流?中國大陸-越南式的共黨政權與北韓的共黨政權究竟有何不同?他 們抗拒民主化的前景又如何?

本書一共分成六章,第一章是緒論,簡單說明作者的研究背景、動機、研究 方法與目的。第二章則檢討有關共產主義國家政治發展的文獻,提出現存理論的 困局。第三章提出危機途徑的分析架構,並標明八種共黨政權的發展路徑。第四 章則是用危機途徑的理論檢驗蘇聯崩解的過程和匈牙利的民主改革。第五章探討 中國大陸和越南的政治變遷。第六章是總結。

書中選擇四個國家,蘇聯、匈牙利、中國大陸、越南,分別代表了共黨政權 變遷的重要類型。作者利用透過這四個國家的政治發展來驗證改良式危機理論的 有效性,這個理論將宏觀的社會條件與微觀的菁英策略融為一爐,提出一個政只 發展的路徑圖,發展出一個具有廣泛適用性的理論架構。也可以理解蘇共與中共 走向完全不同的改革之路,是因為兩國在改革戰略上有很大的部份是由該國的政 治經濟環境所決定的,而戰略所造成的影響卻何各國的危機背景有所關聯。

因此本書不僅提供幾個重要的共產政權的政治發展過程與因素,也建構對共 黨政權理解的理論途逕,對要瞭解或研究共黨政權的人而言,是相當適合的。

(2)《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正中書局,1996 年

(10)

出版。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衰弱和崩潰帶來了中國大陸的改革與開放、蘇聯的解 體、冷戰的結束和德國的統一。對全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脫離社會主義 的國家,經濟表現卻有極大的差異。吳玉山在這本書中,分析了中國大陸的「社 會主義經濟改革」、蘇聯的「重建」和波蘭的「震盪治療」。其中發現財產權的 結構和政權形式決定了經濟轉型的表現。經濟轉型的成功或失敗對政治體制會產 生重大的影響,轉型結果會關係到人民生計、共黨政權崩潰與否、民主制度能否 確立、冷戰會不會重新開始,牽連著全世界。尤其大陸與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轉 型,顯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

(3)《俄羅斯轉型1992-1999 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五南圖書公司,2000 年 出版。

俄羅斯是一個轉型中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在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九年葉爾欽的 統治時期卻一直無法擺脫經濟困頓、政治不穩的局面,究其原因為何?吳玉山在 此書中,提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解釋,是由於俄羅斯政府夾在國會和國際金融 組織之間、政策搖擺不定,結果造成遇到選舉時期改革就會倒退,而在兩次選舉 之間的改革就得以推動。經改週期和選舉週期形成了反向的循環,這即是俄羅斯 政經局勢動盪不安的最重要因素。此書採新制度論的研究途徑,對於半總統制、

政經週期、私有化、金融風暴的討論,同為轉型國家的台灣與之有密切的相關性。

值得我們深入去探究。

(4)《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徐斯儉、吳玉山主編,五南圖書 公司,2007 年出版。

步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大陸,秉持著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又學習了東亞鄰 國的發展經驗,展現出快速成長的崛起氣勢,著實讓世界驚訝欽羨。但另外一方 面,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官員貪腐橫行,到處充滿著不公與不義,給中國大 陸的黨國體制帶來了莫大的挑戰。而中國將如何因應蛻變?此書的作者群依序分 析了社會向黨國提出強烈的憲改要求、第四代領導的民主形成集體決策機制、中 共菁英的政治繼承比蘇共更為制度化、軟紀律約束限制了貪腐的改革、中央權力 交替之中出現了政治經濟循環、中共已經成為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等內涵。

從政權的內部運作、中央地方菁英的互動、不同面向的政策後果,清楚地勾勒出 黨國蛻變的軌跡。

2. 林永芳教授長期關注俄羅斯民主化問題,出版多篇論文,例如"Russia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Transition," Russia and the Asian-Pacific Region(2004),

"Civic Engagement in Russia's Democratic Transition,"(2003),"俄羅斯的政黨體 系與民主化,"(2003)"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Russia,"

(2003),"The Origins of the Social Forces of Russia's Transformation,"(2003)

等論文與本計畫各議題皆有相關性。

根據林教授的研究指出,俄羅斯二十年來的民主重建,一路走來,始終在歷 史傳承的獨特國情與自由、民主、人權、正義等普世價值之間、在官僚組織利益

(11)

與行政效率的取捨之間、在憲政制度與個人化的統治之間徘徊。非正式的權力運 作,一直是俄羅斯高層政治的常態,尤以領導階層的更迭與幹部的替換至為明 顯。換言之,人治向來凌駕於法治之上。普丁以中央集權的手段,來提升執政效 能,處理葉爾欽的遺緒,進而鞏固其領導階層。相較於歷任領導者,普丁政權看 似鞏固,國家與制度再度支配集體行動者的策略選擇與互動,但礙於定期選舉與 憲法上對於總統任期的限制,暗潮洶湧的政治接班問題終將浮上檯面。屆時,缺 乏民主共識的官僚體系,社會力量的動員與否,以及少數族裔的國家認同問題,

都將是民主發展的變數。(普丁的政治權威與領導階層,NSC94-2414-H-004-004)

上述初步結論對於本計畫最終回應到俄羅斯台灣的民主轉型與現代化過程 的比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外部參考。

3. 趙竹成近年的研究重點在俄羅斯憲政體制,選舉制度的變化。91 年度由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的角色及功能—俄羅斯聯邦及聯邦主 體之憲法衝突」是以俄羅斯聯邦和其聯邦主體間的主權衝突為觀察點,分析俄羅 斯聯邦憲法法庭的組織,運作方式及其在政府中角色的功能的變化。92 年度由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俄羅斯聯邦選舉制度及選舉行政機關的研究—以2003 年國會選舉及2004 總統選舉作分析」其目的在了解俄羅斯這個新興民主國家的 操作程序。94 年度由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政治衝突、族群認同與地緣政 治--以「境外俄羅斯人」為中心的分析」(NSC-942414H004041)。說明由「境 外俄羅斯人」為中心所環繞的不單單是一個離散的民族在成為少數族群後如何面 對未來生存與認同選擇的課題,更牽涉到911 後,世界體系在趨向單極的過程 中,各個區域仍舊有著地緣競爭的衝突。而在這個衝突過程裏,少數族群常成為 為超越內政性的外交新課題。這個現象在前蘇聯境內發生某種情況甚或也反映在 台灣近年的政治社會問題上。

上列研究計畫包括以俄羅斯民族問題的角度作切入了解中央與地方分權的 爭議,以及衍生出的憲政設計和民主操作以及族群關係的課題。

95 年度及96 年度由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俄羅斯聯邦的政治發展-由 文化現象到制度設計的觀察」(95-2414-H-004-063-MY1/MY2),以俄羅斯政治 文化的本質及進行的制度變革為中心,了解自2001 年起,俄羅斯在憲政體制上 的變化,包括聯邦體制中的中央與地方分權的推移,聯邦主體的整併,延續2007 年關於選舉制度的變革對於新的國會生態與政黨政治的影響。其核心議題圍繞三 個部分:一、俄羅斯當代政治文化的本質問題,二、俄羅斯憲政制度變革的特點,

以及三、文化因素與制度設計交互影響下的俄羅斯政治發展可能性。基本架構承 接歷年來對俄羅斯憲政體制的研究,跨越到2007 年第五屆國家杜馬依照新的選 舉法產生之觀察,以了解俄羅斯在後普亭時代其政治發展的可能性。

根據趙竹成研究的初步結論指出,俄羅斯民眾對於「法律及憲法的最高性,

政府及社會的守法性」,「權力分立,行政、立法、司法的獨立」,「私有財產 的不可侵害,企業自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牽涉到民主的本質部份幾乎都 是悲觀的認知,而「自由、獨立的大眾傳播媒體」也不是太樂觀的面對。我們觀

(12)

察到俄羅斯聯邦的政治文化中一直存在著三個重要現象:1、總統的角色超越所 有政治主體;2、民眾對國家權力分立原則認知模糊;3、民眾對國會與政黨期望 的薄弱等項,某種程度上就是看到普亭不斷的強化中央權力,對日後俄羅斯政治 進行個人意志安排的根本因素。一個良善的制度設計在這種政治文化氛圍下如何 確保,在俄羅斯確實是一個艱難的課題。

4. 李酉潭對於台灣、俄國與中國現代化相關的比較研究最近有兩篇TSSCI 論文 出版,分別為:

(1)、發表於2006 年12 月《問題與研究》期刊的〈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與俄 羅斯之觀察(1995~2005)〉一文中指出:台灣與俄羅斯都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 潮時,從威權或極權政體走向民主政體的國家。然而,兩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卻有 截然不同的結果。該文的主要目的,乃是在探討1995年至2005 年之間,台灣與 俄羅斯在民主發展上的異同。不僅以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的模型,深入比較台灣 與俄羅斯民主化進程之差異;而且更進一步提出台灣邁向民主鞏固與俄羅斯發生 民主崩潰的觀察。結論部份並引述學者Kathryn Stoner-Weiss 在「缺乏權威的威 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without authority)一文之所指出的:民主與威權主義的 區別主要是前者透過一套機制來對人民負責;而不民主的體系必然會訴諸特殊的 方式來淘汰不適任或貪腐的官員。造成俄羅斯無法治理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國家 步履蹣跚的民主,而是虛弱、貧窮與制度化不足所造成的。其解決之道乃是普欽 應該建立一個比之前的領導者在位時更擴大的民主與更深入的制度化。7

(2)、在最新出爐(2007 年10 月) 的《遠景季刊》中發表〈台灣民主化經驗與中 國未來的民主化—以杭亭頓的理論架構分析之〉論文,此文藉由杭亭頓的理論,

來分析臺灣民主化的經驗並探討中國未來民主化的可能。其中,相當重要的發現 為:第四波民主化是否可能在中國發生,必然取決於政治領導,因為「經濟發展 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

5. 鞏君慧,〈俄羅斯現代化道路的「西方化」情結〉,《唐山師範學院學報》,

第28卷第1期,2006。

文章述及俄羅斯現代化自彼得大帝開始至今已走過300多年的歷程,在這漫 長的現代化進程中,俄羅斯始終處於歐風西雨的浸潤下。俄羅斯歷史上的數次改 革都是向西方學習,按照西方的樣板進行的。「西方化」情結在俄羅斯現代化道 路中揮之不去的緣由既有地理因素的制約,又有歷史因使因素和現實因素的影 響。但是,「西方化」在俄羅斯卻一次次地遭到碰壁與失敗,它給俄羅斯現代化 和俄羅斯社會歷史發展造成了十分深遠的影響與後果。俄羅斯現代化與西方化值 得反思。

6. 唐元松,〈中西方政治現代化理論研究綜述〉,《社會科學論壇》,2008。

政治現代化的研究最早起源於西方。大約在20世紀20年代起,西方學者開始 從政治現代化的內涵、特徵、評價標準、動力來源、必備條件及其階段劃分等方 面入手,多角度進行了研究,形成了一套理論體系。中國學者對政治現代化的研 究起步較晚,在研究路徑上與西方類似,但大多把政治現代化作為現代化的一部

(13)

分進行研究,並對如何建構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現代化進行了分析論證。

(二)英文部份

1. Different paths to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and China: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uthor(s): Buck T, Filatotchev I, Nolan P, Wright M

Source: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35 (4): 379-400 WIN 2000

俄羅斯的經濟改革被描述成「震撼治療」,因為迅速的工業私營化、價格自 由化和政治體制的民主改革同時進行。不過,震撼治療導致內幕者掌握了許多外 國投資及生產公司。相反地,中國「漸進式改革」,沒有私營化或者顯著的民主 化,但增進外資企業協助改革國有企業。

這篇文章主要是對比俄羅斯和中國的改革道路,以及追溯外國國內投資

(FDI)的結果並做出解釋。

2. “Reform and openness” –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ave delayed democracy Author(s): Mary E Gallagher

Source: World Politics. Baltimore: Apr 2002. Vol. 54, Iss. 3; pg. 338

大多數解釋民主化的理論認為經濟的改變是政治自由化的先驅,經濟危機或 迅速的經濟增長都是主要原因。相反的,共產黨在沒有失去政治權力之下,已經 抽離出社會主義社會契約都市的工人階級。

而且,中國在沒有明顯的政治自由化下,保持超過二十五年快速的經濟成 長。透過分析中國與東歐和俄羅斯比較,以及跨時間把中國與其他高發展的東亞 的經濟學比較,來檢視中國1978 年改革政策。

中國能改革經濟而沒有犧牲政治權力,是因為它對外國直接的投資(FDI)

一連串的自由化。

有二個比較分析重要的變數︰中國所有權的多樣化模式和中國式的整合模 式進入全球經濟。這篇文章將這兩個變數與不改革開放下經濟的成功相結合,尤 其是FDI 自由化如何影響勞工和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改革和開放」加強導致中 國減弱市民社會(特別是勞工),以及延緩政治自由化。

3. China and Russia: 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wo nations Author(s): Weede E

Sour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9 (4): 343-364 OCT-DEC 2003 在70 年代後期,在蘇聯和中國之間的經濟規模比率是 4 比 1。2001 年,俄 羅斯和中國之間的比率少於1 比 4,如果包括香港,甚至少於 1 比 5。

雖然蘇聯的瓦解貢獻了經濟力量,國內的因素的反而更重要︰中國的去集體 化農業和一個不願意改革的俄羅斯;建立小鎮鄉村企業的中國和極弱的中小企業 部門的俄羅斯;經濟開放和保護市場的中國和有限的參與全球化及干擾主義的俄 羅斯。

雖然俄羅斯在國營企業私有化過程比中國快速,但官員的偏好及法規或職務 的弱化使得這些潛在的俄羅斯優勢無法發揮效果。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和特徵可 能會協助成長的太快而不適用於俄羅斯。

(14)

即使當中國還有機會因為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影響,達成民主化的前景。由 貿易中國可能變得繁榮,最後民主歸根結底。在中國、俄羅斯之間,和西方是可 以想像的。

4.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Author(s): Jonathan Brunstedt

Source: The Journal of Russian and Asian Studies

雖然後現代主義概念西方在 1970 年代已開始使用,俄國是 1990 年代初才使 用,就像其他許多流派的稱呼借用西方一樣,後現代主義概念也是如此,實質上 它是一種深刻的俄國現象,現在已是到了認識這種令人詫異的事實的時候了,並 坦言「俄國乃後現代主義家園」中亦云,後現代主義在俄國發展起來,首先是基 於俄國文化遺傳的變體、反全球化的訴求、本土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等原因。

5.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Since 1985 Author(s): Alexandra Denton

Source: The Journal of Russian and Asian Studies, 2006

1985 年戈巴契夫提出了幾個仿效西方自由主義的概念:「開放政策」、「改造」

及「民主化」,對蘇聯造成很大的影響。俄羅斯獨立之後,長久以來一黨專政的 政治文化告一段落,俄羅斯出現許多政黨及團體,國家的局勢有所不同。

1993 年的憲法確立了俄國的多黨制,俄羅斯的政治多元化,為國內帶來一 片新氣象。葉爾欽執政時期,提倡自由民主的民主派政黨支持政府的改革。民主 派政黨延續戈巴契夫引進自由主義的概念,主張俄國應向西方看齊,提倡國家仿 效西方式的改革。但改革的結果不如預期,也影響到右派政黨的支持度。雖然今 日俄國國內有許多政黨,但惟有執政黨有影響力,俄羅斯沒有有力的民主派政 黨。在俄羅斯獨立初期對國內改革有極大影響力的民主派政黨,今日在俄國杜馬 中勢力單薄,在國內影響式微。

6. Russian Media and Democracy under Putin Author(s): Emy Wangborg

Source: The Journal of Russian and Asian Studies, 2004

俄羅斯大眾傳播媒體的功能與運作模式,隨著蘇聯解體與民主轉型,有著重 大的改變。然而,普丁政權藉由「愛國主義」和「管理式民主」,對俄國傳媒進 行控制,從新聞自由的角度來看,此舉造成了俄國民主的倒退。

普丁藉由國家控股公司、大眾傳播媒體法,以及限制國外媒體等手段,達成 媒體國家化的目標。雖然電視深受俄國人民喜好與信賴,但是多屬國營電視台。

作者分析了政治對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尤其是電視台在處理俄國總統大選及對 於反恐怖行動的新聞及議題設定上,均可看出克里姆林宮高層所操作的痕跡。

7. Going East: Russia’s Asia-Pacific Strategy

Author(s): CSCAP - the Russian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c

Source: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No.4, 2010

(15)

俄羅斯在普欽總統強勢作為的領導之下,使得其國家從經濟蕭條、政局不穩 定與外交發展受侷限等問題中,得以蛻變成為重新崛起的大國。而中國是俄羅斯 重要的鄰國之一,從經濟面向的分析觀察,中國更是國際上重要的新興市場,從 政治面向觀察,中國亦是國際上逐漸擴展影響力的大國;因此筆者研究俄羅斯的 對外經濟戰略,是以普欽總統時期作為分析的時間範疇,而以中國作為分析的目 標國。

俄羅斯對於與中國進行的政經合作,是以其國家利益為考量,而其國家利益 是以國內經濟發展為原則,並擴展國家在亞太地區的勢力,以實現普欽的東西方 平衡外交策略;而俄羅斯對中國的經貿發展事務上,是有著多重因素考量,筆者 從俄羅斯亞太政策、全球化影響、俄羅斯能源優勢與俄羅斯遠東地區發展等戰略 思維,歸納成系統性政策思維的整理與論述,並將以上綜合陳述,作為解讀俄羅 斯對中國的經濟戰略。

(三)俄文部份

1. 米羅諾夫,〈現代化模式中的俄國與西方〉,《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第46 卷第 6 期,2006。

近 1000 年以來,俄國作為一個歐洲國家在發展,並且這種發展的歐洲趨勢 一半是自發的,一半是國家和社會有意識努力的結果。接受基督教後,社會進化 的共同因素-宗教、地理環境和共同的人類學祖先是俄羅斯人和歐洲其他民族所 共有的。在當代,俄國的民族傳統和價值觀與西方的差異不是表現在質上,而是 表現在量上,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俄國與西方在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面的 相似。但是,與西歐國家相比,俄國經歷的這些過程要晚,因為俄國處在另一個 時間段上,西方和俄國之間存在著時間滯差。國家產生後,俄國飛速發展,因此,

俄國和西方之間的差距在縮小。在俄國國家建立的初期,這種滯差大約是 300 年;1000 年後,也就是 20 世紀初,這種滯差是 50-100 年,當然,這取決於和哪 個國家相比;而現在,這種滯差是一兩代人。

2. 阿爾辛季耶夫、多連客,〈關於俄羅斯現代化的若干問題〉,《吉林大學社 會科學學報》,第48 卷第 6 期,2008。

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或採取改革,或通過革命的方式。與西方不同,

俄羅斯屬於外源性的現代化,其發展道路獨具特色。21 世紀初俄羅斯現代化的 核心問題是俄羅斯的文明和地緣政治選擇,既要接受西方的政治和經濟價值觀,

又要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色。俄羅斯堅持獨特的歐亞主義方向,當代俄羅斯現代化 是非古典模式的現代化,是獨一無二的特殊歷史現象。

(16)

第四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除了採用傳統的歷史研究途徑之外,最主要採用比較研究途徑,分數 說明如下:

(1)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

歷史研究途徑是運用歷史學者的技術,探索特定歷史事件、年代、人物與制 度。該途徑是在研究過去已發生的現象,有系統的將加以描述與分析,並解釋已 發生的當代現象,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有助於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來的一種 方式。歷史研究途徑強調解釋與理解,非僅限陳述而已。而針對爭議較多的因素,

處理方法主要有外部考證、內部考證與綜合研究三種。

總而言之,歷史研究法就是以科學的方法對過去發生的事情加以分析,對史 料做嚴謹的鑑定、批判和解釋。然而歷史途徑研究發與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典範

(paradigm)是不太相同的,歷史研究法偏重質的研究,因此其信度與效度是無 法被量化的。

(2)比較分析研究途徑(comparative analysis approach):

目前,進行各國比較的研究皆致力於達成四種主要的目標。在任何系統性的 比較研究裡,所有這些目標都是共生共存且相輔相成的。然而,何者獲得較多的 重視,端視學者的研究取向目標而定。首先,背景系絡的描述(contextual description)讓政治科學家得以窺知其它國家的輪廓與面貌。分類(classification)

則能降低政治世界的複雜性,進而有效提供研究者「資料載台」(data containers), 其 中 包 含 有 經 織 的 經 驗 性 證 據 (Sartori 1970:1039 )。 此 外 , 驗 證 假 設

(hypothesis-testing)在比較研究中的作用乃是消除涉及特定事件、行為者、結 構與其它相關變因的對比性解釋,以協助建構更為通則化的理論。最後,國與國 間的比以及比較所導出的普遍化通則能賦予研究者預測(prediction)的能力,從 而使其他未包括在該比較研究中的國家,亦能獲致相似的結果,或者藉由目前已 確知的因素推論出未來可能產生的結果。

在尋求有意義的簡化過程中,比較研究者通常會建立許多具概念性的不同分 類,以將為數眾多的國家、政治系統、事件等變項,歸類為各種可資區別並具有 共同特徵的類別。分類可以是簡單的二分法(dichotomy),如威權主義與民主政 治之間的區分;亦可以是更為複雜且得以代表不同政權與政府體制的「類型」

(typology)。如同背景性描述,分類亦是系統性比較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 從許多方面來看,它代表著更高層次的比較分析,因為分類將許多可描述的獨立 分析個體,歸納成較為簡化的類別。此外,藉由發掘不同國家間共同與各自擁有 的特質,分類降低了世界的複雜性。

自一九五○年代起,政治科學家己逐漸嘗試採用比較研究法,以協助其建構 更為完整的政治理論。國與國之間的比較使研究者得以剔除若干相反的解釋,並 且讓導源於特定理論的假設得到驗證。學者採用這種比較分析的方式來界定重要

(17)

的變項,確立存在於變項之間的相互關係,並列舉經過比較的關係,以期建構與 發展概括性的理論。

比較政治研究中最終且最困難的一項目標,就是促使假設的驗證產生邏輯性 延伸。此即以初步比較所得出的概括性通則為基礎,進而對其它國家做出預測,

或者斷言未來的政治結局。對比較政治而言,預測較被視為帶有或然性詞彙的描 述,例如,「施行比例代表制的國家較易於形成多黨制」。在此例中,政治學家所 欲理解的是,當某個國家將選舉制度由相對多數制(plurality)或「第一名過關 制」(first-past-the-post)變更為比例代表制後所可能產生的效應(Hague et al., 1992)。另一個預性的研究問題乃是關於政治現任者尋求連任時所具有的優勢。

根據對過往選戰的經驗性觀察,政治學者得以合理且確切地預測,在任何選舉中 現任者獲勝的機率,都會比非現任的挑戰者來得高(參閱King et al., 1994)。

雖然現今的比較研究者已不若往般地視預測為己任,但仍有若干學者持續以 預測的口吻來表達其觀點。例如,杭廷頓(Huntington, 1996)在《文明的衝突與 世界新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New World Order)一書所做的預測欠缺說服力。反觀維哈能(Vanhanen, 1997)所著《民主 的展望》(The Prospect of Democracy)則提出強而有力的預測性論點。杭廷頓勾 勒出九個足以囊括當前世界人口的主要文化圈相互交接或「牴觸」的地帶。事實 上,杭廷頓的野心不僅止於預期未來在國際間將發生的衝突,他甚至斷言其所提 出的「文明」論述與途徑,較其它對立的論述,更能分析與解釋後冷戰時期的事 件。同樣地,藉由觀察十九世紀中葉至今的經濟資源產出與民主政治萌芽的關 係,維哈能(Vanhanen, 1997: 99-154)得以預測達到某種發展程度的國家或區域 較易於邁向民主政治。

目前,在比較政治的領域中關於比較研究法的討論,與早期研究所呈現的觀 點大同小異(Lijphart, 1971; Collier, 1991; 9-12)。首先,這三種方法皆屬於比較 政治的研究法。過去,李帕特(Lijphart, 1971)將使用量化分析來比較眾多國家 的研究方式稱為「統計」法;另將使用質化分析來比較若干國家的研究方式稱「比 較」法。對於多數人而言,單一國家的研究在本質上不具有比較性,但或許亦能 展現比較的成效。許多這類的研究先採用適合於某些國家的觀念,隨即發展出新 的概念以適用於其他國家,並且進行比較性研究,或是將研究置於比較性的脈絡 中(Sartori, 1994: 15)。

眾多國家間的比較乃是最趨近於科學實驗方法的比較研究法,因為此種比較 法特別適用以測量分析許多國家的整體資料為主的量化分析(Lijphart, 1971)。

雖然亦不乏以質化方法比較眾多國家的實例,例如杭廷頓(Huntington, 1996)所 撰之《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與費勒(Finer, 1997)所著之《政 府的歷史》(History of Government),但大多數比較眾多國家的研究通常亦同時 採用量化的研究法。倘若以此一方法進行比較,則其概念之意涵與定義的抽象程 度勢必較高,以盡可能囊括更多國家於該研究中。比較眾多國家的主要優勢在 於:能夠以統計的控制方法篩檢刪除相反的論述與解釋、提高研究國家的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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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進行強而有力的推論、辨認出現「偏差」的國家或「不適於該模型的案例」。

(19)

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結論

此係針對國科會獎助三年期(2008 年-2010 年)研究計劃「台灣、俄羅斯與 中國現代化之比較-政治、社會與經濟層面之分析」所作之結論。(97-2923-H-004- 001-MY3)本計劃期間,台灣方面研究團隊曾三度前往俄羅斯國家科學院遠東研 究所訪問;其中一次,並順便參加俄方所主辦之學術研討會,台方學者並發表論 文。在此三年期的研究計劃中,台方共有四位學者參加,領域跨及政治、經濟及 少數民族。俄方學者亦於去(2010)年 11 月下旬來台訪問,雙方並舉行一天的 學術研討會。在此三年研究計劃中,雙方探討了很多關於三個地區(俄、中、台)

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成果十分豐碩。申請人亦就此計畫之相關子題撰寫研究成 果,特別是在早期台灣經濟發展及社會發展過程中,土地、國家和資本三方面關 係的描述,均有著墨。台、俄研究團隊三年來之學術研究合作,十分密切且愉快。

雙方都互相學習到彼此的觀點。就人文社會科學類之跨國研究來說,此三年研究 計劃,可以算是成功的例子。目前俄方準備出版專書,而台方亦已出版中文版本 專書。俟雙方專書出版完成後,雙方之合作可謂有了一個完滿的結果。

此次計劃雙方研究人員針對台灣、中國、俄羅斯三國各種不同面向的現代化 進行分析與研究。第一,台灣現代化研究方面,研究人員針對政治發展、國家機 器與國家發展、公民社會、土地改革、十大建設、經濟發展、兩岸經濟等進行深 度的探討與研究;第二,中國現代化研究方面,研究人員主要探討中國的政治體 制及其形成、中共現代化政治思維原則的轉化、台灣模式與走向市場的中國模 式;最後,俄羅斯現代化研究方面,學者們將焦點集中於俄羅斯政治現代化、俄 羅斯與台灣的改革、三國的婦女政治、公民社會,以及俄羅斯與中國的經濟制度 變遷的比較。

首先,我們將提到有關台灣政治、社會與經濟現代化的分析。對於台灣自國 民黨政府播遷來台(1949 年)至今的政治發展,主要是探討台灣的民主化歷程。

似乎台灣走向民主鞏固仍有許多阻礙,但台灣自 1996 年被美國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列入自由民主國家以來,歷經 15 年未發生變化,象徵著台灣 已經走在歷史潮流與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的正確道路。誠如民主化理論 大師Larry Diamond 曾指出的,台灣不管發生多少事情,人民似乎從未有改變民 主體制的想法。9這也就是民主鞏固重要的判別標準「將民主視為唯一的遊戲規 則(only game in town)」,在台灣的落實。最近(2011 年 8 月 24 日),Diamond 更在一場研討會上稱讚,臺灣可說是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的典範。他特別指出:

臺灣的範例說明,一個國家的發展與民主化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輔相成。10

9 Larry Diamond(2009),《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每個公民都該知道的民主故事與智慧》,(林 菀珊譯),台北:天下。

10 內政部規畫,委由臺大政治系承辦的「民主共和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全球視野下的東亞

民主與臺灣經驗」開幕致詞。

<http://www2.cna.com.tw/ShowNews/WebNews_Detail.aspx?Type=FirstNews&ID=201108240048

(20)

台灣的國家機器與國家發展方面,1949 年國民黨政府被共產黨打敗,遷移 自台灣,當時美國政府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撤除對蔣介石國民政府政權的 承認,但也並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說是,一方面採取了放棄國民黨政府 的政策;另一方面,對中共暫時採取觀望的態度。如果沒有1950 年韓戰的爆發,

美國不會協防台灣,也不會對台灣提供美援。台灣可能在1950 年代之初,就會 被中共所侵佔,歷史將為之改觀。

但韓戰爆發,改變了東亞國際局勢,美國支持台灣,台灣生聚教訓,勵精圖 治。蔣介石一方面改造國民黨,一方面採取了安定的政治,全面控制的戒嚴體系,

在安定中求發展。也因為對日抗戰後,中國大陸在1945 年到 1949 年之間經濟衰 敗,蔣介石警覺到經濟成長的重要性。因此政治穩定之下,追求高經濟成長,提 高人民生活水準,成為當時最重要的發展策略。

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思想,又提供了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正當性(legitimacy)

來源,同時,也提供了國家機器強大,政府介入產業發展,以及政府介入市場的 理論淵源。

但是,更值得一提的是,創造經濟發展的政治條件及社會條件,蔣介石在黨 國體制,對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權利予以限制的同時,他也提供了一些舒緩民眾要 求政治、社會權利的出口。

國民教育的全面化,使得民眾得以理解國家政府處境的艱難,一方面願意支 持國家政府,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每一個人平均發展的機會。

同樣地,農村生活的改善,自耕農成為農村的主力,加上地方自治,人民得 以自我管理地方事務,提升人民與地方社區生活以及農村生活的改善,都市化的 發展,都創造了台灣成為一個現代化社會的基礎條件。

而相當重要的是政府採取了非常彈性又正確的經濟發展策略及計畫,成功地 從農業社會,經由輕工業社會,轉變成重工業的現代國家,而以入口替代解決原 物料的缺乏,又適時地適應國際市場的需求,彈性務實地轉變成以外銷出口為導 向的改革,大量地賺取外匯,一度相當長時間,成為全世界擁有最多美元之外匯 的國家。

當然,政府能採取正確而務實地經濟發展策略,也肇因於蔣介石與蔣經國兩 位國家領導人,大量地啟用具有專業知識的技術官僚(technocrats),這些人成為 政府各個部門的領導人,尤其是財經部門,他們大多在美國受過博士的訓練,但 又知曉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優點,在這種背景下,提供了他們做出正確國家發展 的決策。

接著,我們將提及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注意到台灣發展的歷史道路與趨 勢,可以確定的是公民社會在台灣發展的時間並不長。公民社會在台灣的政治生 活中並未扮演任何的角色。因此台灣社會一直從屬於國民黨的政治力量,而且沒 有自治的可能性。由於快速的經濟成長,於1970 年後在台灣出現了公民社會形 成的可能性,出現了除農工以外的新階級-知識份子、企業主、雇員等等。這些 新階級代表形成了各類社會運動、非政府組織與國民黨主政時期政治反對運動的

(21)

基本支持者。

他們解決大部分的社會問題,像是反核能運動、環保、女權保障、消費者保 護。這些引領了社會運動,強迫一般人民將自身的影響力轉移到政治問題上,譬 如,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因此台灣的社會運動和政治組織有著相當緊密的關 係,特別是和主要的反對勢力-民進黨有關。由於這樣關係,社會運動協助民進 黨在2000 年取得政權。然而民進黨取得政權之後其改變了自己的政治主張,撕 裂了與社會運動之間的合作。

提及公民社會,我們有以下看法。第一,基本上中產階級是社會運動的主要 參與者。也就是說社會運動與非政府組織顯現了其對社會構成的影響力,雖然這 個社會構成非常的緩慢。第二,台灣長期以來沒有健全的大眾傳媒。除此之外,

大眾傳媒在政黨和政府方面展現了極大的影響力。因此,在台灣報紙與電視通常 不為「第四權」,而是被強迫去配合政治集團的利益。這樣的現象在台灣被稱為

「傳媒亂象」、「傳媒災難」。這毋庸置疑與民主的真實性相悖。第三,政治問題 是台灣公民社會首要面對的問題。目前為止,政治問題中最主要的是與中國大陸 的問題。這個問題迷惑了台灣人民,並與公民的社會價值混為一談。第四,四年 一次的選舉是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台灣民主到目前為止還 未完全成熟,仍須努力經營。為了更加完善國家的民主,需要健全、獨立的大眾 傳媒、不受政治力量影響、自主的非政府組織與社會運動,不追尋特定的政治目 標,最後,社會思維的變革。若無上述要素,作為民主最重要基礎的健全公民社 會則無法建立。

上述為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的現代化研究,以下為台灣與兩岸的經濟研究。有 關台灣的土地改革與十大建設,我們必須提出一個問題:台灣為何在1970 年代 啟動工業化?以當時的財力物力及人才而言,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國家機器必 須擁有強大的自主性(autonomy)以及能力(capability),否則,很容易因為發 展失敗而引起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反而引起經濟發展遲滯、社會恐慌、政治動 亂。1979 到 1982 年韓國快速投資重工業發展,就導致這種惡果。

台灣的政經發展策略一直是「在安定中求發展」,以及「均富」的政策:一 方面顧及成長,一方面力求所得分配的平均,以免引起貧富懸殊,社會階級對立。

這些都是 1911 年中華民國的創建者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基本理念。尤其孫中 山先生的「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以及引進外資,協助開發,都是土 地改革及工業化得於成功的指導原則。

1950 年代的土地改革,強化了國家機器的自主性。因為,1947 年的 228 事 件,社會經濟菁英多數被捕或殘害,以致於社會沒有強而有力的階級能與國家機 器對抗。農村地主即使心中不願意,也無法無能去串聯其他社會階級。再加上美 援使政府的償付能力加強,國家偏好(state preference)加上能力(capability),

是促使土改成功,把地主引向國家工商企業投資的一種改革。基本上消弭了農業 社會最根本的不安因素,政治穩定,也建立了經濟發展的基石,這就是「安定中 求發展」的策略落實。

(22)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地主,原本就不具有龐大的政治能力及經濟力量,尤 其對中央政治權力,後者完全掌握在戒嚴體制下的黨國機制,以及150 萬以上的 軍公教官僚體系中。因此,1950 年代的台灣,其實只有羸弱的地主,而沒有農 業土地資本家,足以和國家機器對抗。

而土地改革中,黨國機器又有足夠的償付能力,以實物債券,以及四大國營 企業的股票給予地主。然而,地主也無法因此形成商業或工業資本家,也就是說,

黨國機器的自主性及能力,幾乎也沒有來自工商業資本家的挑戰。

1970 年代的重工業發展,其政治背景是 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中華人民 共和國取代台灣的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會員,並為安全理事會的永久常務理事 國)。台灣在面臨國際社會生存壓力之外,以憂患意識,即「退此一步,即無死 所」的氛圍,喚起全國民眾支持政府更進一步的經濟發展。

當然,因為國家有強而有力的能力及偏好,使得國家資本與外國資本得以在 維持自主性下,獲得高度密切的合作,國營企業扮演代表國家資本的關鍵角色,

進而得以扶植本土資本家的發展。台灣在1970 年代的重工業十大建設的發展,

確實形成「依賴-發展」學者Peter Evans 所說的「三角聯盟」(triangle alliance)。

不僅成功地發展國家資本,又塑造了支持政府發展的本國資本家,更成功地引進 外國技術。因而成為新興工業化的經濟體。

1970 年代的經濟發展使黨國機器有能力及自主性,渡過 1975 年蔣介石去世 後的權力繼承危機;1977 年中壢事件政治異議份子第一次聚眾引發的大規模政 治抗爭;1978 年的台美斷交,以及 1979 年的高雄美麗島暴動事件,阻礙了台獨 分立主義運動的發展。

當然,現代化的發展是曲折的、辯証的,1970 年代的經濟發展,使人民生 活好轉,社會新興力量不斷產生,台灣逐漸進入一個多元社會,強烈壓制政治參 與的戒嚴體制,遂在1980 年代受到嚴峻的挑戰,也開始了 1980 年代台灣的民主 化腳步。

對於台灣近30 年(1980-2010 年)的經濟發展,我們可以發現,當 1980 年 代日元開始升值,日本的經濟漸進往下走之際,台灣在1980 年開始發展的高科 技產業,在1990 年代將台灣的經濟帶向另一個高峰。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 後,民主政治選舉的代價卻讓台灣的經濟發展遲緩不進,但反觀中國大陸的經 濟,卻在2000 年後快速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國產值僅次於美國,

外匯存底則為全世界第一。目前的中國大陸是台灣對外投資的主要地區,也是台 灣第一大出口地區以及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隨著國際競爭的日愈激烈與國際分 工的日趨深化,如何善用兩岸經濟現存的互補優勢,採取雙贏的策略,進而再創 台灣經濟的榮景,也許是台灣現階段應思考與努力的方向。

兩岸在經過一個融合的社會,特別是透過經濟合作,再經過安全社會的信心 累積,以及確保和平發展的機制能夠穩定存在,才有可能進入整合的政治社會

(political community)。

政治社會是指雙方沒有政治上的衝突,並不必然意謂著成為一統的國家。但

(23)

是,雙方可以以某種形式成為政治聯合。至目前為止,談得較多的是「邦聯」或

「中華邦聯」,但是具體內容、方法、步驟,以及未來如何運作,由於時間尚久,

較欠缺討論。平心而論,也較難討論。

不過,兩岸之間似可以從學術上加以研究,這是學者能為兩岸貢獻的地方。

也許,未來在政治社會的建構上,正如中國大陸會建立起迥異於西方政黨政治的 民主般,會有某種高度智慧的創造或創新的出現,也不一定。但值得肯定的是,

現階段兩岸的發展,正朝向和平與安全的方向,對兩岸及東亞而言,這是相當樂 觀的發展。

綜上所述,一個現代化國家所具有的現代性(modernity)不單單是經濟發 展而已。以政治發展為例,台灣在解嚴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之後,全面改展了民 主化,成為一個至今被認為完全自由民主的國家。但是,歷經了七次的修憲,也 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在政治發展及政治現代化上面,仍然是問題多多。可見,

現代化的經濟未必等於現代化的政治,而現代化的社會,更不會只因為經濟成長 而達成。

第二部分,我們將提到有關中國政治、社會與經濟現代化的分析。針對中國

的政治體制方面,我們可以觀察到,中國現行的一黨制體系在治國方面有其優 勢:一是長時間的政局穩定,由此能將政戰策略一併延長,這是在定期改選的環 境下難以達成的;二是在各層級由上至下、直接或間接的政治調控機制,意在防 止既定的政策遭到來自他方的阻礙。然而沒有政治競爭的情況下,就客觀來說打 擊貪污以及提昇國家機關的整體效率,難以順利進行。在執行及完成計畫上,因 為主觀因素影響過大,就會產生相對於必須承受的代價,比如說統治高層錯誤的 可能性,以及制衡體系過於薄弱(比如說後毛澤東時期的政策),或者說在實行 特定政策(比如說徹底掃蕩貪污)時政治力量的不足與缺乏等等。在市場條件下,

俄羅斯既有的國家財產若私有化會威脅到官僚利益,相反地在那種一黨制又沒有 政治競爭的條件下,一切就取決於領導高層的政治權勢。

當國家遇到嚴重的社經、政治危機時,就算沒有政治競爭也擺脫不了政黨分 列的危機。政黨可能分裂成擁護自由改革派及回歸基本社會主義派,而後者的支 持者以特定高層和區域領導及相關社會團體、民眾居多。但與此同時,也必須將 中共一黨制中重要特點考慮進去,也就是其有(有必要時刻)動員組織以穩定經 濟、政治社會大眾的歷史經驗。

接著,有關中國政治體系的形成,我們可以於多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討 論發現,在穩定社會、政治穩定之諸多舉措中,最重要者為立法工作,特別是在 涉及與人民每日生活相關之問題時,應遵循「以人民為優先」的原則(例如食品 安全法草案被納入2008 年的勞動條件法),國家機關在同一時間也加強監督法律 執行的情形。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吳邦國在會議中強調,在2009 年,為 了到2010 年完成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要採取決定性的步驟,也就是在 既有的法律體系下做出調整,並完成其餘231 項運行中法案之修正。

富有重大意義的,在主動理性推動政治改革的引導下發展民主與法治,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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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大會報告中強調要注意民主選舉的法律基礎、決議的民 主性、管理及監督的民主性,以及基層人民自治機制的完善。這種改革,根據溫 家寶的說法,必須在三方面進行:發展社會主義式民主並確保人民之權利與自 由;深化司法改革體系與改善社會正義;對於國家機關運作之正當、有效監督。

同時,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中國領導人也不斷強調,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政治改革與西方模式之政治體系的巨大差異,並做出此結論:在中國該項改 革所體現的,是「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與西方模式的權力分立與多 黨競爭之間無共通性,並暗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改革完善之關鍵,最終仍 在中國共產黨之領導。

觀察中共現代化政治思維原則的轉化,我們將焦點集中於中國邁向市場經濟 的道路,如此將不可避免地浮現出一個問題:為何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集團不回 到1970 年代末的蘇聯模式,而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這個問題可從內外兩方面 來討論。首先,必須注意到改革的動力不僅僅來自上層,也來自下層,來自土地 上的農民,農村中出現了家庭承包制。假如沒有農村生產承包制,中國不可能渡 過多年左傾政策所帶來的大飢荒與動盪不安。農村生產承包制本身建立了以農產 品交換城市商品與生產工具的市場,若沒有該制度農民將有可能反抗政府。藉由 該制度漸漸建立與市場間的關係。1970 年代中期之後,蘇聯的政治與經濟出現 了停滯現象,首先反映在科學技術進步的步調上,最終蘇聯還是禁不起西方在軍 備競賽上的競爭而走下了歷史舞台。由於以上這些條件使得中國不能重蹈蘇聯社 會主義模式的覆轍,且中國於此時已擁有核武和人造衛星,這些都顯示了中國將 成為日後強權,且在美蘇兩強對立的情況下,中國仍有機會獲取來自美國的科技 與資金。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究竟是以社會主義建成亦或資本主義,此問題至今仍 很難得到一致的答案。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定義社會主義,其內容因時地制 宜。改革開放期間的中國經濟逐漸自由化,但經濟帶來的效應可能損害社會正 義,2000 年初為了保全政治的上層建築,鄧小平與江澤民主政期間在經濟發展 之餘仍重視國家的社會政策。隨著時代的演進,如同拉美的例子般,中國的中產 階級必須加強自己改變政治體系的力量。但考慮到中國不均等的發展,他已成為 世界大國,中國共產黨統治的60 年歷史中,政治體系已漸漸成熟,憑藉著中華 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傳統,其正邁向世界超強國之路。

對於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另一種形式,我們提出了所謂的台灣模式。台灣模式 有以下優點:台灣社會無危機、「平穩」發展:沒有社會動盪、沒有經濟崩落、

無政變、更沒有對失敗者進行人身報復行為的激烈派系鬥爭…等等。然而,中國 大陸過去半個世紀這類事件則是不勝枚舉,從「整風」運動和到1989 年天安門 廣場事件,期間就有:「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系列活動的整個高 層官員被迫走向政治死亡,由高崗到趙紫陽和胡耀邦。

這半世紀同時間裡,台灣社會進行一系列徹底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步步積累 實力而沒有一次陷落危機中。台灣推動改革沒有出現危機的原因是國民黨領導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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