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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古知新:古代長安佛教的學術性特點 對兩岸佛學研究與教育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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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古知新:古代長安佛教的學術性特點 對兩岸佛學研究與教育的啟示

王亞榮

陜西省社會科學研究院宗教研究所

自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多年以來,日月如梭,滄海桑田,變化之大,古今已不可同日而語。今後,

隨著高科技發展、經濟一體化、資訊化等,變化的速度只會越來越快,地球變得越來越”小”。各 種宗教信仰直面相對,何去何從,千姿百態。面對新的千年,兩岸佛教何去何從?兩岸佛學研究與 教育如何交流、發展?筆者以為,儘管古今有異,佛教的本質是不會變的,追本溯源,溫故可以知 新,借鑒歷史經驗,特別是在借鑒中瞭解古代長安佛教的發展特點,應有所啟發,不無裨益。

大致說來,以唐末五代為分界,中國佛教歷史分為前期和後期。前期一千餘年,是從佛教傳入 到興盛的時期;後期一千餘年,是在前期已經基本定型的基礎上發展和衰落的時期。在前期,特別 在二秦、隋唐時代,長安是這一時期的譯傳中心。長安佛教之最大貢獻就是各個宗派的建立,印度 佛教完成了中國化的進程,完全融入中國社會,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中國佛教在這 一千多年中,充滿了活力,充滿了生命力,若以長安佛教為例,則表現在學術性的特點上。發達的 佛學研究與教育的興盛對長安佛教發揮了指導性作用,而由於長安佛教的地位與影響,進而指導與 促進了全國佛教乃至北傳系統佛教的興盛。

那麼長安佛教興盛的原因何在?

首先,長安佛學與長安文化的關係是魚和水的關係。那麼”水”如何?源頭何在?亦即長安佛 學寄託在什麼樣的文化基礎上?

第一,長安地區有利的文化傳統與氛圍。在自然條件和地理位置的基礎上形成的關中先民的生 產方式、文化風格,與其他地區以本地域傳統為核心而凝聚、昇華的齊魯、巴蜀、荊楚等不同,這 裡的文化主體性不鮮明,沒有所謂的主流文化,在中原文化圈裡也不處於中心地帶。數千年以來,

長安地區處於多元文化結構的狀態,各民族文化雜處,諸種成份並存,培養形成了寬容與活躍的文 化性格。

第二,社會環境方面的因素。長安地區是十三個王朝的京城所在地,周秦漢唐,人文薈萃,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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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交通發達,有比較集中的政治影響和文化影響以及寬鬆的文化氛圍,使印度佛教思想有利於與中 國最深層的文化精神相契合。印度和中國都崇尚和平精神,佛教的大乘思想與以農立國的中國社會 理想一致。因而儘管佛教是外來的宗教,卻得到了大多數王朝的認同與支持。

第三,隋唐時代的國家統一和對佛教的支持。隋代國家統一,給南北分張的中國佛教思想之交 流帶來了恰逢其時的機遇。特別是隋代,隋文帝代周自立不合儒家傳統,更由於承北周苛政之後人 心思安,以及隋文帝個人信仰的原因,支持佛教有歷史的必然性。唐代初期雖有道先釋後的國策,

但仍在”竹分叢而合響,草異色而同芳”1的政治理念指導下實施。例如經典翻譯,隋唐兩代登 給予極高的重視,都作為國家文化事業對待。延及社會風尚,佛教的信仰與佛學的研究得到社會各 界,尤其是文化知識界的尊崇,義學僧被譽為”清流”2。總的來看,隋唐兩代對宗教的態度是 比較寬容的。

誠然,長安佛教的發展並不一帆風順,遭受挫折的個案很多,”三武一宗法難”中的”三武”

源于長安便是證明。但這也說明了長安佛教的活力所在,巨大的挫折並未使其消沉。每次法難維持 的時間都比較短,之後佛學便有新的飛躍,佛教之品位也有質的上升。這種活力與生命力是內在的。

從佛學的發展來看,”三武一宗法難”都處於佛學的低潮期。在這些時期,僧尼的數量異常龐大,

每次法難都沙汰數十萬乃至數百萬出家眾。佛學發展的高潮期,人數並沒有這麼多。儘管有各種原 因,學術素養欠缺導致僧伽素質不高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下面,我們再來考察長安佛教的學術性及其特點。簡而言之,大略可以歸納出下面幾條。

第一,長安佛教的學術性特點首先反映在領袖身上。綜觀長安佛教歷史,西來傳法譯經僧不必 說,中土領風氣之先之僧人莫不為義學大德,從法護、道安到鳩摩羅什,從隋代”六大德”諸”眾 主”到唐代諸宗師,無不一學術造詣精深,集研究於教育於一身,虛懷若谷,甘為人梯,著作累累,

門下桃李成蹊,有極高的成就。這些領袖秉繼承與融會之精神,信仰堅定,學術專一,立身嚴正,

禦下有方,得到了當時社會各界的尊敬,以楷模視之。

第二,研究與教育,互為表裡,圍繞義學大德形成若干學術研究性僧團發揮了巨大作用。在領 袖的帶領下,發揚了集體的智慧。如道安僧團,鳩摩羅什僧團,信行僧團,玄奘僧團,不空僧團等 等,各有導師率領,各自開闢新的研究領域。所謂六家七宗及三論、唯識、律、華嚴、淨土、密,

甚至三階教,皆發軔於學術研究,然後廣布於師資傳授。這些派別的性質,本質上都屬於學術領域。”

宗派”二字,雖有中國特點,並非完全意義上的世俗派別,主要指學術領域之分野。

1 唐太宗《小池賦》,見《全唐文》卷 4。

2 《宋高僧傳》卷4《慧沼傳》記載:“中書侍郎崔湜,因行香至翻經院,歎曰:‘清流盡在此矣,豈應見隔。’

因奏請乞同潤色新經。”(載《大正藏》第 50 冊第 7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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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務真求實,學術性及普及性相結合。包含兩個方面,在理 論上的求實何實踐上有的放矢,應機而施教,普度眾生,在學習印度上,目的明確,法顯、義淨赴 印,為了求律,玄奘西行,意在瑜伽。長安譯傳印度佛學,盡可能忠實于原義。但畢竟中土與天竺 不同,自然條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如道宣創立南山一派,作”南山五大部”之外,認為:”前 代諸師所流遺記,止論文疏廢立問答要鈔,至於顯行世事方軌來蒙者,百無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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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又編寫

《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本》、《章服儀》、《歸敬儀》、《護法儀》、《正行懺悔儀》、《量處輕重儀》等 知識性讀本,對下層僧眾廣泛教化。又敢於開天下風氣之先,作《關中創立戒壇圖經》,築戒壇,

實踐新法。

第四,批判與創新精神。這一點最能反映長安佛教的學術性特點。長安佛教歷來學術氣氛濃,

表現在講論與著述上。長安寺院,都有講論的風氣與制度,有教授式,有辯論式,有群體討論式,

形式多樣,互相批判,互相學習。羅什譯經,從羅什到大眾,逐次講論,曾與佛陀跋馱羅門下辯論 不已,甚至分道揚鑣。又如隋代日嚴寺集中了眾多江南義學僧,”並海內杞梓遞互相師,每日講乘 五輪方駕”4。即如玄奘,門下也敢批評不宜”以凡語增加聖言量”5,玄奘虛心接受。《大藏經》

中真正的佛所說只占少部份,大部份可看作學術性的著作。這些著作都是在對前人學術思想批判的 基礎上不斷的完善、創新。如《四分律》相部、南山、東塔各派,各述己見,互相批評,由講論而 至著述,非常尖銳。發展就是在不斷地批評與創新中。

今天兩岸佛教,同根同源。近五十年來的發展略有不同,然殊途而同歸,所面臨的問題本質上 是一致的。故此,對兩岸之佛學研究與教育作一體化之考量,亦無不妥。

和古代長安佛教相比較,今天的佛教與佛學寄託的基礎全然不同。

古今相比,客觀世界已經發生了許多變化。特別近代,世情多亂,國是日非,加上西學的衝擊,

佛教與佛學都呈風雨飄搖之勢。如近代震華法師所感慨:”此值東西文化溝通之際,凡百事業,莫 不步入競爭階段,新興團體,日有所起,狂風駭浪聲聲震憾山門,使門內人大有穩坐不得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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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宣《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序》,《大正藏》第 40 冊 1 頁。

4 《續高僧傳》卷 14《慧頵傳》,《大正藏》第 50 冊 534 頁。

5 《宋高僧傳》卷 4《法寶傳》載:”釋法寶,亦三藏奘師學法之神足也,性靈敏利最所先焉,奘初譯《婆沙論》

畢,寶有疑情,以非想見或請益之。奘別以十六字入乎《論》中,以遮難辭。寶白奘曰:此二句四句為梵本有無?奘 曰:吾以義意酌情作耳。寶曰:師豈宜以凡語增加聖言量乎?奘曰:斯言不行,我知之矣”( 載《大正藏》第 50 冊第 727 頁)。

6 震華法師《歷代僧制泛論》,載《碧岩文選》,新加坡南洋佛學書局 1977 年 3 月版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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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政教關係方面,宗教對政治的影響與古代相比已經下降了許多,政教分離被確定為原則。資本經 濟已成發展潮流,且已定型,使寺院經濟來源發生重大變化。文化態勢方面,西學來勢兇猛,求法 取經的年代早已一去不返。承擔終極追求使命的宗教理解,遭受多元化觀念的衝擊。佛教之信仰形 式,各國各民族表現不一。等等。

與長安佛教文化的時代相比,雖相差千年,但仍有可比之處,仍有相同之處。

主要的相同之處首先在於佛教信仰對人類社會的重要性沒有改變。作為代表東方文化精粹的佛 教,經兩千五百年積累,與其它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共同成為全球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及物 質財富。在可以預見到的將來,只有進一步發展不可能被替代。

從具體方面來與長安佛教的時代相比較,略而言之,有以下三點。

其一,學習的需求相同。

其二,多元化的氛圍相同。

其三,創新的現實必要性相同。

兩岸佛學研究與教育性質相同,面臨的根本問題也完全一樣。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岸佛學研 究與教育的現狀存在一些差別,即基礎不同,發展的水準不同,各有優長之處。除了地區性文化背 景的差異外,主要原因在於 1949 年之後的數十年隔閡。

台灣佛教的獨具特色雖只有數百年的歷史,但發展極快,吸收了齋教的特點,親近了下層民眾;

攝取了日本佛教的長處,與本地區的文化傳統相結合;借鑒了西學的方法,提高和拓寬了知識層面。

至於佛學研究與教育,已呈百花齊放的狀態,以與世界佛學相溝通。

大陸佛教自從 1949 年之後,由於政治的原因,經歷了三十年的低潮。1980 年之後,也以較快 的速度恢復。佛學研究也是如此,至 1980 年才在西安召開了首屆全大陸性的佛教專題學術會議。

目前大陸的佛學研究有教內、社會科學院、高等學校和民間等四方面的力量,有效整合不夠。客觀 的評價,這二十年的佛學研究帶有恢復性,表現在培養人才,搶救資料,建立聯繫,設置機構等基 礎工作上。目前仍囿于文、史、哲等舊學科的設置,理念落後,方法有待提高。大陸地區地域廣袤,

人口眾多,相對于極豐厚的佛教人文資源,還有許許多多的工作亟待去做。

以上對古代長安佛教之文化基礎與佛學特點作了簡單的回顧,又對兩岸的佛教與佛學研究現狀 作了粗略的分析。兩岸佛學研究與教育,同根同源,同呼吸,同命運。針對今後的發展,似應有以 下啟示。

首先,融會貫通東西之學,納東西之學於佛學之內。佛學本來就是智慧之學,具足海納百川之 雅量。在這方面,法鼓山在聖嚴法師的帶領下,優長於佛學研究與教育,在台灣獨樹一幟,很有古 德之氣象,自應肩之重任,發揚光大。

其次,應機施教,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不回避當今社會提出之任何問題。釋迦教化眾生,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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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賤,遊行於世俗之間。長安高僧,應機施教,研究與教育並行,學術與普及不悖。

再次,勇於創新,革除流弊,與時具進。佛教的流傳本身就是一種繼承與發展的遞進關係,其 中自然包含著三方面的因素:沿用、變通與革除,否則,無法創新,無法進步,也就無法流傳。那 麼,無容諱言,佛學研究自應回答沿用什麼、變通什麼和革除什麼的責任。如太虛法師所云:”顧 震旦之佛法,又隋、唐為全盛,六朝以往,發端而微;五代以降,殘廢而偏。欲複震旦佛法大全而 擴充之,則又當取隋、唐諸宗師學為依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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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法師倡導”當取隋、唐諸宗師學為依止”

之意,也在於隋、唐諸宗師的創新精神。如戒律制度,古代的中土與天竺在精神上雖無二致,但在 實際的施行中已有了不少變化。

最後,兩岸互補,擴大交流的深度、廣度。今古相同,兩岸所面臨的是共同的問題,解決問題 自然須兩岸攜手,優勢互補。兩岸交通僅有十餘年,還未脫離互相瞭解的階段,距實質性的學術交 流尚有距離。例如台灣對西學的瞭解、先進的方法與手段、研究成果水準與積累、研究與教育機制 等,都值得大陸借鑒;大陸對於各民族文化的考察、豐富的研究資源、新發現的資料、不同地域與 階層的研究成果等,也值得台灣參考。

總之,探討兩岸佛學與教育問題是一個重大的課題,很有現實意義的緊迫性。以上只是站在學 習古代長安佛教經驗的角度上談一些簡單的個人體會,拋磚引玉而已。

7 太虛法師《整理僧伽制度論》,載《圓光叢書》之三十八,圓光寺印經會 1988 年 8 月印行本,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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