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陸青年佛教學者會談─訪龔雋教授漫談大陸佛學 研究現況
採訪‧整理
／呂凱文‧何照清
問：身在台灣佛教學界的我們，同樣也對於大陸佛學研究的一般現況 充滿好奇心，可否請龔先生就個人的研究角度，談談您觀察到的大陸 佛學研究現況。
答：我個人對大陸佛學研究的現狀是比較低調的。從學術立場觀察，大陸目前佛 學研究的知識團體主要集中在大學的相關系科和社會科學院系統的一些專門研 究所。由於宗教問題在大陸歷來比較敏感，從純粹宗教意義上探究佛學的研究，
在學術機構內尚未起步。
一般學術型的佛學研究可大致析分為兩種類型：一為哲學型的佛學研究；一 為歷史學進路的佛學研究。這兩類研究大多都局限於自身既定的規則內進行寫作 和從事學術評價，很少進行有創意的對話，那怕雙方研究的是相近或相同的課 題。作為佛教文獻和歷史學方面的研究，由於能比較系統地接續近代以來，包括 國外，尤其是日本學界佛學研究的知識積累，因而在研究的問題和方式上相對要 規範得多。克實而言，較有分量和典範性的研究成果，大多出於歷史學類型的研 究。哲學形態佛學研究的滯後，有其歷史和社會的成因。如大陸哲學長期淪為某 種特定意識形態和政治話語的奴婢，無法提供必要的解釋資源。
八十年代以來，中、西方哲學研究的發展本來應該為佛教哲學的研究帶來希 望，但佛教哲學的研究一直比較保守，大多設定在相當陳舊的模式內，仍然因襲 著含義並不明確，而又特定歷史形成的解碼，作為理解經典文本和事件的前語 言。與當代新儒學的研究方式相比，大陸中國佛教哲學的研究普遍拒絕了形而上 學，特別是先驗哲學的方法，於是，他們所面臨的佛教中大量心性等性理學的問 題，就只有還原到非常經驗的層面上來讀解，從而可能遮蔽了佛教經論中某些最 顯精神的方面。
另外，佛教哲學研究界對於西方哲學的普遍無知，也使他們的義理開展無從 獲得現代意義的敞開。我把大陸的佛教哲學研究看作是在封閉的語言規則中，從 事於一种類似於自言自語的遊戲。從哲學的立場說，這種沒有先驗進路，也缺乏 技術分析的“半掉子＂哲學，似乎還無從構成哲學的規則所要求的“值得追問＂
的問題。
從佛學選擇的研究對象來看，大陸專門的佛教學者由於大都缺乏梵、巴等語 文學的嚴格訓練，故只能以中國佛學作為研究的主要方向，印度佛學、南傳佛學 等研究都還是伏流，遠未形成規模。
正如我上面所說，大陸佛學研究由於習慣在封閉的環境下作業，故稍有起色 的研究，也只能消化一些日本人的研究成果（這實際上做得還很不夠），而對於
西方學者佛學研究的問題和方式，了解得相當不足，至少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中遠 沒有得到反映。佛學界的不少同仁中甚至流傳著一种毫無理由，卻又叫人哭笑不 得的觀念：西方人不懂佛學。
可以說，大陸的佛學研究要走向規範還有一段艱難的路，如果現在就呼籲建 立自己的學風和特色，未免還為時過早。
問：佛學研究的總體與長遠發展有賴於建全的基礎佛學教育，那麼大 陸的基礎佛學教育現狀又是如何呢？
答：在目前的建制中，基礎佛學的教育課程，主要是由大學的哲學系、歷史系來 承擔的。宗教學專業在大陸近年來的許多大學雖有所起步，但實際上主要還是依 附在哲學系科的下面來運作的。印度佛教的教育似乎遠遠不夠，只停留在非常概 論性的一般介紹上，真正的研究還說不上。因此，佛學教育的主流還局限在漢傳 佛學及佛學史的方面。佛學的基礎語文學教育情形更令人擔憂。在大學的課程設 置中，如梵、巴等語言的教學，一般是放在東方語言系，而精通語言的，未必對 佛教的學理有親切的體會和興趣。佛教的教學機構，盡管多少有一些梵、巴、藏 等文的課程設置，但無論從規模和質素上講都遠遠不夠。
由僧界開辦的佛學院系統，側重於從宗教的意義上研究佛教的問題，但仍屬 起步階段，與台灣僧界所主辦佛學研究機構的規模和學術水平相比，還相距甚遠。
問：龔先生任教於廣州的大學院校，相對的在接觸由香港的佛學資訊亦較為豐 富，可否藉此機會為我們談談您對於兩岸三地未來佛學研究的看法。
答：由於兩岸三地佛學研究的處境、背景不同，故於未來的研究中所面臨的問題 也會不太一樣。如台灣佛學研究的資源較為集中，各方面條件都很優越，佛教學 者的學術規範、資料和語文學的基礎也相當不錯。因此，我認為，台灣佛學研究 不應停留在簡單的學理輸入、綜述研究和譯介階段，而應形成有自己優勢的學術 話語和問題，並直接接軌到國際同行研究的對話中。尤其是對漢傳佛學的研究，
更應有一種主體的意識。從我目前比較膚淺的外部觀察來看，台灣的佛學研究數 量相當的可觀，但有穿透性問題研究的學術精品並不多。
大陸佛學研究自八十年代以來有一些起色，但與其它學科，如中國思想史的 研究相比，還顯得很不夠成熟。學術規範的問題，大陸學界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 後，才提上意識日程來加以討論的，而佛學研究至今似乎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 問題的重要。因此，對於大陸佛學研究而言，先學會現代學術的規範，可能是非 常關鍵的一步。與此相關，我覺得大陸佛學研究的提高，應大力提倡輸入學理，
組織把日本和歐美佛學研究的經典之作，系統地譯介過來。翻譯，在現有的情境 下，絕對比一般泛泛之作有價值得多，這對漢語世界的佛學研究，將是一件功德 無量的事。
至於香港地區的佛學研究，由於人力較少，而且也比較分散，一時還很難作 出判斷。在此，我想就兩岸佛學研究的交流發表一些個人的看法。近年來，兩岸
佛學交流最直接地表現，是通過舉辦會議的形式來進行的。應該說，這對於溝通 兩岸佛教學者的對話，提供了最直接的途徑。但問題是，會議的議題往往過於寬 泛，很難構成專門性的學術話題。而受邀者，也大多是浮在表面的學術名流，要 正式切入專門的話題，也未必都有深度的研究和足夠的學術背景（特別是國際同 行學術研究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學術交流就難免變成只是一種場面上的學 術活動和傳媒效應，而於學術問題的本身，可能並無實質性的推進。我希望今後 兩岸的佛學交流，能創造更有學術實效的形式和成果。
另外，就兩岸佛學研究界近來發生的一些學術批評，我個人是饒有興趣的，
因為此中有不少問題值得兩岸學者反思。如海外學術界經常批評大陸佛學研究的 一個問題，是大陸學術的不講規範。平心而論，這是一個相當中肯的批評。大陸 學者對此批評最通常的反應，是作一種情緒性的反抗，而缺乏自省的意識。深一 層分析，問題可能更加複雜。
大陸的佛學研究，過去一直是寄存在極其不規範的學術體制內討生活的，規 範的淡出不是學者個人的無知，而是舊有學術體制所造成的一種學術集體的無意 識。從這一歷史的背景看，海外的批評雖然切中要害，卻也缺乏同情的了解，頗 有隔岸觀火的意味。而作為大陸學者，我認為，也該把這一批評看作增上的助緣，
痛切反省而不是一味地深固堅拒。
借庫恩（Thomas Kuhn）的話說，大陸的佛學研究已勢必進行“範式革命＂
的時候了。形式上的規則調整，如注釋、引文等體例的規範化，并不難完成。現 在學術界對規範的強調，似乎還停留在這種非常常識化的“經驗規則＂上。而於 兩岸佛教學者來說，今後最困難，也是最重要的學術規範應是內涵上的，即如何 進入有真正“問題意識＂的佛學研究。
更進一層，對於人文性的宗教學研究，宗教性的面向如何在研究中表現出 來，這可能有必要重視到“先驗規則＂的問題，即在文本的讀解中帶出形上學的 關切。忽略這一方面，就造成目前有些看似規範佛學研究，實際無法進入宗教問 題的核心，這只能說明我們理解力的貧乏。這方面，西方現代神學研究可以為我 們提供很好的範例。
問：就以上所提的“問題意識＂困難點，如果可以的話，是否請談談 您個人未來對於佛教學術的興趣方向和道路。
答：我個人的佛學研究還是剛剛起步，遠不形成氣候。就興趣而言，仍然是在佛 教哲學，特別是漢傳佛教哲學和具有哲學意義的觀念史的方面。但我對於近代以 來，漢語語境下佛教哲學的研究很不滿意，希望在今後的研究上能有一些突破。
我想必須先對近代以來中國佛學研究的方式進行一些清理，才可能明確自己的研 究方法，並有針對性的選擇一些學術問題來進行研究。我個人比較重視歐陽竟無 和呂秋逸為代表的內學院傳統及印順法師的研究。在漢語世界，他們的研究方式 能在文獻和義理兩面兼顧，並在嚴格學術史的研究中帶出佛教宗教性的面向，保 留了宗教倫理性期望的空間。這在現代性的世界中，有相當的價值。同時我對於
西方佛學研究的方法和成果，也相當觀注，希望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加以 消化。
龔雋教授
一九六四年四月生，江西南昌人。一九八七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
一九九○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一九九三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哲學 系，獲哲學博士學位，現任華南師範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廣州中山大學 哲學系兼任副教授。曾先後在《新華文摘》、《中國文化研究》等學術刊物，
發表專業學術論文十餘篇。主要從事中國佛學、中外宗教文化比較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