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清朝自道咸以降，國勢漸衰，鴉片戰爭（道光二十年，西元 1840
）之後，時局日蹇，宣統三年（1911）終至傾覆。總括而言，道光朝 至宣統朝的這段時期，稱之為「晚清1」，約指西元 1821-1911 年。生 當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之鉅變年代，吳大澂（1835-1902）（圖 1）豐 富而起伏的一生，不啻為晚清史之縮影。舉凡政壇上舉足輕重的要員
、學術界引領風騷的大儒、藝壇中頭角崢嶸的人物，莫不與之相熟或 相涉；而太平天國之亂、中俄國界勘定、中法戰爭、朝鮮東學黨事件
、中日甲午戰爭等重要軍事與外交事件當中，亦處處可見其身影2。 吳大澂戲劇化又富爭議性的人生際遇、憨直又迂闊的名士行止，甚且 成為清末民初著名小說《孽海花》的主要消遣對象之一3。個人之識 見與作為鮮能不囿於時代與環境之侷限，透過吳大澂尺牘與年譜之研 究，或能相當程度地廓清其精神面目、窺見其真實性格，進而理解其
1 本文採此說，因政治上定義恰與金文學研究之時期契合、亦可涵括吳大澂與其師友之一生。
見趙誠，〈晚清的金文研究〉，《古漢語研究》，2002 年第 1 期，頁 11。另有將晚清定在 1940-1911 年間者，見陳祖武，〈晚清七十年之思想與學術〉，《第二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 雄：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學會，1999），頁 17。
2 吳大澂一生事蹟，詳見顧廷龍編，《吳愙齋先生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民 54)。所涉政 治事件與史評詳見《清史稿•列傳二百三十七》（台北：鼎文書局），冊 13，頁 12551-53。
3 《孽海花》署名之作者曾樸（1872-1935）與吳大澂同為蘇州人，書中所寫多本於真實事件 而加以誇大，書中人物多為作者父執及友朋（真實存在的當代名士，幾乎囊括晚清文化界之 主要人物）。作者將吳大澂化名為「何玨齋」，於其迂闊好名之性格多所訕諷，或可相當程度 地反映出清末民初文人對其觀感，可以軼聞視之。詳見曾樸，《孽海花》（晚清小說大系，台 北：廣雅出版，民 73）。
個人生涯與所處時代由盛轉衰之緣由。
尺牘做為私人間的通訊形式，作書者往往臨紙命筆、直抒胸臆
，較其他形式、具有特殊目的與用途的書法作品，更能反映出率直的 心聲，並呈現出即興的書法功力，因此對於書畫家生平、思想及藝術 的研究大有裨益4。吳大澂與其師友相互投遞的大量尺牘，幸賴有心 人蒐羅整理5，仍有部分影本與真跡流傳下來，迄今拍賣場中亦偶可 見片楮寸箋，對理解晚清文化菁英的思想、性格、交流、品味、書風 等等，提供了豐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值得進一步的探究。尤其吳 大澂之《愙齋尺牘》無論在形式、內容及其意涵上，均與其收藏活動 與著述息息相關，與其在金石學領域的學養更是密不可分，吾人可由 其中窺見晚清金石學家的生活片段，進而推求其畢生所追求之目標。
除了具有高度的文獻價值外，吳大澂的《愙齋尺牘》在書法上亦取得 極高的藝術成就，以金文作札更是前所未見之創舉。除了金文尺牘外
，還有魏碑、隸書、行書等書體之書信，風格與取法乃由其訪碑、拓 碑活動而來，具有濃厚的文人情調和藝術價值。
4 單國霖，〈明清畫苑尺牘之價值〉，《明清書畫家尺牘》（上海：上海書店），上冊，頁 7。
5 顧廷龍於《吳愙齋先生年譜》附錄中提及：「余近錄得先生書札甚多，致吳雲、左宗棠、曾 國荃、閻敬銘、張曜、汪鳴鑾、夏同善、沈樹鏞、張之洞、王艮善、胡傳者不下數十通，與 已影印之致王懿榮書合之為《愙齋尺牘》若干卷。聞尚有致陳介祺、潘祖蔭、陳寶箴者，皆 論金石文字，當繼續蒐訪云。」顧氏所錄尺牘未見出版，然重要文字於年譜中多有徵引。見 顧廷龍，前引書，頁 281。
書家先天的性格氣質與後天的學識修養對於書法風格的形成有 很大影響，個性和氣質往往左右了審美的趣尚，而隨著學識的增進，
審美趣尚亦隨之變化，此種變化又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書家原來的性格
，這就是所謂「氣質變化，學問深時」，亦可說「風格即是人本身6」
。書法史上諸多大家，如顏真卿、柳公權、蘇軾、米芾、徐渭、董其 昌等人，其各自的書法風格與其各自的性格氣質、學術修養和審美趣 尚是十分相合的，即「書如其人、人如其書」，吳大澂的人與書亦存 在此種一致性。由吳大澂存世各體書法作品中，吾人可察覺貫串其中 的風格特質，與其年譜、日記及《愙齋尺牘》中所反映出的性格、氣 質、好尚與學養之間，有相當程度的契合。吳大澂以各種書體寫給金 石至交的《愙齋尺牘》，不唯具有風格的獨特性，其所反映的時代特 徵、文化氛圍與書法特色也是值得探討的另一重點。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從整個篆書發展的歷史觀之，清中葉之前的篆書書寫大致是以
《說文》與二李（李斯、李陽冰、徐鉉一系）的傳統為主流7。篆書一
6 徐利明，《中國書法風格史》（河南：河南美術出版社，1997），頁 8。
7 劃分界線以傅申先生之意見為主,見 Traces of the Brush-Studies in Chinese Calligraphy（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1977）,p.43.
體自鄧石如博古變法以來，隨著嘉慶、道光年間大量金石彝器的出土
，銘刻其上的古文字遂被書家作為新的研究標的與書寫典範，訓詁考 據因而大興、書法風尚為之丕變，「以古為新」遂成為清代中、晚期 書家普遍的創作意識8。清代中晚期篆書的演進和金石學的發展是密 不可分的，十八世紀後半葉到十九世紀初，隨著畢沅（1730-1797）、
翁方綱（1733-1818）、黃易（1744-1802）、孫星衍（1753-1818）、阮元
（1764-1849）等人對金石藏品的整理與金石目錄的編纂，清代學術界 對於金石研究的興趣可說達到了顛峰。書史上記載的擅篆書家幾乎都 具備金石學的修養，形成了極為特殊的現象9。這股鑑古、復古的熱 潮，在晚清蘇州的金石文化圈中更匯集成澎湃的巨浪10，形成了「操 觚之子莫不人人言金文11」的特殊風氣，吳大澂誠可謂此一風潮之集 大成者。其「求篆於金」的書學理念，不僅承繼、發揚了有清一代金 石學研究的精蘊，更鎔鑄、內化於書藝當中，對後世的啟迪與影響不 可謂不大。在晚清「以大篆復興古典篆學」的尊古氣氛當中，吳大澂
8 浦野俊則，〈篆書 歷史〉，《篆書百科》（東京：藝術新聞社，1994），頁 56。
9 當時金石學之盛況可由大量著作反映出來，參見朱彝尊，《日下舊聞》（清嘉慶十九年海昌葛 氏手鈔本）；王昶，《金石萃編》（台北：國風，民 53）；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石刻史料 叢書，台北：藝文，民 55）；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台北：新文豐，民 75）；畢沅，《 中洲金石記》（百部叢書集成初編，台北：藝文，民 58）；孫星衍、邢澍，《寰宇訪碑錄》（
歷代碑誌叢書，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阮元，《兩浙金石記》（歷代碑誌叢書，上 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等。
10 晚清蘇州金石文化圈乃只以吳雲、俞樾、潘祖蔭、吳大澂這些出身或活動於蘇州，互為師友
、世交的金石愛好者為中心，所形成的人際圈子。見蔡宜璇，〈古樹新花─吳昌碩（1844-1927
）的石鼓文〉（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88），頁 58。
11 李瑞清（清道人，1867-1920），〈放大毛公鼎跋〉，《清道人遺集失稿》（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42 輯，台北：文海出版社），頁 282。
著實扮演了積極而關鍵的角色。他引領金文入篆的風潮，堪稱晚清書 壇之巨擘、金文研究之旗手，其最重要的文字學著作《說文古籀補》
，更可說是日後甲骨文發現與辨識之敲門磚12。
吳大澂的《愙齋尺牘》是與陳介祺（1813-1884）、吳雲（1811-1883
）、潘祖蔭（1830-1890）、王懿榮（1845-1900）等金石學家談藝論學 的書信，除了與師友們相互分享文物鑑藏的心得外，還詳細記錄了訪 碑拓碑的歷程、摹拓金石文字的技法與筆法。其中又以考釋金石文字 的篇幅最多，與其名作《說文古籀補》的成書，關係至為密切，可說 是吳大澂及其師友研究心得之匯集，為晚清金石學研究提供了豐富而 翔實的紀錄。吳大澂與其師友們關注的焦點是什麼？收藏的態度與研 究的目的為何？對後續的金石文字研究又有什麼樣的貢獻和影響？
這是研究吳大澂《愙齋尺牘》最初的動機。另外，吳大澂的金石藏品 和書法藝術的關連性如何？如何將金石銘文融入書法書寫當中？其 於書史之使命與定位為何？對「以古為新」的詮釋為何？都是本文欲 探討的重點。
12 裘錫圭，〈談談清末學者利用金文校勘《尚書》的一個重要發現〉，《文史叢稿》（上海：遠東 出版社，1996），頁 160。
除了文獻上的價值外，《愙齋尺牘》在書法上亦頗有可觀之處。
吳大澂寫給師友的尺牘，往往視對象、身份、內容之不同，而有不同 的形式、語氣與書體之變化，隨時間推移，書風亦有所轉變。關於文 字考釋、摹拓技法、訪碑活動的討論，亦與其書法之取法、品味與審 美觀點息息相關。吳大澂沈迷於金文的研究與書寫，在《愙齋尺牘》
中亦常見金文書札，不唯書體與內容特殊，更具有豐富的文化意涵。
藉由《愙齋尺牘》的研究，除了可以更為全面的瞭解吳大澂與其師友 在金石文字學領域的貢獻外，並期望能對各種書體尺牘在形式、內容 與表現上的特色有更深入的認識。
身處晚清杌隉詭譎的政治局勢當中，吳大澂之官場生涯在順遂 的表象下，實暗潮洶湧、危機四伏。他中進士後，曾入李鴻章幕、參 左宗棠西行大營。後歷任翰林院編修、陝甘學政、河南河北道員、太 僕寺卿、太常寺卿、通政使、左都御史、廣東巡撫、湖南巡撫等職，
其間曾於吉林助銘安將軍練兵，於黃河整治亦頗有建樹。又曾參與中 俄邊界及中日訂約之交涉，中法戰爭時，曾受朝廷指派會辦北洋事宜
13。在晚清政壇中，吳大澂向來被歸為清流黨之一員，個性憨直而敢
諫，為官清廉而勤勉，品格與治績均頗受稱譽。其聲望在成功整治黃
河、勘定中俄邊界後達於顛峰，終能躋身巡撫之林。西元一八九四年
13 趙爾巽等著，楊家駱編，《清史稿》第十三冊（台北：鼎文書局），頁 12551-53。
的中日甲午之役可說是吳大澂宦途盛極而衰的轉捩點。時任湖南巡撫 的吳大澂懷抱拳拳赤忱自請參戰，大敵當前卻未戰先走、倉皇遁逃，
顢頇而怯懦的表現，使其「多才多能、允文允武」的美名，轉瞬成為 罵名。清史評吳大澂曰：「治河有名，而好言兵，才氣自喜，卒以虛 憍敗，惜哉14！」，確為的評，但頗有以成敗論英雄之意味。個人的識 見與作為很難不受到時代與環境的限制，吳大澂荒腔走板的行徑，固 然可以視作一個獨立的事件而加以撻伐，歸咎於個人之性格與際遇。
然而放大到整個時代脈絡中來觀察，因吳大澂之虛憍顢頇所導致的兵 敗其實是歷史的必然，是整個國家官僚體制隳敗腐朽的結果，是由複 雜而連貫的各種因素所導致。文臣好武是太平天國亂後的普遍現象15
，吳大澂在其日記、尺牘和著作當中，難掩他對曾國藩（1811-1872
）與胡林翼（1812-1861）的傾慕之情，「身為翰林、功在沙場」是其 所嚮往的境界，其自請參戰之舉實有跡可循。吳大澂的一生可以說是 整個大時代的縮影，吾人可由其中窺見晚清士大夫的識見、理想、限 制與悲哀。從他的經歷中反映了什麼樣的觀念與困境，其書法風格與 人生經歷又有什麼樣的聯繫（或背離）？值得進一步探究。
14 同前註，頁 12553。
15 詳見周武，〈太平軍戰事與江南社會變遷〉，「明清江南：地域主體與歷史轉折」國際學術研 討會（2003 年 4 月 8 日）講稿，網址：http://www.sinica.edu.tw/~mingching/active/now1.htm 及熊志勇，〈略論咸同之際的仕紳武化效應〉，《中洲學報》，1997 年第 5 卷，頁 121-125。
身為晚清金石書畫圈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吳大澂在書法史上的 光芒始終為其前輩楊沂孫（1812-1881）及後浪吳昌碩（1844-1927）
所掩，相關出版品及研究在質量與範圍上，更是遠遠落於晚清其他重 要書家之後，且迄今未有專書出版，書法學術論文亦未見以吳大澂為 主要研究對象者，亟待強化與填補。吳大澂的書風素以端正樸實而著 稱，功力深厚有餘、但表現力較為不足，是一般人對其書法之印象。
後人或譽其書「如秦權在手，質重而不媚」，或譏其「整齊如算子，
絕不足觀16」，其書如其人，在歷史上的評價亦是毀譽參半的。一般書 畫出版品與期刊中的短文，關於其書法的評介，不是過於簡括粗率、
就是流於千篇一律，參考價值有限。吳大澂存世之作品，不論書體為 何，皆有結構平整、線條光潔、章法整飭之特質，變化較少、又具有 一致性，是其優點、也是缺點。常見關於吳大澂書法風格的分析，關 於其作品的本身著墨不多，關於其書法的「特色」亦鮮有探討。一般 論者談論書家的書法風格時，甚少提及書家的取法、品味、興趣、經 濟狀況等等因素是如何影響其於美學上的取捨，論者主觀的好惡也常 影響其分析的標準。吳大澂在晚清向有才名，也頗以多才而自喜，但 書法卻常被評為「功力有餘、逸氣不足17」，這樣的矛盾其實是很值得 玩味的，而這樣的印象往往是和楊沂孫、吳昌碩、黃士陵等同時代人
16 馬宗霍，《霋嶽樓筆談》，轉引自氏著《書林藻鑑》（下）（台北：商務，民 54），頁 442。
17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沙孟海論書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頁 61。
的篆書風格相比之後得來的結論。其一生的「終極關懷」為何，恐怕 是影響其書法表現的重要因素，也是本文欲特別討論的部分。
第二節 研究回顧
吳大澂雖然是晚清重要的書畫家之一，但關於其生平、著作之 相關研究與出版品，在質與量上均難以媲美其他晚清書畫家，如：趙 之謙（1829-1884）、吳昌碩（1844-1927）等人之相關研究。而以其書 畫作品為主角所作的學術論文迄今尚未出現，而相關概略式的研究，
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均極為有限，關於吳大澂的篇幅甚少、內容亦無 特殊之處。書畫出版品方面，除習見的幾種字帖，如：《吳大澂安西 頌》18（1875）、《吳中丞說文部首墨跡》19（1878）、《吳大澂篆書夏小 正墨跡》20（1886）、《篆文論語》21（1886）、《篆文孝經》22（1886）、《 峿臺銘》23（1893）、《李公廟碑》24（1895）等，和散見於書刊中的若 干楹聯、短文之外，專書亦付之闕如。所幸吳大澂去今不遠，至今尚 有許多著作和真跡流傳下來。其重要的金石學相關著作、部分日記、
18 吳大澂，《吳大澂安西頌》（台北：湘江出版社，民 69）。
19 吳大澂，《吳中丞說文部首墨跡》（台北：中國藝廊出版社，民 62）。
20 吳大澂，《吳大澂篆書夏小正墨跡》（上海：上海書店，1985）。
21 吳大澂，《篆文論語》（台北：藝文，民 55）。
22 吳大澂，《吳大澂篆文孝經》（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97）
23 吳大澂，《吳大澂書峿臺銘》（浯溪碑林書法選，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
24 吳大澂，《清吳大澂李公廟碑》（書跡名品叢刊，冊 189，東京：二玄社，1996）。
尺牘和經過仔細整理的年譜都曾經出版，許多博物館藏有其書畫真跡
，書畫市場中亦可見楹聯和小品流通，都是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另外，在晚清許多重要人物之文集、詩集、傳記中可以找到關於吳大 澂生平與藝術的評述，相關的小說、軼聞和記錄也頗具趣味性，可作 為研究之參考。
國內與吳大澂相關的學術論文，內容泰半集中於金石學與文字 學的範疇，如民國六十七年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王永誠之博士論 文〈先秦彝器著錄考辨〉、民國七十三年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林葉蓮 女士之碩士論文〈說文古籀補研究〉和民國八十九年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國文所吳濟仲先生之博士論文〈晚清金文學研究〉等，都對吳大澂 在金石文字學的研究成果和貢獻做過詳盡的分析與探討，具有極佳的 參考價值。王永誠先生的〈先秦彝器著錄考辨〉25年代雖較為久遠，
但研究堪稱詳盡。其內容旨在介紹清代重要的先秦彝器著錄與其作者
，對於各人著錄的編排、刊刻、圖繪、形制與考釋等各方面的創新及 訛謬，有相當精闢的分析與比較，其中關於吳大澂之彝器著錄《恆軒 所見所藏吉金錄》26、《愙齋集古錄》27及其師友陳介祺的《簠齋吉金
25 王永誠，〈先秦彝器著錄考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民 67。
26 本書著錄銅器一百卅六件，乃吳氏於同治七年（1868）中進士後，與藏家往還漸密，就所目 見並己所藏，於光緒十一年（1885）編次刊行。所錄各器，除自藏七十一器外，屬於潘祖蔭 所藏者有四十三器，另有王懿榮、袁筱塢等八家所藏二十二器，為吳氏早年所見、所藏吉金 及拓本的彙整。吳大澂，《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台北：藝文，民 60）序文。
錄》28和吳雲的《兩罍軒彝器圖釋》29的研究，乃與本文相關者。以王 永誠對於吳大澂《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所作的評語為例：「全書所 錄諸器無一贗品，足證鑑賞之精，而於器之命名，及其釋字，則多有 不當。」作者除直陳其優缺點外，復詳細整理訛誤之處並加以更正，
對於理解吳大澂及其師友陳介祺、吳雲等人之收藏態度與考釋功夫有 很好的參考價值。惜因年代久遠，全文無註釋，資料之出處與精確度 均有待查證。
《說文古籀補》可說是吳大澂存世最重要的著作，對日後的文字 學研究而言，具有無可磨滅的貢獻，吳大澂寫給陳介祺和王懿榮的尺 牘當中，有若干篇幅提及《說文古籀補》的書寫進度，且有與文字考 釋相關意見之商榷，詳實記錄了《說文古籀補》的成書歷程，兩書的 關係至為緊密、互為表裡，是本文探討的重點之一。民國七十三年中 國文化大學中文所林葉蓮女士的碩士論文以〈說文古籀補研究〉30為 題，從文字學的角度深入探討吳大澂《說文古籀補》的體例、內容與
27 吳氏於光緒十二年（1886）奉使勘界，利用駐節琿春之暇所作，遲至民國六年（1917）始由 商務印書館出版。其於自序云：「余所集拓本千數百種，又益以川沙沈韻初（即沈樹鏞，
1832-1873）內翰所遺舊拓數十種，編輯商周吉金文十一卷，秦漢各一卷，又漢後吉金拓本 一卷，共成十四卷。詳加考釋，付之石印，幾與原拓本無異。」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景印本共 廿六卷，乃其孫吳湖帆析分整理後之版本。顧廷龍，前引書，頁 273-74。
28 本書八卷，乃鄧實以家藏暨褚德彝、鄒壽祺兩家所藏拓本，編次成書，所收皆陳介祺藏器拓 本，民國七年（1818）由風雨樓石印行世。鄧實輯，《簠齋吉金錄》（風雨樓石印本，民 7）
，序文。
29 咸豐九年（1859）吳雲嘗作《二百蘭亭齋金石記》，其後於彝器復有增益，乃汰其疑似及無 銘之器，於同治十一年自刻《兩罍軒彝器圖釋》行世。同前註，頁 213。
30 林葉蓮，〈說文古籀補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民 73
貢獻，是文字學研究的專著，雖與其書法較無牽涉，但仍可作為本文 關於吳大澂重要著作背景資料之參考。
民國八十九年師大國文所吳濟仲先生的博士論文〈晚清金文學 研究〉31詳細介紹了陳介祺、潘祖蔭、方濬益（？-1899）、吳大澂、
孫詒讓（1848-1908）、劉心源（1848-1915）等人的金文學相關著述，
關於金文學形成背景、研究方法和學者間的學術交流、治學態度及各 人的成就與影響都有既廣泛而扼要的探討。吳濟仲先生在此文中詳細 整理吳大澂已刊、未刊的所有書目，對於顧廷龍先生於《吳愙齋先生 年譜》後所附錄的〈愙齋先生著述目〉做了更正與補充32，對於金文 學者陳介祺、潘祖蔭、吳大澂、王懿榮之間尺牘往來情況和金文學與 書法之淵源做過初步的研究33。因其研究對象眾多、加以重點在於整 個晚清金文學的發展與貢獻，故採用宏觀的視野加以歸納與探討，對 於個別金文學家之尺牘與著作僅能做概括的介紹，無法深入研究內容 與細節。雖然這篇論文對於金文學家的書法風格未做深究，但對於「
金石學」與「書法」間的關係及「鑑藏」與「取法」的關連有簡要精 闢的討論，在諸多觀點上亦有見地，可為本文論述之參考。
31 吳濟仲，〈晚清金文學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民 89。
32 同前註，頁 15-18。
33 同前註，頁 84-134。
以吳大澂書法研究為題的學術論文仍未之見，與晚清書法相關 之論文則多為概論性質，提及吳大澂之篇幅極少、研究方法多以「歸 納整理」為主，少見獨特的立論與見解。早在民國五十五年，文大藝 術系張清治先生的碩士論文〈清代金石家之書法〉34當中，即廣泛研 究了包括吳大澂在內的著名金石學家之書法。然由於年代久遠，且當 時資料較為缺乏，又為概略式的研究，加以研究書家頗眾，故其研究 之廣度與深度均甚為有限。然其中已論及碑學、金石收藏與金石家書 法的關連性，值得研究者加以引申。民國八十二年師大美術研究所廖 新田先生的碩士論文〈清代碑學書法研究〉35，對於清代碑學書法的 成因、理論與體系、美學觀與書法風格等，均有詳細的歸納，在資料 的整理分析上有條不紊。由於研究橫跨整個清代，牽涉範圍極廣、探 討主題駁雜，因此對於晚清個別書家的研究著墨不多、亦無特殊的評 述與創見，對於本文之參考價值並不大。但其條理分明的重點整理和 扼要清晰的表格圖繪，是值得效法的研究方法。
民國八十八年台大藝研所蔡宜璇女士的〈古樹新花─吳昌碩（
1844-1927）的石鼓文〉36是國內研究所近年來關於晚清書法史脈絡研
34 張清治，〈清代金石家之書法〉，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系碩士論文，民 55。
35 原為碩士論文，後經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參見廖新田，《清代碑學書法研究》（台北：國立 歷史博物館，民 82）。
36 蔡宜璇，〈古樹新花──吳昌碩（1884-1927）的石鼓文〉，國立台灣大學藝研所碩士論文，
民 88。
究當中，最具參考價值的一篇學術論文。這篇論文除了詳細研究吳昌 碩的書藝與人生之外，對於蘇州金石圈主要人物吳雲和吳大澂等人對 吳昌碩的影響有深入的探討，對於吳大澂與其師友的藝術貢獻及影響 亦有清晰的立論與介紹。文章中常見吳大澂與吳昌碩相比較，在兩人 的人生際遇、書法風格、相互交流與書法品評方面，有許多有趣的觀 察，當中與吳大澂相關的議題（因研究主角為吳昌碩，故僅提及而未 深究）值得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本文擬植基於前人研究基礎上，以可得之第一手資料為主要探 討對象。其他關於吳大澂書法與生平的短文不少，散見於叢書與期刊 當中，將於文中適時徵引，茲不贅述。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文擬由《愙齋尺牘》出發，探討吳大澂的人生與書法，由於 資料龐雜繁瑣、牽涉之歷史事件與人物尤多，故必須於研究之前先就 研究的資料與範疇做初步的篩選與界定。茲分項析述如下：
（一） 研究內容範圍
吳大澂存世之尺牘數量頗豐，編纂成書者有兩種，即民國八年 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吳愙齋尺牘》37（原名為《愙齋赤牘》），與民 國廿六年國立北平圖書館謝國楨先生所編之《吳愙齋尺牘》38（民國 六十年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後更名為《吳愙齋（大澂）尺牘》）。這兩 本以金石文字學內容為主的尺牘集冊為本文主要之研究標的，為避免 混淆及研究方便起見，凡吳大澂致王懿榮之尺牘，於徵引時一律以原 名《愙齋赤牘》稱之；反之，凡吳大澂致陳介祺之尺牘，於徵引時則 一律以《吳愙齋（大澂）尺牘》稱之，以示區別。
與吳大澂魚雁往返、談論金石文字之師友為數不少，根據顧廷 龍先生於《吳愙齋先生年譜》附錄中所整理者，除了寫給陳介祺與王 懿榮兩人的尺牘曾經出版之外，寫給其他師友吳雲（1811-1883）、左 宗棠（1812-1885）、曾國荃（1824-1890）、閻敬銘（1817-1892）、張曜
（1832-1891）、汪鳴鑾（1839-1907）、夏同善（1831-1880）、沈樹鏞（
1832-1873）、張之洞（1837-1909）、王艮善（吳大澂幕賓，生卒年不
37 民國八年商務印書館初版時原名《愙齋赤牘》，民國 19 年再版時更名為《吳愙齋尺牘》，收 錄吳大澂致王懿榮書信一冊、共卅六通。本文採用之版本為民國十九年商務印書館再版的《
吳愙齋尺牘》。
38 收錄吳大澂致陳介祺書信七冊、共五十八通，民國六十年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後之書名為《
吳愙齋（大澂）尺牘》，編入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第七十二輯，第 714 冊；民國七十二年文史 哲出版社亦曾翻印，書名亦為《吳愙齋（大澂）尺牘》。本文採用之版本為民國六十年文海 出版社重印之《吳愙齋（大澂）尺牘》。
詳）、胡傳（1841-1895）、潘祖蔭（1830-1890）、陳寶箴（1831-1900）
的尺牘則未見出版39，部分內容顧氏曾於《吳愙齋先生年譜》中徵引
，惜為鉛字、無書跡可觀，故僅將與本文內容相關之部分尺牘納入研 究。其他散見於書刊、畫冊與名人尺牘集冊之通信對象尚有鮑康（
1810-？）、莫友芝（1811-1871）、俞樾（1821-1907）、李鴻章（1823-1901
）、李慈銘（1830-1894）、王闓運（1832-1916）、李鴻裔（1831-1885）
、洪鈞（1839-1893）、顧肇熙（1841-1910）、盛宣懷（1844-1916）等 人，內容除報告近況、討論政情外，還有研究心得的交換、聚會交流 的記錄，僅篩選與本文主體相關者略事討論。
要言之，上述兩本吳大澂的尺牘集冊與分散各處的存世尺牘，
無論致書對象與主題為何，為討論的便利起見，概以《愙齋尺牘》稱 之。在探討《愙齋尺牘》內容時，將擇其內容與金石文字學相關者為 主，以兩本尺牘集冊為中心，配合吳大澂的年譜、日記、相關著述、
題跋與詩文等第一手資料，參酌其師友與金石交之回函，再配合相關 人等之文集、詩集、題跋與品評，及與吳大澂相涉之小說、軼聞等，
期能對吳大澂的學問、性格、與人生際遇有更清楚的認識。此外，與
吳大澂通書談論金石文字相關學問之師友頗多，本文不擬一一細數，
39 「余近錄得先生書札甚多，致吳雲、左宗棠、曾國荃、閻敬銘、張曜、汪鳴鑾、夏同善、沈 樹鏞、張之洞、王艮善、胡傳者不下數十通，與已影印之致王懿榮書（即《愙齋赤牘》）合 之為《愙齋尺牘》若干卷。聞尚有致陳介祺、潘祖蔭、陳寶箴者，皆論金石文字，當繼續蒐 訪云。」見顧廷龍，前引書，附錄一，頁 281。
而僅就與吳大澂通書較為頻繁、在金石學上成就較高、對吳大澂影響 較深的陳介祺、潘祖蔭、吳雲、王懿榮等四人詳加探討，其餘各人則 在與探討主題相關時略為介紹。吳大澂的書法研究方面，亦以兩本集 冊上的各體尺牘作為研究中心，散見各處之尺牘則選其風格與表現特 出者納入討論。至於其他形式之相關書法作品，不擬廣泛介紹，而僅 就書風比對與分期有關連者擇要探究。書體方面，以吳大澂存世之金 文尺牘為主，在書風分析上則配合其他形式之篆書作品比對。其他出 現於《愙齋尺牘》的書體尚有工楷、魏碑、隸書、行書等，其取法、
風格、特色與表現亦將分別探討。
（二） 研究時間範圍
本文所稱之「晚清」，約指西元 1821-1911 年，其政治上定義恰 與金文學研究之時期契合、亦可涵括吳大澂與其主要通書對象陳介祺
、潘祖蔭、吳雲、王懿榮等師友之一生40，本文關於晚清金石學之發 展與前述各人生平之探討，亦以此時期為主。吳大澂寫給師友的眾多 尺牘當中，內容與金石學相關者，尤其是以金文書寫的尺牘，多半出 現於《說文古籀補》的成書過程中，本文研究之吳大澂兩本主要尺牘
集冊的書寫時間，亦與《說文古籀補》的成書與出版過程高度交集。
40 詳註 1。
其他書體如魏碑、隸書尺牘，出現的時間亦恰與其訪碑、拓碑活動的 時間重疊，顯示尺牘所用書體與其研究活動、心得間的密切關連性。
關於吳大澂尺牘書法風格的演變，在與其他形式書法作品的比對上，
在選件時亦多集中於吳大澂開始致力收藏、著述直到《說文古籀補》
出版前的這段時期（同治七年至光緒九年，1868-1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