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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文化的獨特性

—兼論中國佛教的契理與契機 1

洪修平

南京大學特聘教授

習近平主席2014 年 3 月 27 日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 表演講時曾指出:「中華文明經歷了5 千多年的歷史變遷,但始終 一脈相承,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 特的精神標幟,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

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 鑑而形成的文明。」1

他特別提到了佛教:「佛教產生於古代印度,但傳入中國後,

經過長期演化,佛教同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 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

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留下了深刻影響。……中國人根據中華文化 發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獨特的佛教理論,而且使佛教從中國傳播 到了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地。」

習近平主席在這裡提到了「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和「佛教同 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那麼,中國佛教文化的特色 是什麼?它的形成與佛教同儒道文化的融合發展之間是什麼關係?

如何來看中國佛教文化的特色及其與儒道文化的關係?下面就這些 問題談一些自己的體會。

1. 本文為 2015 年 4 月 10 日在北京大學「虛雲講座」上所作講座的文字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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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佛教的獨特性

中國佛教的獨特性表現在許多不同的方面,例如「農禪並重」

就是中國佛教在小農經濟的中國社會中,形成不同於托缽化緣的印 度佛教的鮮明特點。這裡主要從中國佛教作為一種思想文化表現出 的主要特點、作為「哲學的宗教」表現出的中國佛學精神、作為一 種宗教表現出的信仰特點等三個方面來談。

(一)從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中國佛教的特點

從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中國佛教的特點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形成了以融會般若性空論為特色的心性學說。這種思想的 理論表達因與印度佛教的根本教義「無我」說不合,而在印度佛教 中並未得到充分的發展,但它與中國傳統的靈魂不死觀念、儒家的 心性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受到了中土人士的歡迎,從而在中國佛 教思想中占據了主流地位。

二是肯定人人皆有佛性,人人能成佛,鼓勵每個人靠自己的努 力來實現解脫,這與儒家無論是「性善」論,還是「性惡」論,都 強調「人皆可以為堯舜」或「塗之人可以為禹」,都將主體自身的 為善去惡作為道德完善和人的本質實現的基本條件是一致的。

三是重「頓悟」的直觀思惟方式,這與中國道家所倡的重直觀、

重體悟的思惟方式不謀而合,因而在中國佛教中成為主流。

四是崇尚簡易性。佛教傳入中國後,其理論和實踐雖然都有更 進一步的發展,但在中國得到最廣泛流傳的,卻是印度佛教中所沒 有的禪宗和淨土宗,而這兩個宗派都以理論簡要和修行方式簡易為 特色,特別適合中國普通民眾的需要。

五是對傳統思想文化的調和性。佛教傳入中土,十分懂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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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隨俗」的重要性,而且本身也具有適應環境的內在機制,因而以

「隨機」、「方便」為理論依據,努力調和與儒、道等思想的矛盾 衝突,不斷援儒、道等傳統思想入佛,從而形成了它顯明的調和性 的特點。

六是佛教內部的融合性。印度佛教有大小乘、空有宗等的區別,

傳入中土後,又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響,形成了不同的學風或學派 宗派,但中國佛教通過各種「判教」,對佛教內部各種理論學說進 行了調和與融合。

七是禪的精神和修行方法深深地浸淫到中國佛教的方方面面,

影響教、淨、律各派的發展。天台、華嚴、唯識和禪宗的思想奠基 人或創宗者,都與禪有著密切的關係,有的本身就是修習禪定的禪 師,後來才向教理方面發展。宋代以後,教與禪的融合更是成為中 國佛教的重要特點之一。

八是中國佛教與社會政治和倫理有密切的關係。佛教雖然是一 種以出世為最終目的的宗教,但在注重現實生活的中國這塊土地上,

在宗法性封建專制集權強大的社會環境下,出世的佛教不僅強調「出 世不離入世」,而且還表現出對政治的依附,並積極主動地與傳統 的倫理道德相協調和融合,從而帶有一定的政治和倫理色彩。

(二)哲學的宗教:中國佛學的精神

佛教一向以高超的思辨和深邃的思想著稱於世,以至於有「哲 學的宗教」之稱。博大精深的佛學傳至中土後,經與儒、道為主要 代表的中國文化融合發展,形成了中國佛學思想和中國佛學的獨特 精神。富有中國特色的中國佛學成為「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中 國佛學的精神則是中國佛教文化特色的精神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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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學的精神表現為圓融精神、倫理精神、人文精神、自然 精神、實踐精神等多個方面,其中圓融精神、倫理精神和人文精神 是中國佛學精神的最主要方面。

中國佛學圓融精神的主要內涵,表現在中國佛教的儒佛道三教 融合思想、「立破無礙」、「會通本末」等判教思想,以及中國佛 教「三諦圓融」等理論學說等方面。

中國佛學的倫理精神則在中國佛教倫理的善惡觀、戒律觀、修 行觀和孝親觀中均有具體體現,特別是中國佛教對孝親觀的強調,

成為中國佛學倫理精神融合吸收儒家倫理精神的突出表現。

中國佛學的人文精神是最值得關注和加以強調的。印度佛教本 是強調出世解脫的宗教,其根本宗旨是把人從人生苦海中解脫出來,

其立論的基點是對人生所作的「一切皆苦」的價值判斷。但佛教的 終極理想,仍然是為了追求永超苦海的極樂,其業報輪迴觀念中,

也透露出靠自己的努力來實現人生永恆幸福的積極意義。只是這種 積極意義在印度佛教中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彰顯,但在中國傳統文化 重視人和人生的氛圍中卻獲得了新的生命力,並得到充分拓展。中 國佛學的人文精神,突出地體現在禪宗和人間佛教的理論和實踐中。

(三)作為一種宗教:中國佛教的信仰特點

佛教雖有「哲學的宗教」之稱,但它畢竟是宗教,信仰無疑 是其最核心的內容,對人能夠覺悟解脫的信仰,構成了佛教的本質 特徵。但佛教與一般宗教的重要不同之處在於,它的解脫是「慧解 脫」,佛教的全部學說,都是圍繞著如何通過信奉佛法修行,從而 獲得智慧,實現解脫這一根本目標展開的。中國佛教在信仰方面有 三個特色也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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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三世輪迴的善惡報應論。佛教正是通過三世業報輪迴說,

把人們引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實踐,以追求永超 苦海的解脫。中土原有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周易.坤.文言》)的善惡報應論,認為父母作善惡、

子孫會受報,以及賞善罰惡乃「天地罰之,鬼神報之」(王充:《論 衡.禍虛》),即有外在的力量或主宰不同;而佛教強調的是過去、

現在、未來三世輪迴的業報,以及業報的「自作自受」,並沒有外 來的賞善罰惡者,是「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慧遠:《明 報應論》)。這種教義經過中國佛教思想家融會中印思想,而形成 天堂地獄那一套輪迴報應說,成為中國佛教的基本信仰。這種信仰 蘊含著中國佛教的獨特精神,即強化道德行為的責任感、每個人須 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表明,弘揚優秀中華傳統文化,需要我們深 入挖掘包括佛教在內的各種文化內蘊的積極文化精神,並進行適合 現代需要的創造性轉化。

二是佛菩薩崇拜。由於中國傳統宗教有著神靈崇拜的悠久歷史,

當人們用傳統的宗教觀念去理解並接受佛教時,就會把佛教視為神 仙方術的一種,認為佛陀能分身散體,飛行變化,通過祭祀能向佛 陀祈求福祥,這具體表現為延續至今的民間菩薩信仰和燒香拜佛活 動。在中國,四大菩薩(文殊、觀音、普賢、地藏)及其顯靈說法 的四大名山(五台、普陀、峨嵋、九華)幾乎家喻戶曉,其中觀音 菩薩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發展到後來,觀音菩薩不僅救苦救難,

而且還會顯靈送子、有求必應,因而在民間更受到普遍的信仰,這 既表達了人們對生活的美好願望,也體現了中國傳統宗教和哲學,

都以現世現生的生存、幸福為出發點和歸宿的中國文化的獨特精神。

三是人的解脫即心的解脫。中國佛教與儒、道有著很強的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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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別在經國、修身 和治心方面發揮各自獨 特的作用,如古人說: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

以儒治世。」雖然這種 區分只是相對的,因為 儒佛道三教在歷史的演 變中,往往形成了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複雜 性,但中國佛教在印度 佛教強調「人的解脫即 心的解脫」的基礎上,

進一步對人心、佛性和 解脫作了特別的發揮,

從 而 創 立 了 禪 宗 這 一

「心的宗教」。大家知 道,禪宗也稱「心宗」,

傳禪也稱「傳心」,解脫的境界就是心的開悟,並由「唯其心淨,

則佛國清淨」發展出人間佛教和建立人間淨土,從而為佛教更好地 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二、中國佛教特點的形成:佛教的中國化與儒佛道三教關係

以上種種中國佛教的特點及其精神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內在的根據主要有佛教「應病與藥」、「隨機設教」的方便法門等,

其突出的外因則有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王權政治

中國民間菩薩信仰普遍,尤以觀世音菩薩形象深 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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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強大、宗法倫理影響的深遠和思想文化的現實主義、人文主 義精神等。正是諸多的內因與外緣,促成了中國佛教的獨特發展。

下面主要從佛教的中國化和儒佛道三教關係這兩個方面,略談一些 個人的看法。

(一)佛教的中國化

所謂佛教的中國化,簡單地說,是指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

在適應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過程中,演變發展成為具有中 國特色的中華民族自己的宗教—「中國佛教」。

佛教的中國化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內涵 豐厚而廣博,而佛教本身也是一個由眾多要素構成的複雜體系,因 此,佛教的中國化呈現出極其錯綜複雜的情況,通過各種不同的途 徑和方法,不僅表現在宗教信仰、哲學理論等方面,而且還表現在 禮儀制度、組織形式和修行實踐等許多方面。就佛教中國化的途徑 與方法而言,也可以從佛典的翻譯、註疏和佛教經論的講習等不同 的方面來理解。

同時,由於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是個多民族的大 家庭,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習俗等,因此,如方立天教 授曾經說過的,「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形成了漢地佛教、藏傳佛 教和傣族等地區佛教三大支,佛教的中國化,一定意義上也可說就 是佛教的漢化、藏化和傣化」2

我這裡主要就漢地佛教與漢文化交融的角度,談一下佛教思想 理論的中國化問題。我認為,從思想理論的層面上看,漢地佛教的 中國化主要可以概括為方術靈神化、儒學化和老莊玄學化等三個方

2. 方立天:〈佛教中國化的歷程〉,《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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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當然,這三個方面是相互聯繫、並存並進的,但在不同的歷史 時期、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思想體系中又各有側重。下面先從佛教 的方術靈神化說起。

1. 方術靈神化

佛教的方術靈神化,主要是說佛教對中土黃老神仙方術的依附,

和對靈魂不死、鬼神崇拜等宗教觀念的融合吸收。

佛教的方術靈神化既與佛教本身的特點相聯,也與佛教傳入中 土後所面對的文化環境相關。從歷史上看,佛教來華之時,正是中 土社會上各種方術迷信盛行之際。特別是黃老神仙方術更是盛極一 時。到東漢末年,道教也逐漸形成。道教的呼吸吐納等許多修道方 法,都與佛教的禪定等修習有某些相似之處。而且早期道教以符籙 治病、煉丹延命為主,其教義學說比較簡單,儀軌戒條也不很完備,

像佛教這樣各方面都比較成熟的宗教傳入,對道教的進一步發展是 有借鑑意義的,因而道教最初往往將佛教引為同道。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初傳的佛教也就被中土人士理解為是黃 老道術的一種,人們往往把黃老與浮屠並提。社會上還出現了所謂 的「老子化胡說」,客觀上把佛與道納入了同一個華夏文化系統之 中。而佛教也利用這樣的機會和條件,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迎合,以 求在中國更好地生存發展。例如,印度佛教中雖然也有神通等內容,

但一向不占重要地位,因為信奉佛法、勵志修行是為了解脫,若以 神通為追求的目標,那屬於佛教所斥的外道。但佛教剛傳入中國的 時候,卻往往有意識地將這一方面的內容突現出來,藉以迎合並依 附中土的種種神仙方術,而中國人也往往對佛教的這部分內容特別 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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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傳為中土第一部漢譯佛典的《四十二章經》中,就出 現了把佛陀描繪為「輕舉能飛」的「神人」,把小乘佛教修行的最 高果位「阿羅漢」描繪為「能飛行變化,曠劫壽命」的作法。牟子

《理惑論》中,也以道家神仙家之言來解釋佛陀,認為「佛乃道德 之元祖,神明之宗緒」,能夠「恍惚變化,分身散體」,「蹈火不燒,

履刃不傷」,極似神仙道術之士所講的「神人」、「真人」。為了 迎合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神仙方術,早期來華傳教的僧人也常借助一 些道術醫方來拉攏信徒,擴大佛教的影響。

在依附神仙方術的同時,外來的佛教也十分注意對靈魂不死、

鬼神崇拜等中國傳統宗教觀念的吸收。例如,佛教是主張「無我」

的,認為人是「五蘊」和合而成,死後也沒有不死的靈魂。但中國 卻自古以來就盛行著靈魂不滅、鬼神報應的觀念,認為「人死為鬼,

有知,能害人」(王充:《論衡.論死》),人的善惡報應,都是「天 地罰之,鬼神報之」(王充:《論衡.禍虛》)。外來佛教對這種 思想和觀念也有所融合。例如三國時的康僧會在所譯的《察微王經》

中,就使用了「魂靈」一詞,並與中國傳統的元氣說相結合,提出「魂 靈與元氣相合,終而復始,輪轉無際,信有生死殃福所趣」。3

在漢魏時的佛教譯經中,「無我」(同時否定肉身之我與精神 之我)就被譯成了「非身」(僅否定肉身之我)。這樣的譯經,又 進一步影響到人們對佛教的看法。據《理惑論》記載,當時的中土 人士就認為「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 爛耳」。由於當時許多人都認為「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蕭琛:

《難神滅論》),因而在南北朝時,佛教徒與反佛者曾圍繞著神滅

3. 《大正藏》第 3 冊,頁 5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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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不滅,展開了一場思想理論上的大論戰。

外來佛教對神仙方術的依附,對中國傳統宗教觀念的融合,在 客觀上為佛教在中土的廣泛傳播開拓了道路。

2. 佛教的儒學化

佛教的儒學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儒家倫理名教的妥 協與調和;二是對儒家人文精神和心性學說的融合與吸收。

佛教的根本宗旨是要助人出世求解脫,這與儒家的重視君臣父 子之道、仁義孝悌之情,以及修齊治平的道德政治理想等都是不一 致的。而佛教徒不娶妻生子,見人無跪拜之禮的出家修行方式,也 被認為與傳統的社會倫理不合。因此,佛教傳入中國後,就受到了 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思想文化的排斥和攻擊,被斥之為不忠不孝,

違禮悖德。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對儒家倫理名教採取了妥協調和的 態度,大致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尋找相似點,以說明「釋教為內,儒教為外」(北周道安:

《二教論》),「內外兩教,本為一體」(《顏氏家訓.歸心篇》)。

例如把佛教的「五戒」比同於儒家的「五常」,認為兩者是「異號 而一體」(契嵩:《輔教編》上《原教》)的。

其二是調整自己或適當變通,以求與儒家倫理相適應。有關這 方面的突出例子,就是中國佛教對「孝道」的闡揚。重視孝道,突 出孝道,成為中國佛教倫理的一大特色。

其三是溝通不同點,努力從兩者都有助於社會教化的角度,強 調「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孫綽:《喻道論》),兩者可以並行 不悖。當然,如果兩者的差異太大,中國佛教也會以「苟有大德,

不拘於小」(牟子:《理惑論》)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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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佛教在中土的傳播發展,佛教的儒學化也逐漸從表面層次 的對儒家綱常名教的妥協調和,進一步發展為深層次上的對儒家重 現世現生的人文精神和思惟特點、思想方法的融合吸收,特別是通 過與儒家心性論的交融,而形成了中國佛教的心性論,成為中國佛 學的主幹之一。

3. 老莊玄學化

佛教的儒學化主要表現了外來佛教與中國正統思想的合流,有

「哲學的宗教」之稱的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還經歷了十分重要的老 莊玄學化的過程。

佛教的老莊玄學化也可以追溯到佛教的初傳之時。漢譯佛經從 一開始就借用了許多傳統道家的術語。例如,最早來華傳教的譯經 大師安世高,在其所譯出的《安般守意經》中,就用「氣」來概括「四 大」,代指「人身」,用「無為」來表示涅槃義,以至於有的中國 人就以道家思想去理解佛教了。牟子《理惑論》中就說:「佛與老子,

無為志也。」認為兩者本質上是一致的。

魏晉時期,玄學盛行,佛學與玄學合流,產生了玄學化的佛教 般若學六家七宗。正是通過與玄學的合流,佛教正式登上了中國學 術思想的舞臺。

這裡想說明的是,佛教中國化是佛教與傳統思想文化相互影響 的過程。外來佛教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為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而 不斷改變自己,傳統文化也在外來佛教的影響下不斷發生變化,這 兩方面是緊密連繫、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在強調佛教中國化的同時,

傳統文化的佛教化也不應被忽視。只有從兩者的雙向互動中,才能 更好地把握中國佛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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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佛道三教關係與 中國佛教的發展 前面提到佛教的儒學化和 老莊玄學化,正好就是儒佛道 三教關係的重要內容。佛教在 中國的傳播發展,始終與中國固 有的以儒、道為主要代表的思想 文化處在相互衝突和相互融合的 複雜關係之中。儒佛道三教在衝 突中融合,在融合中發展,構成 了漢代以後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 重要內容。也正是在三教的衝突 和融合中,中國佛教不斷得到了 發展。佛教在中土傳播發展的歷 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 是一部三教關係史。

漢 代 佛 教, 最 重 要 的 佛 事 活動是佛經的翻譯。當時的譯經 中,就借用了大量儒、道的思想 觀念和名詞術語,儒化和道化的

傾向十分明顯。例如:用道家的「無為」來表示涅槃義(《安般守 意經》)把「釋迦牟尼」譯為「能仁」(《修行本起經》),以迎 合儒家的聖人觀念。這種對儒、道思想觀念的依附,和對儒、道名 詞概念的借用,為漢魏間「格義佛教」的流行創造了條件。

隨著佛經的大量譯出和人們對佛教的全面把握,魏晉以後,「格

明代《儒釋道三教和諧圖》—美國納 爾遜.阿特金斯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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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逐漸被廢棄不用。但也有一些比配仍被保留了下來,成為中國 化佛教的一部分。例如以儒家「五常」來比擬佛教「五戒」的做法,

後來就幾乎成為中國佛教的一種定論。

三國時期的佛事活動,仍以譯經為主。這個時期最著名的佛經 翻譯家是支謙和康僧會,他們的譯經也都善於用儒、道等傳統的名 詞術語和思想理論來表達佛教思想。特別是康僧會編譯的《六度集 經》,大量借鑑吸收了儒家仁義孝親的倫理觀和仁政德治的社會政 治思想。其中不僅大講「惻隱心」、「仁義心」,而且極力主張「治 國以仁」,認為「為天牧民,當以仁道」,還大力提倡「孝順父母」,

歌頌「至孝之行」等等。

兩晉時,玄佛合流,出現了受玄學影響的「六家七宗」等佛教 般若學派,並出現了一批從事佛教理論研究的中國佛教學者,他們 都精通儒、道,例如慧遠「博綜六經,尤善老莊」(《高僧傳.慧 遠傳》),僧肇自幼「歷觀經史,備盡墳籍」、「每以莊老為心要」

(《高僧傳.僧肇傳》),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熟悉,為融會佛道儒 三教、推進佛教的中國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在儒佛道三教融合發展的過程中,也開始出現對三教關係的辨 析。就現有資料看,最遲在三國時,社會上已出現了儒佛道三教一 致論,這在成書於漢末或三國時的牟子《理惑論》中有清楚的記載。

三教一致論的提出,不僅對三教關係,對佛教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

而且也對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都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南北朝時期是儒佛道三教關係全面展開的時期。三教之爭,特 別是佛道之爭也在這個時期突出了出來,「三武一宗」滅佛事件有兩 次出現在這個時期,而這兩次滅佛事件都與佛道之爭有一定的關係。

南北朝時期,由於南北社會政治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南北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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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形成了不同的特點和學風,三教關係在南方和北方的情況也有所 不同。在南方,三教之爭有時雖然很激烈,但大都僅停留在理論的 論爭上。正因為如此,南方才有夷夏之辨、佛法與名教之辨,以及 神滅與神不滅等理論上的大論戰,也才會有釋慧遠為「沙門不敬王 者」所作的辯解。

在北方的情況卻不太一樣。與南朝相比,北朝的君權更為集中,

因此,在北朝出現了帝王利用政治力量滅佛的流血事件。三教的爭 論,特別是佛道之爭,也與南方的理論爭論不同,往往更多的是借 助於帝王的勢力來打擊對方。所以在北方,非但沒有出現沙門該不 該禮敬王者的爭論,反而出現了拜天子即為禮佛的說法(《魏書.

釋老志》),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三教關係和佛教的發展受社會 歷史條件的影響。

從歷史上看,自牟子《理惑論》提出最早的三教一致論以來,

三教一致的觀點在三教關係論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為佛教在中 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圍。例如兩晉南北朝時期,名士、佛教徒 和道士,都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思想。「三 教雖殊,勸善義一,途跡誠異,理會則同」(北周道安《二教論》

引),成為當時一股比較普遍的思潮,佛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得到了迅速發展。

隋唐時期,儒、佛、道逐漸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儒、佛、

道三教中許多重要的思想家,都從自身發展的需要出發以及迎合大 一統政治的需要,提倡三教歸一、三教合一,主張在理論上相互包 容,這成為佛教宗派在這個時期創建各自思想理論體系的重要背景 條件。

入宋以後,儒佛道三教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進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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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際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逐漸成為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主 流,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三教合一,構成了近千年中國思想發展的 總畫面。

儒佛道三教從早期強調「三教一致」(都有助於社會教化以維 護封建統治秩序),到唐代的「三教鼎立」、「三教融合」(三教各 成體系,皆立足於本教而對另外兩教加以融合吸收,以充實抬高自 己),進而發展為入宋以後思想上的「三教合一」,這標誌著三教 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儒佛道三教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最終找到了 它們的共同歸宿,找到了以儒為主、以佛道為輔的最佳組合形式。

三、從契理契機看中國佛教的發展

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國佛教的思想理論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 特色,這是基本事實,但並不能由此而否定或不承認其對印度佛教 的繼承及與之根本上的一致。從契理與契機的角度看,中國佛教的 儒道化色彩,並不影響中國佛教仍然是「佛教」。而中國佛教的未 來發展,也必須繼續處理好契理與契機的辯證關係。下面從四個方 面略作說明。

(一)從中國佛教的如來藏思想說起

如來藏佛性論系思想,是在印度中觀學和唯識學之間出現的一 股大乘佛教思潮,在各種相關經典中,《涅槃經》的思想對中土影 響最大。

為了更好地說明「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皆可成佛」,《涅槃經》

等提出了「如來藏」的概念,更突出了「如來即在眾生身內」(《佛 說無上依經》卷上),是一切眾生成佛的根據。同時,如來藏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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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含義,《涅槃經》中明確提出:「我者,即是如來藏義;

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隨之出現的《勝鬘經》、《不增 不減經》等,曾進一步把「如來藏」與真如法性或自性清淨心連繫 起來。這種思想與早期佛教的「無我說」,理論表達確實並不完全 一致,因此,這種思想在印度沒有得到廣泛流傳並產生很大的影響,

相反,它很快就被無著、世親的唯識學所代替。但是,依佛教的方 便施教和真俗二諦義,這裡的「我」和「如來藏」,不能與「外道 之我」簡單相等同。

如來藏佛性論思想傳到中國後,受到了中土人士的歡迎,經晉 宋時著名佛教思想家竺道生等人的倡導,這種思想經過不斷闡發而 成為中國化佛學的主流。對之如何看待,近代以來有許多變化。特 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出現了

對以如來藏佛性思想為主流的中 國佛教全盤否定的傾向。

近代以來,支那內學院歐陽 竟無、呂澂等人對「本覺」的批 評,和日本學者對《大乘起信論》

的「疑偽」,就已初露對中國傳 統佛教的批評。至上個世紀八○

年代,日本佛學研究界更出現了

「批判佛教」思潮,認為如來藏 思想和本覺思想都不是佛教,實 際上是徹底否定了幾千年來的中 國佛教的合法性。這是不符合實 際的。

談心性的如來藏思想,在結合儒道思 想後發揚光大,最終成為漢傳佛教理 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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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從印度佛教的發展來看。如來藏佛性理論是從原始佛教、

特別是部派佛教發展而來的,圍繞著眾生解脫成佛的問題,把心與 法性、佛性、解脫聯在一起作了新的發揮。例如明確提出「如來藏 常住不變」、「佛性常恆無有變易」等說法。但《大般涅槃經》同 時也說:「從般若波羅蜜出大涅槃」,4並以非有非無的「第一義空」

來解說佛性,認為「中道者名為佛性」。5這表明,從佛教的緣起、

無我、智慧解脫的根本立場和離言掃相的表達方式而言,佛性如來 藏可以是一種方便說,它與般若和實相說可以互為發明、相互補充。

中國佛教正是如此來理解並接受這種思想的。

我們來看中國佛教。有中土「解空第一」美譽的僧肇,曾經從 離言掃相的角度來說佛教的「我」與「無我」:「如來言說,未嘗 有心,故其所說法未嘗有相。……去我故言無我,非謂是無我……

可謂無言之教,無相之談。」6「涅槃聖」竺道生則從「佛性我」的 意義上來說「我」,認為「無我本無生死中我,非不有佛性我也」。7 正是從方便言教角度來理解的佛性如來藏思想,在晉宋以後,經歷 代中國僧人結合儒家本善的心性論和道家本真的道性論而發揚光 大,發展成為漢傳佛教理論的主流。

可見,中國佛教的如來藏佛性理論,淵源於印度佛教,也與眾 生的慧解脫這一佛陀創教的根本精神相一致,但它又在適合中國文 化和民眾需求的過程中,隨機有了新的發展,體現了佛教契理與契 機的有機統一。

4. 《大正藏》第 12 冊,頁 449 上。

5. 同註 4,頁 523 中。

6. 《維摩經.弟子品注》,《大正藏》第 38 冊,頁 353 中。

7. 同註 6,頁 35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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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契理與契機,是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原則

這些年來,「佛教的中國化」似已成為一個流行詞語,但對其 態度卻很不一樣。有的認為佛教傳入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應該也必 然「入鄉隨俗」本土化,並隨順時代的變化需求而革新發展,例如 它來到中國,儒學化和道學化就是它契機的具體體現。不同的觀點 則認為,既然是佛教,就是佛陀之教的一脈相承,不應該也不存在 什麼被「化」的問題,否則就有違背佛教的根本之嫌。

這裡就有對「中國化」內涵的不同界定和理解的問題。在我看 來,佛教的中國化,就是指印度佛教變成中國佛教。中國佛教在表 現形式上當然不同於印度佛教。例如,中國佛教有宗派,但在印度 佛教中卻並不存在。這裡的關鍵問題,並不在於中國佛教表現為怎 樣的形式,披著怎樣的外衣,藉著怎樣的文化載體,其隨機教化的 方便與印度是否一樣,而在於其根本的宗旨與佛陀創教的本懷是否 一致。

佛教的「真俗二諦」和中國禪宗的「藉教悟宗」等,為我們作 了很好的提示,大乘佛教強調的「隨機」和「方便」則是佛教「中 國化」的內在理路和依據。佛教的中國化,其實就是佛教在中國傳 播發展過程中的「契理」和「契機」。契理,從根本上說,就是它 始終合乎佛法的根本道理,契合佛法的根本精神,這也就是禪宗強 調的「藉教悟宗」、「以心傳心」。契機,就是隨順時代的變化和 大眾的不同需要,而不斷地更新和發展,並應機接物,方便施教。

佛教的緣起、無我、智慧解脫,可以通過儒道化的「法性論」(慧 遠)、「法界論」(華嚴宗)或「見性論」(禪宗)來接引眾生,

開示眾生。歷史地看,契理和契機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推動著 佛教的中國化。中國佛教正是在契理的同時又契機,在契機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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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契理,從而才保持了它持久的生命力,一直從古代走向了現代。

從契理和契機的角度看,中國佛教宗派的理論以如來藏佛性思 想為主流,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特色,但並不能由此而否定或不 承認其對印度佛教的繼承及與之根本上的一致。佛教與儒、道構成 的既有衝突又有融合的三教關係,推動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並使 之具有了儒學化與道學化的色彩,但中國化的色彩,並不影響中國 佛教仍然是「真佛教」。

(三)人間佛教的契理與契機

人間佛教現在已成為中國佛教發展的基本趨向。佛教在當代的 復興,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人間佛教」理念的推展。但從人間 佛教的實際發展情況來看,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有 許多值得進一步反思的地方。這裡,我簡單講三點看法。

1. 人間佛教思想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佛陀創教的根本情懷。

2. 近現代的人間佛教運動,是秉承佛陀之本懷,以現實的人生 為本位,以增進人間福祉為指向的佛教現代化運動,它是佛教界有 識之士有感於自晚明以來整個中國佛教的衰敗,為順應現代社會與 文化的急劇變化,而作出的積極回應與自覺調整,同時也是對唐宋 以來,中國佛教人生化、入世化傾向的進一步發展。

3. 人間佛教,既在人間,又是佛教。中國佛教的入世化傾向,

並不改變它本質上仍然是講求「出世」的宗教,因為它畢竟不是以 入世為最終目的,而是視入世為方便法門,以出世解脫為旨歸的。

中國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傾向,從佛教自身的發展來說,是大乘 佛教的入世精神在中國社會文化歷史條件下的新發展。中國佛教所 倡導的「出世不離入世」,實際上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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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化中的一種特殊表現。因此,在提倡人間佛教、強調中國佛教

「出世不離入世」特色的同時,還應該不忘加上「入世以求出世」。

「出世不離入世」而「入世以求出世」,這既體現了佛陀創教的本懷,

也更全面地揭示了中國佛教的重要特點,而這也應該成為「人間佛 教」之理論與實踐的根本或基礎。不能在強調佛教的中國化或人間 佛教的入世性時,忽視了佛教出世解脫的根本宗旨,以及中國佛教 契合佛陀本懷的普世性意義和價值。佛教的中國化不應被片面地理 解,佛教的根本宗旨和根本精神,不應在人間佛教的推展中被忽視。

在當前有關「人間佛教」的理論和實踐中,與契機性的被強調 相比,其契理性似乎略顯不足。「人間佛教」,不能只有「人間」

而沒有「佛教」,它只是強調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它一方面 必須擔當「人間」使命,另一方面也必須有「出世間」的宗教性和 神聖性,才能更好地實現「自覺覺他」、「自度度人」的人間「使 命」。

現在人們常引用六祖惠能大師的名言來論證人間佛教。惠能大 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其實,如果把這個句子反過 來讀,我們就會看到,這裡既強調了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

覺,同時也強調了「在世間」的「佛法」和「覺世間」。也就是說,

在強調佛教的「人間」性時,不能忽視「在世間」的「佛法」,「不 離世間」是要「覺世間」,也就是要「覺悟」人生、實現智慧解脫。

這兩者應該是人間佛教必須重視的兩個側面,如鳥之雙翼,車之雙 輪,不可偏廢。

人間佛教,依然是佛法而不是世間學,因為它契證的是佛陀的 本懷,一旦遮蔽了其向上的維度,那它就將與一般的世間學如儒學 等無異,那麼佛教的獨特價值也就難以得到彰顯和發揮。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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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強調人間佛教的入世性的同時,不能忽視佛教出世性和出世精 神。「人間佛教」既應關注「人間」,更應強調「佛教」。

太虛大師當年在提倡人間佛教的同時,曾特別強調要在人生的 道路上更進一步依佛的教法去信解行證,以「出離生死苦海」。8從 契理和契機的角度來看,如果說「人間」表達的是契機,那麼「佛 教」更多地就是要契理。如果離開了「出離生死苦海」的解脫目標,

那麼佛教的人間事業就與一般的公益事業無異,佛教與其他宗教或 理論學說的殊勝之處也就無從顯現。

(四)更好地發揮中國佛教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習近平主席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的演講中曾特別 提到,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 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我想,這裡提到的積澱著中華民族最 深層的「精神追求」和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當然 也包括了作為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佛教。

這就表明,中國佛教,是一種精神性的文化資源。我們弘揚中 國佛教文化,特別應該要發揮佛教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推展 人間佛教,也不是簡單的從事人間事工,也不能僅滿足於建寺蓋 廟,或參與到經濟建設中來,更不能像有些地方,簡單的佛教搭台 經濟唱戲,而是要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多作貢獻。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然包 括中華文化三大基本組成部分之一的佛教。作為佛教信仰者,這完 全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對於廣大非佛教信徒,從全體社會大眾的

8. 太虛:〈學佛先從做人起〉,收錄黃夏年主編:《太虛集》,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1995 年,頁 234-237。

(22)

角度來看,如何繼承中國優秀的佛教文化?優秀的佛教文化如何轉 化為對全民有益的文化資源?

我注意到,現在報紙、電台在講繼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時,在 儒佛道三教中,講儒學的比較多,講道家智慧的也有,現在「國學」

進課堂,編寫的中學教材中已經有《論語》、《孟子》、《大學》、

《中庸》和老子《道德經》,但沒有同樣作為「國學」的中國佛教 經典,例如《六祖壇經》。

現在談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主要都是談佛教為經濟社 會的發展作貢獻。這是不錯的,但我認為還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才 能使中國佛教在今天人們建設精神家園中發揮更好的積極作用?這 裡指的「人們」,不僅僅是就佛教信徒而言,而是指中華民族的全 體大眾。

佛教畢竟是一種宗教,作為宗教,它更多的是一種精神性的文 化資源,能為人的精神世界提供資糧,它應該在人的精神世界發揮 更大的作用。例如,在物質財富和人的物欲都迅速同步增長的當今 之世,在精神空虛、道德失範等各種社會和人生問題層出不窮的現 實面前,佛教所提倡的不執著、去貪欲和自淨其心、智慧解脫等,

都能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而有些宗教教義,例 如,萬法無常和業報輪迴說,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其中所蘊含的發展變化的觀念,和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要承擔道德責任和法律後果,這對每個人不都是有意義的嗎?關於 這個問題,因時間關係不展開了,但我認為,應該引起大家的重視,

希望大家一起來思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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