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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中國意識籠罩影響下的兩岸政治互動
在探討兩岸關係變遷發展或兩岸政治關係上，一般學者通常以時期的 劃分來加以檢視1，然而在本論文中筆者捨棄傳統上對歷史進行分期的敘述 方式，而改以國際政治中的統合（指統一）與分離（指獨立）趨勢的觀點，
來進行兩岸政治互動的檢視與探討。統合與分離本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 兩 面 ， 而 民 族 主 義 的 終 極 目 標 在 於 民 族 國 家 的 肇 建 （ nation-state making），誠如 Gellner 所言之「民族主義要求政治單元與民族單元的合而 為一」，因此民族主義它所帶來的應該是一股整合的力量，但問題是這是
“誰的民族？”以及“誰的國家？”如果族國整合的過程中，少數人民無 法 認 同 上 述 的 該 民 族 與 該 國 家 ， 那 麼 類 似 「 小 型 民 族 主 義2 」
（mini-nationalism）的分離情形隨即產生，此時民族主義所帶來的即是 一股分離的力量。而在現今國際社會持續無法擺脫民族國家的迷思與召 喚，兩岸人民同樣無法超越國族認同的情況下，兩岸人民因國族認同歧異 所導致的統合與分離兩股力量勢必相互拉扯與衝撞。中國民族主義代表的 是一股統合的力量，追求的是中國的大一統，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必然統一，
以成為一個再現古老光榮傳統的統一國家；而台灣民族主義代表的是一股
1 如在早期學者蔡政文與林嘉誠在探討台海兩岸政治關係上，以 1987 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為主要分期 點，又將 1987 年之前的兩岸關係分成兩個時期，包括 1949 年國府遷台到 1978 年中共與美建交為止，
以及 1979 年中共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到 1987 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止，見蔡政文、林嘉 誠（1989），《台海兩岸政治關係》（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頁 118-141。曾任行政院陸委會副 主委的現任台北市長馬英九認為回顧數十年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大致可分成三個時期：一、軍事衝 突時期（1949-1978），二、和平對峙時期（1979-1987），三、民間交流時期（1987.11 迄今），見馬英九
（1992），《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展望》（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頁 2-3。。學者楊開煌則認為兩岸關 係史中，主要以 1979 年元旦中共以「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為分水嶺，前一階段主要 為敵對時期，後一階段主要為和平時期，而前一階段自 1949 年至 1978 年止的三十年間又可概分為：
一、敵對時期（1949-1965），二、政治對峙時期（1966-1971），三、外交鬥爭時期（1972-1978）等三個 時期，見楊開煌（1992），〈中共對台政策之評估〉，載於楊開煌、魏艾主編，《中國大陸研究概論》(台 北：空大)，頁 238-246。另學者邵宗海則將兩岸關係的變遷分期為：一、軍事對峙時期，二、法統爭 執時期，三、交流緩和時期，四、意識對抗時期等四個階段，見邵宗海（2003），〈兩岸關係史〉，載於 張五岳主編，《兩岸關係研究》(台北：新文京開發)，頁 4-11。惟此處筆者要特別指出的是上述不同的 分期方式乃因應學者各自的觀點與敘事的便利，但實質上各時期間仍有一些重疊性，恐難加以截然劃 分。
2 「小型民族主義」通常是指在一個主權國家之內的「少數民族」（minorities 或 nationalities），由於不滿 居於統治地位的「多數民族」（majority）之統治，或認為自己民族的文化、語言、宗教、風俗習慣、
歷史傳統、經濟生活乃至政治地位等受到「統治民族」的歧視或不公平待遇，而發起的一種民族主義
（運動）。也可稱之為「少數民族主義」（micro-nationalism）。相關論述請參見：楊逢泰等編（1993），
《民族主義論文集》（台北：黎民文化），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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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的力量，追求的則是如何擺脫中國這個極權國家的政治吞併，以確保 台灣民族作為一個相對弱勢民族所應享有的民族自決權，並進而成為一個 主權獨立的新興民主國家。換言之，兩岸政治互動的發展即是明顯受到統 合與分離這兩股力量的衝擊與牽引。
筆者這裡所謂的「大中國意識」，指的是強調在情感上和政治上與中國 大陸的認同聯繫，而這種大中國意識的認同糾結即是部份人所謂的「中國 結」，一種對認同中國統一的聯結（Connection）、情懷與情結（Complex）。 它也間接反映了中國人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偏執，認為「民族文化屬性」
與「國家政體性質」是必須一致且不可分割的，因此，台灣和大陸這兩個 華人社會由於民族血緣與文化傳承相同，再加上共同的歷史淵源，因此必 須「統一」在一個民族國家範圍之內。
據此，本章的討論將從民族主義統合力量（指中國統一情結籠罩影響 下的統合意識）的角度去論述中國民族主義對兩岸政治互動的制約影響，
探討的時間範圍起自一九七九年元旦中共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
後，約莫到一九九五年四月李登輝前總統於國家統一委員會上發表的所謂
「李六條」為止（或者說至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前總統至美國康乃爾大 學訪問前為止）。而下一章（第五章）則將從民族主義分離力量（指台灣主 體意識彰顯凸出後的分離意識）的角度去論述台灣民族主義對兩岸政治互 動的影響，所探討的時間範圍則起自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前總統至美國 康乃爾大學訪問後，自台灣政黨輪替後陳水扁執政期間為止。此兩階段時 期的時間劃分主要以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訪美此一事件為重要轉戾點。
第一節 「和平統一祖國」與「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的共同努力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提出「官方 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的概念，去論述十九世紀末期「民族 與王朝制帝國之刻意的融合」時，一種「同時結合歸化與保存王朝的權力，
特別是他們對從中世紀開始累積起來的廣大的、多語的領土之統治權的手 段，或者，換個表達方式來說，一種把民族那既短又緊的皮膚撐大到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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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帝國龐大的身軀的手段。3」其實簡單地說，筆者認為可以將「官方民 族主義」理解為「既存的國家因為害怕地方性的民族分離主義的瓦解挑戰，
因此打造形塑自己的民族主義且利用政治、社會與經濟上的支配條件來強 行推展於全國」。據此，筆者認為無論是中共當局的「和平統一祖國」或台 灣當局的「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二者都可說是一種「官方民族主義」的 型式，藉由國家來發動愛國主義，以鞏固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且凝聚人民的 效忠認同感。
一、中共的「和平統一祖國 」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分合雖屬常態，誠如《三國演義》開宗明義即告示：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然四百年來的台灣一直對於中國大 陸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不管是過去的華洋通商貿易樞紐，或是今日的東 亞大陸戰略要地。誠如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所言：「鄭氏父子之興 起，非僅由武力，而經濟方面，即當時中國與外洋通商貿易之關係有以致 之。明南都傾覆，延平一系猶能繼續朱氏之殘餘，幾達四十年之久，絕非 偶然。自飛黃大木父子之後，閩海東南之地，至今三百餘年，雖累經人事 之遷易，然實以一隅繫全國之輕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變之所 由，不可不於此點注意及之也。4」這段話很清楚地說明了台灣地位對於中 國大陸的重要性。對於中共而言，無論是基於情感理念的執著或是現實利 益的考量，統一台灣的主觀企圖是清楚絕對的。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共以「人大常委會」名義發表「告台灣同胞 書」，提出「和平統一祖國」的統戰號召與戰略方針，與兩岸通商、通郵、
通航以及科學、體育、文化、經濟交流等「三通四流」的主張，且暫時放 棄「武力解放台灣」的口號，由之前的軍事衝突與對峙邁向彼此的和平對 峙，可謂揭開了中共對台統戰政策的新序幕。其後，中共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葉劍英進一步提出「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俗稱「葉 九條」），明言：「我們希望廣大的台灣同胞，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積極促進
3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Benedict Anderson)，吳叡人譯（200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時報文化），頁 97。
4 陳寅恪（1981），〈柳如是別傳〉，收入陳寅恪，《陳寅恪先生文集》(台北：里仁)，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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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大團結早日實現，共享民族榮譽5。」揭示了「台灣的回歸祖國」是 中共所謂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表現。
事實上早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發佈 中美建交公報的記者會上即表示：「台灣是我國的神聖領土。台灣人民是我 們的骨肉同胞。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 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的一貫政策是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
我們希望台灣同胞和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一起爲祖國統一 大業繼續作出貢獻。6」而在稍後的這篇「告台灣同胞書」中，中共更是清 楚地訴諸民族主義的思維與理念，一再強調兩岸的民族情感、歷史傳統與 驕傲，並表明中國的統一問題即是一民族問題。它說道：
「台灣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民族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和凝聚力的。儘管歷史上有過多少次外族入侵和內部紛爭，都不曾使我們的 民族限於長久分裂。近三十年台灣同祖國的分離，是人為的，是違反我們民 族的利益和願望的，決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每一個中國人，不論是生活在台 灣的還是生活在大陸上的，都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繁榮負有不容推諉 的責任。統一祖國這樣一個關係全民前途的重大任務，現在擺在我們大家的 面前，誰也不能迴避，誰也不應迴避。如果我們還不儘快結束目前這種分裂 局面，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我們何以告慰於列祖列宗？何以自解於子孫後 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屬皇帝子孫，誰願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
我們一貫主張愛國一家。統一祖國，人人有責。希望台灣當局以民族利益為 重，對實現祖國統一的事業作出寶貴的貢獻。」
這裡完完全全地表露了中共民族主義心態下的主觀認知與期待，它預 設了民族與國家的必然合一，也表達了建構單一民族國家統合神話的企 圖，同時嘗試建構一套虛幻的「想像共同體」，以炎黃子孫相承下的民族大 義作號召。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通篇文告中竟絲毫未見「社會主義」字眼的 宣示，似乎顯示中共也清楚瞭解到用社會主義來號召統一絕對無法獲得台 灣民眾的支持，同時也說明了在中共的對台統戰策略中，民族主義與愛國 主義的影響性始終扮演著絕對重要的地位。
5 楊清海（1991），《中共統一戰線剖析：組織、演變、論證》（台北：龍文），頁 169。
6 王功安、毛磊編（1991），《國共兩黨關係通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頁 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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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於一九八三年六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亦 曾針對台灣的“回歸”祖國提出了相關的「促和」與「促統」策略，其中 特別強調所謂的「民族大義」：在個人層面，發動大陸同胞給在台親友寫信、
致意、問候，增加台胞赴大陸時旅遊與探親的方便和優待；在集體層面，
肯定國、共合作的歷史的經驗，強調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在民族層 面則強調同族統種、文化認同、民族尋跟、春秋大義、近代民族挫折和屈 辱等，強調統一大業是民族的責任和義務7。這種民族主義的訴求誠如米勒
（John Stuart Mill）所指出：「強化民族情感的最佳方法就是在政治的祖 先上；彼此擁有共同的民族歷史背景以及回憶；共同的民族驕傲與恥辱，
歡樂與痛苦等一連串的歷史脈絡中去尋求認同8。」凡此皆說明了中共在兩 岸關係中的國家認同問題上全然據以採用民族主義的思維，認為「民族即 需肩負國家統一的基礎與責任」，並以之相責於海內外華人，特別是針對台 灣地區的人民。
二、台灣的「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爲迎戰中共所謂「和平統一祖國」的和平攻勢，台灣方面則於一九七 九年四月對大陸同胞提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號召，放棄過去武力 反攻的意圖並轉而調整到「和平演變」中國大陸的大方向上，力主「中國 唯一的道路是在全中國實行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同時輔以台灣的政治 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強調「自由民主的中國」相對於「共產專制的中國」
的優越性；另一方面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而堅持「漢賊不兩立」的立場，
堅守所謂「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立場，以反制中共的和 平統戰與和平解放策略，而對內則毫無疑問地形塑「三民主義下自由民主 均富的統一中國」必將獲得實現的政治認同。在這段期間，台灣執政當局 雖堅決反共，但在兩岸關係上仍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反對「兩個中國」
或「一中一台」的主張，在這一點上與中共可謂是一致的。
一九七九年後的台灣經歷中美斷交，正值風雨飄搖、驚魂未定之際，
7 楊開煌（1992），〈中共對台政策之評估〉，載於楊開煌、魏艾主編，《中國大陸研究概論》(台北：空大)，
頁 253-254。
8 John Stuart Mill (1939), “Represent Government, 1861, reprinted in part in Alfred Zimmern,” Modern
Political Doctrin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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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的大陸政策僅能被動地對中共加以拒斥，所謂的「三不政策」即是 當時的產物。然而「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策固然仍拒斥中共，但此 一政策在台灣「官方民族主義」的包裝與促銷下，昭示了對於中國和平統 一前景的信心與肯定，並“預視”了中共將可能經由和平演變轉向非共產 化，甚至是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化，從而達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神聖使 命。
事實上，以民族主義的方式去論證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並進而得出 台灣必須與中國大陸統一，也必將統一中國大陸的理論與說法，一直以來 可說是過去國內各級學校公民教育的主流論述，這也是國民黨政府遷台以 來，官方所提倡並容忍的唯一表述。其主要原因筆者認為仍在於國共內戰 延續且對岸強敵壓境下，國民黨政府為爭奪中國正統與法統的脈承相傳所 做的相關努力。以官方民族主義的力量，透過教育、文化、傳播的管道，
積極地形塑台灣地區人民的民族想像與歷史記憶，一種對於「中華民族」
與「中國人」的國族想像，以有利於國民黨政府進行光復大陸的國家統一 工程與歷史使命。
在歷史上台灣正式進入中華帝國的版圖，成為所謂“中國領土不可分 割的一個部分”，可以說主要是自鄭成功政權對台灣的統治開始。學者連 橫在《台灣通史》的序言中說到：「台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
清代營之，開務成基，以利我丕基，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9」說 明了鄭成功政權之後，一部以漢民族為中心的台灣歷史方宣告開始，而鄭 成功能結束荷蘭人在台三十八年的殖民統治，則與台灣島上受到壓迫的華 人的強烈民族意識密切相關，於是「台灣復為中國有矣」，「台灣之名入中 國始於此」10，而台灣自此可謂逐漸走入了中國歷史的主體中。但相當值得 玩味的是，當時清康熙王朝與鄭氏王朝所建立的東寧國二者間，一度曾經 思考援用中華帝國文化傳統中的「天朝禮治體系」的模式框架，以「籓邦」
稱臣納貢的地位與方式來「以小事大，事大以禮」，「照朝鮮事例」來建立 兩岸鬆散的政治關係，然而二者終究在所謂民族大義與文化傳統下拒絕了 這種形式的兩岸關係，因為在意識形態上它們全然承襲了中華帝國的傳統
9 連橫（1998），《台灣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序言。
10 同前註，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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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雙方都欲爭奪「中華正統」的法統延續11。或者從另外一個角度來 看，誠如國際政治學者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新作《大 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中所指出：「中國在其悠久歷史裡絕大多 數時間是單一國家，這種心態實有深刻的歷史根源。12」
據此，筆者這裡要特別加以指出的是，無論是中共所謂的「和平統一 祖國」或台灣當初所謂的「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努力，都是在意識形 態上，受到中國傳統歷史上大一統文化的情結影響，所謂「中華大地誰主 浮沉」，雙方都在力爭「正統」與「法統」的歷史使命，以成為中國歷史主 體或主流的承繼者與詮釋者。誠如學者黃枝連所喩：
「中國，中國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做為一個客觀存在的綜 合性的巨大系統；其理論與實踐，已經自成一體，有其內在邏輯。任何族群
－群體，如果要在中華大地上和海峽兩岸建立起號召天下的統治地位，長治 久安，都不可能同此「系統」背道而馳；而必須認同它，向它靠攏，以至於 替天行道，成為它的繼承者－捍衛者；並向天下證明，只有它才可以把此系 統－道統－正統加以發揚光大的。」13
11 相關史料請參見：黃枝連（1999），〈台灣在中國歷史主體中的進出〉，載於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 與台灣意識》(台北：海峽學術)，頁 113-119。
12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ninski）著，林添貴譯（1998），《大棋盤》（台北：立緒文化），頁 211。
13 黃枝連（1999），〈台灣在中國歷史主體中的進出〉，載於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
海峽學術)，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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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一國兩制」與「國家統一綱領」的殊途同求
在大中國意識與大一統中國情結的影響下，中共進行「和平統一祖國」
的最重要策略即是所謂的「一國兩制」，而台灣當局的「國家統一綱領」的 提出則可被視為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後的接續努力。惟「國家統一 綱領」政策的提出成為台灣當局推展兩岸關係的最高指導原則，筆者認為 其現實性與功能性的考量恐怕多於理想性的追求，比較屬於一種對於「一 國兩制」策略的反制而非統一目標的合作。
一、中共的「一國兩制」
中共明確提出「一國兩制」之說是在一九八四年二月鄧小平於會見美 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訪問團時，對美國前國家安全 顧問布里辛斯基說道：「統一後，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
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其後，一九八四年五 月中共召開「第六屆人大第二次會議」，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正式提出：「祖國統一之後可以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 以作為對台、港、澳統戰的策略與利器14。自此，「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除了成為中共「愛國統一戰線」的主調外，也可說正式成為中共統戰策略 中的「基本國策」。
中共的「一國兩制」基本上仍是以「中國大一統」的訴求為基礎，去 訴諸歷史的「大中華民族」性格，宣稱台灣自古以來即是中國的一部分，
並且強調兩岸人民不希望分裂，因此中國必須統一；而因為中國必須統一，
從而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必須接受中共的統治。換句話說，
中共政權強調自己才是唯一代表和繼承中國正朔的政權，依照中國歷史上 改朝換代和成王敗寇的法則，國民黨理應接受中共「一國兩制」下的中央 與地方關係。因此，台灣必須回歸到中共的主權之下，作為一個特別的行 政區，回歸中共的統治使再度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在另一方面，中共則持續將兩岸統一問題訴諸於民族情感與民族利 益，倡言兩岸數十年的隔絕與對峙是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最大不幸，而
14 共黨問題研究中心編（1989），《中共「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共黨問題研究中心），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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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兩岸絕大多數人民都希望統一，則「一國兩制」即是符合人民結束對 立，進一步恢復統一，且振興中華民族的最好方式。如果台灣當局不接受
「一國兩制」的統一方式，就是違背了民族大義且是不愛國的。更有甚者，
中共認為因為台灣長期強調「三不」政策，拒絕「一國兩制」與三通的合 作，因此導致台灣獨立與住民自決的主張聲浪。據此，為化解台獨問題，
國民黨應儘速接受「一國兩制」的安排，繼北伐前與抗戰時期兩次的合作，
實現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以促進海峽兩岸中國的統一。據此，筆者認為
「一國兩制」論實乃無法擺脫「民族國家論」的糾結與制約，蓋其所隱含 的觀念仍認為國家體制的歸屬應以「民族情感」為最大依據，而政治社會 體制尚在其次。
事實上，回顧一九四九年後中共政權在中國大陸執政的成果，往往受 到許多人民的諸多質疑。在民權主義方面，可說毫無可取之處；在民生主 義方面，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遲至八０年代之後才有若干的成果與進展；
但若檢視民族主義的相關「成就」，則中共可謂捍衛有成。在經歷了列強百 年來的殖民侵略與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後，以及中國陷入內戰的痛苦經驗 後，中共巧妙地將民族主義加以建構成鞏固其政權合法性的最重要基礎，
特別是在民權主義（民主政治）與民生主義（經濟民生）無法滿足回應人 民的期望時，民族主義就成為了中共政權維繫其政權合法性的唯一工具。
在五Ｏ年代的台海危機、中蘇共的珍寶島衝突事件、以及所謂的「懲越」
戰爭中，中共都是高舉民族主義的大纛，對相關的主權問題強力以對。特 別是在一九九 0 年代後的兩岸統一問題上，中共充分利用高漲的民族主義 氛圍，將台灣問題簡化為國際法下主權國家的「內政問題」，一種同一民族 間不幸「兄弟鬩牆」但應避免「手足相殘」的「國共內戰」歷史問題，以 創造與確認當下中國此一民族國家的歷史一統性。
一九九三年八月中共國務院針對台灣尋求加入聯合國，以多國文字發 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15白皮書，向國際社會正式宣告其對臺立場與
15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發表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對於台灣漸新的國家立場與其所謂 務實外交政策亦作出了相關系統性的批判，主要包括：一、對台灣要求中共放棄使用武力的問題，中 共重申其一貫立場，認為「每一個主權國家都有權採取自己認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軍事手段，來維 護本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二、北京否定台北以兩德和兩韓模式重返聯合國的企圖，並態度強硬地 表示，「台灣問題純屬中國的內政，不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國際協議而形成的德國問題和朝鮮問 題。因此，台灣問題不能和德國、朝鮮問題相提並論。中國政府歷來反對用處理德國問題、朝鮮問題 的方式來處理台灣問題。」三、北京不單反對台灣重返聯合國，亦明言除聯合國外，「其他政府間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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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除了第一段以國際法的角度去論述中共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其維護 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的民族主義立場外，另外在白皮書的第二段與結語，
中共即是以相當感性的文字將台灣問題訴諸於民族情感與民族利害：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為 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而英勇奮鬥的歷史。台 灣問題的產生與發展，都與這段歷史有著緊密的聯繫。由於種種原因，台灣 迄今尚處於與大陸分離的狀態。這種狀態一天不結束，中華民族所蒙受的創 傷就一天不能癒合，中國人民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鬥爭也一天不會 結束。••••中國的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國實現統一後，
兩岸可攜手合作，互補互助，發展經濟，共同振興中華。原來一直困擾台灣 的各種問題，都將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下得到合理解決。台灣同胞將與祖國其 他地區人民一道共享一個偉大國家的尊嚴和榮譽。」16
在上文中，中共直指民族主義、國家主權與台灣問題三者之不可 分割與關聯性，並凸顯台灣問題牽涉到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情感，
因此是無法妥協退讓的。筆者認為這裡充分顯示兩岸關係中中共的民 族主義國家認同思惟，中共僅啟用血緣、文化和民族利益的角度（而 忽略歷史記憶或生活經驗的差異），去視中國與台灣為一完整且不可分 割的民族，且以民族為國家構成上的重要基礎，去進行含攝民族考量 的國家認同工程。筆者認為摒除了自由主義或其它後現代主義等的可 能思考，而單以如此的民族主義思惟模式去追求中國的統一，或許是 最「自然而然」的方式，但對於兩岸關係的和解與增進恐無太大助益。
二、台灣的「國家統一綱領」
組織，原則上台灣也無權參加」，而「只有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立場的前提下，中國政府才可以考慮，
根據有關國際組織的性質、章程規定和實際情況，以中國政府同意和接受的某種方式，來處理台灣參 加某些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四、北京強調，「一國兩制」是北京在兩岸和平統一問題上的最高原則。
據它的解釋及界定，「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
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大陸的社會主義和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實行長期共存，共同發展••••台 灣將成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相關論述請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台灣事 務辦公室暨新聞辦公室（1993），《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北京：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暨新聞辦公 室）。
1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暨新聞辦公室（1993），《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北京：國務 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暨新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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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方面，一九九 O 年元月行政院成立大陸委員會，統籌處理政府 大陸事務。一九九一年三月行政院院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成為執政當 局推展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同年五月起廢止動員戡亂時 期臨時條款，在憲政層次上，不再將中共視為叛亂組織。其後於一九九二 年七月，立法院通過「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爲政府處理兩 岸關係奠定相關的法理基礎。綜此，就兩岸關係的發展歷程來看，一九九 一年可謂重要轉戾點。自此，兩岸關係的發展由隔絕走向交流，由對立走 向和緩，由試探性摸索走向政策與制度的理性發展。
「國家統一綱領」提出的目的可說在於試圖建構一個較為切合實際的 兩岸關係架構，並提出較為具體明確的大陸政策。「國統綱領」中提出「一 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架構來定位兩岸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與中 共強力推銷的「一國兩制」有著分庭抗禮的態勢，不接受「一國兩制」的 內涵與主張。「國統綱領」的內容要旨約如下端17：
1、 堅持一個中國，謀求中國的統一。
2、 堅持和平統一，反對使用武力。
3、 以尊重臺灣地區人民的權益為統一的前提。
4、 和平統一有進程，分階段而無時間表。
另外，「國統綱領」的內涵，在統一進程的規劃中則分期為三18： 1、 進程－交流互惠階段。希望達到「在互惠中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
體」；「擴大兩岸民間交流」；「大陸積極推動經濟改革、開放輿論、
實行民主政治」；「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2、 中程－互信合作階段。希望達到「兩岸建立對等的官方溝通管 道」；「開放兩岸通郵、通航、通商」；「兩岸協力互助，參與國際 組織與活動」；「兩岸高層人士互訪，以創造有利協商統一的條 件」。
3、 遠程－協商統一階段。主張成立兩岸統一協商機構，「共商統一 大業，研訂憲政體制，以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
17 黃昆輝（1993），〈國統綱領與兩岸關係〉，載於黃天中、張五岳主編，《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台北：
五南)，頁 2-3。
18 黃昆輝（1993），《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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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國統綱領」提出許多務實的觀點，但相關的評價可說褒貶互異。
事實上在中共官方的認知中，台灣的「國統綱領」很大程度上可說是所謂
「和平演變中國大陸」的一環具體表現，例如「國統綱領」在其訂定的目 標方面清楚地昭告是要「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因此中共官方的
《人民日報》直指「國統綱領」顯示「台灣當局仍然未能放棄所謂以『三 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這不是務實明智的選擇，只是一種不切實際 的幻想。19」而台灣當時的在野民進黨人亦有其負面評價，認為由國民黨一 手主導的「國統綱領」仍「深深被『法統』、『一個中國』這類舊時代的殘 遺所束縛。20」而學者明居正則從民族主義情感的角度指出，「國統綱領」
的「前言」部分闡明了該綱領提出的基本原因、目標與構想，其蘊含的意 義頗為深刻。它說明了中華民國政府是為了「謀求中國的富強與中華民族 的長遠發展而致力於國家的統一」，這句話正反映出它背後那股強烈的民族 主義情懷21，而「國統綱領」其「和平演變」的手段與「民主、自由、均富」
的原則，都是爲了追求中國的統一昌盛，其所表現出來的就是「最誠摯、
最濃烈的民族主義」22。基本上筆者認同上述的民族主義觀點，此外筆者亦 認為「國統綱領」的提出除了一改過去對中國大陸的被動回應，同時抗拒 中共日益增強的一系列統戰壓力外，如何藉此遏制台灣民族主義下台獨思 想的蔓延且化解台灣獨立的聲浪，亦可說是「國統綱領」的主要目標之一。
然而「國家統一綱領」的通過雖代表台北執政當局對統合思想潮流的 肯定23，但台北當局亦不諱言分離主義的趨勢已然對台灣地區造成了影響，
且激化了台灣地區追求獨立的主張。在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台北當局所公 佈的「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24」中即坦言，在主觀上，中華民國政府認為追
19 評論員，〈評台灣「國家統一綱領」〉，《人民日報》（海外版），1991 年 3 月 18 日。
20 陳忠信（1993），〈民進黨的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發展〉，載於黃天中、張五岳主編，《兩岸關係與大陸 政策》(台北：五南)，頁 130。
21 明居正（1993），〈中國統一的理論建構〉，載於黃天中、張五岳主編，《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台北：
五南)，頁 57。
22 同前註，頁 62。
23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1994），《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頁 33。
24 《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與其後的所謂《李六條》二者對於台灣的大陸政策有相當系統性的陳述，可 以說總結了台灣當局在統一問題上所發展出的主要觀點。《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的觀點包括：一、台 海兩岸分裂源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後來中華民國政府從南京經廣州撤退到台 北。自此以後，國共雙方分別在台海兩岸維持互不從屬的獨立統治。二、中國的分裂不但是國共兩黨 權力鬥爭的結果，它亦深刻地受到國際政治及外來意識形態支配的影響，二者最終造成郭共的長期分 裂與對立。三、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已公開揚棄了利用武力達成兩岸的統一。四、「一個中國，兩個對 等的政治實體」而非「一國兩制」，才是解決海峽兩岸矛盾的方式。兩岸關係雖非國際性事務，但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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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統合是應走的道路；但在客觀上，如果兩岸關係未能良性發展，則分離 主義將逐漸在台灣地區滋長發展。此外，「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亦針對民 族主義下的統一問題做出了新的見解，它特別強調「以武力追求『領土的 統一』，是以膚淺狹隘的思維曲解了民族主義的真諦；以和平方式追求民 主、自由、均富『制度的統一』，才是可大可久的民族主義」25。換言之，
有別於中共當局的中國大一統民族主義思維，台北當局所透露出的中國認 同與統一認同可說比較是一種「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 認同，或者說是一種試圖超越民族主義的憲政民主認同或市民社會認同。
最後，筆者要指出中共的「一國兩制」與台灣的「國家統一綱領」即 使都出自民族主義的統合情懷，但二者對中國統一的理想實呈現認知上的 明顯差距。中共所鼓吹的「一國兩制」明顯地將中國統一視為最高的目標，
或者可說是一種「爲統一而統一」的絕對觀點，然而「國家統一綱領」雖 宣示了中華民國政府堅持追求中國統一的大方向，但清楚地未將國家統一 完全地絕對化，反而是著重強調在「謀求國家的富強與民族長遠的發展」
此一目標，而「中國的統一」僅只是達成目標的方法或手段而已。二者皆 出自民族主義的統合情感，但在理念的實踐上卻已出現明顯差距。
純然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問題。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一國兩制」並不可行，因為「一國」
意味中華人民共和國吞併中華民國，而「兩制」則會使台灣從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定之下。六、
兩岸關係應基於理性、和平、平等及互惠的原則進行。七、假若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民主政治，台灣 人民將會支持統一，相反，北京的不良政策及統治將會助長台灣的分離主義。相關論述請參見：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1994），《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5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4），《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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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江八點」與「李六條」的相互呼應 一、中共的「江八點」
一九九五年一月三十日農曆春節前夕，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為 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談話，並提出八點有關「現階段 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若干重要問題」的看法和主張（一 般簡稱為「江八點」）。這可說是江澤民上台後首度針對兩岸關係所作出的 系統性論述，也是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主張的進一步延續 與發展。江澤民的談話內容主要如下：
（一）、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堅決反 對「台灣獨立」、「分裂分治」、「階段性兩個中國」的主張。
（二）、對於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不持異議，但反對台 灣以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的所謂「擴大國際 生存空間」的活動。
（三）、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並達成消除敵意的諒解。在一個 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當然也包括台灣當局關 心的各種問題。
（四）、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非針對台灣同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搞「台 灣獨立」的圖謀的。
（五）、面向二十一世紀經濟的發展，要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 作，以利於兩岸經濟共同繁榮，造福整個中華民族。不以政 治干擾兩岸經濟共同繁榮；贊成簽訂保護台商的民間性協議。
（六）、中華各族兒女共同創造的五千年燦爛文化，始終是維繫全體中 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
（七）、兩千一百萬台灣同胞，不論是台灣省籍還是其他省籍，都是中 國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尊重台灣同胞生活方式和 當家作主的願望。
（八）、歡迎台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分前來訪問，也願意接受台灣 方面的邀請前往台灣。
儘管是一篇統戰的政治聲明，但充滿感性訴求的特徵。江澤民訴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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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情感，尋求文化共識，令人感覺語詞溫和，內容富有善意，含有濃厚 的溫馨與鄉情。然而嚴肅來看，「江八點」的提出透露出當時以江澤民為核 心的中共領導班子已逐漸掌控中共政局，他希望在兩岸關係上建立自己的 歷史地位，並確認自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地位，因此提出一個新 階段的全盤對台政策架構，而此舉正突顯出中共對兩岸統一的急迫感，對 台灣未來發展方向的憂慮感，以及對臺統一工作在其國家目標的優先發展 順序上的重要性。
筆者則認為實際上「江八點」提出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進行民族主義 的動員及訴求。開展全方位的、多管道的對台交流，鋪陳民族主義，甚至 互惠、互利的柔性訴求，來加速統一的推動26。「江八點」全文三千五百餘 字的內容基調仍是所謂「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其中有三點 看法是以往中共愛國統戰口徑中所罕見的，即是：（一）、努力實現和平統 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二）、中華各族兒女共同創造的五千年燦爛文化，
始終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
（三）兩千一百萬台灣同胞，不論是台灣省籍還是其他省籍，都是中國人，
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其中有關強調中華文化的看法，顯然欲以軟性 訴求方式躍過因政治糾葛而發展遲緩的兩岸關係27。而所謂「中國人不打中 國人」與「骨肉同胞、手足兄弟」的呼籲，則關鍵性地提出了「台灣人是 不是還要做中國人？」這個問題，試圖用武力恫嚇的方式去檢視台灣（人 民）的政治認同與選擇。然而無論台灣給的答案是肯定或否定，也無法該 變中共對兩岸同一“民族”間「兄弟鬩牆」、「手足相殘」的主觀認定，對 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大一統性的追求。簡言之，相關民族國家思 維的背後實乃深受「大中華民族」意識形態的操弄與單一民族統合神話的 影響。
二、台灣的「李六條」
爲回應江澤民的八項主張，一九九五年四月八日前總統李登輝以兼任
2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政策研究工作會編（1995），《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 員會政策研究工作會），頁 25。
27 中共研究雜誌社（1995），〈中共對台工作暨兩岸關係發展〉，載於中共研究雜誌社編，《1995 中共年報》
(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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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一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份，於國家統一委員會改組後的第一次會議 上發表談話（一般簡稱為「李六條」）。除再度重申「國家統一綱領」中所 列舉的四項原則28外，並認為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辜汪會談與兩岸事務 性商談標誌著兩岸關係走入協商的時代，但由於大陸當局未能正視中華民 國政府存在且擁有對臺澎金馬主權與治權的事實，處處否定、排擠台灣在 國際上應有的發展與地位，致使和平統一的步伐停滯不前。惟有兩岸都必 須以新的體認，採取務實的作為促成真正的和諧，才能塑造中國再統一的 有利氣候與形勢。李登輝的談話內容主要如下：
（一）、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
（二）、以中華兩岸經貿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
（三）、增進往來，發展互利互補關係。
（四）、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藉此自然見面。
（五）、兩岸均應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
（六）、兩岸共同維護港澳繁榮，促進港澳民主。
與中共當局相同，台灣在兩岸關係中大陸政策的策略上也是訴諸於民 族情感與中華文化。「李六條」特別標舉了「中國人幫助中國人」的民族精 神，藉由訴諸民族情感，增進彼此的相對共鳴，進而減少雙方的理念衝突 與磨擦。其次，「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的主張與呼籲，則是 期望透過以文化作為交流內涵，避開政治上的意識分歧與敏感性，進而對 中共產生某種程度的所謂「和平演變」。事實上，運用民族情感予曉大義或 文化包裝進行質變，一直為兩岸所習用，也是雙方極為重要的手段策略。
三、「江八點」與「李六條」的比較分析
「李六條」對「江八點」的回應如下圖分析所示（見表 4-1）。檢視「李 六條」的內容，與「江八點」最有共識的一點即是關於對「中華文化」的 完全肯定，雙方都從「中華文化」意識的角度出發，以兩岸共同認同中華
28 「國家統一綱領」的四項原則分別為：一、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 人共同的責任。二、中國的統一，應以全民的福祉為依歸，而不是黨派之爭。三、中國的統一，應以 發揚中華文化，維護人性尊嚴，保障基本人權，實踐民主法治為宗旨。四、中國的統一，其時機與方 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分皆 段逐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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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為雙方交往的基礎。中共本是信仰馬列主義，今祭出中華文化大旗，
顯然是要和台灣爭奪中華文化的主流與正統，進一步鋪陳民族主義的影響 力，進行民族主義的動員及訴求，以加速對臺統一工作的推動。而對台灣 而言，國民黨政府長久以來即自視為中華文化的正朔脈承，而視中共為中 華文化的破壞者，如今中共“幡然悔悟”而願意改擁中華文化，則台灣自 然應善用自身長期擁抱中華文化的“優勢”作為著力點，去主張以中華文 化作為兩岸交流的基礎，從而「提升共存共榮的民族情感，培養相互珍惜 的兄弟情懷」，一種對於兩岸統一相當民族主義式的承諾與呼應。
其次，兩岸同時訴諸中華民族或中國人的「文化認同」，筆者覺得其背 後某種程度仍深受中國傳統帝國體系「文化主義」的影響，一種權力與文 化，王道與霸道二者相結合的複合體制的影響，強調文化價值，且以「大 一統」的普遍主義為其理想。只要接受中華文化，行儒家之制，便可坐主 中國，並享有「正統」的地位，即使外族亦然。由此觀之，兩岸以「文化 認同」來企圖號召促銷彼此的「國家認同」的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持平而論，帶有鮮明和解意願色彩的「江八點」與「李六條」，可說是 兩岸關係求同存異下的最高成就，也是兩岸關係自重新開啟以來，雙方最 願意擱置歧異、最努力尋求共識的難得成果。然而隨後前總統李登輝至美 國康乃爾大學訪問一事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轉戾點，文攻武嚇的驚濤 駭浪竟衝撞台灣而來，此後無論是「江八點」或「李六條」直到李登輝卸 任前都未嘗真正實現。
表 4-1：「李六條」對「江八點」的回應對照表
「江八點」： 1995 年 1 月 30 日
「李六條」： 1995 年 4 月 8 日 對
中 國 統 一 的 看
一、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 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中國 的主權和領土決不容許分割。
任何製造「台灣獨立」的言論 和行動，都應堅決反對；主張
「分裂分治」、「階段性兩個中 國」等等，違背一個中國的原
一、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
民國三十八年以來，台灣與大陸分別由 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治理，形成了海峽 兩岸分裂分治的局面，也才有國家統一的問 題。因此，要解決統一問題，就不能不實事 求是，尊重歷史，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探尋 國家統一的可行方式。只有客觀對待這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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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則，也應堅決反對。 實，兩岸才能對於「一個中國」的意函，儘 快獲得較多共識。
參 與 國 際 組 織
二、對於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 濟文化關係，我們不持異議。
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台灣已 經以「中國台北」名義參加亞 洲開發銀行、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等經濟性國際組織。反對台 灣以搞「兩個中國」、「一中一 臺」為目的的所謂「擴大國際 生存空間」的活動。
(四、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藉 此自然見面。)
我們相信，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的情 形越多，越有利於雙方關係發展及和平統一 進程。並且可以向世人展現兩岸中國人不受 政治分歧影響，仍能攜手共爲國際社會奉獻 的氣度，創造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的新時代
兩 岸 和 平 談 判
三、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
是我們的一貫主張。在和平統 一談判的過程中，可以吸取兩 岸各黨派、團體有代表性的人 士參加。雙方可先就「在一個 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 敵對談判」進行談判，並達成 協議。
五、兩岸均應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
兩岸正式談判結束敵對狀態的成熟度，
需要雙方共同用真心誠意來培養醞釀。目 前，我們將由政府有關部門，針對結束敵對 狀態的相關議題進行研究規劃，當中共正式 宣布放棄對台澎金馬使用武力後，即在最適 當的時機，就雙方如何舉行結束敵對狀態的 談判，進行預備性協商。
不 放 棄 使 用 武 力
四、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 打中國人。我們不承諾放棄使 用 武 力 ， 絕 不 是 針 對 台 灣 同 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 國統一和搞「台灣獨立」的圖 謀的。
(五、兩岸均應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 端。)
炎黃子孫須先互示真誠，不再骨肉相 殘。我們不願看到中國人再受內戰之苦，希 望化干戈為玉帛。以所謂「台獨勢力」或「外 國干預」作為拒不承諾放棄對台用武的理 由，是對中華民國立國精神與政策的漠視和 歪曲，只會加深兩岸猜忌，阻撓互信。
發 展 經 貿 關 係
五、面向二十一世紀經濟的發展，
要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 作 ， 以 利 於 兩 岸 經 濟 共 同 繁 榮，造福整個中華民族。兩岸 直接通郵、通航、通商，是兩 岸經濟發展和各方面交往的客 觀需要，也是兩岸同胞利益之 所在，完全應當採取實際步驟
三、增進兩岸經貿往來，發展互利互補關係。
面對全球致力發展經濟的潮流，中國人 必須互補互利，分享經驗。至於兩岸商務與 航運往來，由於涉及的問題相當複雜，有關 部門必須多方探討，預作規劃。在時機與條 件成熟時，兩岸人士並可就此進行溝通，以 便透徹了解問題和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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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實現直接「三通」。
中 華 文 化
六、中華各族兒女共同創造的五千 年燦爛文化，始終是維繫全體 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 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兩 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 文化的優秀傳統。
二、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全體中國人的 共同驕傲和精神支柱。我們歷年來以維護及 發揚固有文化為職志，也主張以文化作為兩 岸交流的基礎，提升共存共榮的民族情感，
培養互相珍惜的兄弟情懷。
骨 肉 同 胞 民 族 情 感
七、兩千一百萬台灣同胞，不論是 台灣省籍還是其他省籍，都是 中國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 兄弟。要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 生活方式和當家做主的願望，
保護台灣同胞一切正常權益。
凡是爲中國統一作出貢獻的各 方面人士，歷史將永遠銘記他 們的功績。
六、兩岸共同維護港澳繁榮，促進港澳民主。
儘管兩岸長期分隔，但我們向來珍惜與 大陸同胞的手足之情，時時以全中國人民的 福祉為念。繼續發揮相互扶持的同胞愛，協 助大陸地區在穩定的局勢中，謀求進一步的 發展。兩岸分別展開民權及民生建設，進行 和平競賽，是對全中華民族最直接、最有效 的貢獻，不但能謀求中國統一問題的真正解 決，並能使炎黃子孫在世界舞台昂首屹立。
雙 方 領 導 人 見 面
八、我們歡迎台灣當局的領導人以 適當身分前來訪問；我們也願 意接受台灣方面的邀請，前往 台灣。可以共商國是，也可以 先就某些問題交換意見。中國 人的事我們自己辦，不需要借 助任何國際場合。總要有來有 往，不能「老死不相往來」。
四、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藉 此自然見面。
兩岸領導人在國際場合自然見面，可以 緩和兩岸的政治對立，營造和諧的交往氣 氛。有助於化解兩岸的敵意，培養彼此的互 信，爲未來的共商合作奠定基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製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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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從民族主義的觀點評析兩岸的統一主張 一、大一統思想的影響
歷史上中國自秦漢之後方真正建立大一統帝國政權，但此後大一統的 思想理念深入知識份子甚至一般人民心中，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集體潛意 識，也使得往後任何一個朝代的任何一個政權均以追求中國統一為其政治 目標，並據此而衍生出中國這片土地上只有存在一個中國之說，一種傳統 的「中國情結」（middle kingdom complex）。概自秦政以來，雖然歷經改朝 換代，其政體、組織形式與統治者皆有過大幅更迭，且分裂、分治的時間 事實上並不亞於統一的時期，但大一統思想仍然是主導中國政治常變的根 本法則，被從秦始皇以來的最高統治者視為一「天理」，一如漢儒董仲舒在 論述中國的帝國大一統性時，其所謂的「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29」。大 陸學者雷希對於中國大一統的民族生存形態提出了值得參考的見解，他認 為30：
「既是一種國家構造型態，更是一種政治法律制度，而且作為一種事實 上的各民族生存的根本利益與最佳選擇，也就很快得到了各民族的認同並直 接上升為民族意識，深化為民族心裡，凝聚為民族感情，擴大為民族傳統而 不可抗拒、不可褻瀆、不可竄改、不可逆轉，最終受到『好治』和『惡亂』
的生存本能推動，就逐漸形成了『愛統一』而『恨分裂』（因統一而可治，分 裂必大亂）的民族心態、民族意識、民族理性，且因沿為習慣，習慣成自然，
就再也難變換了。從而，也就成為民族傳統，千萬代相傳，從古至今，一如 既往，這就是為什麼在短期的暫時的兵禍連結、四分五裂之後必然要有一股 強大的勢力重新統一中國，從而組建中央政權，進而建立統一的、多民族的 中央集權國家。」
易言之，在這種重視統一的思想下，不管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其 風俗習慣有多大的不同，種族有多大的差異，為著統一的大業，任何子民 皆可赴湯蹈火、在所不惜。亦植基於此，大一統的神話方能持續綿綿維持 於不墜。時至今日，此一「大一統」的思想理念仍然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甚
29 董仲舒，「天人三策」，載於董仲舒等著，《兩漢魏晉十一家上》(台北：世界書局，1973 年)，頁 51。
30 雷希，「中華民族精神起源的歷史依據與歷史事實」，載於伍雄武主編，《中華民族精神新論》(雲南：
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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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
職是之故，在大一統思想理念的影響下，往往「一個中國」顯得“正 常”且“理所當然”，而「兩個中國」則似乎顯得“反常”且“令人不安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對此嘗提出深入的見解，他從 中國傳統文化與歷史發展的觀點分析指出：
「北京和台北都同意只有『一個中國』」。因為中國早就是一個文化體並 且具有向外擴張之勢力，去教化四周的蠻夷之邦，並將之融入單一的中華文 化體系之中。在中國人過去的數千年歷史中，統一意味著和平，分裂則帶來 戰爭。受到歷史的強烈感受，中國今天的文化民族主義是完整而統一的。••••
經過了一個世紀的恥辱，中國對於主權的主張與看法正表達了此種大一統文 化的復活，而至於『兩個中國』的說法，對於中國人而言，根本就是一種冒 犯褻瀆。」31
此外，這種大一統的思想理念亦對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與政治人物產 生深刻的影響。在這種深遂的歷史與文化交錯的政治思想中，對於像中華 民族這樣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且飽經憂患的民族而言，國家統一的目標與 價值實乃至高無上的。因此在所謂歷史的存亡絕續中，任何領導人物一旦 掌權後即責無旁貸地肩負了「一統中原」（或為今日的「統一祖國」）的歷 史大業與神聖使命，不但是立德立功，亦必將名垂青史，反之，則可能成 為「歷史罪人」。
而從「心理分析途徑」的觀點來看，大一統思想也深刻影響人民心理 進而造成領袖人物竭力於“代表”和“順應”人民的這種價值取向，誠如 鄧小平所言：「首先是一個民族感情的問題。凡是中華民族子孫都希望中國 能統一，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志的」。或者說，人民也不會允許領袖人物 背離這種民意的。更遑論政治人物深諳國家統一的鼓吹號召實乃快速社會 動員的利器，並使各階層的人為其奮鬥，不惜流血犧牲、前仆後繼。
凡此皆說明了大一統思想影響下，這種「重視統一」的觀念所造成政 治人物的執著與百姓人民的順服。因此諸如中共的「告台灣同胞書」中力 陳：「統一祖國，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神聖使命」，以及台灣的「國
31 John K. Fairbank (1971), “John K. Fairbank’s Comment” in Richard Moorsteen and Morton Abramowit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