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都已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產物。

第二章 春秋戰國秦漢對吳越古史的的記載與運用

當中國進入了春秋戰國時代，常常可見到學者提到許多古代的史 籍，如夏書、商書、周書等，也包括「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 ¹ 這 些似乎都是中國三代以前的史書，不過至今都不傳。而至今研究中國三 代的歷史，所見最早且利用最多的史書則是《尚書》 、 《春秋左傳》等，

這些都已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產物。

不過春秋戰國的史書還不止這些，當時似乎各國皆有史書，所以孟 子才會說： 「晉之《乘》 ，楚之《檮杌》 ，魯之《春秋》 。」 ² 墨子也說： 「吾 見百國《春秋》 。」 ³ 這些一方面可以說明《春秋》並不是孔子之書的專 名外，也可說明各國都從事國史的撰寫。且又根據《竹書記年》的體例，

可以發現，這些史書都屬於各國編年體性質的史書，它們都以本國為中 心，同時也兼顧他國史事，主要的內容自然環繞在各國的政事範圍之內。

所以說如果這些各國的史書都沒有喪失亡佚的話，或許今日研究春 秋戰國的歷史，可以看到相當多元的歷史觀點。但是之後的統一帝國的 歷史發展，也宣告了以華北中原政權的建立，而今日留下來的《春秋左 傳》、《國語》 、《世本》 、今本《竹書記年》等史書，其核心敘述在魯、

在晉、在趙、在魏，確立了以華北為出發點的史觀。即使到了漢代， 《史 記》確立了五帝三代的接續方式，更加肯定了中國歷史以華北為中心的 歷史敘述。

故本文雖以討論《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兩書為主，但在漢代影 響力較大的其實是以上所提的這幾本以華北中心史觀的史書。雖不能認 為從戰國到秦漢，地方史的資料完全喪失，但畢竟經過秦始皇和項羽的 焚燒與破壞，各地方的史書毀壞程度應該不小。至於東漢陸續出現的地 方史撰寫，其影響程度應僅限於當地，且受到了華北中心史觀的影響。

1 （春秋）左丘明撰，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趨過，王 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台北：洪葉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1993 年 5 月），頁 1340。

2 （戰國）孟子撰，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卷 8〈離婁下〉，頁 267。

3 此雖墨子言，但不見於《墨子》，而是於李德林與魏收討論史書時提到。見《隋書》

卷 42〈李德林傳〉，頁 1197。

故在篇章安排上，本文將《越絕書》 、 《吳越春秋》以及漢代地方史放在 第三章再進行討論，而本章就先以影響力較大，且成為官方認定的史書 開始談起。觀察其中如何描寫吳越歷史，又如何將其運用。

第一節 華北中心史觀下的吳越歷史書寫

雖討論華北中心的觀點如何描寫吳越歷史，但並不是每本史書皆 談。又因為《越絕書》和《吳越春秋》除了歷史之外，也記載了部分吳 越地理，故在此選出《尚書》 、 《春秋》 、 《左傳》 、 《國語》 、 《史記》及《漢 書》等，加以比較討論。就《春秋》 、 《左傳》 、 《國語》及《史記》而言，

著重的是這些史書如何描寫吳越歷史，而《尚書》和《漢書》則是討論 地理的記載方式，所以特別重視〈禹貢〉和〈地理志〉兩篇。因為這些 史書是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彼此之間也有相繼承的關係，所以在此的 分析會比較這些史書在記載內容上與記載方式上的特性與彼此間的差 異。換言之，內容的輕重有無、細節的描寫程度，對同事物不同的陳述 方式等。以及就吳越部分在整篇文章或書中的位置，都將是本節討論的 重點。

一、吳越的歷史記載

對《春秋》的看法，即使有些學者懷疑孔子作《春秋》的說法，但 多仍承認孔子對此書的出現還是做到了刪修的功夫。不過就當時以及漢 代人來說，他們都認為《春秋》為孔子所作。 ⁴ 孔子（B.C. 551-479），

所成之《春秋》，是根據魯國的史書而來，記事極為簡要。雖記載魯隱 公元年（B.C. 722）至魯哀公十四年（B.C.481），涉及了祭祀、戰爭、

朝聘、盟會、婚喪等內容，但用字極簡，常用一句話，數個字即交代當 年當月的事件。然《春秋》記載史事，並非只是保存歷史，處在逐漸禮 崩樂壞的時代，孔子是想透過撰寫《春秋》 ，達到所謂「懲惡勸善」 、 「撥 亂世、反諸正」，以及「亂臣賊子懼」的目的。其中又為了維繫周代封 建的理想，所以「內諸夏而外夷狄」 、 「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 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 ⁵ 。

4 如張以仁〈孔子與春秋關係〉，羅列了《左傳》、《公羊傳》、《榖粱傳》、《孟子》、《莊 子》等諸書，皆認為孔子修作《春秋》。他們多為孔子當時代人，或戰國時人。漢代 的司馬遷、班固也都延續此說，沒有異議。收入氏著，《春秋史論集》（台北：聯經出 版有限公司，1993 年 3），頁 1-59。

5 《史記》卷 47〈孔子世家〉，頁 1943。

故在此，即涉及到《春秋》用原有的周封建秩序記載吳越歷史。

關於《春秋》記載吳越歷史的方式，除了司馬遷提到的皆稱吳王為

「吳子」外，尚有二點特色：

1. 提及吳國史事較多，提及越國史事甚少。吳國史事在魯成公七年

（B.C.584）即以「吳伐郯」出現，但越國史事要到昭公五年（B.C.537）

才出現。而會提及越國史事，多數以吳越之間的戰爭的型態出現。

包括了昭公五年的「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

徐人、越人伐吳。」昭公三十二年（B.C.510）的「夏，吳伐越。」

定公五年（B.C.505）的「於越入吳。」定公十四年的「五月，於越 敗吳于檇李。」哀公十三年（B.C.480）的「於越入吳」。且因《春 秋》記載以各國政事為主，所以除了戰爭外，吳國尚有與中原各國 的外交往返、會盟等事，越國卻幾乎只因為與吳國交戰而被記錄，

可以說是以吳國作為敘述上的主體。

2. 雖 然 吳 國 史 是 較 越 國 為 多 ， 但 頻 繁 地 出 現 也 是 在 魯 襄 公

（B.C.572-542）以後。可以說《春秋》記吳越史事偏於春秋晚期，

而吳國事又多於越國事。但因為《春秋》只記載到哀公十四年，吳 越之間的戰爭並未結束，所以並沒有交代吳越兩國的滅亡。

從以上可知，以魯國為中心，以周封建秩序為綱領的《春秋》，內 外與高低層級在描述吳越歷史的時候都可以清楚反映出來。從另外一個 方面來說， 《春秋》是敘述春秋時代的編年史，除了不載各國之早先歷 史外，藉由魯國的紀年方式，各國歷史也是被分割穿插在其中。故以周 天下為整體的敘述方式，各國歷史自然也沒有獨立性，甚至事件之間的 關係也薄弱。故要光從《春秋》了解吳越的歷史，顯然是困難的。而這 樣的特性在解《春秋》的《左傳》之中，就大不相同。

《左傳》的作者與年代同樣也是眾說紛紜，不過至少當時人與漢代 人都認為是左丘明所撰，與孔子處於同時代。其記載的時間斷限較《春 秋》為長，同起於魯隱公元年，但結束於魯哀公二十七年（B.C.468）。

相對於《春秋》，史事內容的記載，就更豐富生動許多。根據梁啟超的 說法，認為《左傳》已是記載春秋時代的世界史，不以一國為中心，周 室以外，中原諸國以及周圍國家，都有相當多的篇幅。此外除了政治、

軍事上的記載之外，也記載了許多社會的情況。而對於事情原委的交

代，也能夠兼顧。 ⁶ 因此，《左傳》比起《春秋》來說篇幅甚多，且有 其獨到的方式：

1. 比起《春秋》 ，有人物的對話，對於同一事件的描述也較豐富。透過

《左傳》 ，可以看見夫差、伍子胥、大宰嚭對於事件的看法。因為時 間斷限較晚，所以整個越滅吳的過程在《左傳》都可以見到。伍子 胥的死諫，夫差的驕傲，以及越國的層層進逼。甚至也描寫在吳亡 之後，越國勢力的北上，與魯國的交往等。

2. 記載吳越史事與《春秋》相同是在襄公以後才多，而在春秋所無的 哀公十四年以後，有大量的篇幅描寫越滅吳的過程。對《左傳》的 作者而言，哀公時代敘述了相當多禮樂崩壞之事，包括諸侯交戰，

各國內部的動亂，而吳與越的交戰最後吳被滅，也正是《左傳》要 突顯的。

3. 若比較吳、越兩國，吳國事記載的還是比越國事為多。承襲《春秋》

的架構，在越滅吳之前，提到越國事也多是與吳交戰的過程。而關 於吳國史事就相當豐富。除了也是從壽夢開始描寫，季札讓位，吳 國的軍事擴張、公子光殺僚、伍子胥奔吳、吳楚柏舉之戰、闔閭戰 死，夫差黃池之會等都有花很大的篇幅，以人物的對話進行描寫。

但越國史事，多只陳述戰爭過程，對話極少，仍是不以越國為中心 敘述其歷史。故可以說，在吳被越滅之前， 《左傳》可能因為配合《春 秋》筆法，是將越國事依附於吳國之下敘述，即使在吳國滅亡過程，

是採用吳國被滅的敘述方式，而非越國侵略吳國的敘述方式。只有 等到吳國被滅，越國事才被作為敘述的主體。

4. 雖然史事的內容仍侷限於春秋時代，但藉由人物的對話已經隱約透 露吳的先祖為太伯，吳為周之後。 ⁷ 但對於越國的起源，是沒有其他 的訊息。不過在華夏與夷狄的稱呼方面，對吳越來說，有多種不同 的稱呼方式。一方面，吳被中原諸國也被自己認為周室姬姓之後，

故能在黃池之會，與中原諸國爭強。此外又能行周禮，如襄公十二

6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書局，1984 年 10 月），第二章〈過去之中 國史學界〉，頁 58。

7《春秋左傳注》昭公三十年，「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

比于諸華。」又哀公十三年，「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

『於姬姓，我為伯。』」

年（B.C.561） ，壽夢死時， 「臨於周廟，禮也。」但也被認為是蠻夷。

如成公七年，「吳伐郯，郯成。」季文子即曰：「中國不振旅，蠻夷 入伐」 。 ⁸ 另外，對吳來說，越也是蠻夷。 ⁹ 但相對來說，因為少有以 越國為立場撰寫，所以無法知道越國如何看待自己與他國。

從以上分析可知，雖《左傳》描寫的範圍擴大，但其原有的史觀和 出發點還是華北中原為中心，而「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情形則更加落實 在對於吳越歷史的描寫上。也因為《左傳》為了闡述春秋時代封建秩序 瓦解而朝向戰國時代的演變，吳越之間的戰爭便成為了《左傳》描寫的 重點。一方面透過《左傳》，讀者可以了解孔子所要重建的封建秩序難 以挽救，但另一方面也就可以了解作者的目的不只在敘述吳越歷史而 已，是藉由此以說明理想的周代封建秩序已遭受毀壞。

至於另外一部史籍《國語》 ，雖然被稱為《春秋外傳》 ，在當時與漢 代都被認為是與《左傳》同個作者左丘明所撰。但根據目前多數學者的 看法，其中各篇敘述詳略不同，時間斷限和記載方式也各成系統，不似 同一人所作，所以應該出於多元，故《國語》之成書應為彙編。 ¹⁰ 但在 內容上，又因為其中史實與《左傳》重複甚多，彼此可互相參証，也難 怪乎當時人如此認為。

不過，《國語》最特別的還是在於它的體例與《春秋》、 《左傳》大 為不同。《國語》是以分國書寫，雖然在各國之下，還是以編年敘事。

編年是當時代史學的主要表達方式，但分國敘述的緣故，使得在陳述各 國的情勢上更有清晰的呈現。而在此體例之中，吳國與越國就分別得到 重視而成為《國語》描寫的重點，以〈吳語〉和〈越語〉的形式出現。

不過雖以國為分，但是依照敘述內容的多寡，各國所佔的篇幅還是有所 差異。其是由〈周語〉三卷，〈魯語〉二卷， 〈齊語〉一卷，〈晉語〉九 卷，〈鄭語〉一卷，〈楚語〉二卷，以及一卷〈吳語〉，和上下〈越語〉

兩卷所組成。其中〈晉語〉獨多，因此被某些學者認為其應該為晉國之

8 又哀公十二年，「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衛侯歸，

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9 《春秋左傳注》哀公元年，伍子胥諫言：「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 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10 如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台北：五南出版社，2002 年 9 月），頁 139-140；和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第一冊（台北，三民書局，2000 年 9 月三版），頁 115-116。

史書。 ¹¹ 而就其編排的方式來說，其實還是不脫以周王室為中心，中原 諸國的魯、齊、晉、鄭為次，最周圍的楚、吳、越則是最後。這依然是 個「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格局，是承襲《春秋》的精神而來。這還只是 形式上的安排，若從內容上的描述可以更清楚發現，以中原為舞台，顯 示出春秋時代各國紛亂的情形已告確立，各國的稱霸尊王都是本書的描 寫重點，這包含了齊桓公和晉文公的稱霸。然而在稱霸的細節上，卻又 散佈了尊周王室的思想，表現出因為諸侯不在意私利，而能夠繼續維持 著天下秩序。故在〈周語〉 、 〈魯語〉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作者著重於討 論封建的秩序以及宗法的禮儀，甚至討論敬天、保民的思想。再加上各 個篇章幾乎都會以正反面的敘述來說明，遵守君臣禮法、照顧人民和順 從天意的重要性，以及不遵守所帶來的身死族滅。

但以上是屬各篇的共同特色而言之，尤其〈周語〉 、 〈魯語〉 、 〈晉語〉 、

〈鄭語〉 、 〈楚語〉這五篇較符合春秋時代「語」體的性質。在〈楚語〉

中有提到「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 ¹² 即是 種記國大事及記言的體裁。所以《國語》與《春秋》和《左傳》比起來，

對話也多出甚多。然而根據學者的討論， 〈齊語〉較類似於《管子．小 匡》 ，是戰國時人的追敘之辭。 ¹³ 而〈吳語〉 ，和〈越語〉也有其特殊的 撰寫方式：

1. 〈吳語〉和〈越語〉完全敘述吳越兩國在夫差和句踐時代的戰爭，

時間比起《春秋》和《左傳》更為密集。所以完全不見壽夢以下至 闔閭之事，純粹以兩國交戰，句踐如何臣服，以及陰謀復國，夫差 北上爭霸，吳亡於越等事蹟為主。

2. 在筆法上，兩卷三篇皆不同。 〈吳語〉以吳國為主，敘述自吳亡夫差 接受句踐請降，伍子胥的死諫，黃池之會以及最後吳國的滅亡。在 整體敘事上，與《左傳》較為相似。但特別的就在於〈越語〉上下 兩篇，這是以越國為主的敘事方式，故對於越王句踐個性與心理狀 態都有豐富描寫，這與《春秋》和《左傳》將越國附於吳國的寫作 方式明顯不同。故〈吳語〉寫吳國被滅， 〈越語〉則寫越國如何滅吳

11 或如王樹民認為〈晉語〉末多記趙氏之事，可能為趙國人。見氏著，《中國史學史 綱要》（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10 月第 3 刷），頁 22。

12 （春秋）左丘明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8 年 3 月），頁 527-528。

13《中國史學史綱要》，頁 22。

國的準備過程。

3. 同樣寫越國滅吳國， 〈越語上〉與〈越語下〉也不同。〈越語上〉的 主角是句踐，圍繞在如何對夫差卑躬屈膝以圖歸國，以及回到越國 後的積極富國強兵。但〈越語下〉的主角則是范蠡，描寫范蠡教導 勸戒越王句踐滅吳過程的各各步驟，以及掌握正確的時機，最後更 以范蠡隱退作為結束。對此，學者們的討論是認為就〈越語下〉所 記范蠡之言，應屬於道家之言，尤其史事與《左傳》相比有明顯錯 誤。 ¹⁴

4. 相對地，即使〈吳語〉和〈越語上〉 、〈越語下〉在時間斷限、立場 與筆法上都不同，但描述的還是同一個事件。換言之，這三篇是以 不同的方式撰寫吳越歷史，且又能適度的互相補充，突顯了撰寫吳 越歷史存在著不同的方式。 ¹⁵

5. 就整本書的編排來說， 《國語》雖然有「內諸夏而外夷狄」的編排方 式，但或許因為史料來源不同，在敘述各國史事時，仍從各國本身 出發。所以像在《春秋》與《左傳》中將越國附屬於吳國的撰寫方 式，也就消失了。因此《國語》雖然仍強調天下秩序，但站在各國 的基礎上，也強調各國如何照顧人民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也就 是說，除了延續《春秋》與《左傳》對於封建秩序的肯定外，國家 治國的理念也在《國語》中表露無疑，而〈越語上〉的內容，即由 此立場出發說明越國的強大。

綜觀以上三本春秋末年到戰國初年的史書，記載吳越歷史的方法與 內容上有愈顯著的差異。尤其就內容而言，有越來越多，且以越國本身 為主體的寫作方式。對此，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因為孔子作《春秋》時，

少能見到越國的史料，所以撰寫越國事較少，而後來的《左傳》和《國 語》則因為能夠接觸到更多的越國史料，所以才能在方法上和內容上對 越國多所著墨。 ¹⁶ 但這樣的解釋是從史料的獲取有無的角度來衡量史書 的有無撰寫。但從以上對於這三本書的分析已經可以了解，撰寫史書的

14 周學根，〈對范蠡哲學思想研究的一點看法──從《國語．越語下》非實錄談起〉甚 至認為此非實錄。見《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四集，1984 年 3 月，頁 73-77。

15 關於此點，主要承襲吉本道雅，〈越絕書小考〉，《中国辺境社会と歴史的研究》（京 都：玄文社，1989 年 3 月）的觀點。頁 13。

16 楊伯峻，〈前言〉，《春秋左傳注》，頁 45。

目的不是僅僅只有為了保存歷史而已，他們各有自身寫作的目的。不管 是為了拯救日落西山的周代封建秩序，還是逐漸承認春秋末年禮崩樂壞 的景象，或是有其他道家思想的介入等等。他們都是藉由歷史的記載闡 揚他們的理念。這不是說他們偽造，但其選擇性及其立場絕不能忽略。

就時間上來說，雖然孔子早死，不能見及越滅吳的過程， ¹⁷ 但《春秋》

與《左傳》在描寫越國的立場時，基本上還是將越國附屬於吳國。而《國 語》中能夠有〈越語〉 ，固然可能在於出自越國的史料，因此在句踐如 何復國的過程，比起《春秋》與《左傳》都要有更詳細的記載。但〈越 語下〉的存在，則為了闡明道家思想的理念。故就成書的早晚和史料來 源的性質，都可以說這是造成愈晚成書的《國語》能夠有記多記載越國 史事的資料，且有不同的記載方式。但同時《春秋》與《左傳》過於強 調周王室為首的天下秩序，促成了由內往外的史事附屬與遞減，這與雖 然強調天下秩序的《國語》，卻能從各國出發，專門敘述一國之史，或 一件史事的過程，對事情的原委交代較為清楚有很大的不同。 ¹⁸ 這也或 許造成在史料以外，吳越史事能夠在《國語》中陳述較多，也能各自獨 立的緣故。

但無論如何， 《國語》還是替吳、越兩國的歷史留下了一些資料，

這在受到史書殘害之後的漢代，更顯得彌足珍貴。因為司馬遷撰寫《史 記》不過稍晚二、三百年，但六國史書毀壞殆盡，戰國史的錯誤尤多。

但幸好戰國時代替春秋晚年撰寫的史書，替司馬遷留下的充分的架構。

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五年（B.C. 145） ，十餘歲就接受了古史教育，

在二十歲即能遊歷中國大江南北，遊歷廬山觀禹疏九江，也到會稽太 湟，上姑蘇，望五湖，往西也曾瞻望蜀之岷山，往北也從龍門到朔方。

這個長期的遊歷經驗，對於自身撰寫《史記》立下了深厚的基礎。因為 就史料的來源而言，司馬遷能夠親自採訪各地，等於是主動地收集史 料，比起春秋戰國時代的史書撰寫要來的全面許多。這當然也要歸功於 漢朝政府的承平局面，使得司馬遷有較好的客觀環境。因此《史記》成 書之後，頗能得到實錄、實證的稱讚。 ¹⁹

就其《史記》的體例而言，一方面以通史的大格局出現，貫通自五

17 又如《春秋左傳注》哀公元年，《左傳》解釋吳擊敗越事，《春秋》不載的原因在於：

「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18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頁 140。

19 《漢書》卷 62〈司馬遷傳〉贊，「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頁 2738。

帝至漢武帝的歷史發展，另一方面也創造了影響中國千年史書體例的

「紀傳體」 。雖然本紀本身尚有編年以為綱，但歷史內容的多數記載，

是以人物為中心的列傳組成。以本紀與列傳的互相配合，對於事件的陳 述也就能達到不同層度的深入探討。 ²⁰ 因此， 「通」的概念促使了司馬遷 在描寫吳越歷史時能夠兼顧吳越歷史的起訖， 「紀傳體」的方式則是將 吳越歷史的內容分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主題表達。不過在討論《史記》

如何描寫吳越歷史之前，要先認識司馬遷對整體歷史的觀點。司馬遷作

《史記》 「欲上肇《春秋》」，在材料的選擇上以儒家經典為主，而在資 料的考訂上也是以六藝為準則。故同樣地，思想也是承襲《春秋》而來。

因此，作為《史記》綱領的本紀，是以〈五帝本記〉開始，接續著三代 本紀，然後是〈秦本紀〉以及秦始皇、項羽和漢代到武帝為止的數個皇 帝作為本紀。 ²¹ 這樣的書寫方式等於承認漢朝對於五帝以來朝代的繼 承，是一個中原王朝系譜。 ²² 即使司馬遷曾遊歷天下，有描寫中原以外 的許多史事，然而這些在處理上皆是放在此主線以下的支線。然而這不 意味司馬遷刻意替政權辯護，反而可以說司馬遷本認為中國的歷史起源 發展本是如此，受到他生處環境的制約。

在此系譜之中，以黃帝為首，其餘四帝皆是黃帝子孫，即使到了三 代，三代祖先也都可以追溯到五帝，甚至到了春秋戰國，各國的祖先仍 舊可以追溯到五帝。這等於是說以黃帝為中心，不管是在時間還是在空 間上都不斷地延續與擴張，而組成了中國的歷史。在以「本紀」作為歷 史的主線之外，則將春秋戰國各諸侯國編入「世家」之中。其中主要以

〈吳太伯世家〉和〈越王句踐世家〉記述吳越兩國的歷史，另外尚有秦 漢時代建立政權的〈東越列傳〉和〈南越列傳〉，以及也在〈伍子胥列 傳〉和〈仲尼弟子列傳〉 、 〈刺客列傳〉等中也提及對於吳越歷史有所影 響的伍子胥、子貢和專諸等。以下就以這些篇章的寫作特點進行分析：

1. 以〈吳太伯世家〉和〈越王句踐世家〉來說，司馬遷都將起源追溯 到華夏的先祖，吳國是從吳太伯說起，為了周文王的繼位，太伯和 仲雍於是逃到南方的吳國，得到當地人的擁戴建立起吳國。之後到

20 逯耀東對《史記》的體例中，本紀、世家、傳等相互說明，解釋的關係，有精要的 看法。此外也提出《史記》雖以人為單位，但是以人繫事的看法。見〈前不見古人─

談中國歷史人物的塑型─〉，《勒馬長城》（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 年 3 月，四版），頁 185-196。

21 此中以〈呂太后本紀〉取代實際的皇帝惠帝。

22 《史記》卷 130〈太史公自序〉，「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頁 3319。

了夢壽吳國強大稱王，且吳有兄弟國虞。夢壽時又有季札的讓位，

以及到華夏諸國的遊覽，進而稱頌華夏禮儀。最後講到闔廬與夫差 的霸業，以及吳國的滅亡。至於越國的歷史則追溯到禹，為少康庶 子。為了守住禹的祭祀，所以無余被封到越擔任這項任務。但是到 句踐之間只有世系，所以主要描述的都是句踐時代事，包括句踐被 夫差擊敗後能夠臥薪嚐膽，復國滅吳的過程。最後尚有後代世系，

及越王無彊伐楚失敗，最後被楚所滅，子孫四散，東越、閩君皆是 後代。因此〈東越列傳〉中即是上承閩越王和東海王為句踐的子嗣，

而一直敘述到被漢武帝所滅國，設立郡縣。即使在〈南越列傳〉中，

雖然以漢人趙佗以及其子孫的政治活動為描寫重點，但是司馬遷也 認為其人民都是越人。

2. 司馬遷對於世家的安排，明顯可以發現與《國語》不同。不是以地 理位置上的內外為決定撰寫的篇章前後順序，而要彰顯的則是儒家 思想的道德。故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說明了自己的企圖。

他說寫〈吳太伯世家〉是為了彰顯「讓」這個德性。 ²³ 所以重點在於 吳太伯和季札的讓，表明吳國有這項優良的傳統。這也是司馬遷在 傳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描寫這兩件事情，以及直接以吳太伯為篇名的 原因。至於〈越王句踐世家〉則是為了彰顯句踐作為禹的後代，身 處於蠻夷之中，還能夠修德而尊重周室。 ²⁴ 故幾乎在文章中都描寫句 踐處於困頓之中如何勵精圖治，最後滅吳復越。因此，太史公的評 論是「蓋有禹之遺烈焉。」很明顯地，對於司馬遷而言，句踐的重 要性在於身為禹的後代，身負守禹之祀的責任，完成了北上稱霸且 尊周室的任務， 「可不謂賢哉。」 ²⁵ 值得替他寫入史籍。甚至到了〈東 越列傳〉中，司馬遷也認為雖然身為蠻夷，國亡以後還能歷代封為 萬戶侯，也可以說是「禹之遺烈」 。 ²⁶

3. 又司馬遷觀察吳越兩國在春秋末年的強盛，基本上是站在肯定的角 度，這不是因為司馬遷欣賞吳越兩國，而是如上越國代表著承襲禹 的血脈，同樣地，吳則承繼著周的血脈。這在「世家」的體例中，

23 同上，「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頁 3307。

24 同上，「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強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頁 3309。

25 《史記》卷 41〈越王句踐世家〉，頁 1756。

26 《史記》卷 114〈東越列傳〉，頁 2984。

是有一種文化對稱的寫法。在《史記．吳太伯世家》中，他自己就 說： 「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 ²⁷ ， 這不但表示《春秋》如此記載，而司馬遷也如此相信，所以也記錄 了吳國與虞國的分立： 「周章以吳君，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 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 ²⁸ 同樣地，於〈陳杞世家〉

中談到： 「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 王句踐興。」 ²⁹ 再加上，在敘述太伯奔吳時，已明言： 「於是太伯、

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³⁰ 而在〈越王句踐世家〉

亦言：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 ……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

31 據此，司馬遷在認為吳越文化上落後的同時，也肯定了吳越兩國承 擔起中原虞、杞兩國對於周和夏的繼承。因此，有「禮失求諸於野」

的態度，也明確地表現出吳越兩國作為歷史支線與主線之間的關係。

4. 至於吳越歷史其他人物的事蹟，司馬遷則是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就 范蠡而言，並沒有范蠡的專傳，而是將他在越滅吳國以後的事蹟附 在〈越王句踐世家〉後半段。也就是范蠡經商，而以陶朱公聞名天 下的過程。至於一度幫助吳國強大的伍子胥，則有專門的〈伍子胥 列傳〉 ，從其父兄在楚遭害，子胥外奔開始描述，到他死為止。另外 幫助闔閭奪取王位的專諸，則列入〈刺客列傳〉 ；扭轉吳越情勢的子 貢，也歸在〈仲尼弟子列傳〉 。此也說明了，對司馬遷而言，吳越兩 國史事中，在其所強調的「吳之讓」與「禹之烈」以外，其餘的人 物與事蹟則就安排在其他的篇章之中，用以表現其他的歷史面貌。

5. 與《史記》中其他世家的篇章比較起來， 《越王句踐世家》在內容上 有部分還是承襲《國語》中〈吳語〉、〈越語〉的記載，而不似承襲

《春秋》 、 《左傳》的其他世家篇章。當然就資料上來說， 《春秋》和

《左傳》關於吳越兩國的史料並不多，這也就造成了《越王句踐世 家》的成書必須相當倚重〈吳語〉和〈越語〉的記載。 ³²

可以這麼說，到了《史記》為止，對於吳越兩國的歷史記載的架構

27 《史記》卷 31〈吳太伯世家〉，頁 1475。

28 同上，頁 1446。

29 《史記》卷 36〈陳杞世家〉，頁 1586。

30 《史記》卷 31〈吳太伯世家〉，頁 1445。

31 《史記》卷 41〈越王句踐世家〉，頁 1739。

32 關於此點，亦參考吉本道雅，〈越絕書小考〉的觀點。頁 13。

已經完全地建立在史書之中，即使本文於下一章才要討論的《越絕書》

與《吳越春秋》，基本上也不脫離這個架構。司馬遷清楚地交代了吳越 兩國的起源，這是之前所提到的史書所沒有的。當然這不是司馬遷所想 像的，不過在越國世系方面的說法與《世本》不同，日後學者多有討論，

這留待下一節再談。雖然無法知道其最早出自何處，但亦不輕易認為其 杜撰，可能就是吸收早期流傳吳越地方的說法。另外，句踐以後史事，

唯有《左傳》零碎記載，但《史記》則用很大的篇幅記載無彊史事，他 也是越國由盛轉衰的關鍵。而句踐到無彊的世系，在《竹書紀年》中也 有所記載，這被唐代的司馬貞注《史記》時所利用，其中也有若干越國 史事。 ³³ 再加上，司馬遷所採用以解釋歷史起源觀點的五帝，也早在戰 國時代就已被當時人所認知，只是尚未有一系統。 ³⁴ 故可以說，以《國 語》中〈吳語〉和〈越語〉為主軸，《史記》充分利用了許多戰國時代 出現的史書，接受了他們的歷史記述與歷史觀點。

然而此種諸國事系的採用以用來說明各國王室的歷史寫作，不單單 只是交代一國的來龍去脈而已，還隱含了兩種意義。對此王明珂有做過 精要的討論。首先，根據考古的挖掘，認定在吳越地方於周代以前早有 相當發展的社會，至少已經是個分化有等級的社會，而其文化成分與中 原文化有互相影響，所以太伯至吳是否能成為當地的領袖大有疑問。故 王氏認為在考古的證據上，是很難認定太伯奔吳的可靠性。且在太伯奔 吳此事作為吳國起源的同時，也抹去了當地原有的文化起源，這算是一 種對當地祖先的「失憶」 。 ³⁵ 因此， 《史記》提供的歷史發展是華北中原 單一起源，是個樹枝狀的系譜，而非錯綜複雜的蜘蛛網。其次，王氏也 提到，不僅在血緣關係上將吳越君王皆視為三代的後裔，同時也因為君 王與人民被視為同一族群，吳越兩國底下所統治的人民，就與夏和周建 立了血緣關係。因此原本只是君王作為三代聖人的後裔，連帶著所統治 國內的人民也被視為聖人的後裔。故此種記述方式，是血緣和政權的結 合，也說明了人民與國家空間的關係。 ³⁶

33 《史記》卷 41〈越王句踐世家〉，頁 1746-1747。又《世本》亦有記載越王句踐以 後世系，見泰嘉謨，《世本輯補》，頁 47。收入《世本八種》（台北：西南書局有限公 司，1974 年 1 月）。

34 王仲孚，〈試論漢代的古史系統〉，《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 史哲出版社，1991 年 10 月），頁 307-309。

35 王明珂，〈邊緣人群華夏化歷程：吳太伯故事〉，《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台北：允晨出版社，1997 年 4 月），頁 255-287。

36 王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這種血緣與地緣的相互影響，也是中國歷史中記載地理的顯著特 性。中國地方志的發展，雖有記載當地的山川地理，但同時也有濃厚的 歷史氣氛，這是因為地理原本在史書中即附屬於歷史的記載之下。因 此，歷史與地理相互影響彼此的性質。故在討論完專門記載吳越古史的 史書篇章之後，就從地理的角度分析同樣出於華北中原的觀點，如何看 待吳越地理。

二、吳越的地理記載

一般討論中國最早的地理記載，都會以〈禹貢〉作為標的。 〈禹貢〉

收錄於《尚書》 ，在戰國時代被託為大禹的作品，所以司馬遷撰《史記》

也將〈禹貢〉收錄於〈夏本紀〉之中。然而根據學者的研究，多數認為 是戰國時代的作品，而屈萬里的考證則認為是春秋末年的作品，是本理 想的「體國經野」之書。 ³⁷

〈禹貢〉的基本寫作方式是分天下為九州，內容是對於自然地理的 簡單描繪，以山川作為地理的區隔，其中包括各地理區位置和大致的山 川走勢，以及田賦的等級評估和貢物的具體內容。而對於當時吳越地方 的地理記載主要是包括在揚州之內。不過因為未言及閩、粵地理，所以 學者懷疑揚州未包括兩地。 ³⁸ 其中敘述了揚州田為九等，賦為七等，認 為是低溼地，生產力低落。此外還記載了當地的風俗，「島夷卉服、其 篚織貝」 。此外，其核心就是「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也就是太湖流域。

對此，屈萬里也認為歷來對於三江的說法甚有紛歧，但說法甚早，表現 出當時人無法審查三江實況。 ³⁹

然而，根據前引王明珂的說法，可以得知吳越地方的開發甚早，經 濟與文化都小有成就。 ⁴⁰ 故〈禹貢〉對於揚州地方生產低下的描寫，再 配合三江的描述可以得知，〈禹貢〉作為以華北中原為中心，試圖含括 當時天下地理時，對於揚州地理的描述其實暴露了知識的缺乏，以及因 此產生的偏見。再配合風俗上的描寫，甚至可以認為〈禹貢〉對於揚州

究所集刊》73 卷 3 本，2002 年 9 月，頁 594-595。

37 屈萬里，〈論禹貢著成的年代〉，《書傭論學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73 年 7 月），頁 115-160。

38 屈萬里，〈禹貢〉注 36，《尚書集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 10 月），

頁 55。

39 同上，注 38，《尚書集釋》，頁 55。

40 〈邊緣人群華夏化歷程：吳太伯故事〉，頁 257-263。

的評價，是認為其文化也是不高，與生產力同屬次等。

對於撰寫《漢書》的班固來說，吳越古史不屬於漢代的歷史，自然 不會花費筆墨在其上。然而其獨創的〈地理志〉，成為日後正史的基本 模型，而〈地理志〉卻有著對於吳越古史的少許記載，這是個非常有趣 的現象。

《漢書．地理志》的基本架構可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直接引〈禹 貢〉和《周禮．職方》 ，因班固認為〈禹貢〉是禹的作品， 〈職方〉則為 周時的作品，所以第一部分的抄錄，基本上就是個歷史地理的寫作方 式。第二部分則就連接到漢代的地理，其劃分方式就是以漢代郡國為單 位，與九州的畫分大不相同。其中記載了郡國以及縣的沿革，戶口數。

又山川的記載，則依其所處郡縣位置，在其郡縣的條目下加以介紹。且 以郡縣城為中心，交代其郡縣中其他地理位置與郡縣城的相對距離。第 三部分則是討論各地的風俗，是承襲劉向與朱贛的記載， ⁴¹ 因此此中敘 述的分類方式又是以文化作為區隔。其中的文化，又是歷史文化，與周 代諸國的位置作為劃分。故吳越古史也在此呈現，影響了一地的風俗。

對於吳越古史的記載， 《漢書》中基本上是承襲了《史記》的說法，

而是分在「吳地」與「越地」兩個部分記載。關於吳地的記載，同樣敘 述了太伯讓位奔吳之事，以及吳國的建立。其中包括虞的分封，壽夢的 強大，季札之賢，以及闔閭用孫武、伍子胥，夫差時滅亡之事。又同時 將壽春、合肥一起納入描寫，說明從前有屈原、後有宋玉、唐勒等文人。

到了漢代又有吳王濞招納天下的遊手好閒之人，其中有枚盛、鄒陽、嚴 夫子等人，到了淮南王時也有許多賓客創造文學。即使在吳地也有嚴 助、朱買臣等人，他們的文學風格都流傳於世，然而對於他們的評語是

「失巧而少信」。也認為因為「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並兼，故民俗略 同。」 ⁴² 此外，越國的歷史則是在粵地中敘述，包括句踐作為少康庶子 的後裔，敗闔閭，卻輸夫差。後來用范蠡、文種計謀而復國，後被楚滅，

41 《漢書》卷 28〈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 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 之虖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 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

頁 1640。

42 《漢書》卷 28〈地理志〉，頁 1668。

以及秦漢時代的閩君搖、南越趙佗之史事。

與《漢書》相比，《史記．貨殖列傳》也有記載各地物產。雖其目 的不在於記載地理，但對於各地風俗、物產的介紹，《漢書．地理志》

多有承襲《史記．貨殖列傳》之處，故也可以與《漢書．地理志》做個 比較。

對於《史記．貨殖列傳》的分析，阮芝生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的觀 點。他將〈貨殖列傳〉分為四個部分：貨殖總論、漢前貨殖，漢代地物 風謠和「由此觀之」。阮氏以為〈貨殖列傳〉是為天下人立傳，司馬遷 肯定人普遍追求利益的慾望，但不能恣意，仍要有禮義。所以司馬遷描 寫漢人爭相逐利的情形，其實是諷刺漢武帝易風俗的結果。 ⁴³ 而在漢代 地物風謠的部分，司馬遷就介紹了漢代各地的貨物生產、以及人的經濟 活動與衍生的風俗。

關於東南方，司馬遷將其分成三個部分，認為「越、楚則有三俗」，

即西楚、東楚和南楚。而吳越地方則是在東楚。司馬遷以為「彭城以東，

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 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 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⁴⁴ 此種敘事 方式與《漢書．地理志》雷同之處在於此地並沒有獨立的風俗，而是概 括式的，因接近其他地域，風俗則受其影響。又於西楚，司馬遷認為「其 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而南楚則是「其俗大類西楚。」

及「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 ⁴⁵

因為司馬遷所謂的西楚，即是春秋戰國時代楚國主要部分，此地被 司馬遷認為有獨特的風俗。故可說，司馬遷對於吳越地方風俗的認識其 實不深，因此類比於楚地的風俗或是齊地的風俗。且觀察其中的價值，

基本上又是負面的，包括了輕率、發怒、無信等，又不懂得積蓄。這些 都與儒家道德所要強調的禮義有明顯的違背，但這些卻成為形容吳越風 俗的概念，且也影響了《漢書．地理志》 ，可說是西漢長期以來的刻板 印象。雖然《漢書．地理志》加入了簡短的吳越歷史，以歷史的發展解

43 阮芝生，〈貨殖與禮義──《史記．貨殖列傳》析論〉，《臺大歷史學報》19 期，1996 年 6 月，頁 1-49。

44 《史記》卷 129〈貨殖列傳〉，頁 3267。

45 同上，頁 3268。

釋當地風俗，但得到的印象仍為「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 劍，輕死易發。」其實不脫「尚武，不愛惜生命」的觀點。

縱論以上描述吳越地理的篇章，地利與物產基本上是一貫描述的重 點，這反映了中原政府對於各地經濟資源的重視以及控制。當然，因為 漢代帝國的出現，所以《漢書》中會有郡縣的格局，以統治的行政力量 凌駕自然地理。然而在人文地理方面，對於風俗的認識，還是深受著自 先秦以來的影響，歷史在此就發揮了深刻的作用。當然，這是有高度選 擇性的，在吳越歷史的記述之中，不管是《史記》，還是《漢書》都有 提到中原先王的起源，太伯和季札的禮儀，然而這在型塑中原人對於吳 越風俗的印象時，卻起不了作用，反被忽略了。

以上主要討論的是春秋戰國以來各種史書對於吳越歷史、風俗或地 理的描寫，這其中有一個趨向，就是雖然維持著華北中原史觀的偏見，

將吳越地方，不管是歷史、風俗或地理都保持著一貫偏見，但都將其納 入到中國的疆域之中，華夏的系譜之內。這是一股強大的吸力，不過也 只是一種反映在部分史籍中的心態。因為就越國的起源而言，當時還存 在著不同於《史記》的說法；且在秦漢以後存在著東越、南越等政權，

在《史記》中被認為是越國的後裔。這些都使得史家在撰寫歷史之時，

足以牽動對於越人的定位。其中的關鍵為何，以下就接著討論這個問題。

第二節 秦漢與越政權的關係和正統觀的發展 一、從春秋到漢初吳、越概念的離異

吳國在被越國滅亡之後，越國也被楚國所滅。雖然《史記》對於越 國晚年的史事有所交代，但有學者指出在時間上有誤。 ⁴⁶ 此外，在越國 滅亡之後到南越、東越政權的建立之間的歷史，《史記》的記載也是模 糊不清。在〈秦始皇本紀〉有一條：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

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

46 見楊寬，〈楚懷王滅越設郡江東考〉和〈關於越國滅亡時代的再商榷〉，認為越國滅 亡的時間應是楚懷王二十三年（B.C. 306），而非《史記‧越世家》所記載的時間為楚 威王七年（B.C. 333）。收入《楊寬古史論文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7 月），

頁 278-284，285-294。

大酺。 ⁴⁷

此外《史記正義》亦有言，所謂「越君」其實是在楚滅越之後承襲越地 世系的當地領袖，而在秦國進入江南之後，也投降於秦。 ⁴⁸ 由此再進一 步連結到秦漢之際的東越、南越等越政權，其實已經可以勾勒出，雖然 吳國早被滅，但越政權長期存在的歷史事實。對此，可能深深地影響了 漢人對於吳、越兩國的概念，反應在《史記》中有價值判斷落差的寫作 方式。

先從祖先淵源的關係說起。吳國的來源在《史記．吳太伯世家》

中不但描寫吳太伯一人，也描寫了其弟仲庸、季歷。他們都是有名有姓 之人，且雖然周代是由季歷及文王昌這一支所承繼，然而吳國因為是吳 太伯後之故，為古公亶父子之長，輩分上甚至比周朝更高。故此顯現的 與越國先祖只是「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⁴⁹ 的模糊印 象截然不同。不但無名，也只是庶子，地位與吳太伯相差甚多。且吳國 是以〈吳太伯世家〉命名，強調的是吳太伯讓的行為，而不是後來春秋 時代吳國興衰歷史。但是〈越王句踐世家〉強調的是以句踐的事蹟為主，

其祖源只是寥寥幾行。由此可知，不但吳與越在地位上有高低差異，與 華夏的關係也有顯著地遠近感。

對此現象的產生，王明珂是以利用春秋時代的族群衝突來解釋這 個問題。他認為春秋時代華夏最大的敵人是楚國，中原諸國於是與吳國 形成聯盟，吳王闔閭也一度幾乎滅了楚國。但是越國與華夏的關係沒有 那麼密切，越國一方面與吳國相爭，且後來越王句踐還北上爭奪華夏盟 主。相對華夏與吳國的聯盟關係早在於吳王夫差北上爭盟主以前即有，

因此是以春秋時代的戰爭結盟關係討論親疏。 ⁵⁰ 然而此說法存有漏洞，

因為吳國雖與中原華夏國家合作，但在夫差時也曾北上與華夏國家爭 盟，所以兩者的關係是不穩定的。不過就整體而言，吳晉之間的結盟關 係仍是大勢，只是其文主要證明邊緣人群對華夏文化攀附的行為。然 而，祖源的影響應該還是有的。因為在《左傳》中已歷歷顯示出當時人 都認為吳國為太伯的後裔，但沒有關於越國的記載。故在此，卻陷入了 一個循環論證的盲點。也就是究竟是當時的政治局勢影響了此種歷史記

47 《史記》卷 6〈秦始皇本紀〉，頁 234。

48 同上，《史記正義》，「楚威王已滅越，其餘自稱君長，今降秦。」頁 235。

49 《史記》卷 41〈越王句踐世家〉，頁 1739。

50 〈邊緣人群華夏化歷程：吳太伯故事〉，頁 255-287。

憶上的攀附，或相反地，是此種歷史記憶影響了當時的政治結盟。或者，

更有可能的是歷史記憶與政治局勢互相影響，相輔相成。

此外，戰國之後的政治局勢似乎也起著作用，也就是即使接受了 吳國與越國同為華夏之後，然而因為越國或是越人的繼續存在加深華夏 與越人的區分。故到了漢初，一方面因為東越和南越的存在，都被認為 是句踐的後代，所以句踐的歷史記憶被突顯，尤其是句踐滅吳國和北上 爭盟的歷史，這呼應了漢初的敵對情勢。另外一方面越人也一直有延續 的情形，並沒有形成像對吳國的記憶只留在春秋時代的吳國而已，那麼 吳國作為華夏的後裔則不再動搖。不會像越人在漢代仍存在，而強化了 人群之間的區分，甚至回頭影響著春秋時代的越國定位。

而這種吳越親疏遠近的現象還可以從漢朝的分封中見到。漢初無 力貫徹郡縣制而行郡國並行制時，就有分封諸子為吳王，之後甚至造成 了吳楚七國之亂。其中分封吳王濞時，還因為「上患吳、會稽輕悍，無 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 ⁵¹ 在此 顯示出，吳越地方的風俗不只是在敘述地理時所認知，甚至於政策上的 安排都受其影響。且其中作為劉氏宗族子弟，是可以存在「吳王」這樣 的封號。但越王基本上仍是越人後裔的君長，是對東越、南越領袖的稱 呼，兩者在身分上與族群劃分上有明顯的區分。

二、秦漢間的越正統

前述站在秦漢王朝的立場，對於越的描寫是屬於較為疏遠的關係，

且越國滅亡迄兩越政權建立之間歷史記載的疏漏同樣反映此一現象。然 而平勢隆郎的研究，重新建立起從戰國到漢初的越正統系譜，也挖掘出 漢初不為人所熟知的一面。

在〈越の正統と『史記』〉一文中，平勢氏指出越的正統是由漢初 的義帝所延續，他繼承了秦代的越君，在漢初作為楚的義帝又同時作為 越的義帝，而後才由南越王所繼續繼承。關於此中的推論，平勢氏是運 用大量在《史記》中矛盾的紀年，發現漢初同時存在許多紀年方式，包 括了漢朝的紀年，諸侯王的紀年，以及義帝的紀年等等。進而提出了在

《史記》中被記載為王的項羽、南越王以及黥布等人都可能曾經稱帝，

51 《史記》卷 106〈吳王濞列傳〉，頁 2821。

因此漢初的世界是眾帝存在的世界。 ⁵²

這樣的研究其意義是多方面的。首先，就復原越正統而言，凸顯了 越的勢力從戰國到漢初的延續，這不但證明了越的歷史記憶的強韌性，

也可說在漢初的世界中，漢朝對兩越來說並不見得是站在優勢的一方。

以上是就實際國際現況著眼，就紀年的方面來說，到了文、武帝之後，

對於漢初這種群帝並存的世界加以否定，不但其中的紀年隱匿不彰，且 在封號上多被降一級，由「帝」變成「王」，而獨尊漢朝皇帝為唯一的

「帝」。這也顯示了漢代正統觀的逐漸形成，而將非正統的政權、統治 者等，以較次等或附庸的地位加以處理。

另外，隨著戰國晚年，楚國對於越國的征服，楚越兩國的關係更加 密切。而這也是平勢氏論證義帝同時作為楚和越的義帝時的歷史基礎。

前述《史記．貨殖列傳》在描寫南方風俗時，已經提到是將其分為東楚、

西楚和南楚。平勢氏提到項羽的「西楚霸王」的稱號，就是來自於西楚 的根據地。相對地，東楚即是吳越故地，而這原本是義帝的根據地。因 此一方面作為吳越的故地，義帝在越正統之中扮演了承接戰國與漢初的 角色，所以在政治制度上吳楚有所混雜。作為風俗的理解，《史記．貨 殖列傳》也同時提到越楚風俗的相關性。因此，隨著楚國對越國的征服，

不管是在政治制度上越楚有所混合，對北方華夏而言，風俗也是相類似 的。

關於越楚在政治型態的雷同性，吉開將人也提出類似的研究。在其

〈印からみた南越世界──嶺南古璽印考──〉一文中，透過璽印與官制 的考察，同樣指出南越在官印與官制上襲用楚制。且也提出，對於「楚」

制的使用在漢初的諸侯王中往往帶有反漢的象徵。又就墓葬文化面貌來 說，吉開氏認為其楚氏的文化不是由北傳播到南，而是透過包括陳勝、

義帝、項羽在內「楚」政權中的制度而來。同時，南越政權也同是運用

「楚」爵制對於週遭的少數民族進行統治。 ⁵³ 其中的觀點與平勢隆郎略 有差異，平勢氏強調越的正統，吉開氏則強調楚的文化承繼。但就其兩 者所建立起的系譜其實都承認了義帝、項羽到南越的連續性，也同時指

52 平勢隆郎，〈越の正統と『史記』〉，《史料批判研究》創刊號，1998 年 12 月，頁 13~46。

又後來所出《中国古代の予言書》第三章第一節〈漢代の史書と《春秋》《左傳》〉（東 京：講談社，2000 年 6 月）也收錄了其中的觀點。頁 151-192。

53 吉開將人，〈印からみた南越世界──嶺南古璽印考──〉，《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136、137、139 冊，1998 年 12 月、1999 年 3 月、2000 年 3 月，頁 89~135、1~45、1~38。

出了南越在漢初勢力的強大。

除了文化的混合之外，可以再追溯兩國的起源說法，以觀察兩國之 間的關聯。就楚國而言，其蠻夷的性格似較越國強烈， 《史記．楚世家》

中即有記載關於楚國的起源：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 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 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 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 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 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

芈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 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附沮 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 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 ⁵⁴

其中，雖然說明楚之先祖為顓頊，然而後代為「季連之苗裔」，也就是 說楚國是由其在蠻夷的一支所發展出來的。此說法在《國語．鄭語》也 有提到：

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羋姓夔越不足命也。蠻羋蠻矣，唯荊實 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羋，實與諸姬代相干 也。 ⁵⁵

說明了楚即使是帝顓頊之後裔，然而成為蠻夷，且與中原姬姓諸國發生 征戰是不容忽視的。同時據《世本》 ， 「越、羋姓也。與楚同祖。」 ⁵⁶ 似 認為楚越同出一源。因此對當時的華夏而言，在認識南方的楚國以及在 楚國勢力下的越君，似乎持有同出一源的觀點。這種將越、楚視為相同 起源的觀點，既不是在《史記》提出「越為禹後說」的說法，且亦非是 當地起源的說法。雖然在司馬遷的認知中，楚出於顓頊高陽，與大禹同 祖，但畢竟兩者自顓頊以下即分，而芈姓是得自陸終之子季連。故《國 語》和《世本》的說法，其實指出了越與楚的蠻夷性格的親近性。又根

54 《史記》卷 40〈楚世家〉，頁 1689-1690。

55 《國語》卷 16〈鄭語〉，頁 511-512。

56 《史記》卷 43〈趙世家〉，張守節，《史記正義》引《世本》，頁 1809-1810。

據學者的研究，包括了劉歆的《

經》和王符的《潛夫論．五德志》，

是將大禹歸為少昊氏之後，楚則歸於共工氏之後， ⁵⁷ 則禹和楚甚至不同 祖。故若不強調越為禹後，而強調越為羋姓的話，則越與楚的關係更密 切，蠻夷性格也更明確。 ⁵⁸

其實就越楚兩國在先秦的歷史發展中，越與楚之間的關係是很密切 的。包括越楚經常通婚，越國的興起多仰賴楚人，且面對吳國時，越楚 也達成了同盟。 ⁵⁹ 因此即使戰國時代兩國處於敵對國，越國又被楚國所 滅，但兩種文化的交融是不會有太大的阻礙。故雖有《史記》與《漢書》

認定了越為大禹之後的看法，但同時自春秋戰國到漢代，也同時存在著 認為楚越同祖的觀點。而此種觀點的持續存在，一方面有其先秦文化交 流的基礎，但也不能否認戰國末年以後文化相融的事實。故此種觀點勢 必影響著漢代士人對於越人的族群屬性，認為越與禹的關係疏遠，而與 楚的關係接近，具有蠻夷的性格。

然而即使在漢初諸侯分立的年代，越政權控制著南方的勢力，對於 漢朝來說是個重大的威脅。但隨著漢武帝的統一，宣告了漢王朝的支配 力與越政權的消失。且在政權的消失之際，同時代的《史記》也同樣對 越正統作出了否定。關於此問題，牽動著漢初逐漸發展的漢代正統觀，

57 〈試論漢代的古史系統〉，頁 305-321。而王符的所建立的古史系譜如下：

此參考胡秋原，《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台北：學術出版社，1978 年 10 月 台四版），第二章〈中國文化之原始與原型〉中的表繪製而成，頁 41。

── 表示血緣關係，─→ 表示王位繼承

（木德）太昊氏─伏羲─高辛氏帝嚳（八元）─ 文王─周

↓ ↘ ↑

（火德）神農氏─炎帝──────堯 │

↓ ↘ │

（土德）軒轅氏─黃帝───────舜 │

↓ ↘ │

（金德）少昊氏─青陽（四才子）───夏禹 │

↓ │

（水德）共工氏─高陽氏顓頊（八愷）─句龍后土─契──殷湯

└──皐陶─嬴伯翳─趙─秦

──黎─祝融─芈────熊─────楚

58 王仲孚尚有提到劉歆古史系統，是成為漢代以後廣被接受的古史系統，影響力較《史 記》廣泛。但此系統主要被接受的是在三代以前的古史系統，或是表現在緯書和《路 史》等書之中。但這與本文以下的討論，兩漢以後人對於越為禹後與越與楚同姓同時 並存的說法並不矛盾。見〈試論漢代的古史系統〉，頁 315-318。

59 蕭璠，《春秋至兩漢時期中國向南方的發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73 年 12 月），頁 68-69。

姜原 姬棄

其逐漸支配著歷史的書寫。

三、秦漢朝正統的發展與史書記載

一般學者討論中國正統論的發展，多數關心鄒衍所發明的「五德終 始說」為其影響之淵源。其書說明了各政權以各種德的屬性，一方面可 以預測未來，一方面也可以理解過去。又其中的內容，除了德的屬性之 外，也與許多天地萬物相互配合，形成一個完整的宇宙觀。之後秦始皇 統一天下，即推定秦朝為水德，尚黑。漢取代秦之後，卻屢次針對漢朝 本身的德進行爭議。包括在漢文帝時代，有張蒼認為漢朝如同秦朝為水 德，尚黑，但也有如賈誼、公孫臣認為漢朝應屬土德，故該改正朔、易 服色。這些學者對於春秋三傳多有鑽研，可說是一方面具有陰陽五行的 觀點，但也從儒家經典中以歷史的方式作思考。此後，最有名的就是漢 武帝時期的董仲舒，建立起五行政權循環的觀點，此外也還提出了在制 度上有文忠、敬、文三種型態循環的「三統說」。但不同的是，五行循 環帶有取代與排斥之義；然而「三統說」則有互相補充之義。至於西漢 中期以後，因為政治與社會的危機，逐漸發展出再受命的觀點，認為皇 帝為了解決災禍，再次受到上帝垂青，就要在制度上作更替。但也因為 這種受命思想的發達，替王莽的興起以及新朝末年許多群雄割據提供了 在解釋政權合法性的依據。 ⁶⁰

因為正統思想體系的不斷發展，以及對於漢朝存在的肯定。故為了 確立漢朝的正統性，除了漢朝本身的德屬性的爭論外，其實也牽涉到對 於古代政權的認識，且這種認識還涉及了漢朝與前代王朝之間的關係。

就賈誼所提出的土德說法，其實就是否定了漢朝繼承秦朝，而是繼承周 代，否定秦朝的觀點。前述提到平勢隆郎的研究中，也發現劉邦時期承 認義帝元年的觀念，到了文帝的時遭到取消。代之的則是在曆法上，漢 朝直接繼成秦朝，中間不再有義帝的紀年。 ⁶¹ 因此，在這種正統觀逐漸 為了漢朝的正統性確立的同時，許多割據的政權也被於附屬的地位，而 曾與漢朝平起平坐的態勢就被轉變成有位差的關係。因此，可以觀察在

《史記》與《漢書》中是如何描述南方的越政權，以理解在正統觀的影 響之下，史書表現的形式上如何安排漢朝與兩越的位置。

60 關於西漢正統的發展，可參考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台北：學生書局，1990 年 10 月），第五章〈秦漢正統論的發展及其與史學的關係〉，頁 147-214。

61 〈越の正統と『史記』〉，頁 34。

在《史記》中，司馬遷將〈南越列傳〉 、 〈東越列傳〉 、 〈朝鮮列傳〉、

〈西南夷列傳〉等一字排開，然而與之前的〈匈奴列傳〉中間隔著〈衛 將軍驃騎列傳〉和〈平津侯主父列傳〉，在之後則安排了〈司馬相如列 傳〉和〈淮南衡山列傳〉，而全書最後則是一系列人物類傳。這種對於 四夷傳的安排方式與《漢書》以後的史書明顯不同，因為從《漢書》以 後編列四夷傳的成例來說，通常是將四夷傳放在所有列傳的最後，然而 在《史記》之中四夷傳之間還穿插了許多其他的人物傳。過去這個現象 令史家不解，不過徐復觀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觀點，他認為司馬遷敘述這 些四夷的順序是按造與漢朝發生關係的先後，或是問題得到解決的先後 所安排。 ⁶² 此外這不單單只是敘述四夷之事，而是站在四夷政權與漢朝 互動的觀點，故這牽涉到漢朝國力與內政的問題，所以〈匈奴列傳〉是 夾在〈李將軍列傳〉和〈衛將軍驃騎列傳〉之間，〈南越列傳〉至〈西 南夷〉則是夾在〈平津侯列傳〉和〈司馬相如列傳〉之間等。這就表示

《史記》本身在整本書的安排上除了黃帝血緣為中心的安排以外，「內 本紀外列傳」和「內華夏外四夷」的理念是互相結合的，而形成三個層 次，也就是「本紀─世家─列傳」與「帝王─諸夏─四夷」。只不過他更 重視華夏與四夷的互動，並非是簡單地造順序的排列。 ⁶³

到了《漢書》之中，可以看到更強調的尊漢理念。除了前述關於春 秋時代吳越歷史直接承襲《史記》而來以外，就漢代兩越的活動，則也 彷《史記》 ，在《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中記述。但基本上內容是 抄錄《史記》而來。故歷史的發展來說，兩本書幾乎完全一樣，但是對 於事情的理解， 《漢書》就不同於《史記》 。在〈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的 傳後贊中，班固不同於司馬遷，把兩越的結局以因為是禹後代的解釋，

而是引《春秋左傳》的「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加以說明。 ⁶⁴ 這可以說 越人後代還能被封為萬戶侯，過著不錯的生活，在班固的理解中乃是因 為漢朝禮儀之天朝，施以德行的結果。故班固也特別為平定兩越的嚴 助、朱買臣立傳，可說為了彰顯其為漢朝解除身為外患的夷狄。至於在 形式上，班固的《漢書》較為格式化，也就是像《史記》中四夷列傳與 人物傳的相交叉安排的情形不再，而是〈匈奴傳〉 、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和〈西域傳〉依序排列，四夷傳成為一般人物傳的收尾。另外因為班固

62 徐復觀，〈論史記〉，《兩漢思想史‧卷三》（台北：學生書局，1993 年 9 月），頁 984。

63 《中古史學觀念史》，第十章〈正史及其形成理念（下）〉，頁 530-532。

64 《漢書》卷 95〈西南夷兩粵朝鮮傳〉，頁 3868。

也取消了世家的形式，所以史記的「本紀─世家─列傳」三層次，也就 變成只有「本紀─列傳」兩層，其中的「帝王─諸夏─四夷」也變成「帝 王─臣子/四夷」。這一方面可說是內在正統觀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外在 形式上是在漢武帝以後，其實外族的威脅對於漢朝而言日漸衰微，漢朝 與外族勢均力敵的情勢不再，外族更屈服於中國。 ⁶⁵

除了位階的觀念從《史記》到《漢書》有所增加之外，配合平勢氏 和吉開氏的研究，則不但在《史記》和《漢書》中否定了越的正統，也 始終將南越政權放置在四夷傳中對待。換言之，如果吉開氏的研究為 真，那麼在漢初的世界中南越政權也應該是屬於並立群雄中的一股勢 力。則按照《史記》中的編排，應該置於卷 89 至 91 之間，也就是秦漢 之際的群雄張耳、陳餘、魏豹、彭越、黥布等人的傳之間。即使司馬遷 因為強調以漢政權為中心，由此展開與其他勢力關係的互動，作為《史 記》敘述的主軸。而這方面，劉邦的勢力的確與南越政權較為疏離。但

《史記．南越列傳》的安排方式，一方面突顯了漢朝中期，漢越之間的 關係與漢朝平定南越的過程。放在四夷傳之間，也突顯了南越政權異族 的性質。因此，即使南越政權在秦漢之間與其他勢力有所交往，但卻在 這樣的篇章安排底下被模糊了。只留下漢朝建立之後，漢越之間的外交 軍事的歷史過程。

此外，尚可注意的是，在《史記》和《漢書》的記載中，南越王對 於漢朝的臣服的關鍵，在於漢初的功臣陸賈。當時，趙佗南方稱王，劉 邦派遣陸賈出使南越，封趙佗為南越王以臣服於漢朝。而陸賈此行不但 使趙佗屈服，接受漢朝封印，也在禮儀上被陸賈所折服。雖然此事刻化 成一個外交使節迫使敵國的屈服，隱藏著漢初的對於南越統治的無力，

但對於漢儒來說，重要的是陸賈能以禮屈之的這件事情上。

在《說苑．奉使》中，劉向幾乎收錄了與《史記》、《漢書》〈陸賈 傳〉中近似的篇章，強調的就是陸賈在擔任外交使節上的才華。 ⁶⁶ 而東 漢的王充，也屢次提到此事，在〈率性篇〉中強調的是入境隨俗的道理，

67 故原本作為漢人的趙佗，也會因坐處南越而沾染夷俗。在〈佚文篇〉

65 《中古史學觀念史》，第十章〈正史及其形成理念（下）〉，頁 532-533。

66 （漢）劉向撰，左松超集證，《說苑集證》（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 90 年 4 月），

卷 12〈奉使〉，頁 767-768。

67 （漢）王充著，黃暉校釋（附劉盼遂集解），《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5 月），卷 2〈率性篇〉，頁 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