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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隨著時間,進入 義務教育階段的新移民女性之子逐漸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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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04 年的春天,在碩士班入學考試,看到了以「外籍新娘之子」

為對象的題目,要求考生回答特殊教育可以提供給這群學生的服務有 哪些。當時的我想,有這樣身分的學生很多嗎?這群孩子和特殊教育 服務對象的重疊性很高嗎?這個問題背後所隱含的意義,是這群孩子 將成為特殊教育服務的新生代嗎?忘了自己是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的,不過這些疑問也隨著接踵而至的考試迅速落幕!

再次觸及這個議題已經是在一個學期之後。「早期介入專題研究」

(2005)的課程中,老師表示這一群孩子極可能是未來特殊教育早期 療育新的服務對象之一。我想,這一群孩子算是異國婚姻下的結晶,

從遺傳學的角度來看,同種生物間,父系與母系的基因相差越遠,基 因排列組合的差異就會越大,後代產生不良遺傳的機率越小,這群父 母來自不同國家的孩子該是較沒有問題的一群,為什麼他們會成為早 期療育的服務對象呢?

當時和班上同學討論上課內容時,提及自己的疑惑。任教於台北 縣特教班的同學給了我印象深刻的回應。他說,「我班上下學期入班 的三個新生,都是新移民媽媽生的」。這樣的分享讓我感到驚訝!究 竟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還是只是個特例呢?這是大多數人對新移民 女性家庭的印象嗎?

這樣一個話題的結束,也是我關注這一群雙重特殊身分兒童的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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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統計(2006),九十五學年度的國中小學生中,有四萬七 千多名學生的父親或母親來自東南亞諸國(不含大陸港澳、新加坡人 士),比九十四學年度增加一萬三千人左右。可見,隨著時間,進入 義務教育階段的新移民女性之子逐漸增加中。

跨國婚姻由來自兩個不同國家的男女組成,當一個人進入另一個 不同的文化環境中,可能必須經歷一段文化適應的歷程,且每個人適 應 所 需 要 的 時 間 長 短 不 同 (Pires, Stanton & Ostenfeld, 2006)。來自兩個文化背景的男女組成一個家庭,可能會面臨一些適 應上的問題,研究發現,新移民女性最常出現的問題是壓力與緊張,

需要本國籍配偶成熟的帶領,以共同面對和解決問題(引自楊秋蘋,

2004)。但根據文獻調查,迎娶大陸或東南亞地區婦女為配偶的台灣 籍男子,多數為社會階層較低者、較年長者、或甚至身心障礙者(吳 雅玲,2004;林照真,2004;莫黎黎、賴珮玲,2004;黃木蘭,

2004)。因此,新移民女性家庭面臨的問題頗多,這些問題可能包括 經濟、教育、婚姻生活、文化適應、教養子女或健康等問題(陳佩足、

陳小云,2003;黃木蘭,2004;蔡榮貴、黃月純,2004;鐘文悌,

2005;鐘重發,2003)。

社會對新移民女性或迎娶新移民女性的家庭似乎也存有刻板印 象,給予負面的評價,使她們感受到社會異樣的眼光(林照真,2004;

莫黎黎、賴珮玲,2004;蔡榮貴、黃月純,2004)。從社會對這群 來自東南亞的母親的稱呼─「外籍新娘」、「外籍配偶」,似乎就可以 感受到社會對她們的接受程度(夏曉鹃,2005)。也正因為這樣的家 庭背景,使新移民女性家庭的子女似乎也背負了社會負面的評價,引 起教育工作者開始重視這群孩子的教育問題。

2002 年,婦女新知基金會舉辦了一個徵文活動:「請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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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新移民女性說自己」。這群因為婚姻渡海來台的女性說出了自己的 想法:「我們結婚很久,早已經不是新娘了,我們是有自主性的獨立 個體,不光是某個台灣男人的『外籍配偶』,請叫我們新移民女性」(引 自夏曉鹃,2005)。這是這群遠嫁到台灣的女性自己的選擇,因此本 文以新移民女性稱呼她們。

文獻指出,新移民女性之子的主要指導者和一般家庭一樣是媽媽 (莫黎黎、賴珮玲,2004;黃森泉、張雁雯 2003),而她們對孩子 的教育態度比較放任(蕭昭娟,2000)或順其自然(黃婉玲,2005;

謝慶皇,2004),比較重視的是孩子學校課業是否完成(謝慶皇,

2004;顏錦珠,2001)、家事分工(顏錦珠,2001)等情形。這些孩 子們在校表現多有語言表達、學科學習或常規遵守的困難(莫藜藜、

賴珮玲,2004;許靜芳 2004;曾琴蓮,2003;楊艾俐,2003;鍾 重發,2004)。

由於大眾對新移民女性之子的觀感抱持著較為負面的觀感,質疑 這群孩子的能力,檢驗這群孩子各方面表現的研究也如同雨後春筍般 的出現,尤其對這群孩子智商(陳湘淇,2004)、學業表現(林璣萍,

2002;陳湘淇,2004;張淑猜,2004;盧秀芳,2004;謝慶皇,

2004;鐘文悌,2005)、教育或學習問題(吳錦惠,2005;翁惠雯,

2004)、學校適應(周秀潔,2005;許殷誠,2005;盧秀芳,2004;

鐘文悌,2005)等方面的表現特別受到重視。檢驗之後,研究者也直 覺的進一步檢驗這些因素和孩子家庭背景是否有關聯。這樣的動作,

是否也隱隱反應出:對新移民女性之子們的表現直覺傾向「家庭」因 素的歸因?

相同的現象也出現在學校環境中。教師對新移民女性之子的觀感 似乎也抱持負面的態度(許殷誠,2005),進而影響對待學生及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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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方式,尤其教師對新移民的媽媽們多採高度指導方式,使得這些 媽媽們感受到貶抑、不被尊重,進而退卻,不敢與教師溝通(莫藜藜、

賴珮玲,2004)。

歸納上述文獻發現,不論是一般群眾、教師或是研究,對於新 移民女性之子的發展多抱持著負面的觀感,而且將問題多歸咎於家庭 因素造成,甚至直接將問題與新移民的媽媽連結。「適應環境困擾,

影響子女心智發展」、「語言溝通障礙,子女學習受限」(吳清山,2004) 的字眼處處可見。

這樣的觀點,讓我想起在「情緒障礙專題研究」課程(2004)中 同學的討論和老師大力疾呼的提醒:「面對孩子教不會或無法糾正壞 習慣的時候,最直覺的反應就是把問題或習慣直接歸咎於家庭,這樣 做法的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難道如果家長不配合,就沒有辦 法教導學生?若真如此,學校教育存在的目的是什麼?是不是只要有 完整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從家庭系統的觀點出發,家庭中每一成員間會相互影響,但家 庭也會受到外界價值觀與觀感的影響。由於新移民女性家庭內動力可 能不彰,因此更需要由家庭外社會資源提供支持。Sameroff 和 Fiese(2000)強調,能力的表現肇因於不同的社會資源、社經背景 家庭和兒童人格特質等因素,一連串複雜因素的交互結果決定兒童的 成功與否,環境的重要性不亞於兒童特質的影響。曾淑枝(2002)也 認為,社會變遷造成家庭功能改變,家庭社會化及教育功能明顯減 退,取而代之的是學校、同儕團體及傳播媒體的影響。

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兒童本身由於潛力上的限制,本影響他們 的成長與發展,使他們在生活適應與學習適應多遭遇困難。如今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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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屬弱勢的新移民女性(尤其東南亞國籍者)家庭身心障礙子女,是 否更添增家庭以及子女發展和學習問題的複雜性?家庭在教養這些 子女時,會遭遇更多的困難嗎?又,這些身心障礙孩子接受學校教育 的狀況為何?老師如何面對這些家庭?這些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及與 教師合作的情形為何?是否與一般身心障礙家庭的狀況不同?這些 問題是值得探討的!

帶著這些疑問,我進行的研究前初步的探索,已確定研究是否可 行。我訪談了有身心障礙子女的新移民女性家庭家長 8 位,和教導這 些學生的特殊教育教師 8 位(含任教特教班和資源班)、普通班教師 4 位,有了一些初步的發現:

從老師分享的觀點來看:所有的老師把孩子適應不佳皆視為理所 當然的現象,但在這些理所當然中,和其他障礙相似、能力雷同的學 生相比,又覺得這些孩子「常規不佳,行為問題比較多」、「說話很不 清晰」。在老師和家長的看法與互動方面,除了一位老師反應家長忙 於生計,每次到學校來匆匆去匆匆以外,其餘的老師都感受到家長對 他們的高度尊敬和高度配合。不過,緊接於這句話後面的總是有個「但 是」,而和「但是」相連的通常是:「好像不知道該怎麼教孩子?」、「很 安靜,不會主動表達需求」、「對孩子沒有什麼期待,對老師沒有什麼 要求」等。尤其,談及這些新移民媽媽教養孩子的能力,幾乎所有的 老師都認為,這些媽媽們缺乏教養孩子的能力,所以管不動小孩,導 致學生的行為問題多。

那家長的觀點呢?在受訪的新移民女性家庭中,所有孩子主要照 顧者都是母親,通常父親的工作時間很長,孩子大部分時間都是和母 親相處。這些媽媽們覺得孩子真的很難教,自己不太會教小孩,小孩 也不怕她,可是也沒有人幫她,壓力很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她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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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老師為孩子做的,也會盡量配合老師的要求,雖然有時候並不清 楚知道學校做什麼。至於和老師的聯絡方式,則受到孩子上下學的方 式影響。由家長自己接送孩子的,她們就在每天接送孩子的時間和老 師互動,不能和老師碰到面的,以「聯絡簿」為主要的聯絡方式,而 這通常由爸爸負責,重要的事情由爸爸轉告母親。

在研究前的初步探索中,最讓我感到好奇的是在家長高度配合的 行動、高度尊敬的態度、沒有多餘意見的情況下,老師仍然對家長沒 有好印象,覺得家長不會教導孩子,導致孩子的行為問題多!在這其 中,「配合」是指哪些方面呢?教學?行為處理?還是參與活動方面 呢?為什麼老師會覺得孩子行為問題是來自家長缺乏教養能力呢?

老師對家長有什麼期待呢?那對家長而言,她們在家如何安排孩子的 課餘生活呢?她們如何教小孩?為什麼這樣做?

在新移民女性家庭的的相關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新移民女性參與 子女教育的情況。文獻發現,新移民女性限於語言能力(台南縣教育 局,2002,引自蔡奇璋,2004:謝慶皇,2004)、忙於家計(周秀 潔,2005;教育部統計處,2004;蔡奇璋,2004)或是心理上的障 礙(蔡奇璋,2004),這些家庭與教師之間的互動較少且被動(謝慶 皇,2004)。然而,這樣的情形是否也同樣出現在有身心障礙子女的 新移民女性家庭與教師之間呢?

整理國內有關新移民女性家庭或新移民女性之子的文獻發現,所 有研究都是以一般兒童為對象,絕大多數研究探討這些家庭的背景因 素對子女在校表現(尤其學科表現、閱讀能力)、學校適應、常規、

同儕關係、學習態度和人際關係的影響(詳細的討論,請見第二章第 一節)。此外,還有人整體探討新台灣之子的教育問題(吳錦惠,2005)

和有關於新移民女性子女的政策和執行狀況(陳玉娟,2006)。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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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女性參與身心障礙子女教育的情形,至今國內還沒有人探討,

讓我有更強烈的動機進行本研究。

第二節 研究目的和焦點問題

帶著對這些媽媽們的初步認識和短暫接觸經驗後產生的疑惑,我 展開這段尋根究底的旅程。

在這段旅程中,我以有身心障礙子女的新移民媽媽為研究對象,

原本預計探究她們的身心障礙子女在校的適應表現與她們參與身心 障礙子女教育的情形。但是,實際接觸之後,我發現身心障礙學生在 校的適應有問題本為理所當然的現象。此外,也發現這些媽媽們對於 老師的要求配合度很高、對老師很尊敬,但老師們總在稱讚之後加了 個「但是…」,質疑媽媽們在家教養子女的狀況和方法。

因此,我以探究「新移民女性參育子女教育」為研究目的,並在 探究的旅程中,聚焦於下列的問題:

─ 她們在家如何教養孩子呢?

─ 這些教養孩子的方法受到哪些人或事物的影響呢?

─ 對於參與孩子的學校教育,她們的想法是什麼?

─ 她們和老師接觸的經驗為何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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